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战间期日本劳动运动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繁荣而发展，但最终走向了瓦解和失败。这种失败的发生，或许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过度幼小(幼稚)而又总是相对于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对策“落后一步”的日本工人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之内在缺陷的结果。
在劳动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可以观察到由零散的劳动组合到大范围同盟，再到社会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这一积极的发展。但是，幼稚期的日本社会主义活动家群体在同工团主义这一有着明显缺陷的自发意识做斗争的过程中，显得相当无力且不坚决。
不仅在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山川主义和劳农派这样以劳动组合和农民组合等群众组织本身代替先锋党的主张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在哪些口头上和观念上接受列宁主义的活动家那里，工团主义作为一种行动方式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并导致在同右翼劳动组合做斗争的过程中，出现策略上的严重失误。
就工团主义(“直接行动”)方面的缺陷而言，可以理解为俄国革命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所成功应对和克服了的那种缺陷。日本共产主义运动没有能够如俄国的运动那样有效的客服同样的缺陷，却又在军国主义崛起的过程中，以福本主义的形式，犯了斯大林领导下的第三国际，在应对法西斯主义崛起时没能克服的另一种缺陷(即，“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指导下，将社会民主党视作是与法西斯主义相同，但更有迷惑性因此也更为危险的对手)。两重缺陷的相继出现和前后叠加，令日本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彻底的孤立无援，并被更加成熟(无论是策略上还是组织上)的日本帝国主义国家机器轻易摧毁。
本文的末尾部分已较多的谈及了军国主义崛起期间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客观困局，作为补充，编者按部分更多提及主观方面的问题。
往期链接：
翻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劳动运动与劳动关系：1907—1928
导言
本文的任务，是概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即战间期日本劳动运动的发展历程。首先，先作一个极其粗略的时期划分。
第一期，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1917 年到 1921—1922 年前后。这一时期，日本劳动运动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阶段，是运动的高涨期。
第二期，是从 1922—1923 年到 1926 年。与其说这是一个独立的时期，不如说更应把它理解为一个过渡阶段，也就是所谓“方向转换”的时代。
第三期，是从 1926 年开始，经过三次总同盟分裂，劳动运动分化为左派、右派和中间派三股力量，直到 1940 年在战争重压之下所有劳动组合被解体为止。
这里所作的时期划分，只是为了大致把握运动的发展脉络而采取的便利性划分。例如，若按照划分第一期与第二期的标准来看，第三期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细分，但本文将其合并处理。
一、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与劳动运动的发展
劳动运动的真正发展及其基础
1917 年以后数年，是世界史上的大转折期。只要浏览一下年表，这一点便十分清楚。1917 年俄国革命，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1919 年朝鲜“三一运动”、中国“五四运动”、共产国际成立，接连发生。日本也并非这一激荡局势的例外。
1917 年，即大正六年，被称为“罢工运动飞跃之年”。这一年，无论从罢工件数还是参加人数来看，罢工都急剧增加。到 1915 年为止，罢工每年不过 50 件左右，参加人数也不到 8000 人;而到 1917 年，罢工件数一下子达到 398 件，参加人数达到 57309 人。1918 年、1919 年，罢工继续增加。特别是在造船所、制铁所、军工厂、大矿山等构成日本资本主义根基的大型经营体中，争议频繁发生，劳动组合也随之成立。
在此期间，1918 年米骚动扩展到日本全国。在约两个月时间里，38 个市、153 个町、177 个村展开了群众行动，军队出动到 107 个市町村。“冬之时代”已经结束，日本劳动运动迎来了真正发展的时期。
那么，日本劳动运动为什么会在 1910 年代后半期开始真正发展呢?可以列举出若干原因。例如，俄国革命的影响，米骚动带来的冲击，大正民主主义的发展，以及国际劳工组织 ILO 的影响等。然而，运动发展的基础，首先在于日本资本主义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获得了急速发展，并伴随这一过程，工人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成长起来。
1914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英、法、俄三国协约与德、奥、意三国同盟这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为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和市场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日本把这场大战视为“大正新时代的天佑”，以日英同盟为借口参战。日本的主要目标，是获取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权益。通过臭名昭著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等手段，这一目标取得了一定成果。
而且，日本几乎没有参加欧洲这个大战主战场上的战斗，因此也获得了作为相对中立者所能得到的经济利益。通过对处于战争景气中的美国扩大出口，通过进入欧美各国出口减少后的亚洲市场，通过向俄国等交战国出口军需品，日本资本主义获得了异常的发展。正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急速成长，为劳动运动的真正展开准备了基础。因为资本的积累，必然带来无产阶级的积累。
