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上管改”的喜剧
1，“上大学”与“管大学”
我们学校的政治氛围相当浓郁，这与很多学员来自辽宁有关。辽宁可不一般，是个特殊的地方。动荡十年结束以后，有人评价辽宁是“文×”的“重灾区”;但是在我去上学的那个时候，辽宁则是“文×”的“排头兵”。
谁都知道，辽宁省的领导班子里有“手眼通天”的人物，中央有风吹草动，辽宁最先有反应;辽宁有特殊事情，往往体现了上头的意思。别的不说，张铁生的事情就出在辽宁;继而推出的“朝农经验”，也在后来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要论“教育革命”，辽宁应当走在最前头才是!
不过，在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问题上，却让上海抢了一次风头。当时，我们的文化补习刚进行了一个多月，为此受到很大的冲击。
11月下旬，《文汇报》等上海媒体发表一篇题为《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的文章，副标题是“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工农兵学员刘丽华的一次谈话”，对“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进行深入的批判。对此，我在日记中有所记录。
1973年12月1日，星期一。
目前学校里正有一股学习压倒一切的潮流，几乎全部人(也包括我在内吧)都被这股潮流冲走了。我觉得这是一股不正之风。正好，最近上海师范大学毕业生刘丽华同志发表了一篇讲话，说的就是学校应当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工农兵学员应当如何正确处理红与专的关系;谈到了资产阶级在许多地方有回潮的现象。这是应当引起重视的，否则，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政治学习越来越松，岂不都要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了?!
目前学校这种死气沉沉的现象，与领导也是不无关系的，总叫人感觉像堵橡皮墙，总是给人软钉子，这就不能不使一些关心教育革命的人灰心。
可以看到，尽管下乡插队和当养路工的经历曾经让我的心态趋于平和，但一旦回归“政治挂帅”的大环境，很快就重新适应，又变成一个“政治狂热分子”了。
这是我上学后开始使用的日记本。扉页上写着：“赠陈光中同志：愿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西安铁路局宝工段虢镇领工区党支部、革委会、工会、团支部。1973年9月12日。”
可笑的是，尽管我自以为已经很革命、很能跟上形势了，但与那些“政治老手”们相比，还差得远呢!我们学校有一些“手眼通省(即辽宁省的“省”)”的学员，往往能超前得知一些重要的上层信息，所以，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往往与俗众不同。
比如，为什么我们的文化补习会存在那么多的矛盾?基础好的学员不满意，底子薄的学员也不满意，毛病究竟出在哪里?
“政治老手”郑重指出，正像伟大领袖所教导的：“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由此他们认为：对于目前的教学内容，表面看来是进度该快还是该慢、内容该深还是该浅的问题，其实本质上却是如何正确对待工农兵学员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才是主要矛盾。
抓不住主要矛盾，就不可能解决本质问题。比如，基础好的同学可能认为，把补习的起点定得如此低级，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农兵学员的怠慢和鄙视;底子薄的同学则可能认为，把补习的内容搞得那么复杂，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农兵学员的羞辱与迫害。而“政治老手”们的水平远高一筹，他们的观点才是真正尖锐的：把目光聚焦于“学习”，本身就是大错特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要用所谓的“学习”来迷惑我们、控制我们、扰乱我们、压垮我们，让我们沉溺于文化学习而忽视政治学习，只注重学科学业而忘记革命事业;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企图把我们改造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作为工农兵学员，永远不应忘记自己的神圣使命。“上大学”是我们的任务，“管大学”更是我们的任务。我们首先要“管”的，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能变成了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管”我们!凭什么他们让学什么我们就只能学什么?!凭什么他们让我们怎么学我们就必须怎么学?!这是路线斗争的大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
正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任何事情只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似乎就简单多了。
活在21世纪的人们，大概无法理解这种思维逻辑。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是最正常的认知方式。
平心而论，当时的大学老师们，处境十分尴尬。
他们不得不在大学的课堂上教授初中课程，本身就已经十分荒唐了;更可笑的是，走下讲台，他们反倒成了应当被教育的对象。他们只有夹着尾巴做人的资格，还要不断受到来自各方的羞辱。
不仅大学的老师如此，中小学的老师同样如此。
比如，就在刘丽华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北京也出了一件新鲜事。《北京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作者是一位名叫黄帅的“红小兵”，她说自己因为给老师提意见而遭到打击报复，从而提出：“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屁孩儿，就能写出这样语法复杂的长句，应属天才了，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则把这件事情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从而要“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的基础上，总结工作，搞好教育战线的斗、批、改。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
尽管“编者按”貌似公允地说“革命的教师和学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但傻瓜也会明白，散布“流毒”的总不可能是黄帅那样的“革命小将”吧?
