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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军队随时听候人民召唤(下)

党人碑 · 2026-06-09 · 来源:党人碑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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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老大娘为我剿匪部队带路

接上篇《抓了“统战对象”,这还了得?(上)》

反动分子妄图发动的弥勒暴乱,虽然失败了,首犯抓了,主犯基本落网,原副区长李绍梅还指认了首犯,但是关键证人没抓到,这样就给了坏人以可乘之机。

幕后各路人马,活动猖獗,昆明和弥勒,不断联动,矛头直指破案剿匪的解放军十三军随营学校,说他们破坏党的政策,错抓了统战对象,影响恶劣,要求赶紧放人,赔礼道歉,惩办相关人员,以儆效尤。

尤其是那个李绍梅,虽然此前“撂”了,这时候风头渐变,他咬死随营学校保卫科,对他“刑讯逼供”,没办法只好又请他回“革大”继续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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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剿匪部队在斗篷冲战斗中,活捉巨匪曹绍华。

好在随营学校的领导顶住压力,没有做烂好人,但保卫科长汤新杰的压力,可想而知。现在能做的,就是抓紧破案,先找到关键证人,原县公安中队长陈祖第。

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有群众反映:案发后,曾看到陈祖第在深夜回过家,还有人看到他在昆明至糯租车站(今弥勒市糯租村)之间来往活动。

陈祖第家,有其妻和两岁的女儿,糯租车站是滇越铁路上的三等小站,北通省会昆明,南达越南老街,当时号称“小巴黎”,陈祖第很可能是跟家人告别后,准备踩点外逃。

事不宜迟,保卫科迅速在当晚,即对陈祖第家进行围查,结果扑了个空,唯一的收获,就是陈祖第结婚时的一张颜色发黄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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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军随营学校在剿匪斗争中牺牲的四烈士(《弥勒市志》把王全荣烈士的籍贯写错了,辉县属于河南,不属于河北)

由此可见,这个陈祖第很狡猾,群众看到他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他在弥勒的最后一面。南逃越南,目前看来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还是趁着解放初期户籍制度不完善,隐身在昆明的茫茫人海,更为现实。

请示领导后,汤科长带了三位侦查员,去昆明寻找陈祖第。

经费有限,火车坐不起,只能坐汽车,弥勒当时没有长途汽车,只有人货混搭的卡车路过,而且还是老掉牙的“木炭汽车”。

所谓“木炭汽车”,就是以木炭代替汽油作燃料,马力自然不足,平地或下坡尚可平稳运行,一遇上坡,就要靠乘客下车推,不但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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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昭通剿匪部队向俘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时间比汽油车缓慢得多,司机还要额外配个助手,相当于火车司炉,上坡更费乘客。云南这地方,本身就是高原,坐这种车就是折磨。

所以这种车搭车人少,就便宜得多,办案人员经费少,只能坐这种车去昆明。出发前,又了解到有个商贩跟陈祖第关系不错,要到昆明进货,汤科长决定暗中与其同行,以便寻找线索。为了不打草惊蛇,换了便衣,盯着这个商贩,等他上了车,大家再抄近路,翻身越岭,徒步赶往宜良,等于在前面等他,造成不经意的偶遇。

今天的我们,恐怕很难想象当时的交通不便,人走路怎么能赶上坐汽车的?但在当年,这还真不稀罕,时人吐槽,“云南交通一大怪:火车没有汽车快,汽车没有马车快,马车没有行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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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匪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模范行动影响和争取因听信土匪谣言被迫逃离的群众回家。

汽车早七点出城,侦查小组看着汽车远去后出发,120里路,下午三点赶到宜良火车站,半个多小时后,汽车才姗姗来迟。宜良到昆明,每天只有下午五点一趟车,大家分散,跟着目标上了车。

