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
素侠云雪 译
1973年9月16日
一场不可避免的对抗
1971年8月，在玻利维亚工人阶级遭遇挫败后，智利成为拉丁美洲阶级斗争的中心。国际革命运动密切关注智利局势，深知力量之较量势在必行。这场力量较量——由此前两年间一系列局部冲突作铺垫，并以1973年6月20日未遂政变为前兆——最终在9月11日以戏剧性方式爆发。武装部队对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对长久以来与新近赢得的成果，对最基本的民主权利发动了罪恶的袭击。圣地亚哥及全国数以千计、甚至可能达数万的死者，再次昭示了所谓“民族”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的野蛮本质。后者以鲜血淋漓的铁证证明：为捍卫受到威胁的利益，他们不惜将一切政治、法律乃至人道考量都置于野蛮而顽固的利益维护之下。
这又一次悲剧性地证实了历史性垂死的资本主义给人类构成的危险！又一次证实了建立在剥削与压迫基础上的社会所宣扬的“原则”与“价值观”不过是可耻的欺骗！又一次印证了在当今世界——五十多年来各大洲接连爆发局部战争与全面战争、革命动荡、血腥镇压以及法西斯或军事独裁统治——所谓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何等的虚妄且不负责任，会给工人阶级带来怎样灾难性的后果。
《人民团结阵线纲领》与群众动员的动态
《人民团结阵线纲领》被其支持者视为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序曲，目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推行特定改良。正因如此，该联盟吸纳了源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更糟的是，该联盟寻求与资产阶级内部派别及其代表政党合作，并重申绝对忠诚于现行宪政秩序。正因如此，资产阶级核心阶层——早在弗雷（Frei）总统时期就支持温和改革路线——最终同意启动阿连德实验，前提是遵循1970年9月4日大选后谈判达成的条件：维持原有军事体制不变，为彰显改革路线的相对延续性，人民团结阵线并未提出新土地改革方案，仅限于更系统、更迅速地推行弗雷政府已通过的改革措施。
然而，9月4日的胜利和阿连德就任总统，被广大群众视为使阶级敌人遭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挫败。事实上，一种新的力量对比格局已经形成，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利于工人阶级、农民和激进小资产阶级。
《人民团结阵线纲领》中宣布的改革得以实施，帝国主义在矿业领域的财产遭受重创，这些都进一步激发了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很快展现出与阿连德及其联盟所倡导的改良主义所设定的界限相冲突的趋势。工人要求没收仍属私营部门的工厂；农民对土地改革有自己的理解。根本利益的逻辑决定了阶级斗争动态的迅猛发展，彻底打破了既定的公式化模式。
最初支持人民团结阵线持的资产阶级阶层开始不安起来，因为他们意识到，受到威胁的并非智利人民的“自由”或基本民主权利，而是他们自身作为剥削者的利益。历经多次危机后，他们不可逆转地转向反对派阵营。人民团结阵线的右翼退出政府并脱离联盟。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采取日益激进的姿态，甚至发展到阻挠和破坏的程度。随着矛盾日益尖锐，法西斯冲锋队的活动和小资产阶级煽动反动暴乱的行为，被越来越多地作为政治武器加以利用。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也通过勒索、威胁、施压、各种经济金融手段施加影响。
这种局面导致对立力量之间形成了绝对明确的对抗和斗争界限，而小资产阶级队伍则摇摆不定、振荡分裂。资产阶级被群众运动的势头吓坏了，拒绝了改良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努力扩大已在制度中造成的裂缝，并彰显其力量。尽管人民团结阵线渴望达成协议并竭力寻求妥协，却无法接受资产阶级要求的投降条件——这将意味着与群众割裂，最终导致自身覆灭。
资产阶级选择了军事政变的道路
基督教民主党的计划在所有关键方面均告失败——该计划试图通过一系列局部对抗迫使阿连德投降，从而逐步瓦解其群众基础的核心部分。这一失败已由1972年10月斗争的结果、3月选举的结果、6月通过煽动性破坏运动仅能动员埃尔滕蒂恩特矿工中微不足道人数所证实。这一失败使基督教民主党乃至整个资产阶级阵营重新面临根本战略抉择：是要继续玩弄尊重宪法规范、利用国家机器机制来对抗甚至瘫痪阿连德行动的把戏？还是该选择发动政变？
6月29日政变未遂事件——无论存在何种技术性失误与挫折——本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持续的优柔寡断、内部的分裂、军队自身的犹豫不决。但苏佩尔（Souper）上校的政变企图激起了群众的巨大动员，使他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进化程度。工人占领了上千家工厂，充分利用工业防线（cordones industriales）——这一由1972年10月斗争催生的无产阶级民主工具——来组织政治监督和防御，并宣布即使那些原则上属于私营部门的工厂，他们也不打算交还给业主。与之同时，群众意识有了质的飞跃，深刻认识到必须武装自己以抵御反动势力的新进攻。
