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三）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第三部分

接上文：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三）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第二部分

虽然陈再道、钟汉华在检查中对自己用了一些激烈的术语，但是却也反映了当时的事实以及他们的真实心态。他们在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等人的谆谆开导下，不仅没有认识到错误，反而认为中央对武汉问题的处理，是没有全面了解武汉情况造成的，因而要向中央送材料，让各大单位的领导反映情况，企图以此改变中央的方针，让中央对于他们在支左中的行为予以肯定。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即便这个时候从大势出发，他们向中央表了态，但是在心理上还是存在严重抵触情绪的，并不愿意彻底纠正支左中所犯的错误。

前文我们叙述了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积极执行军区支左方针，打压造反派，支持百万雄师的过程。其实，二月下旬，军区任命牛怀龙、蔡炳臣分别担任武汉警备区司令员与政委，把公检法和其它要害部门的军管任务全部交给8201部队，将军事院校的部队交8201部队领导。六月中旬武汉军区就将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由人武部交给了8201部队，蔡炳臣在8201部队党委会上说，这是军区党委对他们的信任，虽然有困难，也要接受这个任务。[41]武汉军区没有直接支持百万雄师，陈再道这个时候处于避嫌考虑，也没有接见过百万雄师头头，但是我们注意到，他们是通过8201部队来支持百万雄师的。这没有什么疑问。这个时候不论是8201部队还是武汉市人武部，都是在武汉军区领导下进行支左工作的，也是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的。

武汉市人武部在支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不仅是支持百万雄师进行武斗，还从厂矿抽调工人进行组织、训练，为武斗筹备骨干力量。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在会议期间曾问讯过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

周恩来问巴方廷(市人武部政委)：“我想问你一句话。据说武汉市人武部有个通知，要求从厂矿抽工人训练怎样搞武斗，有这个事情吗?”巴方廷回答：“有这个说法，5 月份就有人这样说，但没有这个事……我们调查过，根本没有这个事，纯属造谣……”周恩来从文件包拿出一份材料交给巴方廷：“这是一份文件，是你们人武部发的。这是真的吗?”巴方廷回答：“这个文件是假的。我们也查到了几份，经鉴定是伪造的。这里有一份鉴定报告……总理，我受党的教育多年，政策水平再低，也不至于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42]

可以看到，面对周恩来的质问，巴方廷一口否定了这件事，说是造谣。周恩来拿出了文件，巴方廷说是伪造的，还拿出了鉴定报告，信誓旦旦地说他不会做这种事。在文革结束以后，他仍然是这个说法。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巴方廷(时任武汉人民武装部部长)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和中央党校教师采访时说道：总理问我，他说：我问你一件事，听说人武部下了道命令，每个工厂抽 20 人集中起来训练?我说，没有那个，那是造谣的。总理说：这里有个材料你看看。我看后说，副主席(从长征就这么叫)，如果都要信他们的话，那把我逮捕起来法办也有多的。七二〇后说我顶撞周总理，就是指这个了。[43]

不论是七二○事件前夕还是文革结束后，巴方廷都说市人民武装部没有为武斗组织、训练过厂矿工人。但是，从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红武兵就是由人民武装部组织的。一月二十八日，市人民武装部策划正式成立红武兵组织，该组织以各单位原基干民兵和复员军人为主，思想倾向与瓦解中的职工联合会基本一致。[44]后来成立的百万雄师就是以红武兵为核心，联合其它厂矿企业的保守派组织起来的。六月中旬武汉军区又将百万雄师的领导权由人民武装部转交给独立师。[45]

从这里可以看出，市人武部与红武兵、百万雄师是存在密切关系的，而红武兵以及以红武兵为核心成立的百万雄师，则是武汉大规模武斗的主要挑起者。在这种情况下，市人武部又怎么能够逃脱这方面的责任呢?因而，周恩来拿出这样的文件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即便抛开文件的真假不论，市人民武装部对于这些武斗组织的行为也是难辞其咎的。

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周恩来问话的时候，巴方廷却以造谣、伪造将市人民武装部在这方面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极力撇清与这些组织的关系。从这里来看，他是没有向周恩来说实话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将武斗行为说成是这些群众组织自己所为，回避市人民武装部及其负责人在这方面的责任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按照武汉军区在向中央汇报前的部署行动的。

汇报期间，好话、坏话都让说完。会议期间有几个领导干部道听途说，归纳了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百万雄师的十大好处，周恩来、谢富治、余立金、王力等人耐心地听了以后，插了不少话，帮助大家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46]

其六，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武汉问题作出结论。

周恩来在听取了汇报，掌握了情况，了解了武汉军区及其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思想动态以后，七月十八日下午周恩来代表中央在武汉军区二级部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阐述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这个讲话提纲是他亲手拟定，并经过毛泽东审阅的。[47]

周恩来在讲话中首先谈到了这次会议，他说：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

在谈到湖北的形势时，周恩来说道：湖北没有实行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二十多个省的前面。

周恩来在分析了陶铸、王任重对湖北问题的责任以后，谈到了湖北的夺权问题，他说：一二六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当时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发表了“二一八声明”、“三二一通告”。这是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二司在“三二一通告”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

随后，周恩来又谈到了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的问题，他说：百万雄师是四月十六日开始酝酿，五月十六日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下答：抓办搞的。)在军区开过会，6月8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你们人武部、独立师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是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最后，周恩来在讲话中代表中央提出以下建议，他说：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解散工总，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做。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

第六、军区要做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做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做这工作是不行的。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

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中央要承担。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48]

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从全国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着眼于武汉文革发展的实际情况，以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分析了全面夺权阶段武汉的文革形势，对武汉军区支左工作以及两派之间的斗争作出了判断：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应由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负主要责任;为工总进行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工总起来后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要以他们为核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管是造反还是保守的群众组织都不解散，要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军区要做好下属单位的工作，支持造反派，所有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支持军区的支左工作。

周恩来讲话中作出的这些判断，并非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中央提出来的。当然，为了便于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能够接受，他是采取“建议”的方式讲出来的。这说明虽然他在讲话中严肃地提出了这些问题，仍然是在做武汉军区及其支左部队负责人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

其七，在武汉军区支左问题上两种尖锐对立的判断 。

我们看到，在武汉问题上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判断。这两种尖锐对立的判断，集中表现在武汉军区是否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上。中央认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具体表现在支持保守派百万雄师，打压造反派，逮捕工总头头，解散工总。这在武汉军区发表的“二一八声明”、“三二一通告”、“六四公告”上表现了出来。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认为他们在支左中虽然存在错误，但是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因而对中央将他们的错误定性为方向、路线错误持有异议，表示不满。不论是在会前准备材料的时候，还是会议期间进行的工作汇报中，都在为他们的支左行为进行辩护，意在说明他们在支左中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与陈再道、钟汉华在会议期间出现的分歧和争论，就是这种尖锐对立的表现。中央认为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虽然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只要能够认识错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既不会追究军区主要负责人的责任，更不会把他们打倒，还会让他们继续领导支左工作。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即便中央对陈再道、钟汉华在支左中的错误不再追究，但是他们仍然拒绝承认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周恩来在召开的四天会议中，听取工作汇报，了解武汉军区支左情况，阐述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耐心地做好军区领导及支左部队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启发、引导他们认识错误、纠正错误，使他们转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七月十六日，为了防患于未然，周恩来还找武昌东湖招待所两派谈话，[49]进一步了解东湖客舍内部的斗争情况，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让他们做好毛泽东在汉期间的服务工作，为毛泽东的安全、生活、休息提供有力保障，

但是从会议的历程来看，周恩来的工作却并不顺利。会议期间，武汉军区及其支左部队负责人仍然坚持既定观点，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甚至还拍桌子、顶撞周恩来，拒不承认错误，反而认为中央是带着框框下来的，他们再作什么解释也没有用了。即便后来在周恩来的严肃批评下，陈再道等人承认了错误，表示要进行检查，实际上从内心深处还是存在强烈抵触情绪的。[50]

4)毛泽东召开会议继续做陈再道、钟汉华的思想工作。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七月十五日至七月十八日，周恩来召开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空军负责人会议，以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为指导，做这些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以便能够统一认识，改正错误，支持造反派，实现大联合。但是会议进行过程中，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钟汉华却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分歧集中在武汉军区是不是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虽然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武汉问题做出了结论，陈再道、钟华汉也没有继续再抗争下去，表示要进行检讨，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转变过来，而是采取了组织上服从、个人意见保留的态度。这是后来七二○事件发生、扩大而又没有能够得到及时制止的重要因素。

周恩来召开会议阐明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在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的态度有所变化的情况下，毛泽东召开了由陈再道、钟汉华参加的会议，继续就解决武汉问题，做陈再道、钟汉华的思想工作。

七月十八日晚七时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李作鹏(时任海军第一政委)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开会。

毛泽东对陈再道、钟汉华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比湖南、江西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冲击得很厉害，要维护军委“八条”。“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枪要集中保管。四个方面(指当时武汉的3个群众组织和解放军支左部队——毛年谱编者注)要做工作，要召开干部会议，人民武装部要参加。还是用开会的方法，一个县人武部来两个人，八十个县就来一百六十人，还有军队干部参加，要好好教育。你们要给“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他们又要反你们。要找市委、省委参加到里面的有关干部做工作。犯错误不要紧，犯了错误就永世不得翻身?痛痛快快改也可以，不那么痛痛快快改也可以，因为他不那么通嘛!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这里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毛年谱编者注)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毛年谱编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现在主要做军队的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一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

毛泽东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各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也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

他对在座的其他人说：要他们(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毛年谱编者注)出去，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只要你革命，也不要犯了错误就不准革命了。你们拥军是真拥还是假拥?有的干部先结合起来再说。

谈话结束时，他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对东湖客舍的几个服务人员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周恩来当晚要返回北京，毛泽东对他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并举了邓小平、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毛年谱编者注)、贺龙等人的名字。[51]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对武汉问题进行了分析。当时武汉问题并没有四川、湖南、江西那么严重，军委两条命令下发后对军队和造反派造成了不同的影响。这种状况并非只是存在于湖北省武汉地区，而是具有普遍性。比起四川、湖南、江西这些省份来，武汉还不是最严重的地区。毛泽东的这些话是从当时斗争实际出发，为了做通陈再道、钟汉华的思想工作才讲出来的，其目的还是为了使他们能够认识错误，转变态度。这在客观上反映出他对于武汉问题的解决是充满信心的，也是乐观的。

毛泽东说，枪要集中保管。实际上是说，不要让枪流落到社会上。因为群众组织有了枪，进行武斗，会造成更大的损失。这是在提醒陈再道、钟汉华要注意这个问题。

然后，毛泽东谈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法。要解决武汉问题，就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这四个方面，既包括造反派“三钢”、“三新”、三司，又包括保守派百万雄师，还包括支左部队。武汉军区及其所属部队原来是打压造反派、支持百万雄师的，因而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这次要转变态度，纠正错误，转而支持造反派，可能会引起支左部队和百万雄师的不满。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谈话中提醒陈再道、钟汉华主要做好支左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工作，要将重点放在支左部队和百万雄师态度的转变上。同时，还要告诉他们，要及时转变过来，否则的话会很被动。这实际上是说，他们的行动已经违背了文革发展的潮流，逆文革发展的方向而动。只有转变过来，才能跟上文革发展的步伐。

这就要采取开会的方式，对人武部和军队干部进行教育，先让这些干部转变过来，再让他们做战士的工作。对于百万雄师，不仅军区要出面做工作，还要让参加到里面去的市委、省委干部去做他们的工作，以便他们能够及时转变过来。毛泽东还特别提醒陈再道、钟汉华注意，虽然军区过去支持百万雄师，但是现在军区态度转变了，如果做不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他们也会将矛头指向军区，对军区造反的。

本来，百万雄师是一个保守派组织，与文革发展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在对百万雄师这个组织的处理上，毛泽东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既没有解散这个组织，也没有对它予以完全否定，而是进行了客观分析，认为这个组织的多数人是好的，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但是其中也有坏人，特别是其中的坏头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所致。

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并不是把他们全部打倒。只要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仍然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这在他说的犯了错误也不要紧，犯了错误就永世不得翻身上表现了出来。毛泽东对犯错误的干部在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方面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他认为改正错误痛痛快快改可以，不那么痛痛快快也可以。这表明毛泽东意识到犯错误的干部可能暂时转不过弯来，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还需要时间，因而对他们采取了宽容、谅解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民主的，对这些犯错误的干部也是爱护的，等待他们觉悟的。

至于省委受冲击的干部，毛泽东认为要让群众先批，结论要在运动后期再做。他以张体学为例，以反问的语气说还是要用张体学的，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接着又说张体学小时候就当兵，打了几十年仗，就是不太懂政治。这里的不太懂政治，是指张体学没有正确理解和认识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确对待运动，因而在运动中表现出抗衡和抵制的态度。毛泽东说的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其实是在告诉陈再道、钟汉华以及那些犯错误、被批判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批斗的绝大多数人不是三反分子。这样就给他们吃了一个“定心丸”，是有利于他们思想、态度转变的。

对于军区支左错误的责任问题，毛泽东说，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本来，武汉军区是在支左中违背了中央的文革政策以后，才犯了严重错误的。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并没有追究陈再道、钟汉华这些军区领导人的责任，反而却以中央名义先为他们承担了责任。这并不是否定他们所犯的严重错误，而是要将他们解脱出来，为他们从思想上、态度上转变过来创造条件。这再次反映出毛泽东、党中央对于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的关心和爱护态度。毛泽东还说，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么做就怎么说，则是在激励陈再道、钟汉华能够极早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同时也表明毛泽东对于犯了错误的军队领导干部是寄于希望的。

毛泽东又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要他们多做工作，实际上是做造反派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犯了错误的人，只要改正错误了，还是准许革命的。他劝陈再道、钟汉华不要对运动中出现的打倒、绞死、油炸这些话介意，运动中的这些话不过是说说而已。这是在劝陈再道、钟汉华不要拘泥于运动中的过激言词，从心理上转变过来，与造反派搞好关系。在声明发表之前，要各方面先开会，先做通思想工作。这样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只要向他们请清楚了道理，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将陈再道、钟汉华等人送到走廊里对服务人员说的几句话，不仅是为了向陈再道、钟汉华进一步表明中央对于他们的态度，也是有意识地让几位服务员将这话传出来，改善陈再道、钟汉华在造反派群众中的形象，为他们转变态度、改变支左工作创造条件。这再一次反映出毛泽东对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关心和寄望态度。

至于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所说的话，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同志要当代表、中央委员，还列举了几个人的名字，则是文革结束时对被冲击、打倒的领导干部实行的政策设想。毛泽东这样说，是为了提前跟周恩来打个招呼，让他思想上有个准备，在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时候做到“心中有数”。这也客观上反映出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对于干部冲及过大，许多干部被打倒或者靠边站，出现了“左”的倾向。

以上所引毛泽东的谈话出自于《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年谱》对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采取了概叙的方式，主要是毛泽东观点的陈述，并没有反映出别人的插话及其态度。其实，谈话期间是有一些对话及观点交锋的。这在陈再道的回忆录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我们引述如下：

七月十八日晚上，周恩来带领我和钟汉华来到了毛泽东的驻地梅岭 一号。毛泽东正在客室里等候。谢富治、王力也在客室里，坐在他的对面。

毛泽东一见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让我们坐在他的旁边，问道：“你们怎么样呀?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这个人有话就直说，不会藏着掖着，也不会拐弯抹角。由于当时我的思想不通，说话时有点气呼呼的。

“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笑着解释说。

“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我的沉重的心情轻松了许多，赶忙向他表态。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毛泽东笑着给我们出主意。

这时候，坐在我们对面的谢富治，莫名其妙地摆了摆手。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继续听毛泽东谈话。

毛泽东嘱咐我们：“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

我直来直去地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

坐在我们对面的王力，以为我是在将他的军，一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毛泽东明白了我的意思，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毛泽东讲到这里，告诉谢富治和王力，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

谢富治和王力阳奉阴违，当着毛泽东的面，他们一一点头称是，后来并没有去落实这项工作。

毛泽东还说：“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大约十点钟左右，我们告别了毛泽东。他很客气地把我们送到走廊上。

这时候，正巧遇到几位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一看见他们，就把他们招呼过来了，要他们一一同我们握手。

毛泽东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接着，毛泽东又对我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

大家听了毛泽东的话，在互相握手的同时，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52]

由此我们看到，陈再道形象、生动地回忆了毛泽东与他们进行谈话的一些情况，也将他当时真实的想法反映了出来。即便他们当时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也没有对他们怎么样，而是对他们非常客气，一直在和颜悦色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当陈再道直率地说，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毛泽东也没有生气、直接批评他，而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当陈再道表示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就开大会进行检查时，毛泽东却不同意他这样做，说你不要开大会，一开大会你就下不了台。接着给他出主意说，你就写一个东西，到处去发。用这种方式，既承认了错误，转变了态度，又将陈再道他们解脱了出来。

至于谈话期间陈再道不晓得谢富治向他摆了摆手是什么意思，其实谢富治这样做的用意可能是，当他看到陈再道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仍然有情绪的时候，通过手势来提醒陈再道在主席面前讲话要注意态度，及时转变思想，不要再固执己见了。不过，陈再道当时还在气头上，没有领悟到谢富治的用心罢了。

毛泽东要陈再道不要着急，慢慢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后，还要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陈再道却不反省自己所犯的错误，以及在这方面的责任问题，而是将“球”踢给了中央文革，提出让中央文革小组来解决武汉问题。虽然中央文革小组是党中央具体领导文革的机构，但是在解决武汉的问题上军区主要负责人要比中央文革小组有威势得多。因为支左部队就是受军区领导的，从根本上说，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是由于军区主要负责人的失误造成的。军区又是支持百万雄师的，没有军区的支持百万雄师是难以发展成那样的规模，并展开大规模武斗的。因而军区主要负责人在要求支左部队转变态度、纠正错误上，要比中央文革小组做起工作来有效得多。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利用组织程序要他们服从。

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陈再道却回避了军区在这方面的责任问题，将“球”踢给了中央文革小组。其实，这正如陈再道所说的那样，是在将中央文革小组的军。这自然会引起王力的不满，才说了一句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小组的，以此来反驳陈再道。

毛泽东让谢富治、王力做造反派的工作，要他们拥护陈再道。这是说在陈再道他们已经改正错误的情况下，就不能打倒陈再道，而是要拥护陈再道。毛泽东最后说的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几句话，是在提醒陈再道、钟汉华注意，要将两派团结起来。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对各方做工作，要求他们抛弃前嫌，求同存异，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至于后来谢富治、王力没有设接待站的问题，并非像陈再道说的那样是在阳奉阴违，而是由于出现了七二○事件，事情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我们看到，陈再道的回忆将他在毛泽东谈话期间的真实态度以及他和王力等人的争论表现了出来。在与毛泽东谈话的时候，陈再道还是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对于中央文革小组也是存在对立情绪的。毛泽东并没有责怪他们，而是在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以便将他们能够解脱出来，做好他们的思想转化工作。陈再道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但是他是否真正从思想上想通了，认识到所犯的严重错误了，还是要看一看。

毛泽东与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谈话是在周恩来召开武汉军区会议以后进行的。毛泽东在谈话中重申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继续做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为了将他们极早解脱出来，便于他们以后开展工作，毛泽东既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更没有打倒他们，还主动为他们承担了责任，为他们纠正错误出主意，又要求谢富治、王力做造反派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其目的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早日转变过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当时参加会议的杨成武后来回忆说：“我当时认为会开得很好。毛泽东把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原则、具体步骤、方法都安排妥了。只要认真落实，问题并不难解决。”[53]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虽然毛泽东对于武汉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但是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其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即便军区主要负责人态度转变过来了，但是军区所属支左部队以及百万雄师的态度怎么样，还是一个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武汉问题能否得到顺利解决。正是因为这样，他才特别提醒陈再道、钟汉华主要做好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工作。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陈再道、钟汉华并没有认真对待毛泽东的警告，最终还是由支左部队和百万雄师的肆意行动酿成了七二○事件。

5)局势仍然变幻莫测。

本来，七月十七日在武汉毛泽东住地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就要周恩来十八日回北京解决湖南问题。七月十八日晚，周恩来同陈再道、钟汉华等到毛泽东处谈话完毕后，于晚十一时半飞返北京。[54]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毛泽东处谈话后，周恩来就赶回了北京。虽然周恩来回京是根据毛泽东十七日会议上的决定，但是从十八日下午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会议上宣布了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晚上又带陈再道、钟汉华到毛泽东住地谈话后才返京来看，周恩来是在武汉问题的主要工作已经做通，解决武汉问题的大局已经确定下来的情况下，才离汉返京的。否则的话，在毛泽东仍然留在武汉而局势没有明朗化的情况下，他是不会离开武汉的。

这在杨成武的回忆中也反映了出来。杨成武说：“鉴于处理武汉的问题已安排就绪，周恩来决定当夜返回北京。在送周恩来、郑维山登机起飞后，回到宾馆已近午夜了。我又找到陈再道、钟汉华和李静，商谈如何具体落实毛泽东指示的事。当时感到胜利在望，心情都很愉快，一直谈到凌晨2时才休息。”[55]

那么，当时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又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陈再道回忆说：“我们送周恩来上了车，然后信步向乙所走去。我在回乙所的路上，回想着毛泽东的谈话。当时，尽管我领会了他的谈话精神，知道他是不主张打倒我的，从心眼里感激他的一番好意，但是，对于为什么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仍然没有从思想上搞清楚。在路上，我还琢磨着，谢富治摆手到底是什么意思，一路上也没想出个头绪……”

“一回到住地乙所，我就和钟汉华商量，如何做好下一步的工作，决定马上用电话告诉有关领导同志，让他们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准备尽快放掉朱鸿霞。”[56]

从陈再道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虽然他们领会了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也在落实毛泽东的指示，要求有关领导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尽快放掉工总头头朱鸿霞，但是陈再道仍然对于说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耿耿于怀，没有想清楚。这表明即使在毛泽东与他们谈话后，陈再道在思想上仍然没有转过弯来，还在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存在着抵触情绪。这在落实中央方针解决武汉问题以及七二○事件的爆发和应对上产生了严重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由于军队在支左中普遍犯了错误，而且各地两派斗争走向激烈的情况下，毛泽东到达武汉是希望通过武汉问题的解决，为各地类似问题的解决树立一个样板，从而推动各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毛泽东确立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周恩来主持召开武汉军区会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与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阐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而后毛泽东又与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进行谈话，进一步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即使如此，陈再道他们也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来解决问题，只是在被动地应付差事。这对武汉局势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③ 七二○事件的发生。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周恩来召开武汉军区、省军区和武汉空军负责人会议，听取汇报，做与会人员的思想工作，阐述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与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进行了谈话，继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因为处理湖南问题离汉回京，谢富治、杨成武与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商量如何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同时，陈再道、钟汉华也向武汉军区其他领导人打了招呼，作了相应的安排。尽管从势头上来看，似乎在朝着有利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向发展，但是随后却发生了七二○事件，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中央、武汉军区及其所属支左部队和两派之间错综复杂的的关系入手，由此进行深入分析，梳理出七二○事件的线索，揭示其原因，锁定其责任。为此，我们就要先从七二○事件前夕两派之间的斗争说起。

1)七二○事件前夕两派之间的斗争。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百万雄师在五月中旬成立以后，在五月下旬至六月间对造反派发起了大规模武斗。在中央过问以后，武斗曾经一度放缓，但是并没有停止，直至七二○事件发生前仍然时断时续地进行着。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中央决定就地处理武汉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到达武汉以后，两派之间的武斗仍在进行。这种状况更应引起我们的警觉与重视。虽然当时两派群众组织不见得知道中央领导人到达武汉，但是武汉军区负责人是知道的。在两派群众组织之间，武汉军区是支持百万雄师、反对造反派的，因而由百万雄师挑起的武斗后面，往往闪现着支左部队的身影。尽管在七二○事件前夕，两派群众之间确实一度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仍然在进行着激烈的武斗。

七月十四日上午十时，新一冶造反派头头徐彪被百万雄师抓走并被关押起来。新一冶组织造反派四千余人，高举新一冶战旗，从青山区一冶大院出发，徒步游行20多公里到达武汉军区大院门口，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他们高呼“打倒陈大麻子(指陈再道)!还我徐小麻子(指徐彪)!”“为工总翻案!”等口号，沿途群众自发为他们送茶水、送冰棒、送西瓜、送饭。经与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交涉，当晚，徐彪被百万雄师释放回到了一冶。[1]

百万雄师能够释放新一冶造反派头头徐彪，是与武汉军区向百万雄师做了工作分不开的。当然，大的背景是中央决定就地解决武汉问题，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缓和形势紧张所采取的斗争策略罢了。即便如此，这个时候造反派进行的游行、示威却又遭到了百万雄师的武力干涉，进一步激化了两派之间的矛盾，酿成了严重流血事件。

七月十四日，百万雄师硚口分站一号头头马德才召开紧急会议，传达总站指示并在会上煽动说：“8201通知我们，明天三钢、三新要游行，市里有统一布置，希(望)百万雄师做好战斗准备。咱们硚口区也不能例外。汽运一站已抽调好三十多辆汽车，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敢游行我们就揍!”紧接着他又赤裸裸地说：“谢副总理、王力来汉要接见造反派，不接见百万雄师，我们这儿打一下，便定会接见我们。”“打了小孩，大人会出来的。”

十五日中午，马德才及分站作战部长张斌与分站政委、硚口区副区长张金鼎在粤汉码头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马德才说：“他们(指造反派)敢游行，我们就按昨天的布置，揍!”他们马上又赶回电车公司开会。马德才说：“我们今天打，有理，这怪王力。”张斌说：“对，如果武斗，该王力负责。”会上决定由张斌任现场指挥，百万雄师硚口分站作战参谋刘温臣马上带侦察班，坐小汽车前去侦察造反派游行队伍的人数、装备，并到各处调兵。

是日，武汉造反派举行全市大游行。张斌在电车公司督阵，组织人马进入六楼待命，并从附近的长江食品厂运来大批饼干、汽水。当造反派游行队伍由武昌到汉阳再经汉口中山大道、解放大道后游经电车公司门口时，电车公司广播高喊口号：“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时砖块、碎石雨点般扔向游行队伍。张斌指挥专业武斗队雷达兵、闪电兵、霸王鞭、翻江龙、铁臂摇等几十车人发起进攻，切断了新华工游行队伍与大部队的联系。新华工李长亮、黄以礼、王兴汉、朱纯刚、张兴荣、杜向东等6名师生，为掩护游行群众撤退，被百万雄师用长矛活活杀死。这天仅新华工就牺牲6人，重伤 37 人，轻伤 80 余人。还有 20 余名造反派被百万雄师挨家挨户搜查出来，关押在电车公司内设的临时集中营，由硚口区公安局局长邴浩志派出预审人员，通宵审讯。他们在审讯时除了殴打威逼外，还施以各种刑法，灌盐水、注射撒烈痛、用电针放血、掏腰子(肾脏)等等……有的被送往市公安局关押，有的直到七月二十六日才被放出来。[2]

从中我们看到，百万雄师的行动是在8201部队(即省军区独立师)的支持下进行的。他们违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要求，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要用暴力来阻止造反派的游行活动。至于这样做的原因，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因为谢富治、王力要接见造反派而没有先接见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借此显示百万雄师的力量，引起中央代表团成员的注意，为下一步在两派斗争中争取有利的态势。他们不去反思百万雄师在武汉文革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犯了什么错误，谢富治、王力为什么不先接见百万雄师，而是将责任推到王力身上，甚至还强词夺理地说要王力对武斗负责。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对于文革的错误认识，更是派性思维作怪，是打着文革的旗号为本派谋求私利，是文革发展过程中的一股逆流，其背后则是与独立师的支持分不开的。

我们痛心地看到，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以后，竟然又发生了七月十五日这样的流血事件。这进一步显示出武汉问题的复杂性及其暴力倾向。尽管这样，造反派却没有被吓倒，而是在七月十六日仍然按照以前的安排去横渡长江。不料这一天双方却是平安无事，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武斗。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七月十六日，造反派举行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一周年活动。由于担心发生武斗，早上，约2万武汉和外地造反派组织试探性渡江;当日市区未发生武斗冲突，百万雄师未组织渡江，也并未在渡江登岸的滨江公园如造反派估计的那样布防阻击。下午四、五点钟，造反派大队伍组织徒手渡江。钢二司学生和造反派工人从汉口滨江公园上岸，整队游行到六渡桥集结，陆续乘车回武昌，沿途受到汉口市民箪食壶浆、夹道热情欢迎(按：6 月下旬造反派学生大多被赶出汉口)。市民见学生赤脚在热融的沥青马路游行，纷纷脱下自己的鞋叫学生穿，或用水盆向马路浇水降温。中山大道水塔一带百万雄师据点的喇叭也高呼：“向二司的革命小将学习、致敬”“向红水院的革命小将致敬”，以及“不许工总翻案”、“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市民群众向水塔广播站喧哗起哄、嘲笑。这天，百万雄师表现出异样的政策水平。

七二〇事件以后，在调查武斗问题时，有百万雄师区级联络站负责人说，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和总站对“七一五”武斗提出批评，百万雄师决定暂时停止武装冲突，以创造气氛对中央来人汇报情况，解决问题。也决定不赶在“七一六”这天组织渡江活动。而且在六月下旬武斗阶段，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大学生将来是接班人，对学生还是不要往死里打。“黑工总”是反革命，可以往死里打。况且真正在武斗里亡命杀人的毕竟是少数。一个被裹挟参加六月武装扫荡汉口工艺大楼的老工人，还到医院看望被他刺穿腿肚的红水院学生严菊明(后任福建某工程管理局总经济师)时，伤心和诚心地说当时是真不想戳人的，长矛朝地下，闭上眼戳……没想到会这样，直说对不起。[3]

从中我们看到，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造反派渡江之所以比较顺利，百万雄师没有阻止造反派、他们自己也没有组织渡江，是因为七月十五日百万雄师对造反派发起的武斗，遭到了军区和百万雄师总站的批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没有组织反对造反派的行动。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后来也说，七月十六日那次渡江，是他们同造反派商量了的，二司负责渡江时汉口的安全，百万雄师负责武昌方面的安全。[4]他们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创造条件向中央来人汇报，以期能够获得中央的支持，在两派冲突中赢得更好的态势。因而就暂时采取了偃旗息鼓的方式，没有组织对抗行动。这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并非他们思想上转变过来了。

从中也可以看到，当时民众对于造反派是欢迎的，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作为保守派的百万雄师虽然与造反派打得你死我活，但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对于造反派中的学生和工人还是区别对待的。由于工总被解散，许多头头被抓，他们对于工总是往死里打，对于造反派学生还是网开一面的。其实，百万雄师除去一小撮坏头头及少数成员外，大部分群众不过是认识问题，是可以争取过来的。比如，那位参加扫荡工艺大楼的老工人向被他刺穿腿肚的红水院学生严菊明的道歉，就是其中的一个具体事例。

从中可以看到，两派之间仍然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虽然斗争也有和缓的时候(比如七月十六日渡江上)，但是总的来说却是仍在进行着，不过是时起时伏罢了。从中不难看出，不论是军区还是百万雄师总站，对于七月十五日发生的流血事件都是不满意的，因而才对于分站进行的武斗提出了批评。但是，武汉发生七月十五日那样的流血事件，不论独立师还是百万雄师总站都是难逃干系的，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就是在他们支持和部署下进行的，也是与武汉军区对于百万雄师的一贯支持和纵容分不开的。具体参与这个事件的百万雄师分站不过是在实际行动中超出了他们的设想，特别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代表团来汉后还搞出了这样的流血事件。这样就将军区及其支左部队和百万雄师都置于更为被动的地位。

这个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于百万雄师的头头听说谢富治、王力要接见造反派而没有先接见他们才采取的行动。他们想以此来获得中央代表团对于他们的支持和关注，是出于私心才采取的行动。谢富治、王力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吗?他们又是如何接见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的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2)谢富治、王力接触武汉群众组织。

文革结束后，有人以谢富治、王力在七二○事件发生前与武汉群众组织特别是造反派学生接触过为由，说他们在没有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率先公布出来，激化了军队、两派之间的矛盾，因而将七二○事件发生的责任全部推到他们身上。这到底符合不符合历史真相呢?由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定性，因而就有必要对于谢富治、王力到武汉群众组织中的活动，特别是他们的讲话予以详细介绍。

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以及北航红旗红卫兵等人是七月十四日从四川乘飞机到达武汉的。从现在的文献资料看，在七二○事件发生前，谢富治、王力与武汉高等院校的造反派学生有过四次接触，与保守派百万雄师有过一次接触。作为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成员，他们与武汉两派群众组织进行接触是为了了解两派分歧及其斗争情况，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条件。这是他们的职责所系，无可厚非。这里的问题是，他们在与两派群众接触的时候，究竟讲了一些什么话呢?这些话对于两派群众特别是武汉文革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其一，谢富治、王力与武汉造反派学生的接触情况。

从现在的资料看，谢富治、王力到达武汉后，与造反派学生进行了四次接触。下面我们看他们与造反派学生的接触情况。

第一次是与新湖大造反派学生的接触。

七月十四日晚二十二点多钟，王力、谢富治和北航红卫兵到新湖大(即湖北大学)看大字报，和造反派学生接触。湖大学生樊斌在大门口见到谢富治、王力一行。王力拍着樊斌的钢盔问：“为什么戴这个守门哪?”樊斌回答：“我们完全是为了自卫。”王力问：“你们要这个(指长矛)干什么呢?”樊斌答：“自卫，我们这样搞是逼出来的。‘百匪’打我们，想用武力征服造反派，再夺取大权”。谢富治、王力问：“为什么叫它‘百匪’?”湖大红八月公社学生说：“‘百匪’是群众给它取的名字，他们杀人、放火、放毒，无恶不作，群众恨死它啦!”围观群众说：“他们比土匪还坏……真是百匪过江，百姓遭殃。”谢富治说：“不要叫‘百匪’嘛!”见了北京来人，在场群众眼泪哗哗直下，终于认出来人是谢富治、王力。消息迅速传开，对门的湖北中医学院红三司也刷出标语表示欢迎。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

当时该校群众组织(三司)就用高音喇叭广播了，各派都贴出欢迎标语。王力随后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王、余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周恩来当即亲自布置正式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请他们发通知。[5]

从以上资料中看到，到达武汉的当晚，谢富治、王力就深入到湖北大学与造反派学生进行谈话，了解情况。当时两派之间发生了武斗，成见是很深的，谢富治劝他们不要称百万雄师为百匪，实际上是要化解他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他们并没有向造反派学生介绍自己，而是学生认出了他们。造反派对于他们的到来奔走相告，是非常欢迎的。从王力的回忆看，周恩来对于他们的行动并没有异议，说这样也好，倒可以为主席到达武汉提供掩护。

第二次是与新华工造反派学生的接触。

七月十五日深夜，谢富治、王力到达红司新华工(即华中工学院)看大字报、座谈。

谢富治向大家介绍了随行的人员后说道，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非常关心革命小将。我和王力同志来到新华工，是来看大字报，是来学习的。我们没有发言权，只是把毛主席向你们的问好、关怀带给你们了。新华工在文化大革命这整整一年的过程中，作了许多的努力，很大的贡献。

军事院校文体单位的造反派问谢富治：我们支持“三新”、二司对不对?谢富治当场予以了肯定的回答。[6]

他还要求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回本单位，不许武斗，并收缴武器。[7]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谢富治、王力对于造反派是非常和蔼的，是以谦和的态度与造反派接触的。他们将毛泽东的问候带给了新华工的造反派，肯定了新华工的贡献，支持军校文体单位造反派的行动。在肯定、支持新华工造反派学生的同时，他又要求他们收缴武器，不要再集合起来进行武斗了。这表明谢富治他们在做新华工造反派学生的思想工作，在对他们的造反行动予以肯定的同时，还制止他们进行的武斗行为，为两派和解做准备工作。

第三次是与钢二司造反派学生的接触。

七月十七日凌晨一时二十分，谢富治、王力等八人第二次来到钢二司司令部，和几个勤务员进行交谈。二司负责人向谢富治汇报了组织情况，说：“除了新华工和新湖大外，二司是所有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一百多个总部组成的，其中十五个常委学校。”接着，二司把常委学校的名单交给谢富治，并介绍了司令部的各级组织情况。

谢富治问：“你们二司发展工人吗?”

钢二司的造反派说：“除院校工人外，其他造反派工人都参加工总、九·一三等革命造反派组织。”

谢富治问：“呵!工总、九·一三在哪儿?”

钢二司的造反派说：“他们被赶出来没有个固定的地方，现在在红水院。”

谢富治接着又问：“能找到他们吗?”

钢二司的造反派马上回答：“能找得到。”

谢富治说：“好，把他们找来，一起谈谈。”

钢工总、钢九一三的造反派来后，谢富治、王力等跟他们紧紧握手，然后说，我们代表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向湖北省和武汉地区的造反派问好，并请你们转告全体同志。[8]

从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武测一号楼201室钢二司参谋部办公室，谢富治问你们有几个勤务员同志，有人回答说，有5个，王力叫把名字写出来。问二司负责人杨道远是哪儿人?哪个学校?谢富治说：“啊，又是河南人，我昨天遇见的(新华工郭保安)也是河南人”。有人回答：“(二司)前面三个勤务员都是河南人”。谢富治说：“河南人都来我们湖北当官，我们湖北成了空架子了”!(大笑)并进一步问道：“这栋楼都住的钢二司吗?”有人回答：“有三司的同志”，王力说“喔!你们两个搞在一起，好!和平共处”。三司的许谦说：“首长来了很高兴，我们都在准备欢迎，同志们都希望见到首长。我们明天召开一个批判刘少奇大会，请首长到会作指示。”谢富治、王力说：“开大会我们不能去，我们刚到武汉，还不了解情况，现在是来学习的，大会最好不要开”，“......不要开什么大会，不要搞什么游行。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要找大家解决问题。我们首先要求大家回原单位，所有的人都回原单位、原机关，都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保证四大，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行，要允许他们为一派”。[9]

从中我们看到，谢富治、王力在七月十七日凌晨又到了钢二司司令部，与钢二司的造反派学生进行谈话，了解了钢二司的组织构成情况，通过他们又找到了“三钢”中的钢工总、钢九一三，将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问好、关怀告诉了他们，并通过他们再转告给全体造反派。

在与他们的谈话中，谢富治是随和的，还对钢二司能够与三司学生和平共处表示了赞许。当三司有人希望谢富治、王力参加他们召开的批判大会时，谢富治、王力从大局考虑予以了婉拒，说他们是来学习的，刚到武汉，又不了解情况，因而不能去参加他们的大会。同时，也建议他们不要再开这样的大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保证“四大”，回原单位去，搞好本单位的文化革命工作。这反映出谢富治、王力对参加两派召开的会议是非常慎重的。他们这样做，还是为了缓合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为进行大联合创造条件。

谢富治、王力在钢二司司令部发表了讲话。这个讲话反映了他们在两派斗争中的态度。为了弄清他们在两派斗争中的态度以及他们在没有做好两派思想工作的情况下是否讲了出格的话，我们就要对他们在这次讲话中的要点进行简要分析。

我们先看谢富治的讲话要点。

谢富治说：我们昨天到了新华工，今天来看望你们。我们代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向武汉地区、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问好。毛主席很关心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武汉的问题怎样解决，依靠你们和人民解放军战士。我们是来帮忙的，我们起的作用很小。你们要看到全国的形势。武斗只是一个支流，不要因为支流干扰了运动大方向。希望你们在武斗方面采取措施，为解决武汉问题制造和平气氛。我们知道你们二司是有名的，三司我们也知道。你们应该听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文斗，不用武斗，立即停止武斗。希望你们根据“中央六条”达成协议，或单独发表声明。你们二司是武汉很有影响的革命派组织，要有风格，站得高，看得远。你们三司不同意武斗那也好。

我建议你们：第一，首先停止武斗，能够达成协议更好，不能就单方面发表声明;第二，就是坐下来学习，学习中央文件和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你们在武斗的问题上与百万雄师达成协议，对工总的问题可以谈谈嘛，是可以解决的。

希望你们高姿态，不要附加条件，要首先采取行动。我们来汉四天，就来你们这二次了，我们可不是“支保”了。我们是为你们好嘛!上次我来你们这儿，和你们辩论过，为什么要在三司前面加个“康”字，骂“康三婊子”，那就错了。现在你们整天在考虑如何防守、如何进攻。

二司、九一三向谢富治申诉了他们遭到百万雄师的进攻，与军区交换意见无果，百万雄师搞“护厂队”，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后，谢富治说：什么“护厂队”，以后要取消岗哨。武斗可能一方面是主要的，但是也不能都怪他们。我到过成都、重庆、云南等地，主要是靠大家解决。我们作了工作，关于“七一五”游行，我们批评了军区，没有批评你们，以后武装游行、游行都不要搞了。

工总有人说，我们有厂不能归，有家不能回，造反派从来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谢富治说：我们要求大家首先回原单位，你们(工总、九一三)不能回厂的，可以暂不回去。[10]

我们看到，谢富治在讲话中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问候、关怀带给了二司和其他造反派，说要依靠造反派和军队共同来解决武汉的问题。他希望二司能够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率先采取行动，在武斗方面积极作为，起一个带头的作用，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和平气氛。因而才向二司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停止武斗，二是坐下来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告诫二司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实际上，这是间接地对二司提出了批评，同时也批评了二司骂三司“康三婊子”的话。他还希望二司在武斗问题上与百万雄师达成协议，说工总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从中看到，谢富治对二司造反派既有称赞、表扬，也指出他们的缺点、错误，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他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停止武斗，实现两派的大联合。

我们再看王力的讲话要点。

王力说：我们是小学生，来武汉是准备听取不同意见的。希望你们在武斗方面采取措施，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和平气氛和条件。你们二司是有名的，我们是知道的。你们三司我们也知道。你们要听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立即制止武斗。希望你们根据“中央六条”达成协议或者单独发表声明。你们二司是武汉很有影响的革命派组织，要有风格，要站得高，看得远。我们提两点建议：第一，首先要制止武斗，要按“中央六条”达成协议最好，或者能达成几条就达成几条，实在达不成协议就单方面发表声明嘛。第二，你们现在就要开始坐下来学习，学习中央文件，特别要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好了文件，认清当前形势，掌握斗争大方向，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取消一切错误的口号。例如，骂“百匪”不利于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也不能增加什么，不能因为你们骂就得到了什么。

这时，谢富治站起来插话道：成都、重庆骂的更难听，要有一个高级的革命阶段;你们都是大学生啰，骂什么“康老三”已不太好，更不要骂什么“康三婊子”了，骂是没有用的。骂“二癞子”也是错误的。这些话今后都不要用。

王力接着说：毛主席最新指示：“在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组织也要做细致深入的工作”。你们要坚持按主席指示办事，就是要团结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明白，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去年八月份，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高度热情地支持他们，对他们作了高度评价，赞扬了革命小将。这一批人是老红卫兵，但是他们只记住了主席前面的话，忘记了后面的话，骂别人是黑七类、狗崽子……所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今年，主席在“三七指示”中再次提醒了我们，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牢记主席教导，团结大多数。希望你们马上采取行动，按“中央六条”制止武斗，发表声明，要主动啊![11]

从中看到，王力在讲话中说，他是来听取不同意见的，希望二司在武斗方面采取主动措施，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和平的气氛。他重申了谢富治说的两条建议，希望二司能够践行毛主席的教导，掌握斗争大方向，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文斗，不要武斗，立即停止武斗。他批评了二司将百万雄师称为“百匪”的行为，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利于做百万雄师思想工作的。王力还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教训为例，希望二司能够团结大多数，按主席的指示办事，立即行动起来，与百万雄师达成协议，结束武斗行为。即使达不成协议，就单方面发表停止武斗的声明。由此看来，王力是在谢富治讲话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做二司造反派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与百万雄师达成协议，结束武斗，实现两派群众的大联合。

这样看来，谢富治和王力七月十七日凌晨的讲话，在肯定、支持二司的同时，也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行为，希望二司能够采取主动措施，停止武斗，与百万雄师达成协议，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即便一时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单独发表停止武斗的声明，为实现大联合创造和平气氛。十七日，谢富治、王力接见“三钢”代表后，“三钢”立即发表了“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严正声明”。很快钢二司、新华工都陆续拆除了防御工事，封存了自卫武器，听候处理。[12]

第四次是与武汉水院造反派的接触。

七月十八日夜，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和武空副司令员刘丰、政委肖前等人，来到武汉水院钢二司总部，与在场学生见面、问好。在茶港去东湖滨的桥上，谢富治见到堵塞公路的铲运机，进大门就看到水院工事，看到布设在教学大楼门口的高压水泵、高压电网，不禁感到吃惊。[13]十九日凌晨一时，钢二司红水院广播台突然播放时兴的歌曲《毛主席派人来》。武大、武测、湖医、省直红司、中南电力设计院、武汉重型机械厂……，许多单位的造反派打着红旗，奔向水院。谢富治一行人来到水院八号楼钢二司水院总部，“三钢”的造反派向他们献上了袖章。谢富治等人向造反派询问防御工事的情况。“三钢”代表汇报说：我们一定按中央指示办事，立即制止武斗，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拆除防御工事!谢富治听了鼓掌说：好，造反派就是听话。[14]

凌晨一时三十分，一行人在水院头头丁家显和其他工人、学生造反派簇拥下来到水院体育馆，平时可以坐三千人的体育馆，挤满了六七千人(水院师生约两千多，其他是被武斗驱赶到水院避难的工人、中学生)，他们在数千学生、工人的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表态支持造反派，台上台下发出了热烈的欢呼、掌声。次日，谢、王和刘丰讲话的录音被造反派拿到武汉三镇反复播放。[15]

我们看到，七月十八日深夜至十九日凌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又到了钢二司武汉水院总部。这个总部是武汉钢二司司令部下属的一个直属机构。许多造反派闻讯后纷纷赶到武汉水院。谢富治等人向造反派询问构筑的防御工事，他们保证按中央要求全部、彻底地拆除工事，得到了谢富治的称赞。随后，谢富治一行人又在水院头头丁家显陪同下，到了水院体育馆，发表了激情扬溢的讲话。那么，谢富治、王力等人面对造反派群众，发表了什么样的讲话呢?这些讲话又反映了他们处理武汉两派群众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我们先看谢富治的讲话要点。

谢富治在讲话中说：我代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向所有武汉市的革命派同志们问好!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非常关心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

今天，我们到了水利电力学院，是来看大字报的，是来学习的。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讲，只是把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对同志们的关心，带来了。

毛主席、党中央告诉了我们，武汉市、湖北省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武汉市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人民解放军同志们，你们自己来解决!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人民解放军，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干部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首先是相信武汉市的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相信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两个建议：

第一条，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所有的群众组织，为了创造一个解决问题的良好气氛和良好条件，停止一切武斗;第二条，我们好好坐下来学习。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以来一些重要指示和报纸上的社论，特别是要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著作。这样我们就可以停止内战，就可以把一切精力集中到反对和进攻主要的敌人。

同志们，我们记住解决主要矛盾，还要团结多数。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去年八月份，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对当时的红卫兵给予了热情地评价，同时还提出要他们注意团结多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当时的红卫兵小将把前半截接受了，后半句没有接受，只有什么红五类，把别人说成什么黑七类、黑五类、狗崽子、狗孙子，后来有一小部人走向反面，甚至有极少的就走到了反动组织联动，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们伟大领袖今年在“三七指示”中又再一次提出了这个口号，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想一想我们伟大领袖为什么再三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支持所有的革命同志们，我们支持你们团结多数。[16]

从中我们看到，谢富治发表了谦和的讲话。他首先代表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向造反派问好，而后对武汉文革形势作出了分析，一方面是形势大好，同时又存在许多问题。他相信造反派和军队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在造反派与军队出现严重对峙，湖北省、武汉市的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的情况下，谢富治向造反派强调毛泽东提出的“三相信”、“三依靠”，则是意味深长的。这实际上是在警醒造反派，希望他们进行自我反省，团结军队和多数领导干部，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为此，他又重申了以前提出的停止武斗和进行学习的建议。这些建议是在劝告造反派在整风中检查自己的言行，停止武斗，纠正错误，创造解决武汉问题的和平气氛。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要求造反派要汲取清华红卫兵的教训，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团结多数，改善与军队的关系，和保守派化解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从谢富治讲话的主旨看，是对造反派由放开转向约束，从过去的激进行为向团结多数发展，其目的是要实现各派的大联合。因而他在对造反派予以肯定的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他们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希望他们能够改正错误，主动采取行动，为实现大联合创造条件。

我们再来看王力的讲话要点。

王力在讲话中说：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第一我不是首长，第二没有指示，毛主席派我们来是当小学生的，第一是来问候你们，第二是来向你们学习!在武汉地区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我们相信武汉的问题是一定能够很好的解决的!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

毛主席、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毛主席、党中央要求同志们一定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道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受压制、受打击、受排斥，这种现象把它翻过来!(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但是，我们决不能够对别的同志，对别的阶级弟兄压制、打击报复。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受一点压迫有好处。我们不能够因为个人受打击，就动个人的情感，我们要动阶级的情感!为了创造解决武汉问题的有利的气氛和条件，刚才谢富治同志提了两条建议：第一停止武斗，第二坐下来学习!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这一年多来的斗争，正确地认识武汉的形势，紧紧地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检查一下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提出的口号，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上，那一些是正确的，那一些是不怎么正确的。这是我们当前正面临着的主要问题。