出了昆明站,分成两组,轮流跟着走。目标死活没有发现侦察人员,径直走向宝善街。这里是昆明市中心的老牌商业街区,繁华异常,走不远就是南强街和金马碧鸡坊。传统上,凡是弥勒人到昆明讨生活的,首先落脚就在此处,弥勒老乡开的铺子很多,有点弥勒会馆和老乡会的意思,吃住都有照应。

目标住下后,侦查员兵分两路,两位同志也在附近找地方住下,看好目标,汤科长带了另外一位同志,到就近的公安分局联系工作,请求帮助协查。一连几天,毫无进展,目标卖了东西后,正常采购,也没接触什么可疑人员,就回弥勒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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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的破路破车。

回弥勒,还是继续住在昆明?

大家决定住下,以宝善街——这个弥勒在昆明人员的集散地为中心点,开始访查,争取发现新的线索,一条条捋到底,看能不能抓到陈祖第。

想法不错,问题是经费有限,住宿费没了,只好搬去军区招待所。

新问题又出现了,宝善街附近的弥勒在昆明人员,通过公安的同志协查,基本访查结束后,是否还要扩大范围,如果扩大范围,在昆明这么大的城市里,茫茫人海,公安的同志还有自己的工作,单凭侦查小组的四个人,拿着一张老照片,去搜寻一个从未见过面的罪犯,难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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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的昆明碧鸡金马牌坊。

难虽难,动起来,办法总比困难多。索性大家用笨办法过筛子,通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几乎是不眠不休,把昆明市区内,凡是有弥勒人聚集的地方,都走访了一遍,遇到相关人员就做社调,决不允许有漏网之鱼。

没想到,陈祖第没抓到,却有意外之喜——相继发现了从弥勒逃来的县党部和三青团的几个头子,还有恶霸地主若干。

这些家伙,交给公安部门后,同志们仍然心急如焚,毕竟陈祖第抓不到,压力还在持续增大,“抓错人”和“破坏政策”的帽子依旧存在,有些人等着看笑话,不断讲怪话,念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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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越铁路明信片。

正当大家有点无计可施,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有天下午,在金碧路上转悠,偶遇了一个弥勒来的年轻人,认识汤科长,主动打招呼,自我介绍姓王,是城关人,做小生意的。反暴乱的时候,因为违法戒严令,在街上摆摊,被我们抓过,经过几天教育放了回去。他主动提到,你们是不是在找陈祖第?我上个月来昆明进货,碰到他了。

汤科长一听,这可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赶紧拦住话头,生怕万一有陈祖第的同伙或熟人看到听到,就容易出岔子,把人带到军区招待所内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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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的昆明街景。

小王说,他见到陈祖第后,陈祖第把他拉到住处,吃吃喝喝,还想拽着他,一起做生意。陈祖第在得胜桥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两个人一起吃住,不分彼此,形影不离。后来陈祖第不知怎么,从弥勒中学骗来个女学生鬼混,就把他踢到火车站候车室睡觉,从此就不管不问了。

问题是小王的钱,都被陈祖第骗光了,想离开昆明回弥勒,路费都没有,眼下吃喝都成问题。关键是他知道陈祖第是个狠角色,自己不辞而别,怕万一找自己算帐,要弄死他怎么办?

其实,早几天他就看到汤科长,又担心说不清楚,被我们怀疑是陈祖第一伙的,就更麻烦了。思来想去,最终决定找我们说清楚,求“大军”(当时西南群众对我军的尊称),无论如何再解放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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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小贩与市民。

为了彻底打消小王的顾虑,汤科长先是耐心向其宣讲了有功政策,告诉他,你既不是参与暴乱人员,不但不会受罚,而且检举有功,理当受奖,我们还会保护你,不会向无关人员暴露信息来源渠道,尽可放宽心。

一听这话,小王终于长舒一口气,主动交代了陈祖第的具体住址,以及生活规律,并与汤科长约定:今天他不动声色,继续找陈祖第报到,晚上继续回火车站候车室睡觉。不惊动其人,同时防止我们抓捕时扑空。第二天一早,在陈祖第的住处附近见面,带大军同志,抓捕陈祖第!