智利资产阶级立刻意识到局势已到了关键转折点。其经济实力遭受重创；它看到双重政权格局初现端倪，工人武装力量的雏形正在形成。经与美帝国主义领导人磋商后，他们决定放弃局部对抗，转而进行一场主力决战；放弃使用“各种法律伎俩和阻挠手段”，转而诉诸武力。七八月间的谈判很可能是为了争取时间，或在最后关头再次确认是否可能不经斗争就迫使阿连德投降。
由于阿连德既无意也无力不战而降，且群众运动势头不减，政变遂以极端坚决和残暴的手段发动——从捍卫剥削者利益的角度看，这种手段在高度紧张的局势和空前的动员水平下实属必要。
智利工人阶级以载入国际工人运动史册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抗击政变。工人持枪保卫工厂以抵御军队进攻；在圣地亚哥市中心及郊区同时涌现了抵抗中心；一批出身工人和农民的士兵、水兵拒绝服从军官的罪恶命令，英勇地发动了反叛。尽管政变者动用了大规模军事火力并实施了屠杀，但抵抗力量仍未被彻底击溃。各大洲的工人阶级及广大民主舆论迅速以空前强大的规模表达了愤慨与谴责。
拉丁美洲工人运动继七月在乌拉圭遭受打击后，如今又遭遇重大挫败。若新军事政权得以巩固统治，这场失败将在整个大陆的力量对比中产生深远影响。
一场悲剧性失败的教训
整整三年间，全世界的共产党和社会党都将智利模式奉为圭臬，视之为自己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有力佐证。人民团结阵线实验的悲剧性结局提供了若干关键教训。这些教训本可从无数历史经验中汲取——尤其在拉丁美洲：从1954年雇佣军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Arbenz）政权，到1971年8月帝国主义者与巴西游击队策动的政变将班塞尔（Banzer）扶上玻利维亚权力宝座。这些教训仅被尚无能力主导历史进程的先锋队所汲取，智利无产阶级为此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革命者的使命在于奋起抗争，确保数千名牺牲的智利工人与战士不至于白白牺牲，并彻底摧毁传统官僚机构强加于群众的改良主义与机会主义迷思。
过去三年里，智利的事态发展充分揭示了所谓民主的、反寡头统治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阶段”——即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参与的阶段——是多么虚幻。无论从客观基础还是政治可能性来看，这种设想都纯属幻想。任何资产阶级都只能推行严格限定范围的改良，且不得损害帝国主义的根本利益。更甚者，除非能确保严密控制的进程，扼杀群众运动的自主性发展，否则没有任何资产阶级愿意涉足此改良领域。秘鲁军事政权正是此类现象的典型范例。
智利事件表明，即使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也会迅速陷入死胡同。实际推行的改良若未能普及，本身就会遭到挑战，并丧失全部实质内容。而这种普及必然导致一个临界点——若不打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运作机制，就无法跨越这个临界点。此外，局部改良措施虽未摧毁多重利益，却已损害多重利益，必然激起仍掌握强大资源与盟友的反动势力的反击。历史再次证明：若不提供反资本主义前景，若不以最大的决心打击统治阶级的阴谋诡计，仅凭妥协态度，绝不可能争取小资产阶级。
智利事件揭示了这样一种荒谬：企图在不彻底摧毁国家机器的前提下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国家机器正是统治阶级为确保其剥削与压迫制度而精心构建的最有效的工具。这并非要否定对法律手段的战术性运用，亦非排斥利用特殊局势——例如1970年9月4日智利大选所催生的特殊局面。但必须认识到：在革命群众高涨的形势下，建立无产阶级民主的革命机构具有绝对紧迫的必要性——这些机构既是双重政权的组成部分，又是夺取政权的斗争武器，同时是革命即将催生的工人国家具有质的飞跃的新政治结构的胚胎。
智利改良主义者系统性地否认这种必要性，满足于推动建立职能绝对有限且对国家“宪法”机构毫无实际自主权的组织。然而，在戏剧性经历的冲击下——尤其是在过去这一年里——工人阶级重新发现了这些根本需求，并创建了如工业防线（cordones industriales）这类蕴含革命潜力的组织。但这些行动启动得太晚了，且未能普及。更糟的是，官僚集团的操弄往往使这些行动流于形式——他们决心剥夺工业防线成为智利苏维埃的潜力，待其生命力枯竭后，便将其纳入自身改良主义的宪政战略。
智利事件最终再次证明：所谓无需革命暴力、无需武装斗争就能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论调，是最可耻的欺骗，是最自杀式的幻想。必须深刻认识到：当权力对抗的关键时刻来临之时，无论不同力量具体情况如何，武装冲突都不可避免，正如列宁所言，“军事问题就是政治问题的核心”。