工厂工人人数在开战之年 1914 年约为 85.4 万人，到 1918 年则达到 140.9 万人，仅仅四年间便增长到 1.65 倍。这个数字只包括民间工厂工人，因此若再加上官营工厂工人、运输通信工人以及矿山工人等，1918 年时的工人总数已达到 250 万至 300 万人。进一步考虑其家属，则在这一时点，工人阶级已经成长为接近 1000 万人的力量。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造船、钢铁、军需工业等为中心的重工业，特别是大企业中的男性工人比重显著提高。
表 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按产业划分的工人变化
备注：据守屋典郎《经济史》(东洋经济新报社)。原始统计为《工厂统计表》，对象为 5 人以上规模的工厂。
这些重工业男性工人，不同于缫丝女工、纺纱女工那样作为农家家计补充、带有外出务工性质的劳动者。他们是在城市中独立维持生计的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型争议，正是由他们承担起来的。
当然，工人阶级人数的增加，或者重工业男性工人的增加本身，只是为运动准备了客观条件。仅凭这一点，并不能完全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劳动运动的高涨。然而，在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无论统治阶级如何镇压运动，即便它一度成功制造出运动空白的“冬之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也必然会在新的、更大规模上产生运动的基础。
重复前面的话说，资本积累的过程，同时也是其掘墓人——工人阶级——的积累过程。这个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一度看似被镇压而消灭的劳动运动，战后再次兴起之中，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劳动运动的特点
接下来，我们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劳动运动的特点，与明治时期的劳动运动作一比较和考察。
首先，第一个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差异，是规模的不同。就罢工来看，不仅件数，而且在参加人数、持续天数方面，都出现了飞跃性增长。这一点，显然同作为运动母体的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的增长有直接关系。
第二个特点，是罢工与劳动组合的成立之间形成了密切联系。明治时期也存在劳动组合，也发生过罢工。但是，除了以日本铁道罢工为契机成立的日本铁道矫正会之外，并没有在罢工之后留下持久性工人组织的例子。此外，明治时期的劳动组合，无论是铁工组合还是活版工组合，都把重点放在互助共济活动上，一次罢工也没有发动过。
与此相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特点，则是围绕罢工前后成立劳动组合的事例显著增加。又如友爱会，原本是工人的修养、共济团体，但也逐渐转化为劳动组合，并开始参与劳动争议。可以说，工人开始意识到：要使罢工取得成功，团结是不可缺少的。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懂得，要争取自己的要求，光靠一次性的罢工是不够的，还需要日常性的团结和恒常性的组织。
这里重要的是，这些罢工是在突破《治安警察法》第十七条这一事实上“罢工禁止法”的限制下展开的。而且，聚集在劳动组合中的工人，在斗争过程中，逐渐把罢工视为工人理所当然的权利。同时，工人也开始认为，组织劳动组合、要求维持和改善劳动条件，是当然的权利。
1919 年，以友爱会为中心，全国兴起了废除《治安警察法》第十七条的运动，同时向政府和企业要求公认劳动组合。1920 年第一次五一劳动节的中心口号之一，也正是废除《治安警察法》。此外，1921 年，以关西地区为中心，围绕争取团体交涉权这一核心课题的劳动争议相继发生。
这些要求并不一定都获得了彻底实现。团结权、争议权、团体交涉权的确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在战前，劳动组合法由于资本家方面的强烈反对，最终未能成立。但是，《治安警察法》第十七条在接连不断的罢工中，事实上逐渐受到限制，终于在 1926 年被废除。虽然作为废除《治安警察法》第十七条的交换条件，制定了《劳动争议调停法》，存在这样的限制，但工人事实上是通过斗争争取到了争议权。
第三个特点，是明治时期的争议具有个别、分散的性质，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争议，则开始作为彼此关联的斗争展开。当然，即便在明治时期，也存在像 1907 年一系列矿山暴动那样，事实上相互关联的争议。在别子暴动和幌内煤矿暴动中，显然可以看到足尾暴动的影响。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斗争也只是事实上彼此关联地展开，并不是有意识地进行共同斗争。那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对手是资本家阶级。
明治时期少数劳动运动领导者之一永冈鹤藏曾创作过一首劳动歌，其中有这样的歌词：“古河先生是主人吗?不不，那家伙不是;不知义理也不懂人情的鬼。”这里被当作问题对象的是古河。而且，被谴责的是古河润吉不知义理、不懂人情。至于个别工人，则连这一点也未必达到。对他们来说，与其说是远在自己之外的古河，不如说是向自己强索贿赂的职制人员，或者克扣工资的工头，才是更可憎的对手。
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显然发生了变化。例如，针对 1919 年的足尾铜山争议，东京的若干劳动组合——友爱会、信友会、小石川劳动会、日本交通劳动组合等——发表了如下共同声明：
“吾等劳动团体，对于一切劳动争议，均认为其并非单纯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吾人劳动阶级全体盛衰之问题;今后将摒弃一切私情，同心协力，以期贯彻之。”
不仅仅是发表声明，在 1919 年东京 16 家报社制版工总罢工，以及 1921 年川崎、三菱两造船所争议中，都有意识地组织了共同斗争。尤其是后者，是川崎造船所和三菱神户造船所这两家大工厂的 3 万名工人，以友爱会神户联合会为中心，组成单一的大争议团，要求承认团体交涉权，并持续斗争 40 余天的战前最大争议。
友爱会以及全国劳动组合中有许多会员前来支援，并捐助资金。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一争议中甚至出动了宪兵队和军队。争议已经不再是一家工厂内部的个别斗争，而成为资本家阶级及其支持者政府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成为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参加其中的大量工人，也由此认识到了这一点。