送走小王,汤科长要求大家检查好武器和刑具,然后抓紧休息,养精蓄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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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近日楼

同志们却表示,可算等到了,太兴奋了,完全没有丝毫睡意,而且都没有表,最近实在太累,怕睡过去了,万一误事呢?索性不睡了,打扑克熬夜,等到天一亮,就出发。

当晚,大家说是打扑克,却都心不在焉,时不时出去,到院里看看星星和月亮。启明星刚升起来,同志们纷纷换上便衣,再次检查好武器和刑具,准备行动。

刚走出招待所大门,小王就迎上来,原来他也激动得一夜未眠。生怕夜长梦多,万一陈祖第跑了,他也没个好,所以很久就来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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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德胜桥,桥下为盘龙江。

由于天太早,公共汽车还没发车,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为了抢时间,在小王的带领下,大家一路小跑,不断串小巷抄近路,走了一个小时,终于到了胜桥西头的矮墙后。此处距离得胜桥东,靠北边第二个门的平房,即陈祖第的住所,近在咫尺,而且正对着,观察视角极佳。由于隔着水面,再加上矮墙的遮蔽,我们方便观察对面,对面却不容易看到我们。

此时天还没大亮,大约五点多钟,陈家的门突然打开,走出来个上着蓝衣下穿黄裤的男人。小王马上说:“快看,他就是陈祖第,可能早上出来上厕所的。”同时提醒汤科长,陈家有后门,千万别让他从后门溜走。

抓捕行动随即开始,一组堵门,一组绕后,汤科长负责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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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东平彝(今富源)剿匪部队召开军民大会,动员群众,共同肃清匪患。

刚要走,小王又叮嘱一句,陈祖第可能有事,不如不会起这么早,估计是要做早饭,饭后去赶火车,要注意这家伙会些拳脚,又心狠手辣,大军同志,务必小心!

汤科长不愧是老侦察兵出身,绕后那组同志先走,他在这边看着到位后,才带人直扑前门。说时迟,那时快,汤科长一脚踹开门,大喊一声“陈祖第”,两把枪同时对准了正面对墙角生炉子的陈祖第。

“啊!你们是谁?搞错了吧?姓陈的不在这里住,我姓李,他住隔壁……”

真狡猾,事到如今,还在玩心眼儿,想支开我们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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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械投降的土匪。

汤科长拿出那张老照片,说:“这张照片不会错吧?”

这边捆了陈祖第,后面的同志也进来了,负责清查房间。被子里还藏着个穿旗袍的女人,小王也进来了,帮着把陈祖第的私人物品带上,押送拓东路派出所。

经过对陈祖第的审讯,他交代了组织反革命暴乱的情况,跟我们此前掌握的完全一致。“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就是两个重要统战对象——县工商科长李焕文、第六区副区长李绍梅。城内由陈祖第负责发动暴乱,李焕文在幕后指挥,居中协调;城外则由李绍梅负责,在阿乌村发展力量,作为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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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公安部队抓获的反动会道门骨干。

“‘李团长’对李绍梅很器重,因为他是副区长,又掌握有武装班。‘李团长’曾经说过,一旦起手,不管成和败,县城都是呆不住的,必须拉出去,东出和阿乌村的力量汇合,然后拉队伍,上大黑山,安营扎寨,再和文山的‘反供救国军’项司令联系,能坚持半年,等法国人、美国人和老蒋,一起打回来就好了,天下还是我们的……”

前面讲过,陈祖第是李焕文的老部下,李焕文起义前,在国民党弥勒县保安团当团长的时候,陈祖第就是他的亲信,所以陈祖第张口闭口,就是“李团长”。

如今,陈祖第到案,又指认了李焕文、李绍梅在暴乱中的罪行,说清楚了他们在暴乱集团中的责任,等于证据链彻底完整了,这两位“重要统战人物”,终于被剥下了画皮,不由某些人不闭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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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雇农翻身大会上,我剿匪部队向群众分发胜利物资。