大连铁道学院主楼一角。(摄于1974年)
更有意思的事情还在后面。据说，当时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了一次特殊的考试，北京十几所高等院校的数百名教授遭遇了这次突然袭击。结果让人吃惊，有近百分之九十的教授不及格，百分之三十的人甚至交了白卷!
还据说，这个“高招儿”，起初本是辽宁省的发明，目的是为了证明张铁生所参加的那次考试完全是对工农兵进大学的有意刁难和阻碍。不过，当时仅在辽宁的一个高校里搞了一下“考教授”，范围太小，不如北京搞得规模更大、更有代表性。后来上海也跟风而上“考”过一批教授，结果大同小异。由此得出的必然结论，就是伟大领袖早就教导过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教授考试不及格，未必不可能。事后得知，有很多教授的所谓“不及格”，实际是以拒不答题的方式以抗议羞辱。不过，媒体才不会透露这些内幕，它们所要给人们造成的印象，就是教授也会“烤”煳的。连教授都交白卷，谁还敢再提什么“白卷先生”! 这真是大快人心，大长工农兵学员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威风!
所谓的“师道尊严”已经成了连擦屁股纸都不如的东西，在如此情态之下还敢走上讲台的老师，真得有一些唾面自干的勇气才行。
其实我们哪里知道，批判“师道尊严”也好，“考教授”也好，不过都是些毛毛雨，更大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呢。
2，“改造大学”
大连铁道学院的老师，与清华北大那些名校的教授们似有不同。作为工科院校，老师们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由于校龄较短，青年教师居多，与工农兵学员比较容易接近。我们最先接触的那些文化补习的老师，与大家的关系都很不错。我还记得化学老师是个广东人，手风琴拉得棒极了，课余时间经常会给我们露一手。他的课也讲得不错，对于底子薄的同学常给予额外的辅导。
至于专业课的老师，也各有所长。有意思的是，不同专业的老师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不遗余力地“吹嘘”自己的专业。比如，焊接老师说，焊接能完成世界上最复杂的部件组合;铸造老师说，没有什么精细的东西是铸造不出来的;我们锻造专业的老师则说，别听他们瞎吹，最结实的工件，非锻造莫属;机加工老师很含蓄地笑言：等下厂实习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什么最有意思了!如此“自吹自擂”，很能调动我们的学习兴趣。
所以，如果说“管大学”就是要“管”这样一些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毫不沾边的普通老师，似乎很有些荒谬，他们和我们，倒真像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呢。
但是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总要有具体的斗争对象才对。在我们学校，制定方针、规划政策的，并不是这些普通老师啊，他们根本不够被“造反”的资格嘛!
事情就是这么怪异，在经历了初期的迷茫、困惑乃至盲目的冲动之后，工农兵学员把“管大学”的目标陡然转向了学校的最高权力实体——由军宣队、工宣队和部分革命干部“三结合”而成的“院领导班子”。其中的“革命干部”不足为道，军宣队和工宣队才是主体。
学生和校方似乎永远是一对冤家，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都是如此。学生永远扮演革命的角色;学校出了问题，永远是校方的错。即便是“文×”当中的工农兵学员与军宣队工宣队也不例外。
工农兵学员里面自然有一批“政治领袖”，永远能提出一些新颖而超前的理论——用当时的流行语言来说，就是“反潮流”。
从“理论”上讲，军宣队不过就是个“军”，工宣队不过就是个“工”，哪里比得上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聚合了“工农兵”三大革命主力军的精英，代表了无产阶级最先进的力量;工农兵学员肩负“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重任，天生就应当是学校的真正主人。工农兵学员进校后遇到了那么多问题，根子就在院领导，具体而言就是工宣队和军宣队!