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把主席今年四月间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口号举起来。这不是每年春节那样的一般的“拥军爱民”，而是作为军队介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一个重要战略口号提出来的!这个口号指导着我们正确地认识形势，正确地认识矛盾的性质，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问题。

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啦!就不要打倒啦!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辜负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的。至于武汉地区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我们还要专门找同志们的代表，找各方面的代表，要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向同志们学习。今天，我们主要的是来向同志们问候的。[17]

从中可以看到，王力在讲话中也是用了谦和的语调，表示他们来武汉是向造反派学习的。他相信武汉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好的，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对造反派的充分肯定。他相信，造反派和军队是一定能够解决好武汉问题的。他在讲话中说，毛主席、党中央是坚定支持武汉造反派的，同时要求造反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有阶级情感，不要对别的阶级兄弟进行打击报复，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有利的气氛和条件。他在重申了谢富治提的两条建议以后，要求造反派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对自己过去的言行进行反省，及时纠正错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要求造反派深刻认识毛主席这个时候提出“拥军爱民”口号的重要意义，正确处理他们与军区的分歧和矛盾，搞好和军区的关系。

王力在讲话中对造反派予以了充分肯定，特别是说造反派是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两派工作没有做好的情况下，这样的话传出去以后难免会对百万雄师产生刺激作用。我们还注意到，他并没有将周恩来七月十八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出去。他讲话的主旨是对造反派进行大力肯定的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他们存在的错误行为，希望他们能够正确认识矛盾的性质，反省自己，改正错误，团结大多数，搞好与军队的关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这样我们看到，当时传说的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即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特别是在第一点和第四点上并没有得到文献资料上的印证。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是怎么形成的，到底是当时造反派的所为还是其他人蓄意为之，尚需要文献资料的进一步考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所谓的王力的“四点指示”，不过是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达到既定目的制造出来的谣言而已。文革结束后，有人继续炒作这件事，不过是处于为七二○事件翻案的需要，以期将责任全部推到王力等人身上而包庇某些人在这方面的过错所采取的行动而已。[18]这样做并没有获得文献资料上的印证，因而是没有说服力的。

谢富治、王力讲话后，余立金也讲了话。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刘丰也发了言。他检查了武汉空军过去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今后要坚决支持革命派，和革命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19]

从中可以看到，七月十九日凌晨，谢富治、王力在钢二司水电学院总部的讲话，在肯定他们造反行动的同时，也婉转地批评了造反派存在的错误，希望他们能够停止武斗，进行学习、整风，将言行统一到中央关于武汉文革的方针上来。尽管如此，谢富治、王力却没有在讲话中透露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也没有说军队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样的话。他们公开讲话的基调还是在说服造反派停止武斗，进行学习，团结大多数，为实现大联合创造条件。但是，王力在讲话中说造反派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时他们的讲话又是在肯定造反派的基础上进行的，台上台下出现了热情洋溢的呼应。这个时候造反派处于提高本派声威的考虑，在没有做通支左部队和百万雄师工作的情况下，将他们讲话的实况录音在武汉各地进行反复播放，造成的影响则是负面的。这成为七二○事件的诱发因素之一。

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谢富治、王力等人从七月十四日到达武汉以后到七二○事件爆发前，与武汉造反派接触了四次：第一次是七月十四日夜到达新湖大，第二次是七月十五日夜到达新华工，第三次是七月十六日深夜至十七日凌晨到达钢二司司令部，第四次是七月十八日深夜至十九日凌晨到达钢二司红水院总部。在钢二司司令部和红水院总部，他们还见到了钢工总、钢九一三的造反派。“三钢”、“三新”是武汉造反派的代表。这样谢富治、王力等人就基本上见到了“三钢”、“三新”(缺新华农)的造反派。

我们注意到，谢富治、王力等人是利用夜间特别是深夜到造反派学生所在学校的。他们之所以选择夜间到这些院校，不仅是因为白天要参加会议，没有时间，可能更重要的因素还是为了避免因此造成更大的震荡，给以后解决武汉问题造成不便。这还可以从谢富治他们婉拒参加三司举办的批判大会并劝他们也不要召开这样的大会和进行示威、游行上反映出来。这说明他们在与造反派学生的接触上还是慎重的。

从谢富治、王力等人与造反派学生的接触来看，他们一方面鼓励、肯定了造反派的行动，说武汉文革的形势大好，另一方面也委婉指出了造反派的缺点和错误，以及武汉文革形势面临的不少问题。从他们的讲话及行动来看，他们深入到造反派中，主要还是为了通过与造反派的接触，进行调查研究，了解造反派的实际情况，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停止正在进行的武斗，使武汉文革向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王力虽然在讲话中说，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造反派进行了热情的礼赞，但是他并没有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给造反派，也没有对军队和百万雄师的行为作出过激的表态，反而还在劝说造反派要和军队一起，团结更多的人(包括百万雄师)来解决武汉问题。但是，在没有做好军队和百万雄师工作的情况下，造反派却将王力对于他们的称赞，特别是王力和谢富治的讲话录音在武汉各地公开播放，再通过小报、传单等其它传播媒介进一步渲染，则对军队与两派之间矛盾的激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不过，话又说回来，谢富治、王力对于造反派学生的支持和称赞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尽管造反派学生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行动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不过是出现了一些激进的行为而已。当然，那些犯了错误固执己见、拒不悔改的人除外。因而立足于文革发展的大局，就不能不支持造反派学生的行动。这里的问题在于，他们在支持造反派的时候，要从当时军队与两派之间的复杂关系出发，防止激化彼此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形势走向恶化。这就要注意讲话的时机、分寸和场所，认真考虑讲话对于军队与两派之间以及武汉文革形势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否则的话，就不要讲话，暂时也不去这些场所。从防止举措失当进而导致事态恶化来说，这样做是必要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谢富治、王力等人到造反派学生所在学校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是肯定、支持了造反派的行动，鼓舞了造反派的士气，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自七月十七日起，各大专院校造反派按谢富治的要求，开始陆续集中和封存自制武器。徐海亮七二0，第35页。这对武汉文革形势的发展无疑会起到有利的作用;

另一方面虽然他们没有讲出格的话，但是当他们的言论和行动被造反派传播到社会上以后，会对军队与两派之间的矛盾起到激化的作用，从而对武汉文革形势的发展又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而谢富治、王力等人到达武汉大专院校会见造反派学生，对于武汉文革形势的发展存在有利、不利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虽然同时存在，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其不利的一面会愈发表现出来，有人就以此为借口来煽动群众，并对文革形势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其二，谢富治、王力与百万雄师的接触情况。

谢富治、王力在深入武汉大专院校与造反派学生进行交谈的同时，也与武汉最大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进行了接触，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把握他们的思想动态，为搞好大联合创造条件。那么，谢富治、王力与百万雄师接触的情况如何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七月十六日深夜，谢富治、王力前往硚口区 3506(军需)工厂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进入《百万雄师》报编辑部，介绍自己，百万雄师在场人员没有反应，态度十分冷淡。谢富治劝诫头头们要好好学习文化革命的基本知识，弄清文革是怎么一回事;要求收缴武斗器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宣传，撤销所有的工事，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的权利。后女头头陈××介绍了俞文斌、杨道安、刘敬胜等头头。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们的名单，名单开好后，谢富治把名单装进了口袋后一句话也不说了。

王力批评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王力摆摆手不耐烦地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那个血气方刚的百万雄师头头也不客气地顶嘴道：“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王力态度强硬地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1.立即停止武斗;2.停止煽动性的宣传;3. 撤除所有的工事;4. 不准用交通生产工具;5. 不准挑动农民进城;6. 不准拦车，所有岗哨必须撤除;7. 保证不同观点有四大权利。”

说完不欢而散，在场的百万雄师头头和骨干，对谢富治、王力的态度与话语十分不满。(百万雄师内部传达，这次谢、王的探访，总共只有二十多分钟。)回到宾馆，谢富治还为武斗队集结在军工厂的事，批评了陈再道、钟汉华，要求通知他们搬出工厂去。[20]

从中可以看到，谢富治、王力到达百万雄师联络总站以后，百万雄遇总站人员对于谢富治一行的态度是冷淡的。这与造反派的热烈欢呼形成了鲜明对比。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对于两派斗争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说到底就是因为两派具有迥然不同的属性。其实，谢富治要求他们停止武斗，收缴武器，学习文革的基础知识，与他对造反派的要求并没有什么不同。至于他让百万雄师的头头写一个负责人名单，与七月十七日凌晨到二司司令部接受造反派上交的常委学校名单一样，不过是为了对两派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两派群众组织情况所采取的一个具体步骤而已。

至于七二○事件后照名单抓人将百万雄师的头头一窝端了，并非事先就有什么预谋，而是因为百万雄师头头在七二○事件中的行为所决定的。如果他们不制造七二○事件的话，这些头头是会与造反派的头头一样平安无事的。从这里来说，他们在七二○事件后被抓是咎由自取，这个名单不过是为后来抓捕他们提供了些便利罢了。

王力在批评百万雄师的时候，遭到了他们的抵抗。至于百万雄师负责人说他们有厂不能回、是被逼成这样的、希望中央代表团能够平等对待这几句话，是他们故弄玄虚在向中央代表团诉苦，还是发自肺腑确有此事呢?这还要做出具体分析。一般来说，如果对于百万雄师属下的某个具体厂矿来说倒有可能是真的，但是从当时武汉两派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百万雄师在当时已经占据压倒性优势，武汉造反派处于被动性防御况且阵地不断失守的背景下，从总体上来说百万雄师的成员又怎么会出现有厂不能回的问题呢?

至于王力不耐烦地说出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的话，不过是要将两派劝开，让他们各讲自己的问题，进行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这是解决两派矛盾所采取的方法。否则的话，都批评、指责对方，不反思自己的缺点，又怎么能够实现大联合呢?从这里来说，王力虽然态度不好，讲出这样的话也在情理之中。但是百万雄师的头头却不这样认为，不满的情绪溢于言表，跟中央代表团要起了平等。在这种情况下，王力提出了停止武斗的几项措施，致使他们的不满进一步加剧，最后双方闹得不欢而散。

关于这个问题，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后来回忆说：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谢、王到3506厂百万雄师总站，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那一次没有得到沟通。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他不说话，只是说“老俞呵，写个头头的名单”，我写后他就不说话了。接着王力说我们怎样怎样。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观点来的。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指后来发生的七二○事件——引者注)。[21]

这是俞文斌在文革结束以后接受采访时说的话。从他的回忆看，百万雄师的头头对于谢富治没有跟他们讲话是不满意的。其实，他们想让谢富治讲什么话呢?在当时军队与两派之间矛盾走向尖锐、激化的情况下，谢富治非常清楚百万雄师的头头想要他讲什么样的话。从百万雄师的派别属性以及在武汉的大打出手来看，谢富治是不会支持他们的。因而即便谢富治讲话，从他口中也不会讲出赞扬百万雄师的话。既然讲不出赞扬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结束武斗、实现大联合，要是讲话也就只能批评百万雄师了。但是，在武汉部队与两派之间存在矛盾并随时都有可能走向激化乃至于失控的情况下，谢富治担心这个时候直接公开批评百万雄师和军队容易激化矛盾，造成严重的后果，从而给解决武汉问题造成更大的困难。正是处于这方面的考虑，谢富治在获得了百万雄师的头头名单以后，才缄默不言了。

但是，王力却并不是这样。他对待百万雄师的态度是生硬的。当然，从当时百万雄师与造反派的派别属性、力量对比以及百万雄师在武斗中的行为来看，王力站在造反派一边，对百万雄师表现出这样的态度，也是不难理解的。这样做固然事出有因，也是义愤使然，但是在军队与两派之间关系微妙并且矛盾有可能走向激化的时候，他的这种态度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并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以此为由来制造事端，进而导致更为严重局面的出现，从文革发展的大局上来说则是不可取的。

至于俞文斌说如果王力那天不是那样的态度，七二○事件则不会发生，显然是在事后为了掩盖他们鲁莽行动的文过饰非之词。试想，当时王力不过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成员，况且也没有在讲话中对百万雄师进行定性，百万雄师也有着向中央反映问题的渠道，怎么就会因为那天王力个人的态度在七月二十日对他采取暴力行动呢?退一步说，即便他们认识不到百万雄师的行动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对王力没有说他们是革命派存在不满，但是王力毕竟是中央代表团的成员，他们对王力采取行动的时候还是要三思而后行的。他们以是否合乎个人意愿来对中央代表团成员采取行动乃至武力绑架，又将中央置于何地呢?因而俞文斌的说法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当年行为的巧饰之词，是没有说服力的。

我们还注意到，百万雄师的联络总站是设在了军用工厂里面，当时谢富治就对此提出了批评，要他们设法搬家。回到东湖客舍以后，他还为此批评了陈再道、钟汉华，要他们命令百万雄师搬出来。可是过了几天，这个厂的大门口却出现了一条又长又宽的大红招牌：百万雄师联络站。不仅如此，百万雄师并没有将谢富治、王力对于他们的劝告、批评和要求公诸于世，是在删改以后才在内部进行传达的。[22]

从这里可以看到，百万雄师的头头不仅没有接受谢富治、王力对于他们的劝告、批评和要求，反而还在采取措施防止它在百万雄师内部扩散，并且树起招牌来进行示威。这表明他们对于谢富治、王力的劝告、批评和要求采取了抗衡和抵制的态度。

其三，对于谢富治、王力与两派群众组织接触的简评。

前文我们在研究谢富治、王力与两派群众组织接触的时候，已经对此作了评析，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再进一步作出简评。

谢富治、王力与两派群众组织的接触不仅是对他们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也是在做两派的思想工作，为实现大联合创造条件的。在与两派群众组织的接触中，他们对于两派都进行了批评，但是批评的语气、分量却有所不同。一般来说，这并非是他们随意为之，主要还是由于两派群众组织在支、保方面的派别属性所决定的。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他们在讲话中并没有透露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也没有讲出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及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的话，但是他们在接触中对于造反派的热情支持和称赞，与百万雄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没有做好军队和百万雄师思想工作的情况下，造反派又把他们讲话的现场录音在武汉各地反复播放，会使武汉文革的形势走向激化反而又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从资料中还可以看到，谢富治与王力在讲话中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不论是在与造反派还是百万雄师的接触中，谢富治显得谨慎、冷静，讲话比较慎重。他到百万雄师总站只是对百万雄师的头头提出了一些劝告、批评和要求，态度是随和的，即便是在他们希望他讲话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王力则不然，对造反派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公开称赞他们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对于百万雄师的头头则是言词激烈，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引起了他们的不满。这样对待两派群众明显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不仅会使武汉文革的形势走向激化，还会导致百万雄师将打击的矛头指向王力，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在七二○事件中，一部分支左部队和百万雄师殴打、绑架王力，其来有自。

总之，谢富治、王力到达武汉后，与两派群众组织进行接触是必要的，是为化解他们矛盾所采取的行动。他们在与两派群众组织的接触中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固然有个人的因素，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两派群众组织的不同属性所决定的。王力在与两派群众组织的接触中与谢富治表现出重大不同，他将对两派的不同态度溢于言表，对百万雄师予以压制，引发他们的不满，并成为后来七二○事件的引线之一。这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应当注意到的。

3)武汉军区在传达中央方针中造成严重隐患。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周恩来主持召开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空军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而后毛泽东又接见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继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虽然陈再道、钟汉华对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没有真正想通，但是毕竟表示组织上要服从中央的安排。周恩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飞返北京的。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事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研究这个变化，还是要从武汉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在没有做好部队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批准8201部队(即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传达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说起。

其一，在没有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武汉军区就批准8201部队(省军区独立师)主要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

本来，七月十八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空军负责人会议(即军区二级部部长和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阐述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由于要向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武汉军区的几个主要负责人还没有表态，因而在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宣布了一条纪律：这次谈(讲)话不要录音，不要上大字报，不要传达。[23]晚八时，周恩来带领陈再道、钟汉华到毛泽东住地谈话后飞返北京。

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七月十八日夜晚武汉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就违背周恩来的指示，在军区没有召开会议、更没有做通部队思想工作的情况下，批准了8201部队(即省军区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传达给部队。

蔡炳臣回到8201部队之后，就把团以上干部叫去进行传达。第二天又传达到排以上干部，并把8201部队派出去的军代表叫了回来听传达。蔡炳臣还要军代表向各单位的群众组织传达。这样百万雄师也就知道了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8201部队政委蔡炳臣、师长牛怀龙在传达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时，还将军区会议期间围绕这个方针产生的分歧和矛盾讲了出来。

蔡炳臣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是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汉华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它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还说我们思想不通。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他还说：“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会场上议论纷纷，不满情绪迅速上涨。

这时，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也在一旁说道：“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杨代总长还因此给我谈话，我表示思想不通，组织服从，个人意见保留。”还说：“我们不是不代表大家的意见，而是中央政策已定，首长们根本听不进去了!”牛怀龙这么一说，会场上更是吵吵嚷嚷、埋怨、牢骚，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牛怀龙、蔡炳臣二人说：“你们对外不要提周总理”，意思是要他们把矛头指向王力![24]

不仅如此，牛怀龙、蔡炳臣还向8201部队机关干部散布谣言。蔡炳臣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怀龙插话说：“王力是国民党员，还(这)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按：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1978年回忆，牛怀龙也对叶明说确有此事)。[25]

从中看到，牛怀龙、蔡炳臣不仅把军区会议上的分歧和矛盾讲了出来，还表明了他们对于中央解决武汉方针的不同意见。在部队不少干部、战士本来就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存在思想抵触的情况下，他们讲出这样的话，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进一步助长这些干部、战士业已存在的不满情绪，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至于王力夫人在新华工，王力儿子是二司的头头，纯粹是无中生有的造谣中伤，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即便说王力是国民党员，也是事出有因。真实的情况是，解放前王力在东北军的时候，是受地下党组织的派遣，处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的。后来，在审查王力的时候，当时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谷牧还为此写过证明材料。[26]

这个时候牛怀龙把这件事抖擞出来，回避真实情况，只拿王力加入过国民党说事，其意图是显而易见的。鉴于王力当时所在的特殊位置，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作为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传播这样的信息不仅是违背组织程序的，也是触犯纪律的。他们讲出这样的话，在一时真假难辨的情况下，会引导众人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王力，对正在进行的倒王行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他们的带动、影响下，8201部队不仅迅速扩大了传达的范围，还采取措施提前进行了传达。这从七二○事件后8201部队的揭发材料中反映了出来：

七月十八日常委开会研究决定，十九日上午各团团长、政委及司政科长参加传达周总理、王力同志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晚十二点左右，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师政委蔡炳臣家开会后，第二天突然扩大了传达范围。是由周忠叫管理员阎保国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来参加会议的。

七月十九日下午，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决定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提前传达到部队。他对副参谋长贺言生说：明天在机关勤杂人员和直属分队传达周总理指示……晚饭后周忠突然要提前传达。地点是在铁路局礼堂，首先由周忠传达，未传达完就哄起来了，然后师政委蔡炳臣接着传达，受到了热烈欢迎，还未讲完，院里就哄起来了，要去冲军区。[27]

这些揭发材料说明，在钟汉华批准8201部队传达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以后，他们不仅扩大了传达的范围，还提前进行了传达。这样在没有做通部队思想工作的情况下，进一步激化了他们的不满情绪，直接造成了形势的恶化。

七二○事件后，钟汉华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作出的口头检查中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顾与说明。

钟汉华说：“18日下午，总理作了正式结论，表面上也假意表态，承认方向、路线错了，但这时五心不定输个干净，内心不服。当晚主席对陈再道和我亲自教导，要我们好好向‘百万雄师’作工作，作好部队思想工作，步子稳妥，工作细致深入一些。由于我们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对主席没有感情，仍是拒不执行，也不传达。”

他还说：“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地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28]

从中看到，钟汉华在检查中确认，他在七二○事件中点了两把火：一是在没有做通部队思想工作的情况下，他就批准蔡炳臣向部队传达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二是十九日晚军区召开生活会后，他又让大家尽快传达会议精神。这样就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最终导致了七二○事件的发生。

这样我们看到，在没有做好部队领导干部、战士思想工作的情况下，七月十八日晚武汉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就批准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向部队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他们在向部队传达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时候，不是以中央的方针为指导，着重做好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而是将军区会议期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以及他们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不满情绪一股脑地倾泻出来。不仅如此，牛怀龙、蔡炳臣还为了发泄对王力支持造反派的不满，根据道听途说的传言(或者是无中生有的编造)，对王力本人及其亲属造谣中伤，引导干部、战士及保守派群众将矛头对准王力，造成了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这样做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在干部、战士中间引发共鸣，大大激化他们的不满情绪，助长他们的非理性行为，从而使这种不满变成具体行动，造成严重后果。这样做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牛怀龙、蔡炳臣的目的，却不能不让人对于他们的人品、操守和守纪提出质疑。这进一步暴露了他们抗衡中央方针以及践踏军纪的行为。七二○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其二，杨成武主持召开驻汉海、空军会议，通报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武汉军区召开贯彻中央方针的生活会，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发表讲话，听取陈再道、钟汉华的检查，做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七月十九日在东湖客舍乙所百花一号会议室，杨成武主持召开驻武汉的海、空军负责人会议，传达七月十八日晚的会议精神。[29]这是为了让驻汉海、空军领导干部明晓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打通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在心理上有所准备，以便在处理武汉文革的问题上及时跟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步伐。

根据七月十八日召开的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空军会议的精神，以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为指导，七月十九日上午按照事先安排的计划，武汉军区召开党委常委会议，讨论、修改陈再道、钟汉华的检查。在念了他们两人的检查以后，请与会同志审查、提出修改意见。[30]

七月十九日下午武汉军区在军区礼堂召开了军区二级部长和师级以上干部参加的生活会。会议开了八、九个小时，谢富治讲了二个小时，王力讲了三个小时，余立金讲了半个小时，陈再道检查了二个小时，钟汉华检查了一个半小时。会上决定释放工总头头朱鸿霞。[31]

谢富治、王力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我们先看谢富治的讲话。

谢富治传达周恩来讲话的精神。他介绍了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四点指示：“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组织;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为工总平反;百万雄师是保守势力，不能依靠他们，要做广大群众的工作。

谢富治说：“武汉的情况，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很关心，都亲自看了不少材料”;“对于干部、战士要教育，把他们的思想搞通，思想扭过来。特别在座的同志不能动摇。对主席的指示，要如林副统帅所讲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上面讲的，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

1、武汉支左大方向错了，错在“三二一”、“二一八”、“六四”等通告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八条”下来你们打击造反派，“十条”下来了，你们却不执行。我们等待你们两个月了。

2、百万雄师人多，队伍要大到什么范围?你们连军工厂都设联络站，军工厂是保密单位，又是军管单位，你们还要搞，不是穿一条裤子，也是穿一条裤子。打到现在造反派还是比你们人多，这点，我不用调查就晓得。

3. “三新”、二司大方向没有错，揪武老谭是把矛头指向当权派，是对的，有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你们怎能抓住一些缺点就打击革命小将呢?你们要180度大转弯;要不扭转，你们自己考虑。[32]

谢富治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央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33]

我们看到，谢富治在讲话中传达了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四点指示，对军区支左所犯错误以及两派组织的属性进行了分析和说明，批评了军队支持百万雄师、反对造反派的行为，希望军区能够转变过来，支持造反派，站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路线一边。他在讲话中还特别提醒与会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毛主席关于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出席会议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仍然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存在抵触心理。这在随后发生的七二○事件中表现了出来。当然，谢富治的讲话很长，以上只是选取了他讲话中的核心部分。那么，王力又发表了什么样的讲话呢?

王力针对当时与会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着重讲理论问题。他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以教训的口气谈起了文化大革命。他说，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像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 ABC 讲起。[34]

他从一九六五年姚文元写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讲起，一直讲到一九六七年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王力还结合武汉的实际情况说，武汉的工人联合会，也就是百万雄师的前身，一开始就是陶铸的官办组织，是用来破坏工人运动的。而工人总部则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点燃了武汉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烈火，因而要大树特树工人总部等等。在讲到当前斗争的主要矛盾时，王力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发表了“二一八声明”、“三二一通告”，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35]

那么，当时出席生活会的领导干部听了王力的讲话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陈再道后来回忆说：“从会场的气氛看，大家对王力的开场白，有的表现不解，有的表现愕然，更多的与会干部则被激怒了。他们有的欲起又止，要站起来质问王力;有的欲言又坐，想即刻离开会场;有的怒目而视，想看看王力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36]

虽然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并不全是这样，事后陈再道的回忆也带有感情色彩，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出席会议的许多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王力在讲话中就应该更要注意技巧和方式，以期能够使这些抱有情绪的领导干部真正认识文化大革命，从思想上解除困惑，接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可惜的是，王力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虽然从这些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和对文革的认识水平上来说，王力的说法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由于军区在支左中犯了错误而且他们中的不少人当时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还抱有不解、疑虑的情况下，用这样的口气进行讲话，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事与愿违，激化他们的对立情绪，造成严重后果。特别是王力在讲话中又提出了军内一小撮这个术语，并将军内一小撮与党内一小撮并列，更显得引人瞩目。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当时武汉文革形势表现微妙且军队与两派以及两派之间的矛盾随时都有可能激化的状况下，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提出这样的口号，不仅偏离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也是违背组织程序的。

王力在讲话中还说：谢副总理在北京讲话，小将们误会了，要揪他，在他房间里装了几个喇叭，他还是向革命小将赔礼。现在人家写了几张大字报，骂了陈大麻子(指陈再道)，你就抓人家反革命，如果你们打谢副总理，还不把人家枪毙了。

孟夫唐是什么人，你们要打倒。他是退休了的人，又不是当权派，就是支持“三新”、二司，你们就要打倒他，薛朴若你们也要打倒，这些人都是好干部。

工人总部要彻底翻案，朱鸿霞没有什么错，为什么要打他反革命，把他以前的作品的一些错误搬到现在来。“二八声明”抓的人要放。

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你们起了很大作用，才发展到现在这么多。你们现在要做工作。最拥护解放军的是革命小将，不信，你们调过头来，百万雄师就要打你。

红卫兵在初期还是积极的。但是他利用了刘少奇的血统论，没有跟上毛主席，成为保守组织。红三司是偏右的。[37]

我们看到，王力在讲话中以谢富治为例，批评武汉军区打压造反派、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希望军区能够支持造反派，因为造反派才是最拥护解放军的。王力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以上所引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片断。虽然王力在讲话中用了教训的口气，许多领导干部也对讲话存在着报怨情绪，但是会上仍然有不少干部表示受教育很大，心情十分舒畅。一个空军领导说：“过去咱们路线觉悟低，犯了错误，今后要坚决改正错误，支持工总。即使百万雄师的长矛对着我，我也要说工总好”! 一些人还要求谢、王、余到下面部队去作报告。其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还两次接见军区大院警卫营、8199 部队侦察连、六连、四连，以及大院的干部战士。[38]

尽管如此，这个时候的形势却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其实，就在王力讲话的时候，他在水电学院讲话的录音已经在军区外播放了，会场上都可以隐隐约约地听见。随同王力来汉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张根成听到后，觉得情况不大对，提醒王力他的讲话录音已经播放了。王力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问道：“怎么啊，有问题吗?”其时，这个时候已经有军人冲击军区机关，军区正门被堵住。不少工作人员感到武汉气氛不对，要求部队认识转弯太急，对立情绪太重。[39]

王力讲完话后，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这个时候军区大门已经无法通行，王力只好从后门出去。陈再道、钟汉华赶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还给他们送了毛主席著作，并做了自我批评。[40]

虽然王力针对与会人员的思想状况讲了许多文化大革命的知识，但是他讲话的主旨却是对武汉军区以及支左部队负责人进行了严厉批评，况且是以居高临下用了教训的口气讲出这番话的。这样就使本来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存在疑虑的干部更为不满。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在王力讲话时要求发言，被王力制止，于是他和政委蔡炳臣气冲冲地离开了会场，回到师部。该师干部群情激愤。这个时候武汉军区采取的行动又进一步激化了业已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武汉军区连夜向在汉干部、战士传达会议精神，部队产生较大抵触，形势立即失控。下午和午夜，独立师、29 师(8199 部队)、百万雄师部分人员冲击军区、东湖客舍，要找中央代表说理。[41]

由于王力讲话时间长，谢富治也离开会场回去休息了。王力回到东湖客舍以后，帮军区修改检查。他看了军区的检查，认为军区领导人说的“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的话言重了，错误没有那么严重，便改轻了。他又叫醒谢富治看了以后退给了军区。军区起草文件的同志看后反映说：“改轻了，军区很满意”。

王力在百花二号为陈再道(武汉军区)修改完检查稿后，向随行工作人员传达了毛泽东十八日晚上的谈话内容。之后，王力说：“陈再道说他们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这话言重了，他不知道毛主席和我们来武汉是为了帮他摆脱困境的。主席说我们是保陈再道来了。陈再道这人心眼太直，也太糊涂，他至今不理解中央的意图。”[42]

其实，不是陈再道不理解中央的意图，而是他对于中央说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耿耿于怀，认为他们自己并没有错。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王力虽然将军区检查中的错误改轻了，但是他在生活会上趾高气扬的讲话却又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两相比较，这个负面影响要大得多。

从中可以看到，杨成武主持召开驻汉海、空军会议，传达七月十八日晚的会议精神。武汉军区召开民主生活会，听取陈再道、钟汉华的检查，由谢富治传达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王力再从理论上对文革、武汉文革作出分析和说明，其目的是要统一武汉军区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在武汉文革问题上形成一致的认识，为下一步贯彻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扫除障碍。

虽然陈再道、钟汉华作了检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也发表了讲话，与会的一些领导干部也表示受到了教育，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是却有一些与会领导干部对此表现出不满和抗衡情绪。两种对立的气氛存在于生活会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着一些与会领导干部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存在不解和困惑，会外的造反派已经将王力的讲话播放出来，会内王力又是以教师爷的口气对这些领导干部进行讲话，这样就使得本来已经存在的矛盾进一步被激化起来。这从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擅自退出会场上反映了出来。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武汉军区生活会正在召开的时候，就已经有战士冲击军区的大门了。这是武汉文革形势走向激化的先兆。但是王力却没有注意到一些与会领导干部情绪上的变化，对这突如其来的紧张局势熟视无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而是仍然在滔滔不绝地进行讲话，不去采取措施来应对、扭转这种状况。七二○事件就是这样一步步地逼近了。

其三，8201部队少数人员开始到军区示威、抗议。

七月十八日晚，在没有做好部队思想工作、军区生活会也未召开的情况下，武汉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就违背周恩来的告诫，批准8201部队政委蔡炳臣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蔡炳臣迅速扩大传播范围，还要军代表将这一讯息传达给群众。七月十九日军区生活会后，钟汉华又将会议精神迅速传达给部队。这样就在一部分官兵当中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他们纷纷到军区去游行、抗议，表达不满。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在十九日下午军区生活会正在召开的时候，8201部队政委蔡炳臣、师长牛怀龙就气冲冲地相继离开会场，回到洪山下的师部。牛怀龙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十六时左右，8201部队几个战士冲进军区大院，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怀龙、蔡炳臣，要他们去作8201部队战士的工作。后来 8201部队副师长、副政委去军区大院做工作，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

十九时，又有8201部队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富治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二十三时半，8201部队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炳臣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其时，8201 部队已经有200多指战员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冲进军区的战士质问军区领导：“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人甚至把陈再道和钟汉华叫作“投降派”。[43]

从中看到，武汉军区生活会正在召开的时候，牛怀龙、蔡炳臣因为对会议的不满就擅自离开了会场。他们回到独立师师部后大发牢骚，说三道四，愤怒的情绪溢于言表。这种情绪对周围的干部、战士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时候独立师的一些人员也开始陆陆续续到军区示威、抗议，竟然对军区领导指出质问。军区派人找牛怀龙、蔡炳臣去做独立师这些人员的工作，但是却找不到他们，最后还是该师副师长、副政委出面做工作的。这两位师级领导干部到现场后，虽然说出了规劝的话，却并非是在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而是在言语中表达了对于他们行动的同情，并将自己的不满情绪也发泄了出来，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这些战士是打着质问王力所谓“四点指示”的旗号到武汉军区进行抗议、示威的。可是当时军区机关的人员还不知道王力的“四点指示”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下面一个材料。

军区秘书科回忆：下午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时，独立师的战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同志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44]

独立师战士之所以比军区机关工作人员知道所谓王力的“四点指示”要早，关键还是蔡炳臣在钟汉华批准后向独立师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周恩来代表中央讲出来的，但是牛怀龙却从斗争策略出发，暗示说是王力讲出来的。[45]在没有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这种传达造成了部队的思想混乱，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同时，七月十九日晚军区检讨稿在经过谢富治、王力修改后，于二十日凌晨一点退回。这个检讨稿承认支左犯了严重错误，承认“三钢”、“三新”是革命组织，应该支持等，未提“百万雄师”。陈再道的秘书杨成勇拿着稿子去找人打印，打字员思想不通，拒绝打印，并趴在打字机上痛哭，后又找人铅印，都拒绝印。

不仅如此，这天晚上，师370医院听说军区表态，要为工总翻案，休委会主任连打三次电话问师部，师部回电承认。于是大批工作人员便杀向军区，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湖北省军区后勤政委于某在夜十二点带领3个人到370医院传达军区的四点指示，遭到全医院工作人员的围攻和毒打。许多人叫嚷：老子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杀光，上山打游击等等。[46]

这个时候独立师提前并扩大传播范围，进一步激化了业已存在的矛盾，对战士上街游行、示威起到了推动作用。

七月十九日下午，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对副参谋长贺言生说：明天在机关勤杂人员和直属分队传达周总理指示……，晚饭后周忠突然要提前传达。地点是在铁路局礼堂，首先由周忠传达，未传达完就哄起来了，然后蔡炳臣接着传达，受到了热烈欢迎。二十二时，各团宣传车集中到师部，周忠和蔡炳臣在食堂对宣传人员进行动员，后讲不下去，又到四楼动员。蔡炳臣还未讲完，院里就哄起来了，要去冲军区。周忠下楼绕到宣传车前巡视了一遍，一句话未说，若无其事地溜走了。这时宣传人员上车一哄而出，向军区大院冲去。[47]

这个时候独立师某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上街抗议的行为更具有代表性。他们在得知周恩来传达的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后，就起哄、闹事，开着宣传车上街游行、示威，该团团长、政委闻讯后急忙赶去劝说、制止，却无济于事，最终他们还是冲破阻拦上了街。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七月十九日独立师某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吃晚饭的时候，人们议论着传达的周恩来的指示，越来越不服气，饭也吃不下去了。宣传队战士朱学诗在有人鼓动下，用粉笔在饭堂门前的一块黑板上写下“请求中央来汉首长听听战士们的心声!”的标语。在公开场所写标语，等同于写大字报，在部队也是被禁止的，但是他们却顶风违纪硬是这样做了。正在团部吃饭的干部、战士看到了，传开了，还有人在为他们叫好。这个时候朱学诗又在别人鼓动下，用排笔蘸着脸盆里的黑墨水在篮球场上写下一条标语：“强烈要求中央来汉首长下部队听取广大指战员的呼声!”有人还在“中央首长”几个字的旁边，加上了“周恩来”三个字。这下，团部上下沸腾了，情绪失控了。

司机开来了宣传车，宣传队要乘车上街游行了。团机关的一些干部战士却在一旁为他们壮胆助威。宣传车正要冲出营房大门，团长贠恩良、政委周德芳闻迅后匆忙赶到，他们一起挺身站在车头前，政委周德芳还俯身趴在车盖上，苦苦相劝：“同志们呀，这样做不得呀!有什么意见就告诉我们，我们负责往上面反映。”这时有两名战士悄悄向团长、政委身后靠近，猛一下将他们拦腰抱起来，离开了车头。于是，“轰”的一声，载着全体宣传队员的卡车冲出了营房，驰上汉口利济大道。他们打着“中国人民解放军8201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红旗，一路高喊口号：“解放军战士坚决支持百万雄师革命群众!” 、“8201战士永远和革命群众在一起!”、“王力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绝没有好下场!”自七月十九日晚七时左右，到七月二十日凌晨，从汉口到汉阳，再到武昌，一直奔驰不停。[48]

由此我们看到，七月十九日下午正在召开军区生活会的时候，就有独立师的战士陆续到军区进行示威、抗议。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有独立师战士自身的问题，但是武汉军区及独立师负责人却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因为武汉军区及其所属支左部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又在没有做好部队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迅速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造成的。特别是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处于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不满，擅自离开军区生活会会场回到师部，而后当着周围干部、战士的面发牢骚，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当8201部队战士到军区示威、抗议的时候，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却对此无动于衷，没有去做战士的思想工作，放任这种局面的发展。即便前去处理问题的独立师副师长、副政委虽然要战士们回去，却又说出情绪化的话来表示不满，进一步激化了形势。至于打字员拒绝打印军区检查，师医院工作人员听说军区表态后所表现出的激烈情绪，则反映出军区在转变态度、纠正支左错误上仍然面临着很大的阻力。这是一种严重的动向。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这种态势下，独立师也有一些领导干部为了防止事态恶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比如某团团长贠恩良、政委周德芳)，但是他们的作为显然不能制止业已激化的形势了。

其四，七二○事件发生的征兆之一。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解决军队支左错误及两派之间的关系，就要以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为指导，在做好军队及两派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结合。

为了贯彻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空军会议，阐述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做与会人员的思想工作，并在会议结束时要求，在做通部队及两派思想工作以前不要传达会议内容。七月十八日晚上，毛泽东又接见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继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告诫他们先做好部队的工作，而后再做好两派的工作，这样发表一个声明就团结起来了。

遗憾的是，钟汉华当天晚上就批准独立师师长蔡炳臣向部队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还进一步扩大了传达的范围。七月十九日，他们又将军区生活会的精神提前传达到部队。从中可以看到，牛怀龙、蔡炳臣不仅对于中央的方针表示不满，牢骚满腹，还对独立师战士到军区进行的示威、抗议表现出放任、纵容的态度，同时又暗示将矛头指向王力，对王力造谣生事进行人身攻击。这样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进一步激化了矛盾，致使武汉文革的形势迅速走向恶化。

由于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违背毛泽东、周恩来的教导和指示，在没有做好部队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传达了下去，从而激起了部分干部、战士的躁动，到军区进行示威、抗议。同时，对于这种现象他们又没有及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劝诫和制止，而是采取了放任、纵容的态度。即便有一些领导干部为防止事态恶化作出了一些努力，却难以阻止这种现象的蔓延和扩大。这种状况的出现，就成为七二○事件的征兆之一。

4)百万雄师密谋向武汉军区大院集结。

部队战士到军区进行示威、抗议的时候，百万雄师也在展开行动。这个武汉最大的保守派组织力量强大，消息四通八达，获悉军区主要负责人准备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改变支左对象，转而支持造反派的时候，在其头头的策划下，也在向武汉军区大院集结，意图在游行、抗议、示威中显示自己的力量，迫使军区乃至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

其一，百万雄师头头在获悉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后策划发起反击。

七月十八日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空军会议结束后，武汉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就批准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向部队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还把派出去的军代表叫回来听传达，随后又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49]这样在没有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百万雄师就知道了以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为核心的军区会议精神。

军代表不仅把军区会议的精神透露给百万雄师，而且独立师负责人也在向百万雄师头头面授机宜。这在后来百万雄师一个高层头头的回忆中表现了出来。

百万雄师某高层头头回忆：牛怀龙师长和独立师杜宪章科长在铁路局7楼(专揪王力指挥部)告诉我：“东湖你们就不要去了，‘一号’在那个地方”(按：这里讲的“一号”，暗指毛泽东。)。我接着就告诉了东湖管理处的头头雷荣华。(东湖管理处的雷荣华就是七月二十日凌晨在百万雄师中最先率人冲入东湖客舍的园艺军头头)。[50] 从这里可以看到，百万雄师向武汉军区集结成立了专揪王力指挥部，独立师负责人就将毛泽东到达武汉的消息告诉了百万雄师的头头。这些头头业已知道毛泽东到达武汉住进东湖客舍了。在他们已经知道毛泽东到达武汉的情况下，仍然采取这样的行动，其背后动机不难理解，是想以此来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至于牛怀龙提醒百万雄师的头头不要到东湖客舍去，不过是从斗争策略考虑，为了防止事情闹得不可收拾，或者一旦被人抓住把柄，最终祸及自身而采取的明哲保身之举。他这样做，不仅是违背组织程序的，也是触犯军纪的，因而都是错误的。

这个时候军代表对百万雄师所属组织讲话时，闭口不谈武汉军区支左中的错误，反而在为武汉军区树威，通过介绍全国各地的斗争形势，继续打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以期扭转斗争中出现的不利地位。

七月十九日上午，汉口某军代表张××对百万雄师的革命工人三司讲话，说：“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这样两条内容：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作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8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51]

从中看到，军代表不仅没有承认支左中的错误，反而继续向百万雄师宣扬既往的主张，让他们从各地形势的发展中树立信心，其目的还是为了坚持既定路线，不愿按照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来改正错误。其实，百万雄师的行动是与支左部队存在密切联系的。支左部队不仅支持百万雄师的行动，还在为他们出谋划策，指导他们的行动。这样就使得武汉文革的形势不断走向尖锐和复杂化。

当时百万雄师的头头是如何进行密谋策化的呢?百万雄师总站的头头(常委兼联络部长)章迪杰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章迪杰回忆：7月19日晚，我们在3506工厂吃过晚饭，我参加了常委会，当时决定派杨道安、孙德洲、余均才(百万雄师总站工作人员)三人去武汉军区大院落实“四点指示”。因为军代表向各分站传达“四点指示”后，各单位的人自发地涌到军区大院。他们三人到达武汉军区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据当时统计，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273辆，1万3千余人。他们是去落实究竟有无“四点指示”的，不是去揪王力的。当时知道消息的只能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和军区的人，揪王力肯定不是百万雄师去揪的。

专揪王力指挥部指挥长是谢敏华，副指挥长是省直联司的杨以才，指挥部地点就设在武汉军区对面的武汉铁路局大楼的七楼。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当时总站有这个提法，但没有行动，行动主要在军区。七二〇事件的发生，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上街游行是8201部队先搞起来的，百万雄师是跟进的。[52]

还有一个百万雄师当事人回忆如下：

晚上10点左右，百万雄师硚口区分站宣传部副部长汪洋，赶到联络总站，总站头头杨道安叫“快上来，去军区”。到达军区大院，在食堂召开会议，杨道安和另一头头孙德洲主持，杨道安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谈判时要做好记录”。[53]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百万雄师是在军代表向各分站传达了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后，才向军区大院集结的。七月十九日晚百万雄师举行了常委会，决定派杨道安(二号头头)、孙德洲(常委兼作战部部长)、余均才(百万雄师总站工作人员)三人去武汉军区大院落实“四点指示”。这说明百万雄师头头不仅知道其成员的行动，而且还召开会议派头头到军区支持、负责这次行动的。专揪王力指挥部直接将矛头对准了王力，是以王力为靶子来抗衡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为此，百万雄师还企图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虽然没有付诸于行动，但是却显示出他们是有计划地组织这次行动的。

从百万雄师另一个当事人的回忆看，七月十九日晚上他赶到总站也是去接受任务的，于是才随着杨道安一起到了军区。他们在军区还召开了会议，说中央来汉首长接见他们，要与王力进行谈判，嘱咐人做好记录。从现已公开的资料看，这个说法显然没有依据，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从这里也可以反映出百万雄师总站不仅参与其中，而且是以领导者的面目来展开行动的。

至于章迪杰说百万雄师成员是在军代表传达到各分站以后，才自发到军区展开行动的，似乎百万雄师的行动与他们这些头头没有什么关系，是军代表和百万雄师成员的自发行动造成的，这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呢?从中可以看到，百万雄师成员到军区确实受到了军代表的影响，也存在他们获悉消息后心怀不满而自发前往的因素，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百万雄师头头不仅在总站召开了常委会，而且到军区去的头头又在军区食堂召开了会议。他们是抱着对于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的不满情绪到达军区大院来向王力和军区负责人提出质问的。这说明百万雄师头头对于其成员采取的行动不仅是支持的，也是起着领导作用的。章迪杰的回忆还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说揪王力肯定不是百万雄师去揪的，但是百万雄师的谢敏华却担任了专揪王力指挥部的指挥长，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其实，章迪杰这样说还是为了淡化、推卸百万雄师及其头头到军区揪斗王力上的责任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是由武汉军区及其支左部队泄露给百万雄师的。处于斗争策略上的因素，他们将周恩来代表中央阐述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说成是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四点指示”，从而将斗争的矛头引向了王力，企图以此为突破口迫使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当时各分站的百万雄师成员在获悉这个消息后，虽然存在向军区自发集结的因素，但是百万雄师总站的头头却在这个时候召开常委会议，谋划下一步的行动，派遣人员到军区去与王力进行谈判、交涉，又成立了专揪王力指挥部，迅速行动起来，上街游行、示威，以图扭转其政治上的被动地位。一些支左部队官兵却在其中起着策应和支持的作用。至于是军队冲在前面，百万雄师跟进，还是百万雄师冲在前面，军队予以策应和支持，虽然尚待进一步的考证，但是从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上来看，军队支持百万雄师的行动，百万雄师又拥护军队采取的措施，两者是在互相依靠和彼此作用中来参与武汉文革的。武汉的文革形势也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不断走向恶化的。

其二，百万雄师向军区展开行动。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百万雄师头头及其成员是按照常委会的要求到达军区的。当时他们是打着质疑、否定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的旗号到军区去示威、抗议的。他们到达军区以后，又是如何展开行动的呢?后来百万雄师头头章迪杰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章迪杰回忆：总站派杨道安、孙德洲、余均才到武汉军区落实王力的“四点指示”。约晚上10时，各分站的人和车都到了军区，军区大院内外到处都是人，都是车。他们三人只好下车走到军区院内。杨道安一看这阵势，问怎么办，孙德洲说：军区是军事秘密机关，我们要维持秩序。经初步分工，军区大门值班室由孙德洲守候，杨道安和余均才带人巡查，四个门都要有人把守，不管哪个分站来的人，都要登记，以免出事。

这时《红旗》杂志记者杨立功在军区值班室找到孙德洲，在出示证件后问：“你们来军区的目的是什么?”孙德洲回答：“落实王力的四点指示。我们信不过王力，没有其他目的。”

这位记者走后，有个部队的连指导员找到孙德洲，称要送情况，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8201部队是叛军。” 接着杨道安派人接孙德洲到军区二号楼开会，会议由杨道安主持，各分站及红武钢、一冶百万雄师联络站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如何对待王力的四点表态。大家一致认为，王力的“四点指示”不公正，不符合武汉的客观实际，不能代表党中央，要王力解释清楚。会议还决定：一、由杨道安负责组织各分站及武钢、一冶的负责人，成立一个联合代表团，与王力谈判。杨道安任团长，一冶的郭文祥任中心发言人，武钢的周刚和另二人负责谈判记录。二、由孙德洲负责组织、指挥游行队伍。三、由红卫兵司令部负责联系揪王力。当时统计，百万雄师各分站到军区来的车有 273 辆，一万三千余人。[54]

其实，这个临时联合代表团是由百万雄师、8201部队、红船工、公安总部、省直联司、一冶造反派联络站等保守派组织组成的，下设几个组，密谋了两条行动方案：一是由联络组负责找王力谈判，再由中心发言组负责与王力辩论;二是由宣传组写一个给毛主席的急电。这个代表团一成立，就得到军区支左指挥部的支持和关怀。军区支左指挥部负责人答应给他们调宣传车，军区副参谋长对他们也是热情备至。在七月二十日王力被弄到军区大院四号楼批斗的时候，军区支左指挥部不是设法营救王力，而是派了两个人去找代表团，要求参加旁听，还为他们配备了一台录音机将批斗实况录了下来。这个代表团的所属成员——百万雄师汉阳分站，于七月二十日上午给四川产业军拍了一份电报，内容是：“王力在四川把产业军打成保守组织，现在又来武汉打击工农兵群众。”“王力走到那里，都说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唯他独左。”因此，提出要“和产业军一起战斗。”[55]

从章迪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到了军区以后，为了防止秩序混乱，他们进行了分工，派人把守四个大门，登记进出大门的人，避免出事。当《红旗》杂志记者杨立功问百万雄师头头孙德洲来军区要干什么的时候，孙德洲说是要落实王力的“四点指示”，信不过王力，没有其他目的。

章迪杰在回忆中只是叙述了有个连指导员送来了“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8201部队是叛军”的纸条，却没有交待清楚这个纸条是谁写的，又是从哪里来的，是谁编造了纸条的信息，写这个纸条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以及当时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从纸条的内容来看，绝对不是中央的意见，谢富治、王力也没有讲过这样的话。这个纸条显然是在煽风点火，造谣惑众，是为了进一步挑起百万雄师头头及其成员的对抗情绪，以便使得百万雄师与8201部队联合行动，以反对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为突破口，妄图改变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

在这种情况下，到军区去的百万雄师头头又召开会议，进一步在如何应对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上统一认识。会议上他们认为王力的“四点指示”不公正，不能代表党中央，因而要继续声讨王力。为此，成立了临时联合代表团，又进行了分工，一部分人准备与王力进行谈判，一部分人组织游行、示威，一部分人准备揪斗王力。他们的行动获得了军区支左指挥部的支持，其成员还要与外省的保守派组织进行联络。他们计划先与王力进行谈判，组织游行、示威来施加压力，一旦达不到目的就要揪斗王力，迫使王力接受他们的主张。这样百万雄师就摆出了与王力斗争到底的架势，冲在前面，成为揪斗王力的急先锋。

在统一思想以后，百万雄师迅速采取行动。当晚就以看戏名义集中了东湖地区和重型机床厂的大批百万雄师群众，到九点，东湖宾馆附近方圆几里皆被控制，两条通道(高家湾和博物馆方向)被层层封锁。围用车辆上百。十九日夜十二点多钟，百万雄师已经到达武汉军区的人往外打电话，叫派车到东湖去拦截和揪王力。[56]

从中我们看到，百万雄师头头及其成员到达军区以后，迅速派人把守军区的四门，然后又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进行了分工，一致同意将揪斗王力的行动继续进行下去。他们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迫使王力改变态度，为百万雄师及支左部队正名，承认他们是左派组织以及进行的所谓支左行动。虽然他们为防止发生事故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集中那么多人到军区进行示威、抗议，一旦处置不慎，就会酿成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是审时度势，及时疏散人群，组织百万雄师成员退出军区，而是又召开会议进行了严密的分工，部署揪斗王力的行动。这样就将百万雄师头头组织、策化这次行动的面目暴露了出来。想想看，如果真是与王力进行谈判，向中央首长反映问题，出几个代表就可以了，用得着组织这么多人到军区去示威、抗议吗?百万雄师组织大批成员到军区展开行动，甚至要揪斗王力，不正是要以此来向王力施压，要挟他收回所谓的“四点指示”，迫使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吗?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这个“四点指示”是七月十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在武汉军区二级部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当时不是讲了“四点”，而是“八点”。有人把其中要害的“四点”抽出来，说成是王力的“四点指示”，以达到蛊惑人心的目的。关于这个问题，后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对此进行了澄清与说明。他说：“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57]

现在有一个疑问，是谁把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说成是王力所谓的“四点指示”的呢?即便王力十九日在军区生活会上又阐述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也是对周恩来讲话的转述，并非王力的个人观点，究竟是谁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说成是王力个人的“四点指示”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不管怎么说，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说成是王力个人的所谓“四点指示”，以反对王力个人的所谓“四点指示”为名来迫使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为百万雄师及其支持他们的支左部队“正名”，改变其所处的被动地位，就成为这些人的斗争策略。这种动向值得注意。

在武汉军区遭到冲击的情况下，孔庆德和叶明、韩东山、闵学胜等军区领导人带着支左指挥部的人员，赶到军区大院做工作。孔庆德手执喇叭筒，大声疾呼：“你们不能这样干，你们这样干是帮军区的倒忙。你们有什么意见，派代表来谈，不能成千上万的人拥进军区机关，影响军事机关的正常工作。”孔庆德的喊话没有效果，反而增了兵。军区大院周围的民主路、中南路、武珞路、大小东门以及武珞路至阅马场桥头，还有汉阳钟家村、汉口街头都出现了百万雄师的游行队伍。另有一标人马杀向东湖客舍!孔庆德对于这一威胁东湖客舍的行动并不知道。[58]

我们注意到，虽然孔庆德等军区领导人出面做了工作，但是却没有什么效果，不论是百万雄师还是部队的人员仍然在不断向军区集结。这里让我们感到疑惑的是，在工作没有取得成效的情况下，孔庆德等军区领导人为什么不直接向军区主要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提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采取必要的措施呢?究竟是他们本来就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还是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但是陈再道、钟汉华却对此置之不理?现在我们尚未发现他们这方面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几位副职冲在前面，虽然用心良苦，却又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呢?