劳动组合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结合
这样，工人开始意识到作为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共同利益，并开始展开全阶级性的斗争，这就必然发展出工人阶级自身独立的政治行动。他们不再停留于单纯的经济斗争，而是站起来投入以工人阶级解放为目标的斗争。
起初吸引工人的，是普通选举运动。1919 年初，友爱会，特别是其关西地方组织，成为运动的中心，在要求废除《治安警察法》第十七条的同时，也要求获得普通选举权，并展开示威、工人大会等群众行动。普通选举运动本身此前已有，但工人阶级独立提出政治要求并开展群众行动，这还是第一次。
翌年，即 1920 年 2 月，政府解散了正在审议普通选举法的议会，普通选举运动由此受挫。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抓住了劳动运动。1920 年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成立，便是其标志。
社会主义同盟在其创立宣言中主张：
“我们意欲从根本上破坏现代资本制度。……我们期望实现……没有阶级的社会，即所有人都劳动、所有人都能获得衣食住安全的新社会。……我们相信，在这一阶级斗争中，我们的主要实力存在于各种工人阶级之中，并将努力促成其觉醒、团结与训练。后略。”
社会主义同盟参加者的思想立场多种多样，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马克思主义者;它“在广义上包容一切社会主义者”(《日本社会主义同盟趣意书》)。因此，作为实践运动的主体，它不可能成为强有力的组织。然而，参加社会主义同盟的，并不只有明治以来的老资格社会主义者，还有许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劳动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活动家。社会主义运动终于开始超出思想运动的框架，同劳动运动结合起来。
1922 年秋，总同盟大会修改纲领，清楚地表明劳动运动与社会主义已经结合起来。相关部分如下：
“二、吾等决意以断然之勇气与有效之战术，彻底斗争于资本家阶级之压迫迫害。
三、吾等确信劳动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不可并立。吾等期望以劳动组合之实力，实现劳动者阶级之完全解放，并建设自由平等之新社会。”
如同社会主义同盟复杂的构成所显示的那样，在这一时期，即便笼统地说“社会主义者”，其中也仍然混杂着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尚未分化清楚。最初吸引劳动运动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但经过普通选举运动的挫折和 1920 年的反动恐慌之后，“工团主义”迅速扩大了影响力。前面引用的总同盟修改纲领中，也清楚地表现出工团主义的影响。
众所周知，工团主义主张，劳动组合，即“工团”，才是纯粹的工人阶级组织;工团的直接行动，也就是总罢工，才是废除阶级社会的手段;并由此否定一切政治行动。
不能否认，这一时期的工团主义，在把明治社会主义的革命传统越过“冬之时代”传递下来，并使劳动运动摆脱劳资协调路线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当工团主义越过启蒙阶段，成为劳动运动的实践理论时，它作为观念性激进主义的局限也立刻显现出来。在当时劳动组合组织力量薄弱的日本，劳动组合的直接行动，即总罢工，本来就难以成为现实问题。
所谓直接行动，已经不同于其本来的意义，而被完全矮小化为“同警察发生小冲突，在警察署里关上一夜，或者高唱被禁止的革命歌曲走在大街上”(棚桥小虎)之类的东西。实际上，与其说工团主义理论抓住了劳动组合，不如说是反对普通选举运动、否定议会行动、否认国际劳工组织、排斥知识阶层等口号，抓住了那些在普通选举运动中受挫、又在反动恐慌之下被迫进行艰难斗争的活动家的激进心情。
在此期间，俄国革命的影响逐年扩大并加深。随着对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理解的推进，工团主义者中相继有人改宗为布尔什维克。他们围绕运动主导权同工团主义者对立，并在这种抗争中得到锻炼，确立了自己的立场。原本尚未分化的社会主义运动，逐渐明确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以大杉荣为中心的工团主义者，另一派是以山川均、堺利彦等人为领导者的布尔什维克。
1921 年，日本社会主义同盟被禁止。于是，在布尔派内部，“合法运动已无余地，要推进运动，就必须建立秘密组织、非法组织”的认识逐渐增强。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也积极推动日本社会主义者建立共产党。于是，1922 年，以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民族大会为直接契机，日本共产党成立。
刚刚诞生的共产党，实际上远不能称为“先锋党”。它更像是既有马克思主义团体的联合体，其中包括山川均等人的水曜会、堺利彦等人的无产社、高津正道等人的晓民会、野坂参三和山本悬藏等人的总同盟系统、渡边政之辅等人的南葛劳动会、赤松克麿和佐野学等人的新人会系统。就思想而言，其中很多人仍未完全摆脱工团主义，甚至还包括赤松克麿这样带有浓厚新康德派色彩的人物。
二、劳动运动的方向转换
糖果与鞭子——统治阶级的劳动运动对策
事实上指导初期共产党的理论家，是山川均。他在共产党创立几乎同时发表于《前卫》杂志上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成为党的指导理论。这篇论文指出了少数先锋陷入孤立化的危险，并把“到群众中去!”作为运动的新口号提了出来。
同时，针对工团主义否定政治的倾向，山川批判说：“如果只是从思想上否定资产阶级政治，而对一切政治问题漠不关心，那就是在政治战线上回避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他呼吁“以无产阶级政治同资产阶级政治相对立”。
这一“方向转换论”，同时也是工团主义者山川均的自我批判;但它对整个运动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此后，运动迅速摆脱了工团主义的影响。
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也并不是袖手旁观地看着这类运动发展。特别是在 1923 年，它采取了若干新的应对措施。手法仍是惯常的“糖果与鞭子”，也就是借此在劳动运动内部引发分裂。
所谓“糖果”是什么呢?其一，是山本内阁承诺实行普通选举;其二，是改变此前自上而下指定国际劳工大会，即 ILO 劳工代表的做法，改由会员人数在 1000 人以上的劳动组合进行公选。
承诺实行普通选举，其意图在于把正在摆脱工团主义排斥政治斗争、走向“政治对抗”的运动，引入议会主义的框架之内。另一方面，由劳动组合公选 ILO 代表，则被视为政府在事实上承认劳动组合。
“糖果”虽然非常小，但由于另一面的“鞭子”十分强烈，因此仍然收到了充分效果。那么，“鞭子”又是什么呢?
