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三）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第四部分

接上文：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三）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第三部分

(3)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在解决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向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夺权。在夺权过程中，干部队伍遭到较大冲击，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被打倒，造反派犯了“左”的错误，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严密注视着文革的发展，及时采取措施纠正造反派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建立中出现的错误，使文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既然在全面夺权阶段向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夺权，那么，毛泽东、党中央又是如何看待当时干部队伍的呢?在夺权问题上，毛泽东、党中央与造反派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不同呢?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问题的基本政策说起。

① 文革发动之际，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干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在文革发动之际，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并非率先就提出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向党内走资派夺权，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才提出来的。这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所引用的毛泽东的一段话中就有明确表述。这篇文章同日由《人民日报》进行了转载。[1]既然这样，那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文革发动之际对于当时干部队伍是如何估计的呢?又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呢?为什么最终采取了夺权这样的方式呢?要研究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毛泽东、党中央在文革发动之际对于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政策说起。

1)从文献资料中考察毛泽东、党中央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政策。

在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是如何估计的呢?又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从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关于干部问题的表述入手，来研究当时对于干部问题是如何进行估计的，又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

“十六条”中的第八条是关于干部问题的，指出：

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一)好的。(二)比较好的。(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2]

从中可以看到，“十六条”对于干部队伍不仅作出了基本的估计，而且还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在干部问题上，从性质上来说，这几种干部矛盾的性质是不同的，要正确区分和严格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前二种干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第三种干部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也有一些属于敌我矛盾，第四种干部则是属于敌我矛盾;从数量上来说，前两种干部是大多数，第三种干部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只要改悔的话，也是可以争取的对象，第四种干部是少量的。不论从性质上还是数量上看，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占了大多数，要处理、争取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改过自新以后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将主要矛头对准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要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从“十六条”关于干部问题的规定中可以看到，当时对于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是好的，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处理、争取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又愿意改过自新的干部，将主要矛头对准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要给他们出路。这就是对于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政策。

从“十六条”中关于干部问题的表述可以看到，当时干部队伍的主体(即前两种干部)是好的，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占了一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虽然性质严重但是毕竟是少量的。在运动中就是要依靠前两种干部，争取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打击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样就规定了对于干部队伍所实行的依靠谁、争取谁、打击谁的不同政策。

“十六条”关于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政策，虽然是在文革发动之际做出来的，但是即便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这个基本估计和政策也是一以贯之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3]因而后来造反派在夺权行动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中出现“左”的行为，违背了关于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政策的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要及时采取措施来予以制止和纠正这种错误行为了。

2)文革开始后的干部队伍状况。

既然“十六条”对于干部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基本估计和政策，那么，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干部队伍对于文革又是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知道，以前的运动都是在各级党委、干部的领导下进行的。文革则与此不同，并非像以前那样在各级党委(工作组)、干部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而是由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自发结合成组织进行的。由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就潜藏在党员干部队伍中，因而群众就将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干部队伍，要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面对干部队伍遭到的严重冲击，引起了这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疑惑和不满，于是对文革产生了抵制、抗衡情绪。这种情绪并非存在于少数干部中间，而是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到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期间，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对于文革的态度中表现了出来。

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在文革全面发动之际出现了工作组问题，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了很大困难。虽然撤销工作组以及随后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领导层纠正了文革发展的方向、路线错误，但是这样的方向、路线问题并没有在党内消失，而是仍然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队伍中。这在他们对待文革的态度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比如，九月十九日，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在洗澡时因心脏病突然发作去世。二十一日，天津市召开了五十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经陶铸批准，新华社也播发了死亡公告。中共天津市委置大局于不顾，为万晓塘举行如此超大规模的追悼会，显然为了表达他们的某种诉求，是别有用心的。毛泽东知道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4]

正是因为这样，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后，毛泽东、党中央才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贯彻执行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进一步做好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工作，打通他们的思想，毛泽东提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于十月九日到十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中央局书记、各省市区负责人、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等出席会议。[5]针对前一个时期领导干部文革中存在的问题，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做与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下面我们看毛泽东两次讲话的节录。

我们先看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小范围会议上的讲话。

十月二十四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他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你们回去碰到具体问题，按照大原则解决。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

犯了路线错误要改。不管什么山头，不管哪个省市、什么老部下，都要管紧、管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你们有错误要改，改了就行，回去放手工作。

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呀!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都成了黑帮，不就轮到我头上来了，我不就是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块工作了?有些人将来还有甄别、平反，有些打错了的，可以调到其他地方工作嘛![6]

这是毛泽东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前，召集少数负责人开会时的讲话。在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前，毛泽东先对这些负责人吹吹风，让他们思想上有个准备，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然后再通过他们向与会的领导干部打个招呼。同时，了解他们及与会领导干部的思想动态，以便于在第二天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能够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消除人们的思想困惑，振奋大家的精神。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醒他们不要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文革并不是要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学生来接班。这实际上是对他们说，他们错误的性质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文革并不是要打倒他们，还是要他们来主持工作，学生是担负不起这个责任来的。这是要消除他们的精神压力，解除他们的疑惑与后顾之忧。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动情地对他们说，你们都成了黑帮，不就轮到我头上来了，我不就是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起工作了吗?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言辞是恳切的，态度是真诚的，其目的还是希望这些与会领导人能够正确对待文革，积极参加到运动中来。

十月二十四日晚上，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吹风、向这些领导干部交底以后， 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说：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现在来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

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7]

毛泽东十月二十五日的讲话是在全体会议上讲的。从中看到，会议的发言在前一个阶段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比较好了，看来人们的思想比较地通了。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时间还很短，人们的思想不那么通，是可以理解的。正是因为人们思想不通，才要召开这次会议，做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打通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能够主动、自觉地投入到文革中。从毛泽东的讲话看，他相信大多数人是会想得通的，对这一点他是乐观的。但是他又告诫与会人员注意，总有一部分人会想不通的，是要对立的。他向与会者说，犯了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红卫兵也不见得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啊。这些话言之凿凿，饱含深情，流露出领袖对于领导干部的关心和期盼，给与会干部吃了一个“定心丸”，其目的还是要使他们放下包袱，投入到运动中来。

从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看，他向与会高级领导干部做了政治思想工作，对于他们关心的若干问题做了解释和说明。这是因为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面对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并没有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文革中，而是抱着观望、不解、抵制的态度来对待文化大革命。虽然在撤销工作组、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领导层已经得到了改变，但是这条路线在他们中间还是比较严重地存在着。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提议召开这次会议以便打通这些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劝说他们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高层政治生活会。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讲话中并没有对他们存在的这种思想状况进行严厉批评，而是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现实原因，如同和煦的春风对他们表现出理解、谅解、宽容的态度，语调是平和的，话语是坦诚的，显示出革命领袖的宽阔胸襟和乐观自信的性格。

尽管毛泽东在会上言之谆谆，这些与会领导干部在会议后期的发言中与前期相比也有所变化，但是从他们后来的行动来看却是听者藐藐，并没有像毛泽东希望的那样主动、自觉、正确地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这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3)无可奈何的选择。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又是如何对待文革的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文革在向工厂、农村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仍然对于文革抱着怀疑、抵制、抗衡的态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就是在江青表示由她、张春桥甚至陈伯达为上海文革当参谋、提供帮助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出来工作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就是在江青给他做了思想工作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到群众中表态，宣布站在群众一边共同闹革命的。[8]他们两人都是省市委第一书记，对于文革的态度当时在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具有代表性，是他们当中的典型。当时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真实态度，在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这天晚上，临时通知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吃饭前，毛泽东讲了很长的一篇话，就像是举行了一次会议。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非常重要，但没有留下正式记录。[9]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说，毛泽东讲话中给他印象很深的话是：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文化大革命他们不是真搞，他们是两面派，阴一套阳一套，用种种手段对抗革命路线，破坏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最重要的手法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操纵一些群众来压制革命，保护他们自己。挑动武斗，企图制造混乱。他们总是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指向革命路线，也就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用“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来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提倡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的血统论，不平反、不销毁材料，还要秋后算帐。

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作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倡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地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教条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时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10]

从中可以看到，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的时候，毛泽东对于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非常不满，指出他们许多人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这些人以党的化身自居，不讲原则，挑动武斗，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从，耍两面派，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将矛头对准群众，还要对群众秋后算帐。毛泽东严厉指出，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警告这些人再这些下去就是同走资派同流合污，他们自己也就成为走资派。他以五四运动是从学生发展到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的规律来说明，文化大革命也要发展到工厂、农村，由工农群众参加运动来解决党内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因而在祝酒时毛泽东才满怀豪情地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对待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的态度在一九六七年一、二月份的两次谈话中又进一步表现出来，指出在文革中只有通过发动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同一个外国党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11]

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12]

这里的“他们”、“他”，就是指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到了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夕，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许多人对于文革的态度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这从他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上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中反映了出来。

毛泽东对这些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态度表示出不满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九六六年国庆节，鉴于许多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不解、质疑、抵制态度，毛泽东、党中央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后召开了具有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向他们交底，希望他们能够正确对待文革，接受群众的批评，支持群众的造反行动，积极投身到文革的洪流中。但是，却事与愿违，到了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夕，这些人的态度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对于文革还是抱着怀疑、抵制、抗衡的态度，让毛泽东大失所望。

这表明通过做思想工作的方式已经难以改变他们的态度。他们本人没有像毛泽东希望的那样认真对待群众的批评，支持群众的造反行动，积极支持并投身于文革，推动文革向前发展，反而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既然这样，那么在工人阶级已经起来登上文革舞台的情况下，从他们手中夺权也就成为文革发展下去的必然选择了。从这里来说，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也是在这些领导干部对于文革仍然采取抵制、抗衡的态度下，为将文革进行下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选择。

②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干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进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毛泽东对于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在文革中的态度表现出强烈不满，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那么，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党中央在干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就要先搞清楚全面夺权阶段是向谁夺权，这种夺权对于干部队伍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因而我们的研究就要从向党内走资派夺权说起。

1)向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党内走资派夺权。

党内走资派，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从其身份上来说，是在党内担任着领导职务的干部。走资派是当权派，但是当权派则未必就是走资派。走资派是出自党内而非党外，在党内又是担任职务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这样就锁定了走资派的范围。

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上来看，一般来说走资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有一些走资派属于敌我矛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则是属于敌我矛盾。在矛盾的性质上两者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在阶级性质上却是具有一致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都是走资派，但是走资派并不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大量的走资派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来进行处理的。

如果将一切当权派作为走资派或将走资派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来进行处理，则会犯“左”的错误;同样，如果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作为走资派或者将走资派作为一般当权派来处理，则会犯右的错误。弄清楚这些问题，就有利于识别在夺权过程中产生的“左”或右的行为。

当时，走资派就潜藏于党内领导干部队伍中，以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身份进行活动，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平时讲着马列主义的语言，表示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仅仅从表象上看，确实还是难以将他们分辨出来的。这样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发生误判，也会在不同派别的群众中产生分歧，造成他们之间矛盾的激化，进而发生分裂乃至于武斗。从这里来说，在具体斗争过程中，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既然是向党内走资派(包括党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夺权，而走资派又潜藏于干部队伍中，还担任着领导职务，这样势必会严重冲击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造成干部队伍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党内走资派为了逃避对自己的打击，于是又故技重演，拉拢一部分群众来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外部因素。这样群众就从向走资派夺权演化为不同派别群众之间的斗争，酿成了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乃至于武斗。

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干部队伍遭到冲击酿成混乱为名，反对正在进行的夺权斗争;一种是对干部队伍冲突过大，致使不少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干部受到错误批判，造成了扩大化的倾向。前一种属于右的倾向，后一种属于“左”的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都严重干扰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因而就要及时采取措施将其予以纠正，使文革回到正确发展的轨道。

既然全面夺权阶段是向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夺权，而且在夺权过程中对于干部队伍又造成了严重冲击，同时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也不会无动于衷，还在处心积虑地进行活动，那么，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基本政策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2)从文献资料中考察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问题的基本政策。

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与以前的运动有所不同，不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因而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来领导运动。不论是在文革发动之际还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都是这样。这是文革与以前运动相比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像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希望的那样投身于文革的洪流，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而是仍然对于正在进行的文革抱着质疑、抵制和抗衡的态度，有的人还在挑动群众斗群众，毛泽东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党中央在干部政策上与此前相比有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呢?

其实，全面夺权阶段就是要向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夺权。由于走资派混迹在干部队伍中，这样做势必会对干部队伍造成重大冲击。转入夺权，采取这种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进行文革，说到底还是由于当时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许多人对于文革的态度所造成的。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队伍的政策与文革发动之际相比，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不仅表现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对于干部队伍的整体判断上，也表现在当造反派对于干部队伍冲击过大时，毛泽东及时对于他们的行为予以制止、纠正上。这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就可以得到证明。

我们先看全面夺权阶段当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遭受严重冲击时，毛泽东是如何批评、制止造反派的错误行为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干部。毛泽东说：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13]

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批评了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和地方文革中出现的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冲击过大的行为。从性质上来说，这当然是一种“左”的行为。为了进一步指导全国的运动，纠正这种错误的行为，毛泽东还在修改《红旗》杂志社论时加进了如何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的话，同时也要求干部要正确对待运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审阅陈伯达一月二十九日报送的《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时，改写了其中的两段文字：“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功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改写的文字。——毛年谱编者注)这篇社论发表在二月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14]

这个时候针对夺权过程中出现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倾向，毛泽东在与外宾、中央领导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

二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卡博、巴卢库等，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在座。毛泽东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15]

二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谈夺权问题。他说：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指陈伯达——引者注)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引者注)早晚会被打倒。[16]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毛泽东说：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17]

毛泽东对“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进行严厉批评后，为了引起广大群众的注意，防止、纠正在干部问题上出现的错误行为，《红旗》杂志编辑部写了一篇《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稿，报请毛泽东审阅。

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对待干部》，同意周恩来将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的意见，修改后的社论在加写了三结合的两段话后，着重指出：“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这篇社论发表在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18]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对于干部队伍冲击过大，甚至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倾向，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干部队伍遭到严重冲击。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种错误行为，不仅在会议上还通过中央报刊发表社论来对这种现象予以严厉批评、制止。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对于干部队伍冲击过大、在干部问题上“打倒一切”的极“左”行为，那么，在这个阶段，从正面来说，毛泽东对于干部队伍又是如何进行评价、实行什么样的政策的呢?

我们先看毛泽东对于工厂干部的评价。

三月十六日，毛泽东同林彪、陈伯达、王力等讲话。毛泽东说：现在，群众起来了。工厂干部百分之九十是好的，也有了一些管理工业的经验，坏的只有百分之几。[19]

我们再看毛泽东对于干部队伍的总体评价。

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将于五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社论用黑体字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20]

五月，毛泽东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介绍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林彪等在座。毛泽东说：对待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偏离，这是阶级观点。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经过长期的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是百分之一到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就是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作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21]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全面夺权阶段仍然认为干部队伍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这是与“十六条”在干部问题上的判断相一致的。坏干部并不多，不过是百分之一、二。在政策措施上，对于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该保的要保，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错误改正以后还是可以参加革命的。对于一小撮顽固的走资派要作为主要对象去打。当然，对这些人也要给出路。。这样就阐述了对于不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采取的政策。

此后，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是多次肯定了干部队伍中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他在听取郑维山汇报河北支左情况时就作出了这样的表态。

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从北京到武汉的专列上听取郑维山汇报河北支左情况。当郑维山汇报到对干部打击面宽了时，毛泽东说：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毛年谱编者注)。刘子厚站出来了，阎达开(原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毛年谱编者注)就好办了嘛![22]

毛泽东在这里谈的是河北干部队伍的情况。七二○事件后，他在听取杨成武汇报工作时又一次就干部队伍的情况表了态。

八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虹桥宾馆听取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杨成武汇报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需要请示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有好处，认识干部、熟悉干部，干部总是好的多。一揪三打倒不合理。[23]

这个时候，毛泽东在肯定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同时，也指出了他们当中存在的问题。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来中国翻译、校对、出版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莫依修和穆希，姚文元在座。谈到干部队伍的状况时，毛泽东说：十七年来，我们有一些干部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思想上变了，安于现状，不前进了。另一种，就是做坏事。还有一种是好干部。对于第一种，要进行教育，对于第二种，就要反掉。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无论在学校、在机关、在军队，都是这样。坏人是少数，最多一百个人中有几个。[24]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将干部分为三种：一种是好干部;一种是思想上变了，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干部;一种是坏干部。他不仅对干部进行了分类，还作出了量的分析，即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坏干部是少数，不过百分之几，其余的则是安于现状的干部。这样就对不同种类的干部不仅从性质上，还从定量上进行了分析和说明。后来，他又多次谈到了这个问题。

九月十九日晚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25]

十月十二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冲击时，毛泽东说：现在各级政府改组了，这对我们的干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薪水多了，官大了，房子住得好了，出门有汽车了，有了这四条他就不革命了，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们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事，而是有一批人。但是，在整个人民中，在干部中，他们是少数。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只换一部分人，换坏的头子。[26]

从中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解释了为什么要采取文革的方法来整顿干部队伍。他认为在干部队伍中这些犯错误的干部是少数，处理干部的时候只换坏的头子，对多数人还是批评、教育的问题。这样就不仅对干部队伍的总体状况作出了评价，而且还阐述了处理干部问题的政策措施。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同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东北大地红烂熳——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一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27]

直到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旬，绝大多数省级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的时候，毛泽东仍然在强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寄予很大的希望，认为他们大多数是可以改的。这个观点通过报刊社论迅速传播了出去。这反映出即便全面夺权阶段的后期，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政策仍然与以前一样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虽然毛泽东是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许多人对文革表现出质疑、抵制和抗衡的情况下，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对于干部队伍的判断与以前相比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不仅认为干部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还对此进行了量化，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坏的干部不过百分之一、二。这表明即便进入全面夺权阶段，毛泽东与文革发动之际“十六条”中对于干部队伍的判断仍然保持着一致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当着造反派对于干部队伍冲击过大，导致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的时候，他还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制止这种错误的行为，提出要理直气壮地保护革命干部，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必须要有革命干部参加。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他对于干部队伍的态度。

从这里可以看出，不论是在文革发动之际还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毛泽东对于干部队伍状况的判断是一以贯之的，并没有因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许多人对于文革的消极态度而发生改变。他同意、支持了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是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许多人对文革持有抵制、抗衡态度的情况下，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选择。这是斗争方式的变化，而不是对于干部队伍基本判断的改变。毛泽东以革命领袖的高瞻远瞩和宽阔胸襟，理智、冷静、慎重地处理问题。这在他对于极“左”思潮严重冲击干部队伍的严厉批评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3)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不论是在文革发动之际还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党中央在干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是一以贯之的，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许多人对文革抱着质疑、抵制和抗衡的态度，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对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采取了夺权这种比较激烈的方式的时候，也是这样。由此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虽然在文革具体发展的方式上有了重大变化，但是在干部队伍的基本政策上与以前相比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

由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许多人对于文革抱着消极的态度，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毛泽东才不得不同意、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采取这种行动以及在其它一些复杂原因的作用下，势必会对干部队伍造成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既要意识到采取夺权方式冲击干部队伍所可能造成的扩大化，又要注意到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队伍的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在夺权过程中防止良莠不分，将矛头对准一切当权派，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左”的错误。

遗憾的是，在夺权过程中造反派还是犯了“左”的错误。犯错误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党中央在全面夺权阶段对于干部队伍的政策与以前一样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他们一看到要向走资派夺权，而走资派又是隐藏在干部队伍中，因而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住一些干部的枝节问题无限上纲，从而造成了对于干部队伍冲击的扩大化，给文革发展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

本来在全面夺权前后，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队伍的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虽然同意、支持造反派从走资派手中进行夺权，但是这种斗争方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对于干部队伍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进行夺权的造反派却没有将两者区分开来，反而在实际行动中却将两者混为一谈，在政策执行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导致对于干部队伍打击的扩大化。从造反派这一方面来说，教训是沉痛的。

③ 造反派在处理干部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尽管毛泽东、党中央不断发出一系列的指示，还通过中央报刊将政策措施传播了出去，但是造反派在对待干部问题上还是犯了一系列的错误。这些错误严重影响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进程。

1)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犯了冲击过大甚至“打倒一切”的错误。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向造反派发出了夺权的号召。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28]以上海一月革命为标志，夺权的热潮在各地迅速兴起，文革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

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在干部问题上却出现了不少问题。毛泽东原先预计二、三、四三个月在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来又加上了一个五月份，希望通过四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夺权、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但是却事与愿违，到了五月份绝大多数省级革命委员会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毛泽东意识到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政治势力仍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于是就不再捏了，而是因势利导，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创造条件了。[29]

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尽管有毛泽东、党中央发出的一系列指示，还通过中央报刊将这些指示、政策传播到社会上，用以指导文革的发展，但是造反派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仍然犯了“左”的错误。这种错误具体表现在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冲击过大，甚至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倾向。毛泽东在谈话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造反派在这个时候所犯的错误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干部的问题上。不论是在夺权还是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都要正确地对待干部。要正确地对待干部，就要将干部队伍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与其他干部区分开来。同时，由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与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因而在具体处理上也要有所区别。夺权是向潜藏在干部队伍内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走资派进行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是要将革命干部结合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这就要将干部队伍中好的或比较地的干部与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区分开来。如果在斗争中将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当成走资派或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那么就会犯“左”的错误;同样，如果将走资派或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当成好的干部处理，那么就会犯右的错误。从当时两派群众的属性上来说，造反派往往犯“左”的错误，而保守派则是容易犯右的错误。这就要求两派群众在斗争中要正确地对待干部，避免犯“左”或右的错误。遗憾的是，许多造反派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当然，这种极“左”行为也并非全是造反派中的极“左”派干的，也有一些是保守派打着“造反”的旗号干的。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对于造反派抱着敌视的情绪，为了转移斗争方向，就在群众中间寻找保护人，支持保守派与造反派进行斗争，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的一股逆流。这股逆流尽管存在，甚至在一些地区还有着较强的力量，但是与造反派在毛泽东、党中央支持下进行夺权的主流相比，则是处于支流地位。既然这样，从两派斗争的具体态势上来看，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造反派的力量处于主流地位，那么这个时候出现的错误，就以他们所犯的“左”的错误为主要表现形式，他们也就应该为此负主要责任了。

总的来说，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出现了不少错误。这种错误从性质上来说，一种是“左”的错误，一种是右的错误。一般来说，造反派往往犯“左”的错误，保守派容易犯右的错误。但是，两者之间也并非没有联系，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的。极“左”派也会犯形“左”而实右的错误，保守派也会打着“左”的旗号而实施右的行动。这就要求我们对两派属性和错误的性质进行深入分析，确定错误的归属及其应付的责任。

2)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对干部队伍冲击过大，甚至“打倒一切”，犯了“左”的错误，那么，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之一，造反派昧于文革大局，没有认真领会、执行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问题的基本政策。

在“十六条”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已经规定了对于干部问题的基本政策，后来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许多人虽然对于文革表现出抵制、抗衡的态度，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但是干部政策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多次对于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提出了严厉批评。从这里反映出造反派对于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干部政策既没有深刻领会，更谈不上认真地贯彻执行了。

本来，造反派是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那么不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就要与毛泽东、党中央保持一致。但是，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认真领会、贯彻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的干部政策，而是凭着个人意志在任性地行动，这样也就造成对干部冲击过大乃至于“左”的错误的发生了。

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之二，造反派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制约着人们的行动。

造反派是夺权的主要推动力量，在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造反派内部的成员却比较复杂，特别是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并没有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而是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严重制约了人们的行动。不论是在夺权还是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造反派队伍中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造反派不仅没有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不同人进行阶级分析，将他们区分开来，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反而将矛头对准一切当权派，凭着感觉在行动，造成了打击面的扩大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在转载《文汇报》六月二十一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30]虽然毛泽东在这段话中说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存在的范围是广泛的，不仅包括造反派对待干部，还包括造反派对待不同群众组织，以及对于文革大局的态度，但是在干部问题上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之三，造反派中的小团体主义和派别利益作怪。

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造反派在如何对待夺权对象以及革命委员会结合的干部上出现了严重分歧，甚至酿成了造反派组织的分裂乃至于武斗。在夺权过程中，有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站在造反派一边，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成为革命干部。对于这些干部也要进行甄别判断。因为在他们中间有人处于保护个人的动机，打着支持造反的旗号，以“革命干部”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则是一些投机者。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就要采取措施将这些投机分子清除出去。在这方面造反派存在着分歧和矛盾。

同时，对于其他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哪些是可以信赖、联合的干部，哪些是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要辨别清楚，该夺权的要进行夺权，该结合的要结合进革命委员会中。恰恰在这些问题上，造反派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不仅在夺权过程中对待干部的不同判断上，也在组建革命委员会结合什么样的干部上表现了出来。这个时候他们中的不少人不是从干部在文革中的态度以及日常表现来对干部进行定性，而是以小团体主义为主导，从本派利益出发来判断干部属性、采取行动。这样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就互相攻击，争吵不已，难以形成一致的认识，造成了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打击的扩大化。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出“支左不支派”、“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还指出“派别是阶级的一翼”，[31]要求支左部队、造反派和各界群众要采取阶级分析方法，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正确对待和处理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问题。

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之四，造反派没有经验及群众运动的方式使然。

由于文革是第一次没有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运动，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也是第一次，造反派也没有经验教训可以借鉴，因而在全面夺权阶段就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个时候判断革命干部的标准是什么，群众应该如何评价、审查、鉴别干部，如何处理好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成为在探索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由于没有经验以及处理方式不当，不同群众组织之间出现分裂乃至于武斗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有问题并不可怕，在总结经验教训以后，这些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另外，这也是群众运动的方式使然。群众不搞是不搞，一搞又往往会过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32]但是，不能因为群众运动存在这些缺点，就拒绝搞群众运动。文革采取群众运动乃至自下而上夺权的方式，是毛泽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选择。以往的群众运动都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而文革则是采取群众自下而上夺权的方式展开的。正是因为这样，运动过程中出现一些错误也就是难以避免的了。因而毛泽东、党中央才密切注视文革的发展状况，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采取适当措施制止在干部问题上出现的“左”的错误，防止运动的扩大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错误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面有他们昧于文革大局，没有认真领会、执行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问题的基本政策的因素，也有他们中间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小团体主义和派别利益在作怪，又与造反派没有经验以及群众运动的方式有关。这些因素的存在及其作用，就成为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犯“左”的错误的主要原因。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所犯的这些错误，是在探索中出现的错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虽然这些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对于造反派自身仍然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汲取这种教训，就要从文革大局出发，紧跟毛泽东、党中央的步伐，清除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小团体主义和派性意识，认真、冷静、理性地处理干部问题，做好夺权、革命委员会的组建工作。

3)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犯错误的影响。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这种错误对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影响之一，造反派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走向恶化。

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在干部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没有按照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政策行事，对于干部队伍冲击过大，甚至还有人提出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口号。他们在实际行动中没有将干部队伍中好的、比较好的干部与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区别开来，也没有将走资派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区别开来。这样就容易造成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性质的误判，将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打成走资派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将走资派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酿成对干部队伍冲击的扩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强化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于造反派的对抗情绪，致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走向恶化，从而不仅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对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当然，我们在这里只是就造反派一方存在的问题来说的，并不是说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此期间没有责任。他们中间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文革发展方向以及挑动群众斗群众等错误，是从另一个方面存在的问题。由于以前对这个问题作过分析，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影响之二，造反派与其它派别组织及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走向激化。

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对于不同派别组织及其与支左部队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在干部问题上许多造反派组织没有践行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基本政策，因而在处理干部问题的时候，往往是随心所欲、情绪化地按照自己本派组织或个人的主观意愿行事。这样不论是在夺权还是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势必会造成不同派别组织在一致行动上会面临重重困难，致使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矛盾不断激化。

同时，军队支左以后，许多支左部队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与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也犯了“左”的错误。这些错误使得他们与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走向了激化。这种激化一方面是由于支左部队犯了错误，在干部问题上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而造反派又对干部冲击过大，从而导致他们与支左部队矛盾的尖锐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造反派自己违背了毛泽东、党中央的干部政策，从而造成形势的紧张酿成的。因而我们说，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导致了造反派不同派别组织之间以及与支左部队之间关系的激化。

影响之三，推动文革形势走向复杂、多变。

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犯了错误，不仅会导致他们与干部队伍矛盾的恶化，还会导致造反派组织之间以及与支左部队关系的激化。对干部队伍冲击过大，大批干部被打倒，甚至有的省委几乎全是坏人，[33]这严重影响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对文革形势造成严重影响。这样以造反派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冲击过大为纽带，使得全面夺权阶段的不同派别组织、干部队伍和支左部队之间的关系在相互作用中出现多变，从而使得文革的形势走向复杂化，出现了一些突发事件，负面影响也就由此表现出来了。当然，这种复杂、多变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但是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影响之四，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时间不得不延长。

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就是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由于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致使不同派别组织、干部队伍与支左部队之间的关系在相互作用中出现了重大变化，文革的形势也就由此走向了复杂化。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组建就是在文革形势走向复杂、多变的背景下进行的。在夺权的时候对于干部冲击过大，在革命委员会组建的时候又在干部的结合上争吵不休，这样就使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进行遇到了不少困难。由于这些矛盾的作用，不论是在夺权还是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都难以像毛泽东原来设想的那样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了。[34]于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也就不得不延长了。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由于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全面夺权阶段不同群众组织与干部队伍、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文革形势也就由此走向复杂、多变，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断被延长的。虽然造成以上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无疑是导致以上影响出现的重要因素。

④ 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处理干部问题上所犯的“左”的错误。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处理干部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那么，毛泽东是如何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错误的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从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解决干部问题的基本设想说起。

1)夺权开始之际，毛泽东在解决干部问题上的基本设想。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毛泽东、党中央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夺权。上海一月革命以后，毛泽东计划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其码省级革命委员会能够建立起来。这是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进行的夺权斗争。[35]不仅在规模、方式、斗争的激烈程度上与以前有着明显不同，而且更大的不同在于，以前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而这次则是依靠群众向党内走资派夺权。这是文革与以前运动相比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特点。

从“十六条”中可以看到，当时对于干部划分为四种：好的，比较好的，犯有严重错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前两种干部占大多数。一般来说，后两种干部是夺权的对象。但是，文革是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抵制、抗衡的情况下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在抵制、抗衡文革的过程中，前两种(第二种为多)的一些干部也参与其中，对造反派采取打压的态度。这样也就难免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与批判了。

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全面夺权阶段的夺权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要打倒、夺权的是一小撮走资派，而对于大多数干部来说则是一个教育、洗礼的过程。通过文革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审查干部、考验干部、鉴别干部，清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现象，消除他们身上存在的官气、暮气、堕气、骄气等不良习气，使他们在工作中真正践行人民公仆的职责，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发生。以前的方式难以达到这个目的，文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发生的。

虽然文革是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许多人抵制、抗衡文革的情况下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但是毛泽东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策与“十六条”相比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可是在斗争中却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不仅利用、还进一步制造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这个时候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也出现了激烈的派性斗争。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又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在这些矛盾得到根本性解决以前，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难以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夺权的时间也就不得不延长了。

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与毛泽东的设想出现了重大不同。这不能不引发毛泽东的深思。他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仍在进行着激烈的角逐。于是就从阶级斗争的规律出发，没有采取强制措施将他们捏合在一起，而是因势利导在斗争中支持真正的左派，对来自“左”的或右的错误行为予以批评、纠正罢了。[36]

全面夺权阶段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是当时严重干扰文革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采取措施批评、纠正“左”的错误，就成为毛泽东、党中央所必须做出的选择了。

2)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错误的方式之一——在中央领导人主持下，召开造反派、革命干部和支左干部的民主生活会，或开办学习班，统一认识，化解矛盾。

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由于造反派对于干部冲击过大且彼此之间的矛盾出现了严重激化，毛泽东、党中央才将造反派、干部和支左部队的代表一起召到北京或就地召开民主生活会，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问题。在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比较尖锐，一时又难以通过生活会来予以解决的情况下，就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过整风来清除他们思想深处存在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以及其它违犯文革方针政策的问题。

由中央召开生活会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从毛泽东批示的贵州、湖南的两份材料中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阅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一月二十日关于贵州造反派情况给总政治部并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电报说：贵州造反派红卫军负责人及其总部一小撮人，最近把斗争矛头进一步指向军队，绑架放哨战士并夺走武器弹药，扬言接管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长期扣押当权派干部，并随意扣压大理一般群众和基层干部，在中央重申“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后，仍然大量调动工人日夜开大会，严重影响生产。特此请求对他们专政。

毛泽东批示：“总理：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周恩来二十五日约李再含等谈话，二十六日听取从贵阳来京的学生、工人、干部的汇报，着手研究解决贵州的问题。[37]

从中可以看到，当造反派与地方干部、军队支左人员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毛泽东要他们分别派出代表来京，在中央负责人主持下，以生活会的形式来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问题。其它省市自治区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也要采取类似的方式来予以解决。这在毛泽东批示的湖南材料上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阅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湖南省副省长章伯森一月二十五日关于湖南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给周恩来和陈伯达的报告。报告反映：(一)目前省委工作处于瘫痪状态，领导机关的工作也基本停顿。如何团结大多数，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二)目前有很多单位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罢官、开除党籍，如果这样处理下去，后果很难设想。对下面干部的处分问题，可否放到运动后期。请求中央对以上问题给予指示，并批准他到北京作一次汇报。毛泽东批示：“总理：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38]

我们从以上贵州、湖南两份材料中看到，当造反派、干部以及部队支左人员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就要在中央负责人主持下，由他们分别派出代表来京或者在当地召开生活会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这种方式并非个例，而是作为处理省市自治区内部造反派、干部和部队支左人员之间矛盾的一种普遍方式。除此之外，毛泽东、党中央还采取开办学习班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问题。为此，毛泽东曾经多次在谈话中讲到这个问题，要求对造反派、地方干部、军队干部进行训练，使他们能够通过三结合的方式团结起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九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等人谈话，杨成武、张春桥等参加。谈到对干部要采取教育的方法时，毛泽东说：这次总要从教育入手，如人武部、军分区好人总是多数，有的是犯错误，还是要用教育方法。江西省一级，还要多站出一些干部来。造反派的报复思想不好，造反派的领袖要注意。不能不教而诛，教了也不能诛。现在先集训一下，中央应该开集训班，将来主要是各省开集训班集训。[39]

九月二十日晚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等人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参加。谈到训练干部时，毛泽东说：不但要训练武的，还要训练文的，不仅军队干部要训练，党政干部和红卫兵的头头也要训练。如果红卫兵的头头不训练，将来就可能犯错误。谈到使用干部时，毛泽东说：干部要精不要多。干部不要靠从外边来，就在本地找嘛。湖北省总要找些革命干部，没有省长有部长，没有部长有局长，没有局长有科长。[40]

毛泽东在发表了开办学习班训练造反派和军地干部的谈话以后，《人民日报》先后刊发社论要求全国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确立的干部政策，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认真搞好斗、批、改工作。

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外出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指示精神，发表题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社论，提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此后，全国各地陆续举办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央也举办多期学习班，分期分批抽调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自治区的有关人员来京学习，以解决这些省区的问题。[41]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审阅陈伯达、姚文元当晚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批示：“可用。”社论指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对干部问题做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强调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对于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社论于二十一日发表。[42]

《人民日报》将这两篇社论发表后，各地开办了不同等级、形式的学习班，造反派、干部和军队支左人员纷纷进入学习班，学习中央文件，认真反省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问题。各地也将学习班的动态及其成效以报告的形式上报中央。毛泽东将其中较好的报告批发各地参阅。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阅云南省军管会十一月十一日关于落实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号召的情况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中说该省专(州)县通过办学习班取得的主要收获有：一、对小资产阶级派性、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检查和克服，对革命大联合起了促进作用。二、进一步认识到解放革命干部的重大意义。三、进一步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树立了把它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信心。毛泽东批示：“文革小组及碰头会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此件简明扼要，说出了问题的本质。请你们讨论、酌定。”[43]

为了在尚未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省、自治区做好群众、干部和支左部队的工作，巩固已经成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果，办学习班成为解决群众、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分歧和矛盾的重要方式。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44]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为了解决造反派、干部以及军队支左人员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毛泽东、党中央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或者开办学习班的方式，在整风中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具体采取哪种方式，是由不同力量之间的对比以及斗争形势所决定的。一般来说，全面夺权阶段的前期往往采取前一种方式，而在后期则往往强调后一种方式。但是，不论采取哪种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在三结合的基础上建立革命委员会，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

3)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错误的方式之二——直接批评造反派的激进行为。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向党内走资派进行夺权的时候，在干部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这种错误不仅表现在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冲及的扩大化上，还表现在进行不同形式的武斗上。这种状况在全国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严重影响到文革的正常发展，通过不同渠道反映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毛泽东、党中央为此作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制定政策，下发文件，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的错误。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毛泽东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原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军区第二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刘志坚(原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毛年谱编者注)、苏振华(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海军政委——毛年谱编者注)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你们那些军事机关不能让他冲，你们要做工作。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45]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批评了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地方发生的不同形式的武斗问题，提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正确对待、处理犯错误的干部，不能将犯错误的干部一棍子打死。他还现身说法以自己曾经犯过错误为例，说服造反派要辩证地看待犯错误的干部，采取适宜方式来解决干部问题，不要走极端。不仅如此，他还对中央具体负责文革的机构——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

二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谈夺权问题。毛泽东说：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指陈伯达——引者注)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引者注)早晚会被打倒。我从来都说要团结更多的人嘛，你眼高于顶，把见面笑不笑、拉不拉手，都当成政治问题来判断。你们这一摊子有错误。[46]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47]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是因为当社会上出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行为时，作为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却没有及时发现并予以批评、纠正，无疑是要对此负有重要责任的。毛泽东对他们提出批评，是希望他们能够及时警醒起来，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来纠正这些错误。

毛泽东还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编印的材料来及时了解各地的文革动态，发现问题以后，立即提出措施予以解决，纠正文革中的错误。下面这个批评极“左”派的批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二月十四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二月十二日编印的《要事汇报》(8)刊载的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昆关于处理西安地区造反派冲突的电话汇报记录。王明昆说：昨天晚上，我们向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的电报，看法有问题。原来的观点倾向于西安交通大学，现在看来交大有问题，我们犯了错误。现在纠正错误观点，站到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这边，把西安交大排除在外。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48]

毛泽东从《要事汇报》中看出了问题的端倪，极“左”派破坏工厂，违背了中央关于文革的政策，而交通大学则是不主张破坏工厂的。从这里来看，极“左”派的行为显然是错误的。而支左部队负责人王明昆却要从先前倾向于西安交大转而支持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中的极“左”派，这种转向是与中央关于文革的精神相违逆的。因而毛泽东才对此提出了质疑，希望不要匆忙表态，进一步做好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真相以后，再表明态度。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本来是支持左派的，但是当左派出现了破坏工厂生产的行为，演变成极“左”派以后，毛泽东对他们也是予以批评、反对的。

为了使各地报纸发挥文革导向的作用，防止、制止武斗现象的出现，

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规定报社接受各省市自治区临时权力机构或军管会的领导，参照“两报一刊”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一律不许刊载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罚跪、开斗争会等图片，不许使用谩骂语言，国际问题的发言权集中于中央，不能发表攻击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等。[49]

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左”的错误也引起了在华外国地步人士的注意。澳大利亚共产党推荐到西安外语学院担任教师的库普写了一张《让我们“治病救人”》的大字报。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阅后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50]

从这张大字报中可以看到，全面夺权阶段的两派斗争出现了打、砸、抢等“左”的行为，坏分子就存在于他们中间。只有把这些群众组织中的坏分子清除以后，才能实现真正的革命三结合。毛泽东在批示中肯定了库普的观点。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解决四川问题的时候，又一次制止了对于领导干部的武斗。四月一日至四日，周恩来连续同四川党政军负责人及群众组织代表谈四川和宜宾问题，强调群众组织不能把领导干部拉出去罚跪、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游街，要文斗，不要武斗。[51]

为了进一步巩固北京文革的成果，稳定北京的生产、社会秩序，使得卫戍部队能够有效履行职责，在毛泽东批准后，五月十四日北京市革委会发表了《重要通告》。通告强调：严禁打、砸、抢、抄、抓。北京卫戍部队和军代表有权处理武斗问题，有关方面不得拒绝执行。不许破坏劳动纪律，无故旷工，坚决同一切扰乱革命和生产秩序的现象作斗争。坚决执行中央四月二十日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52]

在全面夺权阶段，有些干部子弟打着夺权的旗号，在抄家中抢走财物，中饱私囊，这种状况虽然比较少见，却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六日编印的《要事汇报》(2)登载的《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并抢走财物》，写下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53]

在全面夺权阶段，各地相继出现了打、砸、抢、抄、抓的歪风，一些群众组织打着夺权的旗号，在派性斗争中进行大规模武斗，私设公堂，趁火打却，破坏了生产和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

六月六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的通令。通令指出：除专政机关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私设公堂、搜查和抄家，不准抢夺、窃取和破坏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不准侵占、砸抢、破坏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严禁武斗、行凶打人和抢夺个人财物。对于肇事者、背后挑动者、打人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54]

毛泽东在接见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时候还谈到了造反派的分裂，有人要打倒国务院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几位副总理，指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其中也混进了一些坏人，但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好的。文革就是要防止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现象的发生。

六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康生、刘宁一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左派在今年春天掌权以后，又分裂了，两派都自称是左派。中联部也是两派。外交部有人要打倒陈毅，可是陈毅照样当外交部长。我们这个国家真有点怪。好几个副总理都有人要打倒，一个是陈毅，一个是谭震林，一个是李先念，但是他们还是在工作。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机会主义的。现在包括外交部这些部门在内，都建立了群众组织来监督工作人员。[55]

当时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两派纷争的局面，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正常的生产、社会秩序遭到了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文革形势的发展作出了两种可能性的估计，对于造反派冲及干部队伍过大、许多干部被打倒的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对造反派提出了警告，也对干部遭受批斗的原因作出了分析和说明，

九月九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估计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面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我们会不会出现那种局面，你们看法怎么样?请你们讨论讨论。

在谈到“干部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时，毛泽东说：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 谈到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时，毛泽东说：龙潜(原任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浙江省军管会主任——毛年谱编者注)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

谈到造反派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不要搞“喷气式”!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56]

毛泽东在这里不仅警告造反派头头，批评了他们的激进行为，指出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还告诉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红总和八二七两个群众组织，一个要打倒许世友，一个要保许世友，都提出了错误的口号。许世友虽然有错误，但是不能打倒;提出打倒许世友的口号虽然是错误的，但并不是反革命行为。双方都没有依据中央的文革政策对许世友的问题进行科学、辩证地分析，而是走了极端，因而都是错误的。

这个时候毛泽东要求大家警惕派性斗争中出现的形“左”实右的倾向，不仅对于造反派在批斗干部时出现的极“左”行为特别是武斗直接提出了严厉批评，还联系具体事件对于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说明。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九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还任浙江省军区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谈到派性冲突时，毛泽东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谈到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龙潜、阮贤榜(时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运动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作法我是反对的，这些要禁止。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嘛!上海说对陈丕显、曹荻秋比较文明，但是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两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的好风气不利。我们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搞乱了，被破坏了。你们对省委、地委的干部要慎重。现在要打倒一个人很容易，只要红卫兵一轰。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红卫兵对干部一风吹不好。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57]

毛泽东在与江西省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一次批评了极“左”派，指出要教育左派，教育干部，还阐述了解决干部问题的正确方法。

九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等人谈话，杨成武、张春桥等参加。谈到要批评极左派时，毛泽东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教育左派，教育干部。有些右派，你们不要看得过死了。有坏人是少数，经过训练可以改变。一个工厂、一个公社分两派，不是认识问题，就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是可以变的嘛!站过来就是了，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58]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出现了极“左”的行为。毛泽东对于造反派直接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要求他们要正确对待干部，团结大多数干部，缩小打击面，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是要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进行反省，及时发现错误、改正错误，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回归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毛泽东的指示、讲话、谈话通过党内文件、社论、广播等形式迅速在党内外传播开来。这对于校正造反派的错误行为，促进夺权的进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4)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错误的方式之三——为受到冲击的一些干部提供保护。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遭到了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毛泽东直接出面对被冲击、打倒的一些领导干部提供保护，另一方面，他还支持周恩来采取措施对被冲击、打倒的一些领导干部进行保护。毛泽东曾经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59]那么，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遭到冲击、打倒时，毛泽东、周恩来又是如何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保护的呢?

其一，毛泽东直接对被冲击、打倒的一些领导干部提供保护。

本来，文革开始以后在一些地方就出现了武斗。虽然“十六条”中规定进行文革“要文斗，不要武斗”，以后毛泽东也多次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要求，[60]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向党内走资派进行夺权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武斗，甚至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遭受了不同形式的武斗。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在对造反派进行劝说的同时，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二月一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指出：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办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请你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61]

王力后来回忆说：“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62]

当时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遭到严重冲击，他们中的许多人纷纷被批斗、打倒、靠边站。毛泽东获悉以后，在接见高级领导干部的时候批评了这种激进行为，提出要对受到冲击、打倒的一些省部级领导干部进行保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毛泽东说：张体学(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湖北省省长——毛年谱编者注)、江渭清(原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三政委等职——毛年谱编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李大章(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省长——毛年谱编者注)、张平化(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毛年谱编者注)、张体学、韦国清(原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时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毛年谱编者注)、江华(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等职——毛年谱编者注)、江渭清、谭启龙(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政协主席等职——毛年谱编者注)、刘俊秀(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毛年谱编者注)、李丰平(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毛年谱编者注)、杨勇(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汉生、苏振华、刘志坚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不搞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陈老总过去反对过我，我要同他合作。朱德，我要保他。[63]

从中看到，毛泽东不仅点名指出要保护这些省部级领导干部，而且还以陈毅、朱德为例现身说法。尽管他们两位过去在红军时期都与毛泽东产生过分歧和矛盾，但是毛泽东从大局出发还是提出要对他们进行保护的。毛泽东这样做不仅是要求中央领导层的高级干部要搞好团结，也是在劝告造反派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慎重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不要打击过度。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还指出对于干部要有一个整体判断，既要看到其成绩，又要看到其错误，还要判断出究竟是哪一个方面占主要地位。他坦诚地说，并非只是这些干部犯错误，自己也是犯过一些错误的。这不仅是安慰受冲击的干部，也是在劝诫造反派。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二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卡博、巴卢库等，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在座。毛泽东说：有一条真理是永远的，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坚决相信这条真理。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来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64]

毛泽东对有的省对省委领导干部冲击过大、打倒过多的情况不仅非常重视，还提出了疑问，要求召开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尽快予以解决。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阅河南省军区党委二十二日关于河南各造反派组织准备近日派四千余名代表进京反映有关问题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钟汉华(时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刘建勋(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毛年谱编者注)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毛年谱编者注)，将刘建勋、文敏生(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毛年谱编者注)、纪登奎(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毛年谱编者注)、戴苏理(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毛年谱编者注)、杨蔚屏(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毛年谱编者注)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部分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二十七日下午，周恩来开始约陈再道等谈话。[65]

对于在全面夺权阶段涌现出来的革命干部，特别是他们践行中央的文革精神，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推动文革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毛泽东是欣慰的。这在他批示的材料上显示了出来。

五月三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日编印的两期《快报》登载的《湖南军区领导干部对当前长沙形势的看法有严重分歧》、《黎原同志对长沙当前形势的看法》、《章伯森同志对湖南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看法》等材料，批示：“看来，湖南可望好转，省军区政委谭文邦，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是好的。”“省委也有一批较好的干部。”[66]

对于被批斗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毛泽东是讲究策略原则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遭到冲击，有的可以打倒，有的只能炮轰，不能打倒，在什么范围内点名以及如何点名，都要根据他们各自的具体情况予以慎重处理。这在毛泽东的谈话和批示的文件中表现了出来。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来中国翻译、校对、出版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莫依修和穆希，姚文元在座。谈到外交部批斗陈毅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他。过去他是有功的。打倒陈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毛年谱编者注)、姬鹏飞(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毛年谱编者注)、乔冠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毛年谱编者注)，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毛年谱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67]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阅九月十日报送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在本省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谭启龙、白如冰(原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省长——毛年谱编者注)的请示报告，批示：“内部批判，不公开点名。至于小报上点名，可不制止。”[68]

这个时候，毛泽东又对一些领导干部提出保护。九月四日，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会议和工作等情况。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时说：对许世友的第一条罪状就不对，许并没有反对我。[69]而后，毛泽东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出刘、邓要区别对待，对于许世友、徐向前、贺龙、张闻天、王稼祥、陈毅等高级领导干部提出保护的问题。

九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还任浙江省军区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等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引者注)，还有个东北陈锡联(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他们过去还是打了很多仗的嘛!有人说打倒许世友有三条理由，我看理由不充分。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跟不上，一下想不通，有错误。有错误，愿意检讨，检讨了就好了。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错就错，对就对，很果断。他犯错误也果断嘛!

谈到其他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邓小平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在瑞金时，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毛年谱编者注)和王稼祥(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毛年谱编者注)是受排挤的，遵义会议没有他们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一个干部几十年中他总是做了一些好事嘛!陈毅，打过仗。姚登山(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毛年谱编者注)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70]

对于遭到冲击、打倒的一些中央领导干部进行保护，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反复强调过。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周恩来、李先念、徐以新(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毛年谱编者注)等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可以教育。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我们对这些干部要保护。讲清楚了，他们就不打倒了。[71]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提出把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等几位副总理、元帅请来一起谈。谈到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群众要打倒谁，不要怕，多数人是打而不倒。对很多人要考虑商量个办法，特别是对那些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的人。我不相信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能改。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72]

在地方领导干部遭到冲击，有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干部被打倒或靠边站，领导机关处于瘫痪的情况下，如何将革命干部吸收到即将成立的革委会中，在群众谅解以后，解放一批干部参加到工作中，就成为实现三结合、稳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的现实要求。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谈话。当曾、刘谈到现在许多地方干部靠边站了，人手不足，准备请张体学出来抓湖北省的工作时，毛泽东说：那好。你们亲自做工作，得到群众的谅解，多解放一些地方干部，站出来搞结合，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73]

其实，早在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谈话时就说：“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编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74]从中不难看出，并不是要打倒张体学。对于张体学及其他干部，要先让群众批判以后再甄别使用。当时没有解放他们，是因为在群众运动还处于高涨的时候，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及形势考虑，时机还不成熟的缘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当干部特别是领导遭到冲击、打倒、靠边站的时候，毛泽东在了解具体情况后，在干部问题上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实行策略的灵活性，在支持造反派批斗干部的同时，还对干部提供保护，并且针对干部所犯错误程度的不同，不论是在斗争方式还是点名范围上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这表明毛泽东对于干部问题的处理不仅是非常重视的，也是相当慎重的。

其二，毛泽东支持周恩来对被冲击、打倒的一些领导干部提供保护。

我们知道，周恩来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对一些领导干部提供保护的。当时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具体处理造反派、干部与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问题。他根据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方针政策，在实际行动中对受到冲击的一些领导干部进行保护。

比如，周恩来曾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于受到冲击的贺龙、江华、余秋里等人提供保护。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下午，在毛泽东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毛年谱编者注)的大字报时说：主席说了，只是要贺龙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点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当然也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周恩来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75]

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时说：江华同志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老同志，是少数民族，主席再三说要保。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针对浙江造反派要打倒江华一事指出：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是上井冈山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之列。二月十五日，周恩来在接见浙江赴京代表团的军队干部和造反派代表时，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76]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接见公交系统各单位造反派时说：主席讲过几次，余秋里(时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毛年谱编者注)要保。[77]

周恩来还根据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实际情况，在毛泽东支持下，将遭受造反派批斗、处境困难的地方领导干部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二月八日晚上，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来信。信中说：二月七日中央碰头会拟定先将江华、曹祥仁(原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毛年谱编者注)、叶飞(原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政委等职——毛年谱编者注)、谭启龙、江渭清、刘俊秀等同志接来北京养病并予保护，对北京、天津两市实行军管。毛泽东批示：“已阅，退周存。”[78]

八月，毛泽东得知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派部队保护李井泉(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都军区政委等职——毛年谱编者注)等几位大区和省市负责人，把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区负责人送到卫戍区一安全住所的情况后，表示赞同周恩来的这些保护措施。[79]

不仅如此，当地方领导干部遭到造反派冲击、被打倒时，毛泽东、党中央的处理是慎重的，没有擅自表态，而是在中央常委、中央碰头会认真研究以后，才最后作出决定的。打倒谁、炮轰谁、谁靠边站，并非是随意的，而是在文革大政方针指导下，从文革大局出发，根据这些领导干部所犯错误的性质、程度以及与群众的关系在经过集体研究以后才做出决定。这从西藏和广东问题的处理上可以得到验证。

二月七日，毛泽东阅西藏军区党委二月六日关于西藏造反派要打倒张国华(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并说西藏军区党委是“保皇派”、“黑窝子”，建议中央对张国华尽快表明看法的电报，批示：“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代理第一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毛年谱编者注)、王其梅(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毛年谱编者注)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有些问题处理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另有一些重大问题处理太快，不经常委从容讨论，似乎不妥。”本日和次日，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决定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十二日，中央军委复电西藏军区党委，指出张国华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80]

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阅广州军区二月二十三日关于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批示：“总理：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赵紫阳(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三政委——毛年谱编者著)、区梦觉(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毛年谱编者注)二人政治态度如何，其他省委书记、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赵、区二人来京和陈郁(时任广东省省长——毛年谱编者注)、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一道谈一次，加以开导。”[81]

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阅周恩来二月二十七日夜关于处理广东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时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毛年谱编者注)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82]

三月十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周恩来本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广州军区党委、广东军区党委的电报稿。当天发出的这个电报指出：中央决定，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改为十五人，黄永胜任主任。军管会下，可设立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可名为革命委员会或支左委员会，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另一个促生产，可名为生产委员会，把农业、公交、财贸、卫生等都管起来。[83]

即便是对已经被撤销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的原任中共中共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武汉军区第一政委王任重，当时虽然已经被打倒了，又得了肝病，毛泽东、党中央仍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他予以了关照

一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在听取周恩来对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汇报后，毛泽东表示：不要把王任重揪到北京来，让他在武汉检查。[84]

二月二日，毛泽东阅王任重的妻子萧慧纳一月二十九日来信。信中说，王任重病重垂危，不知去处，朝不保夕，请求给予治疗。毛泽东批示：“林、周阅后，交文革小组商处。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三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北省委并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中指出：“王任重最近以来病情加重。为了使他能进一步检查错误，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建议能让王就医一段时间，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请武汉军区党委协助省委办理此事。”[85]

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八个单位的造反派赴京代表时说：王任重病得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他回来休养一个时期，我找了十天都找不见。昨天我给军区下命令限时间找到，今天才把人交出来。这真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泛滥到边缘了。[86]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对被冲击、批斗的领导干部提供保护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具体处理各地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他在毛泽东支持下，依据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将遭到冲击、打倒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在外边斗争形势激化的时候，使他们免受了造反派的批斗，过了一段安静的生活。后来有人将周恩来保护一些领导干部视为他个人的行为，有意隐匿周恩来是在毛泽东同意、支持下才对这些领导干部提供保护的，以此将毛、周区别开来，达到抬周压毛、否定文革的目的，是别有用心的。

由以上研究我们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遭到严重冲击，不少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靠边站的时候，从大局出发，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不少人提供了保护。这不仅表现在毛泽东直接点名对被批斗的一些领导干部予以保护，同时他还同意、支持周恩来采取措施对于这些领导干部提供保护。当然，这些被批斗的领导干部之所以能够获得保护，不仅是因为造反派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冲击过大所表现出来的过“左”行为，也是与毛泽东、党中央在全面夺权阶段对于干部队伍的基本政策分不开的。

5)对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错误的思考。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不仅表现在造反派内部以及他们与保守派之间，也在他们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支左部队的关系上表现了出来。既然这个阶段造反派在不同派别、干部和军队支左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那么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无疑属于他们所犯错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就是纠“左”的重要表现了。要说明的是，这个阶段保守派、干部和支左部队并非没有犯错误，只不过因为我们在这里要探究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才没有对他们的错误展开分析罢了。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党中央采取了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办学习班，直接批评造反派，对被批斗、冲及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供保护等多种方式来纠正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这是因为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不是推动而是破坏了文革的进行，已经严重影响到文革正常发展的缘故。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必须采取措施来纠正这些错误，否则的话，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党中央在批评、纠正造反派错误的时候，并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而是以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依据文革的方针政策，从现实斗争出发，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方法，指出问题，讲清道理，消除分歧，化解矛盾，做好思想工作，促进双方联合。毛泽东、党中央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文革期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的。这说明采取整风的方式，民主的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仍然是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方式，即便在文革期间也是这样。

通过进一步思考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从造反派一方来说，由于对待干部上的激进行为，对干部冲及过大、批斗过分，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的错误;从干部一方来说，除去革命干部以外，还存在着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以及一些对文革抵制、抗衡的干部，他们的思想是错误的，从性质上说，则是属于右的范畴。这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支持造反派对他们进行批斗、夺权的内在原因。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造反派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中所犯的错误，又要认识到他们进行夺权、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正义性。不能因为他们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中犯了错误，就否定他们夺权、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正义性，也不能因为要肯定他们夺权、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正义性，就无视他们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中所犯的错误。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他们所犯的错误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

由此可见，不能孤立地看待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而是要把他们所犯的错误和夺权、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正义性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夺权、参加革命委员会正义性的基础上所犯的错误。只有这样才能够对造反派在全面夺权阶段的行为做出正确评价。当然，这里是把极“左”派和形“左”而实右的所谓造反派排除在外的。

⑤ 对处理干部问题的几点认识。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全面夺权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处理干部问题的政策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造反派在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过程中犯了“左”的错误，毛泽东、党中央采取措施纠正“左”的错误。在此基础上，我们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1)在干部问题上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全面夺权阶段在干部问题上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干部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一种是干部问题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表现在不同的群体上。一般来说，保守派往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造反派则容易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两种错误倾向都对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产生了破坏作用，是全面夺权阶段不得不延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干部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主要在保守派的行动中表现出来。在文革进行中，保守派是作为与造反派相对立的派别存在、行事的，是要保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免受造反派的批斗。当时走资派就隐藏在干部队伍中，要批斗走资派、向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夺权，就必然要在干部队伍内部寻找走资派，这就会对干部队伍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及。保守派则是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在斗争中站在干部队伍的前面，阻止造反派在干部队伍中寻找、批斗走资派。这样就形成了保守派与造反派两大派别之间的激烈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由于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在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

干部问题上的“左”倾机会主义，主要在造反派的行动中表现出来。造反派是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向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夺权的。但是，走资派就隐藏在党内各级领导岗位上，处在好的、比较好的干部和领导干部中间，如何能够准确鉴别并将矛头对准走资派，成为夺权问题上对于造反派的严格要求。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有的造反派将矛头对准一切当权派，有的造反派即便不是这样，也对干部队伍冲及过大、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武斗。在没有将不同干部区分开来的情况下，就难以将矛头对准走资派，“左”的错误就是这样发生的。

在全面夺权阶段，干部问题上的两种错误倾向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文革也是在克服了重重阻碍以后才得以被推向前进的。从形式上看，这两种错误倾向是由于群众分裂成保守派和造反派所造成的，实质上则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群众运动中的反映。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则是没有从实际出发，对干部队伍进行客观、全面、深入地分析，而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所酿成的后果。虽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认识的因素，也有利益的纠葛，以及其它因素的掣肘，但是只有从阶级斗争的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从唯物史观上来予以观察，才能对于干部问题以及出现的两种错误倾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2)对毛泽东在干部问题上态度的分析。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是在不少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于文革表现出抵制、抗衡态度的情况下，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即便如此，毛泽东、党中央在干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与文革发动之际相比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当造反派对干部造成过大冲击、采取不同形式的武斗时，毛泽东不仅对此进行了严厉地批评，还为这些干部提供了保护。既然这样，毛泽东又为什么主张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向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夺权呢?