工农兵学员大多数“出身”于红卫兵，那股子造反精神一旦被调动起来，实在不得了。可惜我的日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写得过于简单，从中只能看到一些粗略的记载。
1973年12月13日，星期四。
最近传达了国务院文教组召开的“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精神，拖拖拉拉，从上星期三到今天还没传达完。接着，又宣布要“教育革命”了。这次“革命”是真是假?昨晚开了党小组、团支部和班委联席会，大家一致认为，院领导这次是让形势逼出来的，不是真革命，因此我们决不能盲从。决定发动全班，组织一次大字报，触一触领导。现在全院也是冷冷清清。因为就要放假了，斗志普遍不高。我们班由于上星期刚刚整过了风，因此还有点作用。
1973年12月18日，星期二。
学校的运动开始有了转机，大字报的数量显著增多了。
1973年12月23日，星期日。
就在大字报逐渐增多的时候，却出现了一股歪风，机车七二级贴出大批大字报，指责此时批评院领导就是把矛头指向党委。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大肆攻击院领导关于揭露问题应以党委为主的指示，同时组织罢课，提出停课闹革命。
机制七三(1)的大字报俨然以救世主面貌出现，品头论足地说：全院的大字报只有两张是方向正确真正革命的。……在这样的形势下，院党委仍保持沉默，既不引导，又不下来，加上假期将临，看来也搞不出什么东西了。
我在日记中提到的“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的精神是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和历史上的许多情况类似，所谓的“学生运动”，搞到后来，已经全然忘记了初衷，只剩下“造反到底”的劲头了。
有一些有趣的细节倒还大略记得。
大连铁道学院虽然算不上“大校”，更排不上“名校”，但在大连乃至辽宁省，它的“派性斗争”之激烈，却是赫赫有名的。
“文×”初期，大连铁道学院的革命群众分为两派红卫兵，对立极为严重，甚至发生过大规模械斗，在社会上曾造成极大影响。1968年春，军宣队率先进校;夏末，又来了多达三百余人的工宣队，促使两派实现“革命大联合”，还成立了“大连铁道学院联合委员会”。
但所谓的“大联合”并不能消除严重对立的情绪，即便在原先的学生全部毕业离校以后，教职员工之间的两派依然明争暗斗摩擦不断，直至我们工农兵学员入校后仍是如此。
通过“三结合”形成的新的院领导班子，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派性”，下了很大的力气，似乎取得了一定效果，还专门召开大会，由原先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上台发言。两位头头为了证明确实同心同德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特地带了一个条凳上台，并肩而坐、共同发言，以此证明他们真正是“屁股坐在了一条板凳上”。
那板凳太短，两个人挤在一起，看上去就很别扭;而且他俩必须小心翼翼动作一致，万一其中一人忘了配合先站起来，另一个人马上就会失去重心摔个四脚朝天。这场面相当滑稽，所以，大概台下没有几个人在认真听他们讲些什么，大家都等着看谁一不留神先抬了屁股呢!
坐在一条板凳上的“革命大联合”。
如此表演，形同闹剧，工农兵学员立即予以批判，矛头直指院领导，认为这是“有意转移运动大方向、破坏教育革命的进行”。
更有趣的是，这时的形势，颇有些类似于“文×”初期：同样是一部分学生大胆批评院领导，另一部分学生指责说反院领导就是反党委就是反党，第三部分学生则高高在上地扮演政治裁判员的角色……于是就造反、就罢课，于是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上一次引发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这一次又将引发什么，一时还无法预料。不过，即使从“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小目标”来说，至少也应当把学校闹他个天翻地覆、天下大乱!这就叫“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嘛!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班尽管也在积极参与，却无法与那些消息灵通嗅觉敏锐的“政治高手”们相比，仅处于被动跟随的地位。
我们的院领导也真沉得住气，居然能一直保持沉默。有人说，这是因为工宣队和军宣队也有矛盾。如此我们才恍然大悟，深感自己愚钝，连这么明显的迹象都没看出来!