工人阶级必须系统地为这样的前景做好准备，摒弃一切自发主义的幻想，认识到即使在这个领域也需要集中行动。它必须明白，当关键的决战来临时，纯粹防御的态度注定要失败，必须从敌人手中夺取主动权。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71年12月声明指出：“其他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的经验，从1964年危地马拉入侵到去年8月班塞尔在玻利维亚的政变——都表明工人阶级必须将武装自卫视为首要任务。这一教训是用鲜血书写的——工人、农民和学生的鲜血。”任何对敌人“善意”的幻想都是自杀之举，必须摒弃。鉴于政府性质及人民团结阵线与绝大多数群众的关系，当务之急是武装工人与农民，建立政治军事自卫工具，组建真正的人民民兵，并在士兵中进行革命宣传。若在此方向上不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实际上就是在赌军队和专门负责镇压的部队的“民主忠诚”，这意味着无法回应日益广泛的群众阶层的需求——这些群众因玻利维亚事件而意识到危险的存在。阿连德宣称人民团结阵线将反击任何反动暴力，不过是毫无实际意义的煽动性空谈。与其依赖自发行动和临时应变，不如立即建立必要手段，防止阶级敌人在这场不可避免的对抗中凭借压倒性物质优势占上风。为避免误解，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强调：工人和农民将武装自己这一关键问题提上议程，并非针对阿连德，而是为了抵御右翼威胁，反击资产阶级镇压机器的任何进攻。
智利改良主义者竟质疑这些基本真理。他们中许多人虽已加入工人运动烈士的长列，却既不能免除也不能减轻其严重的历史责任。
对于无产阶级而言，缺乏一个能在群众层面发挥领导作用的革命党，再次证明是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正如统一书记处1971年12月声明所言：“智利不会成为历史特例”，“没有革命党——群众的自觉先锋队——的决定性干预，就无法推翻资本主义秩序。”革命党的历史使命不可委托于智利共产党。后者有着悠久的斯大林主义传统烙印，实为智利工人阶级官僚阶层及相对保守的无产阶级群体的代言人——这些势力在当前危机中未能如新生代般展现出同等活力。智共仍固守传统观念，与苏联官僚制度的脐带纽带丝毫未断。革命党的任务也不能委托给智利社会党。后者扩大了其群众基础，尤其是在年轻工人中，并在其组成机构中采取了比共产党（即改良主义的真正先锋队）更左倾的立场。但智利社会党缺乏战斗性政党的组织架构，与受其影响的群众之间缺乏稳固持久的联系，更像各种派别和团体的集合体，而非同质性组织；简言之，它具有中派主义组织的典型特征。无论如何，必须拒绝任何基于以下假设的观念——无论是明示还是暗示：凭借革命进程的活力与群众运动的力量，凭借资产阶级的衰弱及其可能的逐步瓦解，凭借帝国主义被迫放弃军事干预构想的条件，即便在缺乏真正的列宁主义革命党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也能夺取政权。同样必须驳斥另一种变体观点，即有革命党的替代物——具体而言，即通过组建汇聚所有革命者的联合战线，或组建革命左翼各组织的联合战线来实现——就足够了。
反对军事独裁！组织战斗性的国际团结！
在智利近几个月来的局势下，军事政变不可能不遇到抵抗或仅靠有限镇压行动就得以实施。一切迹象都表明，无产阶级可能展开英勇顽强的抵抗；同样不能排除军队内部——其基层士兵多为履行兵役的工人农民子弟——可能反抗反动军官的命令，从而引发内战动荡。实际发展中，抵抗确曾英勇展开且未被彻底粉碎；但第二种可能性并未实现，至少未能达到足以创造立即爆发内战先决条件的程度。
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问题已提上议程。革命先锋队有责任以最快速度完成必要的战略转向。武装斗争的问题已不再以1970年9月以来的形式存在。若爆发内战，且工人与农民力量占领国内部分地区，先前方针仍具根本有效性。在此情境下，革命者将在全球范围内提出组建国际纵队的口号。
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一场积极的团结运动，重现当年声援越南抗争的动员传统。必须保卫智利工人阶级，使其免受政变分子及其“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主子的野蛮践踏。
立即发起大规模的战斗性团结行动，声援智利无产阶级！制止凶手的罪恶行径！要求恢复智利人民最基本的民主权利！要求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保卫来自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难民的庇护权及其自主选择流亡国家的权利！向智利工人英雄般的抵抗运动提供政治和物质援助！
帝国主义和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正冷酷地庆贺他们对智利工人和农民——实际上是对整个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工人农民运动——的打击。但罪行的严重性和抵抗的英雄主义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正如帝国主义的罪恶战争和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那样，智利事件将加速革命意识的成熟。资本主义将在智利取得的当前胜利——这场在历史上转瞬即逝的胜利——但将以自身矛盾的剧烈深化为代价。
原文链接：https://anticapitalistresistance.org/the-coup-in-chile-statement-by-the-united-secretariat-of-the-fourth-international-16-september-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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