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我进入鲁艺第二期音乐系学习，冼星海任音乐系主任。他常以自己的生活经历来勉励大家和他自己。他出身于海员家庭，与其说他热爱劳动人民，不如说他自己就是劳动人民。他父亲离世早，和母亲相依为命。家贫但性格坚强，只要认定道路是对的，就百折不挠地走下去。
冼星海没见过聂耳，但是他对这位比他小六七岁，而且是自学成才的年轻人却至感敬佩！并给予高度评价：“聂耳先生摆脱旧社会的音乐环境，而创造出新时代的歌声来就是他给中华民族新兴音乐的一个伟大贡献，他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一种民众音乐……他已给我们开辟了一条中国新兴音乐的大路。”“聂耳的创作精神和不断努力是中国一般青年音乐作曲者中我很佩服的一个，我虽然没有和他见过面，我却被他的大众歌曲所感动。他给我们力量，也给我们鼓舞和希望……”他对聂耳尊崇，以至1940年5月他赴苏之前，还嘱咐第三期（届）音乐系的同学们，关于我国音乐节问题，一定要以聂耳逝世的日子为中国的音乐节。这一切也正是对我们的最生动、最深刻的品德教育。星海对聂耳的尊崇，更重要的还表现在他以其渊博的音乐才识和创造精神在继承着，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丰富着、发展着聂耳首创的革命音乐。
星海的探索、创新精神和创作速度是惊人的。1939年2月，当音乐系的学员们受到抗大合唱队的影响，也组织起合唱队，唱起《抗敌歌》《旗正飘飘》《玉门出塞》等合唱曲时，他问大家：“为什么唱这些歌？”大家回答：“提高。”他立即表示：“好！我给你们写。”他1938年11月到延安，1939年1月就演出了他的歌剧《军民进行曲》；3月，演出了他的《生产大合唱》，在演出座谈会上，他提出了“音乐应该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的主张；4月，演出了他的《黄河大合唱》，周恩来为他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星海十分诚恳地对待同志和学生，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我的弟弟时光源拿着自己为我们老家酒后村的和乐小学写的不像样的一首校歌歌词向他求助时，他竟然很快地谱了曲，校歌因此流传于我们家乡的偏僻农村。
星海对人民有着赤子之心，故而质朴、豪爽、谦虚、热情、平易近人，在创作中，他从来都不耻下问，每写出一个新的作品，甚至作品中的一段，常常是首先唱给饲养员、炊事员、同学们、干部、群众以至十二三岁的“小鬼”（勤务员）们听，征求他们的意见，有时当时就改，有时回去考虑。他的信条是：直觉最重要。“既然是为工人、农民写曲子，自然也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学习，改正错误。”一次，当他拿着《黄河大合唱》的稿子征求音乐系老大哥汪鹏的意见时，汪鹏说：“不错！”他说：“我不想听不错，我只想听哪些不行！”他的许多作品就是这样修改的，有些还是当场修改的。甚至在他的《民族解放交响曲》中用不用《满江红》和《小放牛》的音调，也来征求系里的小姑娘莎莱的意见。
1939 年春在延安鲁艺，冼星海（前排右一）和演唱《黄河大合唱》的女声部的同学合影
星海是一位以身为范的好老师，特别是当我们目睹他的那些作品又都是在他学习、开会、排练、演出、指挥和写文章等繁重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完成的，就不难想象他的精力是多么旺盛，意志是多么坚强，对人民又是多么忠诚！难怪汪鹏后来调往延长县搞石油工作，因不出油而失去信心时，就以星海的话“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为什么办不到”自励！
在向星海学习的时间里，大家还有个突出的感觉，即从他的指挥、创作、排练实践以及和他聊天中学习的东西还更多些，甚至超过课堂。如在《黄河大合唱》的排练、演出中，他要求大家：“你们是船夫，是在对着黄河呐喊，在向着敌人战斗，不是在唱《黄河大合唱》。”他耳朵不好，也不注意音准，但他的指挥带给合唱队员的是生活、感情、精神、力量，演出反响极其强烈。对于创作，他要求“音乐与感情应融为一体，作品是有感情的音乐，也是有音乐的感情”。他觉得感情应当朴素真实，为此在排练《生产大合唱》时，对于“酸枣刺、尖又尖”一曲，他专门挑选了一些“小鬼”来演唱，而且他还有着特殊的本领和魅力，引得“小鬼”们的演唱异常地清新、生动、可爱。
在和同学们的相处中，他始终以“大家给我的比我给大家的多”的气度把聊天视作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的有效方式，常不拘一格地和大家进行有益的聊天……星海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但是，历史不管多么久远，给人的感觉却总是那么短暂；过去不管多么艰辛，给人的回忆却又是那么美好。星海留给（音乐系）第三期（届）同学们的记忆太深刻了。
口述者：时乐濛，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兼音乐系主任；整理者：丁旭东，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全国音乐口述史研究会秘书长。本文选自《百年潮》杂志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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