王力当时就住在东湖客舍百花二号，即便孔庆德当时不知道有人要冲击东湖客舍，但是这些人是处于不满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才冲击军区的，而这所谓的“四点指示”恰恰又是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基本内容，难道孔庆德当时就没有对此有所警觉吗?维护领袖的安全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即便王力的安危他没有考虑到，那么毛泽东当时就住在东湖客舍梅岭一号，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什么就没有想到东湖客舍有可能遭到冲击，从而预先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或者向军区主要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提出相应的建议呢?因而我们说，在群众冲击军区的时候，虽然孔庆德等军区领导人挺身而出的行为值得肯定，对群众也做了不少思想工作，但是他们对于形势发展的判断及其具体部署上，仍然是存在不少问题的。

其三，七二○事件发生的征兆之二。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空军会议上阐述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军代表在没有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迅速将这个方针传达了下去。百万雄师头头及其成员是在获悉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以后，才迅速向军区集结的。

当时百万雄师总站还召开了常委会，密谋下一步的行动，派出了头头杨道安、孙德洲、余均才到军区具体指挥百万雄师的行动。他们到达军区以后，又召开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决定采取谈判、游行、揪斗相结合的方式，以落实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为名，行改变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之实，组织、动员百万雄师的成员到军区或上街游行、示威，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他们的行动获得了8201部队负责人的支持。他们不仅透露了中央解放武汉问题的方针，还将毛泽东到达武汉的消息告诉了百万雄师的头头，其目的还是要百万雄师这样的群众组织出头，他们躲在背后予以支持，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百万雄师群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一些支左部队负责人及其头头鼓噪起来的。

百万雄师成员群集武汉军区大院并上街游行、示威，成为七二○事件发生的征兆之二。

5)百万雄师、独立师一些人员闯进东湖客舍，绑架、揪斗王力，酿成七二○事件。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独立师、百万雄师都有人员到武汉军区进行示威、抗议的。不同的是，独立师是放纵、支持其人员到军区行动，百万雄师则是在独立师的影响下，组织其人员到武汉军区展开行动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冲击了毛泽东驻地东湖客舍，到百花二号围攻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绑架、揪斗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七二○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一，百万雄师公检法系统人员冲击东湖客舍北门。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虽然七月十九日夜晚就有独立师战士、百万雄师成员到武汉军区进行示威、抗议，但是那不过是七二○事件的前奏，真正的七二○事件还是从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客舍北门拉开序幕的。东湖客舍内有梅岭(一号、二号)、百花(一号、二号)和南山(甲所、乙所)等系列房舍，当时毛泽东及身边工作人员和8341警卫部队就分别住在梅岭一号、二号，杨成武、余立金、谢富治、王力等人则是分别住在百花一号、二号，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住在南山乙所。七月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下属的武汉公安局武昌分部人员以要见谢富治、王力的名义冲击了东湖客舍北门。

七月二十日零时三十分许，百万雄师公检法系统的武汉公安武昌分部的十四个人，在其头头带领下，乘坐华沙小轿车、吉普车、卡车冲击东湖客舍北门(在省博物馆边的后门，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院落)。这些公检法系统的人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哨兵回答：“谢副总理不在这里住。”他们说：“我们通过各方面的侦察，谢部长肯定住在这里。”

东湖客舍警卫队队长秦堂春、教导员张守本、师作战科副科长徐福兴、师作战科参谋吕宗贵、师保卫干事蒋建隆、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先后赶到现场，对他们进行疏导、劝说，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这些冲击北门的人拿出武昌区公安局军代表——省军区独立师某团政治处主任王福开的介绍信，声称：军管小组向我们传达了王力的四点指示，工总要翻案，工总翻案我们就要人头落地;军管小组要我们明天就放人，工总的案是我们办的，我们最了解情况，我们要问谢部长，要不要执行“公安六条”……等等。警卫东湖客舍的官兵对他们讲，谢副总理不住这里，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处理武汉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有意见应通过军区支左指挥部反映，要见首长由军区支左指挥部统一安排。

这些人口气强硬地说：“今天晚上来了14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谢富治副总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谢副总理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我们就冲!”独立师卫兵警告他们：你们都是搞公安工作的，有的过去还在这里搞过警卫工作，知道这个目标的重要性。这些人却说：“中南海都冲了，这里有什么了不起!”进门后在离开大门100米处，双方对峙，冲闯者被阻。

从开始冲击到凌晨三点，秦堂春分别向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中央警卫团卫兵队丁队长、武汉军区负责保卫工作的副秘书长王巽琪报告了情况;蒋建隆向蔡炳臣并向武汉军区王副秘书长、保卫科长王振英报告了情况，徐福兴向牛怀龙报告了情况。

问题发生后，虽然秦堂春、吕宗贵、蒋建隆分别打电话向牛怀龙、蔡炳臣报告情况，但却找不到他们(经事后查实牛在宿舍不接电话)，只好破例地向司令部值勤室报告并要求他们找牛怀龙、蔡炳臣到东湖处理问题。五时五十分左右，据说是在军区的指示下，牛怀龙才驱车来到东湖客舍。

当时已经到达北门的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报告梅岭二号中央警卫团的领导，领导回话要他们提高警惕。王振英又电告钟汉华，钟汉华已经入睡秘书不想传达，王振英强烈要求钟汉华立即采取措施，秘书才传达，但石沉大海始终未有回音。王振英又急忙给军区值班的负责人报告，要他电告军区领导，立即调8199部队来。

中央警卫团丁队长传达了汪东兴的指示：“请王力和谢富治同志出面处理”，要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张根成到北门这边来。当张根成赶到北门时，汪东兴就站在离大门200米处静静观察着局势的发展。布置在梅岭周围的8341部队战士，对事态发展业已做了最坏准备，持枪握弹潜伏树林戒备，其外线的8201部队警卫战士，也已部署机枪，以防万一。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张根成向冲击北门的人解释，说明天下午就准备接见他们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要他们先回去。但来人不听，硬往里面冲。

接到东湖客舍北门的告急电话后，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命令8199部队(即陆军29师)政委张昭剑带人急速赶到东湖客舍，说公检法有八、九个人闯进了东湖客舍，闹着要见中央首长，要他去做劝阻工作，有何问题请到武汉军区来谈，不要在东湖客舍闹，如果不听，拉也要把这些人拉出来，并要军区保卫部一个干部随他前往。凌晨三点左右，29师政委张昭剑奉军区之命带了一个排的战士和秘书科长、侦察参谋赶到，他们手挽手拦住来人。武汉公安领头的说：“你们不是8201部队，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并向8201部队的卫兵说：“他们不相信你们，派另外的部队来了。”说出这样的话，是要挑起两支部队的纠纷。这让张昭剑感到非常为难，但经过耐心协商，还是允许张昭剑带人进去共同做工作。可无论怎么说，那几个人就是要见中央首长论理，如果采取硬拉他们出来的手段，不仅办不到，甚至有发生冲突的危险。最后这些人终于答复，今晚不去见中央首长了，就地休息。事情缓和下来后，张昭剑就请当时被派往东湖客舍的武汉军区副秘书长王巽琪将情况电话报告军区副政委叶明。

相持之时，几个8201部队的战士带着武器从大院西门出去了。在反复多次的报告中，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却没有及时作出明确、有力的指示，也没有赶到现场来处理问题，只是以“注意一下”和“有什么变化再报告”搪塞过去。[59]

从中我们看到，百万雄师属下公检法系统的人首先对东湖客舍北门发起了冲击。当他们受到拦阻的时候，还发出了最后通牒，对警卫客舍的官兵威胁说，如果谢富治、王力不接见他们，就要来几千人。他们不仅不对冲击东湖客舍的行为进行反省，还说增援的8199部队在镇压他们，又进一步挑拨8199部队和8201部队的关系，是想引发两支部队的矛盾，以便于他们从中渔利，其蛮横、无礼、阴险的言行暴露无遗。怪不得谢富治后来说，百万雄师中公检法的人最坏，打人最狠呢![60]虽然这是就他们在武斗中的行为来说的，但是这件事则是从侧面把他们给暴露出来了。

当时毛泽东就住在梅岭一号，离东湖客舍北门不远。虽然这些人是打着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的旗号到达东湖客舍的，说是为了落实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而来的，但是在武汉两派斗争趋于激烈并且发生了严重武斗的情况下，这种擅自冲击东湖客舍的行为，即便抛开他们的主观动机暂且不论，客观上也会对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从现在的资料看，一般群众虽然不知道毛泽东到了武汉、居住在东湖客舍，但是百万雄师的一些头头则是知道的。在他们知道毛泽东住在东湖客舍的情况下，还组织、支持、放纵本组织的人去冲击东湖客舍，其背后的动机是不言自明的。

同时，我们还看到，虽然8201部队(即省军区独立师)警卫东湖客舍的负责人以及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及时赶到现场去处理相关事宜，他们也及时将东湖客舍遭受冲击的状况向独立师及军区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报告，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不论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还是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既没有立即亲临现场进行疏导，也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默然置之，无动于衷，采取了暧昧、旁观的态度，反倒是军区副秘书长、保卫科科长这些具体负责人，以及独立师负责东湖客舍警卫任务的人员在积极采取措施来应对公检法人员的冲击。当然，军区值班领导(比如副政委叶明)也是负起了责任的，这从他们命令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带兵赶到东湖客舍上反映了出来。他们是依据党性及革命军人的职责在履行使命的。

其二，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冲击武汉军区、东湖客舍西门，绑架、揪斗王力，七二○事件走向高潮。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七月十九日夜至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下属公检法系统的武汉分部人员冲击东湖客舍北门的时候，百万雄师及独立师一部还冲击了武汉军区，要求军区对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予以表态，并且质问军区领导为什么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随后不久，百万雄师及独立师一部也向东湖客舍西门发起了冲击。西门离百花二号很近，情势紧急，谢富治通知陈再道、钟汉华前来议事。他们两人被秘书叫醒后，就带了一个保卫干事来到了百花二号。陈再道一进门就说：“靠你们做工作啰，我是无能力了!”五点四十分许，从西门冲进一群百万雄师，径直向谢富治、王力住的百花二号冲去，说要见谢富治、王力。这些人手持长矛、匕首、梭镖，上身赤膊，下身短裤，有的人还戴着个大口罩。谢富治出来自报姓名后，对他们说：“你们是哪里的?来干什么?要绑架吗?我们准备今天下午接见你们的代表，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

这个时候陈再道提出到外面去谈。谢富治回房穿好军装，走出大厅后门与这些人在草坪上席地而坐。王力也从另一房间换上军装向草坪走去，坐在谢富治身边。陈再道也坐了下来，钟汉华则是站在群众圈外。经过谈话，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关系也变得融洽起来。

正在双方交谈的时候，从百花院二道门又冲进端着冲锋枪的8201部队军人，枪口对着谢富治、王力，接着又进来8车8201、8199部队军人和军事院校学员，由 8201部队一个副营长带队。警卫队战士拦车时，他们大骂拦车战士是“老保”、“八二○一的叛徒”、“不躲老子就用刺刀挑了你”，迫使拦车的战士躲不及而趴在汽车头上。他们中的一些人直冲进王力的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又破窗而出跑到草坪上。这些人将陈再道误认为王力，挥拳把他打倒在地。8201部队某股长忙叫：“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不是王力，不要打了，抓错了!”于是他们才住手，将陈再道扶了起来。钟汉华见状则躲进了地下室。

这些人蜂拥着谢富治、王力，把谢富治推来搡去，围攻、殴打王力。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张根成、北航红旗的红卫兵尹聚平、胡慧娟等人据理力争，也遭到围攻、打骂。王力被绑架的时间是七时二十分许。当时有人拉着王力的手往车上拖，警卫战士拖住王力不让上车，双方争执不下。独立师是冲击东湖客舍西门的主力，师长牛怀龙当时就在西门，面对这种情况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阻止这些人的行动，只是走到绑架王力的车前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还对警卫战士说：“让他上车。上了车就好了。”就这样王力被拖上了车。当时警卫队派了三个战士随车保护王力，又派三人乘坐其它车辆观察王力的去向，以便随时反映情况。

见到王力要被抓，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张根成大喊：“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绑架王力同志要犯大错误。什么人才绑架中央派来的代表!”一个海军装束的人卡住张的脖子说：“你是什么人?”张根成回答道：“我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工作人员”，一听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人说：“你也一块来吧”，将张根成拉走游街。北航学生尹聚平、胡慧娟也被 8201部队战士和百万雄师带走。部队、百万雄师撤走后，武昌、汉阳公安分局的一些人，继续围攻谢富治，经说服、劝阻于九时二十分左右才离开。

这些人走后，谢富治要去救出王力，陈再道、钟汉华劝谢富治别去，由他们亲自去处理。后来牛怀龙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你们别去了，我去找他(谢)讲”，结果牛怀龙并未去谢富治处，却径直走了。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一些人在西门、百花二号闹腾的时候，正在北门做劝说工作的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接到西门的告急电话，于是他与张昭剑商量后，留下秘书科长滕昭干带一排战士守北门，其余人直奔西门。半路上他们看见好多着警服的人在院里走动，8201部队的一些人则为他们指指点点。张昭剑带人从百花二号后门通过大厅赶到草坪，鉴于现场秩序混乱，王力被团团围住，他们这个时候已经难以阻止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战士的行动了。王力就是这样被架上了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的。[61]

在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客舍的时候，负责东湖客舍保卫工作的武汉市公安局科长金文骏被人紧急从床上叫起(金文骏当晚休班)，说百万雄师已经冲进客舍，甚至就在主席住的梅岭路上喧哗。金文骏听说后未及穿好衣服就匆忙赶往毛泽东住地，毛泽东亲自向他问明了事态，了解了基本情况。[62]王力被绑架的事毛泽东随后也知道了。上午，毛泽东传过话来，让陈再道他们把王力找回来。由于陈再道刚刚被打，浑身疼痛不已，行动困难，他与钟汉华商量后决定，陈再道留在东湖客舍，钟汉华赶到军区大院，设法说服这些人把王力放回来。[63]

这个时候钟汉华从住室窗户看到张昭剑在院里，便要秘书曾江悄悄把他叫去，张昭剑向钟汉华讲了自己的所见所闻。由于陈再道被打，因而张昭剑建议钟汉华从安全考虑，暂时不要出去。钟汉华便要身边的秘书和张昭剑一起把厕所的门紧闭，将武汉军区印制好的一大捆检讨在支左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布告，放在澡盆里全部烧掉了。而后，钟汉华又带张昭剑一同进了陈再道的住室，张昭剑向二位军区领导汇报了带29师部队进来的情况，他们要张昭剑将部队留下待命。张昭剑便向跟他一起执行任务的29师秘书科长滕昭干作了具体交代，要他把部队管好，决不能与兄弟部队闹磨擦。随后，张昭剑陪同钟汉华回军区大院做工作。[64]

王力后来回忆了他从百花二号到达军区大院的经过：二十日早晨，他们就来了。把我从东湖宾馆揪到军区大院。揪我的人，有部队的，也有群众，把我揪到卡车上，车上的人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箍，说是要到一个地方去辩论。他们还给我戴上百万雄师的袖箍。到了军区，每人都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让我从人行道中穿过。等进了楼到了一个房子里以后，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走了，打得一塌糊涂。[65]

王力被揪到武汉军区大院以后，由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组成的临时联合代表团，组织对王力的批斗。九点左右，王力被代表团带到四号楼，军区支左指挥部派人找代表团参加旁听，有人还用录音机录下批斗围攻实况。

百万雄师和部队人员在军区大院公开围攻、批斗并殴打王力，要他对武汉形势和百万雄师的性质表态，问他到底有没有“四点指示”。一个人拿起话筒和纸条，照着纸条问：“王力，你到武汉也没有几天吧!你也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就发出四点指示……我们提几个问题要你回答!第一，你的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要没有，就当面辟谣!第二，你到武汉这几天，到三新二司里干了些什么?要回答!第三……”

后来，众人反剪着王力双手，将他推到四号楼二楼平台，8201部队战士和百万雄师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王力再次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向群众问好，说明到武汉来，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学习，是来当小学生的。解决武汉问题要靠武汉的革命派和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有人要求王力回答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时，王力说：“‘百万雄师’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当问及：“你们为什么要为黑工总翻案?”王力说：“如果是革命派受了压制，那就是要翻案!”

8201部队一个干部拿起话筒说：“‘百万雄师’的战友们，现在让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经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决定了把王力交给8201部队首长处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八点以前重新表态，否则我们就造他的反!”随后命令两个战士将王力架进屋去。[66]

王力后来回忆他遭受的批斗时曾经说道：“当时百万雄师负责人对我提的要求主要是：要我签字，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我说，我没有权签这个字。中央要召集各派群众组织开会，听取大家意见。日程已经排好了，首先听百万雄师的意见。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由中央决定。他们又说，是不是定了他们是反动组织?我说，我反对说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我认为至少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67]

其实，在揪斗王力的问题上，独立师干部之间也是存在分歧的。有人主张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对王力的批斗，有人却对此默然置之，无动于衷，抱着放任自流的态度。上午十一时左右，独立师军务科副科长熊兆明在军区四号楼看见王力被斗，情况非常紧急，熊兆明急忙回师部找首长，途中碰见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熊兆明将此情况告诉了周忠，周忠就和熊兆明到了军区四号楼三层楼上向下看见了王力，熊兆明对周忠说：情况十分危急，必须马上采取措施。周忠说：没关系，死不了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绑架、批斗王力的问题上，熊兆明与周忠是存在不同意见的。

那么，这个时候钟汉华及其他军区领导又是什么态度，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武汉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在张昭剑陪同下到了军区大院，看到这种状况后，对这些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干哪，你们不能啊!”见到无人理睬，钟汉华甚至向他们作揖、磕头劝阻，说道：“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绑我好了。”本来天气就暑热难当，在这种场景下，钟汉华又急又气，于是心脏病突发，昏倒了下去，有人把他背走。

军区副政委叶明多次指示张昭剑做设在大院内的火线指挥部头头的工作，要他们放了王力，有什么问题与武汉军区一起商谈。但那些头头们个个满腔义愤，以不向王力讨回公道决不罢休的怒气，根本听不进张昭剑的话。大约中午过后，军区一位老首长也赶来了，他态度很坚决，口气很硬，对在场的群众说，“这样搞怎么行，反革命，给我抓起来。”当即引起群众齐喊“打倒 ×××”的口号声。不一会儿，这位老首长便离开了。

在军区其他领导指挥下，8199 部队政委张昭剑、副师长赵奋带部队与军区警卫营、保卫科人员赶到，与群众相持，保护王力，并控制了所有楼道、大门侧门通道。警卫营、8199部队侦察连、六连、四连战士将百万雄师群众、8201部队军人与王力隔开。百万雄师的群众一次次向四号楼冲击，谩骂解放军战士是“保皇狗”、“保皇兵”。战士用身体阻挡拳头棍棒、长矛和冲锋枪。警卫营营长栾庆祥用胸膛顶住冲锋枪，卡住扣扳机的手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保护了王力。

这个时候军区副政委叶明指示，要张昭剑向那些揪斗王力的头头传达周恩来指示：“每派均派一百名代表，到北京商谈解决武汉问题。”其中一个头头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张昭剑一听此话，内心大吃一惊，连他都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到达武汉的事，百万雄师的头头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此前，钟汉华由于心脏病突发，被抬到二号楼首长办公室去了，张昭剑便到二号楼向钟汉华报告了揪斗王力的头头给他讲的这句话，并问钟汉华是否属实?只见钟汉华躺在床上，泪流满面地连声口呼：“毛主席呀!毛主席呀!”张昭剑领会，这实际上就是钟汉华对他所问的回答。(钟汉华的秘书沈瑛和军区门诊部姓平的保健医生和姓曲的护士始终都在钟汉华身边。)[68]

下午三点钟左右，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等与揪斗王力的头头们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先要王力吃个饭，休息休息再说。张昭剑找来了百万雄师的头头，跟他们说：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人，你们今天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然后告诉他们军区预备了饭，现在先去吃饭，有问题六点钟再派代表谈判。经过说服动员，大部分百万雄师的群众下楼吃饭去了，只留下二、三十个人在楼上监视着。这时候，解放军战士三三五五走过来找他们谈话、辩论，在不知不觉中已将他们的人分割开了。楼下守卫大门和楼梯的战士依然坚守岗位，不准外人进入。[69]

趁此机会，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即令张昭剑立即组织29师87团住在军区大院的二个连和师侦察连及军区警卫营驻军区大院的连队，从四号楼的二楼到军区大院侧门，手拉手排成两行人墙，中间留出空隙，掩护王力到大院侧门上了吉普车，直奔29师师部。当王力一走后，军区副政委叶明立即指示张昭剑留在军区大院坚守，并不时站到四号楼二楼阳台“亮相”，以迷惑揪斗王力的群众。张昭剑认真照办了。[70]

王力就是这样被转移出去了。

百万雄师的人员在饭后回到军区四号楼发现王力不见了，就在军区大院内部大吵大闹。由于没有找到王力，也就失去了批斗目标。独立师师长牛怀龙问百万雄师专揪王力指挥部指挥长谢敏华怎么办，并说要把人弄走，王力已经表态，这些人不走怎么办?你把这些人弄走，后面的事就好办了。

牛怀龙还对谢敏华说：你把你们的人弄走，我把部队的人弄走。谢敏华就对百万雄师基层头头吴明长说：你把你们来的人和洪山来的人都弄走。这样群众和战士都退出去了。

牛怀龙又对谢敏华说：你们再不要到东湖客舍去了，去了就不好办了。谢敏华回答知道了。[71]从中可以看到，王力被转移后，由于失去了批斗目标，牛怀龙、谢敏华才要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人员退出军区大院的。

王力脱离险境后，被8201部队战士及百万雄师抓走了的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张根成又如何呢?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张根成被抓走后，亲眼看见当日大街上的混乱情景。车上的军人扯掉他的帽徽、领章，押着他游街，还对他痛骂道：“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80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不过都是当兵的，也拿车上的酸梅汤让张根成解渴。

后来游回到军区附近，下午三点左右张根成被带进8201部队师部(靠近军区的中南路末端)。走到门口张根成听到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这个时候8201部队政委蔡炳臣进来，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并问道：“你们那里还有文件吗(指总理讲话文件)?”张根成回答道：“有啊!”蔡炳臣“呵”了一声，又叫把撕下的领章、帽徽还给了张根成。

这时，师政治部主任进来问：“那个人呢，怎么样了?”蔡炳臣忙眨眼示意不要讲，来人不明就里，还追问“那个人呢!?”蔡炳臣无奈地反问道：“哪个人?”“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蔡炳臣不想回答，说：“那谁知道呀!”张根成听到这话心想，他们怎么会这样讲话：“这不是造反了吗?”后来师作战科科长和干部科科长盘问张根成，并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后来军区保卫部找到师部，要将张根成送回东湖，牛怀龙同意了。

张根成回到东湖客舍，谢富治、杨成武、余立金正在议事，张根成将他被抓走后的经历特别是在独立师师部的见闻向这几位领导人作了汇报。[72]

同时，中央文革记者站、《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记者在这个时候也受到围攻和揪斗，他们在逆境中克服困难，及时将武汉发生的事写成材料汇报给中央。

《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记者杨立功、高天棠、都元恒等人，也受到围攻，强迫站在凳子上示众，强令交出采访“黑材料”。后有两人被8201部队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带走。中央文革记者站驻汉记者、周恩来联络员姚克强，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杨立功，七月十九日到达武汉后，住在军区三招。姚克强去了支左指挥部，杨立功去造反派和百万雄师中采访。他们一到武汉就感到气氛很紧张，用保密机子向北京汇报了当天情况。

七月二十日，百万雄师冲进他们住的招待所，要揪斗记者。杨立功见状急忙让姚克强躲进厕所去烧毁他们所写的材料，百万雄师没有发现姚克强，就把杨立功抓走了。百万雄师让杨立功站到一个凳子上，批斗了七、八个小时。在场的军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试图为杨立功解围，但是闹事的百万雄师人员根本不听。杨立功被百万雄师扣押了两天，到了二十二日，周恩来给军区下了命令，才将他解救出来。

姚克强在百万雄师走后，迅速到了水电学院，找到水电学院学生、记者站通讯员龚解放。接通电话后，姚克强向北京紧急汇报了武汉发生的情况。随后，他被安置在一个教授家里避难。龚解放和水院其他造反派分头奔走，将得到的情况汇总起来，由龚解放写成文字，再送姚克强审核后，用专用电话发往北京。

从当时中央文革《快报》上还可以看到：抓人打人后，记者指出：军区应该按军委三月三十日文件办事，要负责一切严重后果。而军区的人说：“部队战士都造反了，我们管不了。”百万雄师在封存记者的材料时公开说：“这里有很大的油水，王力就是根据这些东西下结论的，把这些东西推翻了，王力的结论也就被推翻了。”从百万雄师围攻记者住处开始，到记者被捕，军区一直未采取什么措施。[73]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七二○事件是从七月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客舍北门拉开序幕的。虽然在东湖客舍警卫及其负责人和29师增援人员的努力下，说服了这些人员，没有继续冲击北门，但是百万雄师及独立师人员随后又向西门发起了冲击。即使谢富治、王力以及军区负责人一度做通了西门第一波冲击人员的工作，但是以部队战士为主体的第二波冲击人员却不仅痛打了陈再道，还将王力揪到了军区大院，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张根成以及北航红卫兵也抓走游街示众了。

毛泽东当时就住在东湖客舍里面的梅岭一号。虽然这些人是打着找谢富治、王力进行辩论的旗号来冲击东湖客舍的，也没有到梅岭一号进行示威、抗议，但是在毛泽东住在东湖客舍梅岭一号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不仅扰乱了毛泽东的工作和休息，更对毛泽东的安全构成了威胁。特别是在武汉发生严重武斗和某些部队、群众组织人员情绪失控的情况下更是这样。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并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到达武汉并且居住在东湖客舍，但是

军区、独立师负责人和百万雄师头头则是知道的。在他们知道的情况下，却仍然发生了冲击东湖客舍和揪斗王力的激进行动，就不能不令人深思。这就不能不让人发出疑问，为什么他们没有及时采取防范措施来阻止这个事件的发生呢?即便在事件发生以后，为什么他们又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来予以制止呢?从这里就不能不对他们在这个事件中的态度、行为和企图提出质疑了。

当然，我们也看到事件发生前后武汉军区及其所属部队确实有不少领导干部为防止事态恶化采取了积极的行动，这对王力的脱险起到了很大作用。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王力是很难从百万雄师的严密控制下转移出来的。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我们也不得不说，虽然他们为防止事态恶化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却不足以改变整个事件的性质及其造成的严重影响。

从中不难看出，这些人不是向中央反映问题，而是开始采用暴力方式来抗衡中央决策，企图改变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虽然王力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脱险了，但是这种以暴力方式来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威逼中央代表答应他们的要求，按照他们的意图来行事，不仅在文革史上，乃至于在党史、国史、军史上都是罕见的。这是一种严重的事态。也正是这种事态，才将七二○事件推上了高潮。

其三，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在武汉三镇以上街游行、示威的形式表达不满，百万雄师的头头还在策划更大的行动。

七月二十日，百万雄师和独立师联合起来上街游行、示威，表达他们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不满情绪。百万雄师在独立师支持下进攻造反派，在大专院校进行武斗。他们在游行、示威中不仅将矛头指向了谢富治和王力，还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乃至中央领导人，喊出了激进甚至反动的口号。武汉形势急剧恶化，出现了混乱状态，整个局势几乎失去控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通过显示自身力量来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七月二十日上午，武汉三镇陆续集结大量军车、备战车和民用卡车、消防车，独立师(及部分其他单位干部战士)、百万雄师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车上的高音喇叭狂呼“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王力”、“王力滚出武汉”等口号。百万雄师的宣传车在反复播放“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时，也播放起《造反有理》的毛主席语录歌。军区大院敞开，失去控制;军人、群众、车辆进进出出。军区大门，一卫兵对旁人说“……我们的人打电话给‘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派了一千多人到东湖疗养院，包围了，捉到了王力，送到军区，现在在四栋三楼”。有人与军人在军区大门外激愤议论：“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揪出谢富治!”在大东门口腔医院门口，两个军队干部说：“谢富治想跑，老子海陆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脱?”武汉测绘学院甚至贴出了署名三司的标语：“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十点后，除少数人仍在军区围攻王力外，大游行开始。有各种车辆 396辆，其中消防车27辆，空军军车15辆，打着8201、8216部队旗帜的车83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数十辆。百万雄师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军人们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就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一个军队干部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着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喇叭高叫“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 “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伯达是王力的后台，甚至含沙射影地说：“不管周××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支左办公室门前守卫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人员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那人回答道：“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74]

从中可以看到，百万雄师和以独立师为主体的部队人员不仅联合起来进行游行，有些人还在激愤之下忘乎所以，从小团体的利益出发，置中央的权威于不顾，挑战党指挥枪的原则，要枪指挥党，发表了不少出格的言论，矛头指向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执行的文革路线。虽然这是其中一部分人的言行，但是却具有代表性，在这种态势下造成的危害则是严重的。因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下面这些目击者的回忆材料可以进一步印证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在七二○事件中的表现。

目击者回忆之一：百万雄师写出标语：“王力、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毛主席受了蒙蔽”。甚至有人提出“揪出谢富治的黑后台周恩来”，“中央文革也会犯错误”，“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

百万雄师抛出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王力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所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是反革命纲领‘二月汇报提纲’的起草人，是推行苏修教育路线的旧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以前是刘少奇重用的红人，是孟夫唐的学生，是王任重的好朋友……他混入中央文革后，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他在哪儿插手，哪儿就出现武斗”。

在武汉三镇震耳欲聋的消防车警报声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的口号声下，部分游行的百万雄师围攻和冲击武钢、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扫荡和抓捕留守的造反派学生、教师。在游行大道和其他地方，一旦被指认为造反派，就遭到怒气冲冲的百万雄师毒打，怕事的人纷纷躲避。

对武钢的围攻于凌晨二时开始，由百余辆卡车、十多辆消防车，包围了33街坊的新一冶、武钢业余大学、一冶一中和工人村，闯进工人宿舍和造反派办公室，见人就捆，抓捕 100 多人。[75]

目击者曹承义回忆之二：天亮以后，我在湖北大学门前亲眼看到，大批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的车辆快速冲过新湖大校门口，驶向武汉军区方向。许多军车上穿军装的8201士兵拿着枪支站在车顶和两边车门上示威游行。有些军人还不停地向天上开枪。

百万雄师上午十一时包围了湖大校园，下午三时左右，几辆满载百万雄师武斗人员的汽车冲进了校园，百万雄师手拿长矛，逐楼搜查造反派师生。抓了100多人，关押在武昌火车南站旁边的汽运五站，其中包括新湖大几名头头张维荣、彭勋、谢邦柱等人。

青山区以武汉市汽运六站为主的百万雄师组织了全副武装的队伍，他们头戴安全帽，身穿崭新的工作服，脚蹬反毛皮鞋，手持铁矛，队列整齐地站在一辆汽车上。他们首先冲击了九一三总团办公地点武钢业余大学和青山区委办公楼，追杀造反派群众……。他们又冲击了离此一公里远的新一冶司令部办公楼，将办公用品和广播器材洗劫一空，将住在大楼的一冶三公司四工地湖南籍工人×××用长矛杀死在宿舍内……，被杀死的人并不是造反派，而是一位坚守生产岗位的工人。[76]

目击者军区机关干部陈秀森(陈再道生活秘书)回忆之三：“七二○”那一天早上十点多钟，我从汉口滨江饭店坐军车去武昌的军区大院，从武胜路汉水一桥开始，到长江大桥，沿途都是军车，上百辆，车上都是百万雄师的人，头戴柳条帽，手拿铁矛。8201部队的人也都出来了，跟他们混在一起，有的车上还架着机枪，真是杀气腾腾，整个街上看不到一个人，一派恐怖气象。我到军区大院之后，整个大院是人山人海，喊的口号都是“活捉王力、讨个说法”、“消灭反革命组织工总、二司”。中央当时给七二○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也不能说是假的。[77]

以上目击者的回忆以其亲自的经历反映出七月二十日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在武汉三镇的游行、示威状况，使我们对于七二○事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人统计，是日百万雄师共出动车辆482辆。消防车拉响警报，凄厉的警报声响彻武汉三镇上空。百万雄师本来是与造反派相对立的保守派，平时是以保守而不是造反的面目行事的，在两派斗争中深受造反派的诟病，他们自己也觉得在造反方面理不直、气不壮。这次在揪斗王力之后的当天上午，百万雄师所属园艺军头头雷荣华从军区大院回到东湖的集结地，得意地说：“总说百万雄师没有‘造劲’，这次就要在王力身上造反。”

8201部队(即省军区独立师)是与百万雄师一块冲击军区和东湖客舍并上街游行、示威的。不仅如此，有人还以8201部队的名义发出呼吁，支持百万雄师的行动;百万雄师也向社会上发出声明，表示坚决要与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站在一起。这又一次暴露出8201部队与百万雄师存在的密切联系。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以8201部队名义印制散发的《特急呼吁》宣称：“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梆梆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谁敢妄动‘百万雄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毫不留情，杀他个片甲不留”。“黑工总是个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坚决踏平工总，为民除害”。《呼吁》顶头是毛主席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百万雄师发出《紧急声明》：“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8201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三新’‘二司’大小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由我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作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78]

这个时候一些谣言在武汉三镇迅速传播起来。这些谣言有些是从百万雄师传出来的，也有一些是从军队散发出来的，颠倒黑白，惑乱人心，严重误导了武汉文革形势的发展。以下是有代表性的几个谣言：

七月二十日上午，驻省委机关的军代表打电话给省司说了军区传达的两条消息，原话如下：

“一、今天上午十点，中央军委来电：① 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对头;② 满足群众要求，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造反，就抵制。

二、谢副总理今天上午七点廿十分钟讲了四点：① 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完全没有错;② 王力讲的四点没有通过我，没有通过中央文革和总理;③ ‘百万雄师’是革命组织;④ ‘工总’能不能翻案，由武汉军区决定。”[79]

编造毛主席指示：毛主席的四大天才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的一月风暴;四、百万雄师。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大、好、纯，要爱护它。”

中央文革来电：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二、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武汉问题的。

中央军委来电：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80]

这几个谣言，有的来自于部队，有的出自于百万雄师。部队有人制造谣言，是因为中央批评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这些人从单位及个人利益出发，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企图以此赢得舆论支持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才做出来的。

那么，出自于百万雄师的谣言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百万雄师头头章迪杰后来在访谈中对此有一个说明。他说：百万雄师的标语口号都是政参部蔡俊善等人草拟的，由各个基层组织照此去刷标语。编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的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汪士奇，他是某科室的干部。当时“六二六”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指责百万雄师对若干院校的围攻，编造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81]

在文革斗争中应该采取光明正大的方式，而不能搞阴谋诡计。不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编造毛泽东、中央(军委)的指示和电报，都是不允许的。因而编造这些谣言就是在文革斗争中的阴谋活动。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发现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对他们不利，为了挽回斗争中的不利形势才采取了这样的行动。这种行为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组织纪律上，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不仅如此，百万雄师还召集会议，拟出行动纲领，协调一致行动，紧紧抓住王力的问题不放，要以此为筹码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接受他们的主张。

当晚，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纪辉召集会议，拟出一个行动纲领：一、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二、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三、全面夺省市委的权，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

晚上，百万雄师、公检法、8201、三司两次冲进 8199 部队，胁迫交出王力，并要求搜查。[82]

武汉市直机关革联驻百万雄师总站联络员曾庆裕后来回忆了百万雄师召开的夺权会议。他说：我参加了百万雄师七二〇夺权会议。到会单位有省直联司、革联、市人委联合指挥部、武汉公安、农业联合筹备处等。经讨论，认为尚未大联合，条件不成熟，不能夺权。后又讨论发表告人民书，草稿出来后，各单位讨论不同意，又准备改为呼吁书。[83]

这个时候专揪王力指挥部还拟定了详细的计划：

派代表去军区谈判，其内容：1. 王力留在武汉解决问题，未解决问题之前，王力不能上交，谁交谁负责，工总不能翻案;2. 王力的安全由武汉军区负责;3. 不上北京，在武汉解决问题，要中央首长来武汉。

各交通要道，如飞机、轮船、火车……严加控制，以免王力开溜。

组织批斗王力指挥部;发出通电：为什么要揪王力告全国人民书。

通告各革命组织暂不派队伍来军区，关于斗王力的问题，均由专揪王力指挥部负责……。

总指挥部名额分配：百万雄师五人，公检法一人， 红旗联委一人，省直联司一人，……。[84]

从中我们看到，百万雄师在揪斗王力以后，召开了会议，拟定了具体的纲领和计划，要扣住王力，进而夺取省市委的大权，拒绝前往北京，要迫使中央派人到武汉来解决问题。虽然他们的行为最终没有能够得逞，但是制定这些的计划则反映出他们企图采取暴力行动造成即成事实来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接受他们的主张。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七月二十日这一天，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不仅冲击了武汉军区和东湖客舍，而且还一起上街游行、示威，又以百万雄师当头到大专院校去进行武斗，整个武汉形势几近失控状态。不仅如此，独立师和百万雄师随后还互相发表声明和呼吁书，公开表态站在一起。百万雄师是从宗派利益出发，召开会议，密谋策划，扣押王力，夺取省市委大权，以此来要挟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取得在斗争中的有利态势。他们的行动得到了独立师的支持。不论是独立师负责人还是百万雄师头头在这方面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成为七二○事件的发生乃至于推波助澜的主要因素。

其四，对于七二○事件的不同反应。

七二○事件是由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一些人员冲击东湖客舍、武汉军区大院，上街游行、示威，绑架、揪斗王力引发的严重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后，不论是在军队、地方干部还是百万雄师群众中间，就存在着不同看法。虽然他们并不见得能够认可、接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但是对于冲击东湖客舍、武汉军区大院和对王力进行揪斗的作法则是不赞成的。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省直干部张林发(当时在东湖客舍工作)回忆：当晚我在值班，管理电、水、制冷、通讯等技术事宜。园内尚无多少喧哗声，天亮才知道出事了。当时有意见可以给中央提，但是8201和百万雄师冲进宾馆(即东湖客舍——引者注)并抓人打人;冲进来和放群众冲进来，事情性质就变化了。那时宾馆有百十号人，干部约二十多人，事后全部调出整训，再未回来，仅留下我坚持技术工作。[85]

军区大院干部回忆：当时，军区大院一些干部和战士对于在军区批斗和混乱不堪也十分不满，认为有问题谈问题，不能抓人、打人，战士和群众不能冲击军队机关，要求军区领导制止。有的百万雄师群众谈及尽管不满意四下传播的王力讲话与指示，但也不满意军人和群众冲击宾馆抓人，在军区批斗中央来人。尽管在极度的狂热中，有的人第二天就悄悄退场了。

军区秘书科揭发：当时，机关大多数同志都十分气愤，坚决反对这种反革命行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非常焦急。但是军区常委都跑了，军区大院失去了统一指挥，致使七二○事件一直持续了一天之久。[86]

省直干部章重的回忆：省直机关的保守组织发表声明公开参加游行，但也有不少思想保守的中层干部，对百万雄师和部队的暴烈造反行动表示犹疑，担心这样是炮打中共中央，没有上街欢呼与赞同。省报一记者尽管赞成百万雄师口号，起先参加街头游行，但也认为有问题通过组织解决，不要群众上街为好，王力有问题也不是你群众说打倒就打倒的。[87]

从以上回忆、揭发中可以看到，尽管他们的立场和态度不同，但是对于七二○事件中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冲击东湖客舍、武汉军区大院和揪斗王力的作法则是不赞成的。他们普遍认为有问题可以通过组织程序向中央提出，并不同意用暴力方式来表达诉求的作法。正如他们当中有人说的那样这是在炮打中共中央，因而军区机关的大多数同志对于这种行为是十分气愤的。即使百万雄师中的一些群众也是对此持不同意见的，因而就在极度狂热中的第二天悄悄退场了。其实，他们的态度和看法并不是孤立的，在当时具有代表性。这是武汉秩序尽管在七二○事件中遭到严重破坏，却没有酿成大规模冲突乃至动荡的局面，进而能够得以顺利处理的社会基础。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首长居住在东湖客舍的情况下，保卫他们的安全是当时第一位的任务。遗憾的是，在东湖客舍遭到冲击的时候却没有发现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和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采取过什么有效的行动。

七二○事件是从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客舍北门拉开序幕的。北门遭到冲击后，守卫北门的8201部队人员履行警卫职责，迅速向独立师和军区负责人反映情况。从现在的资料看，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以及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并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陈再道即便在回忆录中谈到七月十九日夜至次日凌晨他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时也是闪烁其词，一带而过，似有难言之隐。[88]这与他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在七二○事件前后的作为形成了鲜明对比，是耐人寻味的。可以设想的是，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是不会在回忆录中予以回避的。

当然，军区值班领导也并非没有采取行动。当得到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客舍北门的报告后，值班领导军区副政委叶明就派29师政委张昭剑带部队增援北门。七月二十日黎明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又进一步冲击东湖客舍西门，虽然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赶到了现场，陈再道也被打倒在地，但是最终这些群众和战士还是抓走了王力。陈再道当时被人打翻在地不过是误会而已，因为这种打击本来是要落到王力头上的。王力虽然在东湖客舍逃脱了皮肉之苦，却又被带到了军区大院进行批斗。即便钟汉华对这些人磕头作揖，王力还是遭受了他们的武斗，顺便又把他的手表和钢笔也抢走了。[89]这是对中央代表采取的暴力行动。从这里来说，不论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还是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都是对此负有严重责任的。

从现在的资料看，王力是在武汉军区其他领导的布置下，由29师政委张昭剑带人将他转移出去的。这个时候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上街游行、示威以显示力量，造成了整个武汉形势几近失控的局面。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不仅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制止，甚至还纵容、支持他们的行动。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人冲击东湖客舍和军区，上街游行、示威的时候，不论是独立师还是军区都有领导干部站出来反对他们的行动。当时8201部队全师有官兵九千余人，在武汉有师直和四个团。事后调查，参加七二○事件的干部战士共计两千余人，约占全师数额的百分之二十二左右。[90]由此可见，独立师只有约五分之一左右的人数参加了七二○事件。如果再与一些地方干部、军区机关干部和百万雄师群众不赞成七二○事件的作法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军队还是地方仍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对七二○事件的抵制情绪。这是七二○事件没有演变到局势失控进而造成大规模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

6)北京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飞赴武汉。

七二○事件发生后，是通过不同渠道传到北京的：一条是担任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联络员的杨成武，对毛泽东的安全负有首要责任，在这个事件发生后及时报告了周恩来;一条是随同谢富治、王力到达武汉的北航红卫兵在本地造反派帮助下，及时通过北航红旗总部报告给中央文革小组;一条是中央文革小组驻汉记者及时将武汉的情况报告中央;一条是北京各大造反派组织设立的驻汉办事处通过其北京总部报告中央。七二○事件就是这样通过不同渠道传到北京的。

武汉发生七二○事件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在京中央领导人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七月二十日六时，在东湖客舍乙所百花一号，杨成武接到工作人员报告，说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要抓王力、围攻谢富治，部队也参加了，形势十分紧张。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杨成武将武汉的情况报告已回到北京的周恩来。[91]周恩来听后随即在电话中指示说：“根据情况可以将毛主席随时转移到安全地点。”[92]

周恩来得到杨成武的报告，中央文革小组也收到武汉七二○事件的消息。在京中央领导人迅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林彪处召开紧急会议。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碰头会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个事件的特殊性在于，武汉驻军和群众竟然冲进东胡客舍，殴打、绑架中央代表王力。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严重事件。特别是在毛泽东亲临武汉的情况下，住地被冲击，中央代表遭到揪斗，自身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因而如何维护毛泽东的安全就成为这次中央紧急会议的焦点。

由于这次会议的记录尚未公布，我们还难以知晓这次会议的讨论、决策情况。但是从会后的行动中可以看到：周恩来紧急飞往武汉，处理武汉事件，安排毛泽东及时转移，维护毛泽东的安全;邱会作带着林彪、江青联名签署的给毛泽东的信件，劝说毛泽东离开武汉;作出相应军事部署，严密监控武汉事态的发展。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议结束以后，下午即直飞武汉。鉴于武汉形势紧张，为安全起见，中央派遣两个中队的警卫部队随同周恩来乘机前往武汉。[93]

可是，周恩来前往武汉的消息还是被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知道了。下午二时半左右，8201部队的人领头，军校保守派，还有百万雄师、三字兵等组织，乘着一百多辆卡车，冲进王家墩机场，直奔塔台附近。机场驻军出来做工作，说这是军用机场，冲击是错误的，要他们退出去。他们却说：“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驻军回答说：“总理不在这里”。有个8201部队的人说：“我们知道，周总理下午要来，中央文革来电说，三点钟从北京起飞。”驻军听了心里一怔：“他们怎么知道总理三点起飞?怎么知道落在我们机场?总理确实已经起飞，我们已经得到预报，他们怎么知道得这么准确?”于是，驻军镇静地回答：“我们没有接到总理要来的预报。”接着又问8201部队的头头：“谁叫你们来的?”那人回答说：“我们蔡政委要我们来的，政委还在电话旁边等我们的情况呢!”机场驻军立即向武汉空军司令部刘丰报告，由他们转告北京，通知周恩来的飞机转场降落。这些人在机场驻军做工作后，直到下午五点才撤走。[94]