这是因为不论在文革前、文革发动之际还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不仅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存在其中，还有不少干部有着这样、那样大大小小的问题。这样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依靠干部来进行运动就难以取得成效了。在文革发动之际，是依靠各级党委(工作组)来进行文革，还是依靠群众来进行文革，就成为当时党内路线斗争的焦点。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要撤销工作组时，就曾经明确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87]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采取了文革进而全面夺权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还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谈话时说：“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88]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一位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89]

二月三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还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第1469页。“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90]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会见刚果(布)保安代表团时，对他们说：“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91]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对他们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机会。”他又讲到：我们有一些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92]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了为什么要动员群众采取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是因为采取过去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发动群众来审查干部，才有可能清除党内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解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干部问题上的态度是：既认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又要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文革;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在干部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对于文革采取抵制、抗衡态度而不得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时候，又对冲及过大、遭到不同形式武斗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供保护。这些看似对立、实际上具有统一性的政策措施，从形式上看似乎来自于毛泽东的个人意愿，实际上则是由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整风方式难以奏效、纯洁干部队伍的现实需要以及文革发展的大局即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

具体说来，干部队伍中好的、比较好的干部占大多数，但是其内部却存在着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分布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如果不将他们清除掉，一旦时机成熟，这些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就会勾结起来夺取政权，将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由于这些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潜伏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因而要清除他们就不能采取过去的方式，由各级党委依靠干部来进行运动。只有依靠群众，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才有可能取得成效。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采取的必要手段。

正如毛泽东所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93]因而他清楚地知道，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94]依靠群众来审查干部，可能会出现一些过火行为。即便出现这种情况，也正如他所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95]正是因为群众运动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在全面夺权阶段，一旦对干部冲及过大、发生不同形式武斗的时候，毛泽东就要及时干预并对受冲及的干部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批评、纠正“左”的错误，以使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毛泽东号召由工人、农民、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群众起来造反，并不是说让他们代替干部来掌握政权，而是让他们参与到政权中，与干部一起来管理国家。这是因为无论从执政的经验、能力以及水平上，这些群众在短时间内都是无法与干部相比的。毛泽东对此有着清醒地判断。他在谈话中曾经多次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毛泽东说：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道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96]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毛泽东说：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97]

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同上海市干部群众代表进行座谈时转述了毛泽东的话：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98]

正是因为这样，在夺权过程中，一般来说造反派群众接管以后只管政务，还是由原来的人在造反派监督下来搞业务。

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99]

三月一日，周恩来在工交口各部部长和造反派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说：我向主席谈了中央各部夺权情况，认为各部的业务权还是监督为好，主席同意了。[100]

虽然在夺权过程中，由于斗争形势的紧张以及其它复杂的原因，这个部署在相当程度上没有能够得到落实，但是这个设想还是从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来考虑的。由于政府机构的运转、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等方面都需要干部来进行管理，这种管理要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才能保证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不论是毛泽东对于干部队伍的整体判断，还是批评造反派对干部队伍冲及过大、实行武斗，以及要求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必须有革命干部参加，其原因概出于此。

这样看来，毛泽东对干部问题是采取“一批、二保、三看”的。[101]

即是说，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说来，批是要批的，保是要保的，还要看他们今后的表现。除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极少数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外，对于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来说，是将批与保结合起来，即不是光批不保，更不是光保不批，而是坚持批与保的有机统一。开始的时候，批的份量可能要大一些，到了后期则是保的份量可能要大一些。批还是保，以哪一种方式为主导，不是取决于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斗争的形势及干部的态度所决定的。

3)正确处理干部问题是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必要条件。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就潜藏在干部队伍中。文革虽然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但是却不像以前那样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依靠干部来开展运动，而是发动群众来整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在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就是要依靠群众，向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夺权，将革命干部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

处理好干部问题，就要向隐藏在党内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夺权。要向走资派夺权，就要准确锁定走资派。因而能否准确锁定走资派，就成为处理好干部问题的关键。党内走资派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为伍，潜伏于党内的各级领导层。但是，并不是处于领导层的干部(即当权派)都是走资派。要确定走资派，从范围上来说，就要把走资派锁定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这就要将走资派与其他领导干部区分开来。要将他们区分开来，就要对走资派的构成要件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规定，在造反派群众中间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而不能根据自己的标准随意来进行定性。

处理好干部问题，就要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包括各种形式的武斗，比如戴高帽子、打花脸、挂牌子、喷气式等等。批斗走资派要摆事实、讲道理，着重批判走资派的错误思想、官僚主义、腐败行为、工作(生活)作风等问题，以理服人，而不是对他们搞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解决世界观问题，也违背了毛泽东、党中央的文革政策，破坏文革的声望，致使文革走向庸俗化，造成坏的影响，还会强化走资派的对抗心理，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不利于走资派的转化。这样又怎么能够解决好干部问题呢?

处理好干部问题，就要不仅在夺权过程中团结好革命干部，发挥他们的作用，还要将他们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在夺权过程中发挥革命干部的作用，不仅有利于批斗、分化、瓦解走资派，还可以利用他们的管理经验和社会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的稳定，为夺权创造条件。这些革命干部是积极支持、参加文革的，因而在夺权以后就要适时将他们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能否准确识别、团结革命干部，发挥他们的作用，将他们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成为解决好干部问题的重要因素。

处理好干部问题，就要既反对干部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干部问题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干部问题上的右倾主义，就是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无原则地进行保护，致使批斗走资派、向走资派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遇到重重困难;干部问题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是对干部队伍冲及过大、甚至采取武斗，致使不少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也遭到冲及、批斗，不能有效团结革命干部，发挥他们的作用，严重干扰了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进程。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没有将走资派和好的、比较好的干部区分开来，这样也就难以将主要矛头对准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严重影响了干部问题的解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解决好干部问题就要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分析，将好的、比较好的干部与走资派区分开来，发挥革命干部的作用，要文斗，不要武斗，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准确锁定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向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夺权，将革命干部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只有处理好干部问题，真正夺了走资派的权，将革命干部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才能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因而如何处理干部问题，就成为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必要条件。

(4)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对待军队支左问题上的错误。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局势出现了严重混乱。这个时候毛泽东决定实行“三支两军”，让军队介入文革，支持造反派进行夺权，保护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许多部队却在支左过程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样就引发了造反派的激烈反对。造反派在反对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同时，自身又在如何对待支左部队的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仅要批评、纠正支左部队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还要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对待军队支左问题上所犯的“左”的错误。

① 军队介入文革后，许多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军队介入文革后，在支左过程中许多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于前文我们在“军队在自我革命中为文革保驾护航”部分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因而现在我们只对这个问题作出概要的说明。

1)军队介入文革的必要性。

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是军队，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和职能出发，就要为文革保驾护航。

在文革发动之际，当时党内不少领导干部以稳定社会秩序和维护工农业生产发展为由，意图动用部队和警察来干预学生运动。这种行为一旦得以实施，就会严重限制蓬勃发展的红卫兵运动，给正在进行的文革造成重大障碍。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运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1]这样就取消了党内领导干部特别是隐藏在其中的走资派干预学生运动的权力。而失去军队和警察保护的党内走资派，就不能利用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来干涉、镇压学生运动了。在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面前，这些走资派就露出了纸老虎的原形，不论是批斗还是后来的夺权，也就比较容易进行了。

即便如此，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以及一些有错误的领导干部还是不甘心失去他们手中的权力，仍然在处心积虑地采取一些方式来进行自保。在他们动用军队、警察的权力被取消以后，又采取分化、利诱的方式，组织一些群众来保护自己，反对向他们进攻的造反派。这是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重要外部因素，也是这些走资派和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在取消他们动用军队、警察职权后用以自保的普遍方式。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由于造反派向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党内走资派进行夺权，因而遭到了他们普遍地抵制和抗衡。这种抵制和抗衡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即以他们支持保守派与造反派进行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并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在两派进行斗争的同时，造反派也在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走向分裂，彼此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乃至大规模武斗。这样就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还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这表明在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不仅遇到了重重阻力，还使社会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遭到了严重威胁。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有效遏制，那么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就会遇到很大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局势的基本稳定，维护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军队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处于所谓“中立”状态，而必须介入文革，发挥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坚强柱石作用，为文革保驾护航。军队就是这样在毛泽东批准后实行“三支两军”的。

2)许多部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三支两军”，就是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支左就是支持左派(即造反派)，支工、支农就是维护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军管、军训是通过军事管制和训练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支左是“三支两军”的核心，只有支持左派从走资派手中夺权，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才能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则是为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发展创造条件，只有在秩序基本稳定和工农业生产平稳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任务。否则的话，一旦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文革就难以进行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呢?当然，这里要说明的是，军队支左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军队支持哪一派，会对斗争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2]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许多支左部队在支左中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里的方向、路线错误，是指军队在支左中支错对象，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却支持了保守派。由于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论支持哪一派都会对当地两派政治势力的发展及文革走向产生决定性作用。如果支持了造反派，就会推动当地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如果支持了保守派，就会破坏当地文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因而一旦支错对象，就会打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致使当地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剧烈变化，使当地文革在发展的方向上走向歧途。这就不能不引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警觉，也会导致造反派的激烈不满。文革就是这样才不断走向复杂化的。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并非是个别部队，而是比较普遍地存在于支左部队中。惟其如此，他们所犯的错误对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影响才更为严重。出现这种结果，固然是因为没有经验、对当地斗争中的派别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支左部队负责人与地方干部存在着密切联系特别是没有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也是与一些支左部队负责人主观臆断、刚愎自用、简单粗暴的作风分不开的。本来，毛泽东要军队介入文革、实行“三支两军”，就是要军队支持左派，推动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尽早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但是军队在支左过程中却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是军队在支左过程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文革也就是在解决了支左部队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以后才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3)对支左部队介入文革的评析。

支左部队介入文革，一方面维护了局势的基本稳定，保障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因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走向激化，又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军队介入文革具有两面性，在为文革发展排除障碍、创造条件的同时，又造成了新的矛盾和问题，严重影响了文革的发展。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由于在夺权过程中，不少党政领导干部躺倒不干甚至躲了起来，地方党政机构相继瘫痪，工厂、农村也产生了严重的两派斗争，甚至出现了停工、停产，在一些地区还造成了局势混乱，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遏制，就会造成全面的内乱，严重影响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实行“三支两军”，就是为了防止局势的恶化，保护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基本稳定，为文革发展创造条件。在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方面，一般来说军队是做得不错的。因为军队介入文革后，履行职能，大刀阔斧，不仅保护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实现了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如果当时毛泽东没有采取果断措施，让军队介入文革，那么社会秩序不仅有可能会走向全面内乱，还会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文革是难以进行下去的。

但是，许多部队在支左上却是没有正确地履行职责，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当时要军队介入文革，是要他们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可是在实际行动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却支持了保守派。造反派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支持下进行夺权，推动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保守派则是与造反派相对立，背离了文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实际行动中阻碍着文革的发展。由于两派对文革发展的作用不同，因而军队在支错对象以后，就会导致两派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不是支持反而是制约了文革的发展。这样必然会引发造反派的激烈反弹，导致造反派与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从而使文革的斗争形势走向尖锐、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两派以及造反派和军队之间的矛盾也就愈发困难了。

由此我们看到，军队介入文革后表现出两面性，一是保障了社会局势和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总体稳定，一是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社会局势和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总体稳定，为进行全面夺权阶段的文革创造了条件，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又对文革发展起到了严重的制约乃至破坏作用。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就要认识错误、纠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当然，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一般来说不过是一个认识问题，经过做工作以后，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在经过批评、教育、开导以后，如果仍不悔改的话，那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了。[3]

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在维护局势稳定和工农业生产发展方面所起到的保障作用，又要看到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给文革发展造成的严重消极影响。如果没有军队的介入，社会局势进一步恶化，工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文革就难以进行下去。从这里来说，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对于局势稳定和工农业生产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却逆向于文革的发展。从这里来说，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又严重制约了文革的发展进程。因而对于军队介入文革既不能因为有过积极的作用，就讳言他们所犯的错误，也不能因为批评他们所犯的错误，就否定他们介入文革后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于军队介入文革后的作用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价。

② 从军委“八条命令”到军委“十条命令”。

全面夺权阶段军队介入文革以后，中央军委先后下发了两个命令，即军委“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八条命令”赋予军队采取强硬手段的权力，而“十条命令”又对军队的这种权力作出了重要限制。那么，这两个命令下发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1)军委“八条命令”赋予支左部队采取强硬手段的权力。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左派在夺权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工农业生产也遭到了较大冲击，局部地区的社会秩序陷于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果断决定军队介入文革，实行“三支两军”。为了使军队能够在“三支两军”中正常履行职责，经毛泽东审改、批准，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下发了“八条命令”。命令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4]

但是，许多部队在支左过程中却没有能够支持造反派，反而却支持了保守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在许多地方抓捕造反派，取缔造反派组织，甚至还发生了镇压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比如青海二二三事件)。在支左部队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甚至有的支左部队负责人镇压造反派乃至出现流血事件的情况下，军队支左就不是支持文革而是逆文革发展方向而行了。这个时候纠正支左部队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处理酿成流血事件的支左部队负责人，就成为文革发展下去的必然要求了。

“八条命令”赋予支左部队采取强硬手段的权力，就是要支左部队能够在介入文革后支持左派的夺权行动，扫除文革的障碍，以便早日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如果支左部队没有这样的授权，在支左中就难以发挥有力的作用。这又如何能够完成支左的重任呢?但是，许多支左部队在介入文革后，却没有能够正确运用赋予的权力，而是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来希望他们成为文革的推动者反过来却成为文革发展的制约力量了。这样就必须采取措施来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由此看来，在军委“八条命令”赋予了支左部队采取强硬手段的权力以后，许多支左部队负责人在具体行动过程中却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样为了防止类似错误的再次发生，就要对于他们的权力以及相关行动做出必要的限制。这就是军委“十条命令”的由来。

2)军委“十条命令”对支左部队的行动采取限制措施。

军委“十条命令”是经过毛泽东审改、批准以后于四月六日以中央军委名义下发的。

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活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予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等等。[5]

军委“十条命令”是针对军队介入文革后出现的问题才制定出来的。比如，在军委“八条命令”中规定，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军事机关，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6]由于要追究责任，在许多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情况下，致使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被抓捕，因而在“十条命令”中才做出概不追究责任的规定。“十条命令”对支左部队开枪、捕人、取缔群众组织、追究群众责任以及做好群众工作问题作出了严格规定，实际上这是对支左部队的行动进行了严格限制，防止他们在以后支左过程中滥用权力，对文革的发展再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虽然造反派和保守派对于文革发展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不同作用，但是命令却要求支左部队合理、妥善对待两派群众，做好两派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启发他们，甚至等待他们个人的觉悟。这一方面是由于军队在支左中支错对象，将造反派作为保守派来处理，防止他们再犯类似的错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军队改正错误、转变支左对象以后，防止军队与保守派群众之间的关系走向激化，以便将保守派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其头头，消除文革在群众中间的抗衡力量。

军委“十条命令”对于支左部队的限制措施，既是针对造反派的，也是针对保守派的(除去其中的坏头头)。这是因为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也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7]这是对于军委“十条命令”在处理两大派问题上所做出的精辟、深刻地说明。

总之，军委“十条命令”是在许多支左部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打击了造反派，致使造反派与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走向尖锐，文革形势也趋于激化的背景下下发的。在这种情况下，军委“十条命令”对支左部队予以约束，限制他们在支左中采取极端措施，不仅是为了缓和军队与造反派之间的尖锐矛盾，也是为了防止他们再犯同样的错误，为下一步纠正军队支左错误创造条件。因而从支左部队所犯方向、路线错误以及这种错误对于文革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上来说，军委“十条命令”的下发无疑是必要的，及时的。

3)对两个命令所起作用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这两个军委命令是先后下发部队执行的。军委“八条命令”是一月二十八日下发的，“十条命令”是四月六日下发的。前一个命令赋予支左部队采取强硬手段的权力，后一个命令又对这个权力作出了重要限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许多部队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及为了缓和支左部队与造反派之间矛盾的缘故。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为了能够及时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才作出的规定。

军委“八条命令”下发后，虽然许多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在稳定社会秩序、保护工农业生产和防止局势失控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全面夺权的背景下，如果当时没有军队的介入，要想保持政局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其实是很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文革就难以进行下去了。这个时候除了中断文革外，又能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因而尽管军队介入文革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对于保障文革发展方面还是做了许多工作的。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与徐向前等几位老帅谈话时也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8]

军队“十条命令”对支左部队的行为作出了必要限制。这种限制是在汲取了军队介入文革以后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以后才制定出来的。这不仅是为了防止类似行为的再次发生，也是为了缓和支左部队与造反派之间的关系，使他们从紧张、激烈的斗争形势中转变过来，由对立走向联合，推动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命令对于支左部队作出这样的限制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在总结以前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基础上才做出的规定。这个命令的下发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仅密切注视着军队支左以后文革的发展动向，还在发现问题以后就及时采取措施来迅速予以解决，为文革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是为了文革健康发展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从形式上来看，两个命令对支左部队的规定似是矛盾的。军委“八条命令”赋予支左部队采取强硬手段的权力，军委“十条命令”却对支左部队的行动作出了重要限制。不论赋予支左部队权力还是对他们的行动作出严格限制，都是从当时文革发展大局出发所做出的决定，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在这个阶段能够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从这里来说，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命令，在文革发展的根本要求上则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③ 造反派在反对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同时，也在对待支左部队的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许多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成他们和造反派之间矛盾的激化。但是，造反派在反对支左部队所犯错误同时，由于自身行为失当却又犯了“左”的错误，对于文革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

1)造反派的正义行动。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本来应该支持造反派，但是许多支左部队却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却支持了保过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样就遭到了造反派的强烈反弹，致使军队与造反派之间的关系走向尖锐、复杂化，严重影响了当地文革的发展。

造反派是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夺权的。他们是文革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保守派则是逆文革发展的潮流而行动的，与造反派处于对立状态。这两大组织对于文革的发展起着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军队介入文革本应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是却支持了保守派，打压造反派。这样必然会导致造反派的激烈反对，造成了彼此之间关系的恶化。由于造反派的行动符合文革的发展潮流，推动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支左部队打压造反派，就是逆文革发展潮流的错误行动。造反派由此产生的反对、抵制行动，其实就是为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而进行的正义行动。这种行动的正义性，从形式上来看，是由于军队在支左中所犯错误造成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则是由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其发展方向所决定的。

当然，造反派反对军队在支左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行动，并不由造反派随心所欲行事，而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这种行动的正义性只有在符合文革的发展潮流，对于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起着积极推动作用的条件下才呈现出来，并不是说只要是造反派及其所进行的行动就具有正义性。判断他们的行动是否具有正义性，必须从当时当地文革发展的要求及其斗争形势出发，而不能脱离这个具体条件，孤立地、抽象地去作出评判。这样就把造反派反对军队支左错误的正义性严格限制在具体的时空范围之内。只有在这个时空范围内，造反派及其反对军队支左错误的行动才具有正义性。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造反派反对军队支左错误的行动就不仅不具有正义性，反而会变成非正义的行动了。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后来造反派为什么在这个方面受到毛泽东、党中央的批评了。这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由此看来，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引起了造反派的反对与抗衡。这种反对与抗衡是由于军队在支左中所犯错误引发的，具有正义斗争的性质。但是，这种反对与抗衡也只有在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范围内才具有正义斗争的性质。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造反派行动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从正义转向非正义了。

2)造反派的错误行动。

造反派的错误行动，就是造反派在反对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时候，超过必要限度后出现的过火行为。本来，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造反派就对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反对、抵制，但是他们的行动只有在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范围内才具有正义性。当然，在斗争方式上还可以再做考虑。遗憾的是，不少造反派在反对、抵制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时候超出了必要限度，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

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看到，造反派在反对、抵制支左部队错误时所犯的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抵制了支左部队，而是因为他们在反对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时候超出了必要限度。因而在研究造反派所犯错误的时候，不是看他们是否反对、抵制了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而是看他们在反对、抵制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时候，有没有超出必要限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于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来说，在反对、抵制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时候，就要对当时的斗争形势、支左部队与两派斗争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准确把握造反派的行动，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不能凭着感觉走，随意行事，超出必要的限度。否则的话，在反对军队支左错误的同时，自身势必又犯“左”的错误。

造反派反对军队支左错误时所犯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一般属于“左”的错误。这是由造反派的行为、斗争方向及其与文革发展的关系所决定的。因为造反派的行为及其斗争方向是与文革发展的潮流相一致的，造反派积极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投身于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斗争中，是文革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因而他们所犯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是“左”的错误而不是右的错误。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军队在介入文革以后，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对于文革的发展毕竟还是起了不少作用的。他们所犯的错误，一般来说是由于认识而不是立场上的原因造成的。判断他们所犯的错误究竟是由于认识还是立场问题，就如同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军队支左，支错了就改，属于认识问题，如果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属于立场问题。[9]造反派对于犯了错误的支左部队的过火斗争，实际上就是把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由一个认识上的问题上升为立场上的问题了。这不仅不符合实际情况，无益于支左部队特别是其负责人改正错误，也不利于造反派与支左部队关系的改善，会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这样看来，虽然造反派对于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进行的反抗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超出必要限度。如果一旦超出这个限度，就会犯“左”的错误。犯这种错误，不是应不应该反抗的问题，而是反抗是否过度的问题。这就要求造反派在进行斗争的时候，不能自认为自己造反的行动符合文革发展大势，就无所顾忌，肆意妄为，而是要小心翼翼，谨慎行事，将他们的行动置于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范围内。否则的话，一旦超出必要的限度，就要犯“左”的错误。

3)对造反派在支左部队问题上行动的评析。

从研究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在处理支左部队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

如果支左部队没有犯错误，而是按照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要求行事，制止造反派的错误行动，这个时候造反派从派别和小团体利益出发，对于支左部队的行动采取反对、抵制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就是错误的。因为造反派的行动违背了文革发展的要求，支左部队的行动是要制止他们的错误行为。这是支左部队从文革发展大势出发，为了文革顺利发展所采取的行动。

如果支左部队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么造反派的行动就是必要的，也是正义的。但是，这种行动只有限制在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范围内才具有正义性。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就会变成非正义的行动了。因而我们在研究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时候，就要对造反派反对、抵制的行动作出严格界定：在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范围内，他们的行动具有正义性，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表现出非正义性。造反派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就是因为没有认真分析并准确把握这个界限，而是感情用事造成的。

造反派反对支左部队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的错误。这种错误的性质，是由造反派在文革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斗争方向所决定的。具体在支左部队是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上表现出来。在军队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时候，由于造反派“左”的激进行为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程，支左部队为了维护文革发展的大局，就要制止造反派的过激行为。这个时候造反派反对、抵制军队的行为就是错误的。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时候，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表现在反对、抵制支左部队所犯错误时超出了其范围。不论处于哪一种方式，造反派都是犯了错误的。

这样看来，在造反派对待支左部队的问题上，当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在反对、抗衡支左部队所犯错误而又没有超出其范围的时候，这种行为才是必要的，具有正义性。如果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他们的行动就由正义性转变为非正义性了。当支左部队履行职责，不仅没有犯错误，而是采取正当措施制止造反派过激行为的时候，造反派对待支左部队的行动就具有非正义性。这种非正义性是由文革发展的大局和斗争形势以及是否推动文革发展所决定的，从属性上来说，当然属于“左”的错误。

④ 毛泽东在批评、纠正军队支左错误的同时，也在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

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在反对军队所犯错误的同时，又犯了“左”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仅要批评、纠正军队支左中的错误，也在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在排除障碍中推动着文革向前发展。

1)毛泽东批评、纠正支左部队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

由于前文“军队在自我革命中为文革保驾护航”部分已对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以及毛泽东如何批评、纠正军队所犯错误作了详细论述，因而在这里我们就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即可。

毛泽东要军队介入文革，本来是支持左派正在进行的夺权行动，但出人意料的是，军队在支左中却支错对象，支持了保守派，打压了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并非个例，而是比较普遍地存在于支左部队中。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能够及时转变过来，真正执行支左的任务，毛泽东开始批评、纠正他们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他不仅做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思想工作，说服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还主动为他们承担了责任。[10]为了进一步促进支左部队负责人转变态度，毛泽东不仅将各地支左中的先进经验以及纠正错误的事例及时转发给各地参考，开办不同形式的学习班，还采取民主、和缓的方式，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他们，只要转变了态度，过去的错误就既往不纠，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当然，对于制造了严重流血事件的支左部队负责人还是要严肃处理的(比如青海二二三事件)。这表明在处理支左部队负责人所犯错误的问题上，毛泽东不仅是慎重的，也是讲究政策和方法的。

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当务之急是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能够及时转变过来，跟上文革的步伐。批评他们是因为他们在支左中犯了错误，做思想工作是因为他们的错误一般说来是认识问题，从性质上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就要让他们真正认识到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以及如何改正这些错误。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分清是非，及早转变过来，支持造反派进行的夺权斗争。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就由此得到解决了。

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为文革发展保驾护航的。因而军队介入文革就是要支持造反派进行的夺权斗争。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军队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认为，军队支左，支错了就改，属于认识问题，如果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属于立场问题。[11]这既是为他们改正错误提供了机会，也是向继续坚持错误的人发出了警告。这个时候通过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采取多种方式说服、教育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只要改正了错误，并不会打倒他们，这样就为他们态度的转变创造了条件。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他们是关心的、爱护的，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他们能够及时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

2)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

这里说的造反派，既包括地方造反派，也包括军队造反派。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他们在全面夺权阶段的斗争中都犯了“左”的错误。地方造反派反对军队支左错误本来是正义的，但是却又出现了过分的行动，犯了“左”的错误。军队造反派按照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安排，在军以上领导机关以及学校、文体等单位开展运动，却也因为行动过度，犯了“左”的错误。地方造反派和军队造反派虽然在斗争的背景上有所不同，但是在行动中都违背了文革的方针、政策，犯了“左”的错误。

地方造反派是由于军队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才发起斗争的。本来军队在支左中应该支持造反派，但是军队却支持了保守派，打压造反派。这自然会引发造反派的不满。造反派认为他们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是正义的行动，不仅没有得到军队的支持，反而却遭到他们的打压，于是才将矛头指向军队特别是其负责人的。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的问题，不是由于他们反对了军队支左错误，而是因为他们采取的斗争形式及其出现的过火行为。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也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所在。

军队造反派应该在规定的范围和要求下进行文化大革命。军队造反派的错误，既表现在超出军队文革的范围上，也表现在对军队干部斗争的过度上。鉴于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特殊性，不论是在军队文革的范围，还是对军队干部进行的斗争及其形式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发出的文件中都做出了严格规定。但是，一些军队造反派却在运动中无视这些规定，而是感情用事，甚至放任自流，造成了混乱，致使军队文革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由于军队造反派是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的，他们的行动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因而他们在行动中所犯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的错误了。

不论是地方造反派还是军队造反派所犯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都属于“左”的错误。一般来说，这些错误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军队介入文革的情况下才发生的。尽管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地方造反派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同时，一些军队造反派的错误行为所造成的混乱，不论是在范围、斗争形式还是程度上都冲破了军队文革的相关规定。因而不论是地方造反派还是军队造反派，他们的行为业已严重妨碍了军队在“三支两军”中正常职能的行使。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于是，为了文革的顺利发展，毛泽东就必须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就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而且不断地批评、纠正这些错误行为，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由于前文我们已经引用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来研究这个问题，因而现在就只引用其中的若干文献资料来对此再予以说明。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刚刚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不久，毛泽东就在接见中央军委碰头会的高级将领时，批评了造反派的错误行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毛泽东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原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军区第二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刘志坚(原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毛年谱编者注)、苏振华(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海军政委——毛年谱编者注)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你们那些军事机关不能让他冲，你们要做工作。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12]

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妥善处理了这个事件。针对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一些问题，毛泽东批评了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的错误行为，对军队受到冲击比较严重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提供了保护。

九月四日，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会议和工作等情况。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时说：对许世友的第一条罪状就不对，许并没有反对我。[13]

九月九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谈到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时，毛泽东说：龙潜(原任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浙江省军管会主任——毛年谱编者注)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谈到造反派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不要搞“喷气式”!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14]

九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时任浙江省军区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谈到派性冲突时，毛泽东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谈到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龙潜、阮贤榜(时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运动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作法我是反对的，这些要禁止。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嘛!

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等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还有个东北陈锡联(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他们过去还是打了很多仗的嘛!有人说打倒许世友有三条理由，我看理由不充分。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跟不上，一下想不通，有错误。有错误，愿意检讨，检讨了就好了。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错就错，对就对，很果断。他犯错误也果断嘛!

谈到其他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15]

以上我们引用了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错误行为的一些文献资料。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造反派的过火行为进行了批评，也是采取了措施予以纠正的。这是因为造反派的行为对干部冲击过大，已经严重影响到军队职能的正常行使，阻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组担任副组长的江青这个时候也对造反派的错误行为提出了批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说：

“把野战军冲乱可是不好啊，不能开这个头。我们的野战军是好的，军队是好的。你们想想，广大指战员的出身都是贫下中农、工人，他们是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以前不介入嘛!后来介入了，他们不摸底，有些办得不对，有些话说错了，这是难免的。你们试试看，换一个位置试试看，犯不犯错误?我所说的是容易犯一般说错话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这是原则问题。所以对军队不能那样乱冲，不能去夺他们的枪。有的战士的枪被夺的时候急得哭了，因为他不能开枪。有些战士搞不清楚，以为来抢枪的都是革命群众，因此就叫人家给抢走了。在国防前线，现在要下一道死命令，严禁夺枪，如果有人硬要夺，解放军战士有权自卫还击。中央已经通过了命令。我要是警卫战士，谁要夺我的枪，我一定还击。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当然，随便开枪是不对的。现在很多地方大部分枪是保守派抢的。有的地方不是夺，而是把枪交给保守派。只有少部分左派有枪。”[16]

从中可以看到，江青在讲话中批评了造反派冲击军队的错误行为，特别指出不能去抢部队的枪。同时，也在做造反派的工作，要他们换位思考，对部队支左以后所犯的错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冷静、理性地对待军队所犯错误。不难看出，她是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去批评造反派冲击部队、抢枪行为的。在造反派对军队的过左行为上，她批评了造反派，是站在军队的立场上来讲这番话的。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江青对于造反派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在肯定造反派斗争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不能因为毛泽东、江青批评了造反派，就认为造反派已经走向了反面，对造反派的行为予以全部否定，也不能因为要肯定造反派在文革中的行动，就无视、包庇造反派的错误行为，而是要在肯定造反派斗争方向的前提下，批评、纠正造反派的错误，使他们认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在改正错误以后，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当然，屡教不改、形“左”实右、造成严重后果的造反派除外。

地方造反派和军队造反派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由于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彼此有着共同的斗争目标，因而他们在斗争中也会走向联合的趋势。这样就使得斗争形势进一步复杂化。不论是地方造反派还是军队造反派，他们这个时候犯的“左”的错误表现在斗争的范围和程度上。从斗争范围上来说，是对军队冲击面大了，从斗争程度上来说，是采取了激烈的斗争、武斗或者变相武斗。不论是斗争范围的扩大化还是斗争程度的激烈化，既不利于缓和造反派和军队及其负责人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也是违背文革的方针及其相关规定的，同时还会给军队履行职能造成很大困难。造反派虽然在文革发展过程中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斗争方向也是正确的，但是在对待军队问题上出现的“左”的错误行为，已经给全面夺权阶段的文革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解决的话，文革的进行就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毛泽东、党中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对造反派采取了一些措施，批评、纠正他们所犯错误的。

从中看到，毛泽东对于造反派的态度是支持与批评的统一：既支持他们进行的造反行为，又批评、纠正他们在造反中出现的错误行为。支持造反派，是因为他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与文革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批评造反派，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采取了激进的行动，在斗争中出现了过火的行为，甚至进行了武斗，违背了文革的方针、政策。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造反派，并非是受到个别事件的影响，而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以造反派的行为究竟是推动还是阻碍文革来作为判断标准的。这就是毛泽东对待造反派的真实态度。

3)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拨正文革的航向。

这里所说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一个是指毛泽东批评、纠正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一个是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军队支左和军队文革上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都对文革发展造成了阻碍乃至破坏的作用。不同的是，一个是从右的方面，一个是从“左”的方面而已。毛泽东是在反右纠“左”这两条不同战线的斗争中不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

在第一条战线上进行的斗争。本来，军队介入文革是要进行支左的，但是许多支左部队却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却支持了保守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于造反派和保守派对于文革发展起着正反不同的作用，因而军队在支错对象以后，就会对文革发展起到阻碍乃至破坏的作用。文革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左，军队在支左中犯了错误以后，就由左逆向而行滑向了右，阻碍乃至破坏文革的发展了。这样毛泽东就必须采取措施来纠正支左中的错误，使军队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为此，就要进行第一条战线的斗争。

在第二条战线上进行的斗争。本来，造反派是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的，他们的行动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论在行动的范围还是程度上都违背了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这样就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还会进一步激化他们与军队及其负责人的矛盾。因而他们的行动同样是阻碍乃至破坏文革发展的。不过，这并非是从右的方面，而是从“左”的方面来影响文革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要采取措施来纠正他们所犯的“左”的错误，以使他们能够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为此，就要进行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这样我们看到，在军队支左及其内部进行文革所犯错误的问题，具体在军队和造反派之间表现出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第一条战线是批评、纠正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这是右的错误);第二条战线则是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对待军队及其负责人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这是“左”的错误)。毛泽东就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拨正航向，不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

⑤ 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认识之一，军队介入文革本来是要支左的，但是却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反对军队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行为本来是正义的，但是却由于操作失当又犯了“左”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在具体行动中产生的，出乎人们的意料，进一步造成了文革的复杂性、尖锐性，延长了文革的时间。

认识之二，不论是军队支左所犯的错误，还是造反派所犯的错误，固然存在着经验不足的问题，但是从犯错误的深层原因上来说，则是由于利益和认识上的纠葛造成的。这反映出他们的世界观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造。而改造人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则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17]因而对于他们所犯的错误，从表层上来说，是批评、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而从深层上来说，则是能否让他们确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

认识之三，要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妥善处理犯错误的人，而不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将人一棍子打死。不论是军队支左还是造反派对待军队及其负责人的问题上，都犯了错误。在出现错误以后，关键是应该如何对待、处理所犯的错误。既不能对错误熟视无睹，包庇纵容，也不能对错误揪住不放，斤斤计较，不将对方斗倒誓不罢休，而是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采取适宜的斗争形式，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如果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还可以彼此保留意见，暂时放下，且不可进行武斗或变相武斗。在这方面毛泽东为大家做出了光辉的典范。

认识之四，在反右纠“左”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不论是右还是“左”都是干扰文革发展的错误行为，因而要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就要有右反右、有“左”纠“左”，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不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不进行反右纠“左”，或者只是处理某一个方面的错误，就不能真正排除文革发展的障碍，那么要想将文革推向前进就会面临相当大的困难。

这里要作出说明的是，本来我们现在研究的是纠“左”的问题，之所以在这里再次提到反右问题，是因为从研究纠“左”的需要出发，为了使纠“左”的问题更具有针对性，才再次插入反右的相关内容的。因而尽管与这部分的体例有所不合，也是不得不这样做的。这是要提请大家注意的。

(5)极“左”派五一六兵团的产生及其斗争。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极“左”派组织五一六兵团。他们无视周恩来在文革中的积极作为，抓住周恩来的一些只言片语，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客观上分裂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么，五一六兵团是如何产生的?其发展状况又是如何呢?

① 五一六兵团的产生。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迅速投入到夺权的斗争中。这个时候也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给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造成了严重混乱。二月逆流发生后，党内外进行了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由于二月逆流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两次怀仁堂会议上集中发生的，而周恩来在这些与会人员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起攻击的时候，既没有对这种行为予以及时制止，也没有对他们的行为提出严厉批评，而是基本上没有说话，保持了沉默的态度。同时，鉴于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又与这些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有几位还是国务院的副总理、部长，因而有些人就认为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于是，纠合起一帮人，发表宣言，成立组织，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恰巧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商定后，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由于“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临时决定发表的，发得又很快，于是引起了一些人的猜测，觉得又要掀起新一轮的斗争高潮了。[1]他们认为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导致刘少奇、邓小平的被打倒。这一通知在一九六七年通过一周年时公开发表，也将有大的人物被揪出，这个人物就是周恩来。所以便打起“五一六通知”作为自己的旗帜。[2]于是，这些人在联络以后成立了极“左”派组织五一六兵团，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五一六兵团虽然是在“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以后才成立并以“五一六”命名的，但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早在“五一六通知”发表前，其骨干分子就已经在社会上进行反对周恩来的活动了，在个别学校中还出现了以五一六兵团命名的小组织。[3]因而对于这个兵团的产生情况，还是要从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的斗争说起。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许多党内高级领导干部遭到冲击、炮轰和批斗。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斗争中，有人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出现了极“左”行为。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石油部、国家计委等红卫兵组织召开“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国务院所属财贸系统的红卫兵组织作出“炮轰李先念，彻底粉碎财贸口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决定。就在这一天，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苏东海等人贴出了一个题为《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公开反对周恩来。苏东海等人对周恩来的攻击立即遭到了人们的反对。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当天就出现了《苏东海等人炮打周总理罪责难逃》、《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反对周总理就是反革命》等标语和声明。

这个时候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也给周恩来贴出了大字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三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揭露和批判了炮打周恩来的张建旗。然而，张建旗却仍然固执己见，认为“我没有错”，还表示“三个月后再见”。三月三十一日，张建旗公开发表声明，坚持“炮打周恩来”的立场。但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张建旗等人虽然暂时停止了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却仍然在等待时机企图再次炮打周恩来。

五月初，北京农业大学出现了一个称为五一六兵团的组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线纵队”，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五月十六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贴出《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称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4]

看到其它大学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行动，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又迅速行动起来，五月底，以张建旗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5]这个兵团的成员共七人。六月二日，张建旗贴出了《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和署名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大字报《二十三个为什么?》，公开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攻击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后台”。钢院五一六兵团成立以后，还向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等写过信，信中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在六月四日前给以指示，如不给指示，就按自己的分析行动。[6]

六月十四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头头刘令凯与钢院五一六兵团头头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策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7]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是一个极“左”派联合组织，成立后就以五一六兵团的名义展开行动了。这样一个极“左”派联合组织，在全面夺权的浪潮中，无视文革发展的大局，凭个人的意愿行事，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他们从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中分化出来，在行动中偏离了文革发展的方向，成为首都红卫兵运动中的一股异己力量，给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炮打周恩来的行动引起了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和愤怒。许多造反派和群众组织纷纷发表声明，表示要“迎头痛击反总理的逆流”。五月二十四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声明说：“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8]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的极“左”行为尽管遭到社会上许多干部、群众和造反派红卫兵的反对，但是他们并没有进行自我反省，而是依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行动。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社会上出现了极“左”思潮。二月逆流发生后，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这股思潮进一步走向了激化。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有人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极“左”行为，甚至个别学校还成立了命名为五一六兵团的小组织。“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极“左”派分子进行串连，聚合在一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产生的。

五一六兵团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也是极“左”思潮的重要表现。他们反对周恩来的行动虽然遭到了造反派红卫兵和许多干部、群众的反对，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弦更张，而是不思悔悟甚至还企图获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那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又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②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确定处理五一六兵团的方针。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社会上反对周恩来的行动，是在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和外事部门造反派中发生的。以五一六兵团为代表的极“左”派在斗争中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制造舆论，印发传单，进行活动，扩大影响，在社会上引发了震动，掀起了一场风波。这种动向迅速反映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毛泽东及时作出批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这些极“左”派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希望他们悬崖勒马，改正错误，停止反对周恩来的行动。

1)毛泽东确定对极“左”派进行批评的方针。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是通过外交部翻译室翻译唐闻生、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王海容的信件了解到极“左”派反对周恩来的行动的。毛泽东看了她们反映极“左”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信件以后，迅速作出了批示，批评了极“左”派的行为。

唐闻生、王海容是外交部的干部，当时社会上和外事部门出现的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引起了她们的忧思。她们意识到，这不是对周恩来善意的批评，而是要打倒周恩来，不论在动机、方式还是提法上都是错误的，是她们绝不能同意的。于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她们就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这件事。

信中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并说：“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阅后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9]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将这个信件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传阅，指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极“左”派做说服、教育工作，希望他们能够及时改正错误，跟上中央的文革步伐。这是对极“左”派行为的批评，也是对他们作法的否定。

既然毛泽东在批示中将这些人定性为极“左”派，否定了他们的错误观点，那么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这些人到底是属于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呢?虽然毛泽东在批示中没有指明他们究竟属于哪一类矛盾，但是从毛泽东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这些极“左”派做说服工作来看，还是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否则的话，是不会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去对他们做思想工作的。毛泽东希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这些极“左”派进行批评、教育以后，他们能够放弃错误观点，翻然悔悟，停止反周行动，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批示中既否定了极“左”派的行为，又是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表明毛泽东在对极“左”派进行处理的问题上是审慎的，也是对于他们改正错误寄于希望的。

2)中央文革小组执行毛泽东的批示，对极“左”派做说服工作。

毛泽东在五月二十九日的批示中否定了极“左”派的作法，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做说服工作。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批评极“左”派的错误行为，说服、教育极“左”派，让他们认识到周恩来是执行毛泽东代表的革命路线的，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成员，劝告他们放弃错误观点，改正错误，停止反周行动。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于五月二十九日和六月三日，两次接见北京高校造反派，对公开炮打周恩来提出了严厉批评。陈伯达在讲话中说：“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随后，钢院五一六兵团中有三人宣布退出。[10]六月三日，陈伯达、江青还向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提出：“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张建旗等人见此情况，觉得明火执仗地攻击周恩来行不通了，在六月四日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表示群众对他们误解了，摆出一付以守为攻的架势，做出一种偃旗息鼓的姿态，转入了更加隐蔽的活动。[11]

从中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于极“左”派进行了批评、教育，希望他们能够改正极“左”错误，停止反周行动，和其他造反派一起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以后，这些极“左”派能不能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话，停止其错误行为呢?他们的态度如何，不仅关系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下一步对于他们采取什么样的处理措施，也关系到他们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中的进一步定性。

其实，面对极“左”派的攻击，周恩来以革命家的坦荡胸怀从容应对，既没有退缩，更没有放弃职责，而是坚守在岗位上，根据毛泽东确定的方针政策，继续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执着地工作着。自五月中旬，北京出现了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周恩来坦然处之。五月十五日，他对外事口造反派说：拿我个人来说，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12]

关于处理极“左”派五一六兵团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在1967年‘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北京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为了这件事，江青和总理特地把我从中南海叫去钓鱼台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头头一个叫张建旗，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一个叫刘令凯，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还有一个北京商学院的学生程镇华。‘五一六兵团’的主要头头就是他们三个人。他们这些人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于是他们就晚上悄悄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被群众发现后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到钓鱼台时，总理正和江青谈这事。江青说，谢富治批准抓了，好。总理说，不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江青说，那就这样吧，叫本禹去公安部汇合谢富治，把这几个人严厉地训斥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当时做了个会议记录，让他们两个都签了字，然后就驱车去公安部。我见了谢富治，向他传达了总理、江青讲话并转交了我作的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比较好。于是他就陪我去审讯室。我对这几个学生训了话，态度很严厉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就是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罪行。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部长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觉得你们年纪还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让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们现在就是奉总理的命令释放你们的。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主张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他们言而无信，回去以后还是照样反总理。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这次我就不去放他们了。”[13]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五一六兵团的成员是在晚上出来贴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由谢富治批准后关押的。如何处理这几个人，还是要中央文革小组来作出决定。江青和周恩来商量这件事的时候，江青是支持抓他们的，周恩来却对此并不介意，表现出超然的态度，并不赞成抓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江青才让戚本禹去训斥一下这几个极“左”派，以执行周恩来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为慎重计，戚本禹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一个会议纪录，由他们签字后才到公安部向谢富治作了传达，对关押的几个极“左”派分子训导一番后把他们释放了。这几个人当时还表示了对于周恩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感激之情，但是后来却出尔反尔，没有悔改，仍然在进行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当然，这是后话了。

由此可见，中央文革小组是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对极“左”派五一六兵团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的，指出他们的错误，要求他们停止反周活动。这个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但是在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以后，还是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寄望于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才这样做的。

从中我们看到，不论是对于高校红卫兵中的五一六兵团，还是外事部门的造反派，在毛泽东的批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行动中，是将这些极“左”派分子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毛泽东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这些极“左”派分子进行说服、教育，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对他们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当时认为他们的错误行为不过是认识问题，经过说服、教育是可以转变过来的。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些极“左”派分子却置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说服、教育于不顾，仍然在处心积虑地进行反对周恩来的行动，干扰文革的发展。这样他们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也就不能不对他们作出新的定性，采取新的措施了。

③ 五一六兵团极“左”行为的进一步发展和反击五一六兵团的斗争。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对于五一六兵团和外事部门造反派的反周行为，毛泽东在指出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时，还将他们定性为极“左”派，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们的。中央文革小组也是在毛泽东指示下来处理五一六兵团及其他极“左”派的反周行动的。既然这样，那么在毛泽东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努力下，五一六兵团是否接受了批评，改正了错误，停止了反周行动呢?

1)五一六兵团置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教导于不顾，召开会议，统一行动，在更大规模上进行反对周恩来的行动。

虽然五一六兵团一些成员在张贴反对周恩来的标语、大字报的时候被群众发现将他们扭送到公安机关，他们在被释放时也曾承认错误，表示不再进行反周活动，但是蛰伏一段时间后他们又迅速行动起来，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对周恩来的行动。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北京钢院五一六兵团张建旗等人又串连北京农业大学、师范大学、商学院、三中、一〇一中等学校的一些人，[14]决定召开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代表大会。经过串连、协商以后，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二日，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五楼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以回忆受“压迫”、受“迫害”之苦，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搞所谓“两忆三查”活动，并作出决议，提出口号，妄图重新打开反对周恩来的局面。[15]在五一六兵团代表大会决议中，他们提出：“周恩来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一员主将”，是“反革命两面派”。[16]

五一六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后，按照他们的既定计划，又开始了反对周恩来的行动。不仅如此，还进一步选调人员，扩大组织，到社会上进行活动，贴出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责问周恩来》、《周恩来，还我战友!》、《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等大字报，进一步在社会上掀起了反对周恩来的风潮。[17]

七月上半月，五一六兵团在财贸口、农口发动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大量散发《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告农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三个为什么?》、《五一六兵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当前形势的几个思考题》等传单，在八机部贴出标语“打倒二月黑风总后台”，影射攻击周恩来。八月三日、四日，五一六兵团在北京紫竹院公园开会，决定成立总部，由张建旗(钢院)、程镇华(商学院)、苏东海(师大)、郭树忠(农大)、刘秉杰(农大)五人任常委，下设负责农林、财贸、文教、工交、军事、中学、外事、全国联络等八个方面军，确定了各方面军的负责人。有个别外地学生(如长沙一中、湖南师院附中等)也参加了五一六兵团的活动。

八月上旬，五一六兵团频繁活动，在西单、王府井、东四、西单、动物园门口、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都出现了他们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传单，题目有：《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在农口干些什么》、《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周恩来》等等。他们还向北京各大专院校，以及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地邮寄传单，还到城里挨门挨户塞传单。这是他们活动的高潮，也是他们在遭到毁灭性打击前的最后一次表现。[18]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五一六兵团特别是其头头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说服、教育于不顾，仍然执迷不悟，顽固地坚持其反对周恩来的立场。不仅如此，他们还召开会议，扩大组织，将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张贴于北京的闹市区，又向北京高等院校和外地邮寄传单，以求扩大影响，企图在社会上掀起打倒周恩来的风潮。

其实，即便周恩来在一些问题上存在错误，这些错误也是具体工作上的，属于认识问题，而不是立场问题。周恩来属于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是不能由极“左”派随意打倒的。因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显然违背了中央的文革政策，打乱了中央的部署，分裂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在毛泽东作出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进行说服工作以后，他们极“左”的行为不仅没有改变，还在不断地从规模、行动、程度上予以扩大，反映出他们行动的性质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也就是由极“左”向“左”而实右的方向转化了。这种转化最终导致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他们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2)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采取果断措施制止这种形“左”而实右的行为。

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本来是极“左”的行为，但是在毛泽东作出指示、中央文革小组进行说服工作以后，他们非但没有悔改、反而却变本加厉地进行活动，在夜深人静时到大街上去贴大字报、标语，在社会上掀起反对周恩来的风浪。由于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周恩来是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因而攻击周恩来就是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性质上来说，就是右的行为。由于五一六兵团是打着造反的旗号进行反周活动的，因而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是形“左”而实右。他们就是这样从极“左”滑向了形“左”而实右，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认为五一六兵团是一个地下反动组织，不敢光明正大地活动，只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地出来到大街上张贴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透射出严重的阴谋气息。他们不听招呼，肆意妄为，反对周恩来的行为与以前相比业已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由人民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来予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采取民主的方法，通过说服、教育来进行解决，敌我矛盾则采取专政的方法来予以解决。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对他们采取了打压行动。

本来毛泽东在五月二十九日批示中，否定了五一六兵团的观点，将他们称为极“左”派，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19]这是将五一六兵团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五一六兵团拒不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教育，仍然在进行反对周恩来的活动，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这种反周风浪。这样他们行为的性质也就不断发生变化，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了。五一六兵团正是这样才由过去的极“左”派组织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对于五一六兵团的定性见之于他在修改姚文元文章时加写的一段话。这篇文章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第十四期《红旗》杂志上发表。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下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将他及其在上海的写作班子起草的《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的反动本质》一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多次审改这篇文章，八月二十日将题目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八月二十八日还加写了涉及五一六兵团的一段话。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如下：

“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20]

在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前面是这样一段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醒起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有两个，一个是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1]

从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明确指出五一六兵团是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一个破坏和分裂党和军队的反革命集团。在毛泽东加写的这段文字中，进一步肯定了五一六兵团是反革命组织的定性，勾画了五一六兵团的神秘行踪及其异常表现，揭示了这伙人的阴谋活动必将大白于天下遭到覆灭的结局。这是对五一六兵团盖棺论定式的判断。

其实，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对于五一六兵团的定性就在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的讲话中提出来了。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座谈会上说：被坏人操纵的五一六兵团是反革命组织，它把矛头对准总理，实质是对准中央。九月一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九月五日在一个大会上，他们都提出了这个问题。[22]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以后，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展开与五一六兵团的斗争。八月十四日，钢院延安公社、地质东方红、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专揪反革命五一六兵团联络站，下设农、工交、财贸、外交、文教、中学等分站。八月十八日，地质东方红、师大东方红、农大东方红、钢院延安公社等七十六个组织联合发表声明，表示“决心与五一六黑匪兵团决一死战”。八月二十五日，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抄了贴过攻击周恩来大字报的北外六一六，并宣布“抄出大批黑材料”。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及全国一千多个单位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名常委被揪斗。

九月三日，《人民日报》报道“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报道说：“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23]

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时，又谈到了五一六兵团问题，她说：

“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们人数不多，在表面上也是青年人，这些青年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对我们是有刻骨仇恨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是青年，青年人的思想不稳定，被利用了。真正的幕后人都是很坏的人。”

“‘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你们切不可以上当，你们现在都在北京，难免有人同你们进行活动。”

“今年一、二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二月逆流、二月镇反——引者注)。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

既要反对从右的方面又要反对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班子，这个问题值得同志们充分注意。”[24]

我们看到，江青在九月五日的讲话中，在以反革命组织来定性五一六兵团的同时，还对其成员进行了策略性分析，将其中多数被利用的青年与少数骨干分子区分开来，指出他们反对周恩来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班子，提醒大家要对此提高警惕。

九月十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接见中学代表时，对于五一六兵团的指向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五一六兵团所以坏，因为他们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解放军。五一六兵团非常反动，又非常渺小，他们人数不超过五十人，其中相当多(的)是受蒙蔽的年轻人，真正的坏人不超过十个人，可能有点后台老板、走资派。为什么要批判它呢?因为还有市场，他们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25]

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批转《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的通知中说：“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的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揭穿其罪恶阴谋。”由此开始，在社会上开展了揪斗五一六分子的活动。[2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五一六兵团拒不悔改、仍然顽固坚持并且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周活动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五一六兵团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将其从极“左”派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也就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对他们采取专政的措施了。与此同时，许多造反派群众迅速行动起来，在社会上掀起了批斗五一六兵团的风潮。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成为众矢之的、走向没落的。

3)对五一六兵团定性及其处理措施变化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五一六兵团采取反对周恩来的行动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最初是把他们定性为极“左”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的。为此，毛泽东还在批示中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希望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停止反周活动。但是，事与愿违，这些极“左”派分子并没有听从劝告，反省自身错误，而是固执己见，伺机行动，在社会上掀起了更大规模地反对周恩来的风浪。

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必须对此作出抉择。这种抉择表现在对五一六兵团这些极“左”派分子的说服、教育已经没有效果的时候，究竟应当如何来解决问题：是放任这股风浪的发展，还是采取果断措施来制止这股风浪的蔓延，将其平息下去。这是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因为这关系到文革发展的大局以及党中央内部的团结和领导层的稳定。

其实，毛泽东早在五月二十九日的批示中就已经指出极“左”派反对周恩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在告诉他们不能采取反对周恩来的行动。这是在极“左”派分子反对周恩来的氛围下，毛泽东对周恩来采取的保护措施，也是对这些人发出的警告。由于他们的问题当时还处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毛泽东才在批示中对他们采取了比较和缓的语气，为他们改正错误留下了余地。

这是因为周恩来是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周恩来是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的。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延安整风特别是建国以后，周恩来在组织上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在思想上也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不过有时会出现动摇而已。周恩来虽然犯过一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都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并非方向、路线方面的原则错误。因而极“左”派分子在工作中以周恩来犯过一些错误为由，进行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就是分裂、破坏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这对文革的发展必然会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从中可以看到，对极“左”派进寿的说服、教育工作已经没有成效。他们不仅没有停止反对周恩来的行动，还把反对周恩来的行动予以扩大、升级。这是在分裂、破坏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干扰文革的进行，破坏文革的大局。这种鬼鬼祟祟地活动，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张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的作法，又透射出严重的阴谋气息。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由极“左”跳到了右，采取形“左”而实右的行动。这表明五一六兵团的性质业已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采取专政措施，取缔其组织，抓捕其成员，清除其对文革的干扰、破坏活动的。

不难看出，五一六兵团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周恩来，本身就是错误的行为。这种行为从性质上来说属于极“左”，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但是，他们却拒绝悔改，反而还在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周活动。这样他们行为的性质也就从极“左”转变为右。这种形“左”而实右的行为，就从人民内部矛盾演变为敌我矛盾。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被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并对他们采取专政措施的。究其原因，还是由五一六兵团拒绝对他们的挽救、继续坚持其错误的行为所造成的。

④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原因分析。

五一六兵团(包括外事口的造反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极“左”行为的重要表现。这种极“左”行为对文革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既然这样，那么五一六兵团这些极“左”派又为什么要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呢?

