原编者按
“民主”是左翼政治广泛认可和推崇的价值，但是，现实存在的种种被称为“民主”的制度却往往难以被今天的左翼群体接受。无论是形形色色的“代议制民主”，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曾经的民主实践，似乎都常常在“民主”的名目下不同程度地压制群众的意愿和诉求。
在今天的文章里，丸久须为我们介绍了一篇分析左翼政党党内民主的论文。该论文聚焦于“党的领导”与“群众自主”之间的矛盾，提出了一个名为“有机联系”的框架，并以拉丁美洲两个左翼政党的实践为考察对象，论述了“有机联系”的两种不同路径。玻利维亚的MAS，在党纲层面塑造与群众组织的联系。党在发展过程中有效吸纳各地的群众组织与运动主张；该党大权在握之后，群众组织仍能通过制度性手段与政党-国家权力进行博弈与协商。乌拉圭的FA，则主要依靠群众组织领袖与党的领袖之间的“双重身份”与“个人关系”来维系党内民主。工会领袖同时参与党组织的决策机构，或与党的重要人物有牢固的个人关系，从而可以影响党的决策。通过这两种途径，群众组织有效抑制了政党的官僚化倾向。
不言而喻的是，这两个政党的民主实践并不是完美的，其中甚至隐藏着新的特权的萌芽。但是，他们的经验是鲜活的，也是动态的。政党政治下的群众组织往往处于弱势的、不完美的一端；但“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探索可能的路径，即使这样的路上需要人们披荆斩棘。
一般而言，自认为左翼的群体往往不会认为当今西方的多党制、代议制民主是令人满意的政治民主形式。在现实情况下，这种多党制民主往往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坚固外壳。不过，另一种政治民主的形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当我们尝试讨论“社会主义民主”之类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讨论什么？
我们今天还在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左翼往往对现实社会主义政权的民主建设成果感到不满，即便不同的左翼会对这种民主建设的失败做出非常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核心矛盾是“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也有其他表述，比如“领袖”与“群众”的矛盾或者“决策核心”的不可避免与“权力的去中心化”的理想的矛盾等等。“矛盾”的背后，大体上是这样一个问题：当“先锋队”掌握权力之后，如何保证革命者本身不会建立新的阶级统治？
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将会参考美国社会学家Santiago Anria与其拉丁美洲合作者于2022年发表在《政治与社会》（Politics & Society）上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分析对象是玻利维亚和乌拉圭两国左翼政党的党内民主。拉丁美洲左翼政党的民主语境和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权有所不同，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以下判断，即：社会主义民主试图回应的核心问题是“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的矛盾，那这篇文章的分析就依然有借鉴意义。
政党与群众组织的“有机联系”
事实上，左翼群体内部已经有不少关于“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的矛盾的讨论。不过遗憾的是，基于实践经验的分析往往未能给出具体的分析框架，而急于给出“替代性方案”的讨论则往往停留在“计划书”的层次。难能可贵的是，该文基于两国左翼政党的实践，努力给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他将这一框架称为“有机联系”。
“有机联系”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需要存在自主的群众组织。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如果群众都是原子化的个体，是一盘散沙，那是谈不上什么有效监督的。自主的群众组织意味着两点：第一是群众组织能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诉求，第二则是组织的领导者有自己的独立性，不完全从属于政党官僚。其次则是政党与群众组织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体现在政党的章程与正式制度中，也可以以双重成员身份（即政党成员同时是群众组织成员）等方式实现。最后则是群众组织必须在政党系统内拥有制度性权利，可以包括选拔政党的政治领导的人事权，也可以是参与制定政党方针政策的决策权。图1展示了“有机联系”的具体内容。
图 1 有机联系所包含的内容
玻利维亚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AS）与乌拉圭的广泛阵线（FA）实现“有机联系”的方式是不同的。总体而言，MAS与群众组织建立的是党纲层面的正式联系，而群众组织则通过对人事权的掌控来维持党内民主。FA则通过非正式的双重成员身份维持与群众组织的联系，而在制度性权利方面，群众组织则通过行使决策权参与党内事务。
领袖与群众：玻利维亚的经验
玻利维亚的MAS（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于1995年成立，该党最早的政治基础是古柯农民工会。在随后的近30年中，MAS的选区与阶级基础不断扩展，从最早仅仅代表古柯农民的地方性小党扩展为一个横跨城乡，代表农民与城市贫民等广泛社会底层民众的政治力量。
图 2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AS）的标志