这里有一个疑问，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是怎么知道周恩来要到武汉的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史料。不过，我们可以从后来发生的事实中来对这个问题作出分析。周恩来到达武汉以后，是与武汉军区若干负责人商议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将毛泽东从东湖客舍转移到王家墩机场的。由此看来，周恩来即将到达武汉的消息应该是向武汉军区通报过的。不然的话，周恩来又如何在武汉军区若干负责人的协助下将毛泽东予以转移呢?从这里来说，周恩来到达武汉的消息似是从武汉军区泄漏出去的。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尚需要文献资料的进一步证明。

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得到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冲击王家墩机场的报告后，迅速将这一消息上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当时飞机尚在飞往武汉的途中，吴法宪接到报告后，从周恩来的安全出发，临时决定飞机改降在离武汉大约六十公里的山坡机场。[95]

下午五点多钟，飞机降落在山坡机场。周恩来走下飞机后问道：“你们这儿有电话吗”?随后说：“中央很关心武汉情况，要去武汉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候机室，周恩来用电话询问军区和宾馆：“谢副总理、王力在那里?他们现在安全怎样了?”又要通刘丰电话问讯情况，刘丰从王家墩赶来，商量进城办法。[96]周恩来把秘书和两个中队的警卫部队留在山坡机场，仅带两名卫士，乘汽车赶往市区，找武汉军区干部谈话，稳定局势。[97]

虽然周恩来乘机赶赴武汉，但是由于武汉形势的严峻性，立足于文革发展的大局，从毛泽东的安全出发，林彪、江青认为毛泽东应该及早离开武汉。于是，他们两人又联名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武汉形势不好，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这封信由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着坐专机送到武汉。[98]

从邱会作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是林彪让吴法宪通知他到武汉送信的，还要他带上一个内、外科水平都比较高的医疗小组。出发前，林彪接见了邱会作，将他和江青联名的信件交给邱会作，并对他说：“你到武汉去一趟很好。我先说一下你的任务：一、向主席报告全国的形势;二、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党的安全’，你就说这句话是我说的。三、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陈再道又不听指挥，围困了主席，就设法告诉总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接着，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说：“如你无法和总理靠拢，就在王家墩机场建立指挥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联系。武汉附近的二十九师和空降军已经做了战斗准备。”林彪说：“你要告诉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

当天晚六时左右，邱会作带着秘书吴瑞云、警卫员蒋平安从总后出发，路过三○一医院时带上了外科主任陆维善和一个有工作经验的护士，到了西郊机场。他们乘伊尔十八专机夜航，于二十日晚十一时左右到达了武汉王家墩机场。到了之后，来接他们到场部的竟是一辆帆布蓬有多处弹孔的北京吉普车。邱会作立即向周恩来打电话报告，周恩来高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儿有人找你。”邱会作就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99]

从中可以看到，武汉七二○事件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周恩来急飞武汉处理问题，安排毛泽东进行转移。当天下午周恩来飞赴武汉。由于消息泄漏，周恩来乘坐的专机不得不在离武汉较远的山坡机场降落。邱会作随后又带着林彪、江青联名的信件当夜直飞武汉，在王家墩机场降落。从周恩来与邱会作专机起降的时间来看，周恩来的专机在前，邱会作的专机在后。大概率是在周恩来离京后，林彪、江青又鉴于事态的严重性，从大局以及毛泽东的安全考虑，为了劝说毛泽东迅速离开武汉，才让邱会作飞赴武汉给毛泽东送信的。从这里可以反映出在没有弄清事态之前，在京中央领导人对于武汉形势的估计是严峻的，也是作了充分准备的。

7)毛泽东在周恩来安排下，乘机从武汉飞往上海。

如前所说，七二○事件是从百万雄师公检法系统冲击东湖客舍北门拉开序幕的。从他们冲击北门开始，东湖客舍特别是警卫毛泽东住地梅岭一号的8341部队就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当时面临的严峻情况从毛泽东身边做保卫工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的回忆中可以反映出来。

陈长江说：“他们这么一闹，可把我们紧张坏了。在北京虽然也见过许多游行的群众到中南海门前或示威，或静坐，或提抗议的，有的甚至不听劝阻冲进中南海讲道理的。那些人，不是学生，也是手无寸铁的工人、市民群众，但从来也没有见过解放军战士也上街闹事，而且荷枪实弹，全副武装。更为可虑的是，这群荷枪实弹的战士和群众处在一种心态失衡的非常状况之下，在行动上没有了指挥，他们谁的话也不相信，也听不进去。

这些人在东湖宾馆，在毛主席住处附近出现，还有广播车的高音喇叭也对准了毛主席的住处，声嘶力竭地呼喊，或是大声宣传他们的主张，或是发泄他们的不满，不仅影响正常的工作和休息，而且对安全也造成很大的威胁。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警卫战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但是，一想到警卫部队将要对付的是这样的一些人，我的心情则异常的沉重与不安，简直憋闷的叫人喘不过气来。”[100]

当时在毛泽东身边负责机要工作的谢静宜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谢静宜说：“武斗的车上站着手拿长矛、头戴柳条帽的‘武士’，一辆接一辆地从我们住的大门口通过。有的还在门口停下来好久不动，不知是观察什么，还是别的原因，也不知他们是否知道主席就住在这里边。街上不时传来枪声，听说送文件骑摩托车同志的皮包被子弹打了一个眼。

从北京跟主席出差负责保卫毛主席的丁钧几人躲在大门内小竹林里边，透过竹林探望外面的动静。只要他们不冲进来，没有命令谁也不能动。还听说夜里已发现有人从东湖对岸，嘴系着小刀游过来了。

为了保密，汪东兴正式对我和樊一民交代：‘手里时刻拿着火柴，万不得已时烧掉密码，把密码机从窗户上沉入湖底。’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为了安全起见，领导让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摄影师舒世俊、老贾、钱嗣杰 (新影、新华社) 手中均拿一个木棒。在这种形势下，大家最担心的还是毛主席。”[101]

当时在东湖客舍的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张根成后来也回忆说：“为防万一再来冲击，百花院的有关人员全部集结在百花一号楼，警卫人员将一些沙发和桌子堵塞了一些通道，布置了三道防线;干部、战士通宵警戒。”[102]

在这种状况下，杨成武不仅迅速向周恩来报告了武汉发生的事件，还与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谢富治等人紧急磋商，分析武汉当前动态，研究如何从河南、湖北调动部队来遏制武汉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同时，当百万雄师在独立师支持下上街游行、示威向造反派发起进攻的时候，为了防止造反派针锋相对也采取同样的行动，造成两派群众之间的剧烈冲突，酿成严重的流血事件，谢富治让随他来汉的北航红旗红卫兵井岗山给各造反派组织打电话，嘱咐大家保持冷静沉着，不要向军区冲击，不要上街和受蒙蔽的百万雄师发生冲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妥善安排处理事情的。一些院校造反派总部立即紧急传达此精神，要求坚信党中央，命令不得启动已在十七号封存的长矛、匕首。[103]

从中可以看到，尽管当时东湖客舍遭到了冲击，王力被百万雄师抓走，谢富治本人也被围攻，武汉的形势极为紧张，但是谢富治并不为之所动，而是冷静处置，考虑周全，从武汉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避免在两派群众之间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乃至流血事件，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很快知道了武汉发生的事件。当他获悉王力被百万雄师抓走的消息以后，就让人告诉陈再道、钟汉华，要他们把王力找回来。[104]

面对严峻的形势，尽管工作人员非常紧张，毛泽东却泰然自若，仍然照常批阅文件、看书，并没有把周围的形势看得有多么严重。当时在毛泽东身边负责机要工作的谢静宜后来回忆说：“这时大家都担心主席的安全，劝主席离开这里，主席就是不走，而且说：‘这些人不是对付我们的，也不会伤害我们。’”“中央劝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也劝主席快点离开武汉。而主席照例办公、看文件、读书，毫不在意，并漫不经心地说：‘没事，他们不会伤害我们，没关系的。’”[105]

从谢静宜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对于武汉发生的这个事件，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并没有看得有多么严重。他认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106]虽然当时两派群众处于对立状态，甚至搞起了武斗，打得热火朝天，但是经过说服、教育，提高了两派群众的阶级觉悟以后，他们是会化解矛盾、团结在一起的。因为两派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才对于事态的发展表现出乐观的态度。

尽管如此，王力被抓走揪斗的事还是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对这个事件的警觉，特别是在他到达武汉的情况下发生这样的事件，不能不使他对此作出深思。这成为后来他在周恩来劝说下最终离开武汉飞赴上海的内在动因。从中央在京领导人来看，在毛泽东亲临武汉的情况下，竟然发生了冲击毛泽东驻地东湖客舍、王力被揪斗的严重事件，而且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也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来防止、制止这个事件，因而从党中央、毛泽东和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才召开紧急会议委派周恩来飞赴武汉劝说毛泽东尽早转移的。

七月二十日夜暮降临后，周恩来轻车简从，从山坡机场赶往东湖客舍。为保密、安全起见，周恩来身穿军装，戴着墨镜，乘吉普车进入东湖客舍。他先与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余立金商量后，就穿过走廊到了毛泽东住地，劝说毛泽东进行转移。[107]

虽然我们现在还未发现周恩来劝说毛泽东转移的文献资料，但是从后来的事实看，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及中央在京领导人的意见，是同意进行转移的。戚本禹后来回忆说：“总理去武汉回来后，讲到他见主席劝说离开武汉时，主席讲没有想到住到贼窝子去了;但也说有这么严重吗?我看他们还没有下决心要扣留我。”[108]

这说明虽然毛泽东在周恩来劝说下同意进行转移，但是对于形势的发展是否有那么严重还是存在几分疑虑的。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离开武汉的。后来，毛泽东对于七二○事件后离开武汉进行了反思，认为他当时不走就好了。[109]当然，这是后话。

至于转移的路线及其相关问题，由周恩来与杨成武、谢富治、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及武汉军区的相关负责人再具体商定。他们是如何商定的，尚有待于这方面资料的进一步披露。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当时为了安全起见，不引起别人的察觉，毛泽东及随行人员不是从前门而是从后门离开东湖客舍的。[110]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为给毛泽东送信，邱会作是乘专机夜航到达武汉王家墩机场的。当时杨成武正在机场安排毛泽东的飞机。邱会作将林彪、江青联合署名的信件交给杨成武。杨成武发现信封上写着“亲启”两个显赫的字，便呈送毛泽东。毛泽东拆阅后，把杨成武找去说：“准备马上离开武汉，去上海。”杨成武问：“准备专列还是准备空军的飞机?”毛泽东果断地回答：“同时准备。”[111]

七月二十一日晨二时，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毛泽东乘车离开东湖客舍去机场。[112]毛泽东乘坐一辆普通的军用吉普车，随行的警卫部队乘坐两辆大卡车，从东湖客舍出发，穿过沉睡的武汉街道，通过长江大桥，向王家墩机场开进。[113]

毛泽东身边的机要人员谢静宜后来回忆这次转移时说：“周总理乘机抵达武汉，代表中央专门来劝主席离开武汉去上海，主席同意了。黎明前从东湖去机场，路上很紧张，我们机要的车紧跟主席车后，总参一位副参谋长坐在我们车的前位上，嘴里不停地小声说：‘过了一关了，又过了一关了……’”[114]

从谢静宜的回忆看，当时转移的过程还是非常紧张的，也是存在几分风险的。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坐飞机。[115]如果不是形势紧张，毛泽东是不会乘坐飞机离开武汉的。这从杨成武的回忆中也可以反映出来。他说：“我们登上汽车后，毛泽东先说去火车站。当汽车行驶到车站，把毛泽东安排在专列上休息后，毛泽东又说乘空军的飞机走。于是，我又乘车去附近的空军机场。”杨成武认为，这是毛泽东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使用的“声东击西”的战术。[116]

周恩来劝说毛泽东同意转移并安排好行动路线以后，并没有随同前往，而是留下来处理武汉的后续工作。他从梅岭带过来约一个排的8341部队指战员，又回到了百花一号。过了一段时间后，周恩来接通了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的电话，问道：“到了没有?”孔庆德回答：“早就到了”，周恩来生气地说：“我跟你交代什么了?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这个人这时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孔庆德在作解释，向周恩来汇报军区安排。周恩来说：“算了!到了就好，到了就好!”放下电话，一拍手说：“到了就好了，睡觉!”(按：指毛泽东安全抵达机场，可以休息了。)[117]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周恩来安排下进行的转移是得到了武汉军区孔庆德等负责人的支持与协助的。这说明虽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履行职责不力，但是武汉军区仍然有负责人忠于职守，勇于担当，执行中央的指令。这为毛泽东的安全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周恩来后来在谈话中对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等人在七二○事件中的行动予以肯定，认为他们是有功的，其来有自。[118]

毛泽东到达了王家墩机场。送信的邱会作正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杨成武进来后，对邱会作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邱会作听了杨成武的话后，估计毛泽东已经转移出来了，心里非常高兴。于是就跟随杨成武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邱会作时，像以前一样心情平静地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邱会作把送信以及林彪要他转告毛泽东的话作了简要汇报后，毛泽东说：“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邱会作就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去了。

天刚蒙蒙亮，邱会作在汪东兴带领下又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太疲劳了，又睡不着，我也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毛泽东和他谈完话，邱会作见杨成武来到毛泽东的房间要商量事情，于是就给毛泽东敬礼后，回到机场住处。他即向林办打电话汇报了情况，并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119]

其实，为了保证这次特殊情况下的转移万无一失，杨成武在东湖客舍与空军联系时，命令他们同时为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三架飞机做起飞准备。最后，毛泽东是乘坐为谢富治准备的专机离开武汉的。

飞机爬上高空，平稳之后，毛泽东问杨成武：“这架飞机是哪国制造的?”杨成武说：“这是苏联制造的伊尔——18型飞机。”毛泽东又问：“我们能不能制造?”杨成武说：“我们想仿制，但困难不少。”[120]

从中反映出毛泽东这时的心情是坦然的，平静的。他处变不惊，沉着冷静，胸藏四海，谋虑深远，以革命家的视野来看待武汉发生的事件。这从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机要人员谢静宜的回忆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她说：“在飞机上我好奇地去主席机舱看看主席。主席照常看他的书，抬起头来对我微笑一下，像没事一样照常办公。”[121]

毛泽东在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陪同下于上午十一时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虹桥宾馆。随即,杨成武就将毛泽东安全到达上海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22]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在武汉军区相关负责人的协助下，乘飞机离开武汉到达上海的。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对事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对事件看得有多么严重，后来由于王力被揪斗以及陈再道、钟汉华在这个事件上的消极无为，才使毛泽东对此产生了警觉。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京领导人专程赶到武汉劝说毛泽东转移，邱会作又带来了林彪、江青联合署名劝他转移的信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决定离开武汉到达上海的。从毛泽东离开东湖客舍到达机场以及飞往上海，都是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由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以及武汉军区和武汉空军相关负责人具体执行的。毛泽东离开武汉后，周恩来则留了下来，处理武汉的后续工作。

8)周恩来在救出王力及安排好相关事务后离汉回京。

我们看到，周恩来在送走毛泽东以后，他自己留了下来。这个时候摆在周恩来面前的任务是，救出王力，安排、处理好武汉军区的后续工作，保持武汉形势的基本稳定。

其一，周恩来责令武汉军区救出王力。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七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在得知王力被抓走后，就传过话来，让陈再道、钟汉华他们把王力找回来。[123]在武汉军区若干负责人、军区警卫营、8199部队(即29师)等指战员的努力下，王力被从军区大院转移了出去。

七月二十日下午周恩来从北京乘机到达武汉以后，就问过王力怎么样了，有人把王力还没有下落的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要求他们尽快把王力找到。[124]

毛泽东离开武汉以后，李作鹏留下来协助周恩来处理七二○事件的善后问题。当时他和周恩来都住在百花一号。为了维护周恩来的安全，夜间他们就互换房间，按照对方的作息习惯进行办公，直到周恩来离开武汉。

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再次接见陈再道，李作鹏在场。周恩来要陈再道把王力找回来，陈再道说：“我不知道王力在什么地方。”周恩来说：“你派人去找回来。”陈再道说：“我找不回来。”看到陈再道这样，周恩来生气了，“啪”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百万雄师’算得什么?如果把你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的事情通报全国，八亿人民就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是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你‘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种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陈再道低着头，告别了周恩来。[125]

从中不难看出，陈再道仍然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耿耿于怀，他使性子、顶撞周恩来、拒绝寻找王力，不过是这种不满的具体表现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找武汉军区其他负责人来寻找王力。他对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做工作，孔庆德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却不见了踪影，周恩来一听是这样，急切地说：“不行!你们设法把他找回来。”接着，周恩来又对孔庆德说：“你立即通知‘百万雄师’派100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也派出代表和他们乘飞机前往，具体时间，明天再定。让他们先作好准备。”[125]

孔庆德说的王力已经被救出，是他们将王力从军区大院批斗现场转移到了8199部队(即29师)师部的。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曾经跟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交待过，如果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先把王力带进指挥所藏起来。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在周恩来严令下，武汉军区派人到8199部队师部寻找王力时，师参谋长按照张昭剑事先的交待，只说王力在安全的地方，没有告诉他们王力藏在那里。[126]

这是怎么回事呢?

虽然叶明说过情况紧急时就把王力藏进指挥所的话，但是张昭剑等人认为，即便将王力藏进指挥所也并不见得保险。这些8201部队的士兵和百万雄师成员连武汉军区都敢冲击，谁又能够保证他们不会冲击指挥所呢?因而从安全考虑，就要把王力转移到别的地方。由于当时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特别是军区在支左过程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时候军区有些负责人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又抱着抵制、抗衡的态度，以致于在东湖客舍、军区大院竟然发生了围攻、殴打、揪斗中央代表团成员的严重事件，因而从王力安全出发，即便是军区派人来寻找王力，8199部队负责人在没有弄清楚这些人态度的情况下，在王力去向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没有告诉他们王力去了那里。从当时的境况来看，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指责张昭剑没有及时将王力交给军区，是不公正的，也是没有道理的。

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在得知王力被抓走以后，对王力的人身安全是非常关心的。在送走毛泽东以后，他责令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措施要找回王力，但是却遭到了陈再道的抵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周恩来才又通过武汉军区其他领导(孔庆德、叶明)做军区工作。七月二十一日下午，谢富治与钟汉华商谈如何平息事端，再去陈再道处商量。[127]孔庆德、叶明虽然表示已经救出王力，却又发现王力不见了。那么，王力究竟去了哪里呢?

其二，王力在军区、武空负责人和8199部队指战员保护下脱离险境。

王力被从军区大院转移到8199部队师部以后，夜间上了师部附近的洪山。第二天王力被送往山下七连驻地，而后被刘丰接到武空司令部，夜间前往山坡机场。与周恩来会合后，七月二十二日凌晨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又乘机到达王家墩机场。那么，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七月二十日下午三点多钟，在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保卫科科长王振英、军区警卫营及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等指战员的营救下，王力被转移到位于洪山脚下的8199部队六号楼院内。

当时8199部队处在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包围之中，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的围攻和冲击，为安全起见，张昭剑、王振英则领着王力，在夜色掩护下，爬上了洪山。

洪山虽然不高，但是却灌木林密布，野草有半人高。张昭剑在前面开路，王力因为在军区大院被批斗时踩折了脚骨，由王振英扶着跟在后面。张昭剑本来想越过洪山，经武大直奔空司或新华工。快到山顶时，他们看到山下车灯把路面照得通亮，百万雄师封锁了交通要道口，过不去了。

虽然已到深夜，街上百万雄师的高音喇叭里，还在播送着8201部队的紧急呼吁书。王力听了以后对他们说：“这个所谓紧急呼吁是反革命宣言书，这回独立师(即8201部队)可真是‘独立’了，向毛主席独立!向解放军独立!”

张昭剑、王振英和王力商量后，想通过科学院转移到红水院去。他们沿着一条小路走下来，误入了一个围着铁丝网的院子内，又不得不返回来。返回的路上，突然碰到了8201部队的哨兵，王振英说他们是151部队的才将哨兵应付了过去。这个时候天已拂晓，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他们在山腰密草丛中坐了下来。

在这里消极坐等不是办法。由于8199部队就在山下，于是张昭剑下山去取得联系。临走前，张昭剑跟他们说：如果天黑以后，我还不能上山，那就说明出问题了，你们另想办法转移;如果一切顺利，我回来接你们时，以击掌四下为联络信号。

张昭剑下了山坡，进入工程兵部××连和8199部队某团七连，在摸清这两个连队的政治态度以后，决定把王力接到七连来。当时七连就在8201部队的眼皮底下，为了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张昭剑与连里几个干部召开紧急支委员，确定连队分散活动，造成一种若无其事的假象，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还通过组织渠道将洪山上一个连的战士组织起来学习。在消除这些隐患以后，张昭剑带着七连战士爬上洪山，才将王力接到七连住地。

周恩来一夜曾派军区某负责人三次去寻找王力，都没有结果。二十一日早晨，周恩来决定派武空副司令员刘丰出去寻找王力。

刘丰带了王惠民、叶锡洪同车出去。他们估计王力可能在8199部队、8201部队或者百万雄师中的一个地方，决定先到8199部队去。他们应付过了百万雄师的盘查，驶入8199部队驻地。8199部队政治部主任将他们带到师部，刘丰说是受周恩来总理委托来找王力的。师长张绪、解参谋长向刘丰表示坚决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坦然相告王力就在他们这里，而后把刘丰带到七连与王力相见。

见到王力以后，为了防止泄密，刘丰没有打电话而是派王惠民坐车将这个消息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得到报告以后，与在汉中央首长和武汉空军政委肖前研究了转移方案：由肖前回空军部队，组织两连部队接应，8199部队派一个连护送王力到汉口机场。在天黑之后行动，还约定了行动暗号。

王惠民又返回七连驻地向刘丰作了汇报，刘丰、张绪、王振英对七连战士进行了动员，调来了两辆卡车和一辆小车，把小车藏在七连的葵花地里。刘丰、王惠民、叶锡洪陪同王力坐上小车，王力戴着墨镜，王惠民、叶锡洪坐在王力两边。在张绪师长和解参谋长带领下，七连分乘两辆大卡车，全幅武装出发，高速通过科学院、武大，来到街道口。前面有百万雄师的车队在活动，刘丰让小车司机郭景元绕过第二辆卡车朝相反的方向驶去，将百万雄师的注意力集中到两辆大车上。大车接照以前安排好的应付办法，穿过大桥到汉口机场，小车则直奔武空司令部。

刘丰把王力接到空军司令部后，马上去东湖客舍向周恩来、谢富治汇报。为了防止有人冲击，周恩来与王力在远离市区的山坡机场会合后，再决定下一步的去向，为此他们又作出了周密部署：护送王力的车队由刘丰带领，护送周恩来、谢富治的车队由空军某部科长王根富负责。政委肖前在空司坐阵指挥，车队用电台与肖前随时联系。

护送王力的车队由四辆车组成，为安全起见，让王力换上了空军的裤子。一号车由空军某部作战科长杨国光带领，负责在前面开路;刘丰陪同王力坐二号车，三、四号车由空军某部战士乘坐，担任后卫。二十二日凌晨一时，车队由空司出发，机智地摆脱了百万雄师关山分站的盘查，来到了山坡机场。

护送周恩来等人的车队由六辆车组成。担任护送任务的是7212部队特功八连和另一个连。他们在行进途中排除了百万雄师设置的障碍，大约凌晨三点半左右，到达了山坡机场。

两支车队会合后，二十二日凌晨五时，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乘飞机到达汉口王家墩机场。[128]

从中看到，王力终于在武汉军区、武空负责人和军区警卫营以及8199部队指战员的努力下，摆脱了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的围攻，脱离了险境。王力离开军区大院以后，先后到达8199部队师部，夜上洪山，进入七连驻地、空司，又转到山坡机场，最终在与周恩来会合后乘机飞往王家墩机场。王力能够转危为安，是由于武汉军区、武空负责人和军区警卫营以及8199部队指战员执行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履行职责的结果。这反映出即便是发生了七二○事件，武汉军区许多指战员并没有被眼前的形势所迷惑，而是仍然坚定地执行党指挥枪的原则，以大局为重，沉着冷静，机智灵活，为维护中央权威，防止形势恶化而努力工作。这构成了七二○事件没有造成武汉形势剧烈动荡并最终能够妥善解决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其三，周恩来安排、部署后续工作，要求武汉军区稳定社会秩序。

七月二十二日晨，周恩来乘机从山坡机场到达王家墩机场，召开会议安排武汉的后续工作。会议是要解决武汉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安排武汉军区的工作，维护武汉局势的稳定。七二○事件发生后，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显然已不适宜再继续主持军区工作了，在当时形势下，军区不能“群龙无首”，因而必须确定主持军区工作的临时人选。当时百万雄师对造反派发起进攻，大打出手，制造流血事件，社会秩序趋于混乱，因而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制止百万雄师发起的武斗，保护造反派，防止两派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这样确定主持军区工作的临时人选和保持武汉局势稳定，就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两大问题。

七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召集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副司令员孔庆德、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等开会，要孔庆德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指明武汉空军仍是双重领导，要听武汉军区指挥，不能随意表态。并嘱咐转告陈再道、钟汉华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129]

据孔庆德回忆：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还说：“孔庆德和叶明同志住到29师去，暂时在那里主持军区的工作。你们转告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赶快表态，争取主动，这样我才好说话”。此话，他已向陈再道、钟汉华交代过，只是在临登机前，再给孔庆德、叶明嘱咐几句。[130]

从中我们看到，周恩来要孔庆德、叶明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还让他们住到29师(即8199部队)去。这是因为在七二○事件期间他们两人并没有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而是积极执行中央指示，为了营救王力、防止事态恶化作了不少工作的缘故。29师的领导班子也是这样。[131]当时军区容易遭受冲击，况且军区内部情况复杂，领导层的认识又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住在29师不仅是为了保护人身安全，也是他们有效行使职权的需要。

其实，当时不仅他们两位住到了29师，为了避免军人和群众的冲击，七月二十二日下午陈再道、钟汉华也从军区机关搬到了29师师部，陈再道住进6号楼(即王力前日住过的)，钟汉华住进1号楼，直到次日三点，他们接到中央电报要求他们进京为止。[132]这说明虽然陈再道、钟汉华不再主持武汉军区工作了，但是他们仍然被作为军区首长对待，人身安全获得保障，当时待遇也没有发生变化。

我们还看到，周恩来指出，武汉空军仍是受空军司令部和武汉军区双重领导，指挥体制不变。这不仅是为了缓和七二○事件后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维护稳定的需要，也是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公开表态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为此，周恩来不仅亲自对陈再道、钟汉华进行嘱咐，还在离开武汉前又让孔庆德、叶明再一次转告他们，要迅速表态。这样他才好为他们说话。

从中不难看出，尽管七二○事件前后发生了陈再道公开顶撞周恩来的事情，但是周恩来还是不计前嫌，从大局出发，试图通过他们的公开表态来挽救其政治生命。实际上这是给陈再道、钟汉华提供了一次公开亮相的机会，从形势的发展来看，也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但是他们却仍然采取了默然置之的态度，放弃了这次机会。这是令人惋惜的。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军区副政委叶明后来回忆说：“……总理7月22日上午找我们谈，有肖前、刘丰、李作鹏、孔庆德、叶明，谈了一个上午，还是要保陈、钟。这本来是很好处理的，只要陈、钟出来讲几句硬话，军区就主动了。总理说：‘你们回去，叫陈、钟赶快表态，我才好说话。’……22日在军区作战室开会传达。这时我们已无法控制了。刘丰到了29 师，军区后勤等宣布脱离武汉军区。百万雄师冲武汉军区，说原来我们保你们，你们把我们出卖了，说我们是保守组织。我只好躲在保卫科长的房子里。……24 日以前，军区没有准备表态。这天上午得到消息，北京在23日广播后，就公开喊打倒陈、钟、牛、蔡、巴。这时我们认为应该表个态，考虑到对主席的态度问题。总理说，你们用‘文革密’发到中央，不忙发表(指公告)，是总理秘书周家鼎打的电话。”[133] 从叶明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周恩来还是要保护陈再道、钟汉华的。只要他们表个态，讲几句硬话，军区就主动了，本来这是很好处理的。但是，陈再道、钟汉华却对此无动于衷，没有作出反映。在这种情况下，直到二十四日以前军区也没有准备表态。虽然这个时候周恩来让孔庆德、叶明暂时主持军区工作，但是在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没有变动的情况下，在他们没有公开表态以前，孔庆德、叶明是不便于以军区名义公开进行表态的。如果这样的话，无异于向社会上公开宣布军区领导层的分裂，还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时机就这样失去了。

我们注意到，叶明在回忆中将陈再道、钟汉华以及军区没有及时公开表态归咎于军区后勤宣布脱离军区以及百万雄师向他们施加压力，其实，这样讲是牵强的，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尽管这个时候发生了军区后勤等宣布脱离武汉军区以及百万雄师对军区的围攻与冲击，似乎遇到了不少阻力，但是在已经明确知道中央的态度以及事件的严重性以后，这些阻力不会对他们的表态造成根本性影响。没有及时公开表态，只能是他们个人的认识与行为问题，不是外界影响所致。不过，叶明的这个回忆是在一九七八年为七二○事件翻案的时候说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文过饰非了。

虽然后来叶明他们认为应该表个态，因为这是对主席的态度问题，但是这个表态是叶明他们而不是陈再道、钟汉华发起的，况且时过境迁，已经是马后炮了。因而周恩来才告诉他们可以用“文革密”发到中央，但是不要忙于发表了。

会议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稳定武汉局势，防止两派之间的武斗，恢复社会秩序。周恩来决定马上派空军进驻红水院、红武测、新华工、新湖大、新武大等院校，保护学生造反派。同时还决定陆续派空军部队进驻武钢等厂矿的革命造反派总部，保护工人造反派。[134]

方铭当时任十五军军长，后来担任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据他后来回忆说，周恩来要上飞机了又回头对他们说：小将们有难，快去保护他们!他们得了部队进城的命令后，正在待命的部队立即向城内开进，用卡车运送部队，人多车少，没能上车的人跑步向武汉市区进发，卡车送达第一批人后再回头去接后续部队。部队要求轻装，要战士只带水壶和步兵武器，很快就进驻了武测、水院、武大、华工等校。[135]

在百万雄师向造反派发起进攻的时候，派部队进驻武汉高校和工厂保护造反派，制止百万雄师发起的武斗，防止两派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是维护武汉社会秩序，避免局势失控的有效手段。

当然，周恩来在武汉召开会议做出部署、采取措施并非他个人的行为，而是在集体讨论以后，报经毛泽东批准后才实行的。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七月二十二日八时二十分，周恩来就给在上海虹桥宾馆的杨成武打电话，让他向毛泽东报告武汉事件处理的情况。十一时，毛泽东召开由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参加的分析武汉和北京通报情况的会议。会后，杨成武打电话给周恩来秘书，逐字逐句地转达了毛泽东关于处理武汉事件的指示。[136]毛泽东还要周恩来早点离开武汉，要谈去北京谈。[137]由此我们看到，周恩来处理武汉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是在报经毛泽东批准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周恩来这个时候召开会议就是要解决武汉事件的善后问题，着力于稳定局势，防止事态恶化，尽可能地把事件的负面影响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不论是他所采取的措施还是离开武汉回京都是在报经毛泽东批准以后实行的。

其四，周恩来一行乘机离汉回京。

周恩来要求武汉军区相关人员将王力救出以后，又召开会议对武汉事务作出了安排，在报经毛泽东批准以后，准备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离汉回京了。

当时跟随谢富治、王力来汉的北航红旗学生亲眼目睹了七二○事件的发生，这个事件本身就是对于文革的反动，破坏了中央权威，在中央对这个事件进行定性以前，为了防止这些学生回京后根据个人观感随意发言，对事件处理乃至文革造成不利的影响，在找到王力以后，离开东湖客舍的前夕，周恩来就对他们提出了告诫。

七月二十一日晚饭后，周恩来点名让北航红旗学生井岗山一个人陪着他去湖边散步。井岗山觉得不好意思，就把同伴吴介之也叫上了。两个人陪着周恩来散步，聊天。周恩来对他们说：“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138]

周恩来的话看似随口而出，实际上是在深思熟虑以后才说出来的。他在谈话中评析了七二○事件，作了自我批评，警醒这些学生在中央表态以前要谨言慎行，不要以为经历了这个事件就信口开河，发表个人意见。周恩来提前对这些血气方刚感情容易冲动的造反派学生作出告诫，考虑是周全的，也是必要的。这是为了防止由于他们的盲目言行给中央处理七二○事件造成负面影响。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乘机离开武汉回京。由于被抓走的两个记者还没有放回，周恩来让谢富治、王力乘飞机先走。在事情办完以后，周恩来乘机离开武汉返京。下午五时左右，他们乘坐的飞机到达北京西苑机场时，谢富治、王力乘坐的飞机在空中滞留，周恩来乘坐的飞机先行降落。周恩来亲率在京党政军领导、群众代表隆重欢迎谢富治、王力一行回京。[139]

当时到场参加欢迎仪式的在京中央领导人、三军指战员和首都各界革命群众及造反派有数万人。在机场内广场上谢富治由周恩来陪着，在外圈;王力由江青和康生搀扶着，在内圈，他们的身后都跟着中央的许多人，绕场一周和群众见面。正在北京上访的武汉钢二司造反派也扛着钢二司的大旗，参加了这次欢迎仪式。中央领导人看到武汉的旗帜后，走到跟前停下来同他们讲话。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杨道元给周恩来和谢富治戴上了钢二司的袖章，钢二司驻京联络站的其他人同时也给中央其他首长戴上了钢二司的袖章。杨道远还想去给江青、王力戴袖章，但他们身边人太多过不去，周恩来要杨道元不要过去了，对他说：你把袖章给我,我一定替你转给江青同志。[140]

从中我们看到，本来周恩来与谢富治、王力都是从武汉回京的。但是周恩来乘坐的飞机却是先行降落，而后他与在京党政军领导人和部队、群众一起来欢迎谢富治、王力回京。这样就不仅使这次欢迎仪式显得更加隆重，也表明了他对于七二○事件的态度。在谢富治、王力遭到围攻，王力被揪斗乃至踩伤了脚骨的情况下，周恩来这样做并非个人的随意行为，而是代表了中央的态度，是对武汉那些制造了七二○事件的人的有力回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七二○事件的发生是由于七月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客舍北门拉开序幕的。随后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又一次冲击了东湖客舍，围攻谢富治、王力，将王力揪到军区大院进行批斗。在此期间虽然武汉军区及其内部一些领导干部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但是不论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还是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及其内部一些负责人，都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处理这些问题。他们或者是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或者是牢骚满腹、煽风点火，致使七二○事件产生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京中央领导人获悉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以后，非常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于是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周恩来飞赴武汉处理问题。邱会作随后也乘机到达武汉，带去了林彪、江青劝毛泽东转移的信件。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毛泽东离开武汉飞赴上海。而后，王力也脱离了险境。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武空副司令员刘丰以及军区警卫营、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等大批指战员听从中央指示、履行军人职责分不开的。周恩来依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处理好武汉事务，安排部队进城维护社会秩序以后，就与谢富治、王力等人离汉回京了。

④ 七二○事件发生后的武汉斗争形势。

七二○事件发生以后，在独立师支持下，百万雄师单独乃至和独立师一起上街游行、示威，对造反派发起了强大攻势，致使两派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和复杂化。周恩来选派若干记者组成报道组，深入武汉斗争一线，了解真实情况，透视具体问题，及时将武汉文革的形势反馈到中央。同时，迅速派出部队进入市区，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形势的进一步恶化。那么，当时武汉斗争的实际状况又是如何呢?

1)百万雄师在七二○事件后的行动。

前文研究中我们在介绍百万雄师在七二○事件中行动的同时，也对他们在事件后的行动作过一些介绍。现在我们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七二○事件发生的第二天，百万雄师与其它保守派组织就召开联席会议，商量如何夺省、市委大权的问题。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在汉口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召开了一次夺权大会。参加这个会议的有百万雄师、省直联司、市公检法、红旗联委、三字兵等几十个保守派组织。

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主持会议。他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指王力在军区大院与‘百万雄师’展开的面对面斗争——《武汉事件》编者注)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百万雄师’有三、四个勤务员在一起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委的权。我们分析了一下条件：①大联合有基础，工农基本群众绝大多数在我们这边;②政权机构，即公、检、法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在我们这边;③掌握枪杆子的8201部队和市武装部等坚决站在我们这一边;④大部分干部集体亮相在我们这边。把权夺下来，我们又可以主动了。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商量这个事情。”[1]

我们看到，俞文斌在开场白中直接说出了为什么夺权以及夺权的有利条件，希望其它保守派组织能够和百万雄师一起行动，一举夺取省、市委大权。这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在百万雄师与造反派的斗争中，中央是支持造反派的。武汉军区之所以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就是因为在支左中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支持了百万雄师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想以夺权为契机，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他们的行动，一举扭转他们在斗争中的不利态势。但是，这个计划虽然非常诱人，却在实施上面临不少困难。参加会议的保守派组织头头经过讨论，最终也没有能够取得一致意见。这个夺权计划没有付诸行动就胎死腹中了。

在策划夺权计划的同时，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他们又把临时联合代表团改名为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设在军区对门的铁路大楼里。指挥部订了几条计划：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王力问题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批斗;坚决不准为工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

就在开会的同时，即在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四十分左右，百万雄师汉阳分站头头蔡××、张××带领千余人乘坐二十六辆卡车，打着“找王力”的旗号又一次冲击了东湖客舍。当时周恩来、谢富治就住在里边。8201部队警卫东湖客舍的战士对百万雄师的人说：“王力同志昨天被你们抓走，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你们昨天抓去王力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今天又来冲就错上加错了。你们不是说三新、二司、工总坏吗?可是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他们从来没有来冲过。你们两天之内冲了两次，这是什么问题?”百万雄师的成员不听劝告，还是要冲。8201警卫队的战士对他们说：“你们要冲，我们要保。除非你们把我们全部打死，要不，你们休想把首长抓走!”双方僵持下来。这时谢富治、余立金给陈再道打电话说：“如果你们再这样搞，你要负完全责任!”陈再道让秘书给百万雄师打电话，说：“你们应该撤了。”结果半个多小时后百万雄师就撤了。

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客舍寻找王力的行动被阻止后，他们并不甘心，为了进一步扭转业已出现的被动局面，赢得人们的支持和同情，他们起草了一个《告全省人民书》。说“王力的所谓指示，是违犯毛泽东思想的”，要求全省工农“紧急动员起来”，“坚决抵制”，并要和王力“斗争到底”。这份传单向全省散发，流传很广。不仅如此，他们又在《告全省人民书》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份《全国通电》。初稿写出后，发给各个组织讨论。后来还没有来得及修改，他们就全线崩溃了。[2]

从资料中还可以看到，自七月二十日开始，百万雄师开始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从早晨五点到晚上十点，车队一直奔跑不停。他们不仅让参加百万雄师的工人全部离开工作岗位，上街游行、示威，造成许多工厂停工，还违抗中央刚发的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指示，把武昌、孝感等县的农民弄进城来参加大游行，又把公共汽车、电车调来，造成全市性公共汽车停开。据不完全统计：二十日出动卡车482辆;二十一日出动卡车900余辆;二十二日竟达1500余辆。公检法中的人也出动大批车辆和消防车上街游行，特别是那三十多辆消防车的警报器，尖锐刺耳，响彻武汉三镇，造成一种特别的恐怖气氛![3]

独立师、百万雄师继续武装游行。百万雄师在游行、示威的同时，还在独立师支持下向造反派发起了进攻，到8199部队索要王力。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8201 冲击湖北大学，发射数百发子弹;几个人(包括卖冰棍的孩子)倒在百万雄师长矛下，200余人被关押。新一中、29 中、20 中受到洗劫。由于怀疑王力在8199部队，8201部队武力搜查 8199 某部七连。是日百万雄师和 8201 部队出动卡车约 900 余辆。武汉全市主要交通干道犹如流动的节日狂宴，游行的群众和军人欣喜若狂，将汽水、雪糕、面包、点心、袖章任意馈赠给沿街观看、欢呼的人群。[4]

在百万雄师的强大攻势面前，造反派步步退让，处于被动防守之中。即便稍有抵抗，就会遭到百万雄师更加猛烈的报复。百万雄师正在将造反派的据点一个个夺去。百万雄师不仅挑起了武斗，还制造了一系列血腥事件，将武汉文革推向了极端。钢九一三头头(武钢工人)杨玉珍后来回忆说：“我和工总的沈复礼、别的人一起去警司、东海舰队，向他们讲述百万雄师残酷屠杀学生的暴行，他们也有许多人泪流满面。此外也去过其他的地方宣讲：这根本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残酷的镇压，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这样惨无人道的暴行。”[5]

深夜，不知来由的百万雄师威胁电话不断打到红水院总机和位于测绘学院的钢二司司令部：“二癞子，今天晚上血洗你们学校!”造反派学生聚集在学校内，议论两天来武汉形势的发展：一方面担心局势进一步恶化，武装游行和扫荡会威胁到所有学校;另一方面，也笑话百万雄师和独立师部分战士把斗争矛头直指中央，在中央领导面前彻底暴露了他们的面目与错误，认为解决武汉问题将不太遥远了。连日，武汉造反派纷纷离开单位外出避难。或选择陆路坐汽车、火车，或坐船东下，一路气氛极为紧张。[6]

面对百万雄师的猛烈攻势，虽然当时两派斗争非常激烈，但是武汉新华工的造反派学生却与邻近的百万雄师下属组织消防队能够平安相处，在接触中进行交流，分辨是非。同时，这些造反派学生在分析了武汉局势以后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事是收集第一手材料，汇总后设法直接报给中央。于是他们就自发走上街头，开始搜集百万雄师挑起武斗的材料，作为以后处理百万雄师的证据。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当新华工敢死队在湖艺开会商量如何上街搜集证据的时候，驻扎在隔壁的一支属于消防中队的百万雄师的小头头突然派人来请他们去几个人谈谈形势。这个消防中队所在地是百万雄师下属的一个据点，由于是近邻在两派斗争中平时倒也与这些造反派学生相安无事。这些造反派学生在权衡一番以后，还是决定去谈。为预防不测，湖艺的一个造反派头头腰中暗插了一把匕首陪同前往。他们一行四、五个人来到消防队头头的办公室，双方客气了一番后便开谈了。这些造反派学生对他们说，王力、谢富治是中央派来解决武汉问题的，当然就是代表中央，将矛头指向王力、谢富治也就是指向总理、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至于想用武装游行、示威的方式来逼迫中央改变对武汉问题的表态那更是痴人说梦。历史上的张国焘曾经拥有重兵也未能斗得过中央，百万雄师这样的乌合之众又怎么可能逼中央就范呢?现在武汉问题既然闹得这样惊天动地，中央必然很快就会公开表态。像百万雄师这样矛头直指中央的武装游行、示威，文革以来全国都尚未有过，性质极为严重，定为武装叛乱也绝不过分，最后奉劝他们赶紧悬崖勒马、反戈一击，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些百万雄师下属的消防队头头听得目瞪口呆，连连点头。他们并没有为难这些造反派，而是把他们送了出来。

这个时候新华工的造反派开始行动起来，走上街头去搜集百万雄师的证据。后来他们回忆说：“我们先后在大东门、阅马场、司门口一带躲在马路边的建筑物旁或通过临街的窗子摄下一张张百万雄师武装游行，特别是武装攻打湖北大学的照片，将成百上千的百万雄师武斗队员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呐喊着在改装的装甲车的掩护下冲向湖大的铁门，刀光剑影中忽地又杀向湖大对门的湖北图书馆等等血腥场景一一摄进镜头;……又和附中学生一起转移到武昌桥头，拍摄百万雄师车队开过引桥的‘浩荡场面’：一辆接一辆的卡车缓慢地行进着，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们站在车上一面高呼口号一面挥舞着部队发给的枪支耀武扬威。一些挂有军牌的军车上则挤满了全副武装的8201部队的士兵，好些士兵胳膊上还佩戴着百万雄师的袖标。”[7]

从中我们看到，百万雄师在七二○事件后仍然向造反派发起了大规模进攻，耀武扬威，挑起武斗，制造了不少血腥事件。这是其头头获悉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以后，看到自身在政治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向造反派发起的主动进攻，其目的还是为了想造成在两派斗争中的有利态势，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使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虽然百万雄师的下属组织消防队与新华工的造反派一向平安相处，但是在两派斗争中不过是个别现象，并不占主导地位。在百万雄师的攻击下，造反派占有的据点正在逐步被攻破，许多造反派纷纷逃离武汉。当然，这个时候造反派当中的一些人也在固守据点，有的甚至走上街头，收集百万雄师制造武斗的证据。从百万雄师猖狂的行动中，一些思想敏锐的造反派业已感觉到，百万雄师离覆灭不远了。

2)独立师在七二○事件后的行动。

百万雄师的行动往往是在独立师支持下进行的。那么，七二○事件后，独立师及其领导人又是如何表现的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七月二十日晚八时左右，徐福兴(时任独立师作战科副科长)前往军区了解情况时，听到部队和百万雄师呼喊：“周恩来来武汉，王力靠边站”，“我们要见周总理”等口号，分析有再次冲击东湖客舍的可能，就立即赶回师部将情况报告给蔡炳臣，说明了再次冲击客舍的严重性，并要求采取措施。蔡炳臣答应：“给百万雄师打个电话，叫他们不要再冲东湖。”徐福兴说行，又继续补充说：“你还要给公检法军管会打电话，要他们下令公安分局、派出所不要去冲。”蔡炳臣也说：“可以”，又对徐福兴说：“回去后还要提高警惕，不要认为打了电话就不去了。”徐福兴见到牛怀龙，牛怀龙只是小声告诉了徐福兴：“今天晚上百万雄师汉阳联络站要冲东湖”，却没有作出任何指示。

徐福兴回到东湖，即同秦堂春(时任东湖客舍警卫队队长)交换了意见，研究了警卫布置，并同秦堂春一起找卫兵丁队长报告了百万雄师要冲东湖的情况，建议首长转移。

二十日晚十时许，周恩来到东湖宾馆。徐福兴向牛怀龙报告：“总理到”，牛怀龙说：“我去”。过了一会儿后，徐福兴问牛怀龙为什么没有来?牛怀龙答：“不舒服，等一会就去”。凌晨两点(即二十一日二时)又问牛怀龙怎么没有来?牛怀龙说：“有事，等一会就到”。以后根本就没有去东湖。[8]

这是七二○事件后，8201部队(即省军区独立师)的揭发材料。从中可以看到，在七二○事件发生的当晚，独立师作战科副科长徐福兴发现部队和百万雄师有再次冲击东湖客舍的迹象时，就迅速报告了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师长朱怀龙，并向他们提出了采取紧急措施的建议。虽然牛怀龙、蔡炳臣没有拒绝徐福兴的建议，还提醒徐福兴即便打了电话也不要放松警惕，又向他提供了百万雄师要冲击东湖客舍的信息，但是作为独立师的主要领导人却对此消极无为，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没有采取措施作出有力防范。即便得知周恩来到达东湖客舍的消息以后，也是如此。这说明作为独立师主要领导人的牛怀龙、蔡炳臣不仅没有恪尽职守、忠诚履责，而是敷衍了事、无动于衷，对即将发生的对东湖客舍的冲击采取了放任、纵容的态度。

独立师(8201部队)一些指战员不仅支持百万雄师的行动，还与他们一起闯入8199部队(即29师)驻地要求交出王力。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七月二十日晚上，百万雄师公检法、8201、三司等两次冲进8199部队驻地，胁迫8199部队交出王力，并要进行搜查。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为了搜查王力，他们又一次血洗新湖大。这次由8201打先锋，竟然开枪射击500多发子弹。新湖大楼房的墙上弹痕累累。五、六个人(包括一个很小的女孩子)死在百万雄师的长矛下。二百多名造反派被投进百万雄师的私设牢房，张维荣等三个负责人被投进地牢。当天新一中、二十九中、二十中遭到同样的洗却。

与此同时，他们大规模地搜查了蛇山。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8201、百万雄师又严密注视8199部队。他们正要进行围攻8199部队某部七连时，王力被空军接走了。他们暴跳如雷，用匕首威胁七连的钱副连长，并强行搜查了七连。[9]

8201部队一些指战员不仅游行、示威，还与百万雄师等保守派组织联合起来镇压造反派。这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快报》上就有反映。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第3266号快报：二十二日，八二○一部队出动二百辆车游行，至晚六时才结束。

现在，八二○一部队、“百万雄师”、“三字兵”挨家挨户查户口。武汉“三司”领(着)到革命派的家里抓人，由于“三司”告密，许多革命派组织的成员被八二○一部队、“百万雄师”及“三字兵”打死、打伤。二十二日，“九·一三”有几百人被抓。[10]

不仅如此，8201部队主要负责人还与百万雄师的头头进行密谋策划，协调行动，为将来以8201部队为核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进行造势。