1)社会上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以及“五一六通知”的突然公开发表，成为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重要背景。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社会上就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这种思潮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打着夺权的旗号迅速发展起来，致使干部与造反派以及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迅速走向激化，成为酿成冲突乃至武斗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难发现，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行为，是违背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的，也是与“五一六通知”、“十六条”这些文件的精神相抵触的。毛泽东发现这种极“左”行为以后，也是经常予以严厉批评的。比如，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他在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时说：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27]同年九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等人谈话。谈到要批评极“左”派时，毛泽东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28]十月三日，毛泽东在同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军队在内。[29]这是毛泽东批评极“左”行为的若干史料。其实，毛泽东不仅批评极“左”思潮，而且还采取措施来纠正极“左”行为。这是因为极“左”思潮及其行为严重干扰、破坏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下发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同时还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经毛泽东审改的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30]“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引发了一些造反派的议论，其中的极“左”派结合二月逆流发生后的斗争状况，认为又要掀起新一轮的运动高潮，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发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发得那么快，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总理头上。[31]

虽然不论是中央关于文革的文件还是毛泽东的多次谈话，都反对并对极“左”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极“左”派却仍然打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旗号横行于各地，从“左”的方面破坏文革的发展。这种行为存在于造反派中间，影响着其中一部分人的言行，以极“左”的面目在全面夺权阶段表现了出来。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他们没有冷静、客观地分析形势，而是意气用事，对于干部队伍冲及过大，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正是因为这样，才引发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种极“左”、形“左”而实右的行为，当时在社会上比较广泛地存在着，对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五一六兵团就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在“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之际，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其实，他们反对周恩来不过是这种极“左”行为在全面夺权阶段的表现而已。

2)一些造反派无视文革发展大局，从本派、小团体利益出发展开行动，成为他们将矛头指来周恩来的动因。

造反派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本来是正义的行动，在实际行动中就必须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处理好派别斗争与文革发展的关系，而不能一意孤行地为本派、小团体的利益而战。具体说来，派别利益与文革发展的整体利益虽然存在着联系，但是也是具有重大不同的，两者一旦出现矛盾的时候，必须使派别利益服从、服务于文革发展的整体利益，而不能作出相反的处理。

本来这是常识性的问题，是用不着在这里叙说的。但是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却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在全面夺权阶段，将干部特别是中央级别的领导干部打倒，不是造反派哪个人说了算，甚至也不是某个中央领导人说了算，而是由这些被打倒的人在文革前及文革期间的态度和行为所决定的。因而这个时候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谁，不是仅取决于造反派个人的意愿，而是由当时斗争的态势及其在文革中的作用所决定的。不过，从程序上来说，在全面夺权阶段要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央级别的领导干部的时候，还是要报经中央批准，而不能由造反派自己随意提出打倒的口号。不然的话，由于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容易擅自行动，破坏文革发展的大局。从这里来看，即便是在全面夺权的背景下，也是不能任意行事的。

一些造反派在反击二月逆流的背景下，以唯我独革的姿态，未经中央批准就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特别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以后，这些造反派认为又要掀起新一轮的斗争高潮了，于是就聚合群众，摇旗呐喊，成立了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争夺新一轮斗争的主导权。他们既没有对当时斗争的形势进行深入分析，也没有弄清周恩来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态度，而是主观冲动、想当然地作出了决定。这说明他们在派别利益和文革发展大局的处理上并没有采取慎重的态度，而是凭着感觉走，随意地行事。本来，像这样的行动，他们应该首先征求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报经中央批准以后再行动。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即便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炮打周恩来的行动发出警告的情况下，仍然我行我素，不思悔改，继续进行反对周恩来的行动。他们的动机也就由此暴露出来了。

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妄图打倒周恩来的行动，不是审慎的决定，而是错误、莽撞的行为。他们虽然打着造反的旗号，但是却在斗争方向上陷入了迷途。将矛头指向一个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领导人，既没有认真核对相关材料并进行周密地分析，也没有报经毛泽东、党中央的批准就采取了行动。这种轻率的行为反映出他们决定的随意性，并非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而是为了维护派别、小集团的利益才进行斗争的。

3)周恩来制止过一些极“左”派的错误行为，保护过一些受批斗的领导干部，使极“左”派认为周恩来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的障碍。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批斗干部问题上出现过极“左”的行为。当时有不少领导干部在批斗中被罚站、挂牌子、戴高帽子甚至遭受了拳打脚踢，一些党政机构也在斗争中于陷于瘫痪，局部形势出现了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出面保护了这些被批斗的领导干部，还采取措施来制止混乱，恢复正常秩序，引发了极“左”派的不满。

周恩来出面保护一些领导干部免于批斗、武斗，不仅是执行文革的方针政策，也是得到了毛泽东批准后才实行的。毛泽东在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也对此予以了说明。[32]比如，在陈毅的问题上就是一个例证。当时，不论是外事口还是社会上的造反派要揪斗甚至要打倒陈毅，周恩来对陈毅提供了保护，这遭到了造反派的反对与抗衡。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晚，周恩来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劝说不要开大会揪斗陈毅。指出：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还要工作。陈毅去参加大会作检讨，要创造好条件。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那怎么行?等有了条件，我陪他去。会上，造反派围攻周恩来，并企图把“陈毅是三反分子”的说法强加于周恩来。周恩来愤然指出：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现在还有几个副总理，我要一个一个地保，我们还要做工作。我这样的身体，这一年就成了这样，你们总要让我们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33]

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为揪斗陈毅冲入外交部，五月十五日晨周恩来接见他们的时候说：你们首先要承认错误。我把政策交代了，你们不听，要走向反面。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没这么简单。我马上下命令让部队加强对外交部的保卫以后，谁也不许去冲，谁去扣留谁。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34]

其实，在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意见是一致的。在八月十六日谈到批斗陈毅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他。过去他是有功的。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毛年谱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35]

但是，极“左”派却不明究里，看到周恩来保护这些被批斗的领导干部，就对周恩来产生不满，还将斗争矛头指向了他。他们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36]

周恩来作为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领导人，既要进行文革，又要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因而当极“左”派的行为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秩序的时候，就要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极“左”派的行为。因为如果社会秩序一旦失控，不仅工农业生产难以发展，文革也是进行不下去的。周恩来在与造反派谈话、解决他们之间矛盾的时候，往往是从文革、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联动关系出发来考虑、处置问题的。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主要是负责文化大革命的，相对来说对于其它方面的事情考虑得不多，在与造反派谈话以及解决他们之间矛盾的时候，侧重于从文化大革命的角度来考虑、处置问题。这样就使得造反派觉得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意见不一致。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于是其中的极“左”派就对周恩来产生怀疑乃至抵制的情绪了。

也正是由于周恩来肩负着这样的任务，他才从全局出发来处理问题。当着造反派不听劝告的时候，一方面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对他们做说服工作：你们以敌对的态度对待领导干部，一斗十几天不放，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这样的搞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就是犯罪。另一方面，又采取果断措施来对造反派的极端行动予以处理。[37]

其实，周恩来所保护的一些领导干部也没有真心悔过，改正错误，还在不时地与造反派进行斗争，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极“左”派对于周恩来的不满情绪。于是在周恩来与造反派之间形成了这样的态势，造反派要批斗领导干部，进行夺权，周恩来则是要限制他们的批斗行为，还要保护一些领导干部，反对他们对于一些部门的夺权斗争。这样周恩来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随着斗争的进行不断发展，进一步强化了极“左”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行动。

从研究中可以看到，周恩来与这些极“左”派矛盾的形成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必然性。这些极“左”派的行为违背了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破坏了局势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对他们的错误行为予以制止，才引发了他们的不满。这是周恩来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了保证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从制止极“左”派的错误行为上来说，周恩来的作法是为了保护文革顺利发展所采取的正义行动。即便招致了极“左”派的反对，这种行动仍然是必要的，无可厚非的。极“左”派对此进行的反对和抵制，不过是他们错误行为的又一次暴露而已。

4)周恩来对文革中具体事件的不同反应，成为极“左”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所谓依据。

极“左”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周恩来对文革中的一些事件作出过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被极“左”派获悉以后，就以此为依据，对周恩来表示不信任，产生了怀疑的态度。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周恩来在组织上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在思想上也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不过由于认识的原因，有时会出现动摇而已。这个判断还可以从周恩来在主持批评二月逆流成员的生活会上，检讨自己在路线问题上不敏锐、迟钝，但是在组织纪律问题上从来是坚持原则、总是遵守纪律的发言中得到证明。[38]

其实，也正是这种不敏锐、迟钝，才会有时出现动摇，这就成为极“左”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借口。

我们知道，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章发表后，在是否转载该文的问题上，北京和上海出现了对峙的局面。周恩来在获悉了毛泽东对于这篇文章的态度以后，就要求彭真在北京报刊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是他与彭真共同审定的《人民日报》编者按却将这篇文章纳入学术批判的范畴。这不仅与这篇文章所进行的政治批判是背道而驰的，也是与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的意图南辕北辙的。[39]由彭真主持起草的旨在限制政治批判的《二月提纲》，在提交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会议讨论时，周恩来是持赞成态度的，[40]但是在康生向他和彭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三次谈话后，周恩来经过两天的思索，率先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还参加了邓小平召开的起草撤销《二月提纲》通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41]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围绕是否派出工作组，党内高层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斗争。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常委主张派出工作组，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反对派出工作组。周恩来原先对派出工作组是持赞成态度的，但是在毛泽东七月十八日回京，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汇报，表示要撤销工作组以后，周恩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主动到大学参加运动，还婉拒了与刘少奇、邓小平再次讨论工作组的问题。[42]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对此是存在疑问的。在毛泽东解释以后，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在文革是否要扩大到工厂、农村以及如何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存在分歧的，但是在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明意见以后，周恩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在提出了一些限制性的措施后，接受了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主张了。周恩来后来对中国科学院的群众组织代表说：“谁也没有想到大民主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局面，我做梦都没梦到运动来得这样猛。”[43]

我们还注意到，在二月逆流的问题上，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的两次怀仁堂会议上，当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起攻击的时候，周恩来并没有及时予以制止，而是保持了沉默的态度，基本上没有说话。当毛泽东对于怀仁堂事件发起反击时，周恩来又主动做了检讨，还主持召开了针对这些领导干部的生活会。[44]即便五一前夕毛泽东与这些二月逆流的风云人物开了一个团结会以后，周恩来仍然对他们发出了警告，要这些领导干部谨慎行事，不要发生错觉，再犯错误。[45]

从周恩来在文革中对一些具体事件态度的变化可以看出，他在组织上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在毛泽东表态以后迅速改变自己的态度了。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时说：“犯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的意见，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在发言中又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是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46]

行动上的一致并不仅仅是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所致，也是与他们在思想上存在着共识分不开的。虽然周恩来在一些事件的认识上出现过反复，在思想上也有过动摇，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作出那样的选择，还是与他对毛泽东的信服以及两人在文革中存在共同的思想基础所决定的。这是因为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真切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他在与薄一波的谈话中，就以自己与毛泽东在一起长期工作的亲身体会谆谆告诫薄一波，如果个人的意见和毛主席不一致，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47]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周恩来还不只一次地跟薄一波说过这样的话。[48]这是发自肺腑的告白，也是自己对于领袖感佩的真情流露，更是经过艰难困苦、浴火重生、付出沉重代价后的思想结晶。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周恩来在《人民日报》转发《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编者按中将该文纳入学术批判的范畴，还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会议上同意限制政治批判的《二月提纲》的下发，不论是周恩来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会议上同意派工作组来主导运动，还是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生疑问，不论是周恩来对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存在不同意见，还是周恩来在两次怀仁堂会议上的沉默寡言，都说明周恩来在这些事件中思想上出现过反复，是有过动摇的。尽管这些高层发生的事件当时不见得都传到社会上和造反派中，但是其中的一些信息还是通过不同渠道传播到了他们中间的。造反派将文革中的这些信息收集起来，再与周恩来与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不同意见，[49]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在王明路线上的两次错误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其中的极“左”派就会对周恩来产生了怀疑，误认为周恩来立场动摇，存在严重错误，于是就以此为由将矛头指向周恩来了。

不难看出，周恩来在组织上是坚定地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旦他发现自己的言行与毛泽东的判断不符，就立即改正错误，将个人的言行统一到毛泽东、党中央确立的方针政策上来。这种组织上的服从又是以思想上的认同为基础的。虽然周恩来在对一些事件的认识上一时会出现局限性，与毛泽东的判断有时也会出现不合，但是他一旦发现错误以后，就迅速改正错误、紧跟领袖的步伐。这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愚忠”，也不仅仅是组织纪律观念所致，而是因为他们在文革的思想上是存在共鸣的。极“左”派只看到周恩来在一些事件上存在的反复，就对周恩来轻率地作出了判断。这种判断上的错误导致了行动上的盲目性，他们就是这样才将斗争的矛头错误地指向了周恩来的。

5)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行动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认知，产生了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错误行动。

极“左”派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是因为他们仅凭一些事件就轻率地对周恩来作出了判断，对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为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认识造成的。这暴露出他们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一面。

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总理，又是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领导人，是在党内资历颇深、享有很高威望又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家，在中央的地位举足轻重。因而造反派要将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就必须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这就要在文革理论的指导下，搜集大量的材料，对周恩来以前特别是在文革中的言行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进行理性的思考，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对周恩来作出准确的评判，报经中央批准以后再付诸于行动。极“左”派却不是这样，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凭着对一些事件的感性认知，受情绪支配，想当然地得出了结论，并付诸于行动。这样就不仅打乱了中央的部署，扰乱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进程，也给周恩来的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动，使得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来解决他们的“左”倾行动。这不仅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更是错误的。

他们没有注意到，虽然文革期间周恩来起初在一些具体事件上存在不同看法，但是一旦毛泽东表态以后，周恩来反省自我、发现错误以后，就立即改正错误，跟上毛泽东的文革步伐。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提出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受毛泽东之托不仅穿梭于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间征求意见，[50]还召集中央党政军负责人以及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打了招呼，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印发会议前作了传达。[51]这不仅表明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是信任的，也反映出周恩来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虽然周恩来在一些具体事件的认识上有时会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在关节问题上他是毫不犹豫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坚决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这是由于他们在对文革的根本认识上存在一致性的缘故。

正是由于极“左”派只是凭着对周恩来在一些事件上的感性认知，而没有对周恩来在文革发展中的作为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才被某些表象所迷惑，想当然地得出了结论，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周恩来。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极“左”派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既有受到当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极“左”思潮以及“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的影响，也有他们从派别和小团体利益出发予以行动的因素，还有周恩来代表中央制止他们狂热的极“左”行为所引发的不满，又有对周恩来文革期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的反复所形成的误判，再有他们是从感性而不是理性出发进行思考的原因，这样他们也就难以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形成一个全面、深入、真切的认识。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得他们在对周恩来的判断上走入了误区，导致了错误的行动，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⑤ 对五一六兵团及其行为的若干认识。

五一六兵团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之际，由北京高校红卫兵成立的一个极“左”派造反组织。这个极“左”派组织不仅拒绝改正错误，还在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周活动，最后沦为反革命组织。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如何看待五一六兵团的行动呢?

1)五一六兵团的产生及对其处理的必然和偶然。

五一六兵团是北京高校一些造反派红卫兵成立的极“左”派组织。这个极“左”派组织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之际成立的。这个组织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在社会上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周恩来的活动。

这个极“左”派组织能够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并在社会上发生了那样大的影响，一个是将矛头指向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周恩来，一个是发生在首都北京，同时又是在夜深人静时出来鬼鬼祟祟地进行反周行动，因而他们的行动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这股思潮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文革，但是却从“左”的方面严重影响文革的发展，给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造成了很大困难。五一六兵团就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在反对二月逆流的背景下，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之际，由北京一些高校造反派红卫兵成立的一个极“左”派组织。五一六兵团的成立及其活动，不过是极“左”思潮在这个阶段的具体表现而已。从极“左”思潮在相当范围内蔓延，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极端表现，及其严重影响到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发展来分析，五一六兵团这样的极“左”派组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这样的极“左”派组织以“五一六兵团”的名义在北京出现，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则是具有偶然性。因而我们认为五一六兵团的出现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对于五一六兵团在社会上进行的反对周恩来的活动，毛泽东一开始将其定性为极“左”行为，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做他们的工作，是按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处理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反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更没有改正错误，反而固执己见，随意行事，拒绝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挽救，在社会上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对周恩来的活动。这样就分裂、破坏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严重干扰、影响了文革的健康发展。这些人在夜间进行的鬼鬼祟祟的反周活动，也引起了毛泽东的进一步警觉。这样他们的行为就由极“左”转向了右，成为文革发展的重大障碍。排除这个障碍，就成为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将五一六兵团由极“左”派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他们问题的性质也就由人民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了。从五一六兵团反周行为的连续性上来说，将其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是具有必然性的。从一开始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极“左”派即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来分析，如果他们这个时候能够改正错误，停止反周行动，本来是不会升级为敌我矛盾的。他们是在拒不悔改而且还在社会上掀起更大规模反周风浪的情况下，才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从这方面来说，则又具有偶然性。因而对于他们的处理也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由此我们看到，不论是五一六兵团的出现还是对五一六兵团的处理，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从极“左”思潮在全面夺权阶段的蔓延来看，五一六兵团这样的极“左”派组织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他们在北京出现，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以五一六兵团的名义出现又具有偶然性;从五一六兵团拒绝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挽救，反对周恩来的一贯性及扩大反周活动上来说，将他们定性反革命组织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从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是在他们拒不悔改的情况下，才将他们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来看，则又具有偶然性。

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五一六兵团出现和处理的必然性，又要认识到其出现和处理的偶然性。从必然性中看到五一六兵团行为的出现及对它的处理都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现象，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从偶然性中认识到五一六兵团行为的出现及对它的处理又具有特殊性，与这个组织成员特别是其头头的认识、立场存在密切联系。从对五一六兵团的出现及其处理的必然性、偶然性的探析中，才能使我们对于五一六兵团的问题有一个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

2)从极“左”转向右是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决定性因素。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极“左”派开始将矛头对准周恩来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在批示中是把他们作为极“左”派来进行定性的，还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52]这反映出毛泽东这个时候是将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的，也是对他们寄于希望的。但是，后来却将他们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表明他们问题的性质业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人民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了。定性的转变，是因为矛盾性质发生了变化。矛盾性质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因为五一六兵团从极“左”转向了右的缘故。

有人可能会问，五一六兵团以前反对周恩来的行为是极“左”，怎么后来就变为右了呢?由极“左”转变为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周恩来虽然在一些具体工作中犯了错误，但是这些错误是在坚持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前提下所犯的错误，并非原则性的错误。周恩来在组织上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是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有着事实依据的。但是，五一六兵团却置这些事实于不顾，打着造反的旗号，抓住周恩来的一些枝节错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当这种行为在社会上出现的时候，还是把他们作为认识上的错误来进行处理的。因而毛泽东在五月二十九日的批示中，否定了他们的错误观点，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们做说服工作，希望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当时称他们为极“左”派，是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的。本来，只要他们改正了错误，停止了反周行为，对他们的错误行为还是既往不咎的。但是，他们却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说服、教育于不顾，既不进行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而是继续坚持炮打周恩来的行动，还组织串连，成立机构，在社会上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周行动。这是要打倒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重要领导成员周恩来了。他们这样做，凭着个人的意志随意行事，难道不是公开地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说服行动采取了对抗的行为吗?五一六兵团的行动实际上就是打着反对周恩来的旗号来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这样就破坏了文革的部署，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注意到，五一六兵团后来的反周活动，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以后发生的。如果当时他们改正了错误，那么就不过是一个认识问题，况且当时也是把他们的问题当作认识错误来处理的。但是，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服、教育以后，仍然我行我素，拒不悔改，就由一个认识问题转变为立场问题了。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他们的反周行为就是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文革的发展了。同时，这些人的日常行动也令人生疑。他们在张贴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时，为了掩人耳目，往往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出来活动的。这种鬼鬼祟祟的行为更为五一六兵团罩上了一层阴谋的气息。他们就是这样由极“左”转变为右的。立场变化了，这种变化再与他们打击的对象、造成的后果以及对文革发展的影响结合在一起，决定着他们行为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就是由以前的人民内部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了。也正是因为这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将他们从过去的极“左”派定性为反革命组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极“左”派，是要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当他们立场转变以后，由极“左”转变为右，就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了。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因而我们说从极“左”转变为右，是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决定性因素。

3)五一六兵团留下的沉痛教训。

五一六兵团本来是由高校红卫兵成立的造反派组织，但是却执行了极“左”的方针，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成员周恩来。他们还无视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批评、劝告，由极“左”转向了右，走向了文革的对立面，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五一六兵团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他们只看到周恩来在具体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却没有进行理性的思考，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态度、作用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而是凭着感觉在行动，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实施了极“左”的行为。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可以改正错误的。

其实，毛泽东就为他们改正错误提供了机会。他在五月二十九日的批示中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这些极“左”派分子进行说服工作，将他们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遗憾的是，五一六兵团成员特别是其头头固执己见，拒不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教育，不仅继续坚持错误，还以更大规模的行动来反对周恩来。这样他们就从“左”跳到了右，由文革的积极参加者变为文革发展的重大障碍，最终造成了五一六兵团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的结局。这是令人痛心的。

考察五一六兵团发展演变的轨迹，我们注意到，其成员本来是处于造反派的行列中，却走上了极“左”的道路，后来又从极“左”转向了右，最终才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这里有两个重要的环节，一个是与其他绝大多数造反派不同，他们在造反中走上了极“左”的道路，另一个是后来又从极“左”转变为右。这是五一六兵团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性环节。在这两个环节中，五一六兵团成员特别是其头头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从认识发展到立场上，最终导致他们与其他造反派拉开了距离，走到了文革的对立面。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造反中，五一六兵团成员走上了极“左”的道路。这是他们犯的第一个错误。即便如此，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他们进行说服工作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改正错误，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的。但是，他们却拒不改正错误，在反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还在夜深人静时鬼鬼祟祟地出来进行活动。这是他们犯的第二个错误。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执迷不悟才走上了不归路，最终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这是令人遗憾的。

五一六兵团的行为及其最后覆没的结局发人深思，留下了沉痛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造反派要根据文革的发展不断反省、校正自身在文革中的行动，消除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发现错误，及时改正，紧紧跟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步伐。否则的话，就容易走向反面，被文革发展的洪流所淘汰。

五一六兵团成员特别是其头头的问题在于，在全面夺权阶段走上了极“左”的道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开导下，不仅不改变错误行为，还在变本加厉地进行活动，由极“左”转向右以后才被取缔的。他们的教训在于，一是在斗争中要力诫走上错误的道路，二是一旦发现错误，就不要拘泥于小团体或个人得失，而要立即改正错误，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这是在警醒造反派，要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听从毛泽东、党中央的指挥，及时校正自己的错误行为，回到造反派的行列中，而不能固执己见，由认识上的错误发展到立场上的错误，最终变得不可救约，被文革发展的潮流所淘汰。五一六兵团的结局给造反派敲响了警钟，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4)反击五一六兵团的斗争与后来清查五一六专案之间存在重大不同。

一九六七年反击五一六兵团的斗争与后来清查五一六专案具有一定的联系，却又存在着重大不同。这两个事件虽然都有“五一六”的名号，实际上并非一回事，因而将两者混为一谈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一九六七年对五一六兵团的斗争是在当年七月份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将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针对五一六兵团展开的反击行动。一九六八年，全面夺权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进入斗、批、改阶段，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背景下，中央决定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由陈伯达担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组员，清查的对象是破坏和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53]这个时候的清查工作就不是以一九六七年首都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为重点，而是进一步扩大范围，将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作为工作中心来展开行动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一九六七年七月以后社会上进行的反击五一六兵团的斗争，主要是针对首都五一六兵团展开的行动。尽管如此，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却显示出反对五一六兵团的内涵出现了某种变化的迹象。她说：“在大好的形势下，要警惕三件事，就是从极‘左’和右的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来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54]

虽然江青在讲话中说的这“三个破坏”的势力是宽泛的，并不是单指五一六兵团，但是从她讲这段话的上下文来看，这“三个破坏”的势力是包括五一六兵团在内的。我们认为，将首都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行动说成破坏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还是符合事实真相的，但要说他们破坏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委员会则没有这方面的事实依据。这说明此时在反对五一六兵团的时候，其内涵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不是单指反对周恩来的行动，而是以“三个破坏”为标准来进行打击包括五一六兵团在内的反对文革的势力了。

不过，由于五一六兵团在社会上进行的反周行动还在进行并予以发展，因而这个时候的斗争还是以反周的五一六兵团为主要目标的。首都五一六兵团的问题被解决后，到了一九六八年再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的时候，主要地就不是针对首都五一六兵团了，而是以“三个破坏”为目标了。这在江青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她把“三指向”者定为五一六分子。所谓“三指向”(即前文所指的“三个破坏”)，就是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55]

这样我们看到，一九六七年反击五一六兵团的斗争，是与一九六八年清查五一六专案存在重大不同的。前者主要是针对五一六兵团的反周活动，虽然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反对军队和革命委员会的内涵，但是并不占主要地位;后者则是以打击“三个破坏”作为斗争目标了。虽然这两次活动都用了“五一六”的名号，但是在行动的内涵上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既然这样，那么后者又为什么要冠以“五一六”的名号，将其斗争对象称作五一六分子呢?这可能是因为“五一六通知”的下发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而这次清查活动又是以“三个破坏”为指向的。“三个破坏”是要将矛头指向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五一六”这个术语则是鲜明地表达了这些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人对于文革的态度。因而才给他们戴上了五一六分子的帽子，对这次清查活动也冠以了“五一六”的名号。这个判断还可以从以后王、关、戚、杨、余、傅、陈伯达、林彪倒台后，将这些对文革不同态度的人都称作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上得到进一步的验证。[5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一九六七年反击五一六兵团的斗争与一九六八年进行的五一六专案清查，虽然具有一定的联系，还是存在重大不同的。一九六七年反对五一六兵团的斗争主要是针对首都五一六兵团进行的反周活动，而一九六八年进行五一六专案清查则是针对从极“左”或右两方面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组织或个人，具体在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上表现了出来，从专案清查的规模、范围、力度上都是一九六七年反对五一六兵团的斗争所难以比拟的。如果说前者是为了扫除文革障碍的话，那么这一次专案清查就是巩固文革发展的成果了。

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两者具有的一定联系，更要看到双方存在的重大不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于两者在“五一六”名号下的内涵差异有一个更为真切的认识。一九六八年中央进行五一六专案清查并不是一九六七年反击五一六兵团的简单承继，而是为了打击反党乱军和破坏革命委员会的势力，在斗、批、改阶段为了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所采取的必要行动。这一行动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严重扩大化，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并非是无中生有、硬捏造出来的，而是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斗争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6)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是纠“左”所采取的组织行动。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随着夺权浪潮在各地的兴起，军队介入文革，造反派与干部、军队以及两派群众乃至造反派之间出现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左”倾盲动思潮随之泛起，全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

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次年一月，毛泽东决定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论是文革发动之际还是文革发展过程中在群众运动方面特别是在宣传舆论领域起过重要作用，既然这样，又为什么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呢?他们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

由于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在文革初期又起过重要作用，因而我们的研究就要先从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及其人员变化说起。

① 中央文革小组地位及其成员的变化。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及其人员组成上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既是社会斗争的反映，又是党内斗争的结果，折射出文革摇曳多姿而又波澜起伏的发展进程。

1)中央文革小组地位的变化。

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后成立的。这个小组是由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投身文化革命中的若干人员，在中央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经过少量调整以后，在四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初步通过，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成立的。[1]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于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撤销了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将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2]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在工作组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在要不要派出工作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如何进行文革、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上存在矛盾的反映。文革小组领导成员在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的斗争中遭到了打压，一时处于被动地位。七月十八日毛泽东由外地回京，在了解具体情况以后，撤销了工作组，使文革走上了既定发展的轨道。[3]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陶铸、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和份量。中央文革小组还代替了中央书记处。[4]毛泽东当时曾经说过：“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5]以此表达了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赞许。一九六六年国庆节的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谈完话后，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照了相。[6]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毛泽东生日这一天，毛泽东邀请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这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中南海住地游泳池吃饭，席间就文革及其发展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最后举杯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7]毛泽东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信任。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上海一月革命发生后，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随后(一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上又公开发表了贺电全文。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进一步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8]

周恩来从便于讨论工作出发，提议将中央碰头会分为主要讨论文革事务的钓鱼台碰头会和党政业务问题的怀仁堂碰头会，这两次会议还是由他主持，但是在会议讨论的内容上各有侧重，上报毛泽东以后，毛泽东批示：“此件不用，退周。”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二月逆流发生后，毛泽东又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9]

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他之所以否决周恩来的这个提议，让周恩来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中央书记处看待，还是为了让中央文革小组能够参与到中央日常决策中，以文革为中心来部署整个工作，以便统筹协调好文革与其它工作的安排问题。这是毛泽东从当时文革发展的要求和党内斗争形势出发才做出的决定。

毛泽东在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时，也对小组在指导文革发展上出现的错误予以了严厉批评。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社会上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行为，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及时予以批评、制止，而且又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当一九六八年二月怀仁堂举行的中央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发起攻击的时候，毛泽东又支持了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批评二月逆流成员的生活会，发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10]这反映出毛泽东虽然全力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但是对于他们工作中的错误也是严厉批评的。不论是支持还是批评中央文革小组，都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做出的决定。弄清这个问题，才有利于我们了解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

从中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毛泽东支持下成立的，是按照毛泽东、党中央的要求开展工作的。中央文革小组与以前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中央的地位明显不同，以前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属于中央书记处领导，而现在的中央文革小组则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相当于中央书记处的地位。毛泽东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提高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寄于厚望，就是为了以文革为中心来部署整个工作。不论是毛泽东支持还是批评中央文革小组，都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采取的行动。这是由文革形势发展的要求及其斗争需要所决定的。

2)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变化。

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选择上，毛泽东是以他们在文化革命上的立场、观点、方法及其贡献作为选拔标准，不仅是慎重的，更是严格的。

比如，吴冷西虽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又是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员，但是却与毛泽东主张的文化革命唱对台戏，不论是《人民日报》的办报宗旨，还是一开始在《人民日报》上拒绝转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乃至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对“突出政治”的文章，就将他对于文化革命的态度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因而被毛泽东批为“半个马克思主义”，[11]把“吴冷西从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上撤销”了。[12]

再比如，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经因病长期休养，毛泽东也非常关心胡乔木的病情，多次写信抚慰，但是鉴于以前胡乔木在一些问题上的表现，当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胡乔木病愈后要求参加工作时，毛泽东只是同意他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参加文化大革命，写写文章，到各大学看看大字报，却没有批准他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13]用胡乔木后来的话说，是把他“冷藏”了起来。[14]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姚文元，虽然他的父亲姚蓬子在历史上曾经脱党、有变节行为，当时即便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对姚文元成为成员的问题上也存在争议，但是上报毛泽东以后，毛泽东认为老子反动，儿子就不革命了吗?陈独秀后来叛党，可他的两个儿子是革命烈士!于是，毛泽东一锤定音，姚文元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15]这说明在选择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上，是从他们对待文化革命的政治态度来决定的。

从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其成员是在不断发生变动的。这些成员的变动与文革发展的形势及其斗争状况以及他们对于文革的态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退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有的是犯了右的错误，有的是犯了“左”的错误。他们是在犯了这些错误以后，才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东、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同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16]

从前文反右斗争的研究中我们知道，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是如何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他们是由于犯了右的错误，不仅在工作组时期特别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仍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由于前文我们对于他们的问题已作了研究，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尹达时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所长，一九六四年写了一篇《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以后才发表的。[17]当初，这篇文章被中宣部扣押后，尹达没有办法才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又把该文送到了《红旗》杂志历史组。历史组经请示领导后，组织范若愚、关锋、戚本禹和杜敬四人与尹达一起讨论修改，后在一九六六年第三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可是在文革初期，尹达在历史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了不少人，所以历史所里的人对他反对得很厉害，再加上他与陈伯达又有矛盾。在历史学界批判侯外庐的时候，陈伯达就乘机发动了对尹达的批判。戚本禹和关锋几次去历史所为他说好话，但也没有什么效果。尹达后来就不来钓鱼台上班了，自动退出了中央文革小组，但中央并没有发文撤销他的文革小组成员。[18]

穆欣曾在《光明日报》社担任了十年的总编辑职务。文革发动前夕，穆欣写出了《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倾向》一文。这篇文章是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又四个月以后，才于三月十二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19]文革发动之初，穆欣参加了文化革命文件的起草工作，列席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兼管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20]这说明起码从形式上看，穆欣对于文化革命还是持积极态度的。但是，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他过去在京剧革命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在《光明日报》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为被揭发出来后，他的日子也就越来越不好过了。

其实，穆欣刚进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江青对他还是信件、支持的。比如，境外一些报刊对江青早年在上海的经历说三道四，江青就向他、戚本禹、姚文元谈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婚恋生活。如果对穆欣不信任的话，江青是不会当着他的面讲这些问题的。既然如此，穆欣以前又是如何对待江青主导的京剧革命的呢?

从穆欣对江青与他进行京剧革命谈话的反映上，就可以表现出穆欣对于京剧文革的真实态度。江青一九六四年七月二日曾与穆欣就京剧革命问题谈过一次话。由于京剧革命在进行过程中，遇到过不少阻力甚至打压，因而江青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与穆欣进行谈话，在谈话中还非常气愤，甚至动了感情。这本是人之常情，表现出江青对于打击京剧革命的人的愤懑情绪，又是江青进行京剧革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反映。但是，穆欣却对这次谈话嗤之以鼻，攻击江青“歇斯底里”，不像一个正常的女人……。回到报社后有人问起江青与他的这次谈话时，他带着嘲讽的口气说：“没有见过像她那样易于激动的样子，不知是不是脑袋有病?”(传开后说“江青有神经病”)在此期间，在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问题上，张春桥与《光明日报》记者发生了意见分歧。当记者回报社向穆欣诉苦时，穆欣竟然当着记者的面，脱口而出地对张春桥进行人身攻击，说张春桥“这个上海滩的地头蛇!”。[21]

其实，穆欣在京剧革命上对江青、张春桥进行的攻击和谩骂，并非仅仅是对于江青、张春桥尊重与否的问题，实际上却反映了他对于京剧革命的真实态度。尽管从形式上看，当时穆欣并没有直接反对进行京剧革命，甚至还参加了京剧革命的活动，但是在内心深处却是对京剧革命存在不同看法的。他对于江青、张春桥进行的攻击和谩骂，不过是他对于京剧革命真实态度的反映而已。这是因为在京剧革命问题上，同志之间即便存在一些不同意见，也是不宜采取攻击和谩骂行为的，而是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分歧问题。穆欣的言行不是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应该采取的态度。

由于在文革初期，穆欣在《光明日报》社积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造反派打压得很厉害，此前还把《光明日报》的同事当作下人来使唤，群众对他强烈不满。[22]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批判以后，造反派给穆欣贴出了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底，有人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了穆欣背后对于京剧革命说的风凉话，穆欣对江青、张春桥攻击和谩骂的话也反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还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出来。《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江某也给总编辑穆欣贴出了大字报，揭发穆欣抵制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即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江青只好让穆欣回报社参加运动，接受群众批评。[23]于是，中央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去《光明日报》社造反，把穆欣从中央文革小组揪回了《光明日报》社批判。[24]

其实，即便让穆欣回《光明日报》社参加运动，中央文革小组也没有对他放弃不管，而是提供保护的。二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秘书矫玉山，向《光明日报》社两派群众组织打电话，传达了陈伯达“从今天开始不要再揪斗穆欣了”的指示。[25]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同事，关锋和戚本禹也曾去《光明日报》社为穆欣讲过话，保过他，但是却没有什么成效。中央文革小组不仅对穆欣，也为他的夫人张卉中提供了保护。他的夫人张卉中是《光明日报》的编辑，盛气凌人，平时与群众的关系很紧张。文革开始后遭到冲击，中央文革小组便把她调到文艺组来上班，使她免受批斗。[26]即便如此，穆欣仍然遭到造反派的攻击，麻烦不断，他的工作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此后，穆欣虽然回到了钓鱼台，却不再参加小组的会议以及小组内部的工作，对他的文件也停发了，成了一个挂名的小组成员。他管过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的版面，仍然以总编辑的身份主管《光明日报》的工作。出人意外的是，穆欣这个时候仍在利用职权压制左派关于文艺革命的稿件。在副刊《东风》上有一篇署名李华岚的文章——《献给披荆斩棘的人》，其中有三个小标题：英勇的号手、开路的先锋、流动的哨兵。文章虽然没有写出主人公的名字，但是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是颂扬江青对文艺革命贡献的。文章虽然有溢美之词，但还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况且也没有写出江青的名字，穆欣却大为不满，在审阅这篇的大样时利用职权先后两次将这篇文章拿掉，致使该文章最终也没有能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无奈之下只好在《光明战报》、《井冈山》等红卫兵小报上刊登了。[26]这是穆欣对于京剧革命真实态度的又一次暴露。

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对穆欣进行了保护，但是穆欣的问题却没有能够得到解决。鉴于以前穆欣在京剧革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他在遭到造反派猛烈攻击的情况下，仍在利用职权压制左派颂扬文艺革命的稿件，八月四日，江青让王力、关锋找穆欣谈话，要他离开钓鱼台回报社参加运动。王力对他说：“你对文化大革命既缺乏理论上的准备，也缺乏思想上的准备。”于是，八月十六日穆欣便离开了钓鱼台。[27]穆欣就是这样离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至一九六八年一月，因为犯了“左”的错误被隔离审查的。他们是在全面夺权走向高潮、社会出现激烈动荡、“左”的行为比较普遍地发生的背景下，才被采取措施、离开中央文革小组的。下文我们还要对王、关、戚的问题进行详细研究，此不赘述。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是犯了“左”倾盲动错误才被处理的。至于，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离开中央文革小组的原因，由于我们尚未找到这方面资料，以后待察。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的。这些成员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尽管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具体原因，但是其主要原因还是他们在文革发展过程中的政治态度所造成的。这在他们犯了右的或者“左”的错误上表现了出来。这种错误从根本上来说，则是由于他们没有正确地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缘故。

3)对中央文革小组地位及其成员变化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领导下，站在过去中央书记处的位置上，处于核心领导层的中央机构。中央文革小组具有这样的地位，从形式上看是毛泽东鼎力支持的结果，实质上则是由文革的胜负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及其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所决定的。这并非是哪一个人的主观决定，而是取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需要。

中央文革小组由于执行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予以指导，因而遭到党内一些反对文革的的领导干部的攻击。这在党内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二月逆流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事件而已。虽然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对于文革中一些错误的批评有着现实依据，但是他们所持的立场、态度却站在了文革的对立面。毛泽东反击二月逆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不过是为了使文革进行下去，为扫除文革障碍所采取的措施罢了。

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在党内处于中央书记处的位置，其成员当时也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地位，但是从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可以看到，一旦中央文化小组成员偏离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要受到严厉的批评，也是要做出组织处理的。将他们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不过是从组织上对他们处理的一种具体方式而已。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对中央文革小组竭力支持的同时，也对其出现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不论是毛泽东支持还是批评中央文革小组，乃至将其犯错误的成员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并非是随意的行动，而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排除右的或“左”的干扰，为了使文革能够沿着既定轨道发展才做出的决定。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及其成员的变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发生的。因而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有从这里入手才有可能发现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及其成员发生变化的真实原因。

② 王、关、戚问题发生的社会背景。

前文我们简要考察了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的变化。王、关、戚问题的发生，就是这一变化中的重要环节。要研究这一问题，还是要从王、关、戚问题发生的社会背景做起，也就是从一九六七年夏季以后的文革形势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面临任务的分析中，来探究王、关、戚问题产生的真实原因。

1)进入一九六七年夏季后的文革形势。

上海一月革命引发了全面夺权风暴，文革进入复杂、多变、起伏不定的发展时期。当时各地纷纷被夺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政局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奉命介入文革，实行“三支两军”，不仅保持了形势的基本稳定，也使得工农业生产能够得以继续发展，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没有出现失控的局面。

文革在这个阶段产生了错综复杂而又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围绕夺权在群众、干部和军队之间集中展开，具体说来是在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之间、造反派与干部、造反派(保守派)与军队中反映出来。各种形式的武斗、流血事件以及军队打压群众特别是造反派的行动，不过是这些矛盾的极端表现而已。这种状况虽然比较普遍地在全国各地存在，但是却集中在四川、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等省份，特别是在六、七、八三个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虽然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也在着力纠正军队支左中所犯的错误，但是从整个形势的发展上来看，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后来，毛泽东说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也主要是发生在这个时期。[28]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一九六七年夏季以后发生的问题，从造反派方面来说，则是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与干部、造反派与军队以及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从两派斗争来说，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发展成大规模武斗，造成了群众之间的严重分裂与对峙;从军队方面来说，则是军队在支左中普遍地犯了严重错误，造成了造反派与军队之间关系的恶化。在纠正军队所犯错误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尚未实现根本性的好转;从干部方面来说，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已经退出了领导岗位，却与造反派仍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些尖锐、复杂的矛盾的迅速发展，造成了文革形势的急剧恶化。在这些矛盾中，造反派之间以及他们与保守派、干部、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演变为主要矛盾，而造反派则是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出了要“教育左派的问题”，还主张“现在要批判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又作出了“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指示。[29]

从中不难看出，这个时期出现的系列矛盾是在两派、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的斗争中趋于激化的。他们之间发生的尖锐、复杂的斗争，特别是大规模的武斗乃至流血事件，不仅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还严重干扰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致使文革出现了脱离其发展轨道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造反派、保守派还是支左部队和干部都是对此负有责任的。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他们各自所负责任的大小不同，但是当“左”以及形“左”实右的行为成为当时文革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而这些行为又是作为文革主导力量的造反派所实施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说他们应当对于这种状况的出现负有主要责任，那么对于他们也就不得不采取处理措施了。

这个时期存在的问题，从形式上看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即后来所说的全面内战的局面)，实际上则是由两派群众、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矛盾的激化造成的。与以前不同的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的不是右，而是“左”，或者是形“左”实右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采取纠“左”行动，遏制“左”的错误的蔓延，使文革回到既定的发展轨道。这是形势稳定的需要，也是文革发展的内在要求，以迫切任务的形式摆在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面前。

2)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面临的迫切任务。

进入一九六七年夏季，两派群众彼此之间及其与干部、支左部队不仅产生了尖锐、复杂的矛盾，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乃至于流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系列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能否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完成这一迫切的任务，成为对他们能否履行职责的严峻考验。

我们知道，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在党内相当于中央书记处的地位。[30]它的职责就是下情上达、上情下达，负责处理文革的日常工作。具体说来，就是将各地文化大革命的信息汇总起来提供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然后又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传达给各地执行。虽然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决策权，但是却具有执行权，是有权处理文革一般事务性工作的。从中央文革小组来说，能不能及时将各地发生的真实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反映，同时又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及时、准确、创造性地传达给各地执行，就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能否履行好职责的关键。

中央文革小组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部队抽调了许多记者、学毛著积极分子、干部，以记者身份派到各地搜集信息，还成立了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各地来访者，又与各地的造反派保持着密切联系，因而各地文革发展的状况能够及时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快报》、《文革简报》、《要事汇报》、《临时增刊》将各地文革动态提供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时还要附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建设性的意见，供他们决策时参考。[31]能否及时将各地的真实信息反映上来，对这些信息进行甄别、校正，有针对性地提出参考意见，就成为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完成任务、履行好职责的一个考验。

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以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要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的决策为指导，根据文革发展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方针、政策，采取适宜的方法，准确、及时而又创造性地贯彻到文革实践中。是准确、及时而又创造性地贯彻执行，还是违逆、扭曲、变更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的决策，就成为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能否完成任务、履行好职责的另一个考验。

这样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中央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机构，既要密切关注各地文革发展的动态，将各地文革发展的真实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反映，又要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文革的决策及时、准确而又创造性地贯彻到文革实践中。能否完成这个任务、履行好职责，就成为中央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严峻考验。一九六七年二月上、中旬，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提出的严厉批评，就是对于他们中的一些成员没有做好这个工作发出的初次警告。[32]

既然这样，那么进入一九六七年夏季，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能否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呢?也就是他们能否将各地发生的真实情况及时反映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对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文革的决策真正领会并予以贯彻执行呢?这是对他们的严峻考验。

3)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何去何从?

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他们或者将各地的文革动态如实地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予以报告，又能够准确、及时而又创造性地执行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策;或者没有将各地的文革动态如实地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予以报告，也没有准确、及时而又创造性地执行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策，二者必居其一，那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呢?

要想研究这个问题，就要首先搞清楚当时形势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针对这种变化毛泽东又作出了什么样的指示。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进入一九六七年夏季以后，群众组织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又进一步发生了分裂，许多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相当多的支左部队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保守派、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乃至严重的流血事件。

虽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是与此前不同，这个时候“左”的错误、形“左”实右的错误业已成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批评造反派，纠正“左”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就成为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迫切要求。否则的话，如果任由这种错误继续发展，不仅会造成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还会破坏文革发展的进程，致使文革走上歧途。为此，毛泽东进行了系列谈话，作出了重要指示，遏制“左”倾势力的发展，进行了纠“左”工作，使文革摆脱“左”的影响，转入既定发展的轨道。

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要执行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不仅要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如实反映各地的文革发展动态，还要以毛泽东的指示、谈话为指导，真切认识到这个时候“左”的错误已经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及时制定相关措施，采取实际行动，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来纠正“左”的错误，给各地特别是北京造反派进行“降温”，制止他们的盲动行为。这是进入一九六七年夏季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对他们能否履行好职责的严峻考验。

遗憾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的一些人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没有意识到进入一九六七年夏季以后，“左”的、形“左”实右的错误业已成为社会稳定和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如果不纠正这些错误，不仅局势难以稳定，工农业生产乃至文革的进行都会遇到很大困难。这样他们就难以对毛泽东批评造反派、纠“左”的重要指示进行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更难以主动地、自觉地、创造性地及时将毛泽东纠正“左”的错误的指示、谈话以方针、政策的形式来贯彻执行了。

这不仅决定着文革的发展方向，也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前途和命运。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特别是其中的王、关、戚等人，还像以前那样大力支持、鼓励造反派的行为，致使这种“左”的、形“左”实右的行为愈演愈烈，与毛泽东、党中央进行的文革方向相违逆。王、关、戚就是这样被端出来的。

至于这个时候他们是如何违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的，我们下面再来研究这个问题。

③ 王、关、戚问题的由来及其基本状况。

前文我们分析了王、关、戚问题出现的社会背景，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这种背景下面临的任务、应该采取的措施。那么，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个时候又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呢?他们发生问题的真实状况又是如何呢?

为了对王、关、戚问题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在研究他们的问题之前，还是要先从他们积极参加文化革命说起。

1)王、关、戚吹响文化革命的号角。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文化革命中的风云人物。王力、关锋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戚本禹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就已经参加到文化革命中了。比如，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这篇文章向史学界的权威观点发出挑战，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还召集学术界的权威人物开会，对戚本禹的文章进行围攻和批判，而毛泽东却肯定、支持了这篇文章，还作出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的批示。后来戚本禹又写出了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历史研究》一九六四年第四期也发表了这篇文章。戚本禹就是由此被陈伯达看重，经毛泽东批准后调入《红旗》杂志社担任历史组组长的。[33]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他们便积极配合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先后起草了数篇文章，以主动的态势投身到文化革命中。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吴晗的历史观进行了批判，但没有指名。戚本禹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谈话中既对戚本禹的文章予以了肯定，又指出了文章的不足。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34]

围绕《海瑞罢官》展开的批判，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遇到了重重阻力。这种阻力在是否进行政治批判上表现了出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认为可以进行学术批判，反对进行政治批判。不仅如此，彭真还压制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的发表，提出对左派要进行整风。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姚溱把一九六二年《宣教动态》八十八期刊登的庆云(即关锋)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送给彭真，为彭真批评关锋提供材料。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关锋和戚本禹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写成。这两篇文章都送给了中宣部，却被中宣部压了下来。

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戚本禹打电话问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批判吴晗政治要害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许立群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在这种情况下，关锋、戚本禹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送给彭真审查，彭真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同志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一月三十一日，彭真要许立群马上把批评左派的文章送给他。许立群立即送去了。二月三日，彭真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批评左派的材料。彭真在会上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35]

从中可以看到，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彭真在将批判纳入学术批判轨道的同时，还竭力阻力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发表，又提出对左派要进行整风。他的作法显然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是背道而驰的。鉴于彭真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又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他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职权，但是能否以中央名义来采取行动，最终还是取决于毛泽东、党中央的态度。

二月八日，彭真向毛泽东汇报他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的时候，谈到要对左派进行整风，毛泽东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批评关锋的杂文有问题时，毛泽东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36]

毛泽不仅否决了彭真对左派进行整风的要求，还对关锋的杂文予以了肯定，对当时进行文化革命的左派采取了支持、保护的态度。这并非说左派没有缺点、错误，而是从文化革命的大局出发，在文革方兴未艾的时候，左派的文章起着喉舌的作用，支持左派，建立左派队伍，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的缘故。

这个时候左派写成的文章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了。三月二十五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题目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康生两次谈话，然后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谈了一次话。毛泽东指出，“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37]

毛泽东讲话以后，中宣部就再也难以继续扣押关锋、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了。他们的文章是在这个时候才在报刊上发表的。

四月二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戚本禹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半月。四月五日，《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也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半月。五月九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即关锋——引者注)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38]

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39]

我们看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在毛泽东支持、保护下，关锋、戚本禹等人围绕《海瑞罢官》写的批判文章终于在报刊上发表了。这些文章高举文化革命的旗帜，对正在进行的文革起到了擂鼓助威的作用。不仅如此，王力、关锋、戚本禹还参加了“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工作，成为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随后又成为新设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们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中，不仅将北京市红卫兵和各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及时向毛泽东、党中央进行反映，还继续担负着社论、评论员文章以及文件的起草工作。

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毛泽东住地举行的简便晚宴。他们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文革发展的重要谈话，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设想写进了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中。[40]

虽然毛泽东在关锋的请示报告中没有同意引用他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但是他在祝酒时所说的“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还是写进了元旦社论中。[41]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42]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王力、关锋、戚本禹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要求，继续起草重要文件、社论和评论员文章，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进行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引导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他们起草的重要文章是要经过毛泽东审阅，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通过以后才发表的。

一月十六日出版的一九六七年第二期《红旗》杂志发表王力、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篇文章同日由《人民日报》转载。文章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文章是陈伯达报送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43]

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发表王力、关锋起草的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人民日报》三月十日提前转载。这篇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这篇文章是三月七日经毛泽东审改后发表的。[44]

毛泽东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45]在全面夺权阶段，既有夺权这种行动上的破，也有大批判文章的发表这种思想上的破。不论是行动上的破，还是思想上的破，都是为了使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深入人心，为了完成文革任务而采取的重大措施。王力、关锋、戚本禹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不仅积极参加到文革的实践中，还起草大批判文章为夺权摇旗呐喊，论证文革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正义性、必要性。

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四月一日《人民日报》转载。戚本禹的这篇文章首次不点名地称刘少奇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审改后发表的。 同期《红旗》杂志也发表了本刊编辑部调查员的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日报》等转载。这个调查报告是由王力、关锋报送毛泽东审改后发表并予以广播的。毛泽东三月二十九日审阅时，删去调查报告中点到的刘少奇的名字，对点到的其他人，只保留姓，将名一律改为“××”，还将原标题《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改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期《红旗》杂志还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人民日报》等转载。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三月三十日对王力审批后发表的。[46]

五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六期和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的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是由王力、关锋起草，由陈伯达报送毛泽东审改三次后才发表的。[47]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和五月二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七期发表《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为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而写的。毛泽东在审改这篇文章时作了修改，并在文章末尾加写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切不可丧失警惕。”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对王力作出批示后，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后发表的。[48]

以上我们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只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参加文化革命过程中的主要部分。由于他们积极参加毛泽东倡导的文化革命，而且在此过程中还起着先锋的作用，因而他们不仅参加了“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的起草工作，而且还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毛泽东指导下，他们起草了许多社论、评论员文章或者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为文革的发展呐喊助威，引导文革按照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发展。不仅如此，他们还与北京以及各地造反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大力支持他们的行动，鼓励他们进行夺权斗争。因而我们说王力、关锋、戚本禹对于前期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2)处理两派分歧及其矛盾问题。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群众不仅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又进一步发生了分裂，各派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随着各派矛盾的激化，他们之间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导致了局势的紧张和动荡，革命委员会一时难以建立起来。军队在支左中又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与军队之间的矛盾也趋于激化。这样军队与两派之间的矛盾搅合在一起，使得形势的发展愈发复杂、多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就成为当时文革发展面临的迫切任务。

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以及在派系林立、互相攻击中的武斗，造成了群众力量的严重内耗，破坏了群众的凝聚力，削弱了群众的战斗力，致使群众难以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种状况的发生，除去他们认识的局限以外，主要的还是由于他们从本位主义、小团体的利益出发造成的。

他们在斗争中不同程度地犯了错误。从错误的性质上来看，一般来说，造反派往往犯“左”的错误，而保守派往往犯右的错误，两派都有可能犯形“左”而实右的错误。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谆谆告诫两派群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49]当时的群众，又有多少人能够听得进去呢?

作为在中央直接负责全国文革发展的文革小组成员，就要以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密切注视文革的发展动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以便于化解矛盾，解决分歧，早日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这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职责所系。但是，我们却遗憾地看到，一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仅没有履行好职责，反而却激化了两派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他们的撕裂，造成了严重后果。比如，王力在七二〇事件中的表现就是一个例证。

七二〇事件发生前，武汉的群众分裂为造反派的“三钢”、“三新”，保守派的百万雄师，三司则是介于两派之间的群众组织。军队在支左中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与造反派的矛盾处于非常尖锐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来到武汉，主张先做好军队的工作，而后再做好两派的工作，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同时，利用湖北处于九衢之地的区位优势，以湖北问题的解决为突破口，来推动湖北周边省份四川、湖南、河南、安徽、江西乃至全国问题的解决，在各地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判断不是没有缘由的。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则是一致的。这是两派能够实现团结的前提和基础。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两派群众产生了分歧，但是鉴于两派群众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在做了思想工作、讲清道理以后，他们是会放弃前嫌团结在一起的。毛泽东就是这样在排除了众人的阻拦以后，才从北京乘火车到达武汉的。[50]

王力这个时候也与谢富治从四川赶到了武汉。他不仅参加了毛泽东的数次谈话，也参加了武汉军区召开的内部生活会。应该说，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对于武汉的形势以及各地的发展动态，还是比较清楚的。当时武汉出现了严重的两派对立，军队在支左中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与造反派处于严重对峙之中。要想解决好他们之间的问题，就要采取适宜的方法，抓住重点，循序渐进，先做好部队的工作，而后再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好彼此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们能够在团结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而不是支持造反派把保守派吞并掉。这是因为军队犯了错误是可以改正的，两派之间也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缘故。

当然，保守派中即便混进了一些坏人，但是保守派的基本群众是好的，因而就要通过做工作把这些基本群众争取过来。把他们争取过来了，保过派中的坏人特别是其中的极少数坏头头也就孤立了。这个时候如何让支左部队特别是其中的领导干部转变过来，两派中的群众能够消除隔阂，从对峙走向联合，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为当时一个迫切的政治任务。

遗憾的是，王力到了武汉以后，在没有做好工作的情况下，不顾周恩来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嘱咐，就深入到两派队伍中，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发表讲话。他到了湖北大学会见造反派，对他们表示支持，又到百万雄师联络总部，批评他们的错误行为。后来又赶到了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王力戴上造反派的袖标，视察他们的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负伤人员，在召开的大会上发表讲话，把他们称为“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说：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十九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51]

虽然当时王力在讲话中没有泄露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七二〇事件的发生，确实也不能由王力负主要责任，但是在没有做好部队和群众工作的情况下，王力就到两派中去活动，而且还对两派群众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就极容易激化军队与两派及两派之间的矛盾。不是说王力对于两派组织性质的判断不对，王力不应该支持造反派，而是说在军队与两派及两派之间存在尖锐、复杂矛盾的情况下，在没有做通他们的工作以前，王力公开发表这样的讲话不仅与事无补，还会导致他们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这是在错误的场景、错误的时机、错误的地点讲了错误的话。毛泽东后来在专列上同曾思玉、刘丰谈到七二〇事件时对王力批评道：武汉七二〇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抢先点了一把火，支一派，打一派，搞得“百万雄师”与几个“钢派”群众组织对立，结果人民遭殃，武汉军区和军分区、县人武部受到冲击。[52]

王力的问题在于，他在文革形势、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政策措施的认识上出现了严重偏差。这种偏差导致了错误的行动，激化了军队与造反派以及两派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七二〇事件。具体说来，他对于当时两派之间出现的大规模武斗给文革造成的严重破坏缺乏深入了解，也没有对两派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有一个明晰认识，这样他就不仅难以践行毛泽东在派性斗争导致大规模冲突致使文革形势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要着力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促进两派群众的团结，实现两派群众的联合，而不是简单地把保守派群众排除掉的方针，同时还不顾已经发生变化的形势，着力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却仍然像以前那样旗帜鲜明地竭力支持造反派的行动，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后来毛泽东在同杨成武等人谈话时曾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53]

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党中央的政策措施早已在强调大联合，化解派性矛盾，促进两派之间的团结，在此基础上做好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但是王力却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实际行动中去做好两派矛盾的化解工作，而是仍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大张旗鼓地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不是说他支持造反派的行为不对，而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公开支持造反派不仅不利于两派矛盾的化解，反而还会激化两派之间业已存在的严重矛盾。这样就走上了与化解两派矛盾、实现大联合相反的道路。

王力显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时候发生的两派之间的斗争及其大规模武斗，既是群众之间的内耗，也给文革的发展造成了很大困难。解决派性斗争业已成为文革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因而这个时候就不能一味地强调斗争，而是在解决彼此矛盾的基础上将各方联合起来，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后来毛泽东在谈到王力时说道：“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过了十来天，他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马蜂窝，着急。”“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54]

其实，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是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指针。在王力、关锋、戚本禹撰写的社论、评论员文章中就多次提到过，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王力却不仅在七二〇事件中做得不好，在处理其它地方两派斗争的时候也是这样。不仅王力如此，关锋、戚本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个时候群众组织的分裂以及彼此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军队支左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及纠正支左错误还在一些部队中遇到了重重阻力。毛泽东这个时期发表的谈话、作出的指示特别是关于武汉问题处理的意见，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才提出来的。从程序上来说，是在中央文革小组传达过的。王力当时在武汉还亲自聆听了毛泽东的多次谈话。不论是王力还是关锋、戚本禹，对此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对文革形势的变化予以高度注意，也没有认真领会并真正贯彻执行毛泽东作出的指示，而是我行我素，仍然在按照个人的意愿在行动。这样也就难以跟上毛泽东、党中央的步伐了，不能不犯错误了。

3)“揪军内一小撮”。

“揪军内一小撮”的全称是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口号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才在党内文件、报刊上频繁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提出后，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造反派纷纷动员起来，准备向军队发起冲击。后来是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揪军内一小撮”的行动才不得不偃旗息鼓的。

王力、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中的风云人物，在这个口号的提出、传播中走在了前列，后来他们自己也为此负出了沉重代价。那么，“揪军内一小撮”是如何出现的?王力、关锋是如何鼓吹这个口号的?毛泽东又是怎么否定“揪军内一小撮”的呢?

其一，“揪军内一小撮”出现的源头。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揪军内一小撮”最早出现于一九六七年一月林彪批准的《军报宣传方针》。这个文件是王力、关锋、胡痴、唐平铸根据林彪一月八日在军委常委会上关于加强部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起草的，全名为《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又称《军报宣传要点》。文件起草后，在排印稿上由王力、关锋等四人署名，《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亲笔签名，上报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和全军文革小组。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的“揪军内一小撮”辞条说：“1967年1月，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关锋、王力等四人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军报宣传方针》最早提出了“军内一小撮”这个概念;所说的四人是王力、关锋和胡痴、唐平铸。[55]

关于林彪批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件，我们还可以从另一则资料上得到印证：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林彪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起草的带有“揪军内一小撮”提法的《解放军报宣传要点》上批示“完全同意”。[56]

《军报宣传方针》虽然经林彪批示同意，当时并没有下发全国。这是因为《军报宣传方针》未经毛泽东批准，是不能下发全国的。尽管如此，这个文件在林彪批准后，《解放军报》还是将文件的精神以社论的形式表述了出来。[57]

一月十二日的《解放军报》社论号召“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猛烈开火”，将这一口号公开化、社会化。[58]

一月十四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了《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号召：

“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59]

从中我们看到，“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最早出现于王力、关锋、胡痴、唐平铸起草的《军报宣传方针》。这个文件是根据林彪一月八日在军委常委会上的指示起草的，在林彪批准以后《解放军报》就以此为导向，在社论中将文件的精神公之于众，指出了军队文革的方向。

军队里面有没有走资派呢?当然有。既然军内存在走资派，就要进行军队文革。军队文革是整个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军队的特殊性，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军队文革的范围特别是夺权作出了严格限制，绝不允许在军事指挥机关和部队进行自下而上的夺权。[60]因而，不论是林彪一月八日的指示，还是他批准的《军报宣传方针》，乃至于《解放军报》发表的社论，不过是当时对军队文革发出的动员令而已，从进行军队文革的角度上来看还是有意义的。

但是，凡事都要有一个度，一旦军队文革搞起来以后，不论是军内造反派还是地方造反派如果对于军队冲及过大，致使军队不仅难以履行职责而且连自身稳定都不能保持的时候，那么它的负面作用就会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从保持军队稳定和履行职能上来说，就要采取果断措施对这一号召予以限制乃至于否定了。虽然林彪这个时候没有把《军报宣传方针》报送毛泽东批准，同时我们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也没有发现此时毛泽东对于这个号召的否定性指示，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其负面作用没有表现出来的缘故。

当然，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否决林彪送审的准备下发部队的含有“揪军内一小撮”的文件，[61]那不过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时过境迁的缘故而已。

其二，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与林彪在“揪军内一小撮”上存在严重分歧。

七二〇事件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毛泽东莅临武汉来解决军队与两派以及两派之间矛盾的时候，却发生了独立师部分官兵和保守派百万雄师殴打中央代表王力、冲击毛泽东住地的严重事件，最后迫使毛泽东在周恩来安排下不得不紧急离开武汉。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以及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对于七二〇事件的发生分别负有首要、主要责任。伴随着对七二〇事件的处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又一次被提了出来。这不仅体现在林彪主持的会议上，也出现在中央下发的文件以及报刊文章中。

七月二十二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会上，把武汉七二〇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七月二十七日，林彪主持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林彪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2]

我们看到，在林彪主持的会议上，以七二〇事件的发生为由，明确提出要“揪军内一小撮”。七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报》发表空军政治部红尖兵(即林彪儿子林立果)的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章指出：“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还配发了题为“推荐一篇好文章”的评论员文章，指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把这场大批判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63]

但是，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却指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以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晚十时，毛泽东在审阅修改林彪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时，特意加写了一段话：“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同准备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杨成武谈话。毛泽东说：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林彪、江青等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请示，明确表示：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本日晚，朱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均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64]

从中不难看到，七二〇事件发生后，在如何处理这个事件以及几位元帅是否出席建军节招待会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等人是存在明显分歧的。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致武汉党委的复电和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时加写的一段话以及同意几位元帅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中可以看到，对于七二〇事件、文革期间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只要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以后，还是可以参加到革命行列中的。这些措施显然是为这些犯错误的领导干部改正错误创造了条件，防止军队在文革中遭受更加严重的冲击，是为缓和社会矛盾、避免局势失控所采取的必要行动。这些作法与“揪军内一小撮”存在着根本性区别。

毛泽东和林彪在“揪军内一小撮”上存在的严重分歧，还在毛泽东否决林彪报送的下发部队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文件上表现出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林彪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八月三日《关于在全军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运动的通知》稿报送毛泽东审阅。通知稿一开始就把矛头直接指向“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出：“目前全国正在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运动，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一次大决战，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败的关键，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事业的大事。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虽然已经揪了出来，但是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每时每刻都在伺机反扑，妄图东山再起，重新登台。如果我们只夺他们行政的权、组织的权，而没有夺他们政治思想的权，那末，我们夺到的权就不能巩固，就有重新丧失的危险，资本主义复辟随时可能出现。因此，对于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要从组织上打倒，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各个领域里的影响和流毒。这是当前摆在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光荣而伟大的政治任务。”

通知稿还点了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八人的名字，指出“这次革命大批判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一、首先把矛头指向以刘、邓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二、要彻底揭发批判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彭德怀、贺龙、罗瑞卿、黄克诚、谭政、刘志坚等进行篡军反党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行。”“他们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在军队的代理人。”

十月一日，毛泽东审阅这个文件时，在“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十一个字下画了横线，阅后批示：“此件不用。”批示件退回林办后，十月三日叶群指示身边工作人员：“此件存，不外传。”[65]

从中可以看到，这是准备以总政名义下发全军的对“军内一小撮”进行批判的文件。从林彪八月二十日报送这个文件到毛泽东作出批示，中间相隔了约五十天的时间，毛泽东将文件压了这么长的时间才作出批示，说明毛泽东对于文件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存在不同意见的。毛泽东在含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文字下画了横线，是他对这个提法存在疑问的表现。他对文件作出“此件不用”的批示，否决了林彪报送的这个文件，表明了他对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对态度。这又一次反映出毛泽东和林彪在是否进行“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揪军内一小撮”是以七二〇事件的发生为契机，继续在军内揪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势必会造成对军队的更大冲击。毛泽东的作法却并非如此，而是通过批评、教育，争取这些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能够改正错误，转变过来，而不是简单地把他们打倒。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就在“揪军内一小撮”上表现了出来。从中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在“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十一个字下画了横线，并批示“此件不用”，将文件退回到林彪的办公室了。

其三，王力是如何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

王力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有什么错误呢?