总体而言，MAS的策略与哲学家拉克劳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所描述的策略不谋而合。在2000至2005年间，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群众运动席卷全国。在抗议浪潮当中，MAS采纳了各地群众运动最受欢迎的诉求，并将其纳入党纲当中。与此同时，MAS也将各地最受欢迎的群众运动领袖提名为该党在当地的候选人。通过这种方式，MAS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新的选区，并在不同选区，不同社会运动的多样诉求当中提炼出“共同纲领”。通过这种方式，MAS将自己确立为这些纲领诉求各异的群众运动共同的政治代表。
在实践这一策略的过程当中，埃沃·莫拉莱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莫拉莱斯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将诉求各异的群众运动团结成了一个横跨城乡的政治联盟。而随着霸权策略的推进，莫拉莱斯本人的个人威望也如日中天。
与社会运动关系也塑造了MAS的党内生态。为了统合不同群众运动的意见，该党定期召开包括“ampliados”（大型集会）在内的各种会议。这些集会将基层领导人和国家政党官员聚集在一起进行公开辩论，以保证不同社会运动的声音和诉求都能在党内得到表达。
在群众运动的浪潮之下，莫拉莱斯于2005年正式当选玻利维亚总统，并将一部分群众运动的领导人送进了政府。掌权之后，政党与群众运动之间的张力便愈发突出。为处理这一张力，MAS建立起了一个基于人事权的党内民主机制。从组织上说，MAS从未建立起一个足够强大，健全的党务官僚体系。这使得群众运动本身拥有着更强的自主性，能够更有效地代表基层群众的利益。
缺乏党务官僚系统的另一个结果，则是大量权力向莫拉莱斯集中。在党内事务当中，莫拉莱斯往往是那个“一锤定音”的人。当然，考虑到群众运动与MAS之间往往是联盟而非从属关系，莫拉莱斯在决策时也必须顾及党内团结。总体而言，莫拉莱斯政府有自己的议程，但是莫拉莱斯政府与支持MAS的群众运动往往也会通过某种“争辩性利益中介机制”进行一系列讨价还价机制。图3展示了MAS党内协商的实际动态。
图 3 MAS党内动态
作为“利益集团”，群众运动能够有效地向MAS政府施压，对抗国家权力本身的集中化，威权化倾向。例如，与MAS结盟的群众运动往往通过阻止或修改政府提案，使得莫拉莱斯更加对底层选民负责。例如，2010年的“天然气骚乱”迫使莫拉莱斯政府撤销了结束汽油补贴的提议，TIPNIS危机则迫使政府暂停了一个基础设施项目，同时也成功阻止了莫拉莱斯提出的冻结一般劳动法的提议。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群众运动都有效地改变了莫拉莱斯政府的政策走向。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群众运动本身是该党有能力与国内外统治阶级正面对抗，落实进步政策的力量来源。例如，虽然面临着高度动员的反对派，莫拉莱斯政府依然推进了工业部门的国有化与土地改革，以及2007年“尊严租金”与2010年养老金改革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再分配政策。
总体而言，独立的群众运动使得原本对国家治理影响甚微的底层劳动者拥有了发言权，并使得这一群体的利益与诉求变得更加难以忽视。进一步说，这些群众组织作为利益集团，往往能够对不断扩张的行政权力起到制衡作用。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这种非常特殊的反馈-回应模式也可能使得部分群众组织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使得国家机构难以有效维护公共利益。不过总体而言，群众组织的存在与相应的党内协商机制，确实相对有效地抑制了MAS的官僚化与寡头化，并塑造了一种相对韧性的参与式民主机制。
活动家的声音：乌拉圭广泛阵线的制度建设
乌拉圭的广泛阵线（FA）成立于1971年。FA常常被其成员视为“联盟与运动”的结合体。从组织上说，FA同时容纳了政治组织与社会运动的活动家，前者在党内以“派别”（faction）为单位，后者往往通过“基础委员会”（Base Committees）组织起来，这些基层活动家未必需要隶属于党内的某一政治派系。
图 4 广泛阵线（FA）的标志
在FA党内，“派别”成员与基层活动家被整合在一个金字塔式的政党组织当中。该组织分为三个层级：基层、中层与全国层面。在每一级机构当中，“基础委员会”中的活动家代表与各政治派别的代表都占据特定比例。除了在包括“全国全体会议”（National Plenary）在内的党内主要权力机构以外，这一组织原则也被贯彻在其他各类机构，委员会或特别工作小组当中。在全国全体会议中，就有一半的代表是基层活动家。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之下，该党制定了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纲领，并推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图5展示了FA党内的基本组织原则。
图 5 FA党内的基本组织原则
FA与各类群众运动组织的联系，是通过“双重身份”完成的。这种“双重身份”一方面意味着社会运动领袖往往与党的领袖处于同一个政治圈子当中，前者往往兼有后者身份，或者与后者有紧密的个人联系。另一方面，则意味着社会运动的基层活动家同时是FA的党员，而党内正式的组织规则使得基层活动家能够在各级党组织的决策过程当中拥有发言权。
党的领袖与社会运动领袖的个人联系，在FA政府的劳动关系改革当中体现出了自己的价值。在FA执政期间，政府通过了四十余项保护工人权利的法案，成功提高了实际工资，抵制了“零工经济”的蔓延，并加强了工会运动的力量。值得关注的是，FA政府成功恢复了行业层面的集体谈判，并使得这一政策惠及了农业工人和家政工人。