七月二十一日晚上，纪登清向8201师部打电话，负责与百万雄师联络的郭××在走廊休息，到办公室接电话，纪登清说：“我要找蔡政委，商量‘三结合’夺权问题”，郭××说：“你给我谈谈不行?”纪登清说：“不行，要蔡政委。”把蔡找来，蔡炳臣进入办公室关了灯轻声商量夺权问题。次日，蔡炳臣与周忠到六团。在六团某连，有的战士问周忠，我们上街开枪可不可以?周忠说，少打几枪可以，不要多打。周忠还对六团副政委张枫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现在急刹车也要起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以我们8201为核心。”[11]

从中可以看到，只有在8201部队政委蔡炳臣出面的情况下，百万雄师头头才同意密商夺权问题，即便是8201部队负责与百万雄师联络的人都被排除在外，插不上手。这说明策划夺权是当时的高度机密，不论是百万雄师头头还是8201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在这个问题上唯恐消息外泄，是非常神密的。从蔡炳臣和周忠对六团副政委张枫说的话来看，这次8201部队带头上街闹事，就是要改变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为8201部队争取有利的态势，以便将来以他们为核心来组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他们说出这样的话，既是为8201部队的行为进行辩护，也是在为部下“打气”，稳定军心。他们的意图就这样暴露出来了。这反映出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更没有从支左和文革发展的大局来考虑问题，而是从局部和小团体的利益来行动，是与中央关于军队支左的行动和部署背道而驰的。

为了进一步稳定8201部队参与七二○事件的指战员的情绪，在上街游行、示威难以达到目的的情况下，8201部队负责人开始将着力点放到去北京谈判上，企图在谈判中获得主动态势，谋求在未来三结合中的有利地位。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蔡炳臣、周忠以做思想工作的名义，召集全师六台宣传车约五十余人到师部四楼会议室开会。在会上，蔡炳臣对宣传队员的行动大加赞扬，还作了新布置。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大意是：(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中央已经通知，军队和百万雄师为一方，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去北京谈判;(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到北京谈判没有材料是不行的。你们能不能在五天之内，最好三天搞一个响当当硬梆梆的材料，越快越好。这个任务并不比前两天发动群众的任务轻;(3)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处处都要起好作用，今后大家搞什么事，最好先告诉我一下，我不会领着同志们去犯错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

在蔡炳臣讲话过程中，与会人员还不断为他鼓掌叫好。周忠接着蔡炳臣的话继续说道：“我谈我的看法，你们的行动我是支持的，并为此感到高兴”。他还进一步对与会人员鼓动说：“要跟他们干到底，要好也好到一起，要坏也坏到一起。”

从中还可以看到，二十日晚和二十二日上午，蔡炳臣多次催促支左办公室秘书组尽快地重新准备材料，遭到秘书组成员抵制后，蔡炳臣很不高兴地说：“写材料哪有那么好的事，既符合上面的精神，又符合下面的情况，又符合你们的想法。你们老是这来那去，什么时候才能写出来”。还要求他们仍按原来的观点写，越快越好。[12]

从中不难看出，蔡炳臣、周忠是在为宣传队鼓劲，说他们的行动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表示要同宣传队一起干到底。这是他们对宣传队在七二○事件中的行动采取支持和肯定态度的又一次展示。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宣传队再接再励，为下一步进京谈判准备好材料。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师支左办公室秘书组对于蔡炳臣要求他们重新准备材料的要求予以了抵制。这表明尽管蔡炳臣和周忠希望通过谈判来谋求自己和所属部队在武汉文革中的优势地位，但是在8201部队内部对他们的作法也是存在不同意见的。

为了争取在谈判中的有利态势，蔡炳臣不仅要求8201部队准备好材料，还要求保守派组织也要准备好进京谈判的材料，并对如何撰写这些材料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蔡炳臣接见了省司、省直联司的头头，对他们说：“你们要准备充分材料到北京谈判，到北京解决武汉的问题。”蔡炳臣要他们针对王力十九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准备材料。要他们准备“‘工人总部’是保了王任重的材料”，“‘职工联合会’不是陶铸操纵的，‘工人总部’搞了它，是把矛头指向群众，保了王任重，大方向错了。”证明“一二六夺权”是假夺权。等等。[13]

8201部队政委蔡炳臣要求保守派准备好进京谈判的材料，保守派也以实际行动对蔡炳臣等人予以配合。七月二十二日晚上，为配合蔡炳臣到北京谈判，由保守派组织成立的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又秘密制定了两条计划：准备启用人民武装部掌管的枪枝弹药，装备六十万人，对抗到底;另一条是：准备同时组织十万人徒步进京告状，配合北京谈判，给中央施加压力。[14]

当然，这个计划由于形势的发展没有付诸于实施就破产了。但是，从中可以反映出8201部队负责人与保守派组织之间的联动关系。尽管如此，8201部队负责人对于他们在七二○事件中的行动也是忧心忡忡的，担心他们会由此被集训、整编。这在8201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周忠的一次讲话中显露了出来。

周忠在宣传队人员会议上说：我说几句心里话，你们的行动我感到高兴和害怕。高兴的是顶住了陈、钟的检讨，推迟了军区公告的发表，创造了到北京谈判的条件。害怕的是我们部队要集训。[15]

这说明作为军队政治工作领导干部的周忠，是知道他们这样做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既然知道仍然要这样做，还为他们的行动进行鼓劲、“打气”，只能说明他们业已放弃了军队领导干部的职守，是从本位主义和小团体的利益出发来展开行动了。这样他们在支左中就深陷派性之中，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中央要纠正他们所犯错误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错误，进行悔改，还在采取措施阻止武汉军区领导承认错误，想以此来逃避责任，掩盖他们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迫使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为他们未来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争取有利的位置。由此看来，他们后来被处理也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的。

3)派遣记者飞抵武汉反映真实情况。

七二○事件发生后，为了搜集武汉斗争的一手材料，准确反映武汉形势发展的真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七月二十一日中央文革记者站派张春亭、张广友、郭昌琦等五人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带领两名报务员携带发报机，乘机飞往武汉。临行前，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特别向他们交待说：“武汉情况紧急，也很复杂，你们遇到困难，不要去找王力，要及时、如实的反映情况，直接向记者站汇报。”到达武汉后，为安全起见，他们被安排在武汉空军招待所居住。

当时武汉形势很乱，为了解真实情况，他们一到武汉就深入到武汉军区、空军、水院和武汉大学等地进行实地采访。七月二十二日张春亭到湖北大学采访，适逢百万雄师攻打湖大。他看到百万雄师用推土机把该校的院墙推开一个大缺口，而后大批的百万雄师成员手持长矛，潮水般地涌入校园，喊叫着追赶湖大的学生。张春亭也在被追赶的人群当中，他们退到军宣队在湖大办公的地方。军宣队闻讯出来紧急制止了百万雄师的进攻，大家才幸免于难。张春亭向军宣队出示证件说明情况后，当即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与北京通了电话，发了一条短讯。

据湖北分社掌握的情况介绍和他们采访所得，一致认为：武汉的斗争形势，越来越紧张，武斗越来越严重了。汉阳是百万雄师的大本营。在汉口的各造反派据点，已先后被占领。武昌的湖大和机院等造反派的据点，也于二十一日被突破。现在，武汉三镇唯一的造反派根据地—— 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测(武汉测验学院)、武大(武汉大学)、华师(华中师范学院)等校联防的一小块地方，也正处于被包围之中。

在这万分火急的情况下，他们五人小组决定：派张广友和郭昌琦深入到包围圈内，与钢二司、钢工总取得密切联系，与他们战斗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其他三人立即离开分社，在外围了解事态的发展变化，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与总社取得联系，把情况及时如实地反映上去。

郭昌琦和张广友(还有《人民日报》社的李洪玉)到达武大时，武大的同学已撤退到红水院和武测去了。当他们沿着一条林荫小道来到武测时，空气突然紧张起来。据说，从各方面情报证实，今晚(七月二十二日晚)，百万雄师决心消灭这块最后的根据地，并且从武大方向攻入。

面对严峻的形势，如何把当前的斗争情况迅速反映上去，成为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他们在武汉军区军乐队一位同志帮助下，由这位同志以军乐队电话号码和负责人名义，通过军区长途台发往北京。电话被接通以后，他们向总社发出了要求中央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的紧急电话稿。发完稿子后，已是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一点钟了。他们当时都在想：即使被百万雄师的人抓去也值得了，反正中央首长已听到了造反派的呼声，首长一定会来营救的。[16]

从中可以看到，虽然中央可以从不同渠道了解武汉七二○事件后的发展情况，但是为了获得关于武汉形势的真实情况，中央文革记者站在周恩来指示下仍然派出了五名记者以新华社名义去搜集反映武汉斗争形势的材料，供中央决策时参考。因为只有获得真实的信息，才能对武汉形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武汉文革形势的顺利发展。正是因为武汉存在危急的形势，中央才迅速作出决策，调动部队，进驻校园，制止保守派百万雄师的进攻，保护造反派的。这表明中央对于武汉形势的发展不仅是重视的，在处理上也是慎重的。

4)根据中央指示，武汉军区特别是武汉空军部队迅速进驻市区，制止百万雄师的进攻，维护社会秩序，防止两派武斗。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了制止百万雄师发起的进攻，防止两派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安排部队特别是驻汉空军部队迅速进入大专院校、工厂以及其它重要地段。那么，部队进入的具体情况又是如何呢?

其实，面对当时8201部队一些人冲击东湖客舍，揪斗王力的行为，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全体指战员，就迅速发表了“严正声明”，声明指出：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从中央军委到每一个战斗单位全体指战员组成的人民武装力量，一个军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队决不是全军，只有中央军委、国防部才能代表全军。二、8201部队是不开展‘四大’的单位，昨天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犯纪律的行为，特此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警告。三、谢副总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王力、余立金同志是中央负责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许任何人制造借口攻击和威胁他们。四、8201部队的所谓‘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公开宣扬高、饶反党集团的军党论，……必须彻底识破和揭露并展开斗争。五、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17]

这个声明是七月二十一日在武汉的东海舰队指战员发出的。不仅对七二○事件表了态，强烈谴责了一部分8201部队指战员违犯军纪的行为，指出了他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质，还对他们发出了严厉警告，并表示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这无疑对这些人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送走毛泽东以后，周恩来就采取措施组织平息武汉事端了。在陈再道怠工的情况下，周恩来通过武汉军区其他领导(孔庆德、叶明)做军区工作，李作鹏、余立金出面分别与海军、空军驻汉单位做工作，稳定局势。周恩来、谢富治、李作鹏、余立金调动部队，一支支在武汉周围的部队，开始调派入城。周恩来在离开武汉前召集军区、空军和 8199部队负责人开会，部署和调动部队，决定马上派空军进驻红水院、红武测、新华工、新湖大、新武大等学校和武钢。当晚，部队已经进入几个预定单位和位置。[18]

下面是部队进入武汉市区的若干材料，我们引述如下：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第3265号《快报》：武汉空军司令部，二十二日八点多派杨昭祖、尚联奎两同志，到“红水院”、“二司”司令部、“新华农”、“新华工”，表示坚决支持左派。[19]

留守护校的武汉水院团委书记张建成后来回忆：

(七月二十二日)深夜，持伞兵折叠式冲锋枪的百余空军战士进驻红水院 (姓姚的团长带了一营伞兵，控制附近高校)，另有部队进驻武汉大学、测绘学院，宣称是接受中央命令前来支持造反派、保护造反派。留守这些学校的学生、工人热泪盈眶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二十三日凌晨，我在总部(这晚我没有到孙沛华家住)，有同学带着几个解放军同志进来，一位军人自我介绍：“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7252部队团长岳禄佐，奉周总理命令率部队到红水院保护革命小将。”……在场的学生和我都哭了起来。我紧紧地握着岳团长的手，一边流着泪，一边诉说我们的遭遇和感受，感谢亲人解放军来保护我们。我通知广播台，打开广播，报告喜讯，通知大家到行政大楼前欢迎解放军。岳团长说当务之急是要熟悉学校地形，控制制高点，并说百万雄师可能随时会来进攻。[20]

当时在武汉的群众还回忆道：空军15军的部分部队和8199部队开始控制城市主要交通要口，与8201部队换防，逐渐控制市内重要制高点。部队的进入和撤离十分井然有序，未有发生口角与冲突。一些空军小分队进驻武昌一些大专院校，宣称支持造反派，保护造反派。[21]

还有资料记载：(七月二十三日)是日，武空命令，空降兵第15军机关带直属队和空降兵第44师(缺炮团)赴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军部驻武昌空军东湖疗养院(8月17日迁至汉口高级步校营房)。武汉地区原由独立师控制的要害部门、要害位置，转由空降兵第15军及陆军29师控制。[22]

当时在武汉的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郭昌琦后来回忆：七月二十三日，四点十五分，空军驻武汉某部一个连，全副武装开进武测院内，明确表态支持“三钢”、“三新”。钢二司的革命小将们听了，都非常高兴，信心百倍地说：“毛主席派空军支持我们，有亲人解放军保护我们，我们什么也不怕了。”他们把空军的支持，作为特好消息，立即在广播里响亮地播送出去。消息传出后，给革命派极大鼓舞。据说，原准备攻打武大、武测的“百万雄师”，迫于这一形势的变化，就不得不撤退了。[23]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第3275号《快报》：二十三日凌晨四时，驻武汉空军七二五五部队进驻“钢二司”司令部，保护“钢二司”。“钢二司”同志不断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解放军战士高呼：“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向革命小将学习!”“钢二司”同志还向解放军战士赠送了“钢二司”袖章。许多战士热泪盈眶，在场的许多群众也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第3304号《快报》：二十三日水电学院革命派负责人经武汉空军司令部允许，邀请七三五六部队和八二○五部队(属八一九九部队一个团)座谈。七三五六部队参加座谈的负责人说：“八二○一部队有二、三个连的兵力已进驻武汉重型机床厂，占领制高点，还有二、三个连进驻洪山，我是为了对付他们的。”八二○五部队参加座谈的负责人说：他们接受的任务与七三五六部队基本相同。现在八二○五部队进驻水院、民院各两个连，七三五六部队进驻水院一个营。[24]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安排下，武汉军区特别是武汉空军部队按照部署迅速开进市区，入院校，下工厂，占领制高点，控制战略要地，与8201部队进行换防，接管了武汉的防务。整个过程秩序井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件。

当时主要派遣空军部队入城接防，是因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以及七二○事件过程中其主要负责人又态度暧昧的情况下，从防止百万雄师对造反派发起进攻，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出发，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29师虽然隶属于武汉军区，但是其领导班子在七二○事件中积极执行中央的指示，因而也与空军部队一起参加了这次换防行动。

尚在武汉的造反派热烈欢迎部队的进驻，百万雄师也在部队的强大威慑面前不得不收敛了行动，造反派的人身安全及其正常学习和工作获得了有效保护。正是由于部队的进驻，才防止了武汉形势的进一步恶化，维护了武汉局势的基本稳定，避免了两派之间大规模的冲突。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七二○事件发生后，不论是百万雄师还是8201部队仍然在游行、示威，表达他们的诉求，显示他们的力量。百万雄师在独立师支持、纵容下，还对造反派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制造了不少流血事件。不仅如此，双方还在预谋着夺权省、市委的大权。在夺权流产的情况下，又企图通过谈判来获得中央对他们的支持和认可，以扭转业已出现的被动局面。为了及时、准确地反映武汉动态，中央文革记者站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派出人员飞赴武汉进行实地报道，将武汉形势发展的真实情况迅速报告中央。鉴于武汉发生的严重事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及时派出部队进入武汉市区接管防务，制止了百万雄师的进攻，保护了造反派，防止了武汉形势的进一步恶化，维护了武汉社会秩序的稳定。

⑤ 对七二○事件的处理及其善后问题。

从七二○事件中可以看到，参与这个事件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部分指战员竟然围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王力进行绑架、大打出手，致使毛泽东在事件发生后不得不匆匆离开武汉。这不仅是文革以来也是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那么，七二○事件发生后，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这个事件呢?

1)中央在处理七二○事件上存在重要分歧。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七二○事件发生后，在如何处理这个事件的问题上，中央是存在重要分歧的。这种分歧在毛泽东和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间产生，具体在三个方面表现出来，对武汉乃至全面的文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一，在定性上的分歧——叛乱，还是错误?

七二○事件究竟是反革命叛乱，还是党内错误?这直接关系到对七二○事件的定性，因而是一个必须认真弄清的问题。在这个事件中，不论是百万雄师还是独立师部分指战员竟然围攻、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特别是独立师部分官兵参与了这样的行动，武汉军区及其所属部队独立师主要负责人对此领导不力，从形式上看，确实具有骚乱的因素。既然如此，那么这个事件的性质究竟如何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围绕这个事件的性质在中央出现两种判断：一是毛泽东的判断，认为这个事件应按党内错误处理;一是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判断，认为这个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杨成武当时陪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七二○事件后又随同毛泽东一起乘机飞往上海。他们离开武汉以后，周恩来留下来处理七二○事件的后续问题。毛泽东到达上海以后，在反复考虑如何处理武汉发生的七二○事件。对此，杨成武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22日上午8时20分，我接到周恩来由武汉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他正在和林彪商量部署，商量好后请示毛泽东。并说，武汉发生的事对外报道，要涵蓄点，不点名。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他回北京时将陈再道等四个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伤害。

随后，我即去毛泽东那里报告了周恩来电话讲的内容。

当时，毛泽东对如何处理武汉问题，考虑很多，提了几个方案。他说：是宜快，还是宜慢?各有利弊。快的好处是趁热打铁，都说陈再道不好，错了。快，总要准备一下，要进行动员，计划一个礼拜时间。慢一点，就是暂时先不动。

毛泽东想了想，说：这类事情已搞了几个军区——青海、内蒙、四川。同时还有许多军区处于湖北的状态——江西、湖南、河南。

毛泽东设想：如果能在武汉内部解决，是最好的了。

如果先把湖南、河南、江西的问题解决好一点，再来解决湖北的问题，军队要来一个分化，群众组织也要来一个分化，不然他们就会调动农民，占领学校。

毛泽东感到，武汉的事牵涉的问题相当大，会影响到南京军区、福州军区。

毛泽东严肃地说：派兵的问题要慎重。

毛泽东思考后，问我：有什么方法做群众组织的工作?北京有2万多武汉的群众，做好工作派回去。它(指百万雄师——引者注)是个群众组织，数量很大，又同军区拉在一起，有没有办法搞个武汉的方针，陈、钟认错就算了。毛泽东感到：‘打政治仗、思想仗，不好办。’

‘武汉的问题，’毛泽东讲：‘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们也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他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可见陈再道并没有下个死命令。’毛泽东同意将陈再道等四人保护起来。”[1]

从杨成武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是与林彪商量好军队的部署以后，再请示毛泽东予以批准的。他从留有余地考虑，向毛泽东建议对外报道要涵蓄点，不点名，将陈再道等四人保护起来。毛泽东同意这样做。

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七二○事件的处理是慎重的，是经过反复思考以后才做出决定的。对于解决武汉的问题他考虑了很多，提了几个方案。派兵是下下策，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实施，一般情况下是不采用此方案的。这表明他对派兵的问题极为慎重。他认为对于武汉事件的处理，可以采取快、慢两种方式：快就是趁热打铁，人们都知道陈再道错了，进行动员以后，用一个礼拜的时间，进行迅速处理。这是热处理;慢，就是暂时先不动，观察事态的发展，再决定处理的方式。这是进行冷处理。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

在处理的具体措施上，可以从武汉内部或外部寻找突破口。如果从武汉内部着手，就要做好在北京的两万多武汉群众的思想工作，而后将他们派回武汉去做百万雄师群众的工作。百万雄师这个群众组织人数多，数量大，又与军区搞在一起，因而要搞一个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如果从武汉外部着手，就要先把湖南、河南、江西的问题解决好，创造解决武汉问题的氛围，而后再来解决湖北问题，使军队、群众组织产生分化，促进问题的最终解决。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处理，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作出决定。

其实，毛泽东主张对于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在七二○事件中的问题作为党内错误进行处理，并非他的个人臆断，而是在反复思考后才作出的决定。诚如毛泽东所说，如果陈再道他们有什么决心，不仅周恩来进不去。毛泽东也出不来，由此可见陈再道并没有下令封锁武汉，无论谁也不准进出。试想，如果发动叛乱的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怎样会能够自由进出武汉呢?这是判断他们的问题究竟是叛乱还是错误的相当重要的依据。另外一个因素是，这类事情已经搞了几个军区——青海、内蒙、四川，当时还有江西、湖南、河南等许多军区处于类似湖北的状态。武汉问题如何处理牵涉的面相当大，会影响到南京军区、福州军区。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军队支左乃至于军区和全国形势的稳定，因而在处理上就要格外慎重。

随后不久，毛泽东又找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武汉和北京的情况。杨成武回忆说：

“毛泽东说，因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要谈去北京谈。

毛泽东的看法是：三方面在一起谈，谈不成可能被包围，这是一。其次，现在看来陈再道和群众组织的头头，还未最后下决心。因此毛泽东主张周恩来等人‘还是早点离开好’。并且指示走时把孔庆德、叶明带去北京，因为他们回去会受迫害。

毛泽东想了好久，又说：三方面在一起谈，很可能谈不成。如何谈法?谈不拢，会提什么条件?强迫签字，承认他是革命组织。

‘不去北京，是否可以转移，到军舰上。’毛泽东考虑再三，最后说：‘不必了，还是早点离开好。这件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

毛泽东要周恩来根据具体情况办理。

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我立即给在武汉的周恩来处打电话，将毛泽东上午两次对武汉问题处理的指示，逐字逐句向总理秘书作了传达。他一面听，一面记，总理秘书接完电话也说：我看也是早点离开好。谈不出什么名堂，无非是被围攻，强迫签字那一套。”[2]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是在毛泽东指示下才于七月二十二日离开武汉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从当时武汉的斗争形势出发，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认为中央、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三方面在一起谈很可能谈不成，甚至还有被包围并强迫中央签字承认它是革命组织的风险，即便转移到军舰上去也无济于事，因而才指示周恩来早点离开武汉，要谈去北京谈的。由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在七二○事件中没有像军区主要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及其他负责人那样态度暧昧或放弃职守，而是执行中央指示，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因而毛泽东才特别提醒周恩来走时要带上孔庆德和叶明，防止他们留在武汉受到迫害。后来，由于要他们暂时主持武汉军区的工作，才没有把他们带走而是从安全考虑让他们转移到29师进行指挥的。同时，从毛泽东说这件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来看，武汉发生的七二○事件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在当时具有代表性，因而对这个事件的处理不仅直接关系到武汉同时也关系到全国文革的发展走向。这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下午一时三十分和二时四十分，毛泽东两次谈到武汉事件，说：军队主要是打思想仗，能锻炼人。军除支左，支错了就改，属于认识问题，如果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属于立场问题。[3]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提出了军队支左错误究竟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的判断标准。如果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及时改正了，就属于认识问题;否则的话，就是立场问题。这样就不仅将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这些部队及其领导干部解脱了出来，有利于他们及时改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同时也为七二○事件中犯了错误的部队网开一面，为他们改正错误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希望他们能够悬崖勒马，站稳立场，提高认识，改正错误，转到中央的文革路线上来。

从以上毛泽东七月二十二日的几次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听取周恩来和北京中央领导人关于武汉问题的情况汇报，及时为解决武汉问题作出指示。他主张将七二○事件作为党内错误而不是叛乱进行处理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从当时周恩来和他能够进出武汉来看，武汉军区及其所属支左部队主要负责人并没有下达戒严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同时，当时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直接关系到武汉乃至全国文革形势和军队的稳定。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要早点离开武汉，因为从当时的形势看三方谈判是难以取得成效的，很有可能会被包围进而被百万雄师强迫签字承认它是革命群众组织，因而要谈就要去北京去谈。毛泽东这个时候还提出判断军队支左错误是立场问题还是认识问题的标准。这样做是有利于支左乃至七二○事件中犯了错误的部队及时转变态度的。

我们再看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是如何定性七二○事件的。

七月二十二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会上，把武汉七二○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4]周恩来七月二十二日回京后，参加了这次会议。[5]这次会议还决定：① 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等进京;②起草文件通知全国;③召开百万人大会。这三条都被迅速执行。[6]

虽然我们现在尚未发现这次会议更多的文献资料，但是从会议对

七二○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来看，应该是与会人员对这个事件态度的一致反映。否则的话，会议是难以作出这样定性的。林彪主持了这次会议，因而这个定性更鲜明地反映了他对这个事件的态度。

会议对七二○事件作出反革命暴乱的定性，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不仅是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解散工总，支持百万雄师打压、武力围剿造反派，更重要的是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出动人员冲击东湖客舍，围攻谢富治，绑架、殴打王力，致使毛泽东不得不紧急离开武汉。在毛泽东和中央代表团成员到达武汉，又对武汉军区及支左部队负责人做了大量思想工作的情况下，竟然发生了这样逆文革发展潮流而动的严重事件，而武汉军区和独立师主要负责人对于武汉文革形势的发展熟视无睹，没有及时、有力地采取措施防范、制止这样的行动，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了。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必须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军队不能脱离党的领导，打自己的旗帜，决不允许枪指挥党，搞“军党论”。中央已经有规定，不在军以下部队搞“四大”。军队要支持左派，而不能支错对象。武汉军区不仅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且在中央纠正其所犯错误的时候，武汉军区和独立师主要负责人不仅不接受中央要他们纠正错误的衷告，反而纵容、支持、默许其部下及百万雄师采取暴力手段来围攻、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这种带有浓重暴力色彩对抗中央文革路线及其成员的行动，从形式上看又与暴乱存在什么样的不同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林彪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将七二○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并不是那一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从七二○事件的具体内涵以及在文革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出发，与会人员对于事件性质思考后一致做出的判断。这种判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现实依据的。

至于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进京的电报，是由周恩来根据会议决定起草的。电报以中央名义发至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指出：“周、谢、王、李四同志回京后面报一切。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稳定，拟先约军区和有关方面同志来京一商，请陈再道、钟汉华、傅传作、刘丰、吴世安、周志刚、赵兰田、温锡、张绪、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12位同志于二十三或二十四日来京。中央已令空军派机往接，何时动身，望告。”[7]

从电报中可以看到，进京人员是武汉军区、空军及支左部队的负责人。这里面既有在七二○事件中犯了严重错误的领导人，也有在事件期间执行中央方针的领导人。中央调他们进京是要同他们在京协商、处理武汉七二○事件及如何稳定武汉形势，同时也是对七二○事件中犯了严重错误的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人是不是发动叛乱的一个考验。

由于七二○事件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对正在预谋进行这类事件的人予以警告，防止文革形势走向恶化，因而不仅要将这个事件的情况通告全国，还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宣告中央对于七二○事件的态度。林彪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在对七二○事件进行定性以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又作出这三个决定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毛泽东将七二○事件定性为党内错误，主张按党内错误进行处理，而林彪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将七二○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主张按叛乱进行处理。两种定性是不同的，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上来说，毛泽东将七二○事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林彪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将七二○事件定性为敌我矛盾。这两种不同的定性是基于认识、侧重点和七二○事件及其处理方式在文革和形势发展中的不同造成的。从随后毛泽东批准的武汉军区公告来看，[8]是将七二○事件定性为“叛变事件”的(即敌我矛盾);而毛泽东起草的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则表明，[9]七二○事件是作为党内错误(即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的。

从毛泽东对七二○事件定性为错误而非暴乱来看，对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是按党内错误来进行处理的。虽然毛泽东批准武汉军区在七月二十六日发表的公告中点了陈再道的名，[10]但是他在后来审阅林彪接见新任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的讲话稿时却没有同意再点名批判陈再道。九月十三日、十月十一日，毛泽东两次审阅林彪八月九日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记录稿时，讲话稿中多处点名批判陈再道，毛泽东均一一删去陈再道的名字。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的这个讲话。[11]从中不难看出，对于林彪在讲话中对于陈再道点名批判的地方，毛泽东都一一删去了陈再道的名字。这不仅表明要把陈再道的问题作为党内错误来进行处理，也是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为争取陈再道态度的转变，以便能够尽早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创造了条件。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毛泽东与林彪在陈再道问题上出现的分歧。

虽然当时在七二○事件的定性上出现了分歧，但是由于毛泽东在中央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也是为了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处于争取犯错误的干部、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的需要，即便一度将七二○事件定性为叛乱，最终还是按党内错误来进行处理的。这在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文件中表现了出来。

其二，在策划、协作上的分歧——是单独行动，还是团伙作案?

七二○事件发生后，这到底是武汉军区及其所属部队一些领导干部和百万雄师头头的单独行动，还是与北京二月逆流期间的领导干部以及湖北党政干部共同策划的行动，武汉与北京之间在七二○事件上到底有没有联系?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在追查徐向前、徐海东、张体学是否是七二○事件的后台以及出席八一建军节大会人员的分歧上表现了出来。

我们看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造反派追查武汉七二○事件与北京是否存在联系上的行动。

我们首先看林彪、叶群在这方面的行动。

本来，七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声讨武汉七二○事件的大会，没有安排林彪参加，但是林彪却在开会前表示要参加大会，认为他出席大会，表个态为好。他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12]对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后来回忆说：“那天林彪还来得特别的早。平时中央开大会，林彪一般都不参加。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多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态而表态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在那天表现得非常积极。我还没见到他在别的事情上这么积极过。他那天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说了很多话。他说，这件事一定会使右派更快地分化。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做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做大文章，把坏事变成好事。还说，陈再道的这个部队过去是四方面军的，是徐向前领导的。谢富治也是四方面军的，谢富治还是他们的首长。现在他们连谢富治的话也不听了，那一定是有比谢富治还高的人在背后支持。”[13]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当时林彪在那天的表现是积极的、主动的，特别兴奋，还在天安门城楼上跟他们讲了很多话。林彪认为武汉问题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全国的问题，要抓住武汉问题来做文章，变坏事为好事。林彪特别指出七二○事件的出现，是有比谢富治还高的人在背后支持的问题，实际上这就点出了这个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北京存在着联系的。不过他是用比较隐晦的方式说出来的。与此相对照的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却被排斥在外，没有参加这次大会。本来，出席这次大会的人员名单是在七月二十四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会议通过以后，书面报告林彪以后决定的。[14]两相比较，是耐人寻味的。

既然林彪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么叶群又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对此，戚本禹后来回忆道：

“大会(结束)的当天晚上，就有人去徐向前和徐海东的家附近去游行、示威、喊口号。后来，在秦城审判我的时候，他们说，这件事是我指挥人干的。其实我确实没有主动指挥去干这件事，江青也没有给过我这个任务。这件事我又确实知道并支持过，虽然它确实不是我指挥的。那天开完大会后，是叶群拉着我到文革办事组，指挥着让‘北航红旗’等造反派组织叫人去的。当时是叶群具体告诉我们叫红卫兵去那里那里的。叶群当时在文革办事组里这么指挥人做这件事，我在旁边也只能配合着她，而江青当时也在场。现在叶群已经死了，他们要把这件事的责任全推在我的身上，我也只能认了。反正事情都过去许多年了，我觉得更多的辩白也没有什么意义了。”[15]

戚本禹后来还回忆道：“查事件后台的问题，当时有汇报说：王任重、张体学有问题，支持了军区和事件;于是布置了北航去抓张。叫学生去西山示威和抄徐海东家，是江青和叶群决定的，好像叶群对徐海东的意见比较大，认为他有问题。于是我才安排叫北航学生去西山。在审查我时我承担了自己布置学生行动的责任，并说不要去追究学生了。”[16]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到徐向前、徐海东家附近进行游行、示威是叶群让中央文革小组指挥造反派干的，当时江青也在现场，也同意这样做，戚本禹要求造反派行动是奉命行事而已。他们这样做是有人汇报过，但是究竟是谁汇报的现已无从查考了。到徐向前、徐海东家附近进行游行、示威的主动权在叶群，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江青，戚本禹在其中是一个执行者的角色。这件事与他倒没有什么关系。陈再道他们奉命到达北京住进京西宾馆以后，动员造反派到京西宾馆游行、示威，倒是与戚本禹有关。当然，叶群也动员部队的“老三军”进行示威、游行了。戚本禹后来回忆说：

“陈再道他们一住进京西宾馆，首都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起码有两、三万人，把京西宾馆包围得水泄不通。这件事倒跟我有关系，是我让中央文革的文艺组动员了不少人去参加了包围。当时，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都对陈再道感到非常愤怒，所以我跟他们一说，陈再道就住在京西宾馆。文艺组的金敬迈就说，我们去造他反去!他把文艺组、各个艺术院校和样板剧团统统带上。金敬迈动员的人至少在万人以上。还有上万人都是穿着军装的，那是叶群动员去的。另外还有一些工厂、学校的，那是群众自发去的。”[17]

这些群众到了京西宾馆不仅是在外面进行示威、游行、喊口号，甚至有人突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进了一楼，周恩来让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去处理这件事。傅崇碧宣布了周总理写的四条意见，造反派仍然不听。傅崇碧急忙上楼,在警卫人员的掩护下,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等人弄进一个平时很少开的电梯内,让电梯开到中途悬停下来,而且告诉他们不听到规定的信号不能出来。

傅崇碧根据警卫干部提供的情况,向周恩来报告说:“冲击京西宾馆之事,谢富治、戚本禹他们很清楚。”周恩来立即把谢富治、戚本禹找来,严厉地批评道:“冲击京西宾馆、抓陈再道的事我不管了,交给你们两位。陈、钟、牛出了问题,你们去向毛主席交待!”

谢富治和戚本禹看到周恩来生了那么大的气,也不敢怠慢,就给京西宾馆造反派头头通电话，造反派很快从京西宾馆撤走了。[18]

关于这件事，戚本禹是这样回忆的。他说：

“傅崇碧很聪明，他一看群众中有好几个他认识的样板剧团的演员，‘老三军’的代表，就报告总理说这事跟戚本禹和叶群有关。总理就把我找去了，问，是不是你动员人去揪陈再道的?看到总理很不高兴的样子。我就老老实实地说，是我给文艺组的人透露了一点消息。总理就说，你马上让他们走!这怎么行啊?我们中央让人家来开会，你弄了那么多的群众来包围，万一群众激动起来，把他打伤了，打死了，我们怎么跟毛主席交待?!我一听，也觉得紧张了，就赶紧通知金敬迈，让他赶紧把人撤走。接着，总理又叫叶群撤人。”[19]

后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对于戚本禹、叶群组织人冲击京西宾馆的行动进行了批评，叶群不服气，甚至还与周恩来进行了争辩。对此，戚本禹回忆道：

“在开会时，总理又拿这事批评我和叶群，说，怎么不经过中央同意，你们就找人去包围京西宾馆?我知道错了，就当众给总理再次认错。可叶群不高兴了，她顶总理说，他们在武汉把毛主席都包围了，我们去包围他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啊。我们也是为了保卫毛主席，表示我们的忠心嘛!总理说，你表示忠心当然可以，但也不能不经过中央同意，就冲进去抓人，要真出了事，我怎么跟主席交待?叶群说，我们也没真抓他，我们只游行、示威，吓唬吓唬他也不可以吗?总理说，示威可以，但你们能控制得了局面吗?叶群说，我们不进去抓人，就叫人在门口走走，喊喊口号，这总可以吧?他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我们喊几句口号还不行吗?”[20]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林彪七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点出了七二○事件是有比谢富治还高的人在后面支持的问题，叶群又鼓动中央文革小组派造反派到徐向前、徐海东住地进行游行、示威，这反映出他们认为七二○事件是与北京存在着某种联系的。至于围困京西宾馆，是戚本禹和叶群共同派人去的，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行动，很可能会发生意外事件，因而遭到了周恩来的批评。周恩来执行的是毛泽东的指示，要保证陈再道等人的安全。从叶群在周恩来批评的时候进行辩解来看，她并没有认识到这样的行动有什么错误，反而认为这是正义的行动。这到底是因为她对于七二○事件的义愤，还是另有所图呢?确实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中央文革小组对于这件事又是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担任组长的王广宇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武汉事件’使中央文革小组认为，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军队中的一些‘保守势力’，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和反抗。武汉军区和他们支持的‘百万雄师’敢于殴打、扣压中央文革成员(当时的名义是‘中央代表团’)是非同寻常的事件，一定会有军队里高层操纵支持参与策划。这个看法事出有因。于是一方面，以中央名义把陈再道、钟汉华调到北京交代检查;另一方面，就是追查武汉事件的背景，深挖可能参与策划的相关人员。”

“关于参与策划‘武汉事件’的后台，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各种途径获悉，徐海东和张体学有重大嫌疑。据掌握的情报，在‘武汉事件’前，原湖北省长张体学和北京的徐海东频频接触，张曾去徐家七八次之多。于是，中央文革主管办事组的成员戚本禹受命追查‘武汉事件’后台。首先造声势，布置北航‘红旗’红卫兵到西山军委负责人住地游行、示威，喊‘打倒陈再道’的口号。随后又让北航‘红旗’红卫兵去揪正在中直招待所进行保护性学习的张体学，让张体学交待他和徐海东的关系，每次去徐海东家都谈了什么问题?中央文革还让北航‘红旗’去徐海东家查抄策划‘武汉事件’的黑材料。”[21]

从王广宇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七二○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分析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一定是军队高层支持和策划的，否则的话，他们怎么会有那样的胆子竟敢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团的成员呢?于是就把目标指向了徐海东和当时在京反省的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派北航红旗红卫兵等造反派去游行、示威、抄家，寻找他们参与策划七二○事件的证据。

其实，从一些回忆材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七二○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就叫人通知北航红旗赶快到西山去查徐海东与武汉事件的牵连问题，还说“他们再不动就叫别人去了”。王广宇紧急通知北航红旗将在京的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抓回来查证徐海东是否与武汉事件有关。北航红旗负责人韩爱晶单独与张体学在北航谈话，双方沟通得十分融洽。张体学说自己是苦出身，对毛主席和党的感情，甚至还动情大哭，表示自己脱离运动多时，与武汉或北京的徐海东实无关系。韩爱晶劝张体学给毛泽东写信表态，承认错误，争取中央和造反派谅解，并愿意将信件传递上去。次日，张体学即随同北航学生去徐海东的家(原北航红旗“红一连”学生证实)。几日后，张体学呈毛泽东信拟就，八一建军节晚宴后，韩爱晶就将信送呈周恩来了。

七月二十九日，周恩来要求卫戍区要回北航红旗揪去的张体学等领导。周恩来也曾指示所有进入抄徐向前家的清华大学人员全部撤走，保证徐向前及其家属、工作人员安全，徐向前家的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要全部向清华大学追回。后又命文革办事组通知北航红旗退回在徐海东家抄走的物件。[22]

关于追查张体学、徐海东与武汉七二○事件的关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后来回忆说：

“虽然采取了上述措施，中央文革小组追查‘武汉事件’的后台，没搞到什么材料。张体学的交待和‘武汉事件’不沾边，抄徐海东家也没抄出什么黑材料。揪张体学、抄徐海东家两件事，后来周总理曾派联络员去北航，要他们放回张体学，还让查抄人员归还从徐家抄出的文件、物品。”[23]

从中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徐海东、张体学可能与七二○事件有关，因而才派北航红旗的造反派采取行动，查证他们是否策划、参与了七二○事件。张体学的动情诉说打动了韩爱晶，因而韩爱晶才建议张体学给中央写信并表示愿意传递这个信件。后来韩爱晶还真是兑现诺言将张体学的信交给周恩来转呈毛泽东了。对于造反派的这些行动，周恩来予以了干预，让卫戍区要回了张体学，还要求造反派将在徐向前、徐海东家抄走的物件全部奉还。

上面的资料没有交待造反派是如何去追查徐向前与七二○事件关系的。其实，这个任务是由清华井冈山兵团来完成的。七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声援武汉七二○事件大会的时候，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对蒯大富、韩爱晶等红卫兵头头表示，在军队问题上“要大作文章”。蒯大富马上找到王力探询“大作文章”的底细，一一点着军队领导人的名字看王力态度，认定是徐向前有问题。蒯大富连夜召开清华井冈山总部会议，传达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说明王力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对形势的发展作出了分析。当时团派头头认为，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原四方面军的人。他们人多、力量大。武汉七二〇事件就是原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蒯大富说：“下一年的战斗任务就是专门解决各大军区的军权问题”。“陈再道的后台就是徐向前。让我们把徐向前揪出来斗倒斗臭”，提出了 “打倒徐向前”口号。[24]

七月二十九日兵团作战部发表“严正声明”：“武汉事件不仅仅是武汉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武汉事件是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镇压无产阶级的反革命严重事件。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有黑手操纵的，这个黑手就是混进军内的走资派徐向前。武汉事件是全国的一个集合点”，“坚决打倒陈再道的黑后台徐向前!”于是在兵团作战部长带领下，去了40多人抄了徐向前的住所和办公室。[25]

从中我们看到，蒯大富领导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是在林彪、王力的影响下，经过他们自己分析以后，从陈再道、徐向前都是原红四方面军的序列出发，才将矛头指向徐向前的。他们认为七二○事件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事件，这个事件的后台就是“军内的走资派”徐向前，因而才派人抄了徐向前的家和办公室。关于这个问题，徐向前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七月间,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我又变成陈再道、钟汉华的‘幕后操纵者’，武汉事件的“黑后台”。其实，天晓得，我住在西山，与外界隔绝，怎么会去制造武汉事件呢?‘打倒徐向前’的浪潮，又一次掀起。叶群公然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即‘老三军’——引者注)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他们把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揪到北京批斗，追查和我的关系，结果什么也没捞着。七月二十九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手下的一批人，又抄了我的家，抢走五铁柜机密文件。我的秘书向周总理办公室报告后，总理指示：(一)所进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这样，抄家的风波才告平息。”[26]

从徐向前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清华井冈山兵团通过游行、示威和抄家行动，追查他和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关系，是否参与、策划了七二○事件。叶群还向“老三军”负责人发出了打倒徐向前的信号，“老三军”也参加了类似的行动。结果折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徐向前这方面的材料。秘书将这些情况上报周恩来后，是在周恩来的责令下，这些参与抄家的人才撤走并交回了抄走物品的。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七二○事件发生后，究竟是武汉军区及其所属支左部队独立师主要负责人的单独所为，还是他们与北京一些高层领导的联合行动，林彪、叶群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此是有疑问的。因而他们才动员造反派和部队的“老三军”的人员通过游行、示威和抄家行动，来追查徐向前、徐海东、张体学与七二○事件到底有没有关系，是否策划、参与了这个事件。尽管采取了这些行动，但是却没有发现他们与这个事件有关系的证据。清华井冈山兵团所发表的“严正声明”，不过是他们自己的臆测而已，并没有获得相关事实的支持。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林彪、叶群和中央文革小组认为七二○事件上，武汉与北京之间是存在联系的。在七二○事件究竟是武汉的单独行动，还是与北京存在联系上，毛泽东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七月二十四日晚上，毛泽东交代杨成武：你回北京筹备建军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对总理讲，不要他们那么激烈(指林彪、江青等处理武汉七二○事件——毛年谱编者注)，当作犯错误处理。警惕有人做文章。告诉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指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和政委蔡炳臣——毛年谱编者注)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27]杨成武到京后，向周恩来汇报毛泽东的指示后，前往京西宾馆，向陈再道本人转达了毛泽东对他讲的三句话。为了陈再道的安全，他还分别找邱会作、北京卫戍区的领导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28]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提出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接到京西宾馆，重申了要把陈再道等人的问题作为党内错误处理，要杨成武告诉周恩来不要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那么激烈。从毛泽东要杨成武转告陈再道的三句话来看，不仅进一步表明要将陈再道的问题作为党内错误进行处理，还充满了对他的关心和希望，期望他能够尽早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气度和坦荡胸怀。至于说警惕有人借这个事件做文章，倒是反映出毛泽东要将这个事件的处理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将其扩大化。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在七二○事件的问题上，武汉与北京之间到底是否有联系，毛泽东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之间是存在分歧的。当时林彪、叶群、中央文革小组及造反派怀疑两者之间有联系，因而才追查他们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游行、示威和抄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发生的。毛泽东却对此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在没有获得确实的证据之前，他并不赞成林彪、叶群、中央文革小组采取这样的激进行动。因而才要杨成武转告周恩来不要他们那么激烈的。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武汉与北京在七二○事件上是否存在联系，毛泽东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之间是存在分歧的。这种分歧还在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的人员上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本来，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批判、声讨武汉七二○事件的大会时，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就没有参加大会。[29]在当时背景下，是否参加这样的大会成为领导干部政治地位是否稳固的重要信号。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明确指示各位老帅都要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七月二十六日他在同准备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杨成武谈话时指出：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30]但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的出席人员时却又出现了分歧。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只好请示毛泽东，由他来做出决定。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林彪、江青等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电话请示，明确表示：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本日晚，朱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均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31]

由此我们看到，在几位老帅是否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出现分歧的时候，是毛泽东一锤定音批准他们参加招待会的。关于这个问题，徐向前后来有一个更详细的回忆，我们引述如下，他说：

“‘八一’建军节在即，‘二月逆流’的成员和一些被揪斗的老同志,能否出席‘八一’招待会，亮亮相，成了斗争焦点。周恩来同志用心良苦，坚持几个老帅和尽可能多的老干部出席，而林彪、江青等则极力反对。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五时左右，周总理打电话给叶帅，让他转告我，准备出席招待会。剑英同志在电话里对我说：总理说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请示毛主席，待主席决定后正式通知。过了会儿，剑英同志来到我的住处，还带了个理发员来，要我一边理发，一边等通知。刚理完发，总理来了电话：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剑英接完电话，高兴地说：为了保证安全，总理亲自布置了你的行车路线，加强了沿线警卫。我出席招待会回来，黄杰(徐向前夫人——引者注)同志说，你刚刚走，总理就来电话，问走了没有?他还说：‘你和徐帅要多多保重啊!’”[32]

从中可以看到，虽然在是否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上的问题上，徐向前受到二月逆流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但是在七二○事件发生后，能否出席招待会就成为判断他与七二○事件是否存在联系的重要依据。毛泽东同意徐向前、韩先楚这些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出席招待会，不仅是为了防止他们在这个事件中遭受冲击，也是为了避免将这个事件扩大化。从徐向前参加招待会存在争议以及在毛泽东批准后才得以参加招待会来看，毛泽东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在徐向前与七二○事件的关系上是存在不同意见的。

正是因为这样，当中央文革碰头会出现分歧的时候，毛泽东从大局出发，要徐向前、韩先楚这些原红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实际上这是对他们的一种变相保护，也是对他们在七二○事件上遭受质疑和攻击的特殊表态。鉴于当时徐向前的处境，周恩来才不仅打电话询问徐向前何时出发，对徐向前予以慰问，还亲自布置了行车路线，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

徐向前出席建军招待会，引起了清华井冈山兵团负责人蒯大富的诧异和不解，他后来回忆道：

“我们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以为毛主席会打倒他。在1967年7月31号晚上举行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我看到徐向前元帅还在主席台上。怎么徐向前又出席在这个会呢?他没什么事嘛，我当时关心的是这个。”[33]

蒯大富的疑问不足为奇。他不是从文革大局以及形势的发展上，而是从派性立场上来看待问题的。这样也就难免对徐向前出席招待会感到疑惑和不解了。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在徐向前等人是否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上，毛泽东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清华造反派井冈山兵团之间是存在分歧的。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的讨论存在分歧的时候，徐向前等人是在周恩来请示毛泽东以后才得以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的。毛泽东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是从文革发展的形势和大局以及军队和社会的稳定上来处理问题的。而林彪、叶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则是在文革的视野和认识上与毛泽东存在着差异。至于蒯大富对于徐向前出席了招待会感到诧异，不仅反映出他昧于文革发展大势，也是由于他是从派性立场上来看待问题的。

从以上研究我们看到，在武汉七二○事件与北京之间的联系上，毛泽东与林彪、叶群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间是存在分歧的。这种分歧表现在林彪、叶群和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在七二○事件的问题上，武汉与北京之间存在着联系，因而才通过游行、示威和抄家来寻找这方面的证据。毛泽东则对此持不同态度，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慎重，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不能采取这样的激烈行动。这在徐向前等人没有参加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发出的不要他们那么激烈的指示以及同意徐向前等人参加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上表现了出来。这种分歧当时只是处于认识的层面上，是属于中央内部在文革大局以及形势发展一致下的认识的不同。

其三，在“揪军内一小撮”上的分歧——是就事论事，还是进一步扩大化?