接着提审李焕文,这家伙依旧嘴强牙硬,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他并不知道陈祖第已经到案并且招供,所以仍以“谁能证明我有罪,我愿接受政府枪毙”来对抗。

这句话,我们已多次记录在案,且次次有他的签字。但我们还是想挽救他,仍然向他宣传党的政策,希望他能够自己交代问题。可不管怎么讲政策,李唤文顽固如初。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带来陈祖第,让李焕文清醒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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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匪部队深入村寨,向被迫从匪的家属做思想工作。

看到陈祖第,李焕文的心理防线马上就坍塌了,神色大变,体若筛糠,一头栽倒在地,磕头如捣蒜,彻底交代了所有罪行,连起义前干过啥坏事,怎么欺男霸女,怎么抓卖壮丁,帮国民党县政府打杀地下党,帮地主老财弄死敢于反抗的群众——这些我们掌握不掌握的,竹筒倒豆子,都说了。

至此,案情已基本清晰,但要结案还必须把李绍梅,再抓回来才行。

问题是上次没抓住陈祖第,抓回来李绍梅,惊动了某些统战人士,这些人会不会继续为其说情,甚至无理搅三分,而且因为他在西南革命大学云南分校学习,是上了提拔名单的民族统战干部,要抓李绍梅,必须得到云南军政委员会的批准,惊动太大,有同志有顾虑,主张要不就算了,反正抓了李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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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自新土匪训练班,使之回归正常生活。

汤科长把案情进展情况,以及大家的意见和担心,都汇报给了学校领导。领导很有担当,负责此案的赵副校长指示:抓紧时间,不漏掉骨干,尽快结案。军里已给我们下达了新的任务了,这个案子不彻底搞清楚,我们是不能离开这里的,也无法向弥勒人民交代。

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办成铁案,就堵不住某些人的嘴,同时更不能给弥勒人民留后患。

带着所有案卷材料,汤科长二上昆明。

省军管会相关同志看了材料后表示,人可以抓,但李绍梅是地方干部,还要经过省民政厅批准。到了民政厅,谈了情况,又请相关同志看了材料,他们又认为李绍梅虽然有罪,应当归案回当地处理,但去革大抓人得讲究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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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委党校,昔日的“革大”所在地。

因为李绍梅这批去“革大”学习的,都是旧政府官员,都存在着不同的问题。公开把人铐上抓走,对全校震动很大,对学员的学习改造不利,必须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才行。

好在这些困难,汤科长都想到了,提前就准备了应对之策。

最后,在答应一定把事情办得稳妥的情况下,民政厅才开具了给革大的介绍信。

当时的革大,就是今天昆明市西山区杨家村,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的所在地,在当时距离相对较远,所以汤科长雇了辆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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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南京街头的胶轮马车。

到了革大,先去找校部,校部的同志态度很好,说已接到民政厅电话,具体办理请到保卫科商量。保卫科看了省军管会的批示,表示积极支持,并说已做好准备。用今天的话,有预案!可见并不是碰不得,关键是要把工作做好做细。

两边商定,不在学校带人,由他们找个理由,把李绍梅送到马路边的岔路口,只要坐上马车,就算交接完毕。随后怎么办,就是汤科长他们的事了,革大保卫科就不管了。

午后,汤科长他们在马路边等候,此时正是学员休息时间,李绍梅扛着行李卷,保卫科的同志提着他的洗脸盆,俩人一前一后走出校门。

李绍梅上了马车,保卫科的同志就走了。那边走,这边我们的两位侦查员,一左一右上车,把人夹在中间,立即给他戴上手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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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剿匪部队的指战员访问遭受土匪祸害的群众。

李绍梅问,这是怎么回事?

