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万岁】系列第五篇文章[可以阅读六亿神州尽舜尧：他是如何发现那些位高权重的“走资派”？——编者注]中，我们阐述了毛主席发现那些位高权重的“走资派”的过程。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当他发现这些“走资派”后，甚至其中有人是自己的接班人时，那如何处理呢？这是摆在毛主席面前最棘手的问题。此时，“接班人”还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即国家将来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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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关于“接班人”的安排，毛主席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把“党政军”集于一身，作为国家当之无愧的领袖。
1953年底，毛主席开始考虑把自己从日常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做一些党的大政方针和理论研究等工作；所以，他首次提出了“一线二线”的想法，但当时并未正式实行，只是尝试把一些工作让其他中央常委担任。
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而毛主席对“一线二线”考量的重心又发生了一些转变，他开始考虑考察和培养“接班人”的问题。
因为当时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由于接班人的动荡和苏共内部开始出现了修正主义，特别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因此，他再次重点提出了“一线二线”领导的划分。
关于这一点考虑，其实后来毛主席开诚布公地谈起过。
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更是明确指出：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
由此可见，毛主席当时汲取了斯大林的教训，他担心中国同苏联一样也会因“接班人”问题，而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因此，他不得不提前安排“考察和培养”接班人的事情，且开始考虑设立一套有关接班人的制度体系。目的是防止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无产阶级政权。
在【人民万岁】系列第五篇文章[可以阅读六亿神州尽舜尧：他是如何发现那些位高权重的“走资派”？——编者注]中，我们简略地分析了“接班人”问题其实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对主要矛盾的两方面相互转化的关键条件。
因此，对于“接班人”一定要提前进行“考察”，这是毛主席晚年最关注的事情。因为“二代接班人”是否继续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至关重要；如果不遵循这条路线，那一定会往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路线去发展，再也没有别的什么路线。
所以，他就开始考虑建立“一线二线”接班人制度。而考察的过程其实也是接班人锻炼的过程。但是，“考察更甚培养”，通过考察可以识别出他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不会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者。
但对于接班人是需要一个考察或认识的过程，也是需要一定时间，所以毛主席不得不提前做准备。当时毛主席认为还是有足够时间做准备的，哪怕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毛主席也认为时间也是够的，还来得及做准备。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曾在杭州会见胡志明时表达过[按：1966年6月10日，此时文革已经发动起来了。]，他这样讲道：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那么，那毛主席是如何去考察他们的呢？
其实就是给他们授权、给他们权力，把他们放到关键岗位去进行关键的社会实践。
所以，为了更好地给他们授权，毛主席则更进一步落实一线二线的制度安排。
1956年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经过毛主席的提议，邓小平正式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
而设立总书记后，“党主席、总书记”的二元体制客观上得以形成，邓小平作为总书记确实获得了以前毛主席作为党中央主席所拥有的一些权力。
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后，毛主席正式退居“二线”，一线的工作主要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负责。
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正式当选国家主席，而毛主席正式卸任国家主席。
在此之后，国家事务方面的领导工作就主要由刘少奇负责，“一线”和“二线”的分工在制度上得以确立。
因此，中共八大以来，开始形成了中央“一线”的基本领导格局：政治局会议主要由刘少奇主持，书记处会议主要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则由周恩来主持。
以上就是毛主席主动分权的过程，目的是为了考察和培养接班人，更是为了保障国家永远航行在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偏航。
2
当刘、邓等人获得足够的权力以后， 对于他们这种位高权重的当权派来说，哪种社会实践才能炼出他们的“真金”呢？哪种社会实践才能把他们的本质给“炼”出来呢？
我们来看看，毛主席曾在《实践论》中关于社会实践的论述，他说：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由此可见，毛主席安排给刘、邓等人的社会实践其实主要是“阶级斗争”，因为在阶级的社会中，人们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经过民主革命的考验和洗礼之后，那刘、邓等人的阶级的世界观到底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只有把他们推到“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去，才能把他们真正的世界观给“炼”出来。
所以，让他们去负责或参与到这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四清运动、甚至是文化革命运动等，就顺其自然了，唯一通过这些“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才能检验他们是不是真正地拥护社会主义革命。
不通过“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是洞察不了他们的本质，只有这样才能识别谁才是坚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才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因此，晚年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纲领来执行，也是后续接班人选择的唯一标准。因为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纲领，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保驾护航，同时也是检验接班人是不是“走资派”的唯一途径。
所以，自从毛主席提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和“二线”的设想之后，毛主席逐步把部分权力下放给刘少奇、邓小平，让他们在关键岗位得到历练；同时更重要的是考察他们是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
但不幸的是，刘、邓等人并没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考验，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彻底地暴露了他们的阶级本性，他们始终没有能过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
最终在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不点名地对他们俩展开了批判。
3
那为什么毛主席会写这张大字报广而告之呢？为什么不在党的内部做冷处理呢？
这还得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的历史背景谈起。
在文革之前，其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都有开展，但是效果一直都不是特别好，并没有改变庞大的官僚体系的现状。
同时，随着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逐渐开始走向对立面，又重新变成了压迫的人民群众的暴力机器。