七二○事件后，毛泽东和林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分歧还表现在要不要以七二○事件为突破口，进行“揪军内一小撮”。这实际上就是对于刚刚发生的七二○事件，究竟是就事论事，还是以此为导火线，继续在军内揪走资派的问题。这样势必会将打击的目标进一步指向军队，导致军队更加严重的混乱。在这方面他们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

我们先看林彪在“揪军内一小撮”上的态度。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声讨武汉七二○事件的大会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中央文革小组及造反派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他还要北京造反派行动起来，“揪军内一小撮”。[34]

七月二十七日，林彪主持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林彪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邓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5]

从中可以看到，林彪明确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认为武汉问题反映了全国的问题，这个事件表明军内存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才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这在王力的回忆中也得到了证明。

王力后来回忆说：“社论报道从这时就开始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点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36]

从王力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林彪也是想以七二○事件为突破口来解决军内的问题。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又加编者按，发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林彪儿子林立果所署的笔名)的文章《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说：“我们空军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7]

我们看到，在七二○事件发生后，不论是林彪还是他的儿子林立果发表的文章都是主张要“揪军内一小撮”的。不仅如此，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也开始宣传“揪军内一小撮”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七月二十二日，王力在回京的飞机上，曾对北航红旗的造反派说：“这下子，要抓住武汉事件解决‘军内一小撮’问题了。”[38]

这还是王力私下对北航红旗造反派讲的。其实，他不仅私下里说说，而且还将这个观点写进了中央下发的文件《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大约是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关锋突然到钓鱼台十六楼办事组值班室要找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的签字原稿大样。……从中央办公厅调来了给武汉军区一封信大样后，矫玉山、李奎林(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工作人员——引者注)先看了一下签字大样改动情况，在大样上只有陈伯达、王力改动的字迹，王力在信中提到武汉地区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句中‘党内’后面加上、‘军内’即一个顿点两个字。这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加?办事组一无所知。……矫玉山、李奎林让我把刚从中办调来的签字大样，送给正在楼上焦急等待的王力和关锋。我上楼把签字大样递给了关锋。关锋翻了一下大样，惊讶地对王力说：‘老兄!是你的字迹。’说着把大样递给王力看，王力早把这件事忘了，他愣了一下说：‘我加的?’然后翻看了签字大样说：‘噢!这是我和陈伯达在一起改的。’在大样上也确有陈伯达在别处改动的字迹。

王力、关锋这时无话可话。随后，王力对我说：‘查清楚就行了，不必大惊小怪的!’”[39]

从王广宇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是王力在“党内”后面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前面加上了“军内”二字的。这个文件是由林彪报送毛泽东审阅批准后下发的。[40]这里的问题是，王力竟然在毛泽东批准文件以后又擅自加上了“军内”二字，这才是问题的要害。这从林杰的回忆中得到了证明。

林杰说：“更严重的是文件下发前一天，即7月26日，王力胆大包天，竟背着毛主席在这份中央文件上加上‘军内一小撮’。即在《一封信》原稿‘党内一小撮’的‘党内’二字之后，私自添加了‘军内’两字;改成了‘打败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等于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这个经王力篡改过的文件发出以后，时在上海的毛主席看见了很生气。他让姚文元告诉陈伯达和中央文革，追查在文件上私加揪军内一小撮者的责任。陈伯达立即叫王力、关锋把原稿找出来查看。王、关叫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找来原稿，关看后急忙对王力说：‘老兄，是你的字。’王力却心无愧疚，叫王广宇不要大惊小怪。陈伯达只得将此事告诉毛主席，毛主席震怒地说：‘那就要问问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毛主席对王力私加揪军内一小撮如此震怒，说明王力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绝不是提法不策略的问题。”[41]

从林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王力是在毛泽东审阅这封信以后私自又加上了“军内”二字的。毛泽东发现后让人追查这件事，王力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自己所犯的错误，而是仍然觉得无所谓。这从前文王广宇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证明。王力在这件事上的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错误，在中央下发的文件中私自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字句;另一个是组织错误，是在毛泽东业已批准的中央文件中私自添加的，添加后在没有呈送毛泽东再次审阅的情况下，就以中央名义下发了。这就是王力的错误之处。

从这里可以看到，王力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表现在文件上做了手脚。这个中央文件发布的范围是武汉市的革命群众和指战员。如果说这个宣扬“揪军内一小撮”的文件还是局限在武汉地区的话，那么“揪军内一小撮”在社会上发生更大影响则是《红旗》杂志发表的两篇社论，特别是其中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八一社论。

八月一日，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为了支持七二○事件，在同期《红旗》杂志中还发表了《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社论。社论写道：“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42]

《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党中央的喉舌，其地位在党内甚至超过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都在《红旗》杂志分别担任总编、副总编职务，由该刊发表的社论自然是权威的声音。但是，这两篇社论特别是其中的八一社论公开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两篇社论发表前，新华社就于七月三十日发了通稿。

这两篇社论是由林杰起草经关锋审改后，陈伯达签字后发表的。[43]

这两篇社论特别是其中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社论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实际上是指出了下一步的斗争方向。本来，像这样具有文革斗争方向变化的社论是要报送毛泽东批准以后才能发表的，可是《红旗》杂志的这篇社论却是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公开发表出来了。不仅政治上，即便在组织程序上也是错误的。在这方面关锋、林杰当然是有责任的，但是作为总编辑的陈伯达责任更大。从两篇社论的发表来看，中央文革小组的这几位成员是同意在七二○事件以后进行“揪军内一小撮”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七二○事件以后，不论是林彪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成员在“揪军内一小撮”上是一致的。《红旗》杂志的两篇社论还由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当时确实出现了将斗争矛头指向军队的趋势。清华井冈山兵团和北航红旗在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起着标杆作用。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清华井冈山兵团的负责人蒯大富回忆说：群众代表在(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天安门大会上发言呼喊“打倒军内一小撮”、“打倒陈再道”等口号时，林彪也都举了手。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厅，林彪对周围的人说：武汉七二○事件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抓住作文章。

在与王力的对话中，我认为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时候了。全国“老保”行动那么一致，在中央肯定有“黑手”。陈再道的后台就是徐向前，我们要把徐向前揪出来。

下一年的战斗任务就是专门解决各大军区的军权问题。“要拿起枪杆子”。我们清华井冈山要与外地造反派并肩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44]

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七月二十五日在武汉召开会议，传达关锋、王力的指示，他们在会上说道：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地方上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来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中央用这么大的决心，这么大的气魄处理陈再道制造的七二○事件就是这个转折的标志。武汉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拉开了序幕，吹响了进军号……

在这段时间里，中央文革小组向武汉造反派的一个头头当面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武汉的造反派组织，派出一批人马到各地去，介绍、推广同军内走资派斗争的经验。

武汉的造反派接受任务后，先后派出了几万人次，到全国各地介绍经验，冲击当地的军事机关，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45]

从以上两个材料可以看到，在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一些成员“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下，造反派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将文化大革命推进到新阶段，解决所谓军权问题。这样就将打击的重点指向了军队及其负责人。

对于七二○事件后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毛泽东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红旗》杂志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毛泽东看了以后，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指出要“还我长城”。[46]

八月二十二日晨，周恩来接见广州两派赴京代表时说：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七二○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毛主席批评了这件事。[47]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毛泽东途经郑州，在专列上听取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纪登奎、王新(时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毛年谱编者注)等汇报工作。毛泽东说：抓军队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48]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划掉了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并批示“不用”两个字，退给了林彪的办公室。叶群把毛泽东退回的文件，悄悄地锁进了保险柜。然后，让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明“红尖兵”文章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后来别人加上去的。[49]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断然否定了这一提法。不论看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还是谈话乃至批阅的文件中，都对此表示了反对意见，态度是鲜明的。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这一明确表态，严厉的批评，才将这股“揪军内一小撮”的风刹了下去，防止了对军队的严重冲击。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对这个时候受到严重冲击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了保护。在徐向前请求辞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时还予以了挽留。

此前，虽然徐向前在毛泽东批准后参加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当时的处境，经过反复考虑后，决定辞去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职务。对此，徐向前后来回忆道：

“我虽早已脱离全军文革的工作岗位，但仍是挂名组长，名不副实。我和叶剑英、聂荣臻同志商量，想正式提出辞职的请求，他们完全赞成。那时，‘辞职’一事没有先例，我是盘算了很久才下决心的。九月十六日，经与叶剑英同志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写出辞职报告呈送毛主席：

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并报军委、中央文革：

我在担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工作期间，由于对主席著作学的不好，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没有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而犯了保守、右倾、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我已作过两次检讨,内容不再重复)。本来我已不适于作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工作，但三月底中央决定由肖华主持军委文革小组常务工作的同时，仍对我保留着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名义，中央对我如此照顾，我内心深感自疚。在肖华的问题揭露后,军委文革小组的工作全部陷于瘫痪。鉴于上述情况，我曾经在军委常委会上口头提出免除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名义，现在我再一次诚恳的请求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免除我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名义,另选贤能，以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50]

从中不难看出，徐向前起草这个辞职报告是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后才写成的，期间还有叶剑英为这个报告进行了把关。因为既要辞去这个职务，又不能授人口实，认为自己是在闹情绪、“撂挑子”。这就要把自己的错误、处境以及真情实感写出来，获得毛泽东、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理解和谅解。这是徐向前在起草这个报告时的踌躇之处。其实，徐向前当时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呈送辞职报告的这一天，毛泽东在谈话中就提出对徐向前、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等一批出身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予以保护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九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在杭州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

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等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还有个东北陈锡联，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他们过去还是打了很多仗的嘛!有人说打倒许世友有三条理由，我看理由不充分。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跟上不，一下想不通，有错误。有错误，愿意检讨，检讨了就好了。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错就错，对就对，很果断。他犯错误也果断嘛!

谈到其他一些受到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51]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保这些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于当时受到冲击的原红二方面军负责人贺龙也是要保护的。对于许世友这些大军区负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一时跟不上形势，检讨了就好了，不是打倒的问题，而是要在他们认识错误以后，进行保护的问题。毛泽东是从军队、国家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待、处理这些问题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徐向前的问题表了态，不管谁提出打倒徐向前，他是一定要保护徐向前的。这样就断然否定了打倒徐向前的作法。正是因为这样，在收到徐向前的辞职报告以后，毛泽东才不同意他辞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十月十二日批示：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林彪十月十六日批：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这样，我只好继续挂名。”[52]

我们看到，在毛泽东批示以后，林彪也就顺水推舟地作出了与毛泽东一致的批示。尽管辞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是徐向前主动提出来的，但是毛泽东还是没有同意。这实际上是通过这一职务的保留，对徐向前的政治地位予以肯定，也是对他进行的变相保护。不论是批准徐向前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还是不同意徐向前辞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都是毛泽东对徐向前进行保护的具体手段。毛泽东九月十六日中午在专列上的谈话中就对此予以了说明。

王力当年曾经积极宣扬“揪军内一小撮”，但是后来在回忆录中却又文过饰非，为其当年的行为进行辩护。这里我们驳斥王力在“揪军内一小撮”上的一个说法。

王力说：讨论七二○事件的宣传口径时，“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是毛主席批准的。八月十二日，毛主席又指示说，“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不策略。“五一六通知”中“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段话，是毛主席加的。这不是说的更厉害吗?[53]

王力的意思是说，怎么毛主席在“五一六通知”中加写的“一批”都没有问题，而“揪军内一小撮”比这个“一批”的分量还要轻的提法，就要遭到批判、否定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并没有同意“揪军内一小撮”，对于“揪军内一小撮”他是坚决反对的。当发现有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后，他就及时予以了制止，还要追查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怎么会同意、批准“揪军内一小撮”呢?王力能够拿出这样的文献依据来吗?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非策略不策略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这有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为证。其实，策略不策略只是一个方式、方法问题，而错误则是一个斗争方向问题。王力这样说，就将斗争方向问题偷换为斗争方式问题，从而减轻了他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

至于王力说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加写的文字是“一批”，而他在中央下发的“一封信”中不过是加了“军内一小撮”这样的字样，还不如“五一六通知”说的那么严重，怎么就挨批了呢?认为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事实真相又如何呢?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的这段话是这样表述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54]

毛泽东在这里虽然用了“一批”这样的词汇，但是“一批”的范围包括党政军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非是单指军队，也没有将“军内”与“一小撮”样的词汇进行连用。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毛泽东在加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而且是将军队与党、政和文化界这样的范畴进行并列使用的，是一个泛指。王力在“一封信”中加上“军内一小撮”的时候，正是七二○事件发生后，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形势发展最为混乱的时候，将“军内”和“一小撮”联系在一起，就是一个特指，势必会将打击的矛头引向军队及其领导人。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当时局势在相当程度上陷入混乱，通过实行“三支两军”来维护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时候，如果再“揪军内一小揪”，将打击的矛头指向军队，就有可能会导致局势的全国性失控，进而导致文革的失败。这也是正是毛泽东果断否定“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的内在原因。在时期不同和所指范畴不同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类比既没有说服力，还暴露出类比者的别有用心。

王力之所以这样讲，是为了说明他在信中加上“揪军内一小撮”并非个人擅自行事，而是来自于毛泽东审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定的一段话。这样他就将责任转嫁到了毛泽东的身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王力不论是说“揪军内一小撮”不策略也好，还是说他加上“揪军内一小撮”来自于“五一六通知”也罢，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讲出来的。他就是这样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受难者，通过鸣冤叫屈来减轻乃至于消除个人应负的历史责任。

虽然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成员热衷于“揪军内一小撮”，但是江青却对此保持了慎重态度，还在讲话中对于为什么不能“揪军内一小撮”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说：

“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抓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的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尽管我们军队有少数同志，甚至个别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也不允许这样抓。”

“现在不能上敌人的当，到处乱揪‘军内一小撮’。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就有错误。他们跑到外头去大串连，去年是点革命的火，现在又出去，那就是帮倒忙了。说什么‘揪军内一小撮’，你们揪不出来，我们帮你们揪。有个别的地方就是这样。这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上当了。”

“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现在这股风已开始刹住了。那么，同志们会问，江青同志是不是说军队的同志没有错误，我不是这个意思。对军队同志的缺点错误应该给他们以机会，让他们自己作自我批评。你不要光看我们有的老干部犯了错误，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打起仗来他们可很勇敢，很可靠啊。有的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跟不上形势，说错些话，做错些事，只要他想改正，作自我批评，就好嘛。应该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应该遵照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55]

从江青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她指出“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党政军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应只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不能再另外提。如果那样的话，势必会导致军队受到冲击，造成严重后果。即使少数同志甚至个别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也不能这样抓。她在肯定了去年北京红卫兵到各地进行串连的行动以后，接着又对他们现在到外地“揪军内一小撮”的行为提出了批评，说他们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上当了。江青告诉大家，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并不是说军队的同志没有缺点错误，对于他们所犯的错误应该坚持毛主席讲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他们以机会，让他们自己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改正错误。

从中看到，江青在“揪军内一小撮”上的态度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成员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她是反对“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的，在这个问题上她与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到底是她本来就有这方面的想法，还是她在获悉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以后转变了认识，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考证。不过，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我们尚未发现此前江青直接宣扬“揪军内一小撮”的证据。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七二○事件以后，是就事论事，还是要“揪军内一小撮”进而将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是存在严重分歧的。不论是林彪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王力、关锋等人是主张“揪军内一小撮”的，而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对此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江青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与其他成员保持了距离，没有附和他们的主张，而是在这个问题上与毛泽东的观点保持了一致。

其四，对中央处理七二○事件上存在分歧的小结。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七二○事件发生后，中央在处理七二○事件的问题上是存在重要分歧的。这种分歧表现在三个方面：

在定性上的分歧——叛乱，还是错误?七二○事件究竟是反革命叛乱，还是属于党内错误。这是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认定上的分歧;在策划、协作上的分歧——是单独行动，还是团伙作案?七二○事件究竟是武汉军区及其支左部队负责人和百万雄师头头的单独行动，还是与北京的高级领导干部之间共同策划、发动上的分歧;在“揪军内一小揪”上的分歧——是就事论事，还是进一步扩大化?七二○事件发生后，究竟要不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来批斗军内走资派上存在的分歧。

从这些分歧中可以看到，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认为七二○事件是一场叛乱，与北京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着联系，主张下一步要“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主张将这个事件按党内错误进行处理，对于这个事件与北京的高级领导干部有没有关系上持慎重态度，否定了“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口号。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在处理七二○事件的问题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他们的分歧在当时主要还是基于认识的不同。七二○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是从文革形势的发展、政局稳定和全局上来思考问题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文革得以进行的强大后盾。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许多地方党政机构出现瘫痪，局部地区出现混乱乃至失控，通过军队实行“三支两军”来维护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将打击的矛头指向军队，无疑会导致全国形势出现大规模的动荡乃至于失去控制，致使文革难以进行甚至毁于一旦。这是毛泽东所竭力避免的。

这里的问题是，许多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于他们所犯的错误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使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从思想上转变过来，而不是简单地将矛头指向他们，以致于造成更大混乱局面的出现。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军队主要是打思想仗，能锻炼人。军队支左，支错了就改，属于认识问题，如果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属于立场问题。[56]这样就为犯错误的军队干部态度的转变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武汉军区及其支左部队虽然支持保守派，反对造反派，抓捕工总各级负责人并解散了工总，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在两派冲突中，武汉支左部队并没有直接参加大规模武斗，而是在背后支持、纵容百万雄师出头来镇压造反派的。这与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命令驻军向造反派开枪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还是存在重大不同的。七二○事件中部分独立师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群众虽然围攻、殴打了中央代表团成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仍然能够进出武汉，也说明武汉军区及独立师主要负责人并没有采取封锁武汉的行动。这对于毛泽东作出处理七二○事件的决策不能不产生影响。

尽管这样，七二○事件毕竟是武汉军区及其所属支左部队和百万雄师反对、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的严重事件，实际上是以暴力行动来抗衡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矛头不仅指向中央的文革路线，还无视中央权威。这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因而尽管毛泽东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在七二○事件的处理上存在重要分歧，但是在一些文件的表述上也不同程度地吸取了他们的某些观点。比如，经毛泽东批准的武汉军区公告和《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都是把七二○事件作为叛变、叛逆来进行表述的。[57]

当时毛泽东和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在七二○事件处理上的分歧不过是处在认识层面，这是在文革根本立场一致前提下基于具体认识上的不同造成的。在双方的交流与互动中，毛泽东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在反复思考以后，才确定了处理七二○事件的方针。这样就不仅打退了这个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右倾行动，也防止了解决这个事件上的“左”倾盲动，妥善、平稳地处理了七二○事件，将武汉文革纳入既定的轨道。

2)从三个文件来透析中央对七二○事件处理的方针。

七二○事件发生后，毛泽东飞赴上海，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周恩来七月二十二日下午返京)则是在北京。他们在七二○事件问题上的沟通是通过杨成武飞返京沪两地来进行的。处理七二○事件的方针，也就是这样在协商、讨论中才形成的。这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武汉军区公告》以及《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其一，杨成武作为联络员往返于京沪两地。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七二○事件发生后，杨成武随毛泽东飞赴上海，周恩来留在武汉处理后续工作。这个时候杨成武负责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工作。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周恩来返京后，杨成武不仅继续负责毛泽东与北京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联络工作，还亲自乘机多次飞返京沪两地，将毛泽东处理七二○事件的指示传达给中央文革碰头会，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的意见及请示汇报给毛泽东，处理七二○事件的方针就是这样形成的。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时，杨成武和汪东兴、余立金、李静(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引者注)等研究安排了在上海的有关工作。晚上九时杨成武又去毛泽东那里请示有关问题。回到驻地按周恩来的指示，给北京挂了电话，告诉他自己要夜航返京。十二时二十分，杨成武乘一架飞机于二十三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吴法宪在机场接上杨成武赶到钓鱼台十六楼(中央文革办公地)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会议。杨成武详细向到会人员汇报了毛泽东对武汉问题处理的指示。

在京期间，杨成武除了参加中央文革的会议，还找住在京西宾馆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通了通情况。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杨成武由西郊机场起飞去上海。到上海后，杨成武当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的情况。晚饭以后，毛泽东又通知杨成武去一趟。向他交待了第二次返京的任务，然后问他：“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

“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他回答说。

“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

“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

“他们不会反对您。”杨成武又补充了一句。

“对!对!对!”毛泽东高兴地连说了三个“对”字。然后又问：“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在什么地方?”

“不清楚。”杨成武回答。

“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杨成武刚刚给周恩来打完电话后，毛泽东又一次找汪东兴谈武汉问题。毛泽东首先谈了他对武汉军区领导的看法，说据他的接触观察，陈再道“头脑简单”，这时，他对陈再道的看法与过去比，有些不同。

毛泽东还说，他同意北京采取的措施。也就是说，他同意他不在北京期间，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碰头会在七二○事件上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五十分，杨成武又乘飞机返回北京。

当时北京正准备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欢迎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声讨武汉七二○事件。杨成武没有参加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也未出席这次大会。但是，毛泽东让汪东兴给周恩来打电话说：百万人大会，汪东兴、杨成武都不在北京，发表消息时要写上他们的名字。

一到北京，杨成武即将毛泽东的指示，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听取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后来杨成武又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的揭批陈再道的中央会议，以便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同时也将毛泽东对陈再道说的三句话转告了他本人。[58]

七月二十六日，受周恩来的委托，杨成武在京西宾馆主持批判陈再道的会议，并向邱会作和北京卫戍区领导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确保陈再道的安全。当晚，乘专机返回上海，向毛泽东复命，并带回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向毛泽东汇报、请示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由杨成武主持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并致祝酒词。

同日，毛泽东与杨成武谈话，指出：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领导下，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

七月二十七日凌晨，杨成武将毛泽东对周恩来及中央文革请示问题的答复转告周恩来。九时许，在钓鱼台五号楼办公处，周恩来向中央文革成员传达毛泽东同意由曾思玉、刘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的批复。

七月二十九日深夜，杨成武打电话向周恩来转达毛泽东关于处理武汉事件的六条指示。次日九时，周恩来召集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六条指示。

七月三十一日中午，杨成武听取毛泽东关于八一招待会的有关指示后，乘专机飞赴北京，将有关指示交给周恩来。十六时，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晚，杨成武出席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并致祝酒词。

八月二日，杨成武由北京乘专机返回上海，向毛泽东复命。次日上午，杨成武在虹桥宾馆向毛泽东汇报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需要请示的一些问题。[59]

从中我们看到，如何处理七二○事件，是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北京的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之间进行的。杨成武在中间充当着联络员的角色。他将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到北京，又将北京讨论的情况以及请示汇报给毛泽东，几次往返于上海和北京之间传达信息，沟通着双方之间的联系。

尽管双方存在着不同意见，但是毛泽东在七二○事件的处理上是慎重的。他尊重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看法，让跟随他视察的杨成武、汪东兴出现在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参加天安门广场大会的名单中，不仅是为了防止有人对他不在北京产生疑问，更重要的还是表示了对于这次大会的支持。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他坚持自己的看法，对七二○事件中犯错误的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执行“一批，二保”的方针，作为党内错误进行处理，还果断否定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中央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方针及措施就是这样在双方交流互动中才形成的。七二○事件也就是这样才得以妥善处理的。

其二，毛泽东起草中央复电批准《武汉军区公告》。

中共中央对七二○事件处理的方针是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致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中正式表述出来的。七月二十四日，武汉军区党委常委致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同时还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毛泽东审阅后，为中央起草了复电，阐述了中央处理七二○事件的方针。

我们先看武汉军区党委常委上报的“军区公告”。

公告在叙述了七二○事件的概况以后说：“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为。”“上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参加这些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一切受蒙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一定要迅速猛醒，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公告说：“我们军队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压制打击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以致发展到造成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叛变事件。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线，坚决把他打倒。对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将迅速作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

公告还表示，要立即为“工总”平反，向工总负责人朱鸿霞等赔礼道歉，为他们恢复名誉。坚决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行动。[60]

从这个公告中可以看到，公告将七二○事变定性为叛变行为。这个事件是在部队和百万雄师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发生的，主要责任要由陈再道、王任重来负责，参加这个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受蒙蔽的。这样就将操纵这个事件的极少数人与参加这个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区分开来，将打击的矛头对准了部队中的个别人和百万雄师中的坏头头。这说明在事件的处理上是讲究政策和策略的。

公告公开承认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点了陈再道的名，说七二○事件是叛变事件，表示坚决要与陈再道划清界线，把他打倒。同时，军区还表示坚决、彻底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立即为“工总”平反，支持革命造反派的行动。这是军区党委向中央和社会的公开表态，也是他们自己作出的深刻检查，更是在痛定思痛后的自我反省。一旦中央批准以后，就向社会上公开贴出。

这个公告是武汉军区党委对于七二○事件的宣言。不仅指出了七二○事件是一个叛变行为，要打倒陈再道，还表明了武汉军区党委的坚定态度。既要坚决纠正支左中的错误，又要讲究政策和策略，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我们再来看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

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审阅了武汉军区党委常委致中央的电报和《武汉军区公告》后，十七时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致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并给中央在京领导人写下一个批语：“林、周、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

复电原文如下：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以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中央

七月二十五日[61]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亲自为中央起草了致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之所以亲自动手，而不是让别人代笔，是因为这个复电要表述中央处理七二○事件的方针，也就是中央要对七二○事件进行表态。只有他亲自动手才能将中央的方针以准确、恰当、规范的语言明确表述出来，这是别人难以代笔的。当然，这个方针还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要经过在京中央领导人讨论通过以后才能以中央名义下发武汉军区党委，因而他才给中央在京领导人写下批语，让他们讨论酌定。这是毛泽东民主作风的重要显现。

从毛泽东起草的复电中可以看到，中央肯定了武汉军区所持的立场和政策，同意发表公告，并没有对武汉军区在公告中关于七二○事件是叛变行为的表述予以否定，只是对他们要打倒陈再道的表态提出了不同意见。包括陈再道在内的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认真改正了错误，并被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以后，还可以参加革命的行列。这实际上就是把公告中认定的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了。这是因为，既然是叛变行为，那么就是敌我矛盾;如果是敌我矛盾，肯定就要被打倒。现在说只要陈再道等人认真改正了错误并被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以后，仍然可以参加革命的行列，就为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实际上是说如果他们改正了错误、群众也谅解了，那么就不再打倒他们了。这是对“军区公告”提出打倒陈再道的一种变相否定。

由于七二○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事态及其影响，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个事件产生了强烈的义愤。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是不便于直接否定叛变行为的定性的。因而在复电中只是对他们要打倒陈再道的作法予以改变，并没有否定叛变行为的定性。这样的处理方式实际上也就虚化了对叛变行为的认定。因为如果真是叛变行为的话，是不可能这样作为党内所犯错误来进行处理的。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对事件的认真负责态度，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仍然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教育、团结他们，以及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来处理问题所表现出来的良苦用心。

毛泽东在电报中特别提醒武汉军区注意既要做好思想不通的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又要向左派做好工作，不要乘机报复，还要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七二○事件后，武汉军区要改正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造反派了。这个时候不论部队还是百万雄师都会有一些人对军区态度的转变难以理喻，同时造反派在获得军区支持以后还有可能采取报复行动，因而毛泽东才在电报中特别提醒军区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消除分歧，加强团结，防止坏人捣乱，维护社会秩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这个电报是由毛泽东起草，经在京中央领导人讨论以后，以中央名义下发武汉军区的。电报对于武汉军区的立场和政策予以肯定，同意发表公告，要求军区做好部队和两派群众的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对于打倒陈再道则持保留态度。这表明即便是在七二○事件以后，毛泽东仍然对于陈再道抱有殷切的希望，期待他能够改正错误，转变过来。这对于缓和当时日益激化的矛盾，促进在“三支两军”中犯错误的干部的思想转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实，毛泽东在复电中对陈再道问题的表态，连陈再道本人也没有想到。当时，他早已把自己放在被打倒的行列了，却没有想到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复电中仍然把他称为同志，对他还抱有很大的希望。对此，陈再道后来回忆道：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们接到了书面通知：下午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

我看了这个通知，开始有些蹊跷。因为我们到京虽然只有两天，但从冲击京西宾馆，召开欢迎大会等势头看，林彪、江青等人是非要把我打倒不可了。可在这个书面通知上，为什么又称我为同志呢?

我仔细一看，才有所领悟。

原来在这个通知的下面，还有中央复电的全文，上面有毛泽东的批语。所以，他们才称我为同志。”

“那个时候，在林彪、江青等人的心目中，我这个人是必倒无疑了。可是，毛泽东仍称我为同志，这使我深受感动。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个字，林彪他们要整死我们，那是易如翻掌的。”[62]

在七二○事件闹得民怨沸腾，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一些军队负责人业已成为众矢之的，从北京到武汉许多人都认为这个事件是一个叛变行为，打倒他们的呼声此起彼伏的时候，他们不论在党内、军内还是社会上都面临着强大的压力。这个时候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复电虽然没有否定“军区公告”关于叛乱行为的定性，但是对于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陈再道，却发出了一旦改正了错误就可以不必打倒的信号。这对于将他们从七二○事件的漩涡中解脱出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批准以后，中央致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得以下发。《武汉军区公告》也于七月二十六日公开张贴，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63]

其三，中央下发《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下发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经林彪转报毛泽东审核后，由林彪决定下发的。[64]

这个文件是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林彪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决定起草的。[65]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的原名叫“告武汉人民书”。七月二十二日，即王力回来的当天晚上，关锋就急如星火地向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布置，马上组织人起草“告武汉人民书”。关锋给“告武汉人民书”定了几条原则精神：武汉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它的矛头就是对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策划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是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要点出陈再道的名。

关锋要求多组织几个摊子，分头同时起草，明天(二十三日)早晨各摊子把初稿交上来，再由中央文革小组统稿。按关锋的要求，王广宇组织了四个摊子：办事组、记者站、十五楼关锋身边的工作人员、《红旗》杂志编辑部。王广宇向各起草小组负责人传达了关锋关于“告武汉人民书”的内容要点，又让武汉事件的亲历者张根成讲述了事件经过。后来在起草小组稿子的基础上，陈伯达、关锋又另起炉灶亲自写了一个新的稿子，把标题定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66]

那么，这封信的具体内容如何呢?

信件首先在肯定了武汉革命的军民创造了巨大业绩以后指出：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我们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顺利地回到北京了。

随后，信件没有点陈再道的名而是以“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的方式指出了他所犯的错误。

信件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把它打成“反革命”;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对于策划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严办。

信件认为，武汉市一系列革命组织，坚决保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做得对，做得很好!随后以中央名义发出号召：

党中央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当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取得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党中央号召：武汉地区的农民群众，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不要进城来干涉工人和学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党中央号召：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武汉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67]

从这个信件中可以看到，信件不仅对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为保卫文革创造的巨大业绩予以肯定，还说他们打败了一小撮党内、军内走资派的猖狂进攻。这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业已一败涂地。中央代表团成员已经回到北京，武汉文革进入到一个新的胜利阶段。信件没有点陈再道的名，而是以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的名义，指出了他在支左和七二○事件中所犯的错误。信件对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提出要求，广大指战员要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群众，以及在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人们时所采取的政策和斗争策略。

这里要说明的是，信件原件中“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表述中，在“党内”后面和“一小撮”前面是没有“军内”二字的。“军内”二字是王力在毛泽东审阅以后私自又加上去的。[68]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七月二十四日晚上召开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就作出决定：各种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只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要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会议决定的这些事项，还向林彪作了书面报告。[69]正是因为这样，信件才没有像关锋原先说的那样点陈再道的名，而是以“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的方式指出了他所犯的错误。这说明信件与《武汉军区公告》还是有所不同的，对于陈再道是留有余地的。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在审阅这个信件的时候没有予以否定的重要因素。

我们还注意到，在这个信件中，仍然称七二○事件为叛逆行为，虽然用“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代替了陈再道，没有点他的名，提到他所犯的许多错误也是属实的，但是在一些错误的表述上却用了“法西斯的野蛮手段”这样激进的语言。在信件中党中央的号召部分，也用了“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这样强烈政治色彩的语言。这是信件所表现出来的鲜明之处。

如果把信件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复电以及《武汉军区公告》这三个文件来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信件对七二○事件的处理和用语与《武汉军区公告》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而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复电倒是出现了某种不合。《武汉军区公告》是由武汉军区党委起草，经中央批准后才发表的。而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复电和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林彪转送的信件则是以中央名义下发的。从这两份中央文件对于七二○事件的处理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的差异中，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和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武汉军区公告》是武汉军区党委起草的文件，虽然经过中央批准才予以发表，从社会影响上来看，那不过是代表武汉军区对于七二○事件的意见;而中央的复电和信件则是以中央名义下发的，代表中央对于七二○事件的意见，是中央态度的反映。从社会影响上来说，对于其它各地类似事件的处理具有导向性。而信件与《武汉军区公告》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却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复电存在某种不合。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批阅这个信件时没有表态。这是中央在处理七二○事件上存在分歧的反映。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中央文革小组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送交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后报送林彪。七月二十四日林彪将这个文件转送毛泽东。七月二十五日晚十时，毛泽东审改《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阅后批示：“退林彪同志酌定。我加了一小段。”

毛泽东加的一小段是：“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70]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审阅这封信时，只是加了一小段关于如何对犯错误的人们进行处理的政策性表述的文字，别的再也没有做任何改动。加写的这段文字如果再结合前文受蒙蔽的群众以及本段文字中“取得革命群众谅解”来分析，其中“犯错误的人们”主要还是针对军队干部来说的，是包括陈再道在内的犯错误的军队干部的。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并取得革命群众谅解以后，这种人还是好的。这种表态是与他为中央起草的复电的内容相一致的。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批示中对于这个信件没有表态，只是退回要林彪酌定，就是说林彪认为合适就可以发下去。不仅如此，毛泽东批示时还在“退”字下加了一个着重号，强调了这个“退”字，这是耐人寻味的。这反映出毛泽东对林彪报送的信件中的一些内容是存在保留意见的，不然的话，在审核这个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文件时，他是不会不对这个文件予以表态的。我们还注意到，尽管毛泽东对这个信件中的一些内容存在保留意见，但是他既没有像对待林彪报送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文件那样对这个文件予以否定，[71]也没有删去信件中关于叛逆行为以及其它一些激进性表述的文字，之所以如此，还是从当时形势的发展和大局考虑以及斗争的需要出发，才不得不采取了这样的作法。

其四，对三个文件的简要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这三个文件就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复电，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由林彪转送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武汉军区公告》。前两个是中央下发的文件，后一个是由武汉军区党委起草、经中央批准张贴的公告，但是《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却与《武汉军区公告》在对事件性质的认定上表现出相似性。

既然这两个文件具有相似性，为什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复电中批准了《武汉军区公告》，而对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由林彪转送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却没有表态呢?

这是因为《武汉军区公告》虽然是中央批准的，但是这个文件毕竟由武汉军区党委起草、发出，反映的是武汉军区党委的态度。当军队在支左中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且在当地形势又处于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由犯错误的军区直接表态，公开承认错误、痛改前非则更具有代表性，是有利于其它犯错误的军区转变态度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是由中央发出的，代表的是中央的意见。既然是中央发出的，那么在处理各地类似事件的时候就具有导向性。但是这个文件的某些表述却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复电出现了不合。因而从文革形势的发展和大局出发，毛泽东才没有对这个文件予以表态。

由此我们进一步分析，既然《武汉军区公告》的用语比《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更为严重，还点了陈再道的名，说要把他打倒，毛泽东又为什么在为中央起草的复电中批准了这个公告呢?

前文我们已经说过了，这毕竟是由武汉军区发出的公告，代表的是武汉军区的意见。同时，武汉军区在公告中的表态又对其它犯类似错误的军区具有示范性。在这种情况下，从文革形势发展的大局考虑，毛泽东才在为中央起草的复电中批准了这个公告的同时，又纠正了公告的错误(比如陈再道如果改正错误并为革命群众谅解以后可以不再打倒了)。但是，如果将复电与公告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不论是对于事件的定性还是用语上两者都是具有明显区别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问题上，复电和信件反映出毛泽东与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之间是存在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当时只是处在隐性状态(即毛泽东没有否定信件，只是对信件没有表态)，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后来当林彪报送“揪军内一小撮”的文件，[72]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等人公开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73]毛泽东才采取断然措施对此予以了坚决否定。[74]

《武汉军区公告》虽然获得了中央批准，但是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复电明显存在不同，与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林彪转送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倒是有着相似之处。这个时候毛泽东批准《武汉军区公告》是基于公告反映出了军区的态度，不仅是对武汉军区立场的肯定，同时这种立场对其它犯错误的军区及时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又具有示范性的缘故。毛泽东肯定这个公告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行动，并不能由此说明他同意公告中说的七二○事件是叛变行为以及打倒陈再道的表态。

总之，七二○事件以后，中央处理这个事件的方针及其形成过程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复电和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林彪转送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以及《武汉军区公告》上集中表现了出来。尽管此前毛泽东在谈话中曾经提到过对七二○事件的处理方法，[75]但是形成中央处理这个事件的方针则是在复电中公开地、明确地表述出来的。

从复电和信件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如何定性、处理这个事件上中央是存在分歧的。当时，不论是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复电中肯定《武汉军区公告》还是没有否定《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并不能说明他同意这两个文件中与复电不同的那些论断，不过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才这样做的。虽然公告得以公开张贴，信件也下发了，但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经过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以后发往武汉军区，对七二○事件的处理则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得以实施的。

3)对七二○事件的处理措施。

在处理七二○事件的方针确定以后，下一步就要讨论处理七二○事件的具体措施了。七二○事件是由于一些部队官兵和百万雄师群众冲击东湖客舍，围攻、殴打、绑架中央代表团成员所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不论是武汉军区和独立师主要负责人还是百万雄师的头头，都是难逃其咎的。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讲究政策，区别对待，将参与这个事件的一般干部、战士、群众与这些负责人、头头区分开来。

其一，全国掀起声讨七二○事件的巨浪。

由于七二○事件逆文革发展潮流而动，因而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就掀起了声讨的巨浪。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全国范围的声讨是在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周恩来和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中央代表团成员离汉回京后，才迅速开展起来的。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五点二十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三遍播送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中央代表团成员于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的消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以及三军指战员和数万革命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76]

七月二十三日，以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三军联合行动，武装游行，批判、声讨七二○事件。[77]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中央代表团成员回京，批判、声讨武汉的七二○事件。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京中央领导人以及首都军民参加了这次大会。毛泽东当时在上海，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是却特意指示在出席会议的名单中加上杨成武、汪东兴的名字。当时他们两人在毛泽东身边，陪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加上他们的名字以后，就表明毛泽东身边的人参加了大会。这样即便毛泽东本人没有与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会的规格，更反映出毛泽东对这次大会的肯定与支持态度，还显示出在批判、声讨七二○事件的问题上中央领导层的一致性。根据中央文革指示，北京的这次大会被迅速拍成纪录片《北京支持你们》，在全国放映。[78]

不论是中央代表团回京后受到的热烈欢迎，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及时报道，以及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各地革命群众以及驻军进行游行、示威活动，特别是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批判、声讨武汉七二○事件的群众集会，都明确表示了中央对于七二○事件的态度。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规模群众集会，通过电台、报刊、影视向全国报道以后，将全国各地批判、声讨七二○事件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这个时候各地也迅速行动起来，组织革命群众和驻军进行大规模集会、游行、示威，支持武汉造反派，声讨七二○事件，表示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武汉造反派同当地驻军从营房、工厂、学校、机关涌向街头，五十万军民汇聚在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七二○事件前，工人总部的头头被武汉军区抓捕，组织被解散后，百万雄师曾经扬言：“工人总部能翻案，除非公鸡下了蛋。”七二○事件后，造反派在游行时兴奋地喊出了“武汉天亮了，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的口号。[79]他们的游行、示威活动遍布武汉三镇，获得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

上海造反派和驻军，连日举行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天津造反派、革命群众和驻军陆、海、空三军五十万人，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成都地区造反派、革命群众和驻军六十多万人，也冒雨走向街头，举行威武强大的示威游行!在哈尔滨、济南、青岛、太原、长沙、郑州、贵阳、西宁、昆明、西安、乌鲁木齐许多地方，都有几万、几十万人的集会游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驻军表示，要做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强大后盾，和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坚决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打个落花流水。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上海东方红、红旗电影制片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热情地拍摄了全国声援武汉的影片，将武汉地区的斗争介绍给全国人民。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报先后发表社论，大力支持各地声讨七二○事件的游行、示威活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支持你们》。七月二十六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又连续发表《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新的考验》、《乘胜前进》、《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等十八篇社论。[8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和各大报纸一样连续报道全国各地群众和部队上街游行、示威的情况，谴责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行径，表示坚持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81]

从中我们看到，全国声讨七二○事件的巨浪，是在中央代表团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以后才开始的。从参加的人员上来看，不仅有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还包括当地驻军。在这个过程中，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安排，以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百万人群众大会为标志，在报刊、电台等新闻舆论工具的导向下，全国各地相继开展了批判、声讨武汉七二○事件的游行、示威活动。虽然七二○事件的肇事者在各地不乏支持者，但是从这些游行、示威的规模和声势，以及参加的人员、造成的影响上来分析，这些肇事者还是孤立的，在力量对比上也是处于劣势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逆文革发展的潮流而动，也是与当时的民心所向背道而驰的。

其二，北京召开高层生活会，批判七二○事件，撤销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改组武汉军区。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三点，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发电报，要求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人到京开会。本日深夜，他们登上飞机，于翌日凌晨三点钟到达北京，住进京西宾馆。虽然北京造反派和“老三军”到宾馆进行游行、示威，甚至有人冲进了宾馆，但是他们在周恩来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的保护下，没有遭受批斗，安全获得了保障。[82]

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武汉军区的座位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会议主席台。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就座。由于他们在七二○事件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没有让他们座下，让他们站着参会。[83]

这次会议是一次高层生活会，参加会议的人员都是中央党政军和在京的军区负责人。通过党内生活会的方式，批判、清算陈再道等人的错误行为，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要求大家引以为戒，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当时参加会议的有近百人，周恩来主持会议。邱会作后来回忆道：“那天总理的表情非常严肃，开场白也非常严厉。我记得总理有两句话说得非常重，一句是总理宣布这次会议是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一句是对陈再道讲的，总理说：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总理的话对全场震动很大。”[84]

关于周恩来在会议上的发言，当时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的谭吉安也有类似的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作为中央文革记者站在京负责归纳中南地区报道的，我参加了7月26号批判陈的中央常委扩大会。总理主持会议。首先说‘7·20 事件’是‘叛逆行为’的，是周总理;我记得，顿时陈、钟害怕得快瘫倒下去。此后康生和其他人才上纲的。我在场的扩大会上没有发生武斗，我没见到，总理在场的。可能是在会下，其他工作人员，和军委内部的小范围会上动手动粗的，当时总理也不在场。”[85]

从中我们看到，当时会场的气氛是非常严肃的。在这种场景下，周恩来说出七二○事件是叛逆行为的话，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了解七二○事件的来龙去脉。在他代表中央宣布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时，陈再道就持抗衡态度。

毛泽东离京视察前往湖北的时候，周恩来飞赴武汉为毛泽东打前站。当时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周恩来不仅将毛泽东为陈再道保驾的话告诉了陈再道，还参加了处理武汉军区所犯错误的会议。在处理好相关事务以后，周恩来才飞返北京的。七二○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周恩来又紧急飞赴武汉安排毛泽东离汉飞沪，在救出王力、安排了相关事务后才飞返北京的。

在党的领袖毛泽东亲临武汉来处理问题，况且也将解决武汉问题的“底”告诉陈再道的情况下，却仍然发生了这样的事件，致使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安全受到了威胁。而一旦毛泽东的安全得不到保证，就会给党和国家事业的发生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因而周恩来对于陈再道等人是气愤的，才说出了那样的话。这也是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相一致的。

在周恩来作了开场白以后，与会人员相继发言。

谢富治在发言中说，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吴法宪发言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

在发言中，吴法宪又从陈再道联系到了徐向前，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在场的徐向前听到这里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徐向前写了条子，递给周恩来，便愤然离开了会场。

在发言过程中，吴法宪说到气愤之处，竟然走到陈再道面前，伸手打了他一个耳光。对于陈再道在七二○事件中的表现，人们气愤归气愤，却没有想到吴法宪会对陈再道动手。当然，在那个氛围下，也没有人当场说什么。会后，因为这件事周恩来对吴法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会议期间，陈再道也在为个人进行申辩。他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看到陈再道没有承认错误，还在为个人进行争辩，吴法宪、武空副司令员刘丰等人走了过来，撕掉了他们的帽徽、领章。

会议开到傍晚时分，陈再道已经站了六、七个钟头了。他觉得自己支持不住了，看到康生坐在那里不讲话，心想：康老年岁大，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如果他讲一讲话，也许能让他们坐下来。

于是他向康生说道：“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快六十岁的人了，念我革命四十年……”还没等他说完，康生就气愤地说道：“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重演!”[86]

以上不过是这次会议的若干片断。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尚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解密。从中可以看到，由于七二○事件的严重性，与会的领导干部纷纷在进行表态式发言。他们将矛头指向了陈再道一行人，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批判，帮助他们认识错误。会场的气氛是激烈的，发言的声调是高昂的，用词是严厉的，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当时在现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在批判会上，陈再道极力否认是他指挥军区独立师、‘百万雄师’去包围东湖宾馆的。他说他只是对王力有意见，但绝对不会去反对毛主席。他说，我们保卫毛主席还来不及呢，哪敢去反对毛主席?给我一百个胆，我也不敢反毛主席。我要是反对毛主席，那老百姓还不一人一口把我咬死啊!我看陈再道讲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挺诚恳的。我相信他还没有下决心反对毛主席，更不敢去加害毛主席。但是，他真的没有通过包围王力给毛主席施压的意图?我就不相信了。还是主席讲的，他只是还没‘下决心’。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军队的批斗大会，这个会不是很文明，甚至比地方还不文明。在会上的发言，也是一个嗓门提得比一个高的，骂人的声音很大，而且粗话不断。我看江青坐在那里都听不下去了。吴法宪还上去揪住陈再道的耳朵，打了他两个耳光。在休会的时候，我还看见吴法宪叫服务员让陈再道在边上罚站，又去摘掉了他军帽和衣服上的帽徽和领章，但并没有后来所谓的纪实文学中所描写的拳打脚踢的场面，那全是瞎编的。”[87]

戚本禹在回忆中对于这个会议作了画龙点睛式的描述。其实，这个会并非像戚本禹说的那样是军队的批斗大会，而是由周恩来主持的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也可以说是中央高层生活会，是要批判、帮助陈再道等人，清算他们在七二○事件中错误的会议。

从中看到，会场气氛激烈，吴法宪还对陈再道进行了武斗，人们在发言中说了不少难听的话。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是令人遗憾的，但是从七二○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对武汉乃至全国文革形势造成的影响上来说，与会人员出现这样的义愤又是不难理解的。这是因为陈再道等人虽然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毛泽东亲临武汉来解决他们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时，不仅没有追究陈再道的责任，还将解决问题的“底”交给他们，要为他进行保驾，又亲自找他们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说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了。但是事与愿违，在他们的属地上却发生了对中央代表团成员进行围攻、殴打、绑架的行为，还严重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事件前，陈再道没有采取措施防范事件的发生，事件发生后又“撂挑子”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化解事件造成的后果，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种状况不仅在文革史上，也在党史、军史、国史上是罕见的。当然，说陈再道指挥部队发动叛乱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七月二十六日会议结束后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到林彪处开会。[88]

这次会议的文献资料虽然尚未公布，但是从事态的发展及随后的文献资料中可以判断，这次会议讨论的是对陈再道、钟汉华的处理以及武汉军区新任司令员、政委的人选问题。从组织程序上来说，对于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的人事调整，只有在报送毛泽东批准以后才能有效。因而会后周恩来将讨论的结果迅速呈报毛泽东。

七月二十七日凌晨，杨成武将毛泽东对周恩来及中央文革请示问题的答复转告周恩来。九时许，在钓鱼台五号楼办公处，周恩来向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传达毛泽东同意由曾思玉、刘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的批复。[89]

同日，林彪主持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90]

在对陈再道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改组武汉军区，确定了军区新任司令员、政委的人选，撤销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以后，如何处理他们二人以及七二○事件，一直是毛泽东着力思考的问题。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制定的政策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对他们的处理就是在这一政策实施下进行的。

七月二十九日深夜，杨成武打电话向周恩来转达毛泽东关于处理武汉事件的六条指示。[91]次日上午九时，周恩来在钓鱼台五号楼他的办公处召集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武汉军区领导班子的任命和指示：

1、曾思玉、刘丰到武汉军区任职，军队内部可以宣布。对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如何宣布，可以下一步办。

……

4、陈再道可以在武汉报纸点名，全国报纸暂不点名。

……

6、武汉军区公告，可以登湖北日报，可以在全国各地张贴，但不登报，中央电报可以发到县团级，县人武部可以传达。[92]

从中我们看到，虽然这六条指示中有三条尚未公布，但是从业已公布的这三条指示来看，可以在军队内部宣布曾思玉、刘丰到武汉军区任职，但是对于撤销陈再道、钟汉华职务的事暂不宣布，下一步再办。这实际上就是把陈再道、钟汉华的问题暂时给“挂”起来了，为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创造了氛围。

不论是对陈再道的点名还是中央复电和《武汉军区公告》的传达范围，毛泽东都作出了明确、具体的指示，中央复电可以直接传达到县团级，陈再道不在全国报纸点名，《武汉军区公告》在全国张帖但不登报。这样做出的策略性规定，就将陈再道的问题基本限定在湖北的范围内，防止各地大揪本地的“陈再道”，从而对军队造成新一轮的冲击。

从这三条指示来看，毛泽东对于陈再道、钟汉华的处理是慎重的，对于他们二人也是宽容的，寄于希望的。他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以及如何挽救犯错误的领导干部的角度来处理陈再道、钟汉华二人在七二○事件中的问题的。

为了让他们能够转变到中央文革路线的轨道上来，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中央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人参加了湖北班的学习。学习班以武汉军区与湖北省军区领导干部为主，也有其他一些部队的高层领导，如张震、谭甫仁等，他们在武汉军区工作过，熟悉军区领导，是来帮助他们转弯子的。除陈、钟、牛、蔡四人住京西宾馆外，其他武汉来人都在全总干校居住，参加学习班的群众还有湖大、水院学生和工人总部的人。人数最多时达百人左右。学习班的气氛一般来说还是平和与正常的，但是也有过激烈地批判和说理斗争，当时犯错误的干部被批的痛哭流涕，就是通过这种积极的思想斗争来推动他们认识错误、转变态度的。[93]