首先在武汉期间，王力在没有做好部队和两派群众工作以前，就到两派中去活动，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他的言行成为引发七二〇事件的导火线。他不仅没有反思自己在事件中的责任，也置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于不顾，而是以此为由要进行“揪军内一小撮”。

七月二十二日，王力在回北京的飞机上对北航红旗的造反派说：“这下子，要抓住武汉事件解决‘军内一小撮’问题了”。[66]

王力不仅对北航红旗的造反派说要解决“军内一小撮”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他还篡改了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对此，林杰后来对此回忆道：

王力在中央给武汉市军民的“一封信”中，背着毛主席偷加“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被毛主席发现后，受到严厉的批判。

在文件下发前一天，即七月二十六日，王力胆大包天，竟背着毛主席在这份中央文件上加上“军内一小撮”。即在“一封信”原稿“党内一小撮”的“党内”二字之后，私自添加了“军内”两字，改成了“打败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等于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我为此访问了原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他肯定中央文件上的“军内”二字确是王力所加。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六日，他又寄来他写的《七二〇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的反应》一文。文中回忆了当时他奉命追查王力在中央文件《一封信》上擅加“军内”二字的那份稿件的情况。关锋生前也曾告我，“军内”二字为王力所加，并形象地说了主席知道王力擅加“军内”二字后的愤怒口气。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也肯定王力私加“揪军内一小撮”一事。我在秦城监狱受审时，也曾听到专案组“五一六“大组组长陈伟说：“在中央文件上加军内一小撮的是王八七(即王力，王力因为在八月七日对造反派发表过夺权外交部的谈话，因而当时被人送了一个王八七的外号。——引者注)。”[67]

对这件事，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在他写的《七二〇事件在中央文革小组激起的波澜》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前的一个晚上，关锋突然到钓鱼台十六楼办事组值班室要找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的签字原稿大样。办事组工作人员矫玉山和李奎林到保密室查阅未见登记，他们在办事组保存的文件档案中也没查到。关锋对矫、李二人说，有人在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信的签字稿上加了字，是谁加的?矫、李二位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因为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已经下发快一个月，又不是办事组经办的，都是由陈伯达、关锋身边工作人员校对发排后交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办事组马上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局调来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的签字大样。

从中央办公厅调来给武汉军区一封信的大样后，矫玉山、李奎林先看了一下签字大样改动情况，在大样上只有陈伯达、王力改动的字迹，王力在信中提到武汉地区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句中“党内”后边加上“、军内”即一个顿点两个字。这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加?办事组一无所知。我上楼把签字大样递给了关锋。关锋翻了一下大样，惊讶地对王力说：“老兄!是你的字迹。”说着把大样递给王力看，王力早把这件事忘了，他愣了一下说：“我加的?”然后翻看了签字大样说：“噢!这是我和陈伯达在一起改的。”在大样上也确有陈伯达在别处改动的字迹。随后，王力对我说：“查清楚就行了，不必大惊小怪的!”[68]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中央致武汉军民一封信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确是王力添加的。王力在信件中加上这样的文字，意味着中央对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肯定和支持，是以中央名义向武汉军民发出了进一步揪斗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号召，势必会对武汉军区乃至全军造成更大的冲击，也是与毛泽东起草的中央致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给武汉军民一封信中加写的一段话相矛盾的。这样就违背了当时毛泽东解决七二〇事件及处理文革面临相关问题的方针。特别严重的是，王力是在毛泽东已经审阅、批准的信中私自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把他个人的观点“绑架”成中央的政策。不仅在思想上违背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还在程序上破坏了毛泽东、党中央的权威。在这两个方面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其四，关锋是如何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

关锋在“揪军内一小撮”上所犯的错误，主要是在修改林杰起草的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时，擅自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加写了进去。修改后的社论未经毛泽东批准就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

其实，早在《红旗》杂志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以前，类似的提法就已经在中央级的报纸上出现了。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报刊上就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文章。

七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中号召：“坚决打击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中称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进攻”。

同日，《解放军报》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中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掀起一个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批判的新高潮。”

同日，《解放军报》的另一篇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中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七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中说：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决心跟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线，坚决把他们打倒”。

同日的《解放军报》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说：“破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那里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中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还没有冻僵的毒蛇。”

同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中说：“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操纵的‘百万雄师’，正在土崩瓦解。”

七月三十一日，《解放军报》社论《新的考验》向犯了路线错误的干部发出号召：“从实际行动上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彻底揭露和批判他们的滔天罪行。”

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以后，七月三十日新华社播发了将于八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七月三十一日全国各大报都在头版刊登。[69]

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红旗》杂志刊登两篇社论：第一篇社论的题目是《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另一篇社论的题目是《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这一期《红旗》杂志还转载了七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报》发表的空军政治部红尖兵(即林彪儿子林立果)的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军报为该文发表而刊登的题为“推荐一篇好文章”的评论员文章。[70]这几篇文章都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虽然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但是真正从宣传舆论上把“揪军内一小撮”推向高潮的，还是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两篇社论，特别是为纪念八一建军节发表的第一篇社论。这是因为《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在党内的影响力比《人民日报》还要大，在上面发表的文章不仅有高度的政治性，还有深刻的思想性，是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方针政策发生变化的风向标，因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格外引人注目。同时，在《红旗》杂志上刊发的社论由新华社发了通稿，还在全国各大报刊登，又在电台予以全文广播，进一步扩大了文章的影响力，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那么，社论在“揪军内一小撮”上是如何进行表述的呢?

我们先看为纪念八一建军节四十周年发表的社论。

《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批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批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71]

我们再看同期《红旗》杂志第二篇社论。

《红旗》杂志还发表了《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社论。社论指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他们垂死挣扎的一个突出表现。”“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72]

从中可以看到，两篇社论都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由于第一篇社论是为纪念八一建军节四十周年发表的文章，从发表后的影响来看要比第二篇社论大得多。但是，第二篇社论的题目就带有浓厚的火药味，主张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如果我们联系到这两篇社论都出现了“揪军内一小撮”这样的新提法，那么这个主要敌人的内涵也就不言自明了。

我们知道，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这种绝对领导是通过军内领导干部来实现的，在军队里面如果不是党员就不能指挥军队。其实，军内走资派就潜藏在军内党员领导干部中间，军内党员领导干部是全党领导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军内走资派也是潜藏在全党领导干部中间的。

既然军内走资派潜藏在全党领导干部中间，党内走资派也是潜藏在全党领导干部中间，那么军内走资派与党内走资派又是什么关系呢?党内走资派按其所处岗位不同，可以划分为形形色色的走资派，军内走资派不过是党内走资派在军队内部的具体表现而已，即军内走资派是党内走资派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提党内走资派就包括了军内走资派，一般来说是不把军内走资派与党内走资派相提并论的。

可是，现在不仅在中央报刊上将军内走资派与党内走资派并列，还在《红旗》杂志第一篇社论中明确指出“揪斗军内走资派”“是斗争的大方向”。这无疑是向社会发出了重要信号，在揪出党政领导机关中的走资派以后，下一步就要把揪出军内走资派作为今后斗争的主要方向了。这样势必会对军队造成大规模的冲击。在军队与造反派以及两派之间矛盾业已严重激化的情况下，如果再将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就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导致局势失控。在社会秩序失控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进行文革呢?

那么，这两篇社论是如何起草的呢?为什么在两篇社论中都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呢?《红旗》杂志又为什么要转载红尖兵的文章及军报评论呢?

关于这个问题，当年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起草了《红旗》杂志两篇社论的林杰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七月中旬，关锋在新疆驻京办事处，主持召开中央宣传小组会议，布置纪念建军节的宣传工作，参加的有《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的负责人。后来中央正式发了《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七二〇事件还未发生。会上关锋没有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些有《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可证。我回到《红旗》，向编辑部的社论评论组作了传达。决定社论由《红旗》社论评论小组成员卢之超起草。卢起草后给我看，我不大满意，转给关锋看，他看了觉得不行。他叫我负责起草。我起草后，题名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即送关锋审改。这时，七二〇事件已发生。关在审改时，加了一大段话，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反军口号，就送陈伯达批发。在党中央的政治理论刊物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是第一次。社论没呈请毛主席审批，关锋有责任，陈伯达责任更大。[73]

由此可以看到，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稿是林杰起草的。他将社论稿写好以后送给关锋，关锋看了以后大体上满意，在修改时加写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关锋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没有讳言，讲了他为什么要在修改社论时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他说道：

七月二十五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欢迎谢富治、王力的百万人大会上就讲，要“揪军内一小撮”，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从那以后“揪军内一小撮”成为全国报刊上最常见的政治口号。作为《红旗》杂志庆祝建军节的社论，理所当然要加上“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内容。[74]

关于起草《红旗》杂志的另一篇社论以及转载红尖兵文章和军报为推荐该文同时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林杰回忆道：

这一期《红旗》还有一篇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这是根据关锋的指示为支持七二〇事件由我写的。文中的“党内、军内一小撮”，是完全按经王力篡改的中央给武汉市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上的提法写的，题目是关锋定的。

七月底，关锋指示我在《红旗》上，转载七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报》红尖兵(林立果)的《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关锋还指示我，转载同日《解放军报》吹捧红尖兵文章的评论员(关锋)写的：《推荐一篇好文章》。林立果和评论员文章都提到要“揪军内一小撮”。[75]

从林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红旗》杂志的两篇社论是关锋让他起草的。关锋在修改第一篇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时加写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关锋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承认“揪军内一小撮”是他加进去的，并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第二篇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字句是林杰起草文稿时根据王力篡改的中央致武汉军民一封信的表述写进去的，这篇社论还是关锋拟定的题目。在《红旗》杂志上转载《解放军报》红尖兵的文章以及军报评论员文章是关锋批准的，而军报评论员文章就是关锋以前起草的。这样《红旗》杂志第一篇社论提出了今后斗争的大方向，第二篇社论主张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转载红尖兵的文章及军报评论员文章，又进一步将“揪军内一小撮”的烈火越烧越旺，最终将七二〇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尽管当时“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关于文革斗争方向转变的文章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在党中央的刊物上予以发表，以党中央名义发出号召，显然是违背组织程序的，也是严重干扰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战略部署的。后来，他们受到处理其来有自。

其五，《红旗》杂志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发表后，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

《红旗》杂志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发表的社论中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以为这是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广播电台大肆宣传“揪军内一小撮”，对军队造成了猛烈冲击。北京红卫兵提出要进行第三次大串连，十万火急地跑到全国各地去揪“揪军内一小撮”。[76]

在“揪军内一小撮”活动中，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表现的非常积极。由于七二〇事件发生地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原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徐向前是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于是他们便猜测七二〇事件与徐向前有关。于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徐向前。七月二十五日晚至二十六日，蒯大富召集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会议和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两总部联席会议，传达林彪讲话和王力的示意，提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口号。蒯大富声称要把“打倒徐向前”作为“大作文章”的“第一篇文章”。七月二十九日，清华井冈山发表关于“打倒徐向前”的声明。当晚，清华井冈山的总部成员鲍长康带人去绑架徐向前，因徐不在绑架未成，随即抄了徐向前的住所和办公室。他们翻墙进入院内，进入卧室和办公室，抢走了装有绝密、机密的档案箱五个和其他材料，包括徐向前的工作日记五本和“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花名册”等材料。他们还在徐向前住处的墙壁上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七月三十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有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军事单位造反派头头一百多人参加的全国形势讨论会。蒯大富在会上传达了林彪、王力的指示，说：“现在要解决军内问题，全国都要注意这个新动向。”[77]北航造反派也传达王力、关锋的指示，说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地方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来了，中央首长认为，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个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78]

从八月二日开始，北京的造反派成立了揪徐向前指挥部，并组织人马在国防部所在地三座门开辟了揪徐战场，声言一定要揪出徐向前，将徐向前斗倒、批臭。八月三日，清华井冈山的小报发表社论《打倒带枪的刘邓》。社论说：“窃居军委副主席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串通其在各地代理人陈再道之流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空前疯狂地对革命派进行血腥的镇压，使全国不少地区文化革命出现了反复。”社论最后号召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打倒带枪的刘邓!”此后全国范围内的“揪军内一小撮”愈演愈烈，仅清华井冈山就向二十三个省、市、地区派出近二百人，携带有调查徐向前等内容的调查提纲，把“打倒徐向前”的活动推向全国。[79]

八月底，北京出现了以红代会名义发到福建前线的一份电报：“北京来电，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到福建抓军内一小撮，现在先来一千，其余随后来。”陈伯达看到这份电报后，斥责红卫兵“荒谬”、瞎闹”。(《陈伯达等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80]

从中可以看到，以《红旗》杂志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的发表为标志，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充当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急先锋，奔赴各地进行所谓第三次大串连。他们将“揪军内一小撮”视为文革发展的“新阶段”、“第三次战役”、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迅速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

由于七二〇事件刚刚发生，红军时期陈再道与徐向前在组织程序上存在隶属关系，因而他们便首先将矛头指向了徐向前，将打倒徐向前作为“揪军内一小撮”的突破口。而毛泽东九月十六日在与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二十军政委南萍、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时就曾经说过：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81]毛泽东在这里明确表达了对于造反派及其幕后支持者打倒徐向前的否定态度。

造反派红卫兵及其幕后支持者要打倒徐向前，不过是他们掀起“揪军内一小撮”风潮的开端而已。他们是想以打倒徐向前为突破口，进而将“揪军内一小撮”的斗争推向全国、全军。这样势必会对军队造成大规模冲击，突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军队文革的相关规定，致使军队在维护自身稳定、履行职能上遇到很大困难。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绝对不能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制止“揪军内一小撮”，防止对军队的严重冲击，就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了。

其六，毛泽东严厉批评“揪军内一小撮”，周恩来、江青将毛泽东的指示予以传达、说明。

《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发表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由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各大报刊头版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篇由林杰起草、关锋修改、总编辑陈伯达签发的社论，在《红旗》杂志上第一次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口号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文革斗争的发展方向问题。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关系文革发展方向的号召是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公开发表了。这样就不仅偏离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也违背了毛泽东、党中央确定的组织原则，从思想上、组织程序上都犯了错误。

那么，毛泽东在看到这篇社论以后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指出要“还我长城”。[82]

八月二十二日晨，周恩来在接见广州两派赴京代表时说：不要再提“揪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七二〇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毛主席批评了这件事。[83]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毛泽东途经郑州，在专列上听取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纪登奎、王新等汇报工作。毛泽东说：抓军队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84]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指出“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坚决反对这个口号。这还可以从他随后否决林彪送审的准备下发全军的含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文件，又将文件退回林彪处上反映出来。[85]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王力、关锋都是犯了错误的。王力不仅主张“揪军内一小撮”，还在毛泽东批准后的致武汉军民的一封信上私自添加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关锋则是在《红旗》杂志建军四十周年社论中加写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指出“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林杰后来真切、形象地回忆了毛泽东得知他们所犯错误后的愤怒态度，我们引述如下：

这个经王力篡改过的文件发出以后，时在上海的毛主席看见了很生气。他让姚文元告诉陈伯达和中央文革，追查在文件上私加“揪军内一小撮”者的责任。陈伯达立即叫王力、关锋把原稿找出来查看。王、关叫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找来原稿，关看后急忙对王力说：“老兄，是你的字。”王力却心无愧疚，叫王广宇不要大惊小怪。陈伯达只得将此事告诉毛主席，毛主席震怒地说：“那就要问问王力到底是什么人?”

尽管在中央致武汉军民的一封信和《红旗》杂志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社论中都仍提“揪军内一小撮”，但杨成武在庆祝建军四十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上的讲话，却根本不提“揪军内一小撮”。他是按毛主席指示回京主持招待会并讲话的。显然，不提“揪军内一小撮”是毛主席一贯的指示。

《红旗》八一社论经陈伯达签发后，八月十日左右，我听到社会传说毛主席严厉批评八一社论：“‘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军、乱军’，是‘毁我长城’”。大约八月十三日，总理在人大会堂也说：“这期《红旗》有错误，但你们不要用我的话去冲《红旗》。”毛主席批评之后，林彪即把《军报宣传方针》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划掉“军内一小撮”并批示：“不用，退林彪同志。”大约也在此时，我听到消息：“叶群叫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明‘红尖兵’文章中的‘揪军内一小撮’是别人加进去的。”[86]

从林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对于王力在中央致武汉军民一封信中私自添加“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非常生气，还发问王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事关文革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没有报经毛泽东、党中央批准，关锋就在八一社论中加写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王力也在毛泽东业已批准的中央致武汉军民的一封信中私自加进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毛泽东是在王力、关锋这两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在尽力鼓吹“揪军内一小撮”而又违背组织程序的情况下，才对他们提出严厉批评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陪同毛泽东南巡的杨成武奉命回京主持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却在讲话中根本未提“揪军内一小撮”。这并非杨成武个人擅作主张，而是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因为杨成武在回京前毛泽东就对他说：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直到招待会召开前，毛泽东还对周恩来关于林彪、江青等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电话请示，明确表示：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87]由此进一步反映出毛泽东对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对态度。毛泽东划掉林彪报送的文件中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批示“不用”，则是他否定“揪军内一小撮”的又一例证。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在讲话、谈话中就把毛泽东批评“揪军内一小撮”的指示告诫了造反派。前文周恩来接见广州赴京代表的传达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具体事例而已。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广西赴京两派代表，严厉批评抢夺援越军用物资和两派武斗。他说：攻铁路、夺野战军的枪，完全不是搞文化大革命嘛!军队不能用“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把矛头引偏了。[88]

同年八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对解放军首先应该有个基本的认识，就是要信任解放军。夺解放军的枪，夺军衣，夺物资，甚至把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抓起来，是错误的。我想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得严重些，不能用去(今)年初期到处抓一小撮走资派的方式，用那个方式我们要犯大错误。[89]

九月六日，周恩来接见联络员、中央文革驻各地记者站记者，针对有的地方提出现在正是“反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全国反扑的前夕”，要“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指出：这种对形势的估计完全是错误的，是极左倾向。“揪军内一小撮”是极左倾向，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九月八日晚，周恩来接见福建赴京代表，要求各派立即回福建，达成协议，执行中央九月五日命令。指出：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把矛头指向军区，特别是“揪军内一小撮”，完全不对。[90]

九月十六日、十七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分别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天派、地派代表，警告蒯大富等继续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跟解放军对立”的做法是错误的，是一种极左思潮。[91]

九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东北三省群众组织代表，责问：你们现在为什么还提“揪军内一小撮”?这是错误的。[92]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造反派、联络员、中央文革记者站等人员的讲话、谈话中，不仅将毛泽东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指示传达了下去，还着重指出这是错误的行为，是一种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还旗帜鲜明地痛斥了一些造反派要进行第三次大串连、武装夺权的错误作法。这是为了防止文革失控、陷入混乱状态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当然，矛头也是指向“揪军内一小撮”的。

不仅周恩来是这样，江青在对造反派的讲话中，也向造反派及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说：

“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抓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的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尽管我们军队有少数同志，甚至个别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也不允许这样抓。”

“现在不能上敌人的当，到处乱揪‘军内一小撮’。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就有错误。他们跑到外头去大串连，去年是点革命的火，现在又出去，那就是帮倒忙了。说什么揪‘军内一小撮’，你们揪不出来，我们帮你们揪。有个别的地方就是这样。这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上当了。”

“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现在这股风已开始刹住了。那么，同志们会问，江青同志是不是说军队的同志没有错误，我不是这个意思。对军队同志的缺点错误应该给他们以机会，让他们自己作自我批评。你不要光看我们有的老干部犯了错误，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打起仗来他们可很勇敢，很可靠啊。有的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跟不上形势，说错些话，做错些事，只要他想改正，作自我批评，就好嘛。应该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应该遵照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93]

从江青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她明确指出“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对为什么不能“揪军内一小撮”作了解释和说明，批评了北京红卫兵以“揪军内一小撮”为名到各地进行串连的行为。她还进一步说，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并不是说军队同志没有错误，而是不能打着“揪军内一小撮”的旗号来冲击军队。从中可以看到，江青在中央关于文革方针政策的指导下，针对运动发生的具体问题，以事实为依据，对“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态度是坦诚的，话语是中肯的，循循善诱红卫兵要及时改正错误，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

虽然关锋在修改《红旗》杂志建军四十周年的社论时加写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但是社论原稿毕竟是林杰起草的，在得知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提出严厉批评以后，林杰感到压力很大，就问关锋毛泽东是怎样批评的，还向关锋提议重写一篇社论来纠正以前的错误。关于这个问题，林杰后来回忆道：

虽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与我无关，但社论毕竟是我写的。毛主席批评《红旗》八一社论后，我感到有些紧张，便正式问关锋，主席对社论到底怎样批评的。关说，主席说：“揪军内一小撮”必然冲击军队。军队不能乱。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的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员，不是党员不能指挥军队。“党内一小撮”包括了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另提“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以后不要再提了。

我听了关的传达后，建议再写一篇社论以弥补十二期社论的错误。经陈伯达和关锋同意后，我又写了一篇《红旗》社论。遵毛主席指示，不提“揪军内一小撮”，要拥护军队，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解放军不能乱。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革命的擎天柱，是反抗美帝、苏修最可靠的力量。陈伯达审批时，把题目定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

社论这个提法同“揪军内一小撮”是对立的。八月十九日由新华社播出，次日刊于《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没有公开对《红旗》八一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作自我批评，更缺乏对“揪军内一小撮”进行深刻批判，没有达到纠正八一社论错误的目的。八一社论以中央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影响很大，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批发是关锋与陈伯达的责任。对《红旗》社论进行自我批判，应由陈、关决定。我虽有责任，但无权越俎代庖。[94]

从林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关锋向他解释了毛泽东为什么严厉批评“揪军内一小撮”的原因。林杰虽然向关锋提议写了一篇纠正八一社论错误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发表，新华社还向各地发了通稿，但是这篇纠正错误的文章却写的温文尔雅，既没有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又缺乏对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深刻批判，因而并没有达到纠正八一社论错误的目的。

这从侧面反映出不论关锋还是陈伯达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纠正八一社论的错误，挽回八一社论发表后在社会上造成的消极影响。这里固然有文章起草人林杰的责任，但是在八一社论中加写“揪军内一小撮”的关锋、签发这篇文章的陈伯达责任更大。因为对八一社论进行自我批判的决定权掌握在总编辑陈伯达、副总编辑关锋手中，林杰是没有这个权力的。林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没有向陈伯达、关锋提出批判八一社论错误的建议以及在起草补救文章的时候没有写入相关的内容。从这里来说，林杰不能说是没有责任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红旗》杂志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后，毛泽东果断否定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还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作出了“还我长城”的指示。这表明不论是关锋还是陈伯达在对文革方针政策的理解上出现了严重误差。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将毛泽东的指示迅速传达下去，并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从林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作出严厉批评以后，他们并没有采取实质性措施来挽回八一社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像“揪军内一小撮”这样关系到改变文革斗争方向的口号，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在中央报刊上提出，而且在毛泽东作出严厉批评后，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消除其负面影响，显示出他们不仅在文革方针政策的把握和执行上产生了严重偏差，即便在组织程序上也是存在错误的。

其七，对“揪军内一小撮”的评析。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揪军内一小撮”最早出自于林彪批准同意的《军报宣传方针》，《解放军报》为此还发表了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同时，我们也没有发现这个时候毛泽东对此作出的否定性指示。这表明当时发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从一般意义上说还是从进行军队文革的意图上提出来的，主要还是为了进行军队文革在宣传造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涵义，即没有超出中央关于军队文革的相关规定。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揪军内一小撮”再次出现、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还是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以后。当然，七二〇事件并非是“揪军内一小撮”再次出现的决定性因素，不过是导火线而已。这个时候再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其负面作用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我们注意到，这个时候“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不仅出现于党内高层，还在中央报刊上公开提了出来，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今后斗争的大方向。这样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造反派跃跃欲试，要进行第三次大串连，将“揪军内一小撮”作为文革发展的“新阶段”、“第三次战役”，企图掀起冲击军队的风潮。

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没有军队做后盾，文革是搞不起来的。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军队在内。[95]

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是要进行文革的，但是文革是要对军队部分而非全部地改造。一旦在进行过程中超出必要限度，就会对军队造成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采取措施予以制止这种行为了。

既然军队文革只是部分而非全部地改造军队，军队文革是整个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军内走资派又是党内走资派的一部分，那么在实际斗争中就只提党内走资派即可，没有必要再单独提军内走资派，也不必将军内走资派与党内走资派并列了(因为党内走资派就包括军内走资派)。可是，这个时候有人却不仅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还把“军内一小撮”与“党内一小撮”并列在一起，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是今后斗争的大方向。这样势必会在下一步文革中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军队，对军队进行更大而不是部分的改造，造成对军队的大规模冲击，致使军队在维护自身稳定和履行职能上遇到更大困难。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形势就会急剧恶化，局面就会失控，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就会动摇。在连局势稳定都难以维持的时候，又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呢?

由此看来，毛泽东果断否定“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有来由的。否定“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不是不搞军队文革，而是进行军队文革不能突破中央关于军队文革的相关规定，是为了使军队文革在中央确定的轨道上进行。“揪军内一小撮”所以遭到毛泽东的否定，是因为这种行为已经破坏了中央关于军队文革的方针政策，致使军队文革脱离了既定轨道。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就会造成更大的混乱，使得军队既不能维护自身的稳定又难以有效履行职能。这样文革也就难以进行下去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果断否定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我们注意到，这个口号不仅违背了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从组织程序上来说，还是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在报刊上发布出来了。这种先斩后奏的方式不仅是违犯组织纪律的，也是破坏军队文革乃至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不论是毛泽东严厉批评“揪军内一小撮”，还是否定林彪报送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文件，都可以反映出他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果决态度。这并非是心血来潮的决定，而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在反复思考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4)关于外交部夺权及其若干涉外事件。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特别是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八月间造反派在外交部夺权及其若干涉外事件，造成了外交关系的紧张，成为这个阶段外事口出现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虽然是极“左”派所为，但是外交部夺权及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则是与王力八月七日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的讲话具有密切联系。这表明造反派(特别是其中的极“左”派)在外交领域的行动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已经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从造反派在外交部的斗争说起。

其一，造反派在外交部进行的斗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中央部门造反、夺权。但是并非是谁想怎么夺权就夺权，在什么单位、什么背景下、如何进行夺权，还是有所规定的。毛泽东当时就说过：“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96]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财政、外交、国防、公安、宣传等部门的权力不能夺。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各部的业务权还是以监督为好。[97]作出这样的界定，当然是为了防止局势混乱以及极“左”行为的出现。造反派到外交部造反、夺权，不过是他们在中央部门进行造反、夺权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

由于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外交权只能集中于中央。外交政策是由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制定的。因而在外交部夺权的问题上，一直是非常慎重的。前文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外交权力不能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讲出来的。不仅如此，对于驻外使领馆的造反、夺权行动，中央也做出了明确规定。比如，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给驻外使馆、代办处的电报。电报指出：使馆工作人员，不建立战斗组织。已建立的，应在使馆党委领导之下，转为文革学习小组，不容许直接干预使馆党委行使职权。[98]这说明在外交领域进行造反、夺权还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我们注意到，由于外交部长陈毅是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也是随后被停职检查的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同时，陈毅对于造反派的行动持有比较严重的对抗情绪，并在言行上表现出来。因而遭到了造反派的猛烈抨击，不论是学校还是外交口的造反派，将打击的矛头指向了陈毅，主张批斗乃至打倒陈毅，采取了一些激烈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仅出面保护了陈毅，还多次批评造反派的过激行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晚，周恩来劝说外事口的造反派组织代表不要开大会揪斗陈毅，他说：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还要工作。陈毅去参加大会作检讨，要创造条件。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那怎么行?等有了条件。我陪他去。会上，造反派围攻周恩来，并企图把“陈毅是三反分子”的说法强加于周恩来。周恩来愤然指出：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

五月十五日晨，周恩来严厉批评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为揪陈毅冲入外交部的行为，他说：你们首先要承认错误。我把政策交代了，你们不听，要走向反面。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没这么简单。我马上下命令让部队加强对外交部的保卫，以后谁也不许去冲，谁去扣留谁。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99]

六月底，周恩来向造反派宣布：陈毅同志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检查。你们坚持要批判他的错误，我也同意。对陈毅同志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也可以来听你们的意见，但中央对此还没有做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即使批判错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宣布“打倒”。[100]

不论是在造反派召开的会议上还是与造反派的谈话中，乃至造反派到外交部要揪斗陈毅，周恩来总是挺身而出对陈毅加以保护，制止造反派的极“左”行为的。这样就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有人还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101]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以后，造反派日趋活跃起来，他们声言要进行第三次大串连，进行两个阶级的决战，“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的前夕”，要进行“武装夺取政权”。[102]这个时候整个局势更加混乱，外事口造反派趁周恩来离开北京去处理武汉事件的时候，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涌到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好几个大喇叭日夜广播，扎制了陈毅的模拟像，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揪出，决不收兵。[103]

八月初，北京外国语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单位联合组织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修联络站，专门造国际帝、修、反的反。

八月一日上午，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红卫兵团七十多人冲进外交部大院，要揪斗陈毅。一些学生甚至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据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人员反映，有的学生对警卫战士说：“周总理是陈毅的后台，不打倒总理就打不倒陈毅。总理说话不算数，伯达同志叫陈毅到群众中去，就是总理不放。”八月二日上午，北外六一六的一些人又冲进外交部外宾接待室，与前来劝阻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并写了“外交部是卖国部，都是洋奴才”的大标语，贴在外宾接待室。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姬鹏飞被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兵团扣留，关在地下室里。副部长徐以新被北外六一六扣留。八月三日，北外六一六五十多人将外交部门口堵死，工作人员不得出入，文件、电报都发不出去，外交部的业务工作中断，外交部党委陷于瘫痪。[104]

造反派在外交部的活动愈演愈烈，当时报纸上的宣传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同意对陈毅进行保护性批判的同时，仍在耐心地对造反派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八月六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代表，就外事口召开批判陈毅会议问题同造反派“约法三章”：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105]

八月七日，周恩来到外交部小礼堂参加外事口批判陈毅的会议。当得知会场内挂有“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后，坚持要造反派取下标语后才入会场，并质问：昨天说好了,已达成协议了，你们还这样干!此后几天里，为保护陈毅，连续出席外事口批陈会议。如遇事不能参加，就派秘书前去掌握情况。一次，造反派闻知周恩来不能出席会议，便纠集几百人冲入会场，要揪走陈毅。周恩来接秘书报告后，当即令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前往保护陈毅，将陈毅接回中南海。[106]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外事口的造反派还是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无视中央做出的相关规定，也置周恩来的干预于不顾，他们要联合起来展开行动。七二〇事件的发生激发了他们的斗志，《红旗》杂志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的系列文章，又进一步鼓起了他们斗争的风帆，他们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还获得了一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支持，于是就将矛头指向了陈毅，要在外事口采取行动了。王力的八月七日讲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其二，王八七讲话的出台。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前后，外交部在斗争中形成了两派，一派是革命造反联络站，一派是革命造反总部。虽然两派都打着造反的旗号，但是从两派斗争的性质上来看，革命造反联络站属于造反派，革命造反总部则是属于保守派。两派围绕如何进行外交部的文革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由于革命造反联络站内部出现了分歧，于是一部分人从革命造反联络站分裂出来，组成了攀险峰野战兵团。这样外交部的群众组织就形成了两派三个组织并存的局面。

在斗争中革命造反联络站占据了上风，主导了外交部运动的领导权。他们与外事口以及社会上的造反派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将矛头对准了外交部的领导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等人，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斗争。他们在外交部的行动获得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支持。当时外交部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与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人员讲话时，肯定了他们的造反行动，支持他们进行的斗争，于是引起了革命造反总部的不满。他们就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写信抗议，表达不满。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八月四日，首都新闻界举行“支持香港人民抗暴斗争大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到会。开会期间，戚本禹与当时被称为红色外交战士的原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姚登山谈了话。戚本禹对外交部的运动谈了看法，他表态说：陈毅应该下到群众中去接受批判，在外交部门口的揪陈活动是革命行动。姚登山第二天在外交部传达了戚本禹的讲话精神，引起了外交部另一个群众组织革命造反总部的强烈反对。当天，该组织给周恩来等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

我部姚登山同志8月4日在一次活动中，和戚本禹同志作为个人接触，曾谈到批判陈毅问题。姚不顾8月4日总理关于批陈的指示，竟把戚本禹同志的谈话，作为正式指示向我部全体工作人员传达，在传达过程中，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北外六一六和红旗造反团，在听了姚传达后，也纷纷贴出号外，以各取所需的手段，为自己冲外交部的错误行动作掩护。我们认为，姚这样做的结果，必然造成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批陈问题上矛盾的印象。在我部全体工作人员的会上传达后，联络站某些战斗队的代表，上台表态，只提戚本禹同志8月4日的讲话，不提总理8月4日的指示。现递上姚的传达全文及有关传单、号外供参考。

敬礼

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

1967、8、5[106]

从中我们看到，革命造反总部听说戚本禹在与他们相对立的派别——革命造反联络站人员的谈话中，肯定了联络站的作法，支持了他们的行动，无形中就受到了很大压力。为了扭转被动的境况，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于是就向中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反映情况。他们注意到在批斗陈毅的问题上戚本禹与周恩来的讲话有所不同，想由此入手，以革命造反联络站传达戚本禹的讲话会“造成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批陈问题上矛盾的印象”为由，向戚本禹及传达戚本禹讲话的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起了反击。为了增强说服力，还随信附上了相关的资料来予以证明。

当然，八月四日戚本禹与周恩来在批判陈毅问题的讲话上确实存在不同。这种不同不是对陈毅要不要进行批判，而是在批判的方式、规模、程度以及定性上。一般来说，戚本禹对于造反派的支持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从当时态势上来看，造反派的行动业已存在“左”倾盲动情绪，造成了局势的严重混乱，两派斗争也进入到白热化状态，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制止的话，外交口的文革有脱离既定轨道的风险。

当时局势的发展要求两派化解矛盾，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消除隔阂，而不是再激化他们之间的斗争。因而这个时候首要的问题就是给两派降温，使他们从对峙走向联合，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而不是再继续鼓动造反派的“左”倾盲动情绪。戚本禹八月四日的谈话，显然不是这样。他既没有意识到当时局势发展的严重情况，也没有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左”倾盲动行为、促进两派联合的重要性。戚本禹的谈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这在下文王力八月七日对外交部造反派的讲话中更为明确、具体、直接、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这个时候批判陈毅的活动仍然在进行。王力看了革命造反总部的信件后，八月七日晚便邀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造反派进行谈话，对他们的夺权行动予以大力支持、鼓励。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八月七日下午，在外交部小礼堂召开了对陈毅的第一次小型批判会。

当晚，中央文革小组多数人都去出席文艺晚会，只留下在七二〇事件中腿部受伤打了石膏不能走动的王力在钓鱼台。九时正，外交部的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王宗琪等人如约来到钓鱼台十六楼。中央文革小组想从他们那里了解革命造反总部的情况，并对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表示支持。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告诉王力，革命造反总部在外交部没有什么影响，是个保守组织。他们向王力阐明联络站的观点：“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根据陈毅的三反言行，我们认为是敌我矛盾，应该把陈毅的三反言行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至于将来对陈毅的处理，那是中央决定的事，我们最后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我们联络站也有同志提出‘要与陈毅血战到底’的口号。”[107]

从中可以看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是如约到钓鱼台十六楼与王力进行谈话的。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向王力坦率地说出了他们对于陈毅的看法，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是三反分子，敌我矛盾，主张要打倒陈毅，还有人提出“要与陈毅血战到底”的口号。不过，他们也表示如何处理陈毅的问题要服从中央决定。那么，王力又是如何表态的呢?

王力在联络站的代表汇报后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8月5日姚登山同志向全部(按：指外交部)传达了关锋、戚本禹同志和他的谈话。现在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现在竟有人告状告到我们这里，告到总理、伯达、康老、江青、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我反对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做法，鲜明地反对!姚登山同志传达后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状，说什么居然喊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对他们来说这成了罪过。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现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们来谈谈。……戚本禹对“总部”来信和传达记录都看了，他说姚登山传达的没有什么出入，是他讲的话，他负责任。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查，就可以揪。1月份他检查了，后来他自己又翻了，翻了后他不到群众中来，揪他有什么不对?不是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堵了外交部大门，这当然是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得那么严重。“六一六”对总理的态度是不对的，要改。原则性问题不对，中央文革小组都指出了，6月3日我们小组的同志差不多都去了。都讲了话。支持革命派，同时教育革命派，我们向来是这样的。“红旗造反团”、“六一六”揪陈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

王力在谈话中对联络站代表鼓励有加。当联络站代表抱怨说“在整风时有人批评我们夺权夺过头，说业务权是中央的”时，王力说：

这话不对。外交业务权指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权集中于中央，集中于主席。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你们要充分运用监督权，人事也要监督。革命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挑干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要挑保守派。不合理的挑选干部，你们监督就要把它监督掉。挑干部出国也好，干什么都(也)好，第一条要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没有这一条什么都不行。不看这一条，只看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这个统统打倒。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不可以!?……看来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造反派也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不要嘛!路线方针政策中央主席决定，至于怎么样贯彻执行，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什么形式大家创造。因为要办外交，要几个“长”，当然这几个“长”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组成的新班子坚决批判“三降一灭”，贯彻毛主席的外交路线。你们要记住一个最根本的分界线，是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以此为分界的条条框框多打倒一些好。[108]

我们还可以从文献资料中进一步了解王力八月七日晚对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讲话的内容。他说:“外交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109]

八月七日晚王力与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被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造反派整理后迅速发表了出来。这就是后来沸沸扬扬的“王八七讲话”，激发了外交口极“左”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外交口的文革走向。

我们看到，王力在讲话中对于革命造反总部反映革命造反联络站传达戚本禹八月四日谈话的事进行了辩驳，又引用戚本禹的话来予以说明，指出革命造反联络站传达戚本禹八月四日的谈话并没有出入，攻击姚登山实际上就是攻击戚本禹。这样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就与戚本禹八月四日的谈话衔接了起来，将他们这两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外交部两派斗争中的态度鲜明地亮了出来。

从中不难看出，在外交部进行的两派斗争中，王力鲜明地站在了革命造反联络站一边，肯定了他们斗争的大方向，支持他们在外交部的夺权行动，还鼓动他们扩大声势，大张旗鼓地去干。虽然他也指出造反派堵外交部大门、六一六对待周恩来的态度上存在错误，但是他认为那不过是方法、枝节问题，他们进行的斗争原则上还是正确的。

王力八月七日讲话中的最大问题在于，对于当时外交口造反派的极“左”行为采取了肯定、支持的态度。这种极“左”行为虽然表现在一系列事件上，但是却在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上集中表现了出来。在两派斗争已经造成外交口严重混乱的情况下，王力不仅没有意识到这种混乱对于外交口乃至整个文革发展造成的严重影响，仍然无视这种状况的严重存在，在讲话中继续激化严峻的斗争形势，而不是促进各派之间的联合、团结，化解派别矛盾，避免过激行为的出现。这样他的讲话就背离了当时文革的发展要求，也与周恩来反对夺权外交部、对于陈毅进行保护的作法表现出明显的不同。用他自己后来在检讨中的话来说，就是“更加忘乎所以，尾巴翘得更高了”。[110]

王力八月七日晚发表了讲话以后，意犹未尽，第二天又亲笔给姚登山写了一封短信，进一步表明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对于外交部两派斗争的鲜明态度。信的全文如下：

姚登山同志：

我们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8月5日的一封信，并附了你讲话的一个材料。这封信和材料，关锋、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们认为，革命造反总部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讲的几句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这些为什么要加以反对呢?斗争的矛头究竟要指向谁呢?在要陈毅到群众中检查的问题上，总理同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图从中寻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敬礼

王力1967.8.8[111]

从王力的这封短信中可以看到，他将革命造反总部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及其附件又转给了革命造反联络站。这样做虽然进一步表示了他和关锋、戚本禹对于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支持态度，但是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只会激化两派的矛盾，是不利于两派之间斗争缓和的。至于他说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在陈毅到群众中去检查的问题上是一致的，革命造反总部从中寻找裂痕是徒劳的话，不论是从防止有人借机在中央领导人之间制造矛盾，还是从维护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团结上来说，都是必要的，从一定层面上来看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他显然掩盖了周恩来与他在夺权外交部方面存在的严重分歧。当然，从当时境况上来看，他在信件中没有讲清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中我们看到，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旗帜鲜明地站在了造反派一边，不仅肯定造反派在外交部进行的斗争，还鼓励、支持他们在外交部的夺权行动。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虽然他没有对于造反派要打倒陈毅、陈毅是三反分子、敌我矛盾的话明确表态，但是他也没有否定、批评造反派的这些言论。这表明他对此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王力是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讲这些话的。不仅如此，他还一再表明在外交部两派斗争及其发展方向上关锋、戚本禹与他的看法是一致的。这样就进一步鼓励了造反派的激进行动。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是在外事口斗争紧张的情况下发表的，成为外事口斗争形势的恶化特别是极端事件发生的重要导引。

其三，极“左”派在外交领域的狂热行动。

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八月七日讲话以后，造反派很快就在他们的小报上登出来了。这个讲话虽然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倾向，反映了若干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观点，但是从程序上来说，既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权，也没有获得中央的批准，是王力个人根据斗争态势发表的讲话。但是，造反派却认为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对于他们行动的支持和鼓励，于是就按照既定计划在外事口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外事口的极“左”行为集中表现在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夺权外交部以及“三砸一烧”的严重事件上。所谓“三砸一烧”，即北京的造反派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七月三日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八月五日砸了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八月二十二日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112]这些事件的发生，表明外事口的文革运动不仅出现了严重的极“左”行为，而且还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

其实，在王力发表八月七日讲话以前，在外交领域就发生了“三砸”的严重涉外事件。在他发表八月七日讲话以后，造反派不仅冲进外交部进行夺权，批判陈毅等外交部的领导，还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

八月十四日上午，造反派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事前造反派曾向王力请示，王力表示不赞成砸，但他又说：“除重大原则问题找我外，不要事事请示，大方向对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八月十六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通过了由姚登山抓总的业务领导小组夺权方案 。八月十七日，外交部九九兵团制定了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筹夺权方案。八月十八日，革命造反联络站又议定了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委会夺权方案。在此期间，造反派在外交部和天安门广场刷出“强烈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的大标语。

八月十九日，由进驻外交部的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小分队封了外交部党委，宣布“一切党政大权归联络站”。八月二十日，外交部联络站、九九兵团和北外红旗造反团企图用继续扣押副部长、中断外交活动和积压文电的办法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承认他们的夺权。[113]

我们看到，对于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王力虽然并不赞成，但是也没有表示反对，而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还鼓励造反派只要大方向对就可以干。这实际上就放任了造反派的行动。本来，像在外交部进行夺权这样重大的行动，是要报经中央批准以后才能实施的。[114]

但是，王力却在得知这样的讯息以后，既没有阻止造反派的行动，也没有及时报告中央，而是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这样做显然在放弃自己的职守了。

在这个时期发生的涉外事件中，最为严重的是八月二十二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行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极端事件，不仅破坏了国际关系准则，也玷污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这里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造反派要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呢?要弄清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港英当局镇压香港的工人运动、射杀到内地参加声援香港工人的居民说起。

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三部分，香港岛、九龙司地方一区是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的，新界则是租给英国的。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央人民政府向世界宣布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从当时政治、经济和国际形势考虑，作出暂不收回香港地区的决策。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的时候，内地通过香港转口贸易，沟通了世界市场的联系。当时香港受内地的影响，左翼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香港工人举行的罢工、游行、示威活动，又会得到内地从道义上给予的大力支持、声援，两地工人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自身根本利益上的诉求是一致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诱因，是从港英当局镇压香港工人、居民引发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香港新蒲岗一家人造花工厂发生劳资纠纷，港英当局派军警镇压，殴打、逮捕了许多工人和前来慰问的香港各界人士。现场采访的新华社记者也被打伤。为此，中国外交部召见英代办提出最强烈抗议。十六日至十八日，前往英国驻华代办处驻地示威游行的北京群众达一百万人之众，并召开了十万人参加的声讨大会。

七月八日，又发生沙头角事件。当天在沙头角举行声讨港英政府罪行的大会，沙头角英界的许多居民也闻讯前来参加。当大会结束后港方居民返回英界时，遭到港英警察的阻拦。双方发生冲突后，港英当局竟然向居民开枪射击，后来在中方边防部队的保护下，才掩护群众安全返回。至八月七日，英军全面接防了边界防务，中方也有上万民兵在深圳河边摆出与英军对峙的阵势，边界形势徒然紧张。[115]

八月二十日，经周恩来批准后，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十九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三十四名工作人员。”这实际上是对港英当局发出的最后通牒。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还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

反帝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反帝修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承诺后才离去。

八月二十二日晚，反帝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116]

关于八月二十二日晚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除了外事口的造反派以外，还有地派中的清华大学的四一四派等其它单位的造反派。当时参加这次行动的一个造反派后来回忆说：

我们的队伍帮助包围了英国代办处。开始是守纪律的，我们整齐的一排排坐下，遵照总理规定的五条，我们可以写抗议书、集会等，但绝对不许冲代办处。我们的抗议大会于晚上九点开始，通过高音喇叭，我们愤怒地谴责英国人在香港的暴行。十点钟，通牒限期到了。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那时，解放军围绕着代办处。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拦得了?

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活跃分子拿着喇叭跑上来，有些人跳起来向代办处大楼的墙上扔墨水瓶，这是佯攻。当前面飞舞墨水瓶时，其他的人从后面设法进入了代办处大楼，他们开始把椅子、沙发从窗户里向外扔，我们身后的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破解放军的防线，爬上栏杆，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冲过去了。

十一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里的一筒汽油开始燃烧的，后来大门开了，人们冲进来，汽车也开始燃烧，三辆汽车着了火。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火势愈来愈大，许多消防员冲过拥挤的人群，接近了大楼。就在火起之时，周总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们全部停止进攻。但这个指示没有广播，我们一直到后来才知道，但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撤离了那个地方。但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解放军的防线让开路，让英国人跑进地下室并把他们自己锁在那里，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预，他们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

实际上，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这种举动不大好，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要采取这种暴力?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都撤离了，都感到是做错了什么事。我们四一四由始至终参加了这一著名的反革命事件。从那以后，许多人反对我们，批判我们，给我们施加了许多压力，我们检讨了许多次，而团派没有卷入这一事件，他们便利用我们的这一错误拚命整我们。

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进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几天后，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类似的报复。[117]

从中我们看到，八月二十二日晚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虽然是由于当时港英当局镇压工人、射杀居民引发的，造反派到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抗议、游行、示威表达义愤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对于英国驻华代办处这样的外交机关采取暴力行动，则是错误的。这不仅破坏了国际公认的外交关系准则，也严重损坏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给反共反华分子诋毁新中国提供了材料。这是文革在外事领域脱离既定发展轨道的重要标志。

对港英当局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虽然是周恩来签发的，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也多次表示负疚，作出自我批评，[118]但是周恩来是在得到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只是在代办处外面进行活动的保证后，才同意他们到办事处周围进行抗议、游行、示威的。因而造反派冲进、火烧代办处，主要的还不是由于周恩来签发了这个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而是因为造反派违背约定、擅自行动的极“左”行为造成的。

从以上研究我们看到，一九六七年夏季以后，外事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极“左”行为。这种行为主要表现在“三砸一烧”、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这些严重事件的发生上。除去“三砸”以外，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都是在王力发表八月七日讲话以后才发生的。虽然王力在八月七日讲话中没有明确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也并非王力直接操纵的，但是从他讲话的主旨来看，则是对这些事件的发生起着煽风点火的作用。如果再联想到他是与造反派联系密切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那么他讲话的导向会使头脑发热的造反派愈发膨胀，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极“左”行为，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从这里来说，王力虽然没有直接谋划、参与这些造反派的行动，但是对于这些事件的发生则是难辞其咎的。

其四，毛泽东严厉批评王八七讲话和造反派的极“左”行动。

七二〇事件发生后，在处理这个事件、打退右倾思潮的同时，“左”倾盲动势力又发展起来了。“三砸一烧”、王八七讲话、外交部夺权就是“左”倾盲动行为在外交领域的具体表现。既然这样，那么对于王八七讲话，外交部及社会上的造反派要求批斗、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特别是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毛泽东又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入手，在对文献资料的剖析中来得出结论。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来中国翻译、校对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莫依修和穆希，姚文元在座。谈到外交部批斗陈毅的情况时说：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他。过去他是有功的。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毛年谱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119]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张对陈毅炮轰，而不是打倒他。炮轰，不过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说可以对陈毅进行批判、批斗，但是他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将他打倒。这与外交部造反派认为陈毅是外交口最大的走资派，性质上属于敌我矛盾，以及要打倒陈毅的主张，显然具有本质性的不同。毛泽东对于谁当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反问，实际上就否定了造反派在当时出任外交部领导干部的可能性。从这里也可以反映出毛泽东与王力在八月七日讲话中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不同。那么，毛泽东在获悉王力八月七日对外交部造反派的讲话后，又是如何表态的呢?

八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两次听取根据周恩来嘱咐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杨成武的汇报。毛泽东认为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120]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态度鲜明地否定了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而且还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这是因为王力的讲话不仅越权，破坏了毛泽东的文革部署，还鼓动造反派的极“左”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谈到了这个问题。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五日会议情况的汇报。谈到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时，毛泽东说：那些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谈到由谁分管宣传和外交工作时说：还是第一个办法好，姚文元去接，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外交部的干部档案研究一下，要管起来。恐怕他们(指造反派——毛年谱编者注)已经管起来了。[121]

从中可以看到，王力在八月七日讲话中说了不少出格的话。王力说的那些话，就连毛泽东自己也是不能说的，可是王力却忘乎所以，讲了不该讲的话，造成了严重后果。同时，王力八月七日讲话属于越权行为，违背了组织程序。当时毛泽东没有让他分管外交部的运动，他的讲话属于个人意见，且没有获得中央的批准。但是，他却将个人意见以中央的名义讲了出来，以此来指导外交部的运动。而他个人的意见又是与毛泽东关于大联合、三结合的主张相违背的。这就是他的错误所在。毛泽东后来在谈话中再一次谈到了外交部造反派和王力的问题。

九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时任浙江省军区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谈到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一个干部几十年中他总是做了一些好事嘛!陈毅，打过仗。姚登山(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毛年谱编者注)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122]

当时外交部造反派在外交部夺权，要打倒陈毅，呼吁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甚至还贴出了大字报。毛泽东在谈话中肯定了陈毅过去的功劳，否定了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的主张。毛泽东直指外交部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这实际上是在严厉批评造反派的极“左”行为。毛泽东在这里直接点明了黑手主要是王力的问题。直到三年以后，毛泽东在回顾外交部文革的时候，还谈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和斯诺谈话时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123]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外交部在七、八月份确实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在一个半月中失去了控制，权力掌握在反革命手里。这当然既包括“三砸一烧”的严重涉外事件，也包括王八七讲话、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的极“左”行为。但是，乱也有好处，将坏人暴露出来了。这样就便利于对他们采取措施了。毛泽东并没有因为天下大乱就对参与运动的人一概采取否定态度，而是对于外交部的乱进行了辩证的分析，认为多数人是好的，只有少数人是坏人。文革就是要将这些坏人筛选出来，将他们拉下马，把这些障碍消除以后，外事口的文革也就能够顺利进行了。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不仅进行了严厉批评，还采取果断的态度予以了否定。不论是“三砸一烧”的严重涉外事件，还是造反派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的极“左”行动，毛泽东都是坚决反对的。这些事件的发生，破坏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部署，标志着外事口的文革出现了脱离既定轨道的趋向。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措施，排除干扰，纠正极“左”错误，就成为文革沿着既定轨道发展的必然要求了。

其五，简要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前后，外交部形成了革命造反联络站和革命造反总部两派斗争的局面。攀险峰野战兵团从革命造反联络站分裂出来以后，外交部出现了两派三组织的格局。斗争是在进入一九六七年五月份以后才不断激化的，主要围绕批斗外交部长陈毅展开，具体表现在陈毅是不是外事口最大的走资派、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不要打倒陈毅、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形式以及是否在外交部进行夺权上。

在外事口出现“三砸”以后，当着外交部造反派将陈毅视为外交领域里的最大走资派，定性为敌我矛盾，要打倒陈毅，甚至要在外交部进行夺权的时候，王力无视外事口业已出现的混乱局面，在八月七日与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中，不是劝阻他们的错误行为，反而却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继续煽动、怂恿他们这样做。这样造反派不仅冲入、夺权外交部，还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涉外事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虽然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不是王力让他们这样干的，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是与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密切相关的。从这里来说，王力是脱不了干系的。

毛泽东不论是对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还是造反派的极“左”行为，是持强烈反对态度的。他认为王力的八月七日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对于陈毅，毛泽东主张炮轰，而不是打倒他，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虽然陈毅有错误，但是他在过去革命斗争中是有功劳的。造反派虽然具有斗争精神，但是无论是在斗争的经验、阅历上，还是驾驭外交事务的能力上，以及在政治舞台的稳定性上，都是难以承担外交部领导职务的。这在前文毛泽东的谈话中就表现出来了。况且，未报经中央批准，造反派就在外交部实施了夺权的行为，特别是极“左”派制造的“三砸一烧”的严重涉外事件，由此在外交领域造成了近乎失控的局面，破坏了文革发展的大局，使文革在外交领域出现了脱离既定轨道的趋向。这是毛泽东所绝不容许的。

不论是外交部的造反派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表现出浓厚的“左”倾盲动色彩，其行动已经破坏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部署，影响到外交领域甚至整个文革的发展进程。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措施，纠正他们的错误就成为文革发展下去的必然要求了。造反派是群众，而王力却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对于造反派的这些行动予以支持和鼓励，这样王力就成为这些极“左”行动中的标识性人物。因而处理他的问题，纠正他的错误，就成为遏制这股极“左”势力发展的必然选择了。

5)关于围困中南海，批斗刘、邓、陶方面存在的问题。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随着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进行了不点名的严厉批判以后，社会上掀起了批斗刘少奇的风潮。从一九六七年七月初开始，大批造反派到中南海周围示威、游行，进而围困中南海，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对刘少奇进行批斗。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是北京乃至来京造反派掀起的一个重要事件。

从一九六七年七月初到八月中旬，造反派在北京市中心中南海周围，开展了为时一个多月的揪斗刘少奇的活动。这是当时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重大事件。中南海西边的府右街一线和中南海北边的文津街当时被称为揪刘火线。揪刘火线又被称为围困中南海事件。[124]

那么，这个事件发生的基本状况如何呢?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在其中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应该如何来评价这个事件呢?

其一，建工学院造反派率先掀起揪斗刘少奇的活动。

由于刘少奇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曾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蹲过点，此前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时候在工作组问题上又犯过错误，打击了一批造反的师生，因而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就要求刘少奇到建工学院来检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建工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前锋、八一战斗团等造反派组织先后向刘少奇发出勒令，要他前往该院作检查，并扬言如刘不能按时前往，他们就要“采取行动”。刘少奇于一月五日向毛泽东写信请示。毛泽东一月六日将刘少奇的信批告周恩来：“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七日凌晨三时许，周恩来接见建工学院几个造反组织的代表，明确指出：刘少奇不能揪出来，要背靠背地批，背靠背地斗。同时强调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并告诫他们说：你们可以送大字报，要揪不行，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125]

从这里可以看到，虽然刘少奇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毛泽东还是对他采取保护措施的。这种保护体现在批斗的方式上，即只能进行背靠背地批斗，而不能进行面对面地批斗，并要周恩来对学生做说服工作。这个问题就这样暂时缓和下来了。一九六七年三月底，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发表后，清华大学造反派也召开了批斗王光美的三十万人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又起来批斗刘少奇了。

四月下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揪刘联络站。六月三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到中南海游行示威，要求党中央将国家建委主任谷牧交给他们批斗。他们后来又在“揪谷”的旗帜上加上了“揪刘”的字样，既“揪谷”又“揪刘”。此后，新八一战斗团与井冈山、前锋、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在中南海西门外设立据点，进行宣传鼓动揪斗刘少奇的活动。后来，他们又在中南海北门外也设置了揪刘火线。[126]

据戚本禹后来回忆说：“当时学生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到中南海门口来揪刘少奇的有反工作组的造反派，也有一批学生本来都是刘少奇(和工作组)的拥护者，现在他们却要表现得比谁都激进，最早到中南海来揪刘少奇的，主要就是这两批学生。

刚开始的时候，人并不多。后来其他学校的学生听说后，都纷纷跑来支持。学生说，毛主席说了，要到群众中去，你刘少奇为什么不到群众中来?可是刘少奇不出来是有理由的，因为毛主席有指示说，对他不搞面对面斗争，要搞背靠背斗争。我们中央文革和中央办公厅也是这个意见，真要让刘少奇到群众中去，弄不好会出事。”[127]

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宣传活动在中南海西门外持续了十余天，到六月十四日，除少数人坚持留下外，大队人马已返回学校。此后，他们还不断派人到中南海提出揪刘要求。为了平息学生的情绪，进行背靠背的斗争，防止极端事件的出现，六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就建工学院学生轮班等在中南海要求揪斗刘少奇事批示：由汪东兴劝学生们回去，我们保证让他交出书面检讨。如劝后仍不走，请戚本禹出面处理。七月四日凌晨，戚本禹到新八一揪刘火线对造反派表示支持，并说：“你们可以继续写勒令，让刘少奇给你们写检查。”[128]在对造反派的行动进行肯定以后，戚本禹劝造反派撤离中南海，保证让刘少奇为他们写出检查。在他的劝说下，学生们同意了。[129]

当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刘少奇说，党中央的意见要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七月八日，刘少奇写出一份“向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他在这份检查中说，他是在去年七月底根据毛主席的号召，八月一日与北京新市委的同志研究以后到建工学院的。他在检查中写道：“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没有要创造什么经验、向全国推广的意思。”“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8月5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8月5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严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责。……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迫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在对我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把建工学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刘少奇的检查写好后，戚本禹原来打算将检查交给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这个消息却引起了与新八一战斗团相对立的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的严重抗议。因为八一战斗团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新八一战斗团是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才从八一战斗团分裂出来的。八一战斗团认为，刘少奇在建工学院蹲点的时候，还没有新八一战斗团这个组织，因而应该将检查交给他们。

正是基于此，七月九日八一战斗团闻讯后马上发出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派人到中南海西门外架起帐蓬，安装高音喇叭，声称“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誓不罢休”。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建议，七月十三日，建工学院新老八一战斗团达成四项协议，决定联合取回刘少奇的检查，共同对刘少奇进行大批判。[130]

从中我们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最初到中南海进行揪斗刘少奇，声称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是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造反派。当初去的学生，有一部分是在工作组时期受到打击的造反学生，也有一部分是当初拥护工作组的学生，在形势变化以后，为了表明态度才参加到揪刘活动中的。当时毛泽东、党中央对于造反派发起的揪刘行动：一方面肯定他们批斗刘少奇的行动，但是这种批斗只能是进行背靠背的批斗，而不能进行面对面的批斗，让刘少奇交出检查就是践行背靠背斗争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反对他们到中南海来进行揪斗刘少奇。这是在向中央施加压力，也扰乱了中央的办公秩序。让汪东兴、戚本禹向中南海周边的造反派做说服工作，劝说他们回去，就是反对他们这样做的具体表现。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建工学院新老八一团由谁来接受刘少奇检查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和矛盾。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通过这件事显示出造反派组织之间出现的本位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由此可以进一步透射出他们积极投身批斗刘少奇的另一面，即通过批斗刘少奇的激进行动来为本派组织争取有利的政治态势，从而扩大本派组织在运动中的影响力，使本派组织能够掌握运动的主导权。这种行为反映出造反派存在的局限性，对于运动的发展会造成消极影响。

这个时候批斗刘少奇固然重要，但是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被取消了党的接班人地位，而且在中央会议上也已作了检查，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又不再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了。[131]这个时候的刘少奇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只“死老虎”了，造反派仍然将主要矛斗对准刘少奇这只“死老虎”不放，而不是将主要矛头对准仍然兴风作浪的“活老虎”，没有致力于在本单位夺权以后，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斗、批、改的工作。他们认识的局限性就是这样表现出来了。

其二，造反派在中南海外安营扎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

建工学院的造反派虽然率先到中南海周边大街上发起了揪斗刘少奇的行动，当时在中央批准以后，刘少奇也向建工学院学生交出了检查。但是，进入七月中旬以后，造反派又到中南海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揪斗刘少奇的运动。除了学生组织，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人也纷纷前来中南海西门揪刘少奇，到后来连郊区的农民都来了。[132]这次活动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造成的影响之大都是过去没有过的。他们在中南海的西门外、北门外大街上安营扎寨，竖起旗帜，搭起帐蓬，架上高音喇叭，撰写宣传板报，在那里轮班值守，进行打倒刘少奇的鼓动宣传。

七月十一日，在北航召开的北京高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韩爱晶等人就新八一到中南海西门、北门揪刘之事询问陈伯达的态度，陈伯达说：“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总是正确的，揪刘少奇是当前的大方向，完全正确的嘛!”“没有错，可以搞。”[133]

从中可以看到，陈伯达只是对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揪刘的大方向予以了肯定，但是却没有对他们到中南海外安营扎寨表示意见，更没有支持他们对刘少奇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由于当时声势浩大的揪刘行动刚刚兴起，造反派的揪刘行动似乎还没有引起陈伯达的重视，因而陈伯达才信口说出了这样的话。

七月十四日，在北京大、中学红代会的组织下，大专院校十五万人、中学十万人和大批工人、机关干部，举行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声讨刘少奇的“新反扑”、“新罪行”。此后，各种群众组织的示威游行持续不断。

七月十五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又向刘少奇写了一封勒令信。信中写道：“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鼓动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25日零时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不得有误!”