第一，是 1923 年 6 月的“第一次共产党检举事件”。共产党成立还不到一年，便因间谍使党的机密文件落入警察手中，80 余人被检举，29 人被起诉。
这一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同年 9 月，关东地区又遭遇大地震。在震灾造成的混乱之中，龟户事件、大杉事件，乃至数千名朝鲜人遭屠杀的事件相继发生。在这三起事件中，许多人仅仅因为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朝鲜人，便遭到杀害，而加害者的责任几乎没有受到追究。震灾中的白色恐怖，这就是第二根“鞭子”。
此外，后来通向《治安维持法》的《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案》，早在前一年即 1922 年，就已经被提交到议会。
共产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裂
这种“糖果与鞭子”的政策，对劳动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转换”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中之一，是工团主义的后退成为决定性趋势。面对迅速发展的政治反动，劳动组合不得不投入反对三项恶法运动等政治行动，工团主义否认政治行动的主张由此失去力量。进一步说，作为大正无政府主义“一等演员”的大杉荣之死，也加速了工团主义的衰退。
“糖果与鞭子”的效果并不止于此。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它使共产主义与“现实主义”，也就是劳资协调主义之间的对立浮出表面。当然，协调主义此前就在劳动运动内部拥有一定势力。但是，在所谓“无政府派与布尔派对立”的时期，“现实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曾共同对抗工团主义。
然而，随着工团主义的衰退和共产主义者影响力的扩大，“现实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抗日趋激化。不仅有松冈驹吉等原本的组合主义者、反共主义者，也有像赤松克麿这样被“鞭子”吓倒、又被“糖果”引诱的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开展活动，试图把共产主义势力从劳动运动中驱逐出去。
“现实派”与“共产派”对立的征兆，可以在 1924 年 2 月总同盟第十三年大会围绕大会宣言展开的争论中看到。这次大会被称作“划时代的”“方向转换大会”，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克服了此前带有工团主义色彩的否认政治行动的方针，采纳了普通选举实行后的选举权行使、国际劳工大会的利用等“现实政策”。
对于采纳这些“现实政策”，两派意见是一致的。不过，在支撑这种“方向转换”的基本认识上，双方则显然不同。
右派把“方向转换”评价为清算过去错误的极左方针、确立“劳动组合主义”。与此相对，左派虽然承认此前运动曾经有过“洁癖和生硬”的问题，但认为这是受日本资本主义后进性所制约的结果，并不是错误。左派主张，只是由于最近形势发生变化，“方向转换”才成为不可避免之事;但坚持阶级立场这一根本精神不应改变。
尽管这种对立潜藏在底层，由于两派在具体政策上是一致的，大会宣言最终以大体承认左派主张的形式成立。
大会刚一结束，此前一直处于总同盟之外的关东地区左翼组合，便相继加入总同盟。其中包括渡边政之辅等人的东部合同劳动组合，即旧南葛劳动会，以及杉浦启一等人的关东机械工组合等六个组合。
促成这一合流的背景，是围绕劳动组合总联合运动、大震灾受灾者救援、龟户事件真相查明等问题，总同盟与这些左派组合已经积累了统一行动。此外，总同盟第十三年大会宣言主张分立组合的合并，总同盟的主事由右派松冈驹吉改为中间派加藤勘十，以及总同盟关东同盟会内反松冈势力扩大等，也都是使合流变得容易的条件。
无论如何，这一合流提高了总同盟内部，特别是关东同盟会内部左派的比重，右派的危机感也由此增强。
1924 年 4 月，在关东铁工组合大会上，两派对立公开化。因为取代右派土井直作而被选为该组合主事的，是左派河田贤治。接着，在同年 10 月关东同盟会大会上，渡边政之辅等一部分左派代表，因愤怒于右派内田议长单方面的议事运作，退出会场。
这一退席事件，给了企图排除左派的右派以绝好的借口。大会结束后，关东同盟会理事会无视规约，决定开除六名左派指导者。而且，当他们看到关东铁工组合不承认这一开除处分时，右派的内田藤七组合长等人便自己分裂组织，另行成立东京铁工组合。进一步说，关东同盟会理事会最终强行开除了五个左派组合。
此后，被开除的左派组合在关东同盟会之外，另行成立总同盟关东地方评议会，并获准发行自己的机关报《劳动新闻》，双方一度达成妥协。然而，仗恃多数的右派，仍然继续寻找排除左派的机会。翌年 1925 年 3 月，总同盟第十四年大会刚结束，中央委员会便决定解散关东地方评议会，并停止其机关报发行;又在 4 月，以西尾末广会长代理的名义开除关东地评。
被逼入绝境的左派成立“日本劳动总同盟革新同盟”，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刷新总同盟的运动。到了这一步，两派之间几乎已经没有妥协余地。终于，5 月 16 日，总同盟中央委员会以九票对二票的多数，开除参加革新同盟的所有组合。随后，5 月 24 日，革新同盟全国大会宣布“宁以总同盟之开除为光荣”，并踏上成立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之路，分裂由此确定。