从中看到，举办学习班，是为了促进他们思想转变所采取的措施。参加学习班的成员，既有犯错误的军队领导干部，也有造反派群众，还有过去曾经地武汉军区任过职的领导干部。开办学习班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思想的交锋，促进陈再道等人认识的转化，使这些犯错误的军队领导干部能够转移到中央的文革路线上来。

毛泽东非常重视学习班的开办情况，也在关注着陈再道的学习状况及其思想转变。钟汉华后来回忆道：国庆节以后，10月18号，我们又从西山回到京西宾馆，又在那里住了一个月，主席接见河南、湖北来的学习班的同志，接见时主席问，陈再道来了没有?叫杨成武赶快接来……[94]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对陈再道等人以及七二○事件实施了“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以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人为主要对象，开了中央高层生活会以后，改组了武汉军区领导班子，撤销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任命了新的军区司令员、政委。由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到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任武汉军区政委，他们的任命被迅速宣布，但是撤销陈再道、钟汉华职务的命令却暂时搁置下来。后来让他们参加中央开办的学习班，就是促进他们能够尽早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转到中央的文革路线上来。毛泽东对于陈再道等人的思想转变一直是关心的。从后来的处理结果看，学习班结束以后，实际上就把他们“挂”起来了。

一九六九年十月中旬，中央进行战备疏散，陈再道、钟汉华又一起到江西的部队农场参加劳动。陈再道分到高安县的部队农场，钟汉华分到安义县的部队农场。进入“斗、批、改”阶段中后期，中央重新安排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陈再道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钟汉华到广州军区任副政委。[95]他们又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

其三，将8201部队调出整训，撤消其番号。

8201部队，即省军区独立师，原为湖北省公安大队，一九六二年改为公安部队。一九六六年二月撤销公安部队番号后，编入解放军序列，为湖北省军区独立第一师，有官兵九千人，下辖六个团和轮训队。七二○事件前夕，有四个团驻武汉市内，负责城防、保卫大桥等内卫任务。一九六七年春，8201部队前往公、检、法和重要单位进行支左工作。[96]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8201部队中的一些官兵在七二○事件中起着主导作用。不论是上街游行、示威还是冲击东湖客舍，虽然也有别的部队的人员参加，但是8201部队无疑是以军队中主力的身份参与到这个事件中来的。本来，七月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客舍的时候，当时谢富治、王力、陈再道等人通过与他们谈话，气氛业已缓和下来，但是8201部队的一些官兵这个时候又冲进东湖客舍，激化了矛盾，才导致王力遭到殴打、绑架的。此前，8201部队在支左中支持百万雄师，打压造反派，也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在七二○事件发生过程中，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不仅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制止这个事件，还在旁边煽风点火，发泄不满，纵容、支持这些人的行为。这种严重失职的态度也是有目共睹的。

8201部队官兵态度的转变还是在周恩来和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中央代表团成员离汉回京后。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8201部队的一些指战员就要求上街表态，承认错误，8201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周忠站出来阻拦，不准出去，并说，你们谁负责，谁敢保证不出问题?[97]

虽然周忠予以了阻拦，但是毕竟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8201部队的一些指战员还是上街“请罪”了。七月二十三日武汉市委机关造反派头头魏绳武在参加全市大游行的时候就看到了这种情况。他后来回忆说：在过长江大桥的时候，看到8201部队的人在那里“请罪”，低头弯腰，把枪横着拿在腰下，像是打败仗的兵，我们看了心里也不好受，把解放军弄成这样，其实都是当官的在背后操纵的结果，他们没有什么过错。[98]

二十七日上午，8201部队一部分人开着一辆宣传车，分乘十六辆摩托、二十辆卡车，在武汉三镇和大专院校举行游行，高音喇叭呼喊出“8201部队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打倒陈再道”，“支持‘三新’、‘二钢’”等口号，到各学校“请罪”。上午十时，这个部队的领导干部到“钢二司”的司令部“请罪”时，“钢二司”的造反派表示：我们要把受蒙蔽的群众和一些坏头头区别开来，把师党委的革命干部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区别开来，并指出8201部队在武汉七二○反革命事件中充当了急先锋，在中央没改组师党委以前，我们不能信任。[99]

当时8201部队全师共有官兵九千余人，在武汉有师直和4个团。七二○事件后，武汉军区调查落实参加七二○事件的干部战士共计二千余人。8201部队被调出武汉整训，[100]部队番号被撤销。[101]

空军十五军、陆军29师迅速开进城内与8201部队进行换防。换防和撤离在有序进行，没有发生口角和冲突。陆军29师归空十五军领导。8201部队驻东湖客舍警卫队划归陆军29师管辖，八月一日全部撤出东湖客舍。这一天，警卫队官兵在打扫完营区、会餐以后，留下枪械，在依依惜别中离开东湖客舍到整训地点报到。空军7212部队前来接防。[102]从部队实现有序换防而没有发生意外事件来看，当时的指挥程序仍然能够得到遵循，武汉的局势也得以有效维护，出现失控乃至动荡局面的隐患并不大。这也是在处理8201部队在七二○事件中的行为时，只是撤销了部队番号、将其负责人作为党内错误处理而非叛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是与陈再道、钟汉华一起乘飞机到北京开会的。他们两人也参加了中央召开的生活会、学习班，与陈再道、钟汉华一样是作为党内错误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后来被“挂”了起来。进入“斗、批、改”阶段的中后期，中央重新安排了牛怀龙、蔡炳臣的职务。牛怀龙被任命为湖北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蔡炳臣被任命为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来，陈再道调任铁道兵司令员，蔡炳臣又追随陈再道到铁道兵司令部当政治部副主任去了。[103]

由此可以看到，牛怀龙、蔡炳臣是在保存原有级别的情况下，奔赴新的工作岗位的。

其四，抓捕百万雄师头头，争取百万雄师群众，百万雄师自行解体。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中央代表团成员回到北京的消息以后，在百万雄师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他们参与围攻、殴打、绑架中央代表团成员，后来又到处搜查、堵截王力，防止他逃离武汉，但是却失败了。这标志着他们通过胁迫王力来迫使中央改变态度的努力破产了。其头头不会不明白这种行为的严重性。这不仅会使他们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地位，而且围攻、殴打、绑架中央代表团成员的行为，还会面临对他们责任的追究。这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迫切问题。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个时候百万雄师内部表现出这样的趋向：一部分人不明究理，仍然我行我素，还像以前那样攻击造反派;一部分人则对于中央的表态大惑不解，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处于迷茫状态;一部分人则是嗅觉灵敏，发现态势、风向变了，开始转变态度了。总的来说，这个时候的百万雄师由先前的攻势迅速变为守势，内部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其头头也在酝酿如何改变斗争策略，在退却中来维护组织及其个人的安全了。

七月二十三日中央代表团回京的消息宣布以后，面对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百万雄师仍然有一部分人上街游行、示威，进行武斗，对造反派发起攻势。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百万雄师虽然垂头丧气，但是仍有一部分人和8201部队一些指战员进行上街游行，散发《紧急警报》，煽动群众闹事。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七六六、四二三部队进行游行，支持武汉地区革命派。当部队行至江汉路与解放路交口时，百万雄师用汽车在前面拦路，九辆汽车装满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成员，在后面追赶。途中遇到欢迎解放军的群众，百万雄师成员便下车，抓走了新华工一个女同学(她给解放军献了袖章)，打伤了一个小孩。群众被打散以后，他们又继续开车追赶，游行的部队为了避免冲突，进入长江饭店。

8199部队向百万雄师提出意见，要他们保证《人民日报》正常印刷。经过部队和革命群众的努力，百万雄师被迫接受要求，二十四日早四点已恢复印报。

百万雄师在肉联和汽运二站开会，对下一步行动的打算是：(一)继续揪王力;(二)不要反对别人打倒陈再道;(三)稳定内部，反对“内战”;(四)抓革命，促生产。[104]

某日晚上，18车百万雄师包围体院大楼，驻测绘学院和新华工解放军前去制止武斗;次日凌晨五时，百万雄师出动38辆卡车、3辆消防车、一辆装甲车攻打体院，并刺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数十人。同时，百万雄师数十辆车包围测绘学院，直到次日上午十一时周恩来来电制止，车辆才散去。

百万雄师头头召开会议还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果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105]

从中可以看到，百万雄师这个时候还有人在游行、示威，攻打造反派，以此来显示力量。在态势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负隅顽抗的行为只能加速百万雄师的覆灭。

有一些百万雄师成员对于中央的表态思想上想不通，认为他们出身好，又是工人，为什么中央没有支持他们却支持了造反派呢?即便这样，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决定执行中央的指示，不再进行抗衡了。

七月二十三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中央代表团回京的消息后，新华社记者张春亭为了了解百万雄师的反应，就和分社的一位记者专程到了百万雄师总部观察他们的撤离情况，并随访了他们对中央指示的意见。听说他们二位是新华社记者，百万雄师群众对他们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但大多数人有抵触情绪，想不通为什么要解散他们，并希望记者能帮助他们向中央反映情况。[106]

下面是百万雄师一个分部开会的会议记录摘要，反映了当时他们存在的矛盾心理：

有人说：我始终不相信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就是刘、邓的人，他们所谓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看如果表了态，我们也有罪，不表态也跑不脱。……另一个人说，如果我们明天参加了明天的会议，我们就是承认了七月十九日是反革命行动。我们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就是砍脑袋，我们也不表态。……

结论：不管通不通应该立即贯彻中央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107]

这虽然是一个分部的会议记录，但是却反映了当时百万雄师一部分成员的心理。他们参加了百万雄师，却没有搞清楚百万雄师的行动是与文革发展潮流背道而驰的，为什么被人们称为保守派。这些人虽然在认识上存在局限，但是执行中央指示、服从大局的作法还是值得肯定的。这成为百万雄师问题能够顺利解决的重要因素。

在局势发展变化的情况下，百万雄师的头头为求自保，在斗争中扭转被动局面，也开始转变态度，将矛头对准陈再道了。

七月二十三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中央代表团成员返京的消息播送后，百万雄师的广播站，除了叫喊几声“打倒王力”的口号外，几乎沉默了一天。百万雄师汉阳联络站的广播站每天惯例的那次播音，也没有按时进行。第二天，百万雄师召开了一次会议，晚上，武汉三镇的百万雄师统一行动，都喊：“打倒陈再道。”他们的口号是：“打倒陈再道!”“打倒孟夫唐!”“‘百万雄师’永立江城!”“‘百万雄师’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在武昌，“百万雄师”的一些广播站，也喊：“打倒‘三反’分子陈再道 !”“打倒两面三刀的陈再道!”“打倒欺上瞒下的陈再道!”等口号。[108]

还有一些百万雄师的头头反戈一击，表示转变立场，拥护中央决定，

脱离百万雄师。

以汉阳区第一副区长熊明、第二副区长肖宗山、第三副区长孙平、第四副区长曲绵纨、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由延春、区委办公室主任田雨时、政法部长魏鹤亭等为首的十三个百万雄师的大小头目和幕后指挥者，七月二十六日下午集体贴出大字报，表示“拥护中央对武汉问题的决定”，表示“支持‘三钢’、‘三新’”，但只字未提“百万雄师”的问题。区委机关参加百万雄师的几个组织，二十六日也分别宣布脱离百万雄师。百万雄师的人找到造反派，有的还写了血书，表示要跟着造反派一起进行革命。[109]

这些百万雄师的头头意识到形势发生变化了，中央要解决陈再道等人的问题了，才将矛头对准了陈再道。这是企图以此来扭转他们在与造反派斗争中的被动态势，是在形势发展变化下的投机选择。至于拥护中央决定、脱离百万雄师的这些下属组织，有的是思想认识上转变过来了，有的是组织程序上的服从，有的则是为了个人及其小组织政治生命采取的行动。虽然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却也反映出武汉文革斗争态势发生的重大变化。

百万难师不仅在内部出现了分化，外部的支持者也对他们偃旗息鼓了。

当时追随百万雄师的三司，在听到中央代表团成员返京的消息后，内部极为混乱。在三司司令部大楼中，有很多人低头深思，默默不语。从三司独立出去的三司革联发表《夺权公告》，指出三司在陈再道等人和右倾头头的操纵下完全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保守组织，宣布：三司的一切权力归三司革联;解散所谓红三司司令部。三字兵也找到造反派，有的还写了血书，说要跟着造反派一起进行革命。三字兵还搞了一个组织，来造他们自己的反。[110]

三司的解体、三字兵的转向使得百万雄师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同盟、支持者。七二○事件期间，曾经支持过百万雄师的湖北及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南京石油学院、甘肃天水市财贸学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河南十大总部、四川产业军、广西联指等全国各地的保守派，也在七月二十三日中央表态以后销声匿迹了。[111]

在这种情况下，百万雄师不仅失去了武汉军区的支持，也失去了湖北及全国各地保守派组织的支持，走向孤立乃至到了四面楚歌的地步。百万雄师的头头也觉察到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他们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利，开始部署如何撤退的行动了。

七月二十六日深夜，百万雄师联络总站举行了最后一次常委会议。会议决定：俞文斌、杨道安、孙德洲、章迪杰、李本富与武汉军区领导交涉处理善后事宜。其余常委帮忙指导群众疏散，能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的投亲靠友，尽量避免遭受重大打击。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俞文斌等一行五人，由杨道安开车，乘坐一辆苏式吉普，从汉口3506工厂到达武昌洪山宾馆的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俞文斌提出，请武汉军区帮助他们印发一个声明，百万雄师的责任由全体常委承担，听候处理。次日，武汉军区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又开车前往新华工。新华工的造反派通知了公安联司，将他们关押了起来。最后，百万雄师的13名主要头目被关押，其中8人一直被关押到一九七二年三月，一人死于狱中。[112]他们被解除关押后，经过学习班进行短期培训后，又回到原单位去工作了。[113]

由此看来，百万雄师的头头不是主动投案，而是被造反派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的。当时只是关押了百万雄师的头头，对其高层责任重大且又不悔改的头头才关押了四年多的时间，其他头头则是在认识错误以后就释放了。对其他群众则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争取他们转变态度。

从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看，中央并没有解散百万雄师，而是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百万雄师自行解体的。在处理百万雄师的过程中，中央将百万雄师的一般群众与其头头区别开来，将其中一小撮坏头头与一般的头头区分开来，教育、争取百万雄师中的一般群众从思想上转变过来。在中央复电中，还告诫武汉军区要教育造反派，不要乘机报复。七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河南省军区负责人和河南两派代表时还说：不要说百万雄师是“百匪”，中央没有这样说，只是说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因它还是群众组织。对犯过错误的百万雄师群众，要允许和欢迎他们回到生产岗位，用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的具体行动来改正错误。[114]正是由于中央采取了适宜的政策，才促进了百万雄师内部的分化。百万雄师在其内部出现分化，失去了军区和保守派的支持，头头又被关押的情况下，才走向解体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七二○事件后，中央采取了“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虽然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武汉军区公告》以及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中用了叛逆行为的术语，但在处理上还是按照党内错误、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的。不论是武汉军区还是8201部队的主要负责人虽然被撤销了职务，但是在参加生活会、学习班以后被“挂”了起来，在进入“斗、批、改”阶段的中后期都被安排了适宜的工作。中央将百万雄师的头头与其一般群众区分开来。虽然关押了其高层的一小撮头头，但是在经过四年多以后，也释放了他们并让其回原单位工作了。百万雄师这个曾经在武汉文革舞台上呼风唤雨的组织，就是在这样强大的攻势下分崩离析了。

⑥ 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七二○事件发生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确定了处理七二○事件的方针、政策，按照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对这个事件的责任人作出了处理。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责任又是如何呢?

1)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总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这表现在事件并非由某一因素引发，而是在几股力量的作用下，经过若干环节激化以后，才最终发生的。既然如此，那么导致这个事件发生的因素、力量和环节又是什么呢?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武汉文革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是在若干力量作用下不断被推向前进的。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中央，武汉军区，干部队伍，群众组织。中央又分为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武汉军区又分为军区及其所属支左部队(主要是独立师);干部队伍又分为革命干部和保守干部;群众组织又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类组织。造反派以“三钢”、“三新”为代表，保守派则是以职工联合会、三字兵以及后来的百万雄师为代表，两派之间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武汉军区介入文革以后，虽然在工农业生产的平稳发展和局势的总体稳定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却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造成了严重后果，致使军队与造反派乃至两派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认为武汉军区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样在武汉文革问题上，形成了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革命干部(包括军队革命干部)支持造反派，武汉军区(包括地方保守干部)支持保守派(百万雄师)的态势，全军文革小组在两者之间处于摇摆状态。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代表团成员到达武汉，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通过做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的思想工作，纠正他们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使武汉文革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下面我们对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武汉文革的发展历程作一个简要回顾。

我们知道，武汉造反派是在一二六夺权中走向分裂的。工造、三司、新华工等造反派在没有和其他造反派协商好的情况下，一月二十六日就率先夺取了武汉市委大权，引起了其他造反派的不满。工总、二司、九一三为代表的造反派则发表了“二八声明”，抨击一二六夺权，要进行反托派斗争。这样围绕一二六夺权和“二八声明”展开的争论，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这是后来钢、新两派纷争的滥觞。[1]

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发以后，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武汉军区无视造反派在一二六夺权上产生的矛盾和斗争，发表了反对“二八声明”的“二一八声明”，支持一二六夺权，进一步激化了军区与香花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纷争。不仅如此，武汉军区还决定抓捕造反派，取缔造反派组织。三月十七日，军区调动部队抓捕了工总各级负责人，而后又发表了“三二一通告”，解散了工总。这是军区支左以来打压造反派的重大行动。

解散工总以后，原先业已濒临解体的保守派组织在军区及其支左部队的支持下又复活起来。这种行为引起了毒草派的不满。于是，毒草派和香花派又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军区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发后，造反派向军区发起了反攻。这个时候造反派与军区斗争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为工总进行平反上。虽然在新的形势下造反派又联合起来了，但是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少分歧和矛盾。这无疑影响了造反派之间的团结，使得他们难以在斗争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军区及其支左部队打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五月中旬，保守派在他们支持下以红武兵为核心联合起来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这个组织从性质上与职工联合会一脉相承，具有浓厚的保守色彩，以暴力斗争为手段，造地、富、反、坏、右的反，与造反派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在两派斗争中，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打压造反派。从五月下旬到七月初，百万雄师在军区及支左部队支持下，以汉阳为根据地，先汉口后武昌，向造反派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武汉出现的大规模武斗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当然，军区是以间接而非直接方式支持百万雄师的。

虽然这个时期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为解决武汉问题召开过会议，发过电报，也做过工作，但是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武汉军区还有人假借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来吓阻造反派，致使中央文革小组放弃了对于武汉问题的调解。[2]为了争取斗争中的主动态势，武汉军区发表了“六四公告”。这个公告是在坚持既定立场前提下承认了支左中的一些错误，因而公告不仅没有获得造反派的支持，还遭到了百万雄师的反对。这样也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

不过，坦率地说，虽然武汉军区与其它军区一样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武汉也出现了大规模武斗，但是从文革形势的发展上来看，湖北与四川、江西、湖南等周边省份相比，还算是比较好的。[3]武汉出现的流血事件，主要是百万雄师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向造反派攻击造成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并没有像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那样公开出动部队镇压造反派，直接制造大规模流血事件。从这里来看，不论从形势还是所处的态势上来说，是存在解决问题的有利条件的。七二○事件也并非是必然要发生的。

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到达武汉的。他想以武汉问题的解决为契机，推动周边省份乃至全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但是，事与愿违，却发生了七二○事件，谢富治、王力等中央代表团成员被围攻、绑架、殴打，毛泽东也不得不匆匆离开武汉。那么，究竟是在那些环节上出现了问题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七二○事件是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在一系列环节上出现了问题的情况下才发生的。这些问题环环相扣，紧密相连，互相影响，不仅导致了七二○事件的发生，还使得事件发生后，最终变得不可收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环节之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以及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等人，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采取抵制、抗衡态度，没有及时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武汉问题解决的轨道上来。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周恩来召开武汉军区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做军区负责人的思想工作。会前，周恩来就将毛泽东说的到武汉为陈再道保驾的话转告了陈再道，不是要打倒他们，只要改正了错误，仍然要他们主持军区工作。陈再道、钟汉华等军区负责人则在开会前统一思想，认为他们在支左中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由于意见不合，陈再道还顶撞周恩来，拍起了桌子。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以“三钢”、“三新”为核心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所有群众组织都不解散，但要进行整风，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4]

会后，周恩来领着陈再道、钟汉华到东湖客舍，毛泽东又亲自做两人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纠正错误的方法。而后周恩来飞返北京。虽然陈再道、钟汉华口头上表示拥护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也释放了工总的头头朱鸿霞，但是思想上却没有转过弯来，仍然弄不明白为什么说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5]尽管如此，七月十九日武汉军区还是召开了生活会，听取陈再道、钟汉华的检查，检讨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从形式上来看，他们是按照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检讨在支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这不过是例行公事，并不表明他们对于所犯错误有了真正的认识。这严重影响了他们此后的行动。牛怀龙、蔡炳臣回到独立师后，则是牢骚满腹，怨声载道，对独立师其他人产生了重要影响。[6]正是由于这样，在七二○事件苗头刚刚出现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及时采取防范措施，还推波助澜般地予以纵容、支持。在七二○事件发生后，也没有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予以制止，酿成了严重后果。

环节之二，武汉军区在没有做好部队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军区生活会的内容进行了传达，从而在部队内部特别是支左部队独立师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军代表迅速传到了百万雄师。一些部队官兵和百万雄师成员就通过游行、示威来表达不满，还到军区进行抗议，七二○事件的征兆由此显现。

本来，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以后，再三交待在做好部队思想工作以前，不要将这个方针传达下去。毛泽东在与陈再道、钟汉华的谈话中也告诫他们，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发表一个宣言，就团结起来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七月十八日夜晚，武汉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就批准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将这个方针传达了下去。

七月十九日，武汉军区召开生活会。陈再道、钟汉华做检查。这个时候就有部队的战士、百万雄师成员到军区或在大街上游行、示威，事件发生的前兆业已显现。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十九日晚钟汉华又让将军区生活会的情况向下迅速作了传达。这样在没有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军区领导态度转变的消息也随之传了出去，更进一步激发了一些部队指战员和百万雄师成员的情绪。[7]

当时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支左部队在百万雄师派有军代表。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传达到支左部队后，迅速通过军代表又传给了百万雄师头头。百万雄师头头召开会议组织百万雄师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到军区进行抗议。当时，百万雄师的一些头头已经知道毛泽东到达武汉住在东湖客舍的消息。[8]本来，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的，但是有人却处于斗争策略考虑把这个方针归结为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将斗争矛头引向王力，说这个方针是王力个人提出来的。以此为号召，掀起了一些部队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抗议活动。

将中央方针和军区生活会内容一下子捅向了基层，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致使一些基层官兵和百万雄师成员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军区领导态度的转变大为不满，因而不仅上街游行、示威，还到军区来进行抗议，埋下了七二○事件的严重隐患。

环节之三，在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王力等人就到群众中间活动，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进一步激化了武汉形势，造成了部队一些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不满，为有人制造谣言、煽动闹事提供了口实。

当时武汉两派以及部队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立足于现实斗争状况，谨言慎行，采取适当措施，化解双方矛盾。虽然王力没有泄露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但是在没有做通两派群众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在与两派群众接触中公开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显然是不适宜的。这样只会激化矛盾，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造反派以王力的讲话为旗号，大肆宣扬，百万雄师则对此大为不满，进行游行、示威以示抗议。有人趁机抛出了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煽动群众将矛头指向王力。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引发的。

环节之四，七月十九日白天，就已经出现了七二○事件发生的征兆。到了夜晚，百万雄师下属的公检法冲击东湖客舍北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竟然熟视无睹，默然置之，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放弃了解决问题的机会。

七月十九日白天就已经出现部队一些指战员和百万雄师上街游行、示威，或到军区大院进行抗议的行动，但是并没有引起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注意和警觉。十九日晚上，百万雄师下属公检法系统的人员冲击东湖客舍北门，警卫人员迅速向军区报告。虽然军区副政委叶明派出了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前去解围，但是不论陈再道还是钟汉华都没有对此做出相应的反应，采取紧急、果断、有力措施来消除隐患。当时，毛泽东和中央代表团成员就住在东湖客舍。百万雄师却不顾劝阻冲击东湖客舍，不仅影响中央代表团成员特别是毛泽东的休息，还严重威胁到他们的人身安全，可是这种状况竟然没有引起陈再道、钟汉华的警觉，而是抱着“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舟”的态度，没有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来保护东湖客舍。即便抛开他们支左中的错误不论，单从指挥程序以及领导干部的职业操守上来说也是错误的。这是七二○事件发生的前兆，也是他们失职、渎职行为的表现。这个时候如果他们亲自出面，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利用他们对于百万雄师的影响力，积极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来处理问题，事件是有可能得到化解的。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

环节之五，七月二十日，百万雄师、独立师战士冲进东湖客舍百花二号，围攻谢富治、王力等中央代表团成员，绑架、殴打王力，严重威胁到毛泽东住地梅岭一号的安全，七二○事件由此发生。陈再道、钟汉华却以近乎躺平的方式来对待这个事件，放弃了最后解决的机会。

七月二十日清晨，百万雄师从西门冲进东湖客舍谢富治、王力住地百花二号。陈再道、钟汉华虽然这个时候也赶来了，但是却表示自己业已无能为力了。谢富治、王力、陈再道、钟汉华与冲进东湖客舍的百万雄师成员谈话，表示下午接见他们，气氛缓和了下来。这个时候突然以8201部队为主的一群战士冲了进来，将陈再道误当王力打翻在地。谢富治、王力遭到围攻，推推搡搡，局面混乱。他们绑架、殴打了王力，要王力宣布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陈再道被打后则索性不管了。[9]

在矛盾业已激化的情况下，尽管陈再道、钟汉华处理起问题来会非常困难，但是在中央代表团成员遭到围攻、绑架和殴打，毛泽东住地东湖客舍遭到冲击，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他们本应挺身而出，负起责任，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来制止事态的恶性发展。遗憾的是，他们既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来遏制正在激化的形势，也没有主动向毛泽东请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采取了近乎躺平的方式放任事态的发展。反而是毛泽东得知王力被绑架、殴打的消息后，传话要他们将王力解救出来。陈再道因为被误打躺倒不管了，钟汉华到了军区大院，却采取磕头、下跪的方式来乞求他们放出王力。[10]当然不会取得成效。后来还是在孔庆德、叶明等军区负责人以及张昭剑、王振英等人的帮助下，王力才离开军区大院脱离围攻的。

从中可以看到，在矛盾业已激化、冲突随时都会发生的情况下，再继续靠做思想工作来平息事端会变得非常困难。尽管如此，陈再道、钟汉华却没有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平息事态，而是仍然放任事态的发展。这样也就放弃了最后解决事件的机会。

环节之六，七二○事件发生的这一天，不仅事态没有得到平息，王力也没有被营救出来，毛泽东在周恩来劝说下不得不离开武汉，事件一发变得不可收拾。

七二○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紧急飞赴武汉，劝说、安排毛泽东安全转移。从武汉发生的事态来看，不仅百万雄师进行闹事，而且独立师部分指战员也参与其中，谢富治、王力等中央代表团成员遭到围攻，王力被绑架、殴打，陈再道、钟汉华却没有采取实质性措施来处理这个事件。这就不能不引发毛泽东的深思。在周恩来劝说下，毛泽东同意离开武汉。这反映出毛泽东对武汉形势的判断是严峻的，否则的话，他是不会匆忙离开武汉的。对七二○事件的判定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中央代表团成员遭受围攻、绑架和殴打，一个是东湖客舍发生的事件严重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迫使毛泽东在周恩来安排下不得不离开武汉。这两件事对于七二○事件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没有发生这两件事，一切都是可以挽回的;但是，这两件事发生后，就已经锁定了七二○事件，一发变得不可收拾。

环节之七，由于对武汉形势的误判，影响到适宜方法的及时实施，也是我们研究七二○事件的一个视角。

毛泽东离京赴汉的时候，对武汉文革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因而到达武汉以后就没有立即找陈再道、钟汉华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只是由周恩来召开武汉军区会议来解决他们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几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虽然七月十八日晚毛泽东接见了陈再道、钟汉华，当面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他们也表态说要改正错误，但是思想上却没有真正转过弯来，也就是说在做通他们思想工作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若干事由的引发下，事态才不断被激化的。

在东湖客舍遭到冲击，谢富治、王力等中央代表团成员被围攻、绑架和殴打的时候，陈再道、钟汉华并没有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来解决问题。不论是杨成武、谢富治、余立金这些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负责人，还是从北京紧急飞往武汉的周恩来，都对当时局势的发展非常紧张，从安全考虑纷纷劝毛泽东离开武汉。事态的发展，形势的急剧变化，也不能不使毛泽东陷入深思，一时产生武汉发生兵变的错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了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乘飞机离开武汉飞赴上海的。九月九日，毛泽东在与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时曾经反思道：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结果等到第五天。[11]九月二十日，他在与武汉军区新任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谈话时，还懊悔地说：“前次我不走就好了”。[12]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七二○事件进行反思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由于当时对武汉形势以及陈再道的政治觉悟估计得比较乐观，因而毛泽东一到武汉才没有立即找陈再道做工作。在毛泽东住地东湖客舍遭到冲击，中央代表团成员被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围攻、绑架、殴打，陈再道、钟汉华又没有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来平息事件的情况下，就不能不让人产生兵变的疑问，因而毛泽东才在众人的劝说下离开了武汉。

事实是陈再道当时并没有发动兵变。由于思想上没有转变过来，他既没有事先采取措施防止事件的发生，又没有在事件发生后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事件，而是采取了“罢官”的方式，撂挑子，渎职，弃职，消极对抗，放手不管了。由于对当时事件产生的误判，毛泽东才离开了武汉。如果不是这样，他留下来的话，不仅可以及时处理这个事件，也不致于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因而毛泽东在反思这个事件的时候，才说出了那样的话。这是真情的流露，也是发自肺腑的自白，显示出毛泽东的坦荡胸怀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七二○事件发生过程中，不论是武汉军区还是所属部队，都有干部勤于职守，忠实履行职责，按照中央的命令行事。毛泽东就是经过周恩来的周密安排，在他们的保护下离开东湖客舍前往机场飞赴上海的。王力也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从百万雄师的围攻、殴打中脱离险境的。为了安全起见，七月二十日夜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军区保卫科长王振英还与王力一起上了小洪山。王力是在武汉空军的帮助下才到达机场，与中央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离汉回京的。从这里来看，虽然陈再道、钟汉华这两位武汉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失职、怠工、玩忽职守，一部分部队特别是独立师参加了七二○事件，但是整个武汉部队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参加到对抗的行动中来。

从中可以看到，七二○事件并非陈再道等人发动的叛乱，否则的话，不仅周恩来进不了武汉，毛泽东也难以离开武汉，事件更难以在没有滋生事端的情况下得到比较顺利地处理。这说明陈再道、钟汉华并没有下命令封锁武汉。即便如此，他们的错误也是非常严重的。他们的错误表现在中央批评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虽然形式上他们也表示要改正错误，但是在思想上却存在抗衡情绪，没有转变到中央关于武汉文革的轨道上来。不仅如此，面对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们没有及时采取果断、有力措施，防止、制止事态的恶性发展，反而在形势紧张的时刻，撂挑子，玩忽职守，失职，渎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本来，陈再道、钟汉华还是有机会来采取措施防范、化解七二○事件的。毛泽东、周恩来到达武汉，首先将处理武汉问题的“底”告诉了他们，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即便他们思想上不通，也是要保留意见，应该组织上服从的。这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领导干部的纪律、职责所系。特别是在毛泽东和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的情况下，应该首先采取防范措施，保证他们的安全，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但是陈再道、钟汉华却疏于防范，将他们对于中央方针的不满情绪带到了工作中。这样就为七二○事件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从工作方法上来说，毛泽东、周恩来都告诉他们先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而后再做好两派群众的思想工作。在做好思想工作以前，不要率先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向下传达。但是，他们却置若罔闻，在没有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传达了下去。这样就激起了一些部队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不满，有人还趁机将这个方针说成是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煽动群众闹事，酿成了事件发生的严重隐患。

从中可以看到，七月十九日就有部队战士和百万雄师冲击军区和东湖客舍，陈再道、钟汉华却对事件发生的征兆无动于衷，默然置之，没有主动、积极地采取措施将隐患消除在萌芽之中，而是消极无为、坐看事件的酝酿、发展与激化，失去了解决事件的机会。七月二十日，独立师一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客舍，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酿成严重事端的时候，虽然这个时候处理起问题来会更加困难，但是陈再道、钟汉华却没有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解决问题，而是听任事件的发展而无所作为，致使毛泽东不得不离开武汉，终于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在于武汉竟然发生了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事态的发展促使周恩来不得不安排毛泽东紧急飞离武汉。这是决定七二○事件的两个关键性因素。如果当时毛泽东一到武汉就立即找陈再道、钟汉华做工作，或许正在酝酿中的七二○事件不致于爆发;如果毛泽东在事件发生后不离开武汉，以毛泽东当时在群众中的声望和号召力，七二○事件也是比较容易收场的，不至于持续数天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当然，基层官兵和群众对于毛泽东到达武汉是不知情的。

其实，从当时事态的发展上来分析，毛泽东离开武汉也是不得已的。当时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竟然冲进东湖客舍，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却消极无为，没有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来平息事件，不能不让人形成发生叛乱的错觉。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毛泽东本人是怎么想的，中央也是不会让党的领袖毛泽东处此风险之地的。[13]周恩来就是携此任务才紧急飞赴武汉的。从这里来说，当时毛泽东离开武汉也是势在必然。

从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武汉军区及其所属独立师支持百万雄师而没有支持造反派，还抓捕了工总头头，解散了工总，中央才认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七二○事件是在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作用下才发生的。这两股力量是七二○事件发生的主力。虽然陈再道、钟汉华在武汉军区生活会上作了检查，但是他们的思想并没有转变过来，更没有做好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工作。因而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就采取了激烈的行动来表示不满。这个事件的实质是武汉军区及其所属支左部队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因为不满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所采取的强烈抗议行动，想以此来迫使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

本来，各地不论是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是保守派对于中央方针的不满，往往采取上访、告状、静坐、游行、示威的方式，即便是冲击军事机关和其它单位也是徒手而没有佩带兵器的。但是七二○事件则不然。这个事件的鲜明特点在于，部队和百万雄师不仅在游行、示威时佩带了兵器，冲击东湖客舍和军区大院时也是如此，还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致使毛泽东在周恩来安排下不得不紧急离开武汉以避险。正是由于这样，这个事件才与以前各地出现的类似问题表现出不同，成为文革中具有鲜明特点的重大事件。

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七二○事件是在多重环节交替出现问题之后才发生的。这些环节就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陈再道、钟汉华既没有从思想上接受中央的方针，也没有在组织程序上能够履行职责、为防止事态恶化和扩大及时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他们没有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先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再做好两派群众的思想工作，而是直接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传播了出去;王力等人在做好两派工作之前，就到群众中去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七月十九日出现事件苗头的时候，陈再道、钟汉华没有及时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及时将苗头扑灭在萌芽状态;事件发生后，他们也没有及时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防止事态扩大，以求化解矛盾，将事态平息下来;毛泽东到达武汉后，没有立即去做陈再道的工作，事件发生后又离开了武汉，没有就地解决、平息这个事件。正是由于这些环节上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环环相扣，紧密衔接，才不仅导致了七二○事件的发生，还在全国造成了那样大的影响。

从以上研究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七二○事件是武汉军区及其所属支左部队独立师和百万雄师为表达对中央方针的不满所发生的强烈抗议行动。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具体表现为：

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对待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采取消极、抵制和抗衡的态度，是七二○事件发生的首要原因;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及其所属部分指战员，百万雄师头头及其成员，采取激烈方式反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是七二○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王力在未做通部队和群众工作的情况下，就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成为七二○事件的导火线。

2)七二○事件应负的责任问题。

前文我们分析了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现在我们来进一步分析七二○事件应负的责任问题。七二○事件的责任是从原因中推出来的，对这个事件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以后，责任问题也就呼之欲出了。

其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对七二○事件的发生负有首要责任。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在军队支左以后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紧密联接、在酝酿发酵之后，最终酿成了七二○事件，成为七二○事件发生的首要原因。

概括地说，他们所犯的错误之所以成为七二○事件发生的首要原因，是由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首先，是由陈再道、钟汉华在武汉军区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他们分别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也就是军区的一、二把手，因而他们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军队支左以及武汉文革的发展方向。其次，是由他们在七二○事件发生前后的作用所决定的。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他们对于军区所犯的错误不仅负有领导责任，还具体管控军队支左活动，对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更负有直接责任。虽然他们没有发动兵变，但是他们的言行却对事件发生及其平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再次，他们知道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并在毛泽东、周恩来对他们做了思想工作以后，仍然固执己见，不思悔改，放任自流，置毛泽东和中央代表团成员的安全于不顾，终致七二○事件的发生，并造成了那样大的影响。正是由于这几个因素的存在，才使他们的所犯错误成为七二○事件发生的首要原因。

具体地说，他们的错误成为七二○事件的首要原因，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由军区主要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负责。毛泽东、周恩来到达武汉以后，不仅向陈再道、钟汉华“交了底”，还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及其方法告诉了他们。虽然他们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如果他们在毛泽东指导下，按照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方法，做好部队和两派群众的工作，七二○事件本来是有可能避免的。[14]遗憾的是，他们虽然口头上表示要改正错误，也召开了军区生活会作了检查，释放了工总头头朱鸿霞，思想上却没有转变过来。不仅如此，他们还置毛泽东、周恩来的警告于不顾，在没有做好部队和群众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批准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七月十九日军区生活会的内容向下作了传达，又迅速扩散到百万雄师。这样就埋下了七二○事件发生的严重隐患。

七月十九日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上街游行、示威，还冲击了军区大院、东湖客舍。这个时候七二○事件的征兆业已显现，但是却没有引起陈再道、钟汉华的警觉。他们仍然无动于衷，默然置之，没有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将其解决在萌芽状态。七二○事件发生后，尽管这个时候处理起来会遇到更大困难，但是他们却仍然没有集合军区常委一班人，群策群力，共同行动，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解决问题。陈再道由于被误打索性不管了，钟汉华无奈之下却向百万雄师磕头、作揖，恳请他们放了王力。[15]对于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们只是疲于应付，消极对待，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来予以解决。他们既没有及时将相关情况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处置办法，也没有对毛泽东住地东湖客舍的安全予以特别保护。陈再道还对谢富治等人说出了“靠你们做工作啰，我是无能力了”的话。[16]这样就将他“撂挑子”的态度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其实，尽管陈再道、钟汉华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周恩来到达武汉后却没有责怪他们，而是为他们提供了改正错误的机会，还主动为他们承担了责任，减轻了他们的负荷。[17]他们本来是可以抓住机会改正错误，将武汉文革转入正道的。退一步说，在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解决文革问题的时候，即便陈再道、钟汉华思想不通，但是作为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大军区的主官，从组织纪律和程序上来说，也是要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负起责任来。不仅要执行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纠正所犯的错误，还要积极采取措施来维护社会稳定，防止事态的恶化，保证毛泽东和中央代表团成员的安全。这是他们的职责所系。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虽然他们没有发动叛乱，但是在武汉形势危急的时刻，却没有积极、主动地投入到解决武汉形势的工作中，而是消极应付，采取了近乎冷眼旁观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领导职责，将他们怠工的态度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从中可以看到，陈再道、钟汉华不仅在军区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他们在七二○事件发生前后既没有防范事件的发生，也没有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平息这个事件，而是抱着放任自流的态度，任凭事件沿着自身的轨迹发展。七二○事件是由于在一系列环节上出现了问题才发生的。陈再道、钟汉华则是这一系列环节上的关键人物。正是由于他们在这一系列环节的处置上犯了错误，才导致了七二○事件并造成了那样大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既然陈再道、钟汉华所犯的错误是发生七二○事件的首要原因，那么他们就要为这个事件的发生负首要责任。

其二，省军区独立师(即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和百万雄师头头要对七二○事件的发生负主要责任。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不难发现，正是由于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行动，才导致了七二○事件的发生。虽然有不少人参加了这个事件，但是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则是这个事件发生的主力。不论是冲击军区大院、东湖客舍，围攻、绑架和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独立师、百万雄师不仅参与了这些行动，还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是导致这个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正是因为这样，这支部队的主要负责人牛怀龙、蔡炳臣和百万雄师头头才要为这个事件的发生负主要责任。既然这样，那么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为什么要为七二○事件的发生负主要责任。

独立师在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领导下，虽然参加了武汉军区的支左行动，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百万雄师成立后发生的许多武斗是在独立师支持、纵容下进行的。为此，独立师向百万雄师分站派驻了军代表，负责它们之间的沟通和联系。独立师指战员还参加了百万雄师的游行、示威活动。独立师在支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激化了两派群众的矛盾，恶化了武汉的生态，严重影响了武汉文革的发展。

毛泽东、周恩来到达武汉以后，宣布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出人意料的是，牛怀龙、蔡炳臣七月十八日晚就在钟汉华批准后向部队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十九日晚还将军区生活会的内容向下作了传达，又擅自扩大传达范围，进一步扩散到了百万雄师。[18]本来，在召开军区生活会的时候，他们就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表示不满，发言要求被阻止后，竟私自离开会议回到师部，牢骚埋怨声不断，火气冲天。他们的态度深深地影响了师部一班人。这个时候独立师指战员出现躁动，上街游行、示威，到军区大院抗议。这是一种严重的动向。牛怀龙、蔡炳臣却置这种动向于不顾，既没有向军区进行汇报，请求指示，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予以制止，而是以纵容、支持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19]当时独立师官兵警卫着毛泽东住地东湖客舍，牛怀龙、蔡炳臣也知道毛泽东就居住在东湖客舍，但是当东湖客舍在七月十九日夜受到冲击的时候，面对独立师警卫队的告急，他们既没有做好疏导工作，也没有将这个情况迅速上报军区，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加强东湖客舍的警卫，而是竟然无动于衷，放任事态的发展。七月二十日，事件发生后，面对王力遭受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围攻、绑架，正在现场的牛怀龙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进行阻止。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态，牛怀龙、蔡炳臣采取了超然的态度，对其推波助澜，放任独立师一部分指战员的行动。[20]

牛怀龙、蔡炳臣作为独立师的师长、政委，是独立师主要负责人，虽然他们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中央已经明确表示，错误由武汉军区主要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负责，并没有说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如果这个时候他们能够接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积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独立师指战员的情绪是有可能得到稳定而不卷入到七二○事件之中的。这样在没有独立师参加的情况下，七二○事件即便发生也是容易得到控制的，更不会造成那样大的影响。

作为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即使他们思想上不通，也要组织上服从，执行中央的方针，履行领导干部的职责，对部队的动态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这里虽然具有认识的因素，但是在周恩来召开军区会议听取汇报，宣布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以后，他们还没有转变过来，在七二○事件发生前夕乃至事件发生后，仍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防止、平息这个事件，就不能不说是立场使然了。[21]

我们再来看百万雄师头头为什么要对七二○事件负主要责任。

百万雄师在五月中旬成立以后，在其头头的指挥下，对造反派发动进攻，制造了一系列武斗事件，严重恶化了武汉的文革形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武汉两派群众组织性质的判断是准确的。百万雄师是保守派组织，“三钢”、“三新”是造反派组织。这是基于双方在文革中的行为才作出的定性，并不是要取消百万雄师，而是要把它搞入正规。因为百万雄师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22]百万雄师的头头在获悉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后，又得知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准备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于是他们就开会策划了到军区进行的抗议行动。况且他们当中的一些头头是知道毛泽东已经到达武汉居住在东湖客舍的。[23]百万雄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躁动了起来。七月十九日晚上，百万雄师下属的公检法率先冲击东湖客舍北门，要求谢富治接见他们，一直闹到了下半夜，才总算把他们阻挡在了大门口附近。第二天凌晨，百万雄师又冲进了东湖客舍西门，围攻中央代表团成员，绑架、殴打了王力，造成了严重后果。

百万雄师头头是在获悉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以后才开始行动的。他们担心一旦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态度转变以后，就会失去军队的强有力支持。这样在没有中央对他们的认可，又失去了军区这个靠山的情况下，百万雄师就难免走向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前途和命运了。从派别利益出发，他们就利用现时的优势，紧急动员起来，通过上街游行、示威，冲击军区、东湖客舍，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不仅向军区负责人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他们停止态度的转变，继续像以前那样支持他们，还以此要挟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保持他们在武汉文革中的优势地位。这就是百万雄师头头当时存在的心理动机。

虽然百万雄师的部分头头已经知道毛泽东居住在武汉东湖客舍，但是百万雄师的广大群众却并不知道。当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要每派派一百名代表到北京商谈解决武汉问题时，百万雄师中的一个头头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张昭剑听后大吃一惊，这件事当时连他都不知道，可是百万雄师的头头却知道了。[24]这样他们策化百万雄师行动的目的，也就昭然若揭了。

在七二○事件中，虽然百万雄师的一些成员存在着自发行动的倾向，但是百万雄师作为保守派的中坚力量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并非是盲目发生的，而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这是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表示不满的强烈抗议活动。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有意见，不是采取上访、商谈、上诉、静坐的方式，而是组织起本派大批群众，采取强硬手段，围攻中央代表团成员，绑架、殴打王力，逼迫他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在挑战中央的权威。这里固然有参与这个行动的群众的责任，但是组织、策划这个事件的百万雄师头头无疑要对此负主要责任。

不论独立师还是百万雄师都是导致七二○事件发生的主力。正是因为他们上街游行、示威，冲击军区大院和东湖客舍，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造成了武汉形势的极度紧张，形成了兵变的迹象，才致使毛泽东不得不在周恩来安排下紧急离开武汉。造成严重后果的主力是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这两支力量，因而它们的负责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和百万雄师头头就要对七二○事件的发生负主要责任。

其三，王力要对七二○事件的发生负直接责任。

七二○事件发生前，王力在武汉两派群众中间四处活动，事件中又遭到独立师一些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围攻、绑架和殴打，甚至脚腂也被踩伤，是事件的受害者。既然如此，那么王力到底仅仅是一个事件的受害者，还是对这个事件负有责任?如果负有责任的话，又是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当时武汉的文革形势非常复杂，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军队与造反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如何做好军队与两派群众之间的工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当时武汉乃至全国文革面临的迫切任务。这是当时武汉文革发展的大局，一切部署和行动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向着革命大联合的方向发展。王力到达武汉以后，却并不安分，在没有弄清当时大势及武汉文革形势的情况下，就到两派群众中去活动，还讲了不少带有倾向性的话。这样就使百万雄师、支左部队特别是独立师一些指战员对他产生了疑虑和不满，纷纷上街游行、示威，贴出大字报，到军区、东湖客舍抗议并向他提出质问。两派群众又躁动起来，进一步激化了武汉的文革形势。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王力在武汉的言行，王力究竟存在什么样的过错呢?