汤科长也不多说,只说县上有些事,你回去就清楚了。

押回弥勒,不用见陈祖第,看到李焕文垂头丧气,没了昔日“风采”,李绍梅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在审讯上没费大劲,交代政策后,他就交代了与“李团长”怎样商量“起事”的全部罪行。

还说由于自己出身地主阶级,对减租退押不愿意,我们来了,他的日子不好过,所以跟“李团长”一拍即合,而且时值朝鲜战争爆发,他们更心存幻想。觉得“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有法国人和美国人联手,蒋介石更是胜券在握,打回来就是时间问题。要想“重见天日”,依旧是他们说了算的天下,就得赶紧动手,早早造成既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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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地区少数民族自卫队员给剿匪部队指路。

这样国民党回来了,弥勒仍是他们说了算,所谓“流水的县长,铁打的老爷”,你懂的,李焕文和李绍梅,其实就是弥勒的“黄四郎”,谁触碰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就跟谁斗!

经过反复核对材料,这起弥勒“火把节暴乱事件”最终定案为反革命性质,李焕文为首犯,李绍梅和陈祖第为骨干。历经大半年的努力,所有案犯全部归案,且都供认不讳。

不过,最后处置仍须经省军管会审批。

于是汤科长三上昆明,省里非常重视这起现行反革命案件,很快做出批示,要求一切按法律来办,广而告之,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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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剿匪部队出发前,向彝族同胞告别。

批示下到弥勒,部队和县政府商议,准备共同召开公审公判群众大会。县里要求各区,都要派代表来参加。

在一个小县城里召开万人以上的群众大会,过去没有过,因此震动极大。

群众大会召开当日,县城和城关的群众,纷纷上台,控诉李唤文和陈祖弟在保安团时,欺男霸女,横行乡里,害得不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罪行。六区特别是牛背村的农民,更是对李绍梅恨之入骨,这种坏事,他也没少干,同样民愤极大。

原先因为政策问题,我们压着,不断说服,现在暴露出来,群众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人民政府严办三人,给群众撑腰,为群众解恨,不要遗患无穷,让群众继续担惊受怕,小心打击报复。既然敌人不让我们有好日子过,妄图反攻倒算,我们凭什么还要继续姑息养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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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7日,武昌各界群众三万多人集会,控诉匪特恶霸残害人民的罪行。

群众意见充分表达后,大会主席选对了省里的批示,对三名主犯判处死刑,其它犯罪分子根据犯罪情况分别判处徒刑不等。

罪有应得,群众自然拍手称快。

顺便说,小王也因为有立功表现,不但没被追究,反而授奖。

会后,赵副校长代表部队,向弥勒人民挥手告别,他说:军里早已给了新的重要任务,现在这个案子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我们可以放心的走了。弥勒人民再有需要我们的时候,不管是哪支部队,随叫随到,因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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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11日,江西遂川四万多群众公审匪首萧家璧。

最后,我还想再说说,前面提到的“项司令”。

时任“反供救国军滇东南纵队独立第一支队”副司令的项朝宗,苗族上层人士,祖父项从周是著名的抗法爱国英雄。项家自认祖籍河南项城,是楚国名将之后,自觉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对于中华民族有大功,更在苗族同胞中深有威望。项朝宗跟我们的地下党也很有渊源,掩护过地下党,帮我们打跑了国民党的猛硐汛长,当选过农协主席。

按理说,这算是我们的人,可由于他的活动区域在中越边界,跟越南人民军有矛盾,连带我们也跟着吃挂捞,国民党又趁机制造矛盾,拉拢项朝宗,法国人更没少给武器弹药。项朝宗就站过去,随着陈赓部队解放滇东南,开始剿匪,项朝宗跟我们的矛盾越来越深,手里还有了血债。

不过,项朝宗终究是有血性的汉子,在党的政策不断感召下,后来回国投诚自新,为民族和统战事业做了很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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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勒市烈士陵园,致敬在剿匪斗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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