总同盟分裂的问题点
不能否认，积极推进总同盟第一次分裂的，是松冈驹吉等右派。关东同盟会无视规约进行个人开除，以及关东铁工组合的分裂，都清楚地表现出这一点。而且，这些开除和分裂的主要理由，是主义和思想的不一致。
右派在成立东京铁工组合时发表的声明书，是这样说明分裂理由的：
“如此否认开除处分的关东铁工组合，乃是支持彼等小儿病式运动者者，与我等完全不能相容。既然我等在这一根本精神上无法一致，便不得不含泪决意脱离关东铁工组合，始终依据总同盟之精神而前进。”
此外，还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右派始终对这次分裂给予肯定评价。
与此相对，左派指导者渡边政之辅，如众所周知，率直承认这次分裂是失败的，并把原因归结为“没有左翼先锋组织”以及“先锋分子的斗争经验不充分”，对此进行了自我批判(《马克思主义》第 46 号)。
所谓“没有左翼先锋组织”，指的是 1924 年 3 月，恰好在成为分裂开端的总同盟第十三年大会之后，共产党只留下一个负责善后处理的“局”，即事务局，便解散了。共产党的解散，固然有遭到检举打击这一原因，但同时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组织上的弱点，即它不过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各集团拼凑而成;以及思想上的弱点，即它内部还抱有赤松那样的非马克思主义分子。
说到思想上的弱点，作为党的指导理论家的山川主义本身也存在问题。在他的协同战线党论中，“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也就是劳动组合，才被认为是“先锋”。众所周知，山川赞成总同盟第一次分裂，而其根据之中，可以认为就包含着这种把劳动组合视为先锋的观点。
关于“先锋分子的斗争经验不充分”这一点，可以举出常被指出的、在关东铁工主事选任问题中表现出来的“排击右翼干部战术”。此外，渡边政之辅等人从关东同盟会大会退席的问题，也同样难免受到批判。
需要补充的是，渡边政之辅与大会会场退席问题发生关联，实际上这并不是第一次。1921 年 7 月，在总同盟东京联合会大会上，工团主义者渡边所率领的黑色劳动会，因为未达到规定人数而不被承认有权选出代表，当时也发生了一部分代表退席的事件。棚桥小虎为这次会场混乱承担责任，辞去议长职务，同时也辞去了东京联合会主事职务。关东同盟会大会上的退席，难道不能认为受到了三年前这次经验的影响吗?
无论是干部排击战术，还是退席问题，或者山川主义，都显示出布尔派还未能完全摆脱工团主义。
总同盟第一次分裂之后不久，总同盟又反复发生第二次、第三次分裂。麻生久、河野密、加藤勘十等所谓“中间派”，宣称要“切断像歇斯底里一样互相争斗的左右两翼……确立无产阶级运动的正道”。他们一方面成立日本劳农党，另一方面为了建立自己的支持基础，即劳动组合和农民组合，策动总同盟和日本农民组合的分裂。
于是，此后把日本运动分割为三部分的左、右、中间三派形成了。各派分别采取拥有自己的政党以及与之直接相连的劳动组合这一形式。不能否认的是，这种运动的分裂，进一步削弱了本来就脆弱的劳动组合力量，并且作为负面遗产一直残留到今天。
三、大企业中公司组合的产生
在总同盟分裂之前，另一种分裂也在暗中推进。那就是大企业工人与中小企业工人之间的“分裂”。自主性的劳动运动，逐渐被排挤出大企业。
自明治以来，直到 1920 年代初，日本劳动运动主要是以大型经营体为基础展开的。无论是甲午战争后的劳动组合运动，还是日俄战争后的劳动争议，抑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劳动运动，都是以造船所、军工厂、大矿山为中心展开的。
然而，到了 1920 年代后半期，事态显然发生了变化。不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自主性劳动组合运动都被排挤出大企业，只能组织中小企业工人。劳动争议也是如此。
表 2 劳动争议按参加人数划分的件数比例
备注：据劳动省《从统计看我国的劳动争议》。原表还列有“1000 人以上”一栏，分别为 1921 年 3.2%、1926 年 1.6%、1930 年 1.1%。
诚然，在军工厂和一部分大型经营体中，劳动组合仍然存在，但其实际功能，主要是作为选出 ILO 劳工代表的母体，实在不能称为自主性的劳动组合。
在许多大型经营体中，作为劳动组合的替代物，共济组合、工厂委员会，或者兼具两者性质的“公司组合”被组织起来。在造船所等处，多采用劳动委员会制度;而在矿山，几乎都是“公司组合”。
工厂委员会和“公司组合”的主要功能，是所谓“劳资意思疏通”。虽说是工厂委员会，但它并不是欧美那种以劳动组合的存在为前提，由劳资双方在“对等”立场上协商并作出决定的机关，而不过是工人与公司方面进行恳谈的场所。归根结底，它是发泄工人不满的出口，是安全阀，也是阻止自主性劳动组合运动侵入企业内部的防波堤。
下面来看三井矿山的公司组合“共爱组合”的例子，它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共爱组合”作为公司组合的模范而闻名，但其组织化的契机，是 1919 年末总店向各事业所发出的一纸指令。该指令要求各事业所设置共爱组合，并作如下说明：
“第二，组合应依据劳资协调主义。
凡一切事项，均以由公司职员方面及职工矿夫方面选出的十名左右顾问进行恳谈熟议并加以解决为宗旨，不采取多数决。在评议尚未成熟期间，无论多少次，都应尽力调查、审议、恳谈。在此期间，公司方面顾问应充分参照公司意志，对职工矿夫加以训示并使其缓和。万一确实难以通过恳谈解决时，则保留提出仲裁调停之余地。
第三，事业。