政治家爱德华多·博诺米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切。在2004年，FA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博诺米先后担任FA政府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与内政部长，而在该党执政之前，博诺米则担任了一个关于党、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委员会的主任。博诺米提到：
其实不仅仅是劳动关系政策，选举纲领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与工会共同制定的。事实上，其中许多政策成为了FA第一届政府的标志性政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工会领袖在新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位，他们做了好几个部门的部长。
事实上，FA政府与工会在新政策方面的沟通协商是在当地艾伯特基金会的场地中完成的。这些非正式的协商会议往往能够同时召集党的领导人，工会领袖，政府部长与该党的议员。工会领袖与党的领袖的个人联系是这些非正式会议可以被有效召集的前提。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的政治领导人与工会领袖就在包括反对威权政府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斗争当中建立了政治上的互信。
在争取女性堕胎权的运动当中，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双重身份”在领袖与基层活动家两个层面的价值。堕胎权并非在FA各政治派别领袖的优先议程当中，部分党内政治人物甚至对此抱有敌意。然而，女权组织，女性基层活动家与女性议员最终仍旧通过党内民主机制将该诉求上升为党的路线，并最终争取到了这一权利。
自1985年民主化以来，乌拉圭女性一直在争取堕胎权。然而，乌拉圭的女权活动家往往没有足够的动员能力，以独立向国家机器施压。堕胎权运动的胜利，与女权运动和FA的联系密不可分。首先，许多女权活动家是FA基础委员会的成员，其次，许多活动家与FA的女性领导人也有个人友谊。到80年代末，女性的政治领袖，基层活动家与女权运动的领袖一直在努力试图通过党内游说的方式将堕胎合法化纳入FA的纲领当中。到了21世纪，女权运动设立了“合法堕胎协调员”，以联络支持女性堕胎权的不同社会组织，FA是唯一一个试图加入“合法堕胎协调员”名单的政党。
在FA的第一任期内，在女权活动家的支持下，两位女性议员最终主持起草了堕胎合法化的法案。然而，法案遭到了时任总统塔瓦雷·巴斯克斯反对。面对党内的阻力，女权活动家仍然通过党内民主机制，成功地让FA的议会党团投票通过了该法案。然而，该法案最后被巴斯克斯总统否决。不过，在FA政府的第二任期内，女性议员与女权活动家再次提交了堕胎合法化法案，并最终于2012年由总统何塞·穆希卡批准通过。
设想“社会主义民主”
需要注意的是，民主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伦理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是劳动人民诉求能被上升为政治路线，并保证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前进的前提。社会主义民主一方面意味着抑制“先锋队”与政治领袖的官僚化或“家长制”倾向，另一方面也是将群众的进步诉求转变为推进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力量的重要保证。
从历史经验上看，由劳动人民与进步群众组成的，自主的群众组织的存在与活跃，是一切社会主义民主机制的必要前提。无论是玻利维亚还是乌拉圭，抑或是“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当中那些耳熟能详的尝试，都昭示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将 “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的矛盾视为社会主义社会下的基本矛盾。在实践经验当中，相较于组织完善，重权在握，政治经验丰富的高级干部，落实“群众监督”所需要的那种群众组织往往都是更脆弱的一方。
如何将自主的群众组织纳入社会主义政权或进步政权的决策当中，是回应这一问题的关键。本文介绍的“有机联系”的概念框架，也正式为了回应这个问题。玻利维亚的MAS的实践向我们展示了群众组织如何通过掌握政党的人事权推进政治民主与社会进步。在社会运动强大，官僚力量弱小的背景下，MAS需要面对的，是权力逐步膨胀的克里斯马型领袖与基层运动自下而上社会压力的矛盾。而乌拉圭的FA的实践则向我们展示了群众组织如何通过掌握政党的决策权以推动进步政策。不过，在FA的语境当中，关注选举与政权的政治领袖与社会运动活动家之间的矛盾，也伴随着该党的发展与执政的历史。
每个国家的左翼政治与社会运动都有着自己的特殊背景，因此落实社会主义民主机制的策略也必然会千差万别。通过“试错”的方式发展出来的民主机制，也不可避免存在各种缺陷与困境。对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永远不可能像纸面上的乌托邦那样永远纯洁无瑕。对不同社会主义或左翼政治实践，我们的分析一定要超越“政治审美”的程度。只有确立科学的分析态度，我们才能知道应当如何“忠于理想”。
参考文献
Anria, S., Bentancur, V. P., Rodríguez, R. P., & Rosenblatt, F. (2022). Agents of Representation: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ociety and leftist parties in Bolivia and Uruguay. Politics & Society, 50(3), 384-412.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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