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军队扩充得越来越多，权力越来越大，这就引起了清朝皇族的妒忌和猜疑。于是清朝皇族和袁世凯展开了一场夺取兵权的争斗，1906年冬，清朝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将北洋军4个镇收归陆军部直接统辖，夺去了袁世凯4个镇的兵权。1907年，清朝政府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迫令交出全部兵权。 袁世凯不愿离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声称对新职力不胜任，要求清朝政府收回这一命令，以便保住自己的兵权。清朝政府则以袁世凯向来办事认真，不怕辛苦为理由，叫他不要再推托。袁世凯莫可奈何，只好接受命令，交出兵权。
1907年，袁世凯担任外务部尚书后，利用职务的便利，进行卖国活动，以求结好于帝国主义。他指使唐绍仪在东北进行卖国活动，将新(民)法(库)铁路和东三省银行的主权出卖给美国。1908年，他不顾当时中国人民收回路权的要求，又将津浦铁路出卖给英国、德国，将沪杭甬铁路出卖给英国。在短短两年中，袁世凯干了这么多卖国活动， 充分说明他是一条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1908年，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皇位由载沣的3岁儿子溥仪继承，改年号为“宣统”，载沣为摄政王。这时清朝皇族与袁世凯的矛盾更加尖锐了。为了加强皇族集权，载沣同军机大臣张之洞密商杀掉袁世凯，但遭到张之洞反对；载沣又征求一些将领的意见，他们怕北洋军“士兵有变”，也不同意。外国侵略者知道后，也对载沣施加压力以保护袁世凯。最后，载沣只得硬说袁世凯脚有毛病，把他赶回河南老家“养病”。
袁世凯虽然被赶回老家，但是由于有帝国主义支持和唯袁命是从的北洋军队作为资本，依然是一个反革命的实力人物。国内一旦政治风云变幻，他就会乘机再起。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酝酿已久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全国有14个省宣布脱离清朝政府。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形成了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潮。1912年1月1日，临时政府成立，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外交使团曾经讨论武装干涉的问题，但因帝国主义之间矛盾重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得帝国主义感到公开进行武装干涉已很难达到目的。于是他们决定采取间接的方式来破坏中国革命。帝国主义看到清朝政府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继续扶植它不是个好办法，就伪装“中立”，以便寻找新的走狗来继续维持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感到清朝政府在人民革命的冲击之下已经统治不下去了，要求变更统治形式，继续奴役中国人民。他们要反对革命，又要抛弃清朝政府，因此也需要在当时的反革命人物中，找出新的代理人。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很快物色到自己新的工具，这就是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当时，在他们中间流传着“非袁莫属”的说法，帝国主义则叫嚣“非袁不能收拾”。这是国内外反动派发出的支持袁世凯、反对革命的呼声。
袁世凯被赶回老家后，就把自己伪装起来，有时在河南彰德洹上村的洹水上打扮成一个“渔翁”，装作寄情于山水之间的样子，好像对政治已不感兴趣。其实他无时无刻不在窥测方向，以求东山再起。他在清朝政府的中央和地方，特别是在北洋军队中布满了心腹和爪牙。1911年，徐世昌担任内阁协理大臣，段祺瑞担任江北提督，冯国章担任军谘府军谘使。北洋军六镇虽然归陆军部直接统辖，但六镇的统制大都仍是袁世凯的亲信。他同各国使馆保持着联系，特别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往来甚密。他家里设有电报处，京内消息立即可达，朝中大事没有一件瞒得过他。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立即活跃起来，紧张地和各方面进行联络。
武昌起义后，清朝政府把北洋军改编为三个军，以第一、第二军开赴湖北武汉镇压革命，由陆军大臣荫昌统辖，先后任命冯国璋、段祺瑞为军统；第三军守卫北京一带。被派往湖北镇压革命的冯国璋，并没有立即前往，而是先到河南彰德，向袁世凯请示。袁世凯指示冯国璋放慢军事行动，看看风色再说。这实际上是向清朝政府说:你如果不给我权力，我就不能够保护你。这样，尽管清朝政府“讨伐令”早已下达，北洋军并不积极行动，清朝皇室也指挥不动。帝国主义也马上出来为袁世凯撑腰。如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在外交团的会议上提出促使清朝政府起用袁世凯的主张，得到大多数公使同意。美国并被推为代表向清朝政府提出要求。大地主、大官僚代表们也纷纷要求起用袁世凯。如军机大臣、内阁协理那桐提出辞职，并举袁世凯代替，说:“大势已经如此，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可以延迟灭亡，或可不亡。”