七月十六日，刘少奇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拒绝再作新的检查。信中说：“鉴于我上次交出的检查影响不好，说我是进行‘反扑’，‘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再向建工学院进行第二次检查，也还会和上次检查差不多，也不会有好的影响，所以我不准备向建工学院再作第二次检查了。”[134]

我们看到，声讨刘少奇的群众运动仍然在大规模进行。当建工学院造反派要求刘少奇继续写出第二份检查的时候，遭到了刘少奇的拒绝，反映出双方的斗争还是挺激烈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虽然对于造反派的行动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在与高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谈话时还是说出了鼓动性的话。

七月十六、十八、十九日，戚本禹先后三次在有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说：“什么刘少奇，什么彭德怀，什么邓小平，什么贺龙，什么彭真这些人，彭、罗、陆、杨都是卖国求荣的，杀人不眨眼的汪洋大盗。”“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不把他们批倒”，“你们领袖之类的”，“都要抓起来，杀头!”[135]

其实，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上来说，戚本禹的话并没有什么问题。他讲的这些话不过是极而言之罢了。这里的问题在于，当造反派开始围困中南海并要揪斗刘少奇业已出现激进行为的情况下，还要讲出这样的话，是否恰当就值得斟酌了。特别是当刘少奇等人已经被打倒成为“死老虎”的时候，当时迫切的任务是造反派如何在本单位进行夺权，通过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现在却仍然鼓励造反派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他们这些人，在斗争方向上是不是妥当，也是让人生疑的。

我们注意到，建工学院的造反派不仅抓住刘少奇的检查不放，还要求刘少奇、王光美搬出中南海，甚至采取了绝食手段进行斗争。

七月十七日，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向刘少奇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22日零时以前收拾铺盖，带着臭婆娘滚出中南海，否则我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为了表示他们揪斗刘少奇的坚强决心，七月十八日零时开始，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西门外宣布进行“揪刘绝食斗争”。他们在“绝食誓词”中说：“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最近他又乘检查之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几天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劝说下，他们才放弃了绝食。[136]

我们注意到，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对刘少奇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刘少奇搬出中南海，为此还采取了绝食斗争。造反派在中南海外进行绝食斗争后，中央文革小组就派戚本禹和谢富治一块劝学生停止绝食。关于这个问题，戚本禹后来回忆道：

“我就和谢富治一起去接见他们的代表。我见了他们就说，你们那些宣布绝食的学生先去吃饭，不然我们就不接待了。他们就去吃了碗面什么的。然后我就对他们说，毛主席不同意把刘少奇交给群众斗争。你们开会批判可以，只要把道理讲透，从理论上认识走资派对中国的危害，不一定非要同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不管我们怎样费尽口舌地讲，他们就是不同意，坚持一定要见到刘少奇本人，一定要批斗他。”[137]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在他们的劝说下，虽然学生不再进行绝食了，但是一定要见到刘少奇，对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即像他们先前说的那样把刘少奇夫妇揪出中南海。戚本禹做了不少工作，却没有什么成效，学生们仍然坚持他们的意见。从这里可以看出，学生仍然把实际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了刘少奇，而对于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以及斗、批、改工作则表现出漠然的态度。这样他们在斗争中就破坏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部署，偏离了文革的斗争方向，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却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来予以纠正。这是令人遗憾的。

中南海外揪刘活动的声势越闹越大，北京及各地来京的造反派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安营扎寨，分兵驻守，摇旗呐喊，宣传鼓动，围困中南海，取得外地声援，表示要把揪刘斗争进行到底。

七月十八日晚，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经济学院东方红、建工八一等一百多个组织共一万五千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刘誓师大会。这个誓师大会的影响很大，使全北京市各行各业都知道了揪刘火线，也使得揪刘火线迅速扩大。这个时候的宣传舆论也在为中南海外的揪刘活动呐喊助威。七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通栏标题《奋起千钧棒，痛打落水狗——首都兴起空前规模的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高潮》，其中有一段专门写到正在中南海西门外揪刘的新八一：“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义愤填膺，怒火万丈，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去年8月初，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曾到这个学校进行所谓‘蹲点’，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唱反调，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师生们早就对他恨之入骨。”“我们切切不可书生气十足，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落水狗’，不能有半点恻隐之心，而必须刀出鞘，弹上膛，穷追猛打，把他们批得臭臭的，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七月十九日开始，中南海周围的揪刘火线人数猛增，无数人群涌向中南海，北京大中学校、工厂、机关团体，难以计数的群众组织争相在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进行声援，汇成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不少外地在京的造反派也参加了这一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中南海墙外，搭有七千多个棚子，安有五百多个高音喇叭，竖有三千多个各种名目的旗子。府右街从南到北，山头林立，席棚相连，车水马龙，人声如潮，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喊叫。在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两侧，也排满了造反派的揪刘阵地。面对中南海外蓬勃发展的揪刘活动，戚本禹提醒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把这个场景拍摄下来。七月二十一日，戚本禹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说：“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有派人去拍片(指群众冒雨去中南海‘揪刘’游行)?”新影厂的群众代表回答：“我们正在请求军代表。”戚本禹说：“革命还用请示?哪里有枪声，就要哪里去。”[138]

一般来说，戚本禹的这个提醒也没有错。以纪录片的方式将群众运动记录下来，作为历史资料备用，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中南海外群众的揪刘活动已经发生到如此规模，他们的行动与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部署和方针出现不合的时候，仍然以纪录片的方式来拍摄他们的行动，无疑会对他们起到激发、鼓励的作用，对文革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造反派群集于中南海西门、北门外的大街上，在斗争中却并不完全一致，与以前他们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搅和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两大派组织，各自设立指挥部，进行揪刘活动。

在当时的揪刘活动中，有两个相互对立的全市性组织，一个是由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等组织联合公交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五月上旬成立的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到八月初，共有七百多个单位参加。另一个是由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串连工交、财贸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七月下旬成立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联络总站(简称联络总站)，共有一千五百多个单位参加。联络站和联络总站在揪刘火线各自设有火线指挥部。

七月二十四日，联络总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揪斗刘贼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誓师大会，三十多万人参加了集会和游行。八月一日晚，联络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共有一千多个单位约三十万人参加了大会。也就在这个时期，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分为天派和地派的说法逐渐开始流行。所谓天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航红旗，北航的航即航空，是和天有关的，所以称为天派;所谓地派，是因为这一派的组织之一是地质红方红，就取它的地字，称为地派。天地相对，用天派、地派来称呼北京对立的两大派很形象，也很通俗，于是很快就流行开了。[139]

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天安门城楼上与造反派头头的谈话中，仍然在鼓励造反派的揪刘行为，要他们联合起来展开行动，还到揪刘火线进行慰问，对造反派的行为予以支持。中央文革小组还专门指示，由几所解放军医院派出医疗队，到揪刘火线巡回医疗。

七月二十五日，天安门广场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大会，戚本禹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说：“你们红代会几个组长揪刘少奇有没有决心?要坚持，要有胆量才行呀!聂元梓同志，你是组长，应该好好抓一下，别人不好管。一定要统一领导起来，这是当前的大方向，你们一定要负起责任来。红代会开个会研究一下，安排部署好。”红代会核心组根据戚本禹的指示，开会研究了如何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问题，决定要大造舆论，发勒令书，限刘少奇在八月五日以前滚出中南海。他们还具体策划了一个冲进中南海抓刘少奇的计划。

七月二十六日凌晨三点多，戚本禹到揪刘火线进行慰问，他对建工学院、政法学院的造反派说：“我认为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行动。以后还要你们想更好的办法。……背水一战，这是表示揪刘的决心嘛!你们可以发通令，写勒令信，组织批判会。……他在‘认罪书’里说不知道自己错了，8月5日后才知道，这完全是假的，这是要批判的要害，其实当时他已挨批评了。但7月29日讲话，他说：‘运动你们不知怎么搞，我也不知道。’这句话很恶毒的。你们要批，要把他7月29日的讲话和在你们学院的讲话结合起来批。去建院是恐慌，想捞稻草。……你们可以喊叫他出来，发通牒，一下子出来后面就没有高潮了，引而不发是最厉害的战略战术。……你们别着急，水到渠成。”[140]

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戚本禹对于造反派的揪刘行动仍然是予以支持、鼓励的。虽然他对于造反派围困中南海、面对面批斗刘少奇并不赞成，但是对于造反派及其头头的这番讲话却更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激进行为。戚本禹没有意识到当时造反派仍然将主要矛头对准刘少奇，而不是集中精力搞好本单位的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以及斗、批、改工作，已经与毛泽东、党中央这个时候关于文革的部署出现了严重偏离，可是他却仍在竭力支持、鼓励造反派的揪刘行动。不是说不应该批斗刘少奇，而是说不要把斗争的主要目标指向刘少奇。在刘少奇等人已经成为“死老虎”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是文革的主要斗争对象了，造反派要集中力量完成当时文革最迫切的任务。可惜的是，造反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也没有向他们指出这个问题。

揪刘火线愈搞愈大，人数愈来愈多，不仅中南海的西面、北面围满了造反派，而且还有向南面的长安街扩展的趋势，到七月底、八月初，已有不少单位开始在中南海南边的长安街边上安营扎寨，整个长安街的交通都受到了影响。八月二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派戚本禹接见各路造反派，先称赞造反派“揪刘是革命行动”，然后传达两点指示：一、南门不能设点;二、不能冲中南海。并授意造反派们写一个撤离南门的决议，内容是：(1)与刘少奇斗争到底;(2)撤离南门;(3)保证不冲中南海。造反派当场表示坚决照办。[141]

南门是中南海的正门，而且又是处在世人瞩目的长安街上。造反派在南门外的长安街上安营扎寨，不仅影响交通，还会有碍国际观瞻，因而戚本禹奉命对造反派做工作，要他们撤离南门。在戚本禹的努力下，造反派还是照办了。戚本禹后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中央文革是支持批判刘少奇的，但对围困中南海这个事，中央文革是没有一个人支持的。一开始我们对这事并不太重视。没想到这个事就这么闹大了，真把中南海给包围了，最多的时候起码有几万人。而且，不分白天晚上，那高音喇叭昼夜对着中南海放着。给我们中南海办公区造成了极大的干扰。连总理也被吵得没法工作了。我多次去讲话，陈伯达也去，都劝他们回去。但他们都不听。接着又闹绝食了。这就不好弄了，真要死了人，我们都没法交代了。

这时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开会。总理说，包围中南海这个事影响到中央工作了，我不能工作倒不要紧，主席回来了，要是睡不好觉，怎么行?主席睡觉很敏感，连乌鸦叫，他都会醒。总理叫我和谢富治去说服群众撤离。那时，北京市革委会已经成立了，谢富治是革委会主任。”[142]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虽然支持造反派批判刘少奇的行动，但是对于他们采取围困中南海的方式是反对的。他们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重视这件事，但是后来围困中南海的人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严重干扰了中南海的办公秩序和出入，后来又闹起了绝食，这样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这个时候他们对造反派进行了劝说，却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戚本禹和谢富治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去劝说造反派撤离中南海外围的。

从中可以看到，揪斗刘少奇是由建工学院的造反派牵头，而后又有许多北京以及来京造反派联合实施了围困中南海、批判刘少奇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由于以往的分歧和矛盾以及在揪斗刘少奇方面存在的不同意见，造反派分别成立了两个揪刘火线指挥部，天派、地派的叫法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戚本禹虽然支持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的行动，但是并不赞成他们围困中南海、面对面地批斗刘少奇。这是中央文革小组与围困中南海的造反派的不同之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刘少奇等人已经成为“死老虎”，各单位的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以及斗、批、改的任务迫切需要造反派竭力完成的时候，他们却无视这些繁重的任务而仍然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刘少奇，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了不少困难。这样就偏离了文革发展的主要目标，破坏了毛泽东、党中央的文革部署，造成了文革进行的严重障碍。

不仅围困中南海的造反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连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戚本禹对此也没有清醒的认识，反而在他与造反派及其头头的接触中仍然支持、鼓励他们的行动。这样做固然有为了缓和与造反派的紧张气氛，为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创造适宜氛围的因素，但是在造反派围困中南海、要对刘少奇进行面对面斗争的背景下，戚本禹没有从当时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准确、及时、恰当而又有说服力的指出并纠正造反派的错误，却仍然对他们的行动予以支持和鼓励，这样做无异于为造反派围困中南海、要求面对面批斗刘少奇的行动予以火上浇油了。这是令人惋惜的。

其三，中南海内造反派进行的斗争。

造反派在中南海外安营扎寨要求批斗刘少奇，中南海内的机关造反派也行动起来，要求批斗刘少奇。那么，对于这件事中央文革小组又是如何处理的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七月十三日晚和十四日晨，毛泽东、周恩来先后离京去武汉视察。他们刚走，得到戚本禹批准的中南海机关造反派便要求刘少奇七月十四日出来看大字报，让他接受群众的批判。当天晚上，造反派把围斗刘少奇的情况专题报告戚本禹，还递交了一封给汪东兴并周恩来的信，提出要开大会批斗刘少奇。戚本禹将这封信转交陈伯达、康生、江青，请他们决定。陈伯达批示将批斗刘少奇扩大为“批斗刘、邓、陶夫妇”，江青、康生又提出要“批斗并抄家”。[143]

从中可以看到，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要求开大会对刘少奇进行面对面批判，但是对这件事戚本禹是没有决定权的。由于周恩来、汪东兴随毛泽东南巡，没有在北京，因而戚本禹就将信件转交给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由他们研究决定。陈伯达扩大了批斗对象，康生、江青又提出要进行抄家。批斗、抄家的决定就是这样定下来的。

七月十七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具体研究后，戚本禹十八日凌晨一点多钟召集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开会，布置成立批斗刘、邓、陶战斗指挥部，并决定：当晚先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在开批斗会的同时抄家，会后对刘少奇、王光美分别隔离监护。戚本禹在会上动员说：“对刘、邓、陶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144]

七月十八日晚上，造反派在中南海西大灶食堂和西楼大厅组织了有三百多人参加的两个会场，刘少奇、王光美分别到这两处接受批斗。批斗会开了两个多小时，刘少奇自始至终低头站着。在进行批斗会的同时，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对刘少奇的住处进行全面搜查,抄走了几十本笔记和大量文件、书信等。随后几天内，邓小平和夫人卓琳、陶铸和夫人曾志，也接受了类似的批斗。[145]

关于邓小平夫妇受到批斗，文献资料是可以记载的：

七月十九日，邓小平和卓琳被中南海造反派叫到怀仁堂后边的院子，受到批判。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来到邓小平家中搜查。七月二十三日在戚本禹指使下，中南海批斗刘、邓、陶指挥部派人斗争邓小平。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在戚本禹的具体指挥下，中南海一些造反派以开支部会名义，批斗邓小平和卓琳。邓小平夫妇被勒令三天内交出“请罪书”。从即日起被限制行动自由。[146]

从中可以看到，中南海内的机关造反派对刘、邓、陶夫妇进行了批斗。不难看出，对他们批斗并非个人行为，而是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讨论研究后决定的，戚本禹不过是受命组织批斗而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戚本禹确实讲过一些鼓动性的话，从这方面来说，他是负有责任的。从批斗的次序来看，他们先召开了批判刘少奇的大会，而后又批判了邓小平、陶铸，对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从现在公开的资料以及毛泽东闻讯后的批评来看，批斗他们是在没有得到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实行的。虽然是中南海内部机关造反派参加的批斗，刘少奇问题的定性在这个时候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对刘少奇乃至邓小平、陶铸进行了面对面的批斗，仍然是违犯组织程序的，同时这样做还会刺激社会上的造反派，对于中南海外正在兴起的此起彼伏的揪刘行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四，毛泽东批评围困中南海及揪斗刘少奇的斗争。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中南海内机关造反派召开批斗刘少奇的大会，是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由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研究后决定的。那么，毛泽东对此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七月十八日晚七时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李作鹏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开会。谈话中，他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作法，说不要面对面搞，还是背靠背好。[147]

这还可以从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的回忆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武健华说：本来，七月中旬毛泽东离京赴外地前，曾召集周恩来等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开会提出，对刘、邓背靠背地批一批是可以的，但不要搞什么面对面的批斗。汪东兴得知戚本禹正在鼓动造反派揪斗刘、邓、陶夫妇后，随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让汪东兴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请周恩来告诉他们，对刘、邓、陶等人不要搞面对面的批斗。汪东兴自己又将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了戚本禹。[148]

从中可以看到，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即便刘少奇问题的性质与以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要打倒刘少奇了，但是毛泽东仍然主张对刘少奇可以背靠背地批斗，不要进行面对面地批斗。这表明毛泽东对于中南海造反派召开大会面对面地批斗刘少奇是持反对态度的。

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炮打司令部》写作一周年、声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会。同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自七月中旬以来，北京上百个群众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的“揪刘火线”被迫撤除。[149]

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针对刘少奇的。在这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之际，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样的大会不仅是进行纪念活动，也是具有对刘少奇进行批判的现实意义。我们注意到，中南海周围的造反派是在这次大会召开以后才解除对中南海围困的，揪刘火线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撤销的。这都是在毛泽东干预下才得以实现的。

毛泽东认为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要对刘少奇进行批判，王力、关锋、戚本禹撰写的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就是在毛泽东审改后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发表的。[150]

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对刘少奇是可以进行批斗的，但是这种批斗也只能是背对背的批斗，而不是进行面对面的批斗。因而不论是对刘少奇从报刊上进行的批判，还是对刘少奇进行的背对背的批斗，都是为了适应文革发展的需要，推动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发展，搞好夺权、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批判乃至批斗刘少奇都要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离开这一中心而采取的行动就偏离了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发展的目标。从这里来说，不论是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对刘少奇等人进行的面对面批斗，还是造反派在中南海周围设立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的行动，都反映出虽然他们在批斗刘少奇方面积极作为，争先恐后，却对本单位的大联合、三结合表现出消极、漠然的态度。这表明他们是打着批刘的旗号，进行了过火的斗争，呈现出浓厚的“左”的色彩，偏离了文革的主要斗争方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批评、反对的。

其五，中南海内外分别召开批斗刘、邓、陶的会议。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要求在报刊上对于刘、邓、陶进行思想批判，主张对他们背靠背的批斗，反对面对面地对他们进行直接批斗。但是，中南海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由戚本禹具体操作、指挥，七月十八日及随后几天发起了对于刘、邓、陶面对面的批斗。毛泽东闻讯后批评了这件事，让周恩来、汪东兴告诫他们，不要进行面对面的批斗。

但是，这个时候中南海外的揪刘火线却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他们要对刘少奇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以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誓不罢休的态度，聚集在中南海西边、北边的大街上，敲锣打鼓，安营扎寨，已经示威了一段时间。虽然在中南海内对刘、邓、陶发起了面对面的斗争，但是中南海外的造反派是由不同派别组成并且他们之间也存在分歧和矛盾的情况下，面对如此群情激昂而又可能发生武斗行为的造反派，不论是从安全考虑还是从斗争策略上来说，都是不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把刘、邓、陶交给他们进行面对面批斗的。

这个时候如果不把刘、邓、陶特别是刘少奇交给他们批斗，他们就不解除对中南海的围困。谢富治、戚本禹出面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也没有什么效果。他们的行动不仅影响到中南海周边的交通和秩序，也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影响，还制约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摆在了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面前。

当时造反派已经在中南海外安营扎寨喧闹了半个多月，甚至还有人为此闹起了绝食，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要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来作出决定。关于这个问题，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九日戚本禹在接受调查时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中南海被困，中央没让交出刘少奇，我马上向总理汇报了，总理也很紧张，怕学生揪斗，出问题，马上召开了中央日常工作会议讨论，参加会的有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谢富治等，在会上你一言我一语的，最后总理作了几条决定：(一)8月5日在北京召开万人大会纪念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批判刘少奇。(二)中南海里面由中南海机关群众代表各单位群众批判刘少奇，并拍电影给学生看，让他们离开中南海，不要包围了。决定让谢富治去向学生宣布这个决定，以上大家都同意了。谢富治说：‘我去不行。’他让我跟他去，我同意了。总理下指示中南海内部的批斗会由我负责，北京市的大会由谢富治负责。最后我就同谢富治在中南海门前一辆大卡车上向学生们宣布了中央的决定。”[151]

关于这个问题，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有一个更详细的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1967年8月3日至4日中央文革小组又开会商量办法。总理提出一个方案，他说，8月5号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是否那天在天安门广场开个大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还有新近被打倒的陶铸。同时也在中南海开个批斗会，由警卫局、秘书局的群众参加。总理说，中南海里的人守纪律、好掌握，让他们开会斗争‘刘、邓、陶’。外面的人不许进来。与此同时，把中南海里开的批斗会在天安门广场上拉线转播，来满足群众的愿望。大家都表示赞成，就这样做出了决定，并由康生、总理报告了主席。

总理叫谢富治和我去向群众传达这个决定，并说服群众开完大会撤离对中南海的包围。我们从部队调来两部大卡车，在车上架上大喇叭，我和谢富治站到了卡车上，用喇叭向包围中南海的群众讲话。我们说，8月5日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召开一个批斗会，同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个纪念大会。中南海里斗争会的实况将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转播。听完广播后，由红卫兵和工人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批判发言，作进一步的声讨。这样内外结合，才能显示人民的力量。纪念大会结束后所有的群众都撤回原单位，把帐蓬小屋都拆除干净，以后都集中精力继续在原单位深入进行大批判，我们问这个办法好不好?学生、工人都高喊拥护中央的决定，欢呼毛主席万岁。

于是我和谢富治就分头落实，谢富治去布置天安门大会，我去布置中南海内部的批斗会。当时叫来广播局的技术人员研究怎样把中南海的会和天安门的会连起来。他们说中南海和长安街原来就有线，不用拉线，接上就行。”[152]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八月五日批斗刘、邓、陶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决定的。批斗刘、邓、陶分两个会场，一个是中南海内的会场，由中南海内部的人员参加，一个是在天安门广场，由围困在中南海周围的造反派及其他群众参加。虽然两个批斗会单独召开，各自按照既定程序进行，但是却通过有线广播将中南海内部的批斗会实况传到天安门广场，让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能够切身感受到中南海批斗会的真实情况。这样既能够防止秩序失控，保证批斗会的安全、有序进行，又满足了中南海外造反派要求批斗刘、邓、陶的迫切愿望，使得这些造反派能够及时解除对于中南海的围困，让中南海周围早日恢复到正常的秩序。

既然八月五日批判刘、邓、陶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的，但是最后却是他们的家属也参加了陪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戚本禹后来回忆说：

“在中南海开刘、邓、陶的批斗会，是经过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讨论决定的。在这个决定上，中央的领导都在上面签了字，划了圈的。但陈伯达却在文件的批示上加写了让他们的家属也一起陪斗的字样。

我看了陈伯达在批示上增加的内容，心里觉得不大好办，可我也不好反对。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刘少奇的秘书，而且她在清华大学推行资反路线，镇压群众，逼死了好几个学生，她一起挨批斗是可以的。可邓小平的夫人却不管邓小平的事。再说陶铸夫人曾志，她和主席是老战友了，井冈山的时候就和主席共过事。她在资格上是和陶铸一样的老革命，他们之间不是谁听谁的。陶铸曾经为了表现自己的党性和无私的原则，把曾志的行政级别压得很低。主席知道了，就说“马善人骑，人善被人欺”，批评了陶铸，陶铸这才把曾志的级别提了上来。再说曾志也没有参与陶铸的那些错误，她一直是希望陶铸紧跟主席的。所以我对王道明他们作了特别的交待，我说，陶铸的事和曾志没有关系，不能批判她，叫她坐着听就可以，你们要保护好她。还要跟她讲清楚，今天开这个会，是要陶铸出来答复群众提出的问题的，她的任务是保护陶铸。万一陶铸太激动了，可以去安慰他，或者突发什么病的话，就去护理他。”[153]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让刘、邓、陶的家属王光美、卓琳、曾志参加陪斗是陈伯达提出来的。戚本禹虽然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在当时境况下也是不便反对的，只好在布置批斗会时作了相应安排，以减少家属陪斗造成的负面影响。其实，不仅是在对家属陪斗上，特别是对刘、邓、陶的批斗既要安全、有序进行，更要防止武斗行为的出现，戚本禹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此作了精心的部署和安排。后来，戚本禹有一个详细的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对中南海里面的批斗会，我丝毫不敢怠慢。别以为中南海干部水平高，其中也有人挺激烈的，一旦展开面对面的批斗，就有可能发生非理性的情况。张霖之的死就是前车之鉴。不要说打坏了刘少奇，就是打了一下，他病两天，我就担当不起责任。所以，我和王良恩(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特别布置了专人来控制会议秩序。我叫文革办公室负责人王道明、矫玉山这些人都到会场。王道明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支部书记，挺得力的一个小伙子，是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我交代他，要他组织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就站在刘少奇他们的旁边，看到有人要靠近，马上把他隔开。我又与王良恩商量布置好警卫人员，万一发生武斗，随时出动，加以制止，并且马上就提前结束会议，由警卫局的负责人把他们送回家。我当时是这么说的，如果在会议上出现对立、冲突情况，或者‘刘、邓、陶’他们讲个什么话来刺激我们一下，那就有可能会发生群众性的武斗，这样就会给运动抹黑了。这时候，你们就必须出动警卫马上上去制止。群众推你们也好，打你们也好，你们都不要反抗。他们如果喊‘保卫毛主席’，那你们就喊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就是你们的任务。而且规定，不准任何一个解放军战士带武器，也不准任何一个群众带棍棒。我们的这些个布置，当时的警卫团都有记录可查。我布置好以后，立刻向总理、陈伯达、江青都作了报告。他们都同意，总理尤其满意由王良恩掌握警卫，防止武斗。王良恩为此还专门打长途电话，去向身在毛主席身边的汪东兴作了汇报。”[154]

从戚本禹的回忆可以看到，由于中南海的会议是面对面的批斗会，戚本禹又是受命组织这个会议的，为了防止意外情况的出现，对此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设计了各种预案。他还将会议的筹备情况向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作了报告，中办副主任王良恩还向跟随毛泽东南巡的汪东兴通过电话作了汇报。周恩来等在京中央领导人是同意这样安排的，汪东兴是否将批斗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又是什么意见呢?戚本禹没有说。

我们目前也没有发现毛泽东在这方面表态的文献资料。不过，从逻辑上来说，像召开对刘、邓、陶进行面对面的批斗会，虽然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集体作出的决定，但是从周恩来一贯的行为方式及党内程序上来看，即便碰头会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周恩来也不会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冒然付诸于实施的。从这里来说，他们召开对刘、邓、陶进行面对面的批斗会似是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或认可。当然，这只是逻辑上的分析，尚未得到文献资料上的证明。这里的问题是，本来毛泽东是反对进行面对面批斗的，为什么这个时候又同意了他们的作法呢?

我们认为，虽然毛泽东不同意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进行面对面的批斗，但是中央文革碰头会处于安抚造反派的情绪以及解围中南海的考虑，在周恩来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同时为了维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又对批斗会作了精心的部署和安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从大局出发，尊重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决定，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他们召开对刘、邓、陶面对面的批斗会。当然，这个判断还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印证。

正当戚本禹、谢富治分别筹备中南海面对面批斗会和天安门广场背靠背批斗会的时候，围困在中南海周边的天、地两派围绕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大会出现了严重分歧，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做两派的思想工作，处理他们的纷争，让他们联合起来召开大会。

八月四日晚，天派的联络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号称有二千五百多个群众组织共七十三万人参加的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大会。大会进行当中，出现了地派一些组织前去冲击会场进而双方发生武斗的现象。为了调解北京高校在揪刘问题上的矛盾，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于八月五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两大派的代表开会，并商定八月五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两派联合召开声讨刘少奇大会。谢富治传达中央指示：今天大会后，各单位的队伍都撤回去，不要再留在中南海周围了。会议期间，关锋、戚本禹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说：“现在冲中南海不是时候，条件不成熟，搞不好会闯祸，各单位撤回吧。”[155]

做好两派的工作后，中南海内部的批斗会与天安门广场的大会同时进行。通过有线广播将中南海批斗会的实况向天安门广场转播，关于八月五日中南海批斗刘、邓、陶的会议，当时负责这次批斗会的戚本禹后来是这样回顾的，他说：

“开批斗会的时候，我在中央文革的办公室里掌握全局，王良恩、王道明等每十几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现场的情况。而在整个批斗会的进行过程中，总理也派人从头到尾地在现场观察。我们也是十几分钟向他和陈伯达、康生、江青汇报一次。

中南海批斗会，事实上是很平和的，整个会场上，没有出现武斗场面。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都在现场拍摄了新闻片。在批斗刘少奇的会上，有个青年女干部用语录本要往刘少奇的脑袋上拍，因为距离远，没拍准。马上就有警卫上前制止了。在整个批斗会上也就是声色俱厉的口水仗，刘少奇也没有讲什么话，他知道这种时候他讲话也没有用。而发言的人也都是按照事先准备的提纲发言。刘少奇平时对下面的人比较冷漠，所以包括他的秘书、服务员也都很起劲地参加了批斗。

批斗邓小平的时候，我布置了让他坐着参加。因为主席讲过，刘、邓要分开，应该把邓与刘区别对待。所以邓小平是一直坐着听大家对他的批判的。

在批斗陶铸的时候，控制就差一点了，陶铸和群众发生了顶撞。当时我把防范的重点都放在刘少奇那边了。但在陶铸那里虽然有顶撞，也没有进一步的武斗情况。”[156]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中南海对刘、邓、陶进行面对面批斗的过程中，不仅对会场作了周密的安排，还派专人严密监控会场批斗状况，随时准备应对意外事件的发生。这表明虽然对刘、邓、陶进行了面对面的批斗，但是对于这次批斗会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不仅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和防范，对他们的人身安全进行了重点保护，也是在保证不发生差错的情况下才进行的。

这次批斗会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奉命组织的。虽然他没有直接出面参加批斗会，是让邓小平坐着而不是站着接受批斗的，但是具体指挥批斗会的戚本禹还是给邓小平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在文革被否定以后，清查、打击、审判踊跃参加文革的骨干分子的时候，尽管戚本禹组织刘、邓、陶的批斗会和揪回、批斗彭德怀以及批斗张霖之都是奉命行事的，但是邓小平还是指示审理戚本禹案的承办人要对戚本禹进行加重处理，戚本禹就是这样被判处十八年徒刑的。[157]

中南海内对刘、邓、陶面对面的批斗会通过有线广播传到天安门广场，沟通了两个会场的联系。天安门广场同时举行纪念《炮打司令部》写作一周年、声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会。[158]与此同时，八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一年前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配发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进一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恩来到天安门参加了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大会。[159]

八月五日以后，围困中南海的各路造反派陆续撤回，但揪刘活动并未马上停止，许多造反派组织的揪刘活动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八月九日，陈伯达在中南海西门外看见还有不少造反派组织没有撤离，他在一个署名工建革联揪刘指挥部的群众组织门前停下，问他们：“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撤?”回答是：“不知道。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我们就是不撤!”后在陈伯达的要求下，才勉强同意撤。在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一再要求下，大约在八月十日左右，揪刘火线终于撤除，喧闹了一个多月的府右街、文津街等处开始安静下来了。

后来还有一些在京造反派组织了揪刘联络总站，在中南海周围进行了揪斗陶铸的活动，又成立了农口斗邓(子恢)、斗廖(鲁言)、批谭(震林)联络站，但是在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做工作和要求下，最后都撤回去了。其实，那不过是围困中南海的余波罢了。[160]

由此我们看到，在造反派业已围困中南海多时，不把刘少奇揪出批斗誓不罢休，甚至有人为此绝食，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又难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经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决定，对他们进行了保护性批斗，分设两个会场，由中南海内部人员对刘、邓、陶进行面对面批斗，将批斗实况转播到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塈声讨刘少奇的群众大会。这种安排既满足了群众批斗刘少奇的强烈愿望，又保证了他们的人身安全，撤销了揪刘火线指挥部，解除了造反派及其他群众对中南海的围困。从斗争的过程来看，中南海内进行的面对面批斗会，场面虽然比较激烈，但是批斗是在按照安排有序进行的，并没有发生武斗的行为。通过这种变通的方式，最终说服了造反派，解除了他们对中南海的围困。

其六，关于戚本禹在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和批斗刘、邓、陶方面的责任问题。

从我们现在获得的资料来看，戚本禹具体部署、指挥了中南海内部对于刘、邓、陶的面对面批斗。不论是七月十八日还是八月五日的批斗，戚本禹都是卷入其中的。不同的是，八月五日的中南海批斗会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后，由戚本禹具体执行的。

客观说来，造反派到中南海周围掀起声势浩大的揪刘运动，要求面对面揪斗刘少奇，甚至要把刘少奇赶出中南海，并非是戚本禹个人发动起来的。开始的时候，陈伯达也是对造反派的行动予以支持、赞成的。[161]从戚本禹对这个事件的态度来看，他是支持批斗刘少奇的，但是造反派在中南海周边安营扎寨，不仅要面对面地批斗刘少奇，还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似乎又出乎他的预料。戚本禹确实奉命劝说过造反派，但是在造反派已经行动起来以后，凭着青年人的任性，信心十足，激情迸发，在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前，又是难以被轻易说服的。从这里来说，戚本禹虽然为制止事态恶化作了一些积极的工作，但是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也是情有可原的。

从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到在外边进行安营扎寨，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对这件事及时预警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是等到事情闹大形成规模效应以后才采取行动，致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对此，中央文革小组的在京成员是有责任的。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支持、默许、纵容造反派的行动，就要为此承担更大的责任。王力、关锋、戚本禹特别是戚本禹与造反派学生的来往特别密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北京的造反派学生一直都和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江青和文革小组有什么指示，常常是由我去向他们说的。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也经常会来找我商量。”[162]因而王、关、戚特别是戚本禹对这个问题的发生负有更大的责任。

在北京造反派围困中南海以及批斗刘、邓、陶的问题上，戚本禹的责任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应该承认，戚本禹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做过造反派学生的工作，特别是他在周恩来指示下，奉命劝解围困中南海的造反派学生要撤离中南海周边、不要对刘少奇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上，确实做了有益的工作。虽然他与造反派的联系比较密切，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往往是通过他来向造反派传达的，但是我们注意到，不论是造反派要求批斗刘少奇还是在撤离中南海的问题上，戚本禹对他们的工作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效。这里固然有造反派年轻气盛、意气用事的因素，但是也是与戚本禹个人的认识存在密切联系的。

从当时文革斗争的形势来看，在报刊上进行理论批判是必要的，也可以对刘少奇进行背靠背批斗的，为此毛泽东作出了指示，也同意这样做。[163]但是为了批斗刘少奇采取大规模的方式集中力量来围困中南海，将主要力量用在面对面对刘少奇进行的批斗上，则是偏离了文革发展的大方向。当时文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夺权以后，通过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工作。但是，血气方刚的造反派却对于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熟视无睹，而是热衷于对刘少奇进行面对面的批斗，将主要力量对准已经成了“死老虎”的刘少奇。这样势必会影响到文革的部署，转移斗争的大方向，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不少困难。

戚本禹的责任在于，当着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严重偏差的时候，他却不仅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更没有采取措施来纠正造反派的错误，反而还在与造反派的接触中动员、鼓励他们这样做。由于他是与造反派接触密切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因而他的话不仅契合了造反派的心意，还引导了他们行动的方向，对于他们的造反行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没有像周恩来做的那样，当造反派红卫兵领袖蒯大富等人八月五日提出“现在是第三次大串连的阶段，北京的学生要到全国去串连”时，批评他们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说中央没有这样的估计，告诉他们现在是大批判、大联合的形势了。[164]其实，周恩来不仅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此前还针对造反派的狂热行为反复强调这个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开导、劝告造反派要去完成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而不能按照个人的意愿去行事。

戚本禹却不是这样。他没有从当时文革发展的大势出发来解决造反派存在的问题，对毛泽东、党中央反复强调的大联合、三结合的重要指示熟视无睹，这样就难以及时发现造反派所犯的错误，批评、纠正他们的错误也就无从谈起了。不仅如此，这个时候他还对于造反派的错误行动予以同情与支持。他可能不明白，此一时彼一时也。在文革刚刚发动的时候，造反派虽然势单力孤，力量薄弱，却代表着文革的发展方向。他们在斗争中遭到了走资派、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为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就要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因而此时支持造反派是必要的。但是，当着造反派大规模地围困中南海以及要求面对面地批斗刘少奇的时候，他们的行为逐渐偏离了文革的发展方向，在斗争中出现了严重错误。这个时候就要及时批评造反派，纠正他们的错误，使他们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遗憾的是，戚本禹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从资料中可以发现，不论是造反派围困中南海，还是在中南海内部组织对刘、邓、陶面对面的批斗会，戚本禹都对造反派说过一些鼓动性的话。虽然这些话是在具体场景下讲出来的，有时还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为了拉近与造反派的距离，以便于对他们做思想工作，但是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在这个过程中戚本禹并没有主动地、自觉地在夺权、大联合以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对于造反派进行引导与批评，将他们的造反行动有计划地引导到这个方向上来，集中力量对准仍然在兴风作浪的“活老虎”，而不是将主要斗争目标指向已经成了“死老虎”的刘少奇。

遗憾的是，戚本禹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对于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的行动抱着支持、赞赏的态度。因而我们说造反派围困中南海以及批斗刘、邓、陶的行动虽然不是戚本禹挑起来的，但是他并没有及时发现造反派的错误，扭转他们斗争的方向，还在不约而同地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就不能不是他的责任了。作为与造反派学生联系最为密切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虽然戚本禹也冠冕堂皇地讲过一些从大联合、三结合来处理问题的话，但是却在他的言行中不占主导地位，更没有采取具体、有力的措施来加以落实。这些话随后又被他处理造反派诉求的时候讲过的那些激进话语迅速冲淡了。这样他的责任也就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戚本禹处理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和对刘、邓、陶的批斗，不过是王、关、戚处理造反派对领导干部批斗中的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戚本禹这个时候存在的问题，也在王、关、戚处理类似事件中同样存在着。当然，这还需要更多史料的进一步证明。

6)王、关、戚问题的简结。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王、关、戚这三位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不论是在文革前的文化革命过程中还是文革全面发动以后，都是积极投身于运动中的先锋人物。他们的问题出现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特别是在处理两派分歧与矛盾、“揪军内一小撮”、外交部夺权以及围困中南海和批斗刘、邓、陶的事件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他们在解决两派、造反派与干部、造反派与军队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这些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倾盲动错误。

本来，他们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中央处于指导文革的中枢位置，不仅能够第一时间获悉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最新指示，还掌握全国文革的发展动态，具有将毛泽东的文革指示迅速传达、落实下去的职责，但是他们却在实际行动中违背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没有将重点放在大联合、三结合上，反而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仍然一味地鼓励造反派进行斗争，犯了严重错误。这是令人遗憾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两派之间、造反派与干部及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矛盾错综复杂，文革形势走向激化朝着动荡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化解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防止局势失控，就成为文革面临的迫切任务。这种状况的出现，虽然是因夺权引发的，却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在这个阶段的不同时期“左”、右的影响又是不一样的。与文革发动之际、全面夺权阶段初期，右的压制阻碍文革不同，进入一九六七年五月份以后，“左”倾盲动已经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可是，王、关、戚不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更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来予以纠正，反而还在为“左”倾盲动行为加油助威。这样他们就对极“左”行为的出现与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实际行动中破坏了毛泽东、党中央的文革部署。

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要及时采取适宜的政策、策略，对变化的形势提供指导。王、关、戚的问题在于，他们在夺权以后没有将工作重点放在大联合、三结合上;在局势走向动荡的时候，没有及时制止、纠正造反派的“左”倾盲动行为，反而还在为他们摇旗助威。由于他们具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特殊身份，与造反派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他们所犯的错误对文革造成的消极影响也就越发严重。

④ 对王、关、戚问题的处理及其原因分析。

前文我们阐述了王、关、戚问题出现的基本概况。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在言行中严重违犯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政策，对当时“左”倾盲动错误以及形势的恶化负有重要责任。因而对他们进行处理，就成为纠正“左”的错误的重要环节。

1)对王、关、戚进行隔离审查。

对王、关、戚进行处理是分两步走的。先是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对王力、关锋进行了隔离审查，而后又于第二年一月中旬对戚本禹进行了隔离审查。那么，对王、关、戚进行隔离审查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其一，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对王力、关锋的隔离审查是由于关锋起草了《红旗》杂志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八一社论，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了鼓动夺权外交部的王八七讲话，进而外交部被夺权，又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以后才引发的。这两件事在文革形势处于严峻、混乱的情况下，极大地助长了“左”倾盲动情绪的发展，使得形势的发展走向了失控的边缘。有人还趁机提出了“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等论调。在北京再度发生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外交方面的各种事件，不过是他们为最终打倒“旧政府”所采取的步骤之一。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的警觉。

二十三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大火刚被扑灭，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封闭副部长们的办公室、造成外交工作失控，是目无中央;火烧英国代办处表明已不能控制局面，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周恩来表示，对这件事，还要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向毛泽东报告。[165]

周恩来气愤地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夺外交部权)，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我在你们心里没有威信。中央文革与我之间，你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又说：七二〇事件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都不对。什么“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权政权”，完全不对。本日，周恩来还连续同外交部联络站、北京外国语学院代表和外办、外交部负责人谈话。[166]

对于目前发生的严重事态，周恩来决定立即向毛泽东汇报。当时毛泽东在上海，这个时候陪同毛泽东南巡、负责毛泽东和中央联络的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回到北京。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刚开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周恩来，单独约见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周恩来特别提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指出：这个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并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宣传上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谈完后，周恩来把一份王力八七讲话交给杨成武，要他转送毛泽东看。[167]

周恩来后来对外宾说：“在一九六七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杨成武在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168]

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听了杨成武对王力八月七日发表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和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杂志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八一社论等情况的汇报后，认为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谈到戚本禹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五日会议情况的汇报。谈到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时，毛泽东说：那些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九月二十二日上午，途经郑州，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纪登奎、王新等汇报工作。毛泽东说：抓军队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169]

从中我们看到，在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以及围困中南海的严重事件以后，周恩来将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主持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八一社论委托杨成武向毛泽东报告，表露了对形势发展下去的沉重忧思，说出了不能动摇中央的领导和解放军的话。这显然是针对王力鼓动造反派向外交部长陈毅夺权和关锋主持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所掀起的极“左”思潮的。毛泽东在此前后的讲话、谈话中，已经对于外交部夺权和“揪军内一小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这方面，他和周恩来的态度是一致的。这是因为极“左”思潮已经严重破坏了文革进一步发展的缘故。

从杨成武的回忆看，毛泽东听了他的汇报以后陷入了深思，心情是沉重的，他要对这个问题慎重思考以后再作出决定。经过一夜的思考，毛泽东决定对王、关、戚进行隔离审查。为了防止孳生事端，及时、果断、准确地将此事予以处理，他要杨成武准备好了飞机后再回来，亲笔记下了他的话，又将记录过目以后才要杨成武去执行。但是，在杨成武走出客厅以后，毛泽东又将他叫了回来，告诉他对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看能不能分化出来，改正错误，转变过来。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在对王、关、戚问题处理上的复杂心态，既是痛心的，又是坚决、果断、讲究策略的，是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才作出的决定。

杨成武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飞返北京。十二时四十分，在钓鱼台五号楼，杨成武向周恩来逐字逐句地报告了毛泽东关于王、关、戚的处理决定。随后，他又奉周恩来之命，飞赴北戴河，向林彪通报了毛泽东关于处理王、关、戚的决定，然后返回北京。[170]

当晚，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周恩来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随即,他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杨成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171]

八月二十九日凌晨，杨成武乘专机返回上海。下午，在虹桥宾馆，向毛泽东汇报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五日会议情况。[172]

我们看到，杨成武向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对于王、关、戚的处理决定后，由于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对他们采取措施以前，从程序上考虑，周恩来还是让杨成武飞往北戴河，向林彪通报了对他们的处理决定。而后，在二十六日晚周恩来才主持会议对王力、关锋进行了隔离审查。处理完毕以后，杨成武又飞返上海，将处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关于召开会议处理王力、戚本禹的情况，当时身临其境的戚本禹在后来有一个详细的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当晚，在钓鱼台16号楼，由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参加的人有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没有叫王力、关锋参加。会上，总理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批评了王力、关锋。说他们的主要错误，一是鼓动在外交部的夺权，外交部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这事关系到国家的声誉和形象，王力说红卫兵可以夺外交部的权，是非常错误的;二是《红旗》杂志两篇的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接着总理当场宣布了主席的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对外则称‘请假检讨’。

随后江青对我说，你去叫王力、关锋来开会。我让秘书去15楼通知关锋过来开会。我自己跑到16号楼的楼上去接王力下来。王力的腿伤还没有好，不能走路，我用轮椅推着他到了楼梯口，然后搀着他一步一步走进会议室。

在向他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会议的决定以后，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对他们的错误作了批评。陈伯达见到问题严重了，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便说这两篇文章他都没有看过，是王力、关锋擅自决定发表的。关锋在会上说，那两篇文章是他叫《红旗》杂志编辑林杰，根据他和王力的意见起草的，然后他和王力作了修改审定。他们应该为这个错误承担责任。但他说，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有一点是要讲清楚的，这篇文章是经过陈伯达批准才发表的，而不像伯达同志说的是他们擅自决定发表的。可是陈伯达不承认，他说：‘毛主席说我是刘盆子，人家早就把我当刘盆子啦。我根本就没看过这篇社论，他们就发了。’关锋就说，这文章明明就是你签发的，而且你还在上面作了一些文字改动，在稿子上还有你亲笔加的一句话，‘举起你的双手，迎接阶级斗争新的大风暴吧!’你怎么都不记得了呢?

于是总理就当场叫人去把原稿调来，可原稿被陈伯达拿走，找不见了。总理又叫他的秘书到陈伯达办公室找，结果找来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陈伯达在审稿时写的字，而且陈伯达还写了‘照发’的批语。这下子陈伯达没办法了，就又推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糊里糊涂的，忘了。

尽管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大家也明白，这件事在当时是不能让陈伯达来承担责任的。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把他拿下来，震动就太大了。所以，总理就在会上说了，看来这个文章是经过伯达同志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头脑不清楚，也情有可原。关锋、王力同志当时应该把文章交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关锋、王力同志仍负有主要责任。

接着又讨论了王力的‘八七讲话’。

王力在会上否认他说过‘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这些话。总理就把那天外交部作的传达记录和红卫兵的小报都调来，有的材料上面有这话。虽然也可能是记录的夸大记忆，但毕竟是已经在外面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随后，江青就叫我把他们两个带离会议室，送到总理、江青叫我预先为他们准备好的钓鱼台2号楼进行隔离审查。当时钓鱼台2号楼是空着的，我就把他们两个安排在了那里。去前，我特意问了总理，给他们两个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我把王力和关锋安排好之后，又回到了会议室，向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等汇报了安排的情况，和他们两人表示愿意认真检讨错误的态度。总理对我说，你有空经常去看看他们，关心一下。随后总理就离开了会议室。康生和陈伯达也跟着走了。等他们都离开之后，江青突然号啕大哭起来了，哭得很伤心，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和我都感到十分惊讶。姚文元也跟着落了泪。”[173]

戚本禹不仅是现场的目击人，又亲自参加了对王力、关锋的处理工作，他的回忆还原了会场的一些场景，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当时处理王力、关锋的一些具体情节。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周恩来是在首先召开小范围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处理决定以后，才让王力、关锋参加会议的。王力、关锋的问题也主要是围绕王八七讲话和关锋主持起草“揪军内一小撮”的八一社论展开的。王力进行了辩解，说他没有讲过那样的话，但是外交部造反派以及红卫兵的小报上的文字就有这方面的内容。至于关锋主持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关锋并没有否认，只是说社论是要《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签发后才能发表的。在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他固然存在错误，但是社论得以发表造成那样大的影响并不完全是他的责任。在这方面显然陈伯达负有更大的责任。

从中可以看到，虽然陈伯达对此予以了否认，还拿走了他签发的原件，但是调查以后证明这篇社论是在陈伯达审改、签发以后才发表的。陈伯达虽然找了不少借口，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大家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从文革发展大局以及斗争策略考虑，虽然陈伯达签发了这篇社论，对社论的发表负有直接责任，但是“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毕竟不是他起草的，也不是他在里面加进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内容，同时他也没有像王力、关锋、戚本禹那样与造反派存在着密切、直接的联系，对于造反派中极“左”思潮的出现造成重要影响，因而就没有追究陈伯达的责任，而是由关锋等人承担了主要的责任。

我们注意到，戚本禹问周恩来对于王力、关锋什么待遇的问题，周恩来说，他们还是首长待遇，还让戚本禹有空常去看看他们，关心一下。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处理王力、关锋的问题，还是把他们当作党内错误来处理的，从性质上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至于杨成武回忆中毛泽东对他说的王力、关锋不是好人、要抓起来的那些话，如果不是杨成武加入了个人感情色彩，那么就是毛泽东的激愤之词。这从后来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戚本禹说：“实际上主席对王力、关锋究竟是怎样说的，也有不同的说法。徐业夫(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引者注)告诉我，他听主席说，王力、关锋二人犯了错误，要反省。”[174]

这里令人意外的是，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走后，江青突然号啕大哭起来，而且还哭得很伤心。这让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和戚本禹都很惊讶，见此情景，姚文元跟着也落了泪。江青为什么这个时候动了感情，如此悲伤乃至于当着众人的面号啕大哭呢?

当然，江青当过演员，口直心快，是性情中人，容易动感情，喜怒哀乐往往表现在脸上。抛开这方面的因素外，还是因为王力、关锋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文革发动及其发展过程中，起草文件，撰写文章，摇旗呐喊，宣传鼓动，深入群众，支持造反，冲锋陷阵，处于斗争的第一线，是做了不少工作的。现在因为犯了错误被隔离审查，作为共同进行文革的同事，江青心理上还一时难以接受这个现实。

同时，鉴于文革从发动到进行过程中，在党内外遭到了重重阻力。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毛泽东领导下，顶着巨大压力进行工作的。王力、关锋这两个奋斗在第一线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被处理以后，可能会引起进一步的反弹，致使中央文革小组的声威受到影响。她不会忘记，二月逆流就是党内高层有人乘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机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上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猛烈攻击的。[175]这次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戚本禹被责令检查，中央文革小组在以后的工作中可能会遇到更大的阻力。

江青的痛哭不仅是真情的流露，也是她对于中央文革小组以后在指导文革发展上出现的某种隐忧。在当时尖锐、复杂的斗争情况下，这往往又是难以言传的，因而痛哭就成为江青表达忧思、情绪宣泄的方式了。后来戚本禹从秦城出狱后，将江青号啕大哭以及说关锋对文革有功的话告诉了关锋，关锋听后心情沉重地说，他相信江青的哭和对他的肯定是真实的，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这么长时间，还是有感情的。[176]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北京发生了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以及围困中南海的事件后，周恩来委托杨成武向毛泽东转报了王八七讲话和关锋主持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八一社论，在毛泽东慎重考虑后才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的。当时对戚本禹暂缓处理，还是想争取戚本禹，使他能够转变态度，改正错误，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那么，戚本禹此后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其二，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戚本禹的态度变化。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给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戚本禹造成了巨大震动。因为王力、关锋、戚本禹常在一起工作，起草文件，写文章，处理各地造反派的问题，彼此之间的联系特别密切。用戚本禹当时的话说，王力、关锋出了事，他是“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了。[177]从这里可以看到，戚本禹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心情是沉重的。

戚本禹后来也回忆说：“那时，江青也对我说，这次你高兴了，没有你的事了。但你也要注意哩。这次你得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让你躲过了一劫。我看到当时江青很为我躲过一劫而高兴。”[178]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不久，周恩来、江青就建议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个检讨，[179]戚本禹觉得自己也应该这样做，于是九月四日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检讨信。在信中，戚本禹诉说了自己沉重的心情，检讨了所犯的错误。他说：

“最近以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关锋、王力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王力同志在外交问题犯错误，就同我有关(事由我起)……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许多问题。……我真怕什么时候自己不争气，离开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给革命造成损失。……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他叫春桥同志和我去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180]

戚本禹还进一步检讨了他们所犯错误的表现形式，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他说：

(一)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

他还在信中表示：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九月七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181]

从中可以看到，戚本禹在检讨信中说了王力、关锋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左”倾盲动主义，具体表现在错误地估计了全国形势、错误地估计了解放军、怀疑一切，根源则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听不进不同意见造成的。而且检讨了他们所犯的一些错误就与自己有关，表示以后要努力改造自己。

从毛泽东的批示来看是温和的，仍然称王、关、戚为同志，说了犯些错误可以引起深思的话，希望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还要戚本禹在便时将这些话告诉王力、关锋。这表明即便对王力、关锋进行了隔离审查，毛泽东还是把他们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的，对他们也是寄予希望的。但是，毛泽东对于戚本禹检讨信的批示传回北京后，周恩来在批件的处理上却是另一种态度。对此，戚本禹后来回忆说：

“我把主席的批示拿去给总理、康生、陈伯达和江青都看了。他们也都在上面画了圈，但都没写什么。只有总理写了个‘阅’字。但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以往只要主席作出了批示的文件，总理都会马上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的，可这次总理没有。

我问江青，是不是可以把主席的批示给王力和关锋看。江青说，你拿去给他们看好了。我说，我一个人去恐怕不合适，是否叫个人陪我一起去?江青说，让春桥陪你一起去吧。于是我就和张春桥一起去了。王力、关锋看了主席的批示，都感到非常高兴。”[182]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虽然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对毛泽东的批示画了圈，但是除周恩来批了一个“阅”字外，其余三人都没有写下批注。这说明他们在王、关、戚的问题上是慎重的。周恩来即便批了一个“阅”字，却也没有像以前那样迅速将毛泽东的批示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则是耐人寻味的。这种处理方式让戚本禹也觉得不可思议。由于他是当事人，不便对此说什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周恩来对于王、关、戚问题的态度。

毛泽东在批示中要戚本禹便时将相关内容告知王力、关锋，于是戚本禹在请示江青同意以后，为慎重计还是请江青派一个人和他前往。江青就让张春桥和他一起向王力、关锋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这说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以后，在处理与他们的关系上，戚本禹是很谨慎的。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以后，对戚本禹的打击是很大的。这不仅从前文他致毛泽东的检讨信中可以看到，也在他后来的回忆中得到了证明。他说：

“自从王、关被隔离，我就有一种无所事事的感觉了。我很少出去，有些会议我也不去参加，省得别人有想法。这时张春桥对我说，你错了，越是这种时候，你就是要出来亮相，这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才不好落井下石。王、关被隔离后的第一次中央召开的群众大会，我没去参加，外面马上就贴出标语：打倒‘王、关、戚’。以后的会议我去参加了，外面的标语就没有‘戚’了。所以，从那以后所有的会议我都去参加，一直到我被打倒。”[183]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他确有一种夹着尾巴做人的感觉。为了减少别人的敌视和攻击，他不仅很少出去，甚至有些会议也不参加了。张春桥毕竟有着党内斗争的丰富经验，劝他不要这样，要积极行动起来，防止有人借此对他落井下石。这个时候戚本禹也有了切身感受，有人见他没有出席会议，就趁机贴出了打倒他的标语。他出席会议以后，打倒他的标语就没有了。于是，他不仅参加所有的会议，而且也积极行动起来了。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戚本禹还参加了《红旗》杂志的编辑工作。[184]一九六七年国庆前，在文件的起草上，中央文革碰头会还对他们的工作作了分工：张春桥起草林彪的国庆讲话;姚文元起草国庆社论;戚本禹负责整理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谈话。[185]

从中可以看到，戚本禹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虽然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却仍然像以前那样进行工作，参加活动，还抓起了《红旗》杂志的编辑工作。遗憾的是，虽然他在致毛泽东的检讨信中也说王力、关锋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是在随后的工作中，他自己却仍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在处理造反派的问题上向着大联合、三结合的方向发展，反而还在处处为造反派鸣不平，表达他们的诉求。戚本禹后来在回忆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各地的造反派当然都是听中央文革的，他们有什么事情都来找中央文革反映、汇报。因为他们很清楚，中央文革是支持他们的。

北京的造反派学生一直都和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江青和文革小组有什么指示，常常是由我去向他们说的。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也经常会来找我商量。”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以后，我就处在矛盾的焦点上了。因为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当时的主要工作在上海，而上海的文革运动又是毛主席亲自过问和领导的。于是我就无形中成为各地造反派向中央反映诉求的主要渠道。整天为他们所受到的打击鸣不平。”

“在王力、关锋被审查后，原来去找他们两个的造反派都转过来找我了。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和要求，都通过我来写了文件或简报送上去。所以当时陈毅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但陈毅说的‘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就有些不实事求是了，当时的党心、军心、人心是两大阵营、阵线分明，不能一概而论。等到我也被隔离审查之后，那造反派得到的支持就少了。本来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谈判中，造反派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现在他们也只好妥协了。这样各地实现大联合、实行三结合，进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就比较顺利了。”[186]

本来，进入全面夺权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但是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许多地方就是建立不起来。虽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作为与造反派保持密切关系的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其中的王、关、戚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更没有主动、自觉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当然是要对此负有重要责任的。即便是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戚本禹在检讨信中也说他们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是却没有能够真正汲取教育，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仍然在为造反派摇旗呐喊，为他们的遭遇鸣不平，以他们代表的形式出现在中央领导层中。这样就与当时文革发展的要求出现了严重矛盾，成为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绊脚石了。

至于陈毅说的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戚本禹自己也认为陈毅说的并非没有道理。这并非是陈毅有意与戚本禹过不去，而是由戚本禹在造反派中的影响力所决定的。在对造反派特别是对北京造反派的影响上，戚本禹要比王力、关锋大得多，况且这个时候戚本禹仍然在为造反派的行为摇旗呐喊。其实，这也不是陈毅的个人看法，而是在党内、军内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又一次把戚本禹给端了出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周恩来得知住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大区和省、市负责人被造反派抓走游斗后，指示傅崇碧等派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还指示把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送到卫戍区部队一安全住所，并嘱要严格保密。江青等连续两天在会上当着周恩来的面向傅崇碧逼问这些人的下落。[187]

在他们的追问下，傅崇碧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不讲出事情的真相。恰巧这个时候，毛泽东有事找傅崇碧，傅崇碧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毛泽东向傅崇碧询问北京的文革发展状况时，傅崇碧趁机把周恩来布置转移这些高级领导干部的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傅崇碧忙说：主席,可不能说是我说的。为转移老同志的事，我挨批挨得够呛。毛泽东问傅崇碧是谁批他时，他说：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毛泽东告诉傅崇碧，不要怕他们。

毛泽东表态后，傅崇碧才在钓鱼台会议上说，是毛主席让他这么办的。傅崇碧讲这话的时候，周恩来就在现场。因为这件事是周恩来布置的，事先并没有请示过毛泽东，可是傅崇碧却说是奉毛泽东的指示才这样做的，搞的周恩来一时不明就里，误以为傅崇碧是为了搪塞中央文革小组的质询才有意这样说的。会议结束后，傅崇碧走出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周恩来跟了上来，对傅崇碧说：坐我的车走。上了汽车，周恩来的神色很严肃。等汽车开出钓鱼台，周恩来问：你今天是怎么搞的?等傅崇碧把事情的原委说明后，周恩来才一下子释然了。[188]

这是在董保存著的《杨余傅事件真相》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述。这里有疑问的是，在董保存著的《杨余傅事件真相》中，毛泽东问是谁批傅崇碧的时候，傅崇碧将戚本禹给端了出来。而傅崇碧在他的回忆录中却说，是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没有具体提及戚本禹的名字。傅崇碧还回忆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如果有人再为这件事批你，你就说是我让你这么办的。[189]那么，到底哪一个版本的记述才符合真相呢?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弄准了时间，才能够判断出这件事对于戚本禹倒台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杨余傅事件真相》和《傅崇碧回忆录》中，都没有交待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可是不论在《周恩来年谱》，[190]还是在《毛泽东年谱》中，[191]却都把这件事(即毛泽东表态同意周恩来的作法)发生的时间确定为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们认为两个年谱对于这件事发生时间的记载是错误的。

这是因为，毛泽东从七月十四日离京南下到九月二十三日回京前，一直是在武汉、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之间，期间没有回过北京，在上海住的时间最长，整个八月份都是在上海。[192]从《杨余傅事件》、《傅崇碧回忆录》的记述来看，这件事是傅崇碧在北京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的，而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并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傅崇碧向毛泽东直接汇报以及毛泽东肯定周恩来的作法这件事，在他的文革回忆中占有重要地位，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是记忆犹新的，不会出现错误。既然这样，在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又怎么会出现傅崇碧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的事情呢?因而我们认为两个年谱关于这件事时间的记载是错误的。

经过考证后，我们认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在毛泽东九月二十三日回到北京至一九六七年一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前的某一天。戚本禹后来也回忆说，应该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底到十月间的事。[193]当然，确切的时间还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公布。

从考察中可以发现，这两个版本都说傅崇碧是出于顾虑才没有说出江青名字的，在这方面的记述上两个版本是一致的。固然因为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傅崇碧在提及江青的名字时有顾虑，但是陈伯达、康生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在中央文革小组担任领导职务，在党内的地位比江青还要高。这样在毛泽东发问下，傅崇碧会隐讳江青而直接把陈伯达、康生这两位对文革有着重大影响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给端出来，让他们来对此负责任吗?这是令人生疑的。因而合理的解释是，在当时背景下，当毛泽东问傅崇碧是谁批他的时候，傅崇碧不便于说出陈伯达、康生、江青的名字，而戚本禹又与造反派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还在为造反派发声，于是就阴差阳错地把戚本禹给端出来了。从这里来说，董保存的记述显然更符合历史真相，而傅崇碧在回忆录中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却讳言了戚本禹的名字。

傅崇碧在回忆录中出现这样的讳言也是不难理解的。这也许是因为他在毛泽东面前将戚本禹端出来的愧疚，也许是不愿意在回忆录中将他避重就轻把责任归疚于戚本禹的作法重现出来，致使人们对他个人的品格产生疑问，因而才在回忆录中再没有提到戚本禹的名字，反而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这两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给端了出来。这样就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愧疚，在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后，傅崇碧和杨成武因为查询鲁迅手稿的事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时，戚本禹从傅崇碧的眼神看出，他是同情自己的。问完话以后，傅崇碧临走时还对戚本禹说了“谢谢你”这样对于被提审的人不会说出来的话。[194]

戚本禹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回忆道：“只是我一直不知道，傅崇碧竟能在主席面前张冠李戴地把我给端了出来。傅崇碧跟我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中帮他办了不少事，解决了很多难题。不然他也不会向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的。我想，他也不是故意要害我，他也是没有办法。自从王力、关锋被审查后，我做事就一直很谨慎，很低调。所以我不可能像他所说，在追查各地走资派大员住处的会上去批评他的。批评他的是江青、康生，他却把这些问题全栽到我的头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没讲过一句话。后来傅崇碧在秦城监狱对我那么客气，恐怕也与他亏心地向主席反映情况时拿我来顶替江青、康生有关系。

这件事情我估计引起了主席对我的不满。但这是不是就是毛主席批准审查我的主要原因呢，我不得而知。但至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吧。”[195]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他和傅崇碧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是傅崇碧却将江青、康生追查的事安到他的头上。傅崇碧在秦城监狱对他那么客气，恐怕就与此有关。戚本禹倒是不计前嫌，对于傅崇碧的作法表现出谅解的态度。这件事本来与戚本禹无关，是江青、康生他们造成的，但是傅崇碧却在毛泽东面前却将戚本禹端了出来。这自然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成为戚本禹倒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追问傅崇碧转移被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以及毛泽东对此进行表态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以后至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前的某一天，极有可能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底至一九六七年十月间的这个时间段内。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戚本禹也写出了书面检讨的情况下，毛泽东从傅崇碧的汇报中得知，戚本禹仍然支持造反派的激烈行动，在“左”倾盲动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与当时他反复强调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发生了严重背离，于是就对戚本禹产生了到底有没有悔改的疑问。单纯这样一件事不会是毛泽东决定对戚本禹进行审查的主要原因，但是毫无疑问会构成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屋漏偏逢连阴雨。恰巧这个时候，戚本禹在处理涉及江青的两个事件上出现了重大失误，造成了江青对他的误解，进一步加速了他的倒台。那么，涉及江青的两件事到底是什么呢?