它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逐渐变得羸弱起来，再也没有像民主革命时期的“鱼水情”。[按：即人民群众是水，共产党是鱼，鱼离开了水就没法活下去。]
此外，在当时的干部当中，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官僚作风，做官当老爷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在各个领域也出现独立王国的倾向。
同时，当时处在一线的领导们，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图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作，逐渐偏离了中央和毛主席预先设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群众路线的方向，明里暗里跟毛主席唱反调，甚至在高层之间开始出现了两条道路的之争。[按：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争。]
面对这一切，那如何砸碎这个落后的、与生产关系不适应的官僚组织、制度及文化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组织、制度及文化等，其实就是“大破大立”，这是毛主席晚年思考最多、探索最多的问题。同时，他深知仅仅靠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改变这一切，需要人民群众参与进来。
在1945年，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对”中回答了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他明确指出：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由此可见，“人民来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是毛主席认为可以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方法。
其中的关键在于“人民群众”，而人民群众首先要破除生长在他们头脑中两千年以来面对官僚体系的思想钢印，即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奴性思想。
其实就是毛主席一直以来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必要性，只有不断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才能破除了这个思想钢印；而人民群众面对所谓的官员时，才敢于反抗、揭露他们，这些官员才能真正成为毛主席口中的“人民公仆”。
此外，毛主席这里指出的民主，是“大民主”，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民主，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民主。它犹如一把悬在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把利剑曾在多次的社会主义革命教育与运动中被“锻造、淬炼”而变得更加锋利。
刚才谈到，新中国的国家机器逐渐走向对立面，走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毛主席面对这个曾经亲手打造的国家机器，他晚年选择与人民群众一道，共同砸碎这个落后的、不适应生产关系的国家机器。
而在这个落后的国家机器中，刘、邓等人是处在这个官僚机器的运作核心，整个体系的日常运作，以前都靠他们去驱动。因此，要砸碎落后的“阎王殿”，就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因此，要砸碎这个走向人民群众对立面的国家机器，需要人民群众的参与，才能砸得更彻底，也只有人民群众才有这样的力量。
所以，毛主席必须要贴这张大字报，因为他相信“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条，这是其一。
其二、在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刘、邓等人开始以历来“官办运动”方式，全权指导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1]。他们提前安排工作组，由于这些工作组在运动中起到了反革命的作用，这不仅导致了暴力行为的蔓延，也催生了具有歧视性的"血统论"等现象。
这让毛主席非常不满意，也必须要撤出工作组，也必须要刘、邓等人为此担责。
虽然刘、邓等人在小范围的会议上做出了检讨，也为此担责，但是他们所代表的整个官僚体系还在，他们的权威还在，不彻底革除这个生长在人民群众头脑里面的权威思想，人民群众就不敢揭竿而起、不敢对他们进行批判。
因此，只有毛主席带头砸碎他们的权威，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思想上不跪下”，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所以，他也必须要贴上这张大字报。
其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必须要让真正的左派得到锻炼和掌权，从而形成新的权力机构[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 “十六条”）中第九条：“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包括后来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并且它只是暂时性、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而毛主席计划中的国家组织机构，是类似于“巴黎公社”[2]，可惜没有时间来完成了。——编者注]。那么曾经落后的、与生产关系不适应的国家机器就必须要砸碎，这个任务非常难，也只有人民群众起来，才能一起完成此任务，所以，毛主席也必须要贴这张大字报，号召人民群众起来“造中央的反”。
关于这一点，1966年3月28日-30日，他曾在杭州同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除了打倒走资派之外，还要让左派掌权，因为只有靠这些左派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有他们才能真正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策。
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也明确地指出：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 、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综上所述，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正式打响了人民群众开始摘掉两千多年来的“思想钢印”的运动。
正如，电影《让子弹飞》里面张麻子对人民群众说：
“起来，不准跪！皇上都没了，没人值得你们跪。我也不值你们跪!”
因此，在这十年里，标志着自阶级社会以来，人民群众短暂地、真正地打破了“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历史周期律”。
注释
[1] 五十多天，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制订了《中央八条》，包括“内外有别”等政策，限制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〇事件、北师大六·二〇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现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 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是一个在1871年3月18日（正式成立的日期为同年的3月28日）到5月28日期间短暂地统治巴黎的政府，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是一个直接民主的自治区，由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实行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管理体制。公社委员会下设十个委员会（如军事、财政、司法等），委员由选举产生并直接对选民负责，可随时被撤换。巴黎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机构，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国家的管理；废除了资产阶级的特权制度，对公职人员实行普选制和撤换制，取消高薪制；废除了资产阶级政府常备军，代之以人民武装国民自卫军；采取了一系列“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变革措施，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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