制定各种约定，使职工矿夫基于自发，以责任感切实实行共济、卫生、储蓄、勤勉、取缔及其他事项。同时，对于雇用条件以及公司设施的希望等，应经过一定程序，使其毫无隐瞒地陈述。既以此作为针对不稳心事的安全阀，又以规定加以节制，并以恳切训导使其获得谅解。
第七，对各种劳动团体的方针。
一、对于公司外劳动团体，采取禁止加入之方针;本组合成立后，应使其制定严格之约定。
二、公司内各组合，应逐渐并入本组合。”
公司组合不仅承担意思疏通的功能，还通过共济制度、消费合作会等，把工人整个地包纳进企业之中。除此之外，再加上企业内部培养设施和年功性工资体系，大企业工人的主要部分便成为忠于企业的雇员，化为与自主性劳动组合运动无缘的存在。
于是，垄断资本通过把其利润中的极小一部分分给工人，成功地把劳动组合运动从企业内部驱逐出去。
由公司组合驱逐劳动运动，正是后来产业报国运动的原型。通常，产业报国运动被认为是中日战争开始后，即 1938 年以后才出现的问题。1938 年，协调会的时局对策委员会决定了《劳资关系调整方策》，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产业报国联盟”，这通常被看作产业报国运动的出发点。
然而，实际上，各企业分别设置的单位产业报国会，与公司组合几乎是同一种东西。总而言之，就大企业而言，产业报国运动的基本路线，到 1920 年代末便已经确立。聚集在全产联，即全国工业团体联合会中的大资本家们，在运动初期对产业报国运动并不那么积极，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凭借公司组合，就已经足以达到目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愿意让企业内部问题受到外部干预。
因此，可以说，产业报国运动的主要目标，在于向那些没有公司组合或工厂委员会的中小企业，设置名为“产业报国会”的意思疏通机关。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在劳动争议发生之前加以预防，另一方面彻底消除自主性劳动组合存在的余地。
不过，公司组合与产业报国运动之间，只有一个不同点，那就是其“指导精神”。公司组合以劳资协调作为“指导精神”，而产业报国运动则以“劳资一体”“产业报国”为原则。
产业报国运动的推进者批判公司组合，并作如下主张：
所谓劳资协调，是以劳资之间存在利益对立为前提的。只是在通过协调能够满足彼此私人利益的限度内，双方才进行协调。这样一来，终有一天会发生对立。然而，如果把日本产业是为了日本国家而存在作为前提，那么劳资双方就不应考虑彼此的私人利益，而必须为了国家繁荣而一致协力。在那里，劳资不应只是协调，而必须成为一体。
也就是说，通过把国家利益推到前台，他们否认了劳资之间存在对立关系。
这里有必要注意的是，提出这种理论并推动产业报国运动的人们，都是金鸡学院安冈正笃的门生。例如，日本产业报国运动的先驱，是以石川岛造船所中建立的石川岛自强组合为中心的日本主义劳动运动，而其指导者神野信一就是安冈门下。自强组合的会议，也常常在金鸡学院举行。
此外，1938 年产业报国运动迅速展开时，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协调会专务理事町田辰次郎，他也是安冈门下。安冈对以内务官僚为中心的所谓“新官僚”具有强大影响力，而这些人在产业报国运动的整个过程中，或隐或显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同盟解散时的厚生大臣吉田茂——与那位“独断专行式”人物只是同名异人——就是其代表性人物。
而且，不能忽视的是，他们共同的老师安冈正笃，在战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在统治阶级之间具有强大影响力。最近，他还以全国师友协会会长身份，成为明治百年祭准备会议委员，是明治百年祭宣传活动的中心人物。
与这一点相关，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春天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创立二十周年纪念总会上，地方部会议长汤浅佑一的致辞。这段致辞之中，产业报国运动的基本理念可以说正是再度出现了。现引用其问题性发言的一部分：
“在这个严峻的变革期，恐怕已经不能再停留于过去那种劳资合作之类温和的想法。为了在你死我活的国际竞争中取胜，需要更高层次的‘劳资一体化’。劳资全体人员必须成为一体，共同拿出智慧、凝聚力量，否则便不能成为真正的战斗力。……我认为，日经联的新使命，就在于推进这种‘劳资一体化’。”
四、战前劳动运动失败的条件
接下来必须加以考察的，是劳动运动为什么会被排挤出大企业，并且最终在产业报国运动之下被完全压杀。换句话说，这也就是战前日本劳动运动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已经存在若干回答。若就运动的主体条件而言，可以指出劳动组合按照政党系列发生分裂，并且彼此对立;至于这种情况的根据，也有人指出，劳动组合被赋予了政党性的任务等若干问题。此外，对于运动中，特别是左翼方面的各种理论错误——例如资本主义急速没落论、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等等——也已经有大量批判。
然而，在以往的运动史研究中，对于运动所处的客观条件，似乎并没有进行充分考察。对主体条件的检讨，往往没有放在同运动客观条件的关联中进行;而且，有不少研究是站在今天理论上、实践上的达成点上，去批判过去方针的错误。甚至还有一些观点，把运动后退或失败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方针错误。