戚本禹后来有一个详细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北京图书馆开放后，有人在里面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那时叫蓝萍)的报导。情况反映到我这里来以后，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当时图书馆里有个从空军政治部转业的女干部，把这事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就报告给了叶群。在一次会议结束时，其他人都走了，叶群叫我留下来，她当着我的面叫吴法宪把这件事跟江青报告了。总理也在。我说，有这事，是我叫文艺组的人去收起来封存的，以免扩散。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但是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这样，我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都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发了报告之后，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安部负责拿去烧了。事后，张春桥跟我说，你应该给江青说这是下面文艺组干的，你并不知道。我说，不行，是我同意让文艺组去封材料的。张春桥说，你先要保护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来还有机会可以给他们说话。不然，那就可能会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到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说的。可我想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现在我把它都推给下面的人，那他们受到的处分就会更重。所以我还是坚持承认，这事他们是向我报告过的，是经过我同意的。

就在总理下令销毁有关江青的报刊资料之后不久，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搜集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刊资料送到北京来交给我。因为我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代理主任，所以他们就送来让我处理。可是上海那里不知是谁，一面让人把材料交给我，一面又去直接和江青报告，说他们查到的一批诬蔑她的材料，现在交到戚本禹那里了。我打开那批材料一看，无非就是当时国民党报刊造的一些谣言，说什么“一丈青”(指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泽东)，成为压寨夫人。我当时觉得这事挺难办。交给主席吧，你怎么能拿那么点小事去干扰他;交给总理吧，又给总理增加困难。可我想这也不能交给江青呀，因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所以就自己决定，把这些材料存档不办。其实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教条。上海为什么不把材料直接送给江青呢，因为它也要讲组织原则，所以要交给我。可他们又去和江青说了这事，也不告诉我。江青等了几天，看我没跟她说这事，就自己找到我办公室来问我，上海送来一批材料是怎么回事。这次江青可能真的怀疑我是不是在收集她的材料了。后来这件事情还是由总理来处理的。我把过程跟总理一讲，他一听就懂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让谢富治把这批材料拿去烧了。这件事以后，张春桥在私底下跟我说，你不把这些材料交给江青，那是不对的。我们都已经是绑在一起的人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阎长贵是我推荐给江青给她当秘书的。也不知他脑袋里那根筋错位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一个名叫江菁的人写给江青的信送给了江青。江菁的菁，有的人念字念一半，把它念作‘青’。这个人是旧社会的一个演员，曾经参加过军统。在文革时她挨了群众批斗，所以她写信给江青，要江青救她一下。阎长贵拿了信，也没怎么好好看，就写了个条，说现在有人冒充江青，还说她曾经参加过军统。然后就把信和条子一起送给了江青。江青看到信，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来，她把信和阎长贵写的条子往我桌上一摔，问我到底想要搞什么名堂?说你前几天弄我的黑材料，现在又和阎长贵合在一起来陷害我。我拿起信来一看，因为我经常处理群众来信，所以很快就了解到信里的内容。我说，人家根本不是说你江青参加过军统。是说她自己(江菁)过去参加过军统，她是来求您对她宽大。而且我说，江青这个名字是你去延安时才取的。当时还没有江青这个名字，怎么会说是江青参加过军统呢?可是那个时候，江青已经听不进我的任何解释了，因为她对阎长贵写的那个条子已经先入为主了，认为我们是故意用这种方法来陷害她。其实，阎长贵在当天送这封信的时候，也没有仔细看信。直到我从秦城出来，碰到他的时候，他还弄不清楚，说那人是诬蔑江青参加过军统的。我说你真能胡说，人家明明是说自己参加过军统，哪里说江青参加过军统了?你把那么重要的两个事件混淆在一起了，你坐牢虽是惩罚过头但倒是事出有因，可你害了我。

这事发生以后，江青就告诉我暂时不要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听候组织审查。而阎长贵则很快被抓起来了。在抓阎长贵之前，江青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他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同他是我有意安插在她身边的卧底。又过了几天，我估计是在等候主席的决定，江青又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黑桃皇后》，是根据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内容是说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千方百计地想打探女主任的秘密，结果造成了悲剧。电影看完以后，江青就过来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196]

从戚本禹的回忆来看，在与江青的三个问题上都涉及到了他，一个是他要文艺组封存北京图书馆关于江青解放前在报刊上的报导，一个是上海交给他的关于江青的旧报刊资料，一个是他推荐给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处理一封群众来信上的失误。这三个事件叠加在一起，彻底恶化了戚本禹与江青的关系，成为压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导致了戚本禹的跨台。

其实，江青并不避讳她自己特别是到达延安前的个人历史。她曾经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详细谈了个人的人生经历、参加革命的过程以及婚恋生活，当有人问她为什么没有嫁给俞启威(黄敬)却与唐纳结婚这样纯属个人感情、隐私方面的问题时，江青都没有反感，而是坦然地一一作了回答。[197]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江青对于戚本禹处理这些涉及到她的报刊资料时表现出如此敏感的态度呢?

本来，这些报刊资料都是过去报导过的东西，既没有新鲜感，更没有什么机密可言。但是，戚本禹却让文艺组将北京图书馆关于报导江青的这些资料封存起来，防止扩散到社会上影响到江青的形象，这样做固然是处于好意，却进一步增强了问题的神秘感，容易让人们产生疑惑，仿佛江青在那个时候干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情似的，不经意间为那些企图制造江青谣言的人提供了口实。这从戚本禹说到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这些材料扩散时，江青却说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反问中反映了出来。

至于上海交给戚本禹的关于江青的报刊资料，戚本禹却压了下来，没有及时报告江青。出人意料的是，上海有人又将这件事向江青作了汇报。这样就引起了江青的怀疑，使她对戚本禹的作法产生了误判，认为戚本禹在暗地里搜集自己的黑材料。恰巧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江菁的女演员，因为当年参加过军统，文革期间遭到批斗，就给江青写信请求帮助。可是，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在处理此事时，阴差阳错，竟然误以为是江菁在信中反映江青参加过军统，在对江青进行诬蔑，于是就写了一个这样的条子，将信与条子一并转给了江青，结果惹恼了江青。因为阎长贵是戚本禹推荐给江青当秘书的，江青就把这件事与前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是在联合起来搜集她的黑材料。这样就对戚本禹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尽管戚本禹作了解释，但是江青却听不进去了，仍然坚持个人的意见不变。他们的关系就是这样走向恶化的。

当然，这是江青的误判，因为事实并不是像她想象的那样。同时，也可以从后来江青被隔离审查以后，在“两案”审判期间，戚本禹拒绝为江青作伪证，还为江青仗义执言上表现了出来。当时，办案人员动员戚本禹通过揭发江青来减轻自己的处罚，还对戚本禹威胁说，如果你不和我们合作，那你就必须考虑到自己的后果。戚本禹没有被这样的话所吓倒，而是表示如果要他出庭作证，只能是以事实为依据，按照个人的意愿来进行作证。当办案人员追问戚本禹，江青是怎样利用伍豪事件来迫害周恩来的时候，戚本禹说，这是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指出，这是敌人的谣言。他还按办案人员的要求如实写出了书面材料，以还原事实真相。[198]这是后话。

从戚本禹来说，他认为不论是北京图书馆的，还是上海送来的这些关于江青的报刊资料，从组织程序上来说是不宜交给江青处理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追查是谁要文艺组封存北京图书馆关于江青的报刊资料时，戚本禹主动承担了责任，并没有推给执行这个任务的具体办事人员。这显示出戚本禹是遵守组织原则的，也是他性情耿直、光明磊落的表现。

这样做当然是对的，无可厚非。不过，话又说回来，关于江青的这些报刊资料都是已经发表过的材料，尽管有一些花边新闻，恶意炒作，还带有人身诋毁、恶意诽谤的内容，传出去后会对江青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这并非江青在历史、政治方面存在问题的材料，本来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即便不宜与江青进行沟通，还可以向周恩来进行反映，听听周恩来的意见，请周恩来想个办法，然后再进行处理。这样也是可以免除后患的，即使江青后来知道了，也是不便说什么的。遗憾的是，戚本禹却没有这么做。这些资料后来虽然是在周恩来批准后，由谢富治所在的公安部处理掉了，但是却是在江青追问之下才发生的事，失去了先机。这样就给江青造成了先入为主的误判，以后再想纠正起来就很困难了。

至于张春桥对戚本禹所说的话，当是肺腑之言。张春桥比戚本禹年长十多岁，参加革命时间早，经历过党内紧张、激烈的斗争，经验丰富。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既要消除江青的误会，又要维护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团结，防止人事关系的复杂化。他对戚本禹所说的话，虽是知心人之间的交谈，也是从斗争策略上来讲的。即便具体办事人员暂时受到了处分，以后还可以为他们进行解脱。这也是从大局出发不得已的选择。

张春桥深知，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以后，在党内遭到了重重阻力。中央文革小组虽然是在毛泽东、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但是却成为党内抵制、抗衡文革的力量的攻击对象，是在排除阻碍中不断前进的。安亭事件发生后，他和陶铸、华东局、上海市委处理这个事件发生的严重分歧，就是其中的一个鲜明例子。更为严重的事例还在后头。一月革命以后兴起的全面夺权风暴，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召开的怀仁堂会议上，张春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遭到了谭震林、陈毅等人的猛烈攻击，言词之激烈，斗争之尖锐，是过去没有过的。虽然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将这股逆流压了下去，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以后还有可能会演变成更为严重的事态。

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经被那些反对文革的人“捆绑在一起”，成为他们打击的共同目标。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斗争会更为激烈、复杂化，这些材料会被有些人拿出来作为攻击江青的利器。张春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对戚本禹说了要将资料交给江青这番话的。虽然张春桥对戚本禹说了这些交心的话，为戚本禹提了醒，但都是在事后讲的，对于事件的处理并没有发生作用。这样也就难以挽回江青与戚本禹之间关系走向恶化的结局了。

这三件事的相继发生，进一步加深了江青对于戚本禹的怀疑，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戚本禹对这些报刊资料的处理上，江青误以为戚本禹是在搜集关于她的黑材料。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是不允许存在这样的异己分子的。她对戚本禹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从不信任、怀疑直到最后关系走向决裂的。这也就成为最后导致戚本禹垮台的直接因素。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戚本禹确实受到了很大震动，与过去相比也低调了很多。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王、关、戚是与造反派联系比较密切的成员，王力、关锋垮台后，戚本禹就成为造反派向中央反映问题的主要途径了。这个时候的戚本禹虽然在给毛泽东的检讨中承认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没有将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能够真正落到实处，采取措施，做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自觉地、主动地纠正造反派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反而还在为造反派的诉求进行呐喊，为他们鸣不平，进一步激发了造反派的行动。这样就与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南辕北辙了。

从中可以看到，戚本禹的行动不仅为陈毅等人的攻击提供了素材，也成为傅崇碧在毛泽东面前张冠李戴地状告戚本禹的口实。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于戚本禹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他没有悔改，仍然在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这个时候戚本禹在处理涉及江青的三个事件上出现的问题，又进一步加深了江青对他的怀疑，他与江青的关系就是这样走向恶化的。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戚本禹倒台的重要背景。

其三，对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

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前，就已经感到岌岌可危了。在与江青闹翻后，江青告诉他暂时不要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听候组织审查，又邀他看了电影《黑桃皇后》以后，这种感觉愈发强烈了。他意识到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命运就要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了，于是在办公室里静静地等待着厄运的到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夜晚，戚本禹被从钓鱼台的办公室叫到怀仁堂去开会。他心里清楚，这是要宣布对他的处理决定了。所以，当他的秘书要随他一起去的时候，戚本禹告诉他不要去了。可是秘书忠于职守，执意要随他一起去。戚本禹也不便于说什么，只好让他随自己走了。在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后，由于担心走漏消息，也就把秘书和司机一块隔离了。

戚本禹进入怀仁堂的会议室后，看见里面已经坐着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和汪东兴四个人。他心里明白，这四个人是分别代表着周恩来、林彪、江青和毛泽东的。这也是向他表明，对他的处理是经过了这四个人的同意批准的。

汪东兴向戚本禹宣布，对他实行“请假检讨”。随后就叫人把戚本禹押回了钓鱼台，关在一个小楼里，派了一个武装连看守着。一九六八年过春节后，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被从钓鱼台押走，关进了秦城监狱。[199]

我们看到，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经过了四个多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了。本来，毛泽东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的时候，给予了戚本禹改正错误的机会，想把他分化出来，但是戚本禹最后还是步了王力、关锋的后尘。

尽管戚本禹与江青之间出现了矛盾，但是戚本禹清楚地知道，由于他当时所处的地位，江青本人是无法作出这个决定的。对他进行隔离审查，是必须要得到毛泽东批准的。可是毛泽东几个月前刚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称他和王力、关锋为同志，对他抱有希望，现在却又要对他进行隔离审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困惑了戚本禹好多年，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完全搞清楚。他一直在苦苦地思索着抓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出狱后他还请姚文元的女儿去向姚文元询问这个问题。姚文元很真诚地跟女儿说，在处理戚本禹的事情上，他和春桥两个都一句话也没有说。[200]

从姚文元的答复看，在隔离审查戚本禹的问题上，是在上边决定以后实行的。在这件事上，他和张春桥没有说过一句话，也就是说，既没有说过戚本禹的坏话，也没有为戚本禹讲过好话，只是默默地认可了这个决定。当然，客观地说，在中央作出决定以后，他们是不便于再为戚本禹讲好话的。这说明姚文元也并不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否则的话，在昔日进行文化革命的同事，而今共同沦为阶下囚的难友面前，又有什么可以避讳的呢?

至于戚本禹被隔离审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前文我们在研究中已经对此作了一定程度上的考证，下文我们还要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说明。此不赘述。其实，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对这个问题也有所醒悟，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201]只是他没有以毛泽东、党中央确定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为指导，将他与造反派的关系及其作为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进一步界定这一因素在他被隔离审查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样就在他被隔离审查真实原因的探究上陷入了误区，是令人遗憾的。

以上我们对王、关、戚被隔离审查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同时也对他们被隔离审查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为了深入地了解王、关、戚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才被隔离审查的，下面我们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2)对王、关、戚问题处理的原因分析。

以上我们对王、关、戚倒台的原因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下面我们再进一步来研究这个问题。

从以上研究中我们看到，王、关、戚的倒台具体表现在这些方面：

从王力来说，七二〇事件中在两派关系的处理上犯了错误，而后回京途中对造反派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还在毛泽东批准的中央致武汉军民的一封信上私自添加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又对造反派发表了夺权外交部的王八七讲话;从关锋来说，则是主持起草了“揪军内一小撮”的两篇社论，特别是其中的八一社论，在党中央刊物《红旗》杂志上公开发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从戚本禹来说，在造反派围困中南海批斗刘、邓、陶和夺权外交部的问题上，以及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仍然不顾形势的发展变化，一味地为造反派鸣不平，而不是主动地、自觉地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

他们所犯的这些错误，在如何处理两派关系、正确对待领导干部和支左部队上表现出来。具体说来，在对待两派群众关系的问题上，是简单地支一派压一派，还是促进两派群众的团结，特别是孤立保守派的坏头头，争取其群众转变过来;在正确对待领导干部的问题上，造反派在斗争中犯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冲击过大，而没有像毛泽东要求的那样将领导干部区分开来，建立一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将斗争的矛头对准极少数党内走资派。[202]特别重要的是，当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问题时，他们不仅没有予以制止，反而还支持、助长了他们的这种行为。夺权外交部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具体事件而已;对于军队在支左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就意味着要将打击的矛头指向军队，掀起新一轮的反军浪潮了。在局势走向失控的情况下，这样做势必会使军队履行职能遇到更大困难。

从中看到，王、关、戚在实际行动中，没有从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出发，准确领会、执行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指示，而是在两派斗争、领导干部、支左部队的问题上，仍然根据个人的意愿，大力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这样在发生大规模武斗、局势出现严重动荡的背景下，就会从文斗转向全面武斗。文革也就由此脱离其既定轨道变成“武革”，走上了歧途。

当然，一般说来，支持造反派的斗争并没有错。因为造反派是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的，他们代表着文革发展的方向。同时，还要注意到，在文革发展的不同阶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待造反派的斗争策略并不相同：在文革发动之初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而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就不断批评造反派的盲动行为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还是由造反派对文革发展所起的不同作用决定的。

在文革发动阶段，造反派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遭到了党内走资派和一些领导干部的严重打击，并受到保守派的阻挠，文革的发展遇到了不少困难。这个时候就要支持造反派，通过他们来将文革推向前进。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两派群众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而且造反派也分裂为形形色色的组织，彼此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武斗。造反派在斗争中对领导干部也出现了“打倒一切”的倾向。军队虽然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却在毛泽东、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不断纠正错误，逐渐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却以军队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为由，仍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军队，进一步造成了造反派与军队关系的激化。

这样在造反派处理两派斗争、对待领导干部和支左部队犯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的情况下，就不能继续像以前那样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了，而是要及时采取措施纠正他们的错误，防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这是文革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因而是否支持造反派，不是取决于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造反派在文革中的行为所决定的。当造反派的行为适应文革发展的要求时，就要支持造反派;当造反派的行为违逆文革发展的要求时，就不能一味地支持造反派，而是要批评、纠正他们的错误了。

遗憾的是，当着造反派的行为已经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现严重矛盾的时候，王、关、戚仍然像以前那样不顾形势的发展变化，继续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这样就违逆了毛泽东、党中央业已确立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他们就是这样犯了严重错误，从文革发动阶段站在前列的风云人物被文革发展的大潮所淘汰掉的。

列宁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203]本来，王、关、戚在文革刚刚开始及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是站在文革前列，积极支持造反派的。在造反派受到压制、打击的时候，排除干扰，扫除阻挠，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推动了文革形势的发展。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遇到了阻碍，他们也是竭力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但是，当夺权过程中造反派中的“左”倾盲动主义行为愈演愈烈的时候，就不能再一味地支持他们的行动，而是要及时采取措施，纠正他们的错误了。可是，王、关、戚却并非如此，而是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他们就是这样从掌握着真理、支持造反派的正义行动，变为与造反派一起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

我们注意到，在处理王、关、戚的问题上，毛泽东将戚本禹与王力、关锋分开，给了戚本禹改正错误的机会。戚本禹在给毛泽东的检讨信中也表示要汲取教训，痛改前非，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是，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他就处在矛盾的焦点上了，成为各地造反派向中央反映诉求的主要渠道。虽然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对戚本禹造成了很大震动，他自己一度也表现得很低调，但是却昧于文革形势以及毛泽东这个时期作出的重要指示，继续支持造反派的行动，整天为他们所受到的打击鸣不平。与以前相比，戚本禹在执行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上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仍然是“左”倾盲动主义行为的幕后支持者，犯了严重错误。

王力、关锋的倒台，让戚本禹感觉到他自己是“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了。[204]这个时候虽然有陈毅对戚本禹的攻击，也有傅崇碧在毛泽东面前张冠李戴地将戚本禹端了出来，再有江青与戚本禹关系的恶化，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王、关、戚与陈伯达之间的矛盾和戚本禹个人的工作作风乃至性格等因素，但是真正导致毛泽东最后作出对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决定的，还是他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这才是主要的原因，其它因素不过是促成对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的条件而已。后来戚本禹在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曾经说道：“毛主席同意对我进行隔离审查，不可能只是处于一时一事的误会和误判，而是形势所造成的。”[205]

戚本禹在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说道：“在亲历了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毛主席的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建立革命新秩序的过程中，从依靠造反派、团结大多数的方针，到提出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的方针。对于主席的这个战略思想上的转变，不仅‘王、关、戚’的认识不足，就是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的认识也同样没有跟上主席的思想。所以我们仍然和以前一样，实行依靠支持造反派的方针。甚至还在1967年8月1日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这样的错误口号，实际上是严重干扰了毛主席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战略部署。”[206]

从中可以看到，戚本禹在反思中认为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的文革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还是成员的认识都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思想，这样就严重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那么，他的这个反思究竟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认为对于戚本禹的这个反思还是要进行辩证的分析。在七二〇事件以后，不论是王、关、戚还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对形势的发展认识不足，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思想，仍然采取支持造反派的方针，实际上严重干扰了毛泽东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战略部署。这个判断倒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可以从他们当时发表的讲话、谈话、文章和发言中得到证明。这也是他们在认识、行动上不同程度地犯了错误的原因所在。但是，要说七二〇事件以后，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依靠造反派、团结大多数的方针，到提出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方针，则是戚本禹的严重误解。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的报刊社论、评论员文章中反复出现过。[207]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却一直实现不了，致使毛泽东希望通过二、三、四三个月来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设想不得不一再延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说：“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208]

进入六月份以后，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各地的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毛泽东在这年年底也说过：“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六月开始的。”[209]武斗频发，局势陷入严重混乱，“左”倾盲动主义泛滥，严重影响到了文革的正常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纠正“左”的错误，防止局势失控，就成为文革发展的迫切要求。毛泽东采取的包括隔离审查王、关、戚在内的纠“左”措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施的。确切地说，不是在七二〇事件以后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是因为从全国来说“左”倾盲动主义行为已经严重破坏了文革沿着既定轨道的发展，制止、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业已成为文革发展的客观要求的缘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王、关、戚的倒台是因为他们犯了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他们站在了文化革命的前列，为文革的发展冲锋陷阵，呐喊助威，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六月份以后，各地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局势出现严重混乱，造反派在对待不同派别群众、干部和军队支左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行为。这个时候“左”倾盲动主义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文革的正常发展，而造反派则是“左”倾盲动主义的践行者。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及时采取措施制止他们的盲动主义，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可是，王、关、戚却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过来仍然积极支持、推动“左”倾盲动主义行为的发展。由于他们具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特殊身份，就使得造反派中的“左”倾盲动主义行为愈发高涨，对于文革的发展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消极影响。他们就是这样才被先后隔离审查的。

⑤ 对王、关、戚问题的历史评析。

对王、关、戚问题的处理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对文革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前文我们对于王、关、戚问题产生的背景、基本概况及其被隔离审查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下面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考察。

1)要正确区分和处理王、关、戚在文革中的作用。

王、关、戚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在文革发动前后及文革初期，他们撰写文章，起草文件，发表讲演，深入基层，支持群众的造反行动，为他们摇旗呐喊，排忧解难，推动了文革的前进。这是他们的功绩，当然是应该肯定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仅造反派与保守派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也发生了严重分裂，彼此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大规模武斗。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干部和支左部队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错误。这个时候王、关、戚没有及时指出、引导造反派改正错误，反而还在行动中进一步支持、鼓励造反派的行动。在报刊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发表王八七讲话以及夺权外交部，不过是其中的具体表现而已，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则是极“左”盲动行为发展的高潮。

王、关、戚的问题在于，在造反派中的“左”倾盲动主义出现的时候，他们没有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来予以解决，反而还在支持他们的行动。他们没有从毛泽东、党中央反复强调的大联合、三结合的要求出发，及时发现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进一步认识到这些问题对于文革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并采取措施来予以解决，反而还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然支持、鼓动造反派的盲动。这样他们就从站在文革发展潮流前列的风云人物变为文革发展的逆行者，犯了严重错误。

在对王、关、戚问题的研究上有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鉴于王、关、戚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所做出的贡献，而讳言他们所犯的错误;另一种则是因为他们在全面夺权阶段犯了错误，就连他们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所作出的贡献也一概予以否定了。前一种观点一般来说属于左翼的观点，后一种观点则是右翼的判断。这两种错误观点的形成既有认识上的因素，又有立场上的原因。从认识上来说，都是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是片面而不是全面地来看待问题，因而是错误的;从立场上来说，则是由于对文革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才形成了两种观点。由于立场的不同，才形成了两种观点;由于认识上所犯的共同错误，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我们在研究王、关、戚问题的时候，就要以这两种错误观点为诫，对王、关、戚在文革中的作用进行辩证分析。既要看到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他们对于文革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又要看到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既不能因为他们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的贡献而讳言他们在全面夺权阶段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在全面夺权阶段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就否定他们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所做出的贡献。而是既要肯定其贡献，又要指出其错误，并进一步揭示出正是由于他们所犯的错误，才成为他们最终被隔离审查的决定性因素。

只有将王、关、戚的功绩与错误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梳理出他们从功绩到错误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进而揭示出原因，才能对于他们被隔离审查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形成对王、关、戚问题的科学认识。

2)抓住全面夺权后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弄清王、关、戚问题的关键。

要分析王、关、戚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全面夺权以后，文革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进行研究，才会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在夺权以后，文革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具体表现在两派之间以及造反派内部的斗争上。这是因为在夺权以后，虽然对干部冲击较大，但是造反派与混迹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这个时候的主要矛盾就在两派之间以及造反派内部的斗争上表现出来。在造反派的后面站着中央文革小组，在保守派的后面站着走资派和一些被罢官的干部以及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两派斗争反映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与矛盾。

除去反戈一击、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革命干部外，即便走资派和一些领导干部还在背后支持、操纵保守派的活动，但是在造反派的冲击下，已经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没有什么力量了。军队虽然在支左伊始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在毛泽东、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通过“军委十条”进一步约束、规范了支左部队的行动，正在不断改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这个时候文革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既不在造反派与干部之间，也不在造反派与支左部队之间，而是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上表现出来。

那么，在他们之间的矛盾中，到底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呢?

这个时期虽然在局部地区保守派的力量比较强大，呼风唤雨，激烈争斗，闹得乌烟瘴气，但是从全国来说，在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力量对比上，在两派斗争中造反派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各地权力能够迅速被夺取就是明证。这个时候看起来造反派的力量似乎还不够强大，主要还是因为造反派在全面夺权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进而走向分裂并导致了大规模武斗，没有形成统一组织、协调一致行动的缘故。从造反派一方来说，许多人既没有采取适宜的方法，来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也没有采取主动、有力的措施，来分化、争取保守派组织的群众，而是固步自封，唯我独革，刚愎自用，盲目出击，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既然造反派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这个时期出现的主要错误就应该由造反派特别是其中的极“左”派来负责。

这样我们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夺权及夺权以后，文革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两派群众之间及造反派内部表现出来，造反派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造反派在两派及造反派之间采取比较激进的手段进行斗争。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就与造反派特别是其中的极“左”派存在密切关系。造反派行为的性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个时候就要认识到两派之间以及造反派内部的主要矛盾和造反派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以便采取措施来制止、纠正造反派的错误，使他们在大联合、三结合的斗争中来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

这个时候作为与造反派联系密切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就要发现夺权后两派及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已经成为主要矛盾，造反派业已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时采取适宜措施来纠正造反派所犯的错误。遗憾的是，王、关、戚既没有意识到夺权后主要矛盾的变化，也没有把握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就既没有发现造反派的错误，更没有纠正他们的错误，而是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进一步助长了他们的错误，恶化了文革的形势。他们就是这样犯了严重错误后被隔离审查的。因而抓住夺权后文革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成为弄清王、关、戚被处理的关键。

3)对造反派的政策、策略要随着文革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造反派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当然是支持造反派的。但是，这种支持是有条件的，即造反派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势出发，适应文革的发展要求，有利于推动文革的正常发展。如果离开文革发展的大势和要求，认为不论何时何地都要支持造反派的认识是错误的。依据这种认识来展开行动，就会犯错误。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文革发动之际及随后一段时间，毛泽东是在排除干扰中大力支持造反派行动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面对在夺权过程中出现的重重问题，他不仅严厉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也严厉批评了造反派的行为，指出他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作法是错误的。[210]这个时候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又分裂成一系列组织，对干部冲击过大，各派组织之间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局势迅速走向恶化。军队在支左过程中犯了严重错误，与造反派的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以革命的大联合来实现革命的三结合，采取措施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在此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谈话中进一步批评了造反派的错误行为。他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你们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211]

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与造反派联系比较密切的王、关、戚，他们在文革发动之际及随后一段时间，在毛泽东、党中央的领导下，大力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使得造反派能够在走资派和保守派的围困中不断冲破障碍，将文革推向前进。这样做当然是必要的，也是符合文革发展大势要求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无视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没有注意到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之间的派性斗争，以及两派群众、造反派内部、干部与支左部队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正在激化，特别是大规模武斗给文革发展造成的严重隐患，没有及时提醒、引导造反派转到大联合、三结合的轨道上来，反而继续支持造反派的狂热行动，还在党中央刊物上公开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又通过王八七讲话发出夺权外交部的号召。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业已严峻的形势，造成了严重后果。

我们看到，毛泽东、党中央在文革发动之际以及随后一段时间内，与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局势走向混乱的情况下，所实行的政策、策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由支持造反派开始转向批评造反派了，转移的标志是制定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这是因为在造反派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极“左”行为。错误恰恰是正确的不适当的延伸，真理哪怕是向前再多走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作为与造反派联系比较密切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没有意识到形势的发展已经与以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及时跟上毛泽东、党中央的步伐，采取措施来校正造反派的行动，反而是继续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致使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走向激化。他们没有随着文革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对造反派的政策、策略，这样就在文革的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4)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来处理王、关、戚问题。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对王、关、戚问题的处理决定是毛泽东作出的。不论是先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意图将戚本禹分化出来，以观后效，还是最后对戚本禹作出同样的处理，都是毛泽东在慎重思考后作出的决定。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并非出自于毛泽东的主观意愿，而是由文革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是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处理王、关、戚的问题，是毛泽东纠“左”中的重要环节，也是使文革回归既定发展轨道的重要步骤。当然，王、关、戚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站在文革潮流的前列与造反派一块进行斗争，确实为文革的发展做出了重大努力。但是，当着夺权后群众组织分裂为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又发生了进一步分裂，他们彼此之间进行了大规模武斗，与干部、支左部队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局势发生严重动荡的背景下，“左”倾盲动主义行为业已成为文革发展的最大危险，文革有脱离既定轨道走向失控的风险。这个时候王、关、戚本应在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指导下，及时采取措施制止正在发生的盲动行为，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反而还在为造反派的行动煽风点火，呐喊助威。第一次对刘、邓、陶进行面对面的批判、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王八七讲话以及夺权外交部，不过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事件而已。

毛泽东并没有因为他们以前为文革作出过贡献就袒护他们，而是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及时、果断而又有策略地对他们先后予以了隔离审查。这是为了遏制当时业已出现的“左”倾盲动行为，防止局势失控，使文革重回既定轨道所采取的必要行动。当然，鉴于他们在文革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后，采取了“不批斗、不审问、不立案”的“三不”政策，周恩来、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交代，执行了政策的落实工作。同时，对于他们的生活待遇仍然不变(后来秦城监狱监管人员没有按标准落实待遇是另一个问题)。[212]

这说明即便对他们进行了隔离审查，也是采取了必要保护措施的。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先后三次不同程度地谈到了王、关、戚的问题。一次是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时说：“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杨、余、傅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213]另一次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214]再一次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同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时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215]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讲话、谈话中对于王、关、戚的处理都是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是说王、关、戚违犯组织纪律，私自向造反派透露消息。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虽然没有点出王、关、戚的名字，但是从上下文以及谈话内容所涉及的时间上来看，是包括王、关、戚在内的。比如，王八七讲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表的。在与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时，说二月逆流是在抵制王、关、戚等人的错误行为，当时他们的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当然，客观说来，在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主要还是处于党内斗争策略的考虑，从团结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出发才这样讲的。尽管如此，也反映出毛泽东对待王、关、戚错误的态度。

从中可以看到，对于王、关、戚的处理并非出自于毛泽东的随意，而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是从文革大局出发，经过慎重思考后才作出的决定。这里固然有一些复杂的原因，但是其决定性的因素则是王、关、戚的言行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现了严重矛盾，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文革摆脱失控隐患，回到既定轨道的迫切需要。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决定处理王、关、戚的。

5)对王、关、戚问题处理的两面性分析。

文革开始以后，出现过一系列两面性。造反派积极参加文革，以实际行动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推动文革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却又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王、关、戚在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站在文革发展的前列，积极投身于文革的洪流，与造反派同呼吸、共命运，但是他们无视造反派在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仍然在支持、鼓励他们的行动，结果在文革指导上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王、关、戚犯了严重错误以后，对他们的处理是必要的，是为保证文革沿着正确轨道发展的有力措施，但是从组织上却又消弱了文革阵营的力量，对于以后文革成果的巩固与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下面我们对于处理王、关、戚问题的两面性进行分析。

对于王、关、戚的处理是必要的。这是因为他们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犯了严重错误。当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了“左”倾盲动行为，在两派斗争、干部和支左部队的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局势严重混乱，甚至走向失控边缘的情况下，王、关、戚置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于不顾，仍然按照个人的意愿，在大力支持、鼓励造反派的行动，对于文革形势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为了防止局势走向动荡，使文革重回正常发展的轨道，就要采取措施扭转这种局面。这样站在前列竭力鼓动造反派的王、关、戚就成为打击的对象了。

对于王、关、戚的处理虽然是为了防止局势失控、使文革重回正常轨道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但是王、关、戚毕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年踊跃投入文革的洪流，为文革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被处理以后，客观上削弱了文革阵营的力量。从中央层面来说，对于文革成果的巩固与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为王、关、戚都参加了中央碰头会，而从后来中共九大、十大的人事安排来看，如果他们不被处理的话，按照常规是要进入中央委员会，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这样在中央政治局的人事布局上，显然会增强文革阵营的力量，是有利于文革成果的巩固与发展的。

这样我们看到，对王、关、戚的处理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表现在从近期看是为了保证文革沿着正常轨道发展，从远期来看则是客观上削弱了文革阵营的力量，对于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两相比较，王、关、戚当时的作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文革的健康发展，对造反派过“左”行为的支持和鼓动使文革走向了失控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成为防止文革失控、使文革沿着正常轨道发展的迫切要求。同时，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他们犯了错误，那么不论是从文革发展的要求上，还是从组织纪律的执行上，执纪必严，有错必究，因而对于他们的处理就是必要的，无可争议的。

至于处理他们会不会削弱文革阵营的力量，给以后反文革的力量以可乘之机呢?现实的问题是，王、关、戚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文革的正常发展，处理他们是保证文革沿着正常轨道发展的必要选择。如果当时不对他们进行处理，又如何能够迅速遏制住文革局势的混乱，防止文革走向失控呢?处理他们恰恰是为了清理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错误人员，使文革小组能够更好地指导文革，保证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不能以担心削弱文革阵营的力量为由将他们庇护下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文革沿着正常轨道发展的要求，一方面客观上又对文革成果的巩固与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两相比较，处理王、关、戚的问题恰恰是为了保证文革能够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避免文革失控、防止走向动荡的迫切要求。不论从文革发展的要求上，还是组织纪律上，都是必要的，迫切的。至于给文革成果的巩固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追根究底，并非是因为处理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造成的。试想，如果不犯错误，怎么会处理他们?这样的话，对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又从何谈起呢?因而不能将不利影响归咎于对他们的处理，进而怀疑到对他们处理的正当性、必要性，而是应当归咎于他们犯了严重错误。

我们在认识到对于王、关、戚问题的处理具有两面性的同时，还要弄清楚这种两面性中的不利影响，不是因为处理了他们，而是由于他们所犯的严重错误造成的。只有这样，才能对于王、关、戚问题的处理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

6)王、关、戚关系的演化及启示。

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文革发动前后及初期中的风云人物。当时他们在一块撰写文章，起草文件，发表演说，指导运动，彼此之间交往甚好。当时关锋和王力的关系非常好，很多事情他们都是在一起协商着去做的。戚本禹因为忙于处理小组的日常事务和中央秘书局的工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相对少一些。戚本禹对关锋一直都很尊重，但对王力是有看法的，关锋总是劝说戚本禹不要对王力太存偏见。[216]

王力的口才很好，讲话口齿清晰，富有激情，慷慨陈词，鼓动性强。同时，笔头也快，当时都称他“王快笔”。大家在一块讨论文章时，一般都是王力做记录。王力为人爽朗，善于逢迎，处事灵活，爱出风头，说话常有水分，又显示出他的虚滑来。江青对王力有些看法。有一次她对戚本禹说，你别看王力那么慷慨激昂，将来文化大革命要是出现挫折，他也许还不如关锋呢!关锋有点倔劲，不容易屈服。[217]从后来王、关两人的发展轨迹来看，江青对他们的评论是有见地的。

文革结束后，王力、关锋被免于刑事处分，戚本禹则被判了十八年徒刑。他们三人在对文革的认识上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王力全盘否定文革，关锋、戚本禹则是仍然对于文革保持着冷静、理性的态度，以马列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文化大革命。

王力对于文革的否定态度集中反映在他写的上下两册的《王力反思录》中。王力在“反思录”中不仅全盘否定了文革，还对他在文革中的行为进行了忏悔，以痛心疾首的语言来控诉文革：

他说：“我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主要不是由于某个人的不良动机造成的，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这一点我过去是没有认识清楚的。”“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小生者)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这个历史是绝不能也绝不应重演了。”[218]

不仅如此，他只是从否定文革的角度讲了自己的错误，[219]却对自己被隔离审查的真实原因讳莫如深，反而将他被打倒的原因归咎于江青。他说：“其实，当时人所共知：王力是被江青打倒的。”[220]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王力还借用江青的口说，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王力以为天下不是毛泽东的，是他王力的了。[221]

王力对自己在武汉期间不顾毛泽东制定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在没有做好军队及两派工作的情况下，就径直到两派中间进行活动，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成为七二〇事件的导火线，以及沸沸扬扬的王八七讲话，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方式。为了替自己在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进行解脱，王力还倒打一耙，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来源于毛泽东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的文字，还说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批评“揪军内一小撮”不策略。[222]而这个时候的文献资料却证明，毛泽东明确指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223]

王力在“反思录”中虽然讲了一些事实，他的一些回忆也确实具有文献价值，但是他在“反思录”中对于文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同时为了开脱自己也散布了许多谎言。谎言毕竟不是事实，与王力一起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过的关锋、戚本禹，对此是非常清楚的。因而他的“反思录”出版后，引起了关锋、戚本禹的强烈不满。关锋在看了王力的“反思录”以后，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给戚本禹写信说：“粗看一下，问题之八十五以上是造谣，歪曲事实，美化自己，简直是无耻之尤。”“大出我的意料，大概也出乎您的意料。怎么对付?您什么时候来京，看过细商。”[224]

关锋对王力的“反思录”非常愤怒，这不仅是因为王力在“反思录”中全盘否定了文革，也是因为歪曲了事实的缘故。关锋在信中希望戚本禹看了王力的“反思录”以后，来京面商如何来反驳王力。

七月三日，戚本禹给关锋回信说：“您能否先写驳王力的书，就像马克思写福格特先生那样，现在能驳斥王力的已没几个人了，所以后来的革命，其最危险的敌人常常是来自内部。这些从革命内部破坏革命的蛀虫最可怕。王力究竟是背叛文革还是他当年的革命就是假的?想想他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慷慨激昂的革命呐喊，他不像假的呀!怎么这样180度的大转弯?这样攻击文化大革命，您怎样看他这种大转变?”[225]

从中可以看到，戚本禹建议关锋放下手头的工作，先来写驳斥王力的书。回想当年王力在文革中慷慨激昂的呐喊，现在却是背叛、声讨文革，对于王力的这种转变，戚本禹感到很震惊，百思不得其解，才向关锋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七月八日，关锋在致戚本禹的信中称王力“坏极了。一、无耻;二、丧尽‘天良’(赤子之心)，在我读过的同类书中是最坏、最坏的。叛徒，也是敌人，但人们最恨叛徒——实为至情至理。”“回想起来，我认为不是从好变坏，不是从红可粉红变黑的，从其人生观说是一贯如此，‘投机分子’可当首位，我在想，我们(尤其是我)当年为什么一点也没有觉察呢?!”[226]

从信中可以看到，关锋想到了当年自己与王力一块共事、进行文化革命的情景，可能也想到了当戚本禹对他抱怨王力的时候，他还在为王力说话，劝说戚本禹不要对王力太存偏见。面对王力如今的变化，关锋自责、懊悔、愤怒的心情跃然纸上，以王力是投机分子的定性回答了戚本禹的疑问。

其实，王力、关锋被解除监禁后，王力就想拉着关锋一起来否定文革，但是遭到了关锋的拒绝。戚本禹刑满释放后，他们两人都在打听戚本禹的下落，试图和戚本禹取得联系。戚本禹从关锋处得知王力否定文革的态度后，没有和王力见面。后来王力到了上海，又托人跟戚本禹说，想和他见面，戚本禹也婉拒了。[227]文革结束以后，王、关、戚这三位在文革期间密切共事的伙伴就是这样分道扬镳的。

政见的不同，又引发了生活方式的差异。王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卖了个人收藏的文物，弄了一大笔钱，购房买车，雇佣仆人、杂役若干人，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关锋得知后，以哂笑的口味在通信中告诉了戚本禹：“还有一个有趣的信息：王某(指王力——引者注)在京效买了两座住宅，高级轿车一辆，雇佣汽车司机、厨师、打字员、保姆等八名。这是一位朋友在电话上告诉我们的，可靠。”戚本禹得知后，既无法查实也无兴趣弄清这件事，作为笑料一笑了之。[228]

戚本禹对于王力的不满，一个是他否定文革，一个是他在“反思录”中掩盖历史真相。其实，戚本禹是以大度的胸襟来谈论王力的“反思录”的。他认为一个人对自己以往的事情作出回顾，对一些问题作出重新思考，不管他的观点如何，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必须符合事实，这是最起码的。可是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却有不少罔顾历史事实的内容，刻意去迎合文革后的当权者。[229]这是戚本禹不能接受的。

虽然戚本禹在文革后被判了十八年徒刑，是王、关、戚中唯一一个被追究刑事责任又被判了重刑的人。经过历史的风风雨雨，他却仍然对于文革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对于毛泽东怀着深深的敬佩之情。

毛泽东身边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出国后，在有着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的学者的帮助下，整理、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还翻译成多国文字发行，流传甚广。这本书以李志绥这样一个保健医生的视角，捏造了大量“事实”，对毛泽东进行造谣、诬蔑、诽谤，影响非常恶劣。戚本禹看到后异常气愤，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说明真相，在接受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采访时，以他在中南海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亲身经历，从事实出发，依据常理分析，将李志绥的所谓“回忆录”驳得体无完肤，形成了一篇有血有肉、内容充实、富有说服力的问答录，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影响很大。[230]

在谈到自己参加文革的动机和受到的处分时，戚本禹在这篇问答录中坦言：“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231]这种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接着被关进秦城监狱，后来又被判刑十八年，但是仍然对文革保持执着信念，对毛泽东深怀拳拳之心的态度，是令人感佩的。

我们看到，文革结束后，王、关、戚对于文革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王力全盘否定了文革，是以忏悔、痛恨的心情来回首文革的;关锋、戚本禹则是对于当年他们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文革矢志不移，是以客观、冷静、理性的态度来谈论文革的。王力将个人的遭遇归咎于江青，以他和江青个人间的矛盾来解释他被隔离审查的原因，从而掩盖了他事实上应该担负的责任。戚本禹、关锋则是以平和的心态来谈论江青，力求从事实的辨析中来探究他们被处理的真实原因。由于对于文革态度的不同，也由于王力在“反思录”中为个人搽脂抹粉，掩盖了不少事实真相，关锋、戚本禹不仅拒绝了王力的拉拢、利诱，还与王力的关系走向了决裂。他们就是这样以执着的态度坚守着对文革的信念和操守的。

岁月的风霜刀剑是检验革命者品质的试金石。革命的大潮风起云涌，大浪淘沙，真正的革命者只有在炼狱的人生中才有可能走向成熟、坚定。从王、关、戚三人文革结束后的多变人生中可以看到，在文革被全盘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以后，他们的关系也在岁月的风雨飘摇中走向了决裂。关锋、戚本禹以革命者的从容与练达在文革后的大道上执着前行，憧憬着共产主义的曙光必然会重现于中国的地平线上。

(7)采取果断措施制止武斗，恢复秩序，使文革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一九六七年五、六月份以后，两派斗争走向激化，大规模武斗发生，局势出现了混乱，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时候恢复稳定秩序，防止局势失控，就成为文革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外出视察了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若干省市，针对文革中发生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系列谈话，作出了重要指示，为文革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①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为文革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发布的重要指示，在文革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先从毛泽东作出重要指示的背景说起。

1)毛泽东作出重要指示的背景。

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工人阶级登上文革舞台，一月革命引发了各地的夺权行动，掀起了全面夺权的浪潮。随着夺权在各地的迅速展开，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内部的斗争趋于激化。被夺权的走资派以及一些领导干部或者是为了免受打击，逃离领导岗位，或者是躺倒不干，消极抵抗，或者是策动一些群众来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内部各派和走资派、一些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搅和在一起，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

在夺权斗争中，左派不仅受到了走资派和一些领导干部支持的保守派的阻击，造反派内部也出现了激烈的争斗。这个时候不仅形势出现了混乱，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实施“三支两军”。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绝大部分支左部队负责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冲击支左部队，他们之间又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走向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采取措施纠正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下发了“军委十条”，约束支左部队的行动，使他们转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

这样就形成了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内部各派以及走资派和一些领导干部与支左部队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进行了此起彼伏、尖锐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一般来说，是以两派群众之间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走资派和一些领导干部以及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往往是站在保守派的后面，在幕后支持、操纵着保守派。保守派的一些坏头头，或者是与这些人有联系，在他们的支持下展开行动，或者是为了个人、小团体、派性利益，与造反派作对，进行斗争。这个时候造反派在斗争中也出现了“左”倾盲动主义行为。他们在如何对待领导干部、不同派别的群众以及犯错误的支左部队的问题上，置毛泽东、党中央的政策于不顾，盲目行动，派性作怪，不讲策略，四面出击，进一步造成了形势的紧张。由于造反派的行动获得了毛泽东、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不论在程序上还是性质上都具有斗争的正义性，因而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的势力不断壮大。正是因为这样，一旦他们犯了错误以后，对文革造成的损失也就愈发严重了。

进入一九六七年六月，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在走向激化的同时，还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乃至动用了热兵器。[1]局部地区形势空前紧张，甚至出现了失控的风险。毛泽东设想在二、三、四月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设想没有实现，即便到了五月份仍然在许多地区没有眉目。[2]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以到武汉游泳的名义，到湖北来解决支左部队与造反派以及两派群众之间的矛盾，想以解决湖北的矛盾冲突为突破口，推动湖北周边河南、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省份问题的解决，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

出人意料的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武汉却发生了七二〇事件。由于情况不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不得不匆匆乘机离开武汉，致使毛泽东想通过解决湖北问题来直接推动周边省份问题解决的设想没有能够即时实现。尽管这样，不论是在离京奔赴武汉的火车上，还是随后在武汉、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等地，毛泽东查看文革材料，了解真实情况，把控文革动态，在与当地负责人的谈话、批阅的文件、作出的指示中，从大联合、三结合出发，针对具体事件，提出处理意见，批评造反派的过激行为，重申了文革中的政策及斗争策略，指导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从七月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九月二十三日回到北京。他在视察途中谈话的记录稿经过整理以后，以《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为名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这是毛泽东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第一次系统性地发表关于文革的指示，集中了南下视察期间对文化大革命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文件下发前，中央还专门起草了下发这个文件的通知稿，连同这个文件一并报送毛泽东审阅。十月七日毛泽东审阅、批准了这个通知稿，又对指示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3]同日，中共中央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及其通知下发到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4]

2)毛泽东重要指示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的指示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关于当前文革形势的评价;二是关于如何实现革命大联合问题;三是如何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四是批评红卫兵小将、左派，对于文革下一步发展的要求问题。下面我们对指示的主要内容予以介绍。

其一，关于文革形势的评价。

在谈到文革发展的形势时，毛泽东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毛泽东认为，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针对前一阶段有些地方发生的混乱，毛泽东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对于文革发展的前景，毛泽东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5]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文革形势的发展大好。这种大好的标志是人民群众广泛发动起来了，各行各业都在谈论文化大革命，关心国家大事。其实，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文革期间的重要表现。

对于七、八、九这三个月各地出现的混乱，毛泽东认为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因为文革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并不都是坏事。通过乱可以暴露出存在的问题，而后再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不然的话，这些问题是难以得到解决的。对于文革期间出现的乱，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要全盘肯定(因为乱中出现了右、“左”两种错误行为)，而是依据事实进行辩证地分析，将暴露出来的问题一举解决掉。虽然乱是必要的，但是这种乱还是有条件的，就是沿着文革正确方向发展而又不能失去控制，只有在这种状况下发生的乱，才是有利于文革发展的。正是基于以上判断，毛泽东才对形势发展表现出乐观的情绪，认为再有几个月，形势会变得更好。

其二，关于如何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问题。

毛泽东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针对群众分裂为两派以及两派之间发生的激烈斗争，毛泽东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泽东分析了群众分裂为两派的原因，他说，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

对于保守派犯错误的原因以及能不能将保守派争取过来的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

对于造反派之间的分歧以及如何实现大联合，毛泽东说，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针对有的造反派头头在联合中争权夺利，提出以个人、本派为核心进行大联合，毛泽东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在大联合过程中，如何对待受蒙蔽的群众，毛泽东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文革中出现了坏人，对于这些坏人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是把他们抓起来，还是交由群众对他们进行处理，毛泽东在谈到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时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如何处理群众组织中的坏头头，毛泽东说，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6]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希望各地革命群众实现大联合。他认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两派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这是两派能够实现联合的前提和基础。两派分裂主要还是因为走资派的挑拨，其次是由于群众组织中混进了坏人，以及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保守派犯错误的原因，或者是认识问题，或者是立场问题，指出即便是立场问题也是可以改变的，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改变过来的。这表明他对于保守派群众是寄于希望的，要求造反派注意做好保守派的工作。对于受蒙蔽的群众，要让他们转变过来，主要靠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而不是向他们施加压力。这样往往会适得其反。

革命群众组织在立场上是具有一致性的，他们之间出现分歧与矛盾，主要还是由于认识以及组织利益的不同造成的。要消除分歧和矛盾，就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少讲别人的缺点和错误，别人的缺点和错误要让他自己去讲，求同存异。至于有人提出大联合时以我为中心的主张，毛泽东对此予以了批评，指出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不是自封的，自封的核心迟早有一天会垮台。

在如何处理文革中的坏人和群众组织的坏头头，毛泽东指出主要还是发动群众来进行处理，实行群众专政，而不是由政府和左派去捉人。基于这种分析，对于群众组织的坏头头，还是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而不是由外来的组织越俎代庖。因为这样反而会让这些坏头头以维护本派利益为由，动员本派群众来保护自己。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指出了两派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两派形成的原因，阐述了如何做好两派以及造反派之间工作的方法。对于保守派组织，要将其头头与群众分开，揭露其坏头头，主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将其群众争取过来。对于文革中的坏人、坏头头，主要通过群众来进行处理，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能动性。在处理好两派群众、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其三，关于如何正确对待干部问题。

毛泽东在谈到干部问题时，首先对干部做出了基本判断。他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

谈到如何对待走资派以及走资派在干部队伍中所占的比例时，毛泽东说，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接着，毛泽东对为什么干部的多数是好的作出了进一步分析。他说，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

谈到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干部，采取什么方式与他们进行斗争时，毛泽东说，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

对于思想上一时没有转变过来的干部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如何防止干部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说，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在谈到正确对待干部在大联合、三结合中的地位时，毛泽东引用了延安整风的史实来予以说明，他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

在谈到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为什么如此紧张时，毛泽东不仅对此进行了分析，还提出了改善干部与群众关系的方法。他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了处理干部问题时存在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在谈到对干部进行教育时，毛泽东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7]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再一次阐述了文革期间的干部政策。他不仅作出了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判断，还进一步分析了作出这个判断的原因，指出造反派应该如何与干部进行斗争。虽然用语是温和的，实际上却是对造反派在干部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批评。毛泽东还说，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允许其思想上出现反复，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批评了造反派对于干部一犯错误就要打倒的“左”的行为。毛泽东明确指出正确对待干部是能否实现大联合、三结合以及搞好斗、批、改的关键，不仅指出了干群关系上存在的问题，还分析了干群关系出现紧张的原因，又提出了改善干群关系的方法，主张各地要创办不同形式的学习班，对干部要进行教育，使广大干部从思想上转变过来，跟上文革的发展步伐。

其四，关于直接批评红卫兵小将、左派，对于文革下一步发展的要求问题。

毛泽东在指示中批评了造反派，提出要对红卫兵小将进行教育的问题。他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泽东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泽东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8]

从中看到，毛泽东针对造反派和红卫兵出现的错误进行了直接批评，向他们敲响了警钟，告诫他们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对于军队、造反派和革命干部，毛泽东予以热情的鼓励，肯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团结起来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毛泽东的指示来看，他认为文革发展的形势是好的。他分析了两派分裂的原因，阐明了两派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指出了保守派中的大多数人是可以转变过来的。对于如何处理两派及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如何正确对待干部，如何处理群众组织中的坏头头和受蒙蔽的群众，毛泽东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不仅分析了两派、造反派以及干群之间矛盾形成的原因，还从方法论上予以了剖析，为解决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提供了指导。他批评了造反派中以我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和派性行为，主张发挥群众的作用，实行群众专政。他希望各派群众之间要化解矛盾，密切干群关系，搞好军民团结，创办学习班，纠正文革发展中的错误行为，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

3)对毛泽东重要指示的评析。

前文我们在介绍毛泽东重要指示的内容时已经进行了若干分析，下面我们再作出进一步评析。

我们知道，毛泽东的重要指示是根据他七月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三日南下视察期间的谈话记录稿整理出来的。将这个指示与毛泽东的谈话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指示中的用语要比他这个时期的谈话缓和得多，语气也更为委婉了，对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批评也淡化了，是从正面以号召的形式提出来的。他希望各派群众联合起来，正确对待干部，搞好军民关系，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当时两派之间矛盾激化，出现了大规模武斗，局部地区局势混乱，甚至走向失控的情况下，毛泽东还说形势大好，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这到底是为了鼓舞人心，从文革发展的形势需要出发，还是认真思考后发自肺腑的判断?这种判断到底符合不符合文革发展的实际呢?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下面的两则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这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

“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9]

以后毛泽东曾经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届一中全会上反复肯定过文化大革命。直到临终前，毛泽东仍然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10]

我们看到，毛泽东后来对于文革的评价是与指示中对于文革形势大好的论述相一致的。这表明他在指示中关于文革形势大好的论述并非是心血来潮，而是在反复思考后作出的判断。这个判断是发自肺腑的，不是为了宣传造势的需要才讲出来的。

那么，这个判断是不是符合历史真相呢?

当时确实出现了两派的分裂、武斗、对干部的严重冲击、军队支左错误以及七二〇事件的发生，在局部地区出现了严重混乱，一些问题的发生也出人意料，毛泽东对于形势的发展并不乐观，甚至还一度忧虑过，[11]发出了“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慨叹。[12]但是，毛泽东透过这些混乱的现象看到了问题的本质，群众真正行动起来了，积极投身于文革的洪流中，革命派已经在多数省占了多数。军队实行“三支两军”保持了全国局势的基本稳定，维护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支左错误正在不断地得到改正。不论是两派斗争中的错误，还是对于干部的严重冲击，也正在不断地纠正中。在这种情况下，文革不会出现全面失控、不可收拾的局面。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这个时期出现的混乱局面呢?