10月14日，清朝政府下令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接到命令，知道清朝政府非起用自己不可，但是没有交出更大的权力，因此决定暂不出山。他打电报给清朝政府，推说“脚病”还没有治好，把命令顶了回去。10月20日，内阁总理奕劻只好叫徐世昌到彰德去劝驾。徐世昌带回袁世凯的6个条件: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此次起事诸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之军费。这六个条件中，一、三、四项是想用以麻痹革命党人，瓦解革命，收买立宪派为他效劳；二、五、六项则是想废除“皇族内阁”，迫使清朝政府把全部权力交给他。坚持到10月27日，清朝政府又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辖湖北水陆各军， 但他还是不肯出来。到10月底，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帝国主义再次促使清朝政府起用袁世凯，让他掌握军政大权。大地主、大买办和立宪党人也群起向清朝政府提出同样要求。正在这时，北方革命党人也在积极进行活动。11月1日，清朝政府不得不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他入京组阁，实际上是向袁世凯交出了军政大权。
袁世凯组阁，帝国主义拍手称快。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在给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复电中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美国驻华公使在外交团的会议上更进一步提“保障袁世凯的地位，并给以便宜行事的机会”的建议。各国公使表示赞同，并委托公使团团长朱尔典，“以私人方式同袁世凯交换意见，讨论如何采取更好行动的办法”。袁世凯对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也感激不尽，亲往各国驻华使馆进行勾结，密谋绞杀辛亥革命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在帝国主义策划下，袁世凯一上台，就把清朝皇族、军谘府大臣的职务和统率的禁卫军兵权夺取过来，派心腹徐世昌任军谘府大臣，从汉口调回冯国璋统率禁卫军。不久袁世凯又顺利地把摄政王载沣赶下台。这样，清朝政府的中央政权完全掌握在袁世凯手中。
11月6日，袁世凯派人把准备在北方起义的革命党人、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刺死。吴禄贞，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被派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曾参加湖南革命团体--华兴会。1910年12月经清朝皇族推荐接替段祺瑞，升任第六镇统制。武昌起义后，他在北方积极策划起义，赴滦州联络清军第二十镇将领共同行动。山西独立后，清朝政府任命吴禄贞为代理山西巡抚，要他带兵前往镇压。吴禄贞乘机率军到石家庄与山西革命军联络，准备互相配合，直捣北京。这对袁世凯是个巨大威胁。于是袁世凯派人把他刺死，随后又把参加起义计划的军官调走，派亲信直接统率这支军队，使北方革命党人的起义宣告流产。接着袁世凯对山西发动军事进攻。12月20日占领太原，山西军败退到包头一带。他还指使与他有密切关系的山东都督取消山东独立。收买同盟会叛徒汪精卫作内奸，破坏北方革命党人的起义。袁世凯完全控制了北京和周围各省后，便对南方革命党人进一步施加压力，以便窃取革命果实。
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有民主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异常软弱，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他们在辛亥革命时，对帝国主义仍然存在幻想，不愿也不能彻底摧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他们不去解决土地问题，不去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进行革命，对当时已经掀起的广泛的群众斗争也没有给予支持和领导，反而抛弃群众，甚至镇压群众，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便被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袁世凯看穿了，从而对它施加压力，迫使它妥协、屈服。袁世凯对付南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采取的仍是反革命两手策略。他利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又打又拉，软硬兼施，以武力为后盾，“和平谈判”为手段，达到窃取国家政权的目的。
袁世凯先利用北洋军队的力量给武汉的革命军一个严重打击，继占领汉口之后，于11月27日占领汉阳，在龟山上用大炮对武昌轰击，但却不渡江占领武昌。这就是向革命军方面说:你如果不和我妥协，我就能够绞杀你。袁世凯的军事进攻，吓得窃据湖北军政府都督位置的黎元洪逃离武昌，担任民军总司令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之一的黄兴也从武汉搭船到上海去了。这时，袁世凯经过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密商，由驻汉口英国领事出面，向双方提议停战。武汉方面自然同意。袁世凯随即直接拍发电报，提议“和谈”。12月，双方进行谈判，袁世凯派出代表唐绍仪，革命军方面派出代表伍廷芳，谈判地点原定在武汉，后来改在上海。