如果运动所处的客观条件对工人阶级不利，那么即便斗争是在正确政策引导下推进的，运动也可能出现后退，甚至遭遇失败。观察战前日本劳动运动时，不能忽视的是，它所处的客观条件极其困难。
如前所述，日本劳动运动获得真正展开的条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友爱会开始转化为劳动组合，是其创立五周年的 1916 年;而在劳动争议高涨过程中，组合相继成立，则是 1918 年、1919 年的事情。仅仅一年之后，1920 年便发生了战后恐慌，幼弱的劳动组合运动被推入极其困难的处境。
而且，恐慌并不止于这一次。1923 年有震灾恐慌，1927 年有金融恐慌，1929 年又有大恐慌。日本资本主义可以说是“从恐慌踉跄走向恐慌”。
战后恐慌影响最为深刻的产业，是造船业、金属矿业、钢铁业等。而恰恰这些产业部门，正是日本劳动运动主力部队所在之处。1910 年代后半期到 1920 年代初期的大争议，集中发生在这些部门。
1917 年，日本制钢室兰、三菱造船长崎、大阪铁工因岛、浅野造船鹤见发生争议。
1918 年，浦贺船渠、三菱造船神户发生争议。
1919 年，大岛制钢、石川岛造船两次、东京炮兵工厂、川崎造船神户、大阪铁工、神户制钢、浅野造船鹤见、足尾铜山、釜石矿山发生争议。
1920 年，八幡制铁、尾小屋矿山发生争议。
1921 年，足尾铜山、藤永田造船、川崎与三菱两造船所、横滨船渠、浅野造船、石川岛造船发生争议。
组织工人的中心是金属工人，这一点广为人知。它不仅体现在组合员人数中金属工人的比重很高，也体现在这一群体中产生了许多工人出身的领导者和活动家。
下面再更具体地看一下战后恐慌对造船业、金属矿业等产业的影响。
首先是造船业。汽船建造量在 1919 年达到峰值，为 63.6 万总吨;到 1921 年下降为 21.6 万总吨;1922 年下降为 10.2 万总吨;而到最低点的 1925 年，仅为 4.8 万总吨。短短六年间，减少到不足原来的十三分之一。
此外，即使是受恐慌影响相对较小的军舰建造，也由于 1922 年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的签订，而进一步加重了不景气。造船所接连关闭，从 1918 年到 1925 年，造船所数量由 57 处减为 23 处，船台数由 157 台减为 79 台，均减少近半。
金属矿业，尤其是产铜业，除了军需减少之外，还受到智利、刚果大矿山开发，以及浮游选矿法等新技术所带来的冲击。通过这些新技术，低品位矿石也能被大量处理，低价美国铜由此流入，日本产铜业遭到重大打击。
最直接显示恐慌对劳动运动影响的，是工人人数的减少。造船业中，工人人数从 1918 年的 9.7 万人，到 1925 年减少为 3.5 万人，约降为三分之一。金属矿业中，工人人数在峰值的 1917 年为 16.5 万人，而到 1922 年则降为 4 万人，不到四分之一。
这些数字对于劳动组合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只要想一想 1959 年以后以三池斗争为顶点的煤矿工人艰难斗争，就很清楚了。即使劳动基本权已经作为宪法上的权利得到承认，即使拥有在十几年先进斗争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坚强组织，并得到数百万组织工人的援助，要在反对裁员“合理化”的斗争中取胜，也并不容易。
更何况，在战前的情况下，劳动组合成立仅仅一两年后便遭遇恐慌，大量裁员被强行推行。而且，不仅完全没有针对劳动组合的法律保护，禁止罢工的《治安警察法》还严然存在。在国家权力与垄断资本结为一体，决意发动攻击、把组合排挤出去的时候，要反击这种攻势并维持组织，即便拥有多么正确的方针，也只能说是不可能的。
五、战争与劳动运动
到 1920 年代后半期为止，劳动组合已经被逐出大企业。虽说如此，劳动运动并没有因此消灭。尽管背负着“分裂”这一极大的负面因素，工人阶级的斗争仍然继续着。
但是，这里没有余裕按照时间经过来叙述分裂后的运动过程，因此只限于触及一个问题点。那就是，各派如何面对战争，又采取了怎样的行动。
1927 年的金融恐慌、1929 年以后世界恐慌相继发生，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日益加深。而且，中国革命的发展，以及苏联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 年)的实施而增强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又使这种危机变得更加深刻。
统治阶级在国内以“产业合理化”的名义进行裁员和强化劳动;另一方面，在海外则通过使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不断升级，企图摆脱危机。以 1927 年、1928 年三次出兵山东为开端，到 1931 年 9 月，终于公开开始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即所谓“满洲事变”。直到 1945 年太平洋战争失败为止的十五年战争，由此拉开帷幕。
如何应对战争，正是这一时期日本劳动运动的决定性问题。
一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是左翼。在第一次出兵山东之际，劳农党、评议会、日农等组织成立“对华不干涉全国同盟”，展开反对出兵的斗争。在其背后，是刚刚重建的共产党。
左翼主张，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最重要的一环”，而“日本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民众共同的敌人”。此外，左翼并不只是要求“反对出兵”，还同时提出“包括满蒙在内的驻华日本军队立即撤退”“废除一切帝国主义权益和不平等条约”等要求，并为此斗争。