文革本身就是以天下大乱达天下大治，没有一定程度上的乱，就难以达到大治。当然，这种乱不是无秩序的乱，让人胡作非为，随意行事，乱到天下失去控制，而是在毛泽东、党中央文革方针的指导下出现的有秩序的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派，防止斗争扩大化和无政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中讲到了他对文革中出现的混的看法。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谈到如何对待当前天下大乱的局势时，毛泽东说：“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十月三日，毛泽东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努马扎莱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十月十二日，他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他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13]

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治、乱的辩证法。乱就可以暴露出矛盾，矛盾暴露出来以后，就以这些暴露出来的矛盾为突破口，批斗走资派，清除阶级异己分子，借以教育、锻炼群众，将问题解决掉。否则的话，这些矛盾暴露不出来，隐藏在深处，又如何将它们解决呢?因而一定程度上的乱是必然的，不必对此大惊小怪。不过，这不是无原则的、失去控制的天下大乱，而是在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革命群众联合起来，争取、团结革命干部，向党内走资派进行夺权，按照一定的程序和秩序出现的天下大乱。

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从指示的全文来看，虽然毛泽东就文革形势发展提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方针，说的比较委婉，但是我们不能不说指示的主要对象还是针对造反派的。因为指示的主体内容是大联合和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仅与造反派有关，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或者主要是造反派造成的。此时虽然在一些局部地区保守派的力量还比较强大，向造反派发起了围攻，造成了局势的紧张和动荡，但是从全国来说造反派的力量还是占了优势，否则的话，各地是不会被迅速夺权的。

从形式上来看，造反派的力量似乎还不够强大。这是因为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发生了分裂，他们在斗争中的优势被这种分裂的局面抵销了的缘故。尽管如此，从总体上来说，造反派在全面夺权过程中占据了优势，则是没有疑义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两派斗争还是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从全国来说，造反派就要为实现大联合负有更大的责任。造反派不仅要注意和其他造反派联合起来，还要做好保守派群众的工作，让他们认清形势，提高认识，转变立场，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

在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方面，在夺权过程中，干部队伍遭到了较大规模的冲击。造成这种冲击，究竟是应该由保守派还是造反派来负责任呢?从两派属性及其斗争上来看，一般来说，除了干部自身的因素以外，保守派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还是由造反派造成的。这是没有疑问的。因而要正确对待干部，就要求造反派反省过去在干部问题上出现的激进行为，纠正他们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

应该说，造反派将矛头指向干部队伍，从里面寻找走资派，这个斗争方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具体斗争过程中犯了一系列错误。这种错误不仅表现在对干部队伍冲击过大，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也表现在对干部的斗争上犯了绝对化的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干部的一点错误，就无限上纲，甚至对干部进行武斗，同时又没有意识到干部在对文革的认识方面可能会出现反复性，没有给干部留下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余地，更没有主动采取行动，来争取、团结干部，执行毛泽东、党中央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的方针。

由于造反派当时风头正劲，在与走资派的斗争中夺取了政权，处于上风，因而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就对文革的发展特别是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从毛泽东指示的主题来看，主要还是要进行纠“左”的。毛泽东还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这实际上是向造反派发出了警告，向他们敲响了警钟，告诫他们要谨慎从事，在大联合和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上要认真进行自我反省、改正错误。因为在这两个问题上，造反派都是在占据了优势的情况下犯错误的。在两派斗争中，造反派不仅要处理好与其他造反派的关系问题，还要做好保守派的工作，争取他们转变过来。这是因为两派群众在阶级利益上一致的缘故。在干部问题上，要对干部全面、辩证地来看待，不是犯错误的干部都要打倒，而是要进行具体分析，把绝大多数干部争取过来，将目标锁定到一小撮走资派，避免在干部问题上犯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在这两方面造反派都是存在可以汲取的沉痛教训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造反派所犯的这些错误并非都是造反派自身造成的，这里面也有着保守派和走资派以及一些干部的责任问题。在一些地区他们的责任还很大，出现了他们联合起来抗衡、打压造反派的行动。造反派是在他们的联合反对、攻击之下才进行反击的。因而没有及时争取他们，以及反击的力度过大，不仅有造反派的责任，他们自身也是难辞其咎的。尽管如此，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要还是从造成派所犯的错误说起。这是因为从总体上来说，造反派在当时的斗争中已经占据了优势，而且他们的行为对于文革的走向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缘故。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的指示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高潮以后，针对文革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才作出的。这种“左”的错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在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具体在两派斗争、干部问题以及对待支左部队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刚刚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时候，主要是反对右的错误，而在夺权进入高潮以后，主要是纠正“左”的错误。“左”和右集中出现于全面夺权阶段的不同时期，具体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但是都会对文革起到阻碍、破坏的作用。因而为了使文革能够顺利发展，就要有“左”纠“左”，有右反右。“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是伴随着文革的发展交替出现的。随着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进行，造反派在斗争中居于优势地位，他们所犯的“左”的错误也就从次要方面向主要方面迈进，逐步成为影响文革发展的主要障碍。因而毛泽东就在指示中主要纠正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使文革回到正确发展的轨道。毛泽东的指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出的，这也是指示发表的要义所在。

② 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的方式之一——采取有力措施，稳定社会秩序，防止局势失控。

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后，各地出现了大规模武斗，还动用了热兵器。两派、干部、支左部队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些因素与武斗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严重的混乱，有些地区甚至走向了失控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上，如果再不采取有力措施来制止混乱，文革就有走向全面失控的严重风险。因而这个时候防止形势的继续恶化，恢复稳定的社会秩序，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文革进行的内在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文件，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来防止局势的恶化，恢复秩序的稳定。

铁路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动脉。一旦铁路运输中断，不仅会导致经济秩序紊乱，还会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致使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混乱。各地发生的武斗已经波及到铁路运输秩序。为了保障铁路畅通，防止运输中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派军队来维护铁路交通的运行。

八月十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命令决定：对原铁路局、分局的军管会和站段的军管小组，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组，以便统一指挥。各站段的铁路公安人员，统归所在站段护路部队指挥。[14]

煤炭是工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主要能源。一旦煤炭供应不上，不仅会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还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乃至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这个时候发生的武斗却导致一些煤炭企业陷入了停产、斗停产状态，致使煤炭供应受到了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八月十六日，经毛泽东审阅、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信中要求正在武斗和停产的煤矿，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职工，立即返回原单位参加生产;生产时间不得离开生产岗位，不在生产岗位搞辩论，不因观点分歧而影响生产。[15]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许多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虽然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他们中的多数人正在改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但是由于他们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在履行职责中制止过一些造反派的过激行为，一些犯了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还在坚持其错误行为，没有及时改正错误，因而他们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立即消除。不少造反派还以七二〇事件的发生为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预谋进行新的大规模串连，对军队造成更大规模的冲击。支左部队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不仅继续存在，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激化的趋势，局势有陷入动荡的风险。

为了加强军队与造反派、革命群众的团结，缓和、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稳定社会秩序，防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八月二十五日，经毛泽东审阅、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文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我国国防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支柱，为着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就需要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更亲密地团结起来，就需要全国各地军民更大规模地展开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文件要求各方必须根据当地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制定新的拥军爱民公约。制定新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以下思想：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人民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红卫兵小将、支持革命群众。人民群众必须协助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的工作。双方各自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16]

随着文件的下发，拥军爱民活动在各地开展起来。军队支持左派、革命群众，左派、革命群众拥护军队，双方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参加武斗的两派群众抢夺了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支左部队受命令限制，不能随意开枪，有的战士甚至连手中的枪也被抢走了。当然，有一些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是某些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发放给保守派的。两派有了枪，就大打出手，进行了枪战，造成了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

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收回被抢走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防止这种状况的再次发生，使部队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责，就要以中央名义发布制止抢夺武器装备的文件。毛泽东肯定了这种作法。九月四日，他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会议和工作等情况。谈到准备发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时说：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

九月五日，毛泽东审阅、批准了周恩来九月四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这个命令。[17]

命令指出：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物资，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军队院校、文体单位以及所有开展“四大”的单位中，不管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更不准抢夺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军队所有机关、部队、院校等单位，不经中央批准，绝不许将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发给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今后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18]

在夺权以后，两派武斗迅速发展，局势陷于混乱之际，有人打着进行斗争的旗号，趁机冲击仓库，抢夺国家物资商品，不仅造成了形势的紧张，还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和国家物资的储备，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为此，九月十三日毛泽东审阅、批准了《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通知说：最近，有些地区不断发生抢夺国家粮食、现金、各种物资、冲击仓库和拆毁机器设备的严重事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违法行为，必须立即严加制止。通知强调，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通令》中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绝对不可侵犯，革命群众都有保护的责任，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侵占，不准砸抢，不准用任何借口进行破坏。”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将这个通知发出。[19]

在各派纷争比较激烈的时候，处于派性斗争的需要，有的地方私设广播电台、秘密电台、无线电报话机和报话网，编造和使用密码，进行秘密通话，以派性的视角进行活动，宣传造势，鼓惑人心，调拨离间，煽动武斗，严重干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声音的传达。不仅造成了无线电波的传播混乱，影响了中央和地方电台的正常广播，还给暗藏的反动分子以可乘之机，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诋毁文革提供了机会，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九月二十三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关于取缔私设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的命令》。命令指出：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等，只能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后设立的党、政、军的宣传通讯机关，只能反映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利益，决不允许用来为某一个派别服务。它必须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和规定，决不允许出现无政府状态。

为此，中央重申：一切私设的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等，应自即日起立即无条件地全部撤除。严禁私自编造和使用密码，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私设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等。今后如再发现有私自设立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编造和使用密码等事，当以国法论处，并由当地卫戍司令部、警备司令部、驻军或其他军事领导机关执行。[20]

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军队来进行维护，“三支两军”就是军队介入文革、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具体形式。军队在介入文革的同时，也在进行自身的文革。军队是在为文革保驾护航中来进行自身文革的。虽然以前在军队文革的范围上作出了具体规定，但是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严重混乱，需要军队来维护社会秩序的时候，就要首先保持军队的稳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不仅要制止造反派以“揪军内一小撮”的名义来冲击军队，还要在军区机关停止“四大”，在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而不能进行“四大”，以使军队能够有效履行职责。

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大军区、海军舰队、军区空军机关、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目前一律不搞“四大”。已经开展“四大”的，可采取适当方式结束。这些单位，采取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整风的方法，分期分批地轮训干部;军以下部队和各基地以及中央军委规定的特殊单位(如总参三部、军区三局、五局、海军、空军的飞行航校、总后各办事处等)，仍坚持进行正面教育;已经批准开展“四大”的军队院校、文艺、体育、科研、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必须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集中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实现按系统、按部门、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要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认真做好爱民工作。军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今后应当戒骄戒躁，坚决相信依靠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依靠他们的帮助，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任务。[21]

针对一些单位出现的混乱状况，这种混乱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在短时间内还一时难以消除，于是经毛泽东批准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下发文件，采取果断措施，对这些单位实行军管，以实现秩序的稳定。

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审阅、批准姚文元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这个决定于十二月十八日发出。十二月二十二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民航系统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坚决对民航系统进一步实行军管。[22]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随着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两派、干部、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走向激化，两派之间出现大规模武斗，社会秩序发生严重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使文革回到既定发展的轨道上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下发了《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关于取缔私设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的命令》、《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关于民航系统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等文件。

这些文件经是经毛泽东审阅、批准，以中央党政军和文革小组联合署名的方式发出的，在当时规格是最高的，非常具有权威性的。既表明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局势动荡的警觉，也反映出他们在采取有力措施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防止因为形势失控而葬送文革的发展前途。这些文件的下发，对于防止局势恶化，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③ 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的方式之二——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各地在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具体在两派群众、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展开，还在不断走向激化，甚至发生了不同形式的武斗。不论在夺权还是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一时难以解决，又出现了反复性，实现大联合变得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创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就成为解决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必要选择了。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参加的人员上来说，不仅有两派的头头及其群众，还有领导干部，以及支左部队的干部及战士;从创办的形式上来说，有中央学习班，地方学习班，军队学习班;从期限上来说，有长期学习班，中期学习班，短期学习班，期限长短主要取决于解决问题的难易程度。将不同意见的人员集中到学习班中，以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指示和中央文件，对照、检查、反省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畅所欲言，观点交锋，弄清思想，纠正错误，利用学习班提供的平台，使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将言行统一到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我们知道，军队在支左过程中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致使造反派与支左部队的矛盾走向激化。这种错误往往在地方部队的支左行动上表现出来。[23]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对地方武装部的干部进行培训，打通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转移到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八月十七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开办各省武装干部训练班的意见》上批示：“照办。试办第一批以后，再定第二批的范围和办法，到那时可能要作一些改变。”

意见说：根据毛主席关于要办好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训练班的指示，我们设想训练目的是检查本地区支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训练的方法主要采取整风和“四大”的形式，阅读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和其他有关材料，请中央负责同志讲话，请革命左派介绍斗争经验，大、中、小会议相结合，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训练步骤可配合中央解决各省问题的步骤分四批进行，每批定两个月，可交错进行。训练工作由林彪直接领导，陈伯达协助进行。各省的训练班都要组织一个小的领导班子，挑选一批军队的造反派和地方上的红卫兵参加工作。八月十九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这个文件。[24]

毛泽东在南下视察的谈话中，就为什么要开办学习班、如何开办学习班、什么人参加学习班以及学习班要达到什么目的等问题，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让他们思想上要有所准备，重视学习班，办好学习班，选拔好参加学习班的人员，使这些学员在入班后能够端正态度，提高认识，化解矛盾，消除分歧。

九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到达南昌。在专列上同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杨栋梁、刘瑞森、郭光洲、黄先、陈昌奉谈话，杨成武、张春桥等参加。谈到对干部要采用教育的方法时，毛泽东说：这次总要从教育入手，如人武部、军分区好人总是多数，有的是犯错误，还是要用教育方法。江西省一级，还要多站出些干部来。造反派的报复思想不好，造反派的领袖要注意。不能不教而诛，教了也不能诛。现在先集训一下，中央应该开集训班，将来主要是各省开集训班集训。[25]

九月十八日，毛泽东到达长沙。上午，在专列上听取湖南省负责人黎原、华国锋、章伯森关于湖南情况的汇报，杨成武、张春桥等参加。毛泽东说：集训时左派要参加，红卫兵要来一些参加。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部队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26]

九月十九日晨，毛泽东到达武汉。在专列上同曾思玉、刘丰谈话。毛泽东说：你们要把独立师、军分区、县人武部的主要干部集中起来，准备去北京办学习班，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搞好团结，做好工作，稳定干部队伍。[27]

九月二十日晚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参加。谈到训练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十八年来没有训练过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和大军区的干部，责任在我，我是军委的主席嘛。为什么不训练?不出问题还想不起要训练这些干部的问题。小县训练三四百人，中县训练六七百人，大县训练八九百、千把人。时间不要好久，两个月，以后一年训练一次。不但要训练武的，还要训练文的，不仅军队干部要训练，党政干部和红卫兵的头头也要训练。如果红卫兵头头不训练，将来就可能犯错误。[28]

毛泽东创办学习班的指示，被整理进《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中，十月七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为了宣传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使各地迅速创办大批学习班，解决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十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社论，提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此后，全国各地陆续举办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央也举办多期学习班，分期分批抽调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自治区的有关人员来京学习，以解决这些省、区的问题。[29]

后来，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中进一步谈到了创办学习班的问题。十月十二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冲击时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只换一部分人，换坏的头子。办法是在中央、省这两级开训练班，学习一个月或者两个月。[30]

在毛泽东指示和《人民日报》发表创办学习班的社论后，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创办起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学习班。这些学习班结合当地文革发展的具体情况，以解决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过程中的分歧和矛盾为核心，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学习班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仅要创办学习班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还将学习班的经验、体会写成材料向中央汇报。毛泽东阅后及时将其中的好材料转发各地参考。我们看下面的两则文献资料 。

十一月七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十一月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五二九〇号登载的《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批示：“伯达同志及文革各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到农村。请酌办。”陈永贵谈话中说：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在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必须依靠贫下中农。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陈永贵的谈话。[31]

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审阅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十一月十一日给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关于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情况简报》后，批示：“文革小组及碰头会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此件简明扼要，说出了问题的本质。请你们讨论、酌定。”

简报说：我省各专(州)县正在贯彻落实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号召。一个多月来，各地部队党委、各级军管会、支左机构把这一工作列为重点，加强了领导。据不完全统计，至十月底，已办和在办的各种形式学习班共三百五十六个，参加学习一万三千多人。

这批学习班的主要收获有：(一)对小资产阶级派性、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检查和克服，对革命大联合起了促进作用。(二)进一步认识到解放革命干部的重大意义，不同程度地检查和克服了在干部问题上的“私”字。(三)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树立了把它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信心。各地对学习班正在总结经验。

滇南地区一些学习班总结的初步体会是：(一)指导思想必须明确。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回答和解决当前运动中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二)必须始终以毛主席的“老五篇”和最新指示为主要学习内容，带着大联合、干部问题和三结合等方面的问题，反复认真地学，不断加深领会，对照检查。要抓大节，抓大方向，防止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三)要掌握重点。结合实际，扎扎实实解决一两个关键问题。(四)贯彻群众路线的方针，始终要应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指责别人，不强加于人。(五)加强领导。要同学员一道学习，把群众中先进萌芽的东西加以扶植培育，总结推广。[32]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到，创办学习班就是要解决文革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在平时不易解决的情况下，才将其中的主要成员集中到学习班这样一个特定的场合，采取适宜的方法，通过紧张、激烈的思想斗争，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毛泽东在随后的指示中，要求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进一步肯定了办学习班是解决分歧和矛盾的好办法。

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毛主席最新指示》专栏和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的题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的社论，都用黑体字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人民日报》还转载了《解放军报》的社论。[33]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34]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为了解决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地方和军队创办了不同形式的学习班。这些学习班集中了两派头头及其成员、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战士，时间以一、二个月不等，分多批次进行。在学习班中，通过整风的方式，反省自我，查陋补缺，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弄清是非，在谈心中增进共识，在自我革命中化解矛盾，在精神洗礼中升华认识，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通过开办学习班，在解决两派、地方干部和军队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就为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创造了重要条件。

④ 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的方式之三——大中学校复课闹革命。

大中学校的学生特别是由他们组成的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在文革发动之际，他们奔赴各地，深入基层，到工厂、农村、机关、矿山、边疆进行活动，以大串连的方式将文革星火传向全国。不论是在文革发动之际还是全面夺权阶段，他们的行动对于各地造反派的形成以及文革形势的发展都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当然，不必讳言，在这个过程中红卫兵也是犯过一些“左”的错误的。毛泽东在南下视察的谈话中就说过，现在是红卫兵小将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35]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青年学生、红卫兵进行串连的任务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回校闹革命，建立革命委员会，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了。虽然中央多次下发了停止学生、红卫兵大串连的通知，要求他们返校上课，[36]但是许多学生、红卫兵仍然在各地进行活动。特别是在六、七月份以后，不少地方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局势走向严重混乱的时候，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红卫兵也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各地的派性斗争中。

七二〇事件发生后，甚至有人还预谋进行第三次大串连，提出北京的学生要到全国去串连，意图掀起更大规模的造反行动。[37]在已经发生严重混乱的情况下，这样做势必会加剧混乱，导致社会秩序的失控。青年学生、红卫兵的行动就是这样从促进文革发展的积极作用逐渐演变为消极影响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恢复社会秩序，防止出现全国性的动荡，就要求在外地串连的青年学生、红卫兵立即返回学校复课。这是为了防止局势恶化、实现社会稳定所采取的重要措施。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在北京和外地串连的学生和上访人员，应根据中央多次指示精神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原单位欢度国庆节，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大批判和斗、批、改，促进本单位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北京和各地的接待机构、联络机构从九月二十八日起一律撤销。[38]

也就在“紧急通知”下发的这一天，中共中央还转发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动员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的决定》，要求在外地串连的学生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集中力量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北京市革委会的“决定”是九月七日发布的，指出：除中央特许的少数人外，在外地串连的学生应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北京;北京的学生在外地设立的联络机构，应立即全部撤销;希望各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军区以及各革命群众组织，帮助动员北京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本决定也适用于本地农村、工矿企业、机关和学校串连的学生。[39]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各地串连的学生、红卫兵立即返回学校，是为了防止局势走向动荡，恢复社会秩序的重要步骤。青年学生、红卫兵回校以后，还要做好下一步的工作，将教学与改革结合起来，进行复课闹革命，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搞好本学校的斗、批、改工作。

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指示，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立即筹备招生事宜。十月二十九日晚上，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大、中、小学校开学和如何办大学等问题。[40]

不难看出，大中学校的学生、红卫兵在文革发动之际以及随后进行过程中，确实起着先锋、带头作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特别是一九六七年六、七月份以后，不仅北京的学生、红卫兵仍然在各地串连，各地的学生、红卫兵也同样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串连。他们中的不少人与当地的学生、红卫兵发生了密切联系，卷入到了当地的派性斗争中，成为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混乱的重要因素。虽然一九六六年冬季和次年春季中央多次发出停止大串连、要求学生和红卫兵回校的通知，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逗留在各地，没有立即执行中央的决定。在局势发生严重混乱，甚至可能走向失控局面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出了停止串连、要求外出学生立即回校的紧急通知，撤销各地设立的接待点，指示各地相关部门密切协作，为返校学生、红卫兵提供便利。这样他们返校、复课闹革命就成为稳定社会秩序，防止局势失控的重要一环。

⑤ 社会局势在控制中走向缓和。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社会秩序出现严重混乱的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通过下发文件、创办学习班、学生复课、进行军管等多种方式，遏制混乱局势的发展，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社会秩序，使文革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

应该说，文革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并不让人意外。这是因为文革本来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问题不在于文革期间是否出现过混乱，而是这种混乱是不是在文革沿着既定轨道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在不在可控范围之内。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当着文革在夺权过程中出现的混乱，已经越出了文革发展的既定轨道，萌发走向失控的严重隐患时，就要及时采取适宜措施，制止这种混乱局面，防止社会在失控中走向动荡。因为一旦这种状况出现，不仅文革难以进行，整个社会也会陷入无休止的分裂、纷争和内斗中。因而采取有力措施制止这种无序发展的混乱局面，恰恰是为了使文革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前行的必要选择。

为了恢复社会秩序，防止局势走向动荡，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布了系列文件，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煤炭生产，开展拥军爱民运动， 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取缔私设的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目前在各级军区机关不搞“四大”、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对新华社、民航系统等一些重要机构实行军事管制等等。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为控制混乱局面，制止局势恶化，走向社会稳定创造了条件。

为了解决两派、地方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及其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从中央到地方开办了不同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本来，这些分歧和矛盾在两派群众、地方干部和军队支左人员之间及其内部盘根错节，环环相扣，解决起来困难重重，业已成为夺权后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严重障碍。创办学习班，将两派头头、地方干部和军队支左干部、战士召集到学习班，以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通过整风的方式，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挖个人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在直言不讳的争论中，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和问题。解决了这些矛盾和问题，就扫除了进行大联合、三结合的障碍。实践证明，开办学习班，是解决两派、地方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及其内部矛盾的有效方式。

青年学生、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在文革发动之际及其随后一个时期，青年学生、红卫兵通过大串连将文革的火种传向全国。在文革发展的过程中，青年学生、红卫兵的串连及其活动确实起过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当着社会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了严重混乱，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动荡的局面，这个时候散布在各地的青年学生、红卫兵又不同程度地卷入到了派性斗争中。为了防止全国性动荡局面的出现，就要求仍然在各地活动的青年学生、红卫兵立即返回本单位，复课闹革命，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样学生复课就成为恢复社会秩序、防止形势继续恶化的重要一环。

由此看来，通过下发恢复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的文件，创办解决两派、地方干部和支左部队的学习班，要求外出串连的青年学生、红卫兵返校复课闹革命，对一些重要部门进行军管，有力地遏制了社会混乱的势头，防止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为保障社会秩序的运行，恢复稳定的局面，提供了可靠保障。

(8)第一轮纠“左”斗争的小结。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第一轮纠“左”斗争，是指纠正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采取措施制止“左”倾盲动行为，防止局势走向失控。具体说来，包括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及其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严厉批评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地方干部和支左部队问题上出现的激进行为，取缔由极“左”派分子组成的五一六兵团，采取果断措施制止武斗，恢复秩序。文革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纠正了这些“左”的错误以后，才回归正常发展的轨道，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其成员参加了中央碰头会，在当时中央决策中处于特殊地位，他们的言行直接引导着文革的发展方向。因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能不能真正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直接关系到文革的发展方向，也会对他们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命运产生重要影响。

毛泽东是鼎力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工作的。这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能够坚定执行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及其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决定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是因为他们对夺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熟视无睹，没有能够真正履行职责，也没有及时发现问题并报告中央，更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建议，反而却昧于文革的形势，自作主张进行表态，在言行中表现出“左”的色彩，误导了文革的发展方向。这样不论在内容还是程序上都是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战略部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决定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的。

造反派积极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投身于造反、夺权的运动中，当然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在夺权过程中，造反派也是犯了严重错误的。这种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的错误，具体在对待不同派别、地方干部和支左部队上表现出来。

在夺权过程中，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分裂。造反派内部的争斗，不仅消弱了造反派的力量，也暴露出造反派自身存在的弱点，为他们斗争的正义性涂上了一层“左”的色彩。在与保守派的斗争中，除去保守派的性质及其错误行为暂且不论，从造反派来说，没有采取主动、自觉的行动来处理他们与保守派的矛盾，将揭露保守派坏头头与争取保守派群众结合起来，认识到他们与保守派群众都是一个战壕的阶级兄弟，在批斗走资派方面具有一致性。这样在政策的实施及其斗争策略方面就出现了不少错误。当然，我们这里对于保守派所实施的错误行为是暂且不论的。

在对待干部方面，造反派没有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干部队伍的基本判断出发，而是在夺权过程中对干部冲击过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还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倾向。他们没有依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对干部队伍进行阶级分析，将一小撮走资派与好的、比较好的、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区分开来，没有依靠革命干部，争取绝大多数干部，将主要矛头对准一小撮走资派，而是打着造反的旗号，依靠主观意愿在行动，对干部队伍造成了更大的冲击。这样就不仅激化了造反派和干部之间的矛盾，还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致使大联合、三结合遇到了不少困难。造反派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却凭着个人义气在行动，在干部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当然，我们这里对于走资派及一些干部的错误行为是暂且不论的。

在对待支左部队问题上，造反派也是犯了严重错误的。虽然军队在支左中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从造反派来说，如何配合中央工作，主动地团结支左部队中的革命干部，争取支左部队中犯了错误的干部及时转变过来，而不是一味地与犯错误的支左部队对着干，就成为对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的迫切要求。遗憾的是，不少造反派在这方面却没有主动采取适宜的行动，而是抓住支左部队的错误不放，对于支左部队进行无休止的斗争。这样就难以缓和与犯错误的支左部队的关系，在大联合、三结合的实现上困难重重了。当然，我们这里对一些支左部队负责人拒绝改正错误，仍然坚持打压造反派的错误行为是暂且不论的。

极“左”派是造反派中的激进派。五一六兵团就是极“左”派的代表，后来又成为反党乱军破坏文革的激进分子的统称。五一六兵团以造反的名义，唯我独革，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妄图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如果这股势力得不到遏制，任其自由发展的话，就会将更多的人推向文革的对立面，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更大困难，严重破坏文革的发展进程。这种“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成为文革发展中的一股逆流，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因而将五一六兵团宣布为反革命集团，抓捕其中的骨干分子，就成为遏制极“左”错误的有力手段。

由此看来，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地方干部和支左部队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这些错误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不仅有造反派的责任，也有保守派、走资派和一些干部以及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的责任。当然，在具体事件上他们各自所付的责任并不相同。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研究造反派的责任问题，并不是说其他人没有这方面的责任，也不排除他们应对一些问题付主要责任。由于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对文革发展及其走向影响更大。因而毛泽东、党中央就将造反派作为纠“左”的重点对象。这对于文革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两派斗争激化特别是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业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局势走向动荡的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下发文件、创办学习班、学生返校复课、对混乱单位和地区加强军管等方式，使激烈冲突的双方缓和下来，防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避免了失控局面的出现。这是文革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稳定的需要，更是为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从中可以看到，文革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的“左”的错误，具体在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造反派的言行中表现了出来。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的行动，造反派践行夺权的使命，在夺权过程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因而这个时候所犯的“左”的错误就应该主要由中央文革小组及各地的造反派来承担。

当初，在文革发动之际及随后一段时间乃至夺权之初，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和造反派是以实际行动推动着文革向前发展的，但是在随后的斗争中却出现了不合文革发展的言行，发生了将文革导向“左”的方向的严重隐患。从形式上看，他们在行动中激情澎湃，斗志可嘉，实质上却是与文革的发展要求渐行渐远。这样就偏离了文革发展的既定轨道。

毛泽东不论是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还是造反派的严厉批评，都是因为他们在实际行动中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战略部署产生了严重矛盾，犯了“左”的错误的缘故。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正视的问题。只有从这个视角进行思考，才有可能搞清楚既然毛泽东全力支持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和造反派，却又为什么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并作出组织处理的真实原因。

4、第一轮反右纠“左”斗争的总结。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前文我们梳理了一九六七年一月至同年冬季反右纠“左”的基本事实并对相关事件进行了评析，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总结。

(1)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们这里说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指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既受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阻挠，又受到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为了使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要将反右纠“左”结合起来，既要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即第一条战线的斗争)，又要进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即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文革就是在反右纠“左”两条战线的斗争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毛泽东、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提出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文化大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夺权阶段是文革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就是要完成夺权、通过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但是，文革在这个阶段却受到了右、“左”机会主义的干扰，致使文革在发展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排除了右、“左”机会主义的干扰以后，才能完成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任务。这是文革发展的逻辑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就是遵循文革发展的逻辑要求，为消除文革发展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所采取的具体措施而已。

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所遇到的重重阻力，是以右、“左”的面目出现的，因而可以归纳到右、“左”两个范畴中。一般来说，右是反对文革的，“左”虽然不反对文革，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做得太过火了。虽然它们是从不同方向上来干扰、破坏文革发展的，错误的性质并不一样，但是从对文革造成的干扰、破坏的结果上看，却没有什么两样。当然，两者之间也并非完全隔绝，在一定条件下还是存在着联系的，“左”而实右，打着“左”的旗号来行使右的行为，就是这种联系的具体表现。

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右和“左”的错误，严重干扰了文革的发展进程。如果不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不论是受到来自右的还是“左”的干扰，都会使文革的发展困难重重。因而在全面夺权阶段，就要高度警惕来自右或“左”的干扰、破坏，发现问题以后及时采取果断措施来予以解决，否则的话，文革就会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走上歧途。

这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进行反右纠“左”的必要性，通过开展反右纠“左”的斗争来排除文革发展中所遇到的重重阻力。从根本上来说，这不是来自于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文革发展的逻辑要求所决定的。具体说来，对这些错误作出右或“左”的定性并非是随意的，而是由犯错误的人的立场、行为与文革发展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因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进行的反右纠“左”的斗争，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出自于他们的主观意愿，实质上则是由文革发展的逻辑及其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有右反右，有“左”纠“左”。他们所进行的反右纠“左”的斗争，不过是顺应文革发展的逻辑要求，为了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所采取的实际行动而已。他们就是这样对错误进行定性后，才开展反右纠“左”斗争的。

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错误，不论是右的还是“左”的错误，既可能来自于党内，也可能来自于党外。不论是来自于党内还是党外的错误，都会对于文革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干扰、破坏。对于这两种错误倾向，要立足于问题的性质、对文革的破坏程度、造成的影响大小，开展不同形式的斗争。既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又要讲究策略，将斗争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分清轻重缓急，疏导化解矛盾，通过整风、批评教育、做思想政治工作、通报、处分、隔离审查、进行反击、取缔组织等多种方式，将错误及时解决掉。当然，处理这些右或“左”的错误并非是目的，而是为了排除干扰，使文革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所采取的有力手段。

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革命。作为新生事物，文革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全面夺权阶段遇到了比较大的阻力。如果不排除来自右或“左”的干扰，文革要完成夺权、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就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排除来自右的或“左”的干扰，只有这样才能使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完成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因而反右纠“左”，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就成为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必要条件。

(2)文革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沿着既定轨道前行。

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就是反右纠“左”的斗争。面对来自右的或“左”的干扰、破坏，毛泽东、党中央审时度势，审慎处之，不断反击右的错误，纠正“左”的错误，使文革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党中央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右的错误及反对右的错误倾向的斗争，包括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二月逆流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二月镇反及反对二月镇反的斗争，七二〇事件及反对七二〇事件的斗争。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左”的错误及纠“左”斗争，包括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及其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严厉批评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地方干部、军队支左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反对五一六兵团的斗争，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武斗，恢复秩序。

从这些事件的发生及采取的相关措施中可以看到，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遇到了来自右、“左”两方面的多次干扰与阻击。文革是在毛泽东、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反右纠“左”中克服了重重困难以后，才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在党内处于中央书记处的地位，[1]其成员的言行直接引导着文革的发展。但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却在文革发展中犯了右的错误，其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犯了“左”的错误。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及其在文革发展进程中的导向作用，他们所犯的错误就会严重误导、阻止乃至破坏文革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将他们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是为了使文革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所做出的必然选择。

从中可以看到，即便是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不论是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王力、关锋、戚本禹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还是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及其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小组开会对他们进行整风表明，不论是犯了右的错误，还是犯了“左”的错误，毛泽东、党中央都是对此高度重视的，视其情况轻重，采取相应组织措施的。这样做是为了使具体负责文革发展的中央文革小组能够代表中央常委正确行使职权，为文革发展提供科学导向的缘故。

本来，原先是没有预计要采取夺权这种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进行文革的。但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召开了党内具有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仍然对于文革抱着抗衡、抵制的态度。毛泽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2]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一些革命干部站了出来，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但是许多干部仍然对文革抱着观望、抗衡、抵制的态度。党内走资派和一些领导干部拉拢保守派群众来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随着夺权的进行，形势出现了严重混乱。二月逆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发生的。二月逆流是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在高层会议上对于文革的一次反抗。这次反抗的鲜明特点在于，他们不是对文革进行直接批判，而是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以这种方式对文革进行间接的抗衡与抵制。虽然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所说的事实并非完全没有依据，但是他们是从暂时、局部、表象而非长远、全局、本质上来看待问题的，没有认识到文革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文革作为新生事物，在探索中出现曲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是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犯错误的原因。当时，不论从资历、权威、影响力等诸方面，单是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是无法与他们进行抗衡的，后来还是在毛泽东的反击下才将他们压下去的。

几乎与此同时出现的二月镇反，是在军队介入文革以后，许多支左部队负责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背景下发生的。具体表现就是军队在支左中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却支持了保守派。这不仅造成了造反派与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还制约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采取妥善措施纠正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使他们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

二月镇反与二月逆流虽然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主要还不是组织上的，而是利益归属和认识上的。不论是中央高层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是地方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乃至支左部队的许多负责人，在对待文革、中央文革小组、造反派的问题上不约而同地站在了一起。他们利用体制内的地位以及掌握的权力和资源来抗衡文革，对造反派及其支持者中央文革小组进行打压，形成从内部来抗衡、抵制文革的主要力量。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分裂，形成大大小小的派别，相互之间争斗不休。

从造反派来说，在对待对立派别、地方干部和支左部队方面犯了一系列错误。他们没有根据中央的政策处理好对立派别、地方干部和支左部队的关系，而是以造反派自居，唯我独革，在斗争中表现出浓厚的“左”的色彩。五一六兵团就是极“左”派的代表。他们没有认识到其他造反派乃至保守派群众都是同一战壕的阶级兄弟，关键是采取适宜的方式将他们争取过来，而不是与他们进行无原则的斗争。对待干部，要执行党中央的干部政策，依靠革命干部，争取犯错误的干部，孤立、打击少数走资派。支左部队犯了错误，要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正确对待、处理这些错误，不要揪住错误不放，而是要配合中央做好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的工作，争取获得支左部队的支持。夺权以后，采取主动、自觉的行动，做一个三结合的模范，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从保守派来说，我们主要介绍了武汉七二〇事件前及事件发生过程中百万雄师的所作所为。见微知著，从他们的轨迹中可以透射出保守派的动向，展现出他们被人愚弄、利用、抛弃后的可悲命运。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及其头头在七二〇事件前及事件发生过程中，打压造反派，盲目行动，进行武斗，为走资派火中取栗，充当了他们的打手和先锋，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在保守派的身后站着走资派、一些领导干部和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保守派群众本来与造反派都是同一战壕的阶级兄弟，负有共同的使命，但是在实际斗争中他们却与造反派作对，同室操戈，进行武斗，充当了走资派的“保护伞”，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最后，不论是极“左”派五一六兵团，还是七二〇事件中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都遭到了被取缔的命运。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了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内部、地方干部和支左部队负责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对文革的指导上也出现了严重失误。这个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错误，概括地说，就是右和“左”的错误。所谓右的错误，具体表现在党内高层一些领导人、中央文革小组若干领导人、走资派和一些领导干部、军队支左负责人、保守派所犯的错误上;所谓“左”的错误，具体表现在中央文革小组一些成员、造反派所犯的错误上。这些错误从右、“左”两个方面阻碍文革的发展，使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遇到相当大的困难。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是在反右纠“左”中解决了这些问题以后，才将文革不断推向前进的。

(3)两条战线斗争的启示。

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个阶段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为我们研究、思考文革留下了重要启示。

启示之一，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发展的必然要求。

两条战线的斗争，就是反右纠“左”的斗争。这是因为文革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受到来自右的或“左”的方面的干扰、破坏，致使文革不仅在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遇到了重重阻力，也难以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如果不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将来自右或“左”的方面的干扰、破坏予以消除，要在这个阶段完成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更是无从谈起了。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必须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进行反右纠“左”的斗争，清除在文革发展道路上出现的右或“左”的障碍。这是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完成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任务的必要保障。

启示之二，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两条战线的斗争，进行反右纠“左”的行动，毫无疑问，是在毛泽东、党中央领导下开展起来的。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受到右、“左”错误干扰、破坏的时候，毛泽东洞悉文革发展的逻辑，敏锐地意识到这些错误不仅会使文革在发展中举步维艰，还会扭转文革的发展方向，让文革走向夭折。因而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反右纠“左”的斗争，清除来自文革发展道路上的右或“左”的障碍，使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是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深刻认识到右、“左”错误对于文革发展的严重危害性以后，才在反右纠“左”的斗争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

启示之三，要高度重视右、“左”两种错误倾向在全面夺权阶段不同时期所处地位的变化。

一般地说，右、“左”两种错误倾向是在全面夺权阶段交替出现的;特殊地说，在全面夺权阶段初期，往往以右的错误为主要表现形式，进行一个时期以后，又往往会以“左”的错误为主要表现形式。这是因为在全面夺权阶段初期，造反派面临着党内走资派和一些干部、保守派的强大阻力，军队在支左中又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缘故。这个时候在双方实力对比中，由于保守的力量占据优势，就容易犯右的错误。随着夺权的深入发展，造反派的力量发展壮大，走资派和一些干部逐渐孤立，保守派在现实斗争中出现分化，支左部队负责人也在中央批评、教育下不断地改正错误，这个时候造反派处于优势地位，在对待不同派别、干部和支左部队的斗争中，就容易犯“左”的错误。鉴于此，我们就要正确认识和判断右、“左”两种错误在不同时期所处的地位，并从政策、斗争策略的实施上予以警觉、注意。

启示之四，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要有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有策略的灵活性。

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不论是右的错误，还是“左”的错误，一般来说，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属于敌我矛盾，但是绝不占主要地位。

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既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进行处理，也不能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如果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进行处理，就会犯“左”的错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和造反派在这方面是有沉痛教训的。如果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就会犯右的错误。党内高层领导干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及其成员和支左部队领导人在这方面是有沉痛教训的。

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要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既不能因为讲原则性，就失去灵活性，不去争取犯错误的群众、干部、支左部队负责人转变态度，也不能因为讲究灵活性，就失去原则性，在错误性质的认定上敷衍了事，对于原则性的错误熟视无睹，从而犯更大的错误。在实际斗争中，既要讲究原则而不失灵活，也要实行灵活而又坚持原则，做到两者的统一。

启示之五，斗争成就斐然，前程任重道远。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全面夺权阶段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文革也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一九六七年十月以后，紧张的形势趋于缓和，局势也得到了有效控制。虽然到这年年底，只有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其它许多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却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成立的时机渐趋成熟。即便如此，这个时期两派、干部、支左部队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仍然存在，在一些地区、单位甚至还有走向尖锐、激烈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及时、妥善地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各地建立起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搞好斗、批、改，仍然面临着不少困难。从这方面来说，还是任重道远的。

5、农村文革在监控中稳步发展。

进行农村文革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文革发展的全局出发，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作出的决定。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毛泽东批准后，由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随即下发。这是进行农村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为农村文革指明了方向。

(1)《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擘画了农村文革的发展蓝图。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又称为“农村十条”(草案)。这是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进行农村文革的重要“指示”。这个“指示”分为十条，擘画了农村文革的发展蓝图。

这个文件要求坚决执行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将革命和生产结合起来，狠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的革命化，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吸取了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沉痛教训，防止只抓革命而忽视农业生产才提出来的号召。

文件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指导下，虽然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制定的“前十条”、“二十三条”进行了衔接，提出将“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在文革中解决“四清”问题及其复查问题，却又特别指出进行农村文革除了派些少而精的观察员外，一般不派工作队，而是由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样既解决了农村文革与以前“四清”运动的关联问题，又指出了农村文革与以前社教运动存在的重大不同，体现了文革发展的一般要求。

文件指出农村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纠正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贯彻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这样既指出了农村文革的重点，又部署了具体任务。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与一般犯错误的干部区分开来，并非所有干部都要整，而是只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同时，并非所有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要整，而是整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斗争的扩大化。

进行农村文革，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要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这样不仅指出了进行农村文革的依靠力量，也是为了防止斗争扩大化做出的又一规定。

领导农村文革的权力机构，是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人员，如果不称职，可以随时改选或撤换。经过群众民主讨论，可以健全或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负责农业生产和具体事务性工作。这样就建立了领导农村文革和负责农业生产的两套班子，从组织机构的设置上，为农村文革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保证。

在农村文革中，要建立和发展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红卫兵要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农村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的领导职务。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连。这样就便于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在农村文革中发挥先锋作用。红卫兵参加民兵这样的武装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行使了专政的职能，进一步加强了民兵作为农村文革坚强后盾的保障作用，更有利于发挥红卫兵在农村文革中的先锋作用。这是与进行农村文革要坚定地依靠贫下中农相一致的。对农村各级领导干部子女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的领导职务，以及在外地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串连的规定，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在农村文革中的先锋作用，防止运动走偏，从人员组成上保证农村文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农村文革的方式，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斗争中，要摆事实，讲道理，坚持文斗，不要武斗，特别要注意防止坏人挑起农村中的宗派斗争，以宗派斗争来代替阶级斗争，破坏农村文革的进行。社队之间可以利用农闲时间进行串连。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但是不要包办代替。从农村文革的方式上来看，既具有文革的一般特征，同时也鉴于农村的特殊情况，在进行农村文革比如串连上作出了一些限制。这是为了发挥贫下中农在农村文革中的主导作用，使农村文革能够取得成效，同时又维护农业生产发展的缘故。

文件还对不许打击报复革命群众造反和不许哪些人进行造反作出了规定。进行农村文革中，不许打击报复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群众，不许扣工分。要给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的革命群众进行平反。地、富、反、坏、右是专政对象，绝不允许他们参加造反行动。

文件还规定了中等学校、半工半读大中学校、农村小学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要求大家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1]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这个文件上接社教运动中的“前十条”、“二十三条”，以文革开始后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为指导，又着眼于农村实际情况，才制定出来的。文件既体现了一般文革的要求，又从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出发，对于农村文革作出了具体规定。文件明确指出了进行农村文革的重点、依靠力量、采取的方式，要建立领导农村文革的权力机构和负责农业生产的日常机构，对红卫兵的组成及其领导也作出了规定，允许革命群众造反，不许打击报复，等等。这个文件既来源于以前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文革文件，又是针对农村文革实际情况作出了具体规定。这是关于农村文革的概论式的规定，以后还要随着农村文革的进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2)在进行农村文革中搞好农业生产。

进行农村文革，就要处理好农村文革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问题。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斗争扩大化冲击农业生产的沉痛教训，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此以后，不论是一九六二年反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还是一九六四年进行“四清”运动，毛泽东在讲话中都反复提醒全党要牢记这个沉痛教训，不要因为进行运动而忽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是要将运动与生产结合起来，也就是“抓革命，促生产”。[2]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为了防止农村文革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毛泽东要求军队在进行支左的同时，还要通过支农来保障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不仅如此，在春秋大忙季节，为了不耽误农时，防止农村文革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毛泽东、党中央还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处理好农村文革和农业生产的关系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等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稿，批示：“林彪同志阅后，退汪东兴照办。”此信于二月二十日发出。[3]

《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指出： 贫下中农是农村中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军，当这春耕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要善于同贫下中农一起商量，同一切劳动群众一起商量，掀起一个春耕生产的高潮。

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对他们进行批评，要采取毛主席历来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

要立即开一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干部会议，开好生产队全体社员会议，布置、讨论春耕生产工作。人民解放军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要大力支持、帮助春耕生产工作。[4]

从这个信件中可以看到，在春耕大忙季节，贫下中农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军，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要和贫下中农、劳动群众一起搞好农村春耕生产工作。信件对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做出判断，认为他们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同时还对犯错误的干部寄于希望，寄望他们能够在春耕生产中改正错误，取得贫下中农的谅解。为了搞好农业生产，信件还要求召开人民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和生产队全体社员会议，安排好春耕生产工作。军队在支左的同时，还要做好支农工作。不难看出，这个信件的主旨是不要因为进行农村文革而延误春耕农业生产的发展。

为了保障春耕生产的进行，防止因为进行夺权斗争而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三月七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

“通知”指出：当前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各地农村要认真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立即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春耕生产高潮。为此，中央决定：在春耕大忙季节，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要进行夺权斗争;已经夺权并经革命群众和上级同意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领导班子，应该切实地挑起革命和生产的两幅重担，用毛泽东思想指挥好春耕战斗。领导瘫痪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应由贫下中农积极分子、革命干部组成临时的领导班子来抓好春耕生产;农村干部(包括正职)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应该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5]

从这个“通知”中可以看到，为了不误农时，保障农村春耕生产的正常进行，中央明确要求这个时期在生产大队、生产队这些直接负责春耕生产的基层组织不要开展夺权斗争。同时，还要求现在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领导班子，要切实担负起革命和生产的领导重任，做好春耕生产工作。“通知”又一次对大多数农村干部做出了肯定性的判断，对于犯错误的干部，除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屡教不改者外，就要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允许干部改正错误。这是为了防止对于农村干部冲击过大，也是为了让犯错误的干部放下包袱，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贫下中农和劳动群众一起搞好春耕生产所采取的措施。

我们看到，“通知”是在春耕大忙之际，为了处理好农村文革与春耕生产的关系才下发的。下发这个“通知”，对农村多数干部做出好的或比较好的判断，不仅是为了防止农村文革对干部冲击过大，也是为了进一步发挥干部在农村春耕生产中的作用，避免因进行农村文革而延误、影响到春耕生产的发展。不仅如此，即便在秋收大忙季节，为了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耕，九月十三日经毛泽东审阅、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关于抓紧搞好秋收、秋种、秋耕的通知》。[6]这是在秋收大忙季节，为了搞好农业生产下发的又一个文件。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党中央是非常重视农村文革与农业生产发展的。这种重视不仅表现在春秋大忙季节以中央名义下发文件要求处理好农村文革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也表现在要求在农业生产大忙季节不要进行夺权斗争，不要因为进行农村文革而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下发的系列文件中，还多次肯定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允许犯错误的干部改正错误。同时，为了防止农村文革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将军队支农列为“三支两军”的重要内容。这样就在农村文革进程中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其实，也正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妥善处理了农村文革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问题，采取多种方式为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驾护航，防止运动对于农业生产的冲击，因而在进行农村文革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而通过“抓革命，促生产”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得农村文革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样就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特别是三线建设提供了物质保障。

(3)农村文革在冬春之季稳步前进。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党中央决定进行农村文革以后，为了维护农业生产的发展，根据农村实际情况，不仅决定军队要支农，还在春秋生产大忙季节专门下发指示，要求妥善处理好农村文革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问题。进入冬季以后，为了进一步搞好农村文革。毛泽东、党中央不仅向各地转发农村文革的材料，还下发了关于农村基层文革的指示，指导着农村文革的发展。

毛泽东将陈永贵谈农村文革的材料下发各地参考。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十一月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五二九〇号登载的《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批示：“伯达同志及文革各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到农村。请酌办。”

陈永贵在谈话中说：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在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必须依靠贫下中农。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对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同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陈永贵谈话的通知稿，删去通知稿中“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面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名字。[7]

我们看到，陈永贵谈农村文革的材料及其通知稿，都是在毛泽东批准后下发的。毛泽东在通知稿中删去了刘、邓、陶的名字，不仅是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被打倒，不是斗争的主要对象了，也是因为农村文革要将打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农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已经被打倒的刘、邓、陶。这样做是为了不使人们转移对于农村各级走资派的注意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邓小平提供了某种保护的缘故。因为毛泽东在此间发表的系列谈话都是将刘、邓分开的。[8]

从陈永贵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是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以中央关于农村文革的指示为指导，吸取过去运动的经验教训，主张农村文革要将主要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不是广大农村基层干部。这是鉴于一九六四年夏季以后“四清”运动对于基层干部造成的沉重打击，为了防止农村文革扩大化才提出来的。他主张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依靠贫下中农进行农村文革，同时，还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进行教育。这样陈永贵就在谈话中提出了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谁，依靠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防止运动扩大化等问题。这是针对农村文革提出的具体建议，是与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农村文革的相关政策相一致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作出批示将陈永贵的谈话转发给各地参考的。

毛泽东、党中央下发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革的指示。

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于十一月九日审阅了《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稿，批示：“照办。”在“指示”稿的“当前农村形势大好”后面加写一句话：“只有一小部分受灾地区和受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控制地区的情况不好。”删去“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面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名字。这个“指示”于十二月四日发出。[9]

这个“指示”共分为七条，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相衔接，肯定了在“前十条”、“二十三条”指导下进行的“四清”运动，进一步擘画了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指示”首先肯定了农村的大好形势，认为广大贫农、下中农进一步发动起来了，夺得了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今冬明春农村基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继续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即“农村十条”)的原则进行。斗争的矛头要始终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在各地的代理人。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不要派工作组去指手划脚，学生、工人、市镇居民、机关干部，都不要去串连。农民也不要进城串连。必要时，可由人民解放军组织少而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等单位，要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大社员、干部和民兵都要参加学习。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深入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进行正面教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将“阶级斗争熄灭论”、“剥削有功”、“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桃园经验”以及对干部实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作为批判重点。要把学习班内的学习，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

要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要学大寨的经验，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集体经济。要节约闹革命。要反对投机倒把，反对贪污盗窃，反对分田到户，反对闹单干。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农村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也不要搞捐献。

在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基础上，解决县、社两级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问题，组成县、社的革命领导班子，以更好地领导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产队一般不搞夺权。在需要夺权的生产大队，应当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用改选领导班子的方式解决。应当肯定，农村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10]

从中可以看到，“指示”对于农村基层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具体规定。

“指示”要求在农村文革中将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依靠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要派工作组，也不要进行串连，必要时可以派军宣队进行宣传。这样既在农村坚持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也根据农村具体情况，对于农村文革作出了必要限制，防止对于农村、农业生产造成重大冲击。

县、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与本单位进行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要在学习班中解决彼此的分歧和矛盾，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打下坚实的基础。

要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集体经济，破“四旧”，立“四新”，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和自留地，一般不予变动。这样更有利于为农村文革创造条件，进一步保持农村形势的基本稳定。

“指示”再一次肯定了农村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县、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都要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正面教育。在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基础上，解决县、社两级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问题，组成县、社的革命领导班子。生产队是直接领导农业生产的基层单位，一般不搞夺权。需要夺权的生产大队，也要依靠贫下中农，用改选领导班子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进行夺权斗争。这样就严格限制了在直接领导农业生产的生产大队、生产队进行的夺权斗争。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在举办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组成县、社两级领导班子，还是严格限制在生产大队、生产队进行夺权斗争，对于保持农村形势的稳定、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从中央的“指示”中不难看出，既要进行农村文革，又要保持农村形势的基本稳定。因为农业是经济的基础，农民是工农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行农村文革的同时，还要保持农村形势的基本稳定，维护农业生产的发展。因而不论是对夺权斗争和到农村串连的约束，还是对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和自留地的不动，以及进行正面教育、通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解决县、社两级班子的组成，都是为了使农村文革能够稳健运行所作出的策略选择，也是为了维护农村形势稳定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现实需要，

为了进一步为农村文革呐喊助威，促进农村文革的进行，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批示：“看过，可用。所引材料，要核证属实。”这篇文章发表在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六期。[11]

这篇文章回顾了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围绕农村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程，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代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主线，以详实的史料为依据，叙述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围绕农业合作化、一九六二年“三自一包”、一九六四年社教运动出现的分歧和矛盾，说明农村、农业发展确实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把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党中央是一直密切注视农村文革发展的。进入冬季以后，为了进一步搞好农村文革，毛泽东、党中央转发材料、下发指示和批发文章，不仅为农村文革作出了具体规定，指导着农村文革的发展，还从思想领域进一步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在大批判中增强人们的鉴别能力，使人们切实意识到进行农村文革的必要性，以便在学习班中促成大联合，为实现三结合打下坚实的基础。

(4)对农村文革进行的评析。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农村文革是在“十六条”和两个中央关于农村(基层)文革指示的指导下，与以前“四清”运动时期制定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相衔接，以“抓革命，促生产”为方针，在保持农业生产基本稳步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在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关于农村文革的文件中，明确指出了运动的主要矛头对准谁、依靠谁的问题。农村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他们，而不是广大基层干部。要依靠贫下中农来进行农村文革，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也不要让学生、红卫兵到农村串连。这样既践行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又借鉴了以前进行“四清”运动的教训，为农村文革的健康运行及其成效提供了重要保证。

农业是经济的基础，农民阶级又是全面夺权阶段进行文革的两大主力军之一，因而搞好农村文革，保持农业生产的基本稳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至关重要。这就要处理好农村文革与农业生产、农村形势稳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党中央对于进行农村文革是非常慎重的。不仅要求军队在“三支两军”中支持农业，还在春秋大忙季节专门下发文件要求搞好农业生产，还特别叮嘱不要在这个时候进行夺权斗争。为了将农村文革转入有序发展的轨道，中央“指示”规定不要到农村进行串连，在生产队一般不搞夺权斗争，在生产大队则是采取改选的方式来进行夺权斗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和自留地不作变动。同时，又特别指出农村的广大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防止重犯一九六四年夏季以后“四清”运动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大的错误。这些措施的实行，为处理好农业生产与农村文革的关系，保证农业生产在农村文革中能够得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进行农村文革，必须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妥善处理好农村文革与农业生产的发展问题。农村文革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同时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会为农村文革奠定经济基础。农村文革要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稳健进行。为此，不论是中央下发的关于农村文革的指示，还是采取的其它措施，都是为了处理好两者关系所采取的实际行动。这既是借鉴以往运动的教训，也是为了进行农村文革的现实需要。

农村文革毕竟是与以前“四清”具有重大不同的政治运动，因而在进行农村文革的时候，更要谨慎行事。根据农村形势的不断发展，及时采取适宜措施，不断将农村文革推向前进。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央下发的关于农村基层文革的指示就与上一年十二月下发的关于农村文革的指示存在不同。这种不同就是从农村文革发展的形势出发，为了解决好农村文革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问题，在具体政策和斗争策略上作出的调整。这不仅表现在对夺权斗争、到农村串连作出了严格规定，也表现在出现分歧和矛盾以后，还要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学习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问题，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起革命委员会。

农村文革是在毛泽东、党中央的领导下，在维护农业生产的发展中进行的。这个时期农业生产、社队企业并没有因为进行农村文革受到影响，反而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农村文革就是在斗争中不断前行，农村面貌及其道德风尚也是在破旧立新中不断得到改变、提升的。

6、第二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一月革命以后，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至同年四月中旬，先后成立了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山西、北京等六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这是全面夺权阶段建立的第一批省级革命委员会。此后，从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至同年十二月上旬，又成立了青海、内蒙古、天津三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这是全面夺权阶段建立的第二批省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不仅是文化大革命在全面夺权阶段取得胜利的关键性节点，也是完成全面夺权任务的标志性事件。

(1)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夺权后建立文化大革命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在全面夺权以后，要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这一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实行军队、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结合，由他们分别派出代表组成。以工农为主体、革命师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群众构成造反、夺权的洪流，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自然要参加到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革命干部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群众的造反行动，他们又具有丰富的组织、管理经验，必然要被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军队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通过“三支两军”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对稳定局势、工农业生产和文革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保障作用。在实行军管的省份，军队负责人甚至要担负起组建省级革命委员会的重任。革命委员会如果没有军队代表参加，就没有权威性，在行使职权上会遇到重重困难。

从中可以看到，革命群众参加革命委员会，有利于保证革命委员会发展的正确方向。革命干部参加革命委员会，有利于保证革命委员会正常行使职权。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是革命委员会职能行使的坚强保障。革命委员会只有在军队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组成的情况下，才可以既保持革命政权的性质，又能够有效行使职权，从容、果断地处理各项事务。这并非来自于人为的决定，而是当时文革形势发展以及多方斗争所造成的结果。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建立革命委员会，是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在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时提出来的。在这次谈话中，他对未经中央批准就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事提出了批评，主张上海公社还是改过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1]

随后，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审阅陈伯达二月十七日报送的《贵州革命造反派举行盛会庆祝贵州省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等有关文电和新闻稿(共四件)时作出批示，夺权后的临时权力机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你们在四份材料一律改过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这四份文电和新闻稿时，就将文中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均改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2]

毛泽东对上海成立人民公社提出批评以后，上海市人民公社负责人迅速行动，致电中央请求将上海市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经毛泽东批准，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3]

在革命委员会的组建上实行三结合的方针，首先出现于三月一日出版的一九六七年第四期《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一文中。这篇社论是由周恩来报送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社论根据他们的意见，又加写了两段话:

“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4]

对三结合的方针作出明确、详细地阐述，则是见之于《人民日报》三月十日提前转载、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一文中。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审改后发表的。毛泽东在三月七日审改时加写了一段话：

“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这篇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5]

从中我们看到，不论是夺权后的领导机构命名为革命委员会，还是在革命委员会内实行三结合的方针，都是毛泽东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作出的决定。夺权后的权力机构命名为革命委员会，不仅体现了新的政权机构的鲜明性质和斗争色彩，又是以崭新的面貌言简意赅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既是当时文革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夺权过程中多方斗争的结果。

革命群众进入政权机构中，以主人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与干部一起进行国家事务的管理，对干部进行直接监督，真正行使民主权利。革命干部进入革命委员会中，使得革命委员会能够正常执行职能，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有序发展。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成为革命委员会能够有效行使职权的坚强保证。

在夺权以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既是文革斗争的结果，也是巩固文革成果、为文革下一步发展创造条件的现实需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从政权内部清除党内走资派，建立忠诚、纯洁、高效的政权机构的重要尝试。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代表的文革路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2)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前奏。

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首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有在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不仅要处理好军队、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要处理好群众内部各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一般来说，首先处理好群众内部各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实现各派群众之间的大联合，而后再处理好军队、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实现军队、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大联合。因而实现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首要环节。当然，有些时候也是将这些分歧和矛盾统筹考虑后予以同时处理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群众不仅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分裂。不同派别组织之间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甚至还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文革形势急剧走向恶化。其实，在人民群众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也不存在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阶级基础。但是，在实际斗争中，群众内部不仅发生了严重分裂，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派别，还进行了大规模武斗，甚至动枪动炮，造成了流血事件。因而要实现大联合，首先就要实现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

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不仅是指造反派内部各派之间的大联合，也包括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大联合。造反派内部的各派群众组织，由于在斗争对象及其目标上是一致的，即便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也要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实现大联合。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从造反派来说，要抛弃前嫌，对保守派进行说服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争取他们转变过来，参加到造反派的行列中。对于保守派来说，也要认识到自己站错了立场，他们和造反派的斗争是同室操戈，及时承认错误，转变态度，与造反派握手言和，并肩进行斗争。

不论是在造反派内部，还是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要实现大联合，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这就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系列指示，深刻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路线，真正体会到阶级利益高于派别、个人利益，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勇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既往，反省自己，承认错误，有错必纠，在坚持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不同派别的大联合。

实现了群众之间的大联合以后，再进行军队、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大联合。军队介入文革，本来是要进行支左的，但是不少支左部队负责人却支持了保守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支左部队负责人不改正错误，是难以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一旦支左部队负责人改正错误以后，造反派就不能纠结于以前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而是要满腔热情地欢迎支左部队，与他们在新的条件下团结起来，实现军民之间的大联合，而不能揪住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不放。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有些造反派提出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口号，对干部冲击过大，造成了严重后果。《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及时发出了《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社论，对造反派敲响了警钟，提醒他们要正确执行干部政策，对干部要进行阶级分析，在斗争中要依靠革命干部，争取中间干部，批评犯错误的干部，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将打击的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毛泽东后来也反复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十月二十一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社论，以《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为题，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公开发表，表示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6]

要实现军队、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大联合，必须做到军队支持左派群众，对干部要进行阶级分析，革命群众要拥护军队，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团结起来。只有三方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实现革命大联合。这就要求他们以大局为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将思想、行动统一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要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首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有在实现群众特别是革命群众联合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军队、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之间的大联合。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意味着解决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问题，扫除了三结合的障碍。这样就为三结合创造了前提和条件。因而我们说革命的大联合是实现革命三结合的前奏。

(3)青海、内蒙古、天津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直到同年十二月底，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时间里，只有青海、内蒙古、天津三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全面夺权阶段成立的第二批省级革命委员会。其它省级革命委员会由于条件不成熟，仍然处于筹备之中。

青海在发生了镇压造反派红卫兵八一八的二二三事件以后，中央做出了严肃处理，对二二三事件的主要肇事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进行隔离审查，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筹备建立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而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同意正式成立以刘贤权为主任的青海省军管会的电报。[7]经过紧张筹备以后，八月十二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8]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次日，即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文章指出：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了。这是一月革命风暴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新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青海高原上的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青海省以八一八左派组织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从青海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经历了激烈、紧张的阶级搏斗的严峻考验。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青海地区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曾经在一些艰苦日子里，顶着阻力行，迎着风浪上，终于从阶级敌人手中，把党、政、财、文大权胜利地夺了过来。

青海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曾经出现过反复。这看起来仿佛是坏事，实际上是大好事。因为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加暴露了，革命方面也表现出来了，阵线分明了，事情的规律往往是这样，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变成了好事。经过反复，问题就看清楚了，就解决了，矛盾越是充分暴露，就解决得越彻底。青海的事情就正是这样。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在任何时候，都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大批判、大斗争;要充分发挥革命的领导干部的核心骨干作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模范地执行党中央的政策。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青海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所开辟的航道上，进入了新的伟大的航程。青海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在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同时，狠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实现思想的革命化。这样，才能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创造出一个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红彤彤的新青海。[9]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内蒙古两派围绕《内蒙古日报》夺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内蒙古军区在支左中站在了无产者派的红卫兵总部一边，引发了造反派呼三司的不满，于是呼三司包围了军区大院南门并进行静坐。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向正在喊话的内蒙古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开枪射击，致其身亡。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从二月十日至四月十三日先后六次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和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在经过深入、细致的谈话和调查研究以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认为内蒙古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决定调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吴涛(原副政委)任军区政委，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共中央四月十三日作出了《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以后，不论是保守派还是内蒙古军区支左部队中的一些干部、战士，都对中央的这个“决定”表示不满。他们不仅采取游行示威的方式进行抗议，还组织人员到北京上访，企图推翻这个“决定”。这些上访人员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起哄闹事，甚至打伤军区领导干部和军委办公厅工作人员，致使中央通过协商来解决内蒙古问题的努力化为泡影。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才下令逮捕打人凶手，并到毛泽东处报告内蒙古问题。周恩来在约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粟裕等商谈如何解决内蒙古问题以后，作出中央军委五条决定。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内蒙古军区问题的通报，并将中央军委五月二十六日的决定印发到全军团以上党委。而后以军队进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室大楼、解散红卫军等组织为标志，支持了造反派，纠正了内蒙古军区支左中的错误，打击了破坏文革的保守势力，扭转了内蒙古文革的发展方向。[10]

在经过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大量工作后，十一月一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终于成立了。[11]

在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次日，即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社论指出：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内蒙古地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彻底垮台，对于巩固我们边疆，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增强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在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和鼓舞下，同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复较量和英勇斗争的结果。

内蒙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再次告诉我们：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伟大理论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指南，是巩固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的可靠保证。内蒙古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一个曲折和反复，正好彻底暴露了阶级敌人的面目，大大锻炼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现在，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高原，内蒙古革命形势空前大好，今后还会越来越好。

社论号召：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更加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内蒙古草原的每一寸土地，把内蒙古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12]

进入十一月份，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日益成熟。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向中央呈送了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指示稿，批示：“很好，照办。”[13]

这个指示稿首先肯定了天津驻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成绩，而后指出虽然他们在支左工作中犯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广大革命的群众帮助下已经改正。肖思明、郑三生、杨银声三同志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天津支左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检查”，态度是好的，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九个多月中，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推进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四月以后已经有了改正。中央同意郑维山、解学恭、肖思明三同志的报告。

中央同意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筹备小组的意见，立即成立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九十七名委员组成，并由解学恭同志任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同志任副主任。[14]

十二月六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15]

我们看到，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直到同年十二月底，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时间内，只有青海、内蒙古、天津三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这期间，经历过严重的两派斗争，发生过大规模武斗，甚至出现过一定程度的混乱。虽然军队在支左中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通过“三支两军”却维护了局势的基本稳定，保障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防止了全局性动荡局面的出现。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只成立了三个省级革命委员会，但是在其它省级革命委员会的筹备上却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不然的话，不会在一九六八年元旦以后，从一月至五月先后有十五个省级革命委员会得以成立的。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时间内，只有三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它省级革命委员会在成立的过程中却举步维艰呢?我们下面来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4)第二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缓慢且数量较少的原因分析。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至同年四月中旬，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先后成立了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山西、北京等六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但是，从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直到同年十二月底，在八个多月的时间内，才成立了青海、内蒙古、天津三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为什么在这八个多月中，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如此迟缓且又数量较少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原先预计上海一月革命以后，用二、三、四三个月基本上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但是文革在发展中却没有按照预计的时间进行，而是在斗争中出现了新的问题，呈现出尖锐、复杂、多变的局面。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时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延长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二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卡博、巴卢库等，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在座。在谈到正在进行的夺权时，毛泽东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16]

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等谈到文化大革命第二阶段(指实行“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毛年谱编者注)什么时候结束时，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17]

从中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形势逐步走向激化，出现了严重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将夺权后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时间从二、三、四这三个月延长至五月份，他设想到了五月份至少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也就是说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但是，事与愿违，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到了五月份，除了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山西、北京这六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外，其它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还是没有能够建立起来。

这是因为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仅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而且在夺权过程中造反派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分裂，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彼此之间在夺权与反夺权的过程中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甚至发展成大规模武斗，六月份以后还动用了热兵器，局部地区一度走到了失控的边缘。虽然一部分革命干部站了出来，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但是党内走资派和一部分干部却在背后操纵、支持保守派与造反派进行斗争，仍然在抗衡、抵制文革的发展。军队在支左中比较普遍地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虽然在毛泽东、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正在纠正他们所犯的支左错误，但是一些支左部队负责人仍然存在着抵触情绪。这样就使得两派、造反派内部、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出现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反复夺权此起彼伏，革命委员会也就一时难以建立起来了。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群众分裂成两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派别，以及在他们中间进行的大规模武斗，是文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后来毛泽东在谈话中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时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王力后来也回忆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18]

不仅如此，在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也存在着不少分歧和矛盾。在实现大联合的过程中，以哪一个革命群众组织为核心进行大联合，不仅关系到这个组织在大联合中的地位，还影响到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的代表名额分配。这样就在以谁为核心进行大联合的问题上形成了分歧和矛盾。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上，各派革命群众组织也在名额的分配上出现了不少分歧和矛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同时，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要有革命干部参加，结合哪一个革命干部，在革命群众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一些支左部队与造反派之间以前的宿怨未解，又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名额分配上出现了新的分歧和矛盾。这样新旧分歧和矛盾在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支左部队之间交替作用，致使在筹备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革命委员会也就一时难以建立起来了。

正是因为这些分歧和矛盾，使得两派群众、干部、支左部队之间的关系走向了激化、复杂化，严重制约了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进程，致使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遇到了重重困难。既然这样，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发起文革这样的群众运动，进而又要进行夺权斗争呢?