在谈判中，帝国主义驻华公使举行会议，由沙俄公使提议，向南北双方代表提出照会，强调“双方代表注意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之必要”，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混入革命阵营的旧官僚，不用说是愿意奉袁世凯做自己新主子的。临时附和起义的立宪党人也希望经过袁世凯而分享权力，因而也竭力拥护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在这方面，立宪党人张謇起了重要的作用。张謇（此人甚至出现在某些教科书中被吹牛拍马无耻美化，真是贻笑大方！），1894年中状元，后来开办南通大生纱厂等企业，是江苏的一个大资本家。张謇和袁世凯早有交情。1911年6月，作为当时江苏议局议长的张謇曾到河南彰德拜访袁世凯，袁对张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你的意旨而行。”此后，张、袁之间进一步建立了联系。武昌起义后，张謇立即暗中策划，为立宪派篡夺江浙地方政权。袁世凯组阁，提名张謇担任农工商部大臣。在谈判中，张謇身居幕后操纵，形式上的会议是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实际的幕后协商却在张謇等立宪派秘密集会的地点进行。张謇不断向袁世凯提供情报，替袁世凯出谋献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张謇出任实业总长、盐务总理，将所掌握的两淮盐税扣留3/4，使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更加困难，给孙中山施加压力。他密电袁世凯说:“清朝皇帝先退位，接着就拥护你当总统，东南各方面的人，一切都可通过。”
资产阶级革命党自身的弱点这时也更加暴露，同盟会分崩离析，流传着“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的论调。多数革命党人希望只要能保留“共和”的形式就同意袁世凯做大总统。在革命党人一片妥协声中，黄兴曾打电报给袁世凯说:“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同一天，也打电报给袁世凯说，“暂时承乏，虚位以待”，表示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愿意推他为大总统。但是，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对孙中山仍有怀疑，决定进行威胁。就在孙中山宣誓就职的那天，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密电唐绍仪，要他辞去议和代表的职务，造成谈判决裂的形势。同时，袁世凯又指使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40余人发表通电，进行武力恫吓说:“若以少数人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帝国主义也恶意讥评孙中山，并说只有袁世凯才能“统一”。帝国主义还冻结海关收入，不准南京临时政府取用，但对袁世凯却给予借款。美国公使说:“在此紧急关头，如不给以财政援助，袁将不能维持他的军队，而谈判终将失败。”“列强合作借款与袁世凯，亦可对中国南方领袖之气焰予以打击，不致要求过奢，致中国南北双方和谈不能成立。”这就清楚地招供出，帝国主义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和援助袁世凯的反革命目的。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能也不敢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威胁进行斗争，因而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威胁的面前，使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912年1月22日，孙中山向袁世凯表示，只要得到清帝退位的确切消息，袁世凯公开宣布赞成共和，就立即辞职，向参议院举袁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了孙中山的保证，于是他一面称病，由心腹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威逼实际上已被革命冲倒的清朝皇帝退位；一面策动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40多人，就是原来“誓死反对共和”的将领，又发出通电，要求清帝退位，“立采共和政体”。到这时，清朝皇室谁也不敢再说个不字了。
2月12日，清朝皇帝溥仪下诏宣告退位。13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俨然以共和制的保卫者自居。这个电报实际上是袁世凯索取民国总统的通牒。14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黎元洪任副总统。孙中山辞职时，坚持建都南京，意图使袁世凯离开北方老巢。袁世凯为此又施展阴谋，进行破坏。2月下旬，南京方面派专使团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
袁表面上热烈欢迎，暗地里却指使北洋军第三镇统制曹锟发动“兵变”，2月20日夜在北京大肆放火抢劫，并故意抢到专使团的住所。接着，保定、天津、通州，也发生同样的“兵变”事件。3月初，北京外交团借口“兵变”，决议调军队进入北京“保护”使馆，日本首先调山海关及东北南部驻军1000余人向北京进发。一时北方形势十分紧张，制造出一个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的局势。袁世凯又指使段祺瑞、冯国璋等乘机叫嚷:“临时政府必应设在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只好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毛主席在论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时指出: “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和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但是革命果实随即被袁世凯窃夺而去。袁世凯取代清朝政府，建立了地主、军阀、官僚的专政，从而也保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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