这一主张，在当时并不是国民大多数能够轻易接受的。因为他们长期反复受到强有力的军国主义宣传影响，并为其所俘获。其逻辑是：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在满洲拥有的权益，是自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来“由父祖之血”获得的;满蒙权益若遭丧失，就关系到日本存亡;由于中国方面侵犯了这些权益，所以日本是不得已才出于自卫而行动。
在国民对这种排外主义宣传陷入狂热之中时，坚持阶级立场、主张废除一切帝国主义权益，并非易事。仅凭这一点，左翼的孤立化也已经难以避免。
正是在这一对华不干涉运动展开期间，三一五事件对共产党施加了大镇压。随后又发生四一六事件等狂暴镇压，从左翼夺走了大量领导者和活动家。
左翼方面存在福本主义这样的教条主义，把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者都规定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宗派主义，或者极左冒险主义等若干错误，这是显然的。这些错误加速了左翼的孤立化，并给整个劳动运动带来很大负面影响，这也是事实。然而，不能由此否定左翼一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立场的意义。
中间派，即日本劳农党和组合联盟这一系统，在成立之后也反复同无产政党的各派发生离合聚散，最终同右派的社会民众党合并，组成唯一的无产政党——社会大众党，并掌握了其主导权。随着战争推进，他们的主张发生了巨大摇摆。
对于山东出兵，中间派也主张反对出兵，并且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月时间，仍同左派进行了统一行动。只不过，在他们反对出兵的逻辑中，既包含着从支持中国革命立场出发的阶级性方面，同时也包含着另一种相互矛盾的方面，即出兵会引发排日运动，并给对华贸易造成打击，因此不应出兵;这一方面体现的是维护民族利益的逻辑。
对于满洲事变，中间派也采取反对立场，在全国劳农大众党内部设置对华出兵反对斗争委员会，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方针。然而，在中间派内部，已经有人开始主张，应当为了日本工人农民而维护满蒙权益。
进一步说，随着战争进展，中间派领导者麻生久等人，甚至把军部评价为反资本主义势力，并主张同军部结合，是“在日本国情之下，打倒资本主义、实现社会改革”的道路。他们先于右派，沿着战争合作的道路疾走而去。
以总同盟和社会民众党为中心的右派，也曾反对山东出兵。不过，其理由是，出兵会招致排日运动，并“对我国勤劳阶级的生活产生恶劣影响”。这种也能在中间派那里看到的逻辑，在日本国民多数把满洲视为日本“生命线”的状况下，似乎比左派主张“废除一切帝国主义权益”更为“现实”，甚至似乎更能够说服统治阶级。
然而，这一立场实际上意味着把日本帝国主义在满蒙的权益作为“日本的权益”来加以维护。他们以自己是“现实主义者”为荣，但他们所谓的“现实”，几乎与“既成事实”相同。随着周围形势，也就是所谓“现实”，向狂热的军国主义、排外主义推进，他们便接连不断地向“现实”妥协，且不知止境。
对他们来说，维持总同盟这一组织体本身，成为最高目标。为此，他们甚至不惜作出“罢工绝灭宣言”。进一步说，面对产业报国运动的发展，他们也宣称“产业报国是我等一大理想”(《劳动国策与总同盟》)，并诉求说，为实现这一理想，劳动组合的存续是必要的。
他们把劳动组合的存续理由表述为：第一，它是针对社会不安的安全阀;第二，它是抵御共产主义的防波堤;甚至还说，第三，如果有劳动组合，罢工就会消失，劳动纷争就不会发生。
从主观上说，他们认为自己是不得已才作出“罢工绝灭宣言”。而且，与中间派率先投身产业报国运动相比，总同盟主流派并没有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并把组织维持到最后一刻;他们还把这一点作为对军部和警察的“抵抗”而自豪。
1940 年总同盟的解体，对松冈驹吉等人来说，恐怕确实并非出于本意。然而，他们作出“罢工绝灭宣言”，并反复强调“产业报国运动是我等一大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事情，是否值得称为“抵抗”呢?
如果假设总同盟的主张被采纳，产业报国会与劳动组合得以“并进”，并且产业报国会中设置了作为“下意上达、上意下达”机关的劳动部，那么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否就能够得到保护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在产业报国运动成立过程中，以及成立之后，屡屡成为问题的，是产业报国运动的空洞化。由于它是官制运动，因此缺乏自发性。如果总同盟的构想被采纳，这种事态或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避免。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其结果必然是，产业报国、灭私奉公、“不求所有，直到胜利”，都将变成由工人自己发意而实行的行动。
一个高唱“产业报国是我等一大理想”的组织，实在不可能主张“维持和改善劳动条件”。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