毛泽东在谈话中阐明了这个问题。九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同湖南省负责人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时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19]毛泽东认为，清理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要求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靠教育、说服是不行的，必须要搞群众运动。但是，群众运动有其固有的惯性，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这样就揭示了群众运动的规律及其两面性。

这种两面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只有通过群众运动才能形成对于干部的监督态势，将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清理出来，让犯错误的干部及时改正错误，使得广大干部能够忠于职守，不敢肆意妄为;同时群众运动又有其固有的弊端，容易搞过头，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对干部冲击过大等。在这个问题上，既不能因为群众运动存在弊端，就否定进行群众运动的必要性，也不能因为要肯定群众运动的必要性，就无视群众运动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而是要对群众运动进行辩证的分析，肯定其必要性，消除其负面作用，将群众运动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毛泽东的谈话是在提醒人们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是在通过教育、整风难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文革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以后，虽然撤销了工作组，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召开了具有党内民主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但是许多高中级干部却对文革仍然存在着抗衡、抵制的情绪。文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20]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是在探索中进行的，没有经验教训可以吸取，因而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毛泽东高度注视着文革的发展，发现问题以后，就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防止出现大规模的动荡和破坏。面对混乱的局面，他不仅要求军队介入文革，实行“三支两军”，还严厉批评造反派对于干部的大规模冲击及其武斗行为，提出对于革命干部要理直气壮地去保，要解放一大批干部。九月四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讲话时说：“要解放一大批干部，对!”九月九日晚间，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时说：“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21]

面对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的新的情况，毛泽东对于文革及其在全面夺权阶段所需要的时间乃至于出现的混乱状况，仍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这在他的谈话中表现了出来。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他计算着文化大革命还需要多长时间，觉得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比他预计的要长，但仍认为有三年总可以够了。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如何对待当前天下大乱的局势?他仍坚持原来的看法，说：“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22]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原先预计三个月基本上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却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不得不延长了。现在到了八月份了，仍然没有眉目。毛泽东虽然意识到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但是仍然认为文革有三年时间就够了。对于出现的混乱状况，他是这样认识的，文革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具有两面性。乱，固然会造成损失，但是往往烂透了的地方才会更乱。通过乱，可以暴露出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矛盾和问题暴露出来了，也就容易解决了。不痛不痒的地方，四平八稳，一滩死水，矛盾和问题暴露不出来，就只好让它拖下去。这样的话，矛盾和问题就解决不了。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治、乱的辩证法。

当然，话又说回来，这种乱是在一定程度上的乱，也就是有序的乱，按照文革发展要求出现的乱，并非失去控制酿成全局性的动荡。这就要对各地的夺权，进行必要的限制。不是谁想夺权就夺权，哪一个群众组织要夺权就夺权。各地夺权，特别是对省级行政区及大企业的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获得中央批准。这样就把夺权纳入到有序的轨道，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斗争，防止在夺权过程中一派独揽，随意行事，造成严重混乱乃至重复夺权。这种在毛泽东、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夺权斗争，也是与文革是一场反修防修演习的总要求相一致的。

三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定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要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23]

对于夺权是这样。对于成立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省级革命委员会，也是这样。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要在条件成熟时成立，如果条件不成熟，还是要继续等待，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实现大联合以后，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个期间如果发生了严重的混乱状态，就要先实行军管。

三月十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本日关于毛泽东三月九日对成立革命委员会程序的批示落实情况的报告，批示:“各省、市亦宜照此办理。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熟，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24]

那么，对于在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过程中，各地出现的此起彼伏的斗争，大联合一时实现不了，省级革命委员会也难以建立起来，面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当时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在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说：“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25]

从中可以看到，在一月革命以后，毛泽东、党中央就谋划大联合，希望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但是，斗争形势却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仍然按照其固有的规律在发展。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捏成了大联合，成立起革命委员会，也是难以运作起来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毛泽东、党中央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后，就不再捏了，而是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创造条件。这是在遵从阶级斗争规律的基础上，又顺应规律发展要求所采取的行动。因而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时间的延长，并非仅仅是人为的因素，而是由这个时期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进行斗争的规律及其发展态势所决定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省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延迟且数量较少的原因是复杂的。从形式上看，表现在两派群众、造反派内部、走资派和一些干部以及支左部队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实质上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毛泽东、党中央密切关注着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态势，批评两派之间的斗争，纠正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创造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条件，促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面对斗争的复杂态势，毛泽东、党中央遵循阶级斗争规律，顺势而为，积极行动，拨乱反正，循循善诱，采取“水到渠成”的方式，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而没有用硬性手段去捏成大联合，拼凑成省级革命委员会。这就是省级革命委员会在这八个多月中，不仅在成立上缓慢进行，还在数量上表现出比较少的缘故。

(5)各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构建在发展中稳步前行。

从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直到十二月底，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时间内，只有青海、内蒙古、天津三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它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虽然没有成立，它们中的多数却在成立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那么，其中的状况究竟如何呢?

① 毛泽东对于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作出重要指示。

毛泽东本来预计是要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建立起省级革命委员会，但是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要遵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能硬性捏成革命委员会，而是要在斗争中顺势而为，加以引导，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创造条件。[26]七二〇事件以后，毛泽东为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发表了多次谈话，作出了重要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来中国翻译、校对、出版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莫依修和穆希，姚文元在座。谈到各地乱的情况时说：县的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这是一场严重的革命。每个省都有两派势力。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五个省正在解决问题或已经解决了问题，彻底解决还需要一些时间。[27]

从中可以看到，在这场严重的革命中，每个省都产生了两派势力，彼此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五个省正在解决问题或者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在实现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上业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毛泽东在随后的谈话中还对全国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及其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

九月九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谈到当前各地的形势和工作任务时，毛泽东说：根据现在的形势看，是向好的方面发展。北京、上海、山东、山西、黑龙江、贵州、青岛七个省市革命委员会是好的，但内部都还有一些问题。总的看，这七个单位的形势是好的。北京、上海比较稳定，这两个地方的群众、军队、干部关系好，“三结合”好。还有几个省区问题基本解决了——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内蒙古、四川、甘肃。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十个省，那形势就很好了。[28]

九月十六日晨，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上海，上午到达杭州。中午，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时，毛泽东说：运动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再解决十个省市的问题，全国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29]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从一月下旬到四月中旬建立的北京、上海、山东(青岛)、山西、黑龙江、贵州这六个省级革命委员会，虽然内部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总的来看形势是好的。特别是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更好，好的标志一是形势比较稳定，二是群众、军队、干部关系好，建立了较好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当时青海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内蒙古、四川、甘肃这八个省自治区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毛泽东设想在今年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要是再解决十个省的话，那么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或已经基本解决问题的省市自治区就达到了二十五个。这样就有一个眉目了。明年前半年再解决剩下的四个。这样的话，形势就明朗了，可以说就实现了在文革第二年取得基本胜利的目标了。

九月十九日晨，毛泽东到达武汉。在专列上同曾思玉、刘丰谈话。毛泽东说：湖北、河南两省人口有一亿多，地处中原，扼守长江和京广线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的责任重大，要掌握两省军队，稳定局势。你们要同河南的刘建勋同志搞好团结，共同做好工作。湖北由你们直接组织军队做“三支两军”工作，要学会做群众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解放干部和大联合的工作。[30]

九月二十日晚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参加。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时，毛泽东说：大概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湖北省再搞两个多月差不多了。[31]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湖北文革是寄于希望的，要求他们做好解放干部和大联合的工作，再搞两个多月湖北的问题就差不多了。对于全国来说，毛泽东认为再有四个多月，全国也就基本上解决问题了。这与他前文所说的再解决十个省市的问题是一致的。

为此，毛泽东在审改为纪念国庆十八周年写的社论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一文时，将文中引用的他的一句话“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无条件实现革命大联合”，改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篇社论发表在十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十月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五期。[32]修改后的字句表述更为严密、精确，要求双方是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实现联合而不是凑合。这样就为革命群众的大联合指明了方向。

从形势的发展来看，自九月下旬起，全国在实现大联合上取得了重要进展。虽然形势发展很快，阵线分明了，但是要全面解决问题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对于准备用三年时间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预期是乐观的。这从他的谈话中表现了出来。

十月十二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在座。谈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目前的局势时，毛泽东说：从九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这一个月形势发展很快，阵线分明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我们准备三年，到今年六月一日算一年。六、七、八、九，还差两个月到一年半。大体上过一段时间乱得厉害的地方也好办了，不痛不痒的地方不好办。[33]

从以上毛泽东的谈话、指示来看，他对于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这是与他对于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判断相一致的。面对当时在全面夺权过程中，两派群众、干部与军队之间形成的复杂态势，在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方面遇到的重重困难，毛泽东、党中央在耐心、细致地进行着指导工作，下发指示，制定政策，说服教育，作出决定，在一个一个地做好省级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毛泽东、党中央以业已成立的省级革命委员会为依托，吸取它们在建立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根据尚未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已经基本解决若干省市自治区问题的基础上，争取在春节前再解决十个省市自治区的问题，使得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问题能够得到基本解决。这样就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创造了必要条件。

② 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必要条件。

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必须首先做好大联合的工作。在斗争形势比较复杂、出现了严重混乱的省市自治区，往往是先进行军管，防止局势的恶化。而后在军管的基础上，由军管委员会出面组织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在毛泽东、党中央处理广东、云南、福建问题的报告中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二月二十七日夜关于处理广东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帮助省委同志检讨，估计有一些同志可得到群众通过。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34]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福州军区关于建立福建省革委会和夺权情况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提议：一、福建还是经过军管来筹备“三结合”的革委会为好;二、如各方面认为“三结合”(不是三凑合)条件确已成熟，可推出代表来中央一谈;三、如果已经宣布十八日召开成立大会无法取消，可改为准备夺权大会。毛泽东批示：“照办。”当天，韩先楚来电话报告：成立大会推迟，代表明日到京。[35]

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二日，毛泽东两次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稿。意见稿说：现在福建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实现自己的革命大联合，实现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大联合。要民拥军、军爱民，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必要的良好的条件。毛泽东四月十九日批示:“请韩先楚同志斟酌。”五月二日批示：“退总理照办。”[36]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两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一些极“左”派分子违背文革政策，实施了打、砸、抢等极端行动，干扰、破坏了文革的发展。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必须要把这些人首先清除出去，然后才能实现大联合。一位在西安外语学院任教的外国友人为此写了一张大字报，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这张大字报辗转送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阅由澳大利亚共产党推荐到西安外语学院担任教师的库普写的大字报《让我们“治病救人”》，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37]

文革期间进行夺权的过程，就是考验每一个参加文革的人的革命品质的过程。在这些极“左”分子的行为暴露以后，就要根据他们所犯错误程度的不同，及时采取措施对他们进行处理，将其中的坏分子清除出去。只有清除了这些为非作歹者，才有可能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毛泽东将大字报批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一阅，就是提醒他们注意这种情况。

对于各地在大联合过程中出现的新方式、新经验，毛泽东发现以后，及时批发各地参考，以其早日实现大联合，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二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四号登载的《大联合中的又一新形式，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联合效果好》，批示：“伯达、王力同志：此件似可公开报道。”这份材料说：贵阳棉纺广在夺权以后，按车间等行政单位搞联合，对文化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他们把这种联合的方式叫做归口大联合，是大联合中的又一新形式。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份材料。[38]

归口大联合，按系统实现大联合，是大联合中简捷、快速、高效的方式。本来，在系统内部由于业务协作及行政隶属所形成的关系，彼此之间更为熟悉，一旦实现联合就会很快理顺整个系统上上下下的关系，使得整个系统能够迅速实现稳定、协调和发展，因而按系统进行大联合就成为大联合中比较普遍的方式。

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知要求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十九日，在《人民日报》社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一文中，发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39]

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要吸收革命干部参加，但是在如何对待干部问题以及吸收什么样的干部、哪个干部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当时在造反派中间是存在分歧和争论的。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为了落实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解决在大联合、三结合的过程中正确对待、处理干部的问题，陈伯达、姚文元撰写了这方面的社论呈送毛泽东审阅。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审阅陈伯达、姚文元当晚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批示：“可用。”社论指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对干部问题做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强调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对于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社论于二十一日发表。[40]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将成功实现大联合的材料批发给各地参考，希望他们以这些实现大联合的单位为榜样，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检讨自身，查找不足，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尽快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阅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十一月十一日关于该厂成立革委会的喜报和八三四一部队十三日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写下批语：“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这两个材料。[41]

十二月五日，毛泽东圈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郑州、西安两个铁路局实现两派大联合的协议，和周思来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转发这两个协议的批语稿。批语指出中央希望郑州、西安两个铁路系统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坚决贯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全国其他地区铁路系统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也应参照这些协议的精神，达成类似协议。[42]

从中可以看到，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首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就要做好群众、干部和支左部队的工作，按照系统、行业、班级有步骤地实现大联合。在形势混乱的省级行政区建立军管委员会，通过军管委员会来筹备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同时，还要把混迹在革命群众中的极端分子清除出去。要正确对待干部，借鉴已经实现大联合的单位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群众、干部和支左部队的大联合，为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创造必要条件。

③ 多个省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相继建立。

要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首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再成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实现革命大联合是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必要条件。同时，要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就要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具体负责省级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做好革命大联合的相关事宜。因而省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建立三结合的省级革命委员会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以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为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为副组长，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干部参加。[43]

五月十六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即解放军第54军——毛年谱编者注)副政委蓝亦农为组长，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44]

八月四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稿。决定指出：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45]

八月十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稿，批示:“此件看过，照办。”决定指出：改组江西省军区，派遣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进驻江西各地，成立以程世清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武斗双方应坚决执行停止武斗的协议，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46]

在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后，毛泽东还将革筹小组在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中的工作方法批转给各地参考。

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十一月十三日编印的《快报》第五四一四号登载的《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批示：“姚文元同志：江西工作的四条经验，似可转各地参考，请商各同志酌定。”四条经验是：一、围绕中心抓活的典型，用群众去教育群众。二、深入群众，听取意见。三、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工矿、农村做宣传工作，并抓革命、促生产。省革筹小组认为，形势不能迅速好转，一个重要原因是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去。四、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对第三条经验的后一句批注：“此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地方存在。”次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江西的经验。[47]

十一月十二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决定说：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同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的批语》。批语说：广西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团十一月八日签订的《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很好，符合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48]

十一月十八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决定说，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安平生等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49]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本日关于江西省成立革委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批准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刘瑞森应予结合。”

同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稿，批示:“照办。”决定说：中央决定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康健民(时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任组长。[50]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从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到十二月底，除去青海、内蒙古、天津三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外，四川(重庆)、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宁夏等省自治区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而且江西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机业已成熟。

其实，以上所引的文献资料不过是这个时期筹备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过程中的一些代表性事例而已。从随后十五个省自治区迅速成立革命委员会来看，这个时候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级行政区的军管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都在为实现革命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紧锣密鼓地工作着。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从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五月，才以每个月成立三个省级革命委员会的速度，相继建立了十五个省级革命委员会。[51]

这样就在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个胜利的取得，并非仅仅是一九六八年元旦后的努力，而是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到十二月底为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奠定的坚实基础。

④ 建立省级以下革命委员会要按照规定有序进行。

在夺权以后，要成立临时性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但是革命委员这样的临时性的权力机构，并非是随意成立的，而是要按程序经过审批以后才能建立。不论是夺权还是建立革命委员会，是要在中央严格管控下有序进行的。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及其筹备小组是要报经中央批准。实行军管的省级行政区，往往是由军管会来负责筹备省级革命委员会。一般来说，要由当地驻军领导担任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那么，省级以下的地区、市、县以及其它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又该怎么办呢?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修改规定》。

一、关于尚未建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地区的规定。

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地专级由省军区或军审查，报大军区批准;县级由省军区或野战军批准，均报中央备案。

成立革命委员会，地专级由(省)军区(或军)审查，报大军区批准，报中央备案;县级由省军区或野战军审查、批准，报大军区和中央备案。

二、关于已建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地区的规定。

成立地专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报中央备案;成立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成立地专级革命委员会，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和批准，报中央备案;成立县级革命委员会，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报中央备案。[52]

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到，在成立地专、县级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分为尚未成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地区和已经成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地区两种情况。对于尚未成立或已经成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地区，在对地专级和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革命委员会批准的规定上是有所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对成立了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地区，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行使审查、批准权，而在尚未成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地区，在省军区或军审查以后，还要报大军区批准。不论是建立还是尚未建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地区，他们批准的地专、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革命委员会，都要报中央备案。这样就加强了中央对于各地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监控力度。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成立省级以下革命委员会，也就是地专、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是严肃的、慎重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制定了文件，对筹备、建立、批准成立省级以下革命委员会作出了严格规定。这样就使得省级以下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建立能够有章可循，在地专、县级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建立和批准，就是这样按照规定有序进行的。

从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到同年十二月底，虽然只成立了青海、内蒙古、天津三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但是在毛泽东、党中央领导下，通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成立军管会、省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进展。随着省级革命委员会的相继成立，这个时候还为省级以下地专、县级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和建立作出了相关规定。虽然在这个期间只成立了三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但是却在许多地区实现了大联合，为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扫除了障碍。这样从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五月先后有十五个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就“水到渠成”了。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文献索引

（三）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

2、为使文革进行下去展开的反右斗争。

(1)挥戈内向——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

① 陶铸的问题及其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6]，第165页;[20]，第395页至396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234页;[34]，第1417页，1423页;[60]，第1458页至1459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5]，第593页;[61]，第596页，627页至628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8]，第27页;[11]，第28页至29页;[19]，第47页，50页;[47]，第28页至29页;[64]，第55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15]，第108页。

6、《陶铸传》郑笑枫 舒玲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2]，第304页;[3]，第303页;[4]，第305页，308页;[5]，第346页至348页;[7]，第349页;[9]，第351页;[10]，第352页至353，355页;[12]，第354页;[13]，第354页至355页;[17]，第351页，320页;[18]，第356页;[22]，第359页;[23]，第303页;[25]，[26]，第358页;[29]，第322页至323页，349页;[30]，第323页;[32]，第362页至363页;[36]，[43]，第360页;[44]，第360页至361页;[46]，第352页至353页;[49]，第312页至313页;[51]，第314页;[52]，[53]，第315页;[55]，第316页;[56]，第317页;[57]，第317页至318页;[58]，第318页;[59]，第318页至320页;[67]，第362页至365页;[69]，第300页，374页;[72]，第331页。

7、《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曾志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70]，第434页;[74]，第459页至468页;[75]，第469页至470页;[76]，第453页;[78]，第564页。

8、《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54]，第90页至99页。

9、《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21]，[24]，第563页至564页;[27]，第560页;[28]，第559页;[31]，第559页;[37]，[40]，[42]，第565页;[68]，第402页，557页;[71]，第557页至559页;[73]，第556页至557页，560页至561页。

10、《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38]，第439页;[39]，[41]，第439页至440页;[62]，第461页;[65]，第602页至603页;[66]，第445页至446页。

11、《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杨银䘵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一月第一版。

[77]，第216页至218页。

12、《“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 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

[45]，第127页至128页。

13、《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16]，第109页。

14、《<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4]，第364页至365页。

15、《“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33]，第134页;[48]，[50]，第76页。

16、《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63]，第5页至11页。

② 王任重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421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405页，599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第28页至29页;[6]，第44页至45页。

4、《陶铸传》郑笑枫 舒玲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4]，第322页至323页。

5、《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3]，第563页至564页，559页。

③ 刘志坚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

1、《叶剑英传》，《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三月第一版。

[9]，第578页。

2、《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

[7]，第677页。

3、《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1]，第559页，380页;[3]，第378页至380页，588页。

4、《“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 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

[4]，第133页;[6]，第133页至134页。

5、《“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8]，第132页，136页。

6、《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5]，第109页。

7、《<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2]，第279页。

④ 对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评析。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51页。

(2)二月逆流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8]，第71页;[111]，第247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51]，第246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367页，1388页至1389页;[4]，第1423页;[5]，第1554页;[28]，第1474页至1475页;[37]，第1408页;[53]，第1481页至1482页;[75]，第1482页至1483页;[79]，第1480页;[81]，第1423页;[85]，第1481页至1482页;[95]，第1483页;[110]，第1533页;[112]，第1483页;[124]，第1533页;[125]，第1541页，1543页;[126]，第1608页;[127]，第1482页至1483页;[139]，第1260页;[140]，第1423页;[143]，第1489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333页至334页，358页，457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6]，第123页;[10]，第50页至51页，39页，54页至55页;[11]，第47页至48页，50页，51页至52页;[29]，第38页至39页;[40]，第42页至43页;[66]，第54页;[73]，[78]，第56页;[82]，第39页，50页至51页，54页至55页;[84]，第47页至48页，50页至52页;[102]，第68页。

6、《周恩来传》(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42]，第1914页;[68]，第1878页至1879页;[87]，第1917页;[89]，第1918页;[131]，第1919页;[134]，第1919页。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22]，第115页;[62]，第127页至128页;[69]，第127页;[130]，第150页;[132]，第147页;[133]，第150页;[138]，第127页。

8、《陈毅传》，《陈毅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七月第三版。

[109]，第356页;[117]，第355页;[136]，第356页。

9、《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

[14]，[20]，第671页;[24]，第672页;[34]，第676页至677页;[119]，第679页。

10、《叶剑英传》，《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三月第一版。

[15]，第582页至583页;[19]，第583页;[25]，[27]，第584页。

11、《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编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编 刘继贤，副主编 张东辉 丁家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四月第一版。

[31]，第959页至960页;[41]，第963页;[86]，第960页;[120]，第970页;[121]，第961页至964页。

12、《谭震林传》，《谭震林传》编纂委员会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45]，第361页;[47]，第353页至354页;[49]，第368页至370页;[50]，第347页;[57]，第361页至362页;[59]，第362页至363页;[61]，第347页至348页;[83]，第348页;[96]，第364页;[113]，第364页至365页;[116]，第365页至370页;[135]，第365页至366页。

13、《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张耀祠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一月第二版。

[60]，第212页。

14、《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48]，[54]，第660页;[65]，第661页;[67]，第661页至662页;[71]，第661页至662页;[76]，第663页;[77]，第664页;[90]，第666页;[91]，[93]，第667页;[100]，第666页至667页，660页;[128]，第666页至667页。

15、《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38]，第594页至595页;[63]，第578页;[114]，第531页;[115]，第609页;[122]，第580页至581页。

16、《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141]，第788页;[142]，第789页。

17、《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记实》第一卷，周明主编，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一九八六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56]，第251页，253页至256页;[103]，第261页。

18、《问史求信集》阎长贵 王广宇著，红旗出版社出版，二○○九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92]，第194页;[94]第193页至195页。

19、《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下)，张化、苏采青主编，郑谦、王寅城副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年一月第一版。

[13]，第808页;[16]，第803页;[18]，第803页至804页;[21]，[23]，第804页;[64]，第809页;[88]，第812页;[98]，[101]，第812页;[137]，第813页至814页。

20、《“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17]，第132页;[26]，第132页至133页;[30]，第136页;[35]，第136页至137页;[44]，第137页至138页;[80]，第137页;[105]，[106]，第143页。

21、《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32]，第151页;[33]，第150页;[36]，第151页;[43]，第151页至152页;[52]，第156页;[58]，第152页;[74]，第156页;[97]，第156页至157页;[123]，第157页。

22、《“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 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

[55]，第113页至117页;[99]，第139页至140页;[107]，第144页至145页;[108]，第142页至143页。

23、《<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2]，第448页;[39]，第346页至348页;[70]，第455页;[72]，第451页;[104]，第454页至455页;[118]，第453页;[129]，第451页。

24、《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版。

[7]，第287页。

25、《“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1]，第134页;[9]，第76页;[46]，第134页。

(3)二月镇反及反对二月镇反的斗争。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6]，第71页;[20]，第74页;[25]，第85页至86页;[29]，第107页至108页;[33]，第104页;[37]，第157页。

2、《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编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编 刘继贤，副主编 张东辉 丁家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四月第一版。

[7]，第962页;[10]，第963页;[14]，第960页;[17]，第963页。

3、《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上)范硕著，华文出版社出版，二○○二年六月第一版。

[18]，[19]，第213页。

4、《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6]，第584页至585页。

5、《“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36]，第125页。

6、《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3]，[5]，[9]，第148页;[12]，第147页。

7、《<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第417页;[2]，第461页至462页;[4]，第462页;[13]，第458页至459页;[15]，第459页至460页;[22]，第422页至423页;[23]，第516页;[24]，第516页至517页;[26]，第518页至519页;[27]，第456页;[28]，第456页至457页;[30]，[31]，第458页;[32]，第460页;[35]，第422页至423页。

8、《“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8]，第371页至372页;[11]，第372页;[21]，第446页至447页;[34]，第372页。

(4)七二○事件及反对七二○事件的斗争。

①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的武汉文革形势。

1、《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七月第一版。

[47]，第304页至305页;[48]，第305页至307页;[49]，第307页至309页;[82]，第311页至312页;[114]，第309页至310页。

2、《<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21]，[30]，第457页;[33]，第458页。

3、《武汉“七二○”事件实录》徐海亮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七年六月第二版。

[6]，第248页，249页;[7]，第249页至250页;[9]，第251页;[10]，第254页，255页;[11]，第256页;[18]，第260页，262页;[19]，第262页至263页;[20]，第263页至264页;[24]，第265页;[26]，第269页;[29]，第266页;[31]，第267页至268页;[32]，第268页;[34]，第269页;[35]，第269页至270页;[38]，第270页;[41]，第272页;[43]，第270页至271页，272页;[50]，第277页至278页;[51]，第469页至470页，481页;[53]，第286页至287页，293页;[55]，第284页至285页;[56]，第281页至282页;[58]，第282页;[60]，第287页;[62]，第282页至283页;[63]，第284页;[65]，第285页至286页;[68]，第283页;[69]，第285页至286页;[70]，第282页，285页;[72]，第286页;[74]，第287页;[76]，第287页;[78]，第288页;[83]，第288页至289页;[84]，[86]，第289页;[88]，第289页至290页;[90]，[92]，第290页;[94]，第291页;[96]，第292页至293页;[98]，第293页至294页;[99]，[101]，第294页;[103]，第294页至295页;[105]，第288页;[106]，第289页至295页;[107]，第289页，290页;[109]，第290页，291页;[111]，第293页至294页;[113]，第296页;[115]，第290页;[116]，第294页至295页;[117]，第295页至296页。

4、《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杨道远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年六月第一版。

[1]，第32页至36页;[2]，第46页至48页;[3]，第51页至52页;[4]，第60页至63页，64页至65页;[5]，第73页至75页;[8]，第81页;[12]，第83页至84页;[13]，第84页至86页;[14]，第86页至87页;[15]，第87页至88页;[16]，第102页至106页;[17]，第89页;[22]，第107页至108页;[23]，第93页;[25]，第130页;[27]，第93页;[28]，第94页至95页;[36]，第95页至98页;[37]，第98页;[39]，第98页至99页;[40]，第100页至101页;[42]，第117页;[44]，第93页;[45]，第131页;[46]，第132页;[52]，第134页，138页至141页;[54]，第143页至144页;[57]，第136页至137页;[59]，第141页;[61]，第137页;[64]，第141页至142页;[66]，第135页至136页;[67]，第132页至134页;[71]，[73]，[75]，第145页;[77]，第145页;[79]，第145页至146页;[80]，第146页;[81]，第122页至125页;[85]，[87]，第146页;[89]，第146页至147页;[91]，[93]，第147页;[95]，第146页至148页;[97]，第148页;[100]，第148页至149页;[102]，第149页;[104]，第149页至150页;[108]，第151页至152页;[110]，第148页;[112]，第148页至149页;[118]，第152页至153页;[119]，第162页;[120]，第166页至169页。

② 毛泽东亲临武汉纠正军区支左错误。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1]，第1491页;[13]，第1493页;[22]，第1484页至1485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98页;[10]，第98页至99页;[15]，第101页，99页;[20]，第115页;[21]，第99页至101页;[51]，第101页至103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1]，第168页至169页;[7]，第170页;[27]，第168页至169页;[31]，[49]，第170页;[54]，第170页至171页。

4、《杨成武年谱(1914年—2004年)》《杨成武年谱》编写组编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七月第一版。

[16]，[18]，第452页。

5、《杨成武将军自述》杨成武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八月第一版。

[3]，第269页至270页;[4]，第269页至270页;[17]，[19]，第272页;[23]，第273页，274页;[24]，[25]，第274页;[53]，第278页至279页;[55]，第279页。

6、《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七月第一版。

[8]，第316页，325页，317页;[26]，第318页;[32]，第319页;[33]，第326页至328页;[52]，第320页至322页;[56]，第322页，323页。

7、《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张耀祠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一月第二版。

[14]，第111页。

8、《毛泽东最后十年》陈长江、赵桂来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一月第一版。

[5]，第45页至46页。

9、《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6]，第678页;[47]，第679页。

10、《武汉“七二○”事件实录》徐海亮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七年六月第二版。

[9]，第10页至12页;[12]，第10页;[28]，第474页;[29]，第491页;[30]，第33页至34页;[34]，第40页至41页;[35]，第24页，53页;[36]，第42页;[38]，第475页，491页至492页;[39]，第475页至476页;[40]，第491页至492页;[41]，第265页至266页，290页至291页;[42]，[43]，第34页;[44]，第256页;[45]，第290页至291页;[48]，第36页至39页;[50]，第475页至476页，492页。

11、《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杨道远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年六月第一版。

[37]，第191页。

12、《武汉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军事院校文体单位斗陈筹备处，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武汉钢二司红水院宣传部，湖北省文联红色造反团合编，一九六七年八月于武汉。

[46]，第65页。

③ 七二○事件的发生。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98]，第1496页;[109]，第1498页;[115]，第1496。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06]，[112]，第103页;[137]，第104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93]，[97]，[129]，第171页。

4、《杨成武将军自述》杨成武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八月第一版。

[92]，第283页;[111]，[116]，第284页;[120]，285页至286页。

5、《杨成武年谱(1914年—2004年)》《杨成武年谱》编写组编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七月第一版。

[29]，第452页;[91]，[122]，[136]，第453页。

6、《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七月第一版。

[18]，第331页;[30]，第332页;[35]，[36]，第333页;[40]，第334页;[63]，第339页;[88]，第334页至335页;[104]，[123]，第339页;[126]，第344页。

7、《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吴法宪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九月第一版。

[95]，第687页。

8、《李作鹏回忆录》李作鹏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

[125]，第595页。

9、《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版。

[99]，第533页至534页;[119]，第534页。

10、《毛泽东最后十年》陈长江、赵桂来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二○○九的一月第一版。

[100]，第55页;[113]，第58页。

11、《毛主席身边工作琐忆》谢静宜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一月第一版。

[101]，第57页至58页;[105]，第220页，58页至59页;[114]，[121]，第59页。

12、《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26]，第667页。

13、《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65]，[67]，[89]，第681页。

14、《武汉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军事院校文体单位斗陈筹备处，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武汉钢二司红水院宣传部，湖北省文联红色造反团合编，一九六七年八月于武汉。

[6]，第53页至54页;[8]，第56页至57页;[12]，第57页;[14]，第59页至60页;[19]，第61页;[22]，第58页至59页;[23]，第71页;[24]，第71页至72页;[33]，第109页;[45]，第71页至72页;[55]，第133页;[69]，第92页;[79]，第131页至132页;[94]，第135页至136页;[124]，第103页;[128]，第104页至128页;[134]，第129页。

15、《武汉“七二○”事件实录》徐海亮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七年六月第二版。

[1]，第12页至13页;[2]，第14页至16页;[3]，第21页至22页;[4]，第23页;[5]，第12页;[7]，第14页;[9]，第28页至29页;[10]，第29页至31页;[11]，第31页至32页;[13]，[15]，第45页;[16]，第46页至49页;[17]，第49页至52页;[20]，第22页至23页;[21]，第23页至24页;[25]，第42页至43页;[27]，第53页，67页;[28]，第492页;[31]，第56页，59页;[32]，第57页;[34]，第60页;[37]，第57页至 58页;[38]，第59页;[39]，第61页;[41]，第58页，56页;[42]，第61页;[43]，第58页，59页;[44]，第62页;[46]，第62页至63页，67页;[47]，第67页;[48]，第68页至70页;[49]，第42页;[50]，第65页;[51]，第56页;[52]，第66页;[53]，第64页;[54]，第64页至65页;[56]，第58页至59页，62页;[57]，第199页;[58]，第73页至74页;[59]，第76页至78页，84页至85页，97页至98页;[61]，第78页至80页，85页，91页;[62]，第102页;[64]，第98页;[66]，第94页至96页;[68]，第94页至96页，98页至101页;[70]，第94页至96页，98页至101页;[71]，第107页至108页;[72]，第83页至84页;[73]，第100页，第131页至134页;[74]，第94页至95页，96页至97页;[75]，第122页至123页;[76]，第125页;[77]，第92页;[78]，第108页至109页;[80]，[81]，第124页;[82]，第136页;[83]，第138页;[84]，第136页至137页;[85]，第85页;[86]，第101页;[87]，第124页;[90]，第109页;[96]，第128页，120页;[102]，第121页;[103]，第100页;[107]，第121页至122页;[108]，第175页至176页;[110]，第233页;[117]，第121页至122页;[118]，第166页;[125]，第142页;[127]，第145页至146页;[130]，第166页;[131]，第166页，179页;[132]，第174页;[133]，第167页至168页;[138]，第146页至147页;[139]，第165页，174页。

16、《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杨道远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年六月第一版。

[60]，第189页;[135]，第190页;[140]，第171页至172页。

④ 七二○事件发生后的武汉斗争形势。

1、《武汉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军事院校文体单位斗陈筹备处，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武汉钢二司红水院宣传部，湖北省文联红色造反团合编，一九六七年八月于武汉。

[1]，第141页至142页;[2]，第143页至144页;[3]，第139页至140页;[9]，第138页;[13]，第144页至145页;[14]，第145页;[17]，第98页至99页。

2、《武汉“七二○”事件实录》徐海亮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七年六月第二版。

[4]，第150页;[5]，第148页;[6]，第150页;[7]，第153页至154页;[8]，第134页;[10]，第168页;[11]，第149页至150页，170页;[12]，第169页至170页;[15]，第154页;[16]，第157页至160页，173页;[18]，第145页至146页，163页;[19]，第168页;[20]，第170页至171页，177页;[21]，第177页;[22]，第181页至182页;[23]，第183页至184页;[24]，第184页至185页。

⑤ 对七二○事件的处理及其善后问题。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9]，第380页至381页;[40]，第383页;[54]，第43页;[61]，第380页至381页;[63]，第381页;[64]，第383页至384页;[70]，第383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4]，第104页;[11]，第118页;[27]，第104页至105页;[30]，[31]，[35]，第106页;[47]，第113页;[48]，第126页;[51]，第120页至121页;[56]，第104页;[74]，第113页，126页;[75]，第104页;[90]，第106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5]，第172页;[88]，第173页;[114]，第174页。

4、《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

[26]，第681页;[32]，第681页至682页;[50]，第682页至683页;[52]，第683页。

5、《杨成武将军自述》杨成武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八月第一版。

[1]，第286页至288页;[2]，第288页至289页;[28]，第292页;[58]，第289页至292页;[92]，第292页至293页。

6、《杨成武年谱(1914年—2004年)》《杨成武年谱》编写组编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七月第一版。

[59]，第454页至455页;[89]，[91]，第454页。

7、《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七月第一版。

[12]，第360页;[14]，第361页，360页;[29]，[34]，第361页;[38]，第369页;[45]，第372页;[49]，第374页;[62]，第363页;[65]，第347页;[69]，第360页;[71]，[72]，第374页;[82]，第348页，351页，358页至359页;[83]，第364页;[86]，第364页至367页;[95]，第402页，405页，424页至425页，427页至428页。

8、《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版。

[84]，第535页。

9、《傅崇碧回忆录》傅崇碧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生，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18]，第194页至195页。

10、《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

[55]，第56页至58页。

11、《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上)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53]，第180页至181页。

12、《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36]，第683页。

13、《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13]，第655页;[15]，第656页;[17]，第656页至657页;[19]，第657页;[20]，第657页至658页;[87]，第658页至659页。

14、林杰：《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和斗争》，乌有之乡网，2008年8月10日。

[41];[43];[73]。

15、《问史求信集》阎长贵 王广宇著，红旗出版社出版，二○○九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21]，第185页至186页;[23]，第186页;[37]，第72页;[39]，第187页至188页;[66]，第184页至185页;[68]，第187页。

16、《清华蒯大富》许爱晶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25]，[33]，第289页至290页;[44]，第289页。

17、《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46]，第195页。

18、《“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6]，[77]，[78]，[101]，第155页。

19、《武汉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军事院校文体单位斗陈筹备处，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武汉钢二司红水院宣传部，湖北省文联红色造反团合编，一九六七年八月于武汉。

[76]，第147页;[79]，第148页，149页;[80]，第153页至155页。

20、《武汉“七二○”事件实录》徐海亮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七年六月第二版。

[7]，第175页;[16]，第222页;[22]，第171页，222页;[24]，第204页至205页，215页，242页至243页;[81]，第214页;[85]，第209页;[93]，第246页至247页;[94]，第239页;[96]，第498页;[97]，第180页至181页;[98]，第178页;[99]，第225页，218页;[100]，第109页;[102]，第177页，230页，85页至86页;[103]，第497页至498页;[104]，第184页，188页;[105]，第190页，192页;[106]，第182页;[107]，第192页至193页;[108]，第188页至189页;[109]，第212页，231页;[110]，第185页，180页，231页;[111]，第181页;[112]，第224页至225页，217页。

21、《“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8]，第504页;[10]，第503页至504页;[57]，第504页，505页;[60]，第504页;[67]，第505页至506页。

22、《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

[42]，47页，48页。

23、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乌有之乡网，二○○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来源：海内百川。

[113] 。

⑥ 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1493页，1494页;[12]，第1498页;[17]，第1494页;[22]，第1493页，1494页;[25]，第1498页;[26]，第1494页;[28]，第1498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1]，第115页，117页;[14]，第123页至124页;[21]，第104页;[27]，第123页至124页。

3、《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七月第一版。

[5]，第322页。

4、《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13]，第652页至653页。

5、《武汉“七二○”事件实录》徐海亮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七年六月第二版。

[2]，第277页至278页;[4]，第33页，40页至41页，39页;[6]，第58页;[7]，第44页，53页，66页;[8]，第63页，65页;[9]，第78页至79页，90页;[10]，第90页，97页;[15]，第92页，97页;[16]，第78页;[18]，第42页至44页，53页，67页;[19]，第56页，58页;[20]，第77页，80页，83页至85页;[23]，第66页，65页，99页;[24]，第99页。

6、《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杨道远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年六月第一版。

[1]，第89页。

⑦ 从历史的角度来评析七二○事件。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1]，第380页至381页;[13]，第205页;[18]，第380页至381页;[35]，第381页至382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1500页;[5]，[8]，第1508页;[25]，第1390页，1469页;[34]，第1395页至1396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6]，第115页;[10]，第101页，102页;[12]，第123页至124页，125页;[14]，第100页，102页;[15]，第104页;[20]，第123页至124页;[28]，第103页;[29]，第123页，117页，102页;[31]，第89页。

4、《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七月第一版。

[16]，第337页。

5、《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

[9]，第56页至59页。

6、《武汉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军事院校文体单位斗陈筹备处，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武汉钢二司红水院宣传部，湖北省文联红色造反团合编，一九六七年八月于武汉。

[7]，第9页。

7、《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杨道远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年六月第一版。

[22]，第432页至433页;[26]，第375页，376页;[27]，第435页至437页。

8、《武汉“七二○”事件实录》徐海亮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二○一七年六月第二版。

[1]，第40页至44页，53页，62页，64页至67页;[2]，第100页;[3]，第372页至376页，431页;[17]，第284页至285页，288页，290页;[19]，第109页;[21]，第52页;[23]，第53页;[24]，第193页至194页;[30]，第233页;[32]，第221页。

9、《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33]，第427页。

(5)第一轮反右斗争的小结。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482页至1483页。

2、《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3]，第157页。

3、《<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第462页，459页至460页。

3、为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进行的纠“左”斗争。

(1)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纠正在文革指导上的错误行为。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247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1466页至1467页;[21]，第1481页;[23]，第1480页;[24]，第1423页;[26]，第1408页;[27]，第1483页。

3、《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51页;[6]，第27页;[10]，第47页至48页;[11]，第50页;[16]，第51页至52页;[22]，第54页，56页;[25]，第47页至48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5]，第122页，127页。

5、《动乱中的陈伯达》周国全、郭德宏著，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三月第一版。

[8]，第84页至85页;[9]，第86页至87页;[12]，第87页。

6、《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7]，第656页至657页;[14]，[15]，第657页;[17]，第658页至659页;[20]，[29]，第657页。

7、《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13]，第562页;[18]，第563页，562页。

8、《“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19]，第136页。

9、《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28]，第157页。

10、《<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3]，第455页。

(2)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问题上的错误。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第521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6]，第121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7]，第1469页至1470页，1479页，1489页;[38]，第1430页，1437页，1439页，1472页;[39]，第1490页，1509页;[42]，第1469页至1470页，1479页，1485页;[43]，第1439页至1440页;[45]，第1472页;[49]，第1500页，1501页;[50]，第1504页至1505页;[51]，第1508页;[53]，第1505页。

4、《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7页;[2]，第20页;[10]，第58页;[44]，第119页;[47]，第122页;[48]，第117页;[52]，第141页。

5、《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40]，第190页。

6、《<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8]，第490页;[9]，第490页至491页;[11]，第491页;[12]，第491页至492页;[13]，第492页;[14]，第492页至493页;[15]，第493页至495页;[16]，第495页至496页;[17]，第496页;[18]，第497页;[19]，第497页至498页;[20]，第498页;[21]，第498页至499页;[22]，第500页;[23]，第402页至403页;[24]，第405页至406页;[25]，第406页;[26]，第409页，410页;[27]，第411页至412页;[28]，第412页至413页;[29]，第416页;[30]，第416页至417页;[31]，第417页;[32]，第418页;[33]，第419页;[34]，第422页;[35]，第424页;[36]，第427页。

7、《“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3]，第267页;[4]，第289页;[6]，第312页;[7]，第313页;[41]，第134页。

(3)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在解决干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7]，第248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9]，第1460页至1461页;[11]，第1468页至1469页;[12]，第1469页至1470页;[59]，第1486页;[60]，第1430页，1437页，1439页;[62]，第1472页;[74]，第1494页;[87]，第1423页;[88]，第1465页;[89]，第1368页至1469页;[90]，第1470页;[91]，第1486页至1487页;[92]，第1508页至1509页;[93]，第1505页;[95]，第1509页;[99]，第1468页;[101]，第1532页。

3、《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33页至34页;[3]，第89页;[5]，第3页;[6]，第5页至7页;[7]，第9页至11页;[13]，第36页至37页;[14]，第42页至43页;[15]，第46页;[16]，第47页;[17]，第51页;[18]，第55页至56页;[19]，第64页至65页;[20]，第76页;[21]，第88页至89页;[22]，第99页;[23]，第107页;[24]，第110页;[25]，第124页;[26]，第133页;[28]，第34页;[29]，第46页，64页，88页;[30]，第95页;[31]，第149页，160页，161页;[32]，第123页;[33]，第75页;[34]，第64页;[35]，第34页，45页至46页，64页;[36]，第88页至89页;[37]，第36页;[38]，第40页;[39]，第122页;[40]，第125页;[41]，第133页;[42]，第134页;[43]，第140页;[44]，第150页;[45]，第36页至38页;[46]，第47页至48页;[47]，第51页至52页;[48]，第52页;[49]，第66页;[50]，第67页;[51]，第69页;[52]，第82页;[53]，第87页;[54]，第90页;[55]，第92页;[56]，第115页，116页至117页;[57]，第120页;[58]，第122页;[61]，第44页;[63]，第36页至39页;[64]，第46页至47页;[65]，第75页;[66]，第77页;[67]，第111页;[68]，第119页;[69]，第115页;[70]，第120页至121页;[71]，第129页;[72]，第161页;[73]，第124页;[75]，第31页，35页;[76]，第42页，152页;[77]，第40页;[78]，第49页;[79]，第114页;[80]，第48页至49页;[81]，第58页至59页;[82]，第60页;[83]，第63页;[84]，第28页至29页;[85]，第44页至45页;[94]，第92页;[96]，第6页;[97]，第51页至52页;[98]，第94页至95页;[100]，第60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86]，第125页。

5、《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10]，第459页至460页。

6、《“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 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

[4]，第96页。

7、《“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8]，第425页。

8、《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六年第十期。

[2]，第6页。

(4)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对待军队支左问题上的错误。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438页。

2、《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104页;[4]，第41页至42页;[5]，第71页至72页;[6]，第41页;[7]，第103页;[8]，第157页;[9]，第104页;[10]，第98页，100页，102页;[11]，第104页;[12]，第36页至37页;[13]，第115页;[14]，第116页至117页;[15]，第120页至121页;[17]，第89页。

3、《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 [16]，第58页至59页。

4、《“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2]，第125页。

(5)极“左”派五一六兵团的产生及其斗争。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9]，[19]，第97页;[20]，第143页至146页;[52]，第97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2]，第1486页;[44]，第1482页至1483页。

3、《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00页;[27]，第51页;[28]，第122页;[29]，第130页;[30]，第83页至85页;[31]，第100页;[35]，第111页。

4、《周恩来传》(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12]，[36]，第1919页至1920页;[40]，第1834页;[43]，第1879页，1898页至1901页;[45]，第1919页;[46]，第1848页，1880页;[49]，第1625页至1630页;[51]，第1849页至1850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33]，第152页;[34]，第153页;[37]，第127页至128页;[42]，第35页，40页至41页;[50]，第46页。

6、《彭真传(1957—1978)》(第三卷)，彭真传编写组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二年十月第一版。

[39]，第1191页至1192页;[41]，第1203页，1216页，1219页。

7、《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〇〇八年一月第一版。

[48]，第618页。

8、《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修订版・大字本)李慎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47]，第161页。

9、《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 [24]，第54页至56页;[54]，第60页。

10、《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38]，第666页。

11、《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13]，第677页至678页。

12、《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17]，[22]，[26]，第198页;[55]，第199页。

13、《“文化大革命”史稿》金春明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九月第一版。

[53]，第324页;[56]，第323页至325页。

14、《“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 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

[3]，[4]，第146页;[5]，[7]，第147页;[11]，[15]，第148页。

15、《<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6]，第505页至506页;[8]，[10]，[14]，第506页;[16]，[18]，第507页;[23]，第508页;[25]，第509页。

16、《“文革”时期怪事怪语》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著，求实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版。

[2]，第101页。

17、《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七年第十四期。

[21]，第15页。

(6)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是纠“左”所采取的组织行动。

1、《列宁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203]，第211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247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61]，[65]，[85]第166页至167页;[150]，第54页至56页，20页 至22页;[181]，[184]，第152页;[213]，第438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十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8]，第452页;[123]，第63页;[214]，第63页。

5、《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407页至1408页;[3]，第1422页至1424页;[4]，第1481页;[7]，第1460页至1462页;[8]，第1466页至1467页;[10]，第1480页至1483页;[29]，第1504页至1405页;[30]，第1481页;[32]，第1480页至1481页;[50]，第1490页至1491页;[51]，第1495页;[53]，第1498页;[54]，第1501页，1498页;[96]，第1486页;[101]，第1484页至1485页;[109]，第1502页;[114]，第1486页;[168]，第1502页至1503页;[202]，第89页;[208]，第1479页，1489页;[209]，第1490页;[211]，第1501页，1504页至1505页;[215]，第1608页。

6、《毛泽东年谱》第八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2]，第590页至591页;[13]，第594页;[39]，第586页。

7、《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1]，第23页，25页;[42]，第28页;[43]，第33页至34页;[44]，第60页至61页;[46]，第68页至70页;[47]，第77页;[48]，第84页;[49]，第103页;[52]，第123页至124页;[60]，第41页，47页，50页至51页，54页至55页;[62]，第104页，106页;[64]，第105页，106页;[81]，第121页;[83]，第113页;[84]，第126页;[87]，第106页;[95]，第130页;[98]，第49页;[119]，第110页，111页;[120]，第113页至114页;[121]，第114页;[122]，第120页，121页;[147]，第101页，103页;[149]，第108页至109页;[158]，第108页;[169]，第113页至114页，126页;[191]，第114页;[192]，第98页至126页;[207]，第39页，42页至43页，55页至56页，60页至61页，89页;[210]，第47页至48页，50页至52页;[223]，第113页，126页。

8、《周恩来传》(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100]，第1922页至1923页;[103]，第1923页;[131]，第1913页;[165]，第1924页;[167]，第1925页;[171]，第1926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9]，第122页，127页;[88]，第182页;[89]，第184页;[90]，第187页;[91]，第189页;[92]，第192页;[97]，第128页，129页，116页，132页;[99]，第152页，153页;[102]，第182页;[105]，第176页;[106]，第177页;[159]，[164]，第176页;[166]，第181页至182页;[187]，[190]，第184页。

10、《刘少奇传》(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

[145]，第1066页。

11、《邓小平传(1904——1975)》(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〇一四年八月第一版。

[148]，[163]，第1356页。

12、《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〇〇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146]，第1938页。

13、《杨成武年谱》《杨成武年谱》编写组编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二〇一四年七月第一版。

[170]，第455页;[172]，第456页。

14、《傅崇碧回忆录》傅崇碧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生，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189]，第200页。

15、《胡乔木传》(上)《胡乔木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五年一月第一版。

[14]，第434页。

16、《回忆领袖与战友》吴冷西著，新华出版社出版，二〇〇六年八月第一版。

[11]，第123页至125页，274页至276页，297页至298页。

17、《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

[93]，第56页至58页。

18、《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上)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219]，第121页至122页;[220]，第122页;[222]，第180页至181页。

19、《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6]，第408页;[218]，第368页，369页;[221]，第688页。

20、《戚本禹回忆录》(上)，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33]，第289页至326页。

21、《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15]，第379页;[18]，第686页至687页;[22]，[24]，[26]，第688页;[31]，第427页至432页;[40]，第544页;[127]，第632页;[129]，[132]，第633页;[137]，第633页至634页;[142]，第633页;[152]，第634页至635页;[153]，第636页至637页;[154]，第635页;[156]，第635页至636页;[157]，第716页;[162]，第643页;[173]，第663页至664页;[174]，第665页;[176]，第671页;[178]，[179]，第665页;[182]，[183]，[185]，第666页;[186]，第643页，712页，699页;[193]，第696页;[194]，第694页;[195]，第698页至699页;[196]，第691页至693页;[197]，第689页至691页;[198]下，第714页;[199]，第701页;[200]，第695页，694页，686页;[201]，第699页，712页;[205]，[206]，第712页;[212]，第703页，664页，707页;[216]，第671页至672页;[217]，第669页，667页;[224]，第755页;[225]，第755页至756页;[226]，第756页;[227]，第672页;[228]，第742页，672页;[229]，第667页;[230]，第764页至776页;[231]，第774页。

22、《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斗争》林杰著，乌有之乡网，2008年8月10日。

[55];[57];[67];[73];[74];[75];[76];[80];[86];[94]。

23、《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穆欣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五年一月第一版。

[20]，第520页;[21]，第522页，364页，367页至368页;[23]，第520页至527页;[25]，第527页;[26]，第527页至528页;[27]，第531页。

24、《问史求信集》阎长贵 王广宇著，红旗出版社出版，二○○九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68]，第187页至188页;[177]，[204]，第426页。

25、《杨余傅事件真相》董保存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188]，第54页至63页。

26、《“文革”时期怪事怪语》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著，求实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版。

[56]，[58]，第341页;[66]，[78]，第342页。

27、《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82]，第195页。

2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5]，第455页;[59]，第536页;[69]，第543页至544页;[77]，第542页;[79]，第542页至543页;[104]，第567页至568页;[106]，第568页;[107]，第569页;[108]，第569页至571页;[110]，第611页;[111]，第571页;[112]，第559页;[113]，第572页;[115]，第566页至567页;[116]，第572页至573页;[117]，第574页至576页;[118]，第572页;[124]，第545页;[125]，第545页至546页;[126]，第546页;[128]，第546页至547页;[130]，第547页，548页;[133]，第548页;[134]，第549页，550页;[135]，[136]，第550页;[138]，第551页，552页，553页;[139]，第553页;[140]，第554页;[141]，第555页;[143]，第548页至549页;[144]，第550页至551页;[151]，第555页至556页;[155]，第556页;[160]，第556页至558页;[161]，第548页;[175]，第448页至449页;[180]，第612页。

29、《“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16]，第26页，70页;[17]，第9页;[19]，第10页;[34]，第5页，6页;[35]，第7页，8页;[36]，第8页至9页;[37]，第10页;[38]，第11页，12页;[45]，第2页。

30、《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

[63]，第57页，59页;[70]，第57页，59页;[71]，第47页;[72]，第48页，49页。

(7)采取果断措施制止武斗，恢复秩序，使文革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124页至125页;[5]，第121页;[6]，第121页至122页;[7]，第122页至124页;[8]，第124页;[16]，第147页;[18]，第150页至151页;[19]，第155页;[24]，第141页至142页;[31]，第184页至185页;[32]，第189页至190页;[33]，第202页;[34]，第215页;[35]，第124页;[38]，第160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490页;[2]，第1479页，1485页，1499页;[9]，第1507页至1508页;[10]，第1533页，1554页，1770页;[11]，第1500页;[13]，第1499页至1500页，1508页，1509页。

3、《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130页;[14]，第109页;[15]，第111页至112页;[17]，第115页;[22]，第146页，147页至148页;[23]，第111页;[25]，第121页至122页;[26]，第122页至123页;[27]，第123页至124页;[28]，第125页;[29]，第133页;[30]，第133页;[36]，第48页，62页，67页，74页;[40]，第134页，136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37]，第176页。

5、《<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2]，第612页。

6、《“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20]，第585页，586页;[21]，第622页至623页;[39]，第584页。

4、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总结。

(2)文革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沿着既定轨道前行。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481页;[2]，第1459页至1462页，1468页至1470页。

5、农村文革在监控中稳步发展。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407页至409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254页，1326页至1327页，1343页至1344页。

3、《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57页至58页;[6]，第118页;[7]，第139页;[8]，第89页，103页，121页，124页，126页，127页;[9]，第139页至140页;[11]，第141页。

4、《“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4]，第317页;[5]，第332页;[10]，第642页至643页。

6、第二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8]，第1472页;[19]，第1505页;[20]，第1469页至1470页，1459页至1462页;[21]，第1500页;[22]，第1499页至1500页;[23]，第1486页;[25]，[26]，第1489页。

2、《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51页至52页;[2]，第57页;[3]，第58页;[4]，第55页至56页;[5]，第60页至61页;[6]，第131页，134页;[7]，第71页;[13]，第143页;[16]，第46页;[17]，第64页;[24]，第62页至63页;[27]，第110页，111页;[28]，第115页至116页;[29]，第119页;[30]，第123页;[31]，第125页;[32]，第127页至128页;[33]，第133页;[34]，第60页;[35]，第66页;[36]，第76页;[37]，第67页;[38]，第59页至60页;[39]，[40]，第134页;[41]，第140页至141页;[42]，第143页至144页;[44]，第83页;[45]，第107页;[46]，第109页;[47]，第141页;[48]，第140页;[49]，第141页;[50]，第148页。

3、《“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8]，[11]，[15]，[51]，第168页。

4、《<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0]，第422页至423页，515页至519页。

5、《“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9]，第533页至535页;[12]，第601页至602页;[14]，第638页至639页;[43]，第446页至447页;[52]，第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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