我们学校的工宣队来自近邻大连机车车辆厂，工宣队长是一位“苦大仇深”的老工人，首次“亮相”，就博得大家的好感。那是新生入学后第一次在礼堂开全校大会，老队长正要上台，突然看见有一扇窗户的玻璃破了，冷风袭人，他的腿脚不太好，一拐一拐地走过去，爬上椅子，脱下自己的大衣把窗户堵上了，立时引起全场一片掌声。
不过后来有人讽刺他水平太低、只会作秀，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每次开大会发言，他实在说不出什么像样的话来，只会吼一些空洞的口号。倒是军宣队的军代表很有能力，无论传达上级指示还是总结工作，言简意赅，极少官话套话。这位军代表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军人，沉默寡言一脸严肃，让人不易接近，不像工宣队的老队长，总是热情洋溢、立场鲜明。比如，在对待近期工农兵学员挑起的争斗中，老队长公开支持，直接夸赞：好，工农兵学员就是有魄力!而军代表则从未表态，甚至很少现身在校园中。
上层领导中存在如此明显的分歧，更加引起各方的兴趣，都盼着想看好戏上演，大有唯恐天下不乱的气势。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古怪的状态中，告别了难忘的1973年。
1973年秋，我在大连星海公园。
3，新年
尽管校园里闹腾得不亦乐乎，新年还是如期而至。对于所有工农兵学员来说，这都是非常值得庆祝和纪念的一个新年。12月31日，食堂改善伙食，各班都组织了元旦会餐和联欢活动，许多老师也前来参加。为了加强相互了解，增进革命友谊，每个班都派出代表去其他班级拜年;不管在前一阵的政治斗争中观点如何不同，大家毕竟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机制七二(2)班是我们的学长，派出的代表最有特点，只有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一副“老大哥”的模样，说话上海腔，慢条斯理地;我们宿舍的金文华说，他也来自上海东海船厂，叫王兴龙。女的则是个身材纤巧的姑娘，上来就给我们表演了一段舞蹈《蝶恋花》，基本功很不错，只是不知道名字。
回到宿舍，大家余兴未尽，依然聊得热闹，我则爬回上铺，趴在枕头上写日记——这是1974年我的第一篇日记。
1974年元月1日晨零时30分，星期二。
前几天寄走了写给工务段的思想总结，以表明我并不像某些人说的，离开了工务段就会一走无消息了。
从时间上来说，现在已经进入新的一年了。
过去的一年，在我一生中可以说又是极其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我加入了团组织，又被选进基层领导组织。在这一年，我跨进了大学的大门，肩负起了“上管改”的重任。
在这一年，弟弟光华也加入了团组织，走进了工人阶级的队伍。
而我最感到问心无愧的，是我虽然作为一个干部子弟，但在政治上的这些进步和社会地位上的这些变化，基本上完全是组织上的教育和培养，是自己的一些努力。完全没有像某些干部子弟那样，靠父母的荣誉和地位而生存，赖父母的权力和威望而过活。
在这一年，我又回到了故乡大连，见到了许多久已熟悉、时常想念的地方，而且还将在这里度过近四年的时光。这些时间将怎样度过?我自己希望有意义地度过，使四年后的自己能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我想会实现这一点的。
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已经展开了，迎上去吧!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时至元旦，我们的学制尚未更改，仍定为四年。
日记中所说的“思想总结”，寄给了我的原工作单位宝鸡工务段团委，我很认真地汇报了学校的情况和自己的思想。我原本计划每季度要写一份思想总结的，这是第一份。尽管我已经暂时离开那里了，但心里还是很想念当养路工的那段时光。我也认定自己毕业后还将返回工务段，上大学不过是一次“小别离”而已。
尽管我认为自己“没有像某些干部子弟那样，靠父母的荣誉和地位而生存，赖父母的权力和威望而过活。”但是，我也必须承认，父亲的情况对我是有间接影响的。尽管他还没有重新工作，但随着他的被“解放”，我们家境况大有改善;我的入团和上大学、弟弟的入团和被招工，都与父亲的境况改变不无关系。
我在大连铁道学院校门前。
从日记中不难发现，当承受多年的政治压力陡然消除，我立刻就重新恢复了干部子弟的心态。已有的成绩不能使我满足，我还期望自己能有更大的“进步”。不久前，我向党支部递交了我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和先锋队。五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派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战胜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证明，正确的路线是取得这些胜利的保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是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是在实践基础中产生、又为实践所证实的，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这就决定了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必将率领全国人民取得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
通过学习党的发展史，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使我深深地感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地为中国和全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作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能够加入这个先锋队，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我感到是十分幸福和光荣的。
这次被推荐来上大学，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临行时工人老师傅拉着我的手再三叮咛：“一定要上好大学，给咱养路工争口气!”来到大学后，通过这些天的学习，使我更加感到工农兵学员肩负双重责任。一方面要努力学习，认真改造思想，使自己能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另一方面，又要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为教育革命开创新路。因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上好大学、管好大学，为办好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而贡献力量，为工人阶级争口气，为党和毛主席争口气。
在这里我向党组织保证：一定要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深刻批判修正主义，做全心全意为中国和全世界大多数人服务的勤务员，要争取做团结的模范、联系群众的模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模范，争取早日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请党组织考验我吧。
这份申请书充满了连篇累牍的套话，语言风格带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如今读来，让人脸红。不过，它至少还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的思想状况，也反映了当时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
短暂的元旦假期很快就过去了。本以为持续多日的“教育革命”和政治斗争立刻就要掀起新的高潮，大家还期望看到院领导会有什么新举措新动向呢!没想到院领导有办法，宣布立即放假——其实这也是历史上对付学潮的老套路，实在乱得不成话了，索性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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