王力的过错之一，是在没有做好部队和两派群众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到群众中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

王力到达武汉以后，与武汉高校造反派学生有过四次接触，与百万雄师有过一次接触。在与两派群众的接触中，王力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在与高校造反派学生的接触中，王力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肯定了造反派的行为，对他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在与百万雄师的接触中，气氛却并不融洽，甚至还发生了争吵，最后弄得不欢而散。从两派属性上来说，王力对两派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两派对王力的讲话出现不同反应，也是不难理解的。这里的问题在于，在部队和两派群众之间存在尖锐、复杂矛盾的情况下，在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以前，王力就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从斗争策略上来说显然是不可取的。这样不仅会使对他们的工作变得更为困难，还会将他们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推向激化。因而后来毛泽东在同杨成武等人谈话时对王力批评道：“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他还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25]

王力的过错之二，王力在武汉的言行背离了毛泽东关于武汉文革要实现大联合的指示。

毛泽东到达武汉是要解决武汉文革问题的。这就是要在做好部队和两派群众工作以后，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因而即便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也没有追究军区主要负责人的责任，还说是来为陈再道保驾的，又以中央名义为他们承担了第一位的责任，希望通过他们做好部队和两派群众的思想工作，在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以此来带动湖北周边省份乃至全国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26]这是文革发展的大局，也是文革发展的方向。王力却对此熟视无睹，在武汉的言行不是从这一大局出发，向着这个方向努力，而是背离了这一大局及其方向的发展要求。

王力在武汉对两派群众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这在当时只会激化两派的对立情绪，滋生百万雄师的不满和仇视，使得原本尖锐的矛盾更为紧张。毛泽东后来批评王力在水电学院抢先点了一把火，支一派，打一派，搞得两派群众组织对立，不是没有缘由的。[27]在军区生活会上，他以居高临下的口气，发表了趾高气扬的讲话。虽然事出有因，但是在当时场景下，不仅与事无补，还会激发这些军队领导干部的逆反情绪。因为批评是手段，不是目的。不是说王力不能进行批评，而是说他的批评应该从部队和两派群众的大联合出发，以是否有利于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作为批评的根本标准。这就要特别注意批评的时机、场合和方式，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以什么样的方式、语气讲出所说的话，同时还要将部队和两派群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及其是是非非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进行处理。遗憾的是，王力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从中可以看到，王力在武汉的言行不仅没有做好部队与两派群众的工作，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反而进一步使他们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走向激化，致使他们的联合变得更加困难。这是与毛泽东使部队和两派群众团结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方针相背离的。

王力的过错之三，他的讲话不仅被造反派大肆宣扬，还被保守派中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制造出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蛊惑人心，煽动闹事，制造事端，造成了严重后果。

当时，造反派在百万雄师的进逼下步步退让，处于守势、劣势。王力对高校造反派学生发表讲话以后，造反派为了扭转自己在两派斗争中的被动地位，就将王力的讲话录音在武汉市区反复播放。本来两派群众之间就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军队是支持百万雄师、打压造反派的，王力的讲话又带有倾向性，因而他的讲话在武汉三镇一播放，就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刺激了在两派斗争中处于优势的百万雄师，引起他们的激烈反弹，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独立师指战员的严重不满，致使形势发生逆转，进一步激化了本来就已经尖锐的分歧和矛盾。这样就更不利于解决部队和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遇到了更大困难。正是因为这样，后来毛泽东才对王力批评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28]

在王力讲话已经在武汉被弄得家喻户晓的时候，有人就趁机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包装成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煽动一部分支左部队指战员和百万雄师一起将矛头指向王力，借机制造事端，向军区领导人施加压力，阻止他们改变态度，承认错误，以达到迫使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的目的。

虽然王力在谈话中没有透露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也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但是王力在武汉的言行却给人提供了借口，激化了武汉的斗争形势，造成了严重后果。这可能也是王力始料未及的，但是毕竟已经造成了这样的事实。

从七二○事件前王力在武汉的言行中可以看到，他的错误表现在没有做好部队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就在与两派群众的接触中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他无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针对当时武汉乃至全国文革形势，从革命大联合出发来处理文革中的两派和支左问题。同时，他的讲话不仅被造反派在武汉到处播放造成了形势的激化，也被保守派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制造了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将武汉形势推向了极端。他自己也在这种激化的形势下遭到围攻、绑架和殴打，殃及了自身。

从中不难看出，王力的错误是在群众中间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昧于毛泽东关于革命大联合的方针，又为两派群众所利用，造成了严重后果。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武汉文革的形势，使得部队和两派群众之间的关系更趋紧张，引发了七二○事件。我们注意到，王力在武汉的言行是在军区及独立师主要负责人和百万雄师头头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存在抵制和不满的背景下才发生影响的。这并非七二○事件发生的主导因素。他的言行不过是起到了刺激和加剧形势紧张的作用，是七二○事件发生的导火线，即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而已。既然这样，那么王力就要为七二○事件的发生负直接责任。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看到，七二○事件应负的责任是由事件发生的原因决定的。由于武汉军区、独立师、百万雄师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他们对这个事件应负的责任也就存在差异。现在我们将七二○事件的责任归纳如下：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对七二○事件的发生负有首要责任;省军区独立师(即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和百万雄师头头对七二○事件的发生负主要责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对七二○事件的发生负直接责任。

通过以上对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到，对七二○事件应负的责任是由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所决定的，具体说来，在这个事件中应付责任的大小是由导致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中的不同作用所决定的。我们对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总结如下：

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对待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采取消极、抵制和抗衡的态度，是七二○事件发生的首要原因，因而他们对七二○事件的发生负首要责任;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及其所属部分指战员，百万雄师头头及其成员，采取激烈方式反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是七二○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因而他们对七二○事件的发生负主要责任;王力无视毛泽东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指示，在未做通部队和群众工作的情况下，就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造成了严重后果，成为七二○事件的导火线，因而对对七二○事件的发生负直接责任。

⑦ 从历史的角度来评析七二○事件。

七二○事件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两派群众斗争激烈，武斗频发，武汉军区及其部队奉命支左，却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要纠正军区所犯错误，宣布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个事件与其它类似问题不同的地方在于，一些部队指战员和百万雄师成员竟然围攻、绑架和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致使毛泽东不得不匆匆离开武汉，武汉军区、独立师主要负责人不仅没有及时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来平息这个事件，反而对此采取纵容、支持态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个事件呢?

1)叛乱，还是错误?

七二○事件发生后，究竟是叛乱，还是错误?当时在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叛乱的定性曾经一时占了上风，最终还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才作为党内错误进行处理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不论是经中央批准的武汉军区公告还是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是把七二○事件当作叛乱来定性的。这是因为在中央宣布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以后，武汉军区下属独立师的一些指战员却将矛头对准中央代表团成员，对他们进行围攻、绑架和殴打，以此来对抗中央作出的方针。武汉军区和独立师主要负责人既没有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来平息这个事件，更没有防患于未然。他们支持的百万雄师也闻风而动，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个事件中，和独立师一些指战员共同构成了事件发生的主力。这些人由于不满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竟然将矛头对准中央代表团成员，以暴力方式来围攻、绑架和殴打他们，想以此来迫使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作出对他们有利的裁决。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中央和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的不满不是采取直接反对的方式，而是通过对王力等中央代表团成员的围攻、绑架和殴打表现出来的。其实，这样做不过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并非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王力抱有成见。虽然参与这个事件的普通群众并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到达武汉并居住在东湖客舍，也不知道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就是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但是其主要负责人则是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发生这样的严重事件，其背后的动机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从组织程序上来说，不管他们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有意见还是对王力等人存在不满情绪，如果仅仅是呼喊口号，贴贴大字报，上街游行、示威，以此来表达诉求，进行抗议，倒也罢了，事情还不致于激化到那种程度，但是他们却冲击了毛泽东住地东湖客舍，对中央代表团成员采取了暴力行动，以此来抗衡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致使毛泽东不得不在周恩来劝说、安排下匆匆离开武汉。对于这些人的行动，军区、独立师主要负责人和百万雄师头头不仅没有采取防范措施，还对此采取纵容、支持的态度，这就不能不是他们的责任了。从形式上看，这与叛乱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事件毕竟发生在文革这样特殊的环境下。群众响应党中央号召、行使民主权利起来进行造反，当时许多中央和省地县领导人纷纷遭到冲击甚至被打倒，群众揪斗中央和省地市县机关的走资派，文革已经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真诚的革命者，有缺乏深思的莽夫，有不觉醒的群众，有阴险的野心家，也有醉心于个人名利的投机者，鱼目混杂，喧嚣尘上，波及面广，冲击得人多，出现错误也在所难免。既然号召群众起来进行造反、夺权，就要对其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分门别类，进行审慎处理。七二○事件中，有人以反对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为名，煽风点火，造谣惑众，裹胁民意，转移方向，企图以此来维护小团体乃至个人的利益，迫使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尽管如此，还是要把七二○事件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进行思考，认识到这个事件发生的特殊性。

同时，我们也看到，不论是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还是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虽然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存在不满情绪，但是毕竟没有直接指挥部队去冲击东湖客舍，包围军区，封锁武汉，而是疏于管理，顽忽职守，对于独立师一些指战员和百万雄师成员的行动采取了纵容、支持的态度。陈再道虽然在七二○事件中被误打，但是不能因为他被误打就逃脱了责任。他之所以被误打，还是因为他在武汉军区介入文革后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最终酿成的恶果。不过令他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些错误会反噬自身殃及了他个人罢了。从毛泽东、周恩来能够顺利进出武汉，以及陈再道一行人被通知到京开会后能够及时赴京来看，说他们发动叛乱的依据是不充分的。不然的话，即便有武空部队的保护，毛泽东、周恩来要是顺利进出武汉也是很困难的。陈再道他们接到到北京开会的通知后，也不会按时乘机赴京的。

从客观上看这个事件确实具有叛乱的迹象，但是他们主观上又没有策划、组织、发动这一事件，只是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及其平息采取了放纵、支持的态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是一种怠工、渎职、失职的行为。至于百万雄师的头头，他们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表示不满，组织其成员到军区示威、抗议，随后其成员又冲击了东湖客舍，围攻、绑架和殴打王力等人，叛乱的迹象也是明显的。即便如此，中央也没有下令解散这个组织，只是说要将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与其坏头头区别开来，争取、教育这个组织的群众转变过来。这个组织在七二○事件发生几天后就涣散、解体了。

鉴于以上这些因素，毛泽东到达上海以后对这个事件进行了反复思考，既考虑了事件发生的特殊背景，也注意到事件发生前后的许多具体情况，在当时中央许多人认为这是发生叛乱的情况下，毛泽东见微知著，力排众议，将这个事件及其责任人作为党内错误即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处理，以和缓的方式平息了这个事件。这是基于事实真相作出的英明决断，也是从文革大局出发，为了处理好各方尖锐、复杂的矛盾，尽早实现革命大联合进行的不懈努力。这表明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视野对于这个事件进行了深刻的洞察，又以革命领袖的坦荡胸怀从容地处理了这个事件。七二○事件后来能够得到比较顺利地解决，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事件是错误而不是叛乱的定性是正确的。否则的话，事件是不会那么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的。

2)右，还是“左”?

七二○事件当时定性为右，是由右的行为引发的。后来又有人认为是“左”，由“左”的行为引发的。那么，这个事件究竟是右还是“左”，是由右的行为还是“左”的行为引发的呢?

首先要弄清楚右和“左”的含义。所谓右，就是逆文革发展的潮流;所谓“左”，就是虽然顺应文革发展的潮流，却超越了文革发展的实际水平，对文革进行拔苗助长的行为。对这个事件作出什么样的定性，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事件参与者对于文革的态度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所决定的。这就要判断双方对待文革的态度以及究竟是哪一方在事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个事件的性质作出准确界定。

既然如此，那么武汉军区、独立师、百万雄师以及王力等人和造反派在文革中的态度如何(这个时候具体表现为如何对待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究竟是哪一方对这个事件的发生及演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呢?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尽管周恩来召开了军区会议，毛泽东也与军区主要负责人谈了话，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从思想上能够真正接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独立师主要负责人也是这样，他们在事件发生前后还起着煽风点火的作用。百万雄师的头头也组织、参与了这一事件。[1]独立师一些指战员和百万雄师冲击军区和东湖客舍，围攻、绑架和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致使毛泽东不得不匆匆离开武汉。不论是军区、独立师主要负责人还是百万雄师头头都是对此负有首要、主要责任的。

在这个事件中，虽然王力在做通部队和群众的思想工作以前，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造反派为了壮大声势，又在武汉三镇反复播放了王力的讲话，对这个事件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造反派在中央代表团成员谢富治等人的紧急要求下，并没有参与到这个事件中去。[2]王力的讲话虽然带有倾向性，但是并没有透露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他的问题是在做好部队和百万雄师的思想工作以前，就在群众中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进而被人利用，制造了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的谣言，引发了这个事件。

从七二○事件的发生及其过程来看，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是事件发生及其演变的主导因素，而王力的讲话则是触发这个事件发生的导火线，王力本人在事件中处于被动、批斗、挨打的境地。从两者在事件发生及其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来看，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在这个事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王力的行为则是起着次要作用。七二○事件的性质是由在事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一方所决定的，因而只要对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在这个事件中的行为作出准确判断，就可以对七二○事件的性质予以正确界定。

其实，这个事件从本质上来说是由于独立师一些指战员和百万雄师不满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采取暴力方式对待中央代表团成员，企图以此来迫使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造成的。不论军区、独立师主要负责人还是百万雄师头头不仅在事件迹象出现的时候没有去防范这个事件，事件发生以后也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去制止这个事件，他们反而还放纵、支持这个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个事件是他们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强烈不满的反映。在不满情绪存在的情况下，他们不是以正当方式来表达诉求，而是采取暴力方式强迫王力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这种以暴力方式来对抗中央代表团成员的行动，即便他们不知道毛泽东来到武汉并居住在东湖客舍，也是不允许的。

本来，武汉军区及其所属部队独立师在支左中支持百万雄师，打压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种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右的错误。百万雄师是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在文革中的行为是右而非“左”。因而不论是军区、独立师的支左还是百万雄师在文革中的行为，都属于右的范畴。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就是要纠正这种右的错误。可是他们却反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以暴力来对抗中央代表团成员，继续维护他们所犯的右的错误。这样就将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右的面目暴露无遗，在右的道路上也就越走越远了。

其实，在七二○事件定性上出现分歧，既有认识的因素，又有立场上的原因。从认识上来说，是由于不仅没有分清两者对待文革的不同态度，反而还把两者在七二○事件发生及其过程中的作用弄颠倒了造成的。如果认为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抵制文革，又在事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就会对这个事件作出右的定性;如果认为王力等人破坏了文革，又在事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就会对这个事件作出“左”的定性。由于双方对待文革态度以及七二○事件中的作用上存在不同意见，才造成了事件定性上的这种分歧。从立场上来说，是由于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造成的。如果是站在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立场上，就会对这个事件作出“左”的定性;如果是站在中央和造反派的立场上，就会对这个事件作出右的定性。从这里来说，对这个事件作出“左”、右不同的定性，或者是由于认识的因素，或者是由于立场的原因，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对待文革的态度上，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是抵制文革的，王力等人虽然拥护文革，但是在一些具体行为上又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表现出“左”的色彩。在这方面是“左”、右分明的。从事件发生及其过程来看，虽然在没有做好部队和群众工作的情况下，王力就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造反派还将王力的讲话四处播放，但是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而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则是在事件的发生及其演变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正是因为这样，七二○事件才定性为右而不是“左”。

我们既不能因为这个事件存在“左”的因素，就否定事件右的本质;也不能因为肯定这个事件右的本质，就无视这个事件中“左”的因素的存在。既要看到两种属性的存在，又要认识到右的行为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看到他们双方对于文革的态度迥然不同，只有这样才能对事件形成全面的认识，作出准确的定性。因而我们才说这个事件的性质是右而不是“左”。

3)战略转变，还是策略的调整?

有人说，七二○事件是文革发展的战略转折，由过去的“放”转入了“收”。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问题，又把毛泽东将七二○事件按党内错误进行处理，一九六七年夏秋之际视察期间对造反派的批评，以及批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来作为证据，以此说明七二○事件后文革从进攻转入了退却，[3]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毛泽东这个时期发表的谈话为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启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与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时说：“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4]九月三十日，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5]

虽然这个时候由于两派的分裂，各地此起彼伏的武斗，使毛泽东对于文革的发展产生忧思，[6]但是，总的来说，毛泽东对于文革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文革怎么会在七二○事件之后由“放”转入“收”呢?又怎么会发生战略的转折，从进攻转入退却呢?

我们认为文革在七二○事件以后并没有发生战略转变，不过是进行了策略的调整而已。要说明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文革的方针政策在事件前后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说起。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工农群众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以主力军的身份起来夺权，建立三结合的新型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遗憾的是，在夺权过程中，由于内外复杂的原因，不仅群众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造反派和保守派，而且这两大派又在分化组合中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不同组织，互相攻击，争斗不休，矛盾愈演愈烈，在许多地方发生了冲突乃至大规模武斗。

不仅如此，这个时期由于对干部冲击面过大，致使许多干部靠边站或者被打倒，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虽然军队在中央部署下进行了“三支两军”，但是许多部队在支左中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即便他们在中央主导下逐渐纠正所犯错误，却仍然遭到不少造反派的攻击和反对。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犯了错误就要及时改正，但是决不允许有人借机掀动反军行为。[7]当着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依靠军队来进行维护的时候，一旦有人将矛头指向军队，就会发生连锁反应，致使军队遭到严重冲击，在履行职能方面遇到很大困难。

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文革的正常发展，因而就要采取措施来扫除文革发展的障碍。正如毛泽东所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8]文革是对国家机器包括政权和军队局部而不是全部的改造。在这种情况下，当着文革的发展即将跃出常规、冲破对国家政权部分改造的范围时，就要采取果断措施来对此予以限制，在调整以后使之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七二○事件前后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目标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如何在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委员会，成为当时最迫切的任务。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这个新型的临时权力机构由军队干部牵头，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成。不是不要干部，而是要剔除那些犯有严重错误而又死不改悔的干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进行三结合的必要条件。群众在分裂的情况下是实现不了革命大联合的，因而要实现革命三结合，就要首先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就要结束群众之间派系林立、互相攻击的局面。此时群众组织各派之间无休止的争斗乃至武斗，以及对于干部解放的不同诉求，已经严重背离了文革发展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文革并不需要进行战略转变，而是要进行策略调整。这样消除群众各派组织以及他们与军队、革命干部之间的隔阂，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就成为进行策略调整的必然要求了。

既然七二○事件发生前后，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一根本任务和目标没有发生变化，那么七二○事件以后仍然在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和目标紧锣密鼓而又有章可循地进行着。有右反右，有“左”纠“左”，就是这一时期文革发展的鲜明特点。至于七二○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右倾行为，一经暴露出来后，就将其打压下去了，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对于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左”倾盲动，也予以了处理(比如对于武汉造反派的警告)，[9]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也是为了防止“左”倾错误再次反弹所采取的措施。既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是保证全面夺权阶段文革沿着正确轨道发展的有效手段。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毛泽东将七二○事件作为党内错误即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处理，不仅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也是由这个事件本身的性质及其发展程度所决定的。这并非是毛泽东实行了战略上的转变，将文革从进攻转入退却，而是作了斗争策略上的调整。当时进行的反右纠“左”的斗争，就是为通过革命大联合来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实际行动。当然，具体采取什么方式来处理问题，进行反右还是纠“左”的斗争，不仅要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也是由事件的性质所决定的。

4)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

不论是七二○事件发生前还是发生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武汉事件的处理都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慎重、冷静而又机智地处理武汉问题，并没有因为七二○事件影响到文革的发展，而是在解决这个事件以后继续将文革推向前进。

七二○事件发生前，在毛泽东主导下，中央制定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错误由军区主要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负责，但是在他们承认、改正错误以后又不能打倒他们;在两派群众组织上，“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为工总平反，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但是要搞入正规，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10]方法上，先做好部队和群众的工作，让他们思想上转过弯来，军区领导再按照中央的方针表明态度，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这个方针在武汉军区支左所犯错误及其处理的问题上，既指出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又不打倒陈再道、钟汉华;在两派群众组织的问题上，既对两派群众组织的属性进行了定性，又要保留百万雄师组织。对于百万雄师，将其一般群众与个别坏头头区分开来;在工作方法上，反复叮嘱军区主要负责人要先做好部队、群众的工作，不要率先宣布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们却没有听进去，更别说付诸于行动了。

七二○事件发生后，首先是将这股右的行为打压了下去。不仅撤销了武汉军区、独立师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将他们予以审查，对独立师进行整训，还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进行全国声讨等等。这个事件的性质非常严重，但毛泽东还是力排众议，从大局出发，将这个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按党内错误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处理，还把他们在北京保护起来。这在毛泽东为中央代拟的对武汉军区的复电中就有明确表述。[11]他还主张把独立师、军分区、县人武部的主要干部集中起来，去北京办学习班，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搞好团结，做好工作，稳定干部队伍。他说：对“百万雄师”不要整得那么狠，坏的还是少数，广大群众是好的。对独立师也不要去整，干部、战士都是受蒙蔽的。总要给犯错误的人以出路，包括陈再道。[12]

不难看出，即便是发生了七二○事件，毛泽东在慎重思考以后，还是主张对他们按党内错误即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处理的。既要分清是非，进行严厉批评，又要给犯错误的人以出路，对他们给予保护。对于百万雄师，要将其中的一般群众与少数坏人区分开来，争取这些群众转变过来。

不论是在七二○事件前还是事件发生后，毛泽东都是在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基础上来解决武汉问题的。对于所犯错误的人进行严肃的的批评，这在武汉军区所犯错误的性质和两派属性，以及对七二○事件全国的声讨上表现了出来。这就是原则的坚定性;但是对于他们所犯错误的处理又是慎重的，事件发生前后，对于陈再道等人只要认识、改正了错误，就不会打倒他们，以及将百万雄师一般群众与少数坏头头区别开来，对犯错误的人进行批评、教育，争取他们转变过来。这就是策略的灵活性。

不论是事件发生前后，在武汉问题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都是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讲究策略的灵活性，在反右纠“左”中排除干扰，文革就是这样沿着既定方向被推向前进的。

5)军队不仅是无产阶级专政，也是文革得以发动的坚强后盾，必须为文革保驾护航。军队领导干部一旦发现错误，要及时改正，不能固执己见，一意孤行。

文革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没有军队作为坚强后盾，文革是发动不起来的。为了使军队能够正常履行职能，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军委“八条命令”中规定，在军以下部队中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3]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鉴于党政机构瘫痪，各地出现混乱，党中央、毛泽东才决定实行“三支两军”，以维护局势的稳定，保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支两军”的核心是支左，但就是在支左问题上，许多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武汉军区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已。毛泽东到达武汉，就是要帮助武汉军区纠正错误，使武汉乃至全国文革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并没有追究犯错误的领导干部的责任，反而为他们改正错误提供了机会，还主动为他们承担了责任。他主张着重做军队工作，为他们开脱好，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凡是有错误，不管大错误、小错误，只要认识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我们来是给他们保驾的。现在主要做军队的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要人家转，总要有一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14]

毛泽东就是这样的语重心长，循循教诲，为武汉军区及其所属部队独立师态度的转变创造了条件，还告诉了他们工作的重点和方法。但是，事与愿违，仍然发生了七二○事件。这主要是因为武汉军区及其所属独立师主要负责人从思想上没有真正接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还在没有做好部队和群众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向下传达了这个方针。在事件发生的迹象业已显现和事件发生以后，又没有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处理这个事件，反而放纵、支持这个事件的发展。

即便他们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想不通，从部队指挥程序上来说，也要执行这个方针。但是，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放纵部队上街游行、示威，滋生事端，造成了严重后果。即便是抛开他们对待文革的政治态度不论，单纯从指挥程序和军队领导干部的职责上来说，也是犯了严重错误的。这说明他们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抱有抵制心理。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才说：军队支左，支错了就改，属于认识问题，如果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属于立场问题。[15]这实际上就是对他们继续坚持错误提出的批评。

陈再道后来说，自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是七月二十日在东湖客舍百花二号才第一次见到百万雄师的人马。[16]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们认为从形式上来说，陈再道讲的倒是实话，他本人确实是第一次与百万雄师的人员见面。其实，他这样讲不过是在为自己支持百万雄师的行为打掩护罢了。你看，发生七二○事件的这一天，我才见到百万雄师的人马，以前连他们的面都没有见到，又怎样会去支持他们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此前陈再道虽然没有见到百万雄师的人马，但是武汉军区其他负责人却并非如此。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是通过省军区独立师进行的，由他们出面直接与百万雄师打交道。出于避嫌的考虑，军区负责人往往躲在后面，不直接露面。[17]陈再道这种掩耳盗铃式的辩解是没有说服力的。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淡化人们对于七二○事件以及他个人翻案后所产生的质疑罢了。

本来，陈再道等人在支左中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中央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不仅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还原谅了他们所犯的错误，并为他们承担了责任，只要他们能够改正错误，就不会打倒他们。但是，他们却并不悔改，仍然坚持以前的错误，疏于防范，玩忽职守，甚至还纵容、支持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行为，酿成了七二○事件。他们的问题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武汉亲自来做他们思想工作的时候，他们既没有从思想上真正接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又没有从组织程序上执行中央的决定，而是表现出强烈的抵制情绪，结果犯了更严重的错误。

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七二○事件的发生，是因为军区及独立师主要负责人不仅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拒不从思想上真正接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又从组织程序上没有执行中央的决定造成的。这个事件虽然得到了妥善处理，但是教训是深刻的。这就是军队及其领导干部必须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自行其事，随意行动，以个人及局部的利益抵制党中央的决策。虽然工作中难免会犯错误，但是时刻要提高警惕，保持高度的自觉性，一经发现错误，就要及时改正错误，不能拗于个人成见，意气用事，与中央对着干，破坏文革发展的大局。七二○事件就是武汉军区及其所属独立师主要负责人留下的一个沉痛教训。

6)七二○事件能够得以顺利处理说明了什么?

七二○事件发生后，以七月二十二日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离汉回京，空十五军、陆军二十九师进驻武汉市区为标志，仅仅持续了三天左右就结束了。此后，虽然独立师、百万雄师还闹腾了几天，那不过是一些余波罢了。在事件发生以及解决过程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周恩来能够进出武汉，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人按中央要求按时乘机到北京开会，部队换防有序进行却没有发生变乱。二十三日凌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谢富治、王力等人回到北京的消息以后，武汉形势大变，独立师被调出整训，百万雄师土崩瓦解，七二○事件得以较顺利地解决，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之一，毛泽东对七二○事件的定性及处理是正确的。

七二○事件发生后，独立师一些指战员、百万雄师竟然围攻、绑架和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武汉军区、独立师主要负责人领导不力，还放纵、支持这种行为，一些人又喊出了过急的口号，武汉形势出现几近失控的局面，确实带有哗变的印记。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在周恩来的劝说、安排下不得不匆匆离开武汉的。

当时不论是北京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还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以及武汉军区七二○事件后发布的公告，都是把七二○事件作为叛逆(叛变)行为来进行定性的。毛泽东虽然批准了武汉军区的公告，但是他在代中央起草的给中共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不仅仍把陈再道称为同志，还说只要陈再道改正错误并为广大群众谅解以后，还可以参加到革命的行列，对于陈再道仍然寄于很大的希望。[18]这表明毛泽东对七二○事件进行反复思考以后，是按党内错误即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处理的。从七二○事件能够比较顺利地得以解决反映出，毛泽东对这个事件的定性和处理是正确的。否则的话，如果真是武汉军区、独立师、百万雄师发动叛乱的话，在强烈的敌视、对抗情绪下，七二○事件是不会这么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的。

说明之二，武汉形势虽然出现严重混乱，但是政局稳定的根基仍然存在，没有从根本上失去控制。

七二○事件发生后，独立师一部分指战员、百万雄师上街游行、示威，形势非常紧张，处于严重混乱之中。特别是他们闯进东湖客舍中央代表团驻地，围攻、绑架和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欣慰地看到，军队内部仍然有不少领导干部为了避免事态恶化、争取局势好转在殚精竭虑地工作着。比如，王力就是在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武空副司令员刘丰及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军区保卫科长王振英等人的保护下才脱离险境的。

参加七二○事件的部队主力是独立师，其它部队只有少数人员参与其中。当然，独立师也并非全部参加了这个事件。事后调查，九千多人的独立师约有两千余人参加了这个事件。[19]从这里可以看出，武汉驻军总体上是稳定的，是一小部分而不是主体参加到这个事件中来。如果我们再结合七二○事件发生后部队能够进行有序换防，以及百万雄师自行解散来看，当时不论是在军队还是社会上，尚未形成对抗中央的现实力量，武汉局势还在掌控之中，并没有失去有效的控制。正是因为这样，这些参与事件的人才翻不起风浪来。这也是事件能够得以顺利解决的基本条件。

说明之三，七二○事件并非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对文革发展具有转折性意义。

虽然七二○事件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但是对文革的影响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大。七二○事件无疑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影响较大的一个重要事件，独立师一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竟然采取暴力手段来对待中央代表团成员，致使毛泽东在周恩来劝说、安排下不得不紧急离开武汉。这种事情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事件发生后，又是比较顺利地予以了处理，文革的方针政策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仍在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只不过是进行了一些策略上的调整而已，并没有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发生了战略转折。

这就需要我们冷静、客观地看待七二○事件的影响，既不能夸大，又不能轻视，对七二○事件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七二○事件具有暴力的色彩，造成了那样大的影响，说明在武汉内部存在着比较大的对抗力量;七二○事件能够比较顺利地解决，又反映出这种对抗力量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大。从本质上来看，这个时候的矛盾虽然非常严重且走向了激化，但还没有真正发展到不可调和乃至全面对抗的程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后来说，武汉七二○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20]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现实依据的。

总之，七二○事件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虽然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发生了重大影响，但又并非是导致文革发生战略转折的事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七二○事件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不仅说明毛泽东对这个事件的定性与处理是正确的，也说明武汉形势虽然混乱，但是支撑社会稳定的根基仍然存在，并未陷于失控状态，同时又进一步反映出这个事件虽然影响较大，但是对文革的发展并不具有转折性意义。当然，这个事件能够比较顺利地得以解决，既是取决于事件本身的实际状况，又是与毛泽东的英明判断以及所采取的正确政策、斗争策略密切相关的。正是因为这样，才能够比较顺利地处理了这个事件。

7)两派斗争的沉痛教训。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两派斗争中打得你死我活的群众，本来都是同一战壕的阶级兄弟，从阶级利益出发，应该团结一致，互相支持，但是却在派性斗争中同室操戈，冲突不断，甚至暴发了大规模武斗，严重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实力。在鹬蚌相争中，成就了得利的渔翁(走资派)，最后纷纷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文革结束以后，钢二司主要负责人(一号勤务员)杨道远和百万雄师下属的某头头相遇，一个刚出狱，一个成了下岗工人，想起当年两派之间的激烈争斗，看到如今相似的命运，抚今追异，感慨万千，有一段发人深醒的对话。我们引述如下：

杨道远说：“1990 年代，我出狱后以零售香烟、啤酒为生，一日，当地搞批发者(一下岗工人)问我，‘我还不知道，你就是杨道远!你知道我是谁?我是‘百万雄师’青山区联络站的××。现在看，当时是你们对了，你们保卫毛主席路线对了。要再搞文化革命，我跟你们造反去!’”[21]

杨道远还说，他从牢里回来后是因为没有生活出路才去卖酒的。这个批发者姓张，下岗后也没有生活着落，才在武汉市徐家棚一带，搞了一个叫京鹏的批发店。他们原来并不知道对方在文革中的身世，是在买卖中才认识的。

有一天杨道远去进啤酒，这个姓张的批发者突然对他客气起来，主动找他谈话，还送茶递烟招待他，弄得杨道远一时摸不着头脑。这个姓张的批发者对杨道远说，他和钢二司的头头柳英发是邻居。听到这里，杨道远意识到这个人已经知道了他在文革中的身份了。

攀谈之后，这个姓张的批发者带有自责的心情说道：“我是百万雄师坏头头。”谈到两派中间的世态炎凉，他愤愤不平地说：“你们造反派正直、讲义气，听说你坐牢回来造反派朋友都送钱送物帮助你……百万雄师的人有的进了人大，有人进了区委，再见了我们就象不认识。如果再搞文化大革命，我也参加你们造反派。”

从此以后，两人成了好朋友，共同谋生的伙伴。杨道远此时真切地感受到当年毛泽东的谆谆教诲“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是怎样的语重心长、有先见之明了。[22]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当企业破产改制，打破“铁饭碗”，工人下岗失业，由国家主人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以后，这位百万雄师下属的头头才对当年的行为进行了反思，觉今是而昨非。他是经历了失业后谋生的苦痛之后，才有这种认识的。

其实，早在一九八六年，百万雄师的工人们就对他们在文革中的行为在反省中产生了新的认识，说再来一次文革他们会当造反派，但他们认为当年的所作所为也是正确的。[23]从这里可以看到，尽管认识很不彻底，甚至自相矛盾，但是与他们在文革中的言行比较起来还是有了进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全盘否定文革以后，社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某种隐忧，正在从反面为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预言进行背书。这是工人们认识发生变化的现实原因。

当然，这个时候大规模破产改制、工人下岗的浪潮还没有出现，同时也由于为他们当年在文革中的言行进行辩解的因素，才说出了这些似是而非的话。不过，说到底还是因为当时严峻的现实尚未摆在他们面前的缘故。

但是，人们的认识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走向深入。包产到户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一经打开，多米诺骨牌的传递最终必然要发展到破产改制、下岗分流上。随着企业所有制性质的改变，原来的工人变成了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年百万雄师的高层头头(常委兼联络部长)章迪杰尽管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但是他和工友们的痛苦经历也在不断地将他的认识推向深化，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诉说着下岗工人的艰难境况，他说：

“40年后看‘七·二〇’，我们认为这是反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壮举，为邓小平复出创造了条件，是我们一生中做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我(的)家庭是妻离子散的，到现在沦为城市贫民。我们坐牢的6位常委中有2人属企业退休待遇，经济条件我最差，老俞(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引者注)退休(金)每月4000多元，我每月800多元，我现在住的建筑面积57平方(米)的一室一厅的房子是1995年单位分配的，但我拿不出2万多元买断产权，还在每月交房租。老干部工资高，还有许多东西不要钱，老百姓拿的钱少，任何东西都要钱。现在社会分配不公，‘百万雄师’基层的群众都在企业，最遭孽。他们把我们当了利用品，当了奴隶。百万雄师的老职工病死的不少。武汉轻型汽车厂厂办主任周万清，医生要他检查身体，要交600元检查费，他找厂里借600元，厂里没钱借，第二天找同屋的借了条绳子，吊死在厂门口。武重的××吊死在梨园医院，武锅的工程师吊死在职工医院。

我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为了解放广大的劳动人民，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社会。检验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标准是看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我们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确实是搞修正主义的，毛泽东用组织程序很容易解决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问题，不应该把全国人民都卷入这场大灾难。我认为文革中两派都是受害者。”[24]

从章迪杰的谈论中可以看到，虽然破产改制、工人下岗失业的痛楚现实，使他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他没有从两条道路、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来认识毛泽东与刘、邓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现在的改革开放路线就是文革期间批判的刘、邓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胜负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他与其他工友所遭受的痛楚，恰恰是执行刘、邓路线所造成的结果。可惜的是，他不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为他们当年能够“为邓小平复出创造了条件”沾沾自喜。这种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行为并非个例，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来说具有普遍性。这反映了工人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水平，是令人惋惜的。

章迪杰在谈论中只是限于个人经济收入而没有从政治上来分析工人阶级地位的变化。至于他说出文革是一场大灾难以及两派都是受害者的话，更反映出他对于文革及两派属性的茫然无知了。不过，有一句话他倒是说对了，毛泽东用组织手段解决刘、邓问题确实很容易，但是他又不理解既然如此毛泽东又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呢?

这又一次反映出章迪杰对文革认识的局限性。毛泽东这个时候采取组织手段解决刘、邓问题并不困难，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常委进行改组就是证明。毛泽东担忧的是，一旦他不在了，中央出现了刘、邓这样的人物又该怎么办呢?况且，刘、邓这样的人物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层，又该对他们如何进行处理呢?现在干部队伍的大面积腐败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就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毛泽东认为单纯靠以前的方式是难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在反复思考以后才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25]令人遗憾的是，直到这个时候，章迪杰仍然没有认识到毛泽东为什么要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虽然由于改革开放后痛楚的经历，章迪杰对于文革以及他们在文革中的作为在认识上有了重大变化，但是这种认识毕竟还处于感性阶段。他没有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角度，两派斗争与文革及两条路线斗争的关系，文革发生的必然与偶然等方面来思考问题，只是从个人遭遇这样的切身感受上去认识、理解文革。这样也就难以把握文革的本质，对文革有一个理性的认识。这是他以及与他相似的许多工人认识上的局限，是令人惋惜的。

文革期间，造反派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造反，要在党员干部队伍中抓走资派。百万雄师是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是在领导干部(走资派)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这样就与造反派形成了对峙与斗争。百万雄师的头头(汪仕奇)后来在谈到百万雄师与领导干部(走资派)的关系时也说过，他们在文革中的行动就像一场“皮影戏”。[26]正是因为具有这样一层关系，他们中的头头才深得领导干部(走资派)的厚爱，即便在文革以后一些头头仍然得到他们的眷顾，走上了不同的领导岗位。百万雄师的一般群众则没有这么幸运，在破产改制的浪潮中，许多人下岗失业以后连生存都变得非常困难。这些人是在痛楚的现实面前才逐渐觉醒的。这也就难怪他们在文革期间站错阵营，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文革步伐了。

至于当时的造反派，事后也对他们在文革中的行动进行了反思。钢二司主要负责人(一号勤务员)杨道远的反思在造反派中更具有代表性，他坦言了造反派在斗争中存在的弱点。他认为由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继续革命理解浮浅，在行动中表现为要求彻底，对革命队伍要求干净，产生“宁左勿右”的思想。缺乏辩证思维，看问题容易绝对化，做事太较真，不讲策略。组织革命队伍要求纯又纯，不利于团结大多数;行动中原则性坚决，灵活性太少;对要打倒的对象，消灭容易改造难，缺乏耐心;审查干部特别严，影响了对干部的解放和使用。世界观的改造不彻底，私心没根除，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导致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闹“派性”、争“老大”，造成了分裂。顺利时滋生唯我独革情绪，听不进不同意见，对中央部署、上级指示不能“紧跟照办”等等。[27]

从中可以看到，虽然两派在属性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如何对待不同意见的派别，坚持团结，反对分裂，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问题上，又都存在着共性。为此，还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乃至于大规模武斗，造成了严重后果。当时不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是存在缺点和错误的，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针对全面夺权阶段两派斗争的严峻状况，毛泽东多次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28]毛泽东的谆谆教诲，反复告诫，当时处于激烈斗争中的两派，由于不少人被派性冲昏了头脑，又有谁能够听得进去、见之于实际行动呢?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还多次说过，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为什么分两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是反抗。[29]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引起了毛泽东对于文革发展的隐忧，他也是带着这样的思绪离开武汉到达上海的。几天后，毛泽东接见了上海造反派头头潘国平。潘国平觉得毛泽东心事很重，向他(潘国平)谈到武汉的保守派工人不理解和抵制文革运动，专门问到上海是如何做保守派工人的工作，群众是如何团结起来的。潘国平讲了上海的作法和自己的认识，毛泽东若有所思，像自言一样说：是啊，为什么工人阶级内部就一定要分成两大派组织呢?!潘国平觉得毛泽东还是在说武汉七二○事件后他思考的问题，他看见有些工人群众跟不上文革，心里是沉重的。[30]

本来，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文革的主力军，但是却在事实上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种派性的内斗，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已经严重影响到文革的发展，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了重重困难。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思。工人阶级中的两派，特别是保守派，正是他们的逆行，才造成了这种状况，当时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毛泽东的苦衷呢?他们只是在沦为雇佣劳动者以后，当雇佣劳动已经活生生地成为现实的时候，才有所醒悟，萌生这种认识的。这种认识上的局限，缺乏斗争的自觉性，才是派性斗争出现的思想原因。

其实，群众在文革期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是在阶级利益一致的背景下才产生的。不能因为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就置阶级的根本利益于不顾，为了眼前的、局部的利益就大打出手，争斗不休，致使双方两败俱伤，反而贻误了批斗走资派的任务，转移了斗争方向。可惜的是，他们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更难以做到了 。

造成群众组织之间的分裂、冲突乃至于武斗，虽然有走资派的调拨、利诱，但是这毕竟是外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到作用，因而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还是取决于两派群众。一般来说，两派都是有责任的，当然责任的轻重大小有所不同。从两派与文革的关系上来说，造反派的行动虽然符合文革发展的潮流，但是不能以此为由，唯我独革，藐视、排斥保守派，陷入狭隘宗派主义的泥潭。要注意团结、争取、分化保守派，将大多数保守派群众团结起来，一同投入到文革的斗争中。

保守派与文革的潮流背道而驰，就要反思自己的行动是否符合文革的发展方向，为什么总是与造反派格格不入，发生激烈的斗争，自己所保的干部到底有没有问题，不能因为一些领导干部(走资派)对自己的小恩小惠就放弃阶级利益。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除去他们当中的一小撮头头因为卖身投靠成为工贼获得任用以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在为他人进行火中取栗，最终损害的不仅是自己的阶级兄弟，也包括他们自己。文革结束以后，即使在百万雄师已经翻案的情况下，其中的一小撮头头与其他成员之间的不同结局就为此提供了例证。

两派之间及其分化组合形成的大大小小的派别，相互之间攻击争斗不休，闹得沸沸扬扬，主要还是基于认识和利益的原因造成的。从认识上来说，他们没有认识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意义，没有认识到两派之间的矛盾是一个阶级内部的矛盾，应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维护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来得到解决;从利益上来说，他们没有分清阶级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目光狭隘，主观冲动，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为了个人利益可以牺牲阶级利益，为了眼前利益可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了局部利益可以牺牲整体利益。

总的来看，斗争还处于自发的阶段，没有形成自觉有为的斗争。这种狭隘的认识和利益的索取交织在一起，造成了群众内部此起彼伏的激烈斗争，严重削弱了群众的整体力量。文革也就由此变得摇曳多姿，在艰难、曲折中前行。这样不仅给革命的大联合带来了不少困难，也对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造成了严重影响，给文革的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

毛泽东在文革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改造人的世界观，搞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31]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核心的问题。两派斗争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不论是认识上的分歧还是利益上的纠葛，说到底还是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造成的。在斗争中就要不断改造人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工人阶级要从自发的斗争转变为自觉的斗争，就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头脑，以阶级利益和大局为重，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主动进行自我批评，耐心听取不同意见，正确处理好与各派群众之间的矛盾，沟通思想，交流看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得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劳动群众能够更好地团结起来，在斗争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8)为七二○事件翻案是否定文革的前奏。

七二○事件在文革中被定性以后，即便陈再道一九七二年重新出来工作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的时候，在给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信件中还表示，虽然他现在解放了，但不认为当年武汉事件时他就对了，他保证不会翻这个毛主席和周总理已经定了的案。[32]但是文革结束以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却批准了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为当年已经定性的这个事件翻了案。[33]陈再道对待七二○事件的态度这个时候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接受采访和撰写的文章中，着力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进行辩解，为翻案背书。

那么，七二○事件究竟应不应该翻案呢?这个事件的翻案，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对七二○事件，不论从性质、程序还是处理的结果上，都是没有案可翻的。

从性质上来说，本来武汉军区及其所属部队独立师在支左中支持百万雄师，打压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百万雄师又是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组织。他们的行为是与文革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的，犯了右的错误。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就是要纠正武汉军区、独立师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争取百万雄师中的群众，使武汉文革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但是却遭到了独立师一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反对，武汉军区、独立师主要负责人对此持放纵、支持态度，最终酿成了七二○事件。这是抗衡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继续坚持右的错误，对文革进行直接抗议，并付诸于行动的严重事件。从这里来说，如果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的文革、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那么这个事件又有什么案可翻呢?

从程序上来说，即便是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有意见，对中央代表团成员有看法，也要采取正当的途径来向中央反映，提出申诉。部队更应该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独立师一些指战员、百万雄师却不是这样，他们在获悉对他们不利的信号后，就迅速行动起来，采取暴力方式，围攻、绑架和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逼迫他们进行表态。这种对待中央代表团成员的行为，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待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态度，以局部私利为重，挑战中央权威，难道是可以允许的吗?

固然，毛泽东是说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但是，他同时又说过，如果中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造反，那就吃亏哟，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34]况且，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常委以后，毛泽东重返一线，中央层面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再说，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又是正确的，不过是不合这些人的心意罢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行动，不是破坏中央权威，又是什么呢?

不仅如此，武汉军区和独立师主要负责人置毛泽东、周恩来的反复衷告于不顾，在没有做好部队和群众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迅速向下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还进一步扩大传播范围，结果激起了部队和百万雄师的骚乱。而且在事件发生后，他们又采取放纵、支持的态度。难道他们就没有责任?这样的责任就不应该追究吗?从这里可以看到，不论是程序上，还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上，他们都是存在严重错误的。这又有什么案可翻呢?

从处理结果上来说，七二○事件发生后，是按照党内错误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进行处理的。对于武汉军区、独立师主要负责人，虽然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赋闲几年后又为他们重新分配了相应的工作。百万雄师的头头在关押几年后，也将他们释放、安排了工作。总的来看，当时对于七二○事件及其相关人员的处理，是慎重的、宽厚的，也是妥善的。从这方面来说，又有什么案可翻呢?

其实，案能不能翻，关键还是看这个案是不是错案。只有错案才可以翻案。从这里出发，如果进行翻案的话，就只能认定这个案是错案，即当年对这个事件的处理是错误的。因为从逻辑上说，只有在错误处理的情况下才能翻案。如果认定对他们的处理是错误的，那么就必然会肯定他们在七二○事件前后的行动，因而翻案就意味着对他们在七二○事件前后的行为予以了肯定。这样也就否定了当时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这个方针的精神是支左反右，否定了这个方针，也就否定了支左反右。这样势必会混淆左、右两股力量在文革中的作用，在武汉文革的认知上步入歧途，从而导致对武汉文革的否定。

不过，当时处于翻案策略的考虑，并没有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予以否定(这一方针是毛泽东作出、周恩来宣布的)，而是将矛头引向了林彪、“四人帮”，由他们来承担这个责任。[35]这种李代桃僵的方式，就将对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的七二○事件转化为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给七二○事件涂抹了一层正义的色彩，打通了翻案的通道。案就是这样翻过来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七二○事件是抵制、抗议文革的一个群体性事件。不论从性质上、程序上还是处理结果上，本来是泾渭分明、无案可翻的。但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七二○事件还是在某些人的操纵下翻了案。从中不难看出，如果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那么七二○事件就是错误的;如果七二○事件是正确的，那么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就是错误的，二者必居其一。为七二○事件翻案就是肯定这个事件，否定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这样翻案就成为了否定武汉文革的导火线。武汉文革是文革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否定了武汉文革，就打开了否定文革的突破口。因而对七二○事件的翻案就是否定文革的前奏，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5)第一轮反右斗争的小结。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发生的右倾事件及反右斗争，包括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二月逆流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二月镇反及反对二月镇反的斗争，七二○事件及反对七二○事件的斗争。这一系列右倾事件的发生及由此开展的反右斗争，既出现于高层，又爆发在基层，都是从右的方面来干扰、阻挠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

中央文革小组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但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成员——顾问陶铸和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却背离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确立的文革路线，表现出右的行为。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发展中所处的指导地位，如果不对他们的问题进行处理，中央文革小组不仅难以有效行使职能，还会对文革发展造成严重的误导。在这种情况下，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就成为文革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月逆流是在高层发生的抵制、反对文革的严重事件。在文革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从斗争策略考虑，这些二月逆流的风云人物并没有直接来否定文革，而是采取了特殊的形式，以文革出现的阴暗面为由，抨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客观地说，这些会议上怒气冲冲的发言并非没有事实依据，文革的阴暗面也确实存在，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文革及文革过程中出现的阴暗面：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来批评阴暗面，还是以文革出现阴暗面为由，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即如何处理好文革的主流与支流的关系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从这些风云人物在二月逆流期间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的言行中可以看到，他们由民主讨论变成了气势汹汹的施压，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起了猛烈攻击。这表明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已经难以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民主议事的氛围殆尽。这些风云人物在中央资格老、地位高、威势强、影响力大，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多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冲锋陷阵的人物，资历浅，声名小，在双方力量的对比上，优劣态势是明显的。单凭这些小组成员是难以抵挡住会议上这般连环炮式的攻击的。

令人忧心的是，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一旦在党内蔓延开来，就会发生连锁反应，文革就面临出现夭折的危险。因为他们反映了党内许多被批斗的干部的共同心声。这才是毛泽东决定反击二月逆流的根本原因。不过，这个时候他们慑于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权威和感召力，还不敢像九年以后发动怀仁堂事变那样对这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实行“斩首行动”的，只是发发牢骚而已。

二月镇反是军队在支左过程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成的。这种方向、路线错误表现为支持了保守派，打压了造反派，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了很大困难。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不得不在进行反击的同时，还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纠正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使他们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的。

二月镇反是军队在执行支左任务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二月逆流则是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对于中央文革小组乃至于文革进行的公开批判和指责，那么二月镇反与二月逆流之间有没有联系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虽然在青海二二三事件和四川打压造反派的行动中获得了叶剑英的支持，[1]但是，一般来说，他们在二月镇反中所犯的错误还不是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所指使的，两者在现实组织程序上也没有直接关系。尽管如此，支左部队主要负责人与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不论从过去的组织序列、历史影响，还是在现实的价值观念、对文革的认识和利益归属的许多方面倒是相似的，从逻辑上来说也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因而才对文革的积极参与者(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打击态度。这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类似行动的主要原因。所不同的是，二月逆流发生在高层，是从高层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施压的，而二月镇反则是出现于军队的支左行动中，是从基层来打压造反派的。他们在不同层面上都将矛头指向了文革的推动力量。这样就使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遇到了严重障碍。

面对接连出现的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事件，毛泽东在处理上是非常慎重的，表现出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以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希望他们能够转变过来，共同完成文革大业。

对二月逆流的处理，原则的坚定性表现在对于二月逆流的风云人物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停职检查，取消他们出席中央碰头会的资格;[2]灵活性表现在到了四月底毛泽东又邀他们到住地开了一个团结会，同意他们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登上了天安门。[3]对二月镇反的处理，原则性表现在指出他们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灵活性表现在通过批评、教育、说服、开导的方式，只要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转变态度，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并不追究他们的责任。毛泽东还亲临武汉来解决军队支左错误和两派分歧问题。除去青海二二三事件赵永夫采取暴力手段血腥镇压红卫兵以外，即使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独立师一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竟然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最终也是作为党内错误即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的。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右的事件，严重阻碍了文革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不将它们打压下去，文革就难以继续进行。毛泽东审时度势，首先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清理了出去，而后反击二月逆流，纠正二月镇反中的错误行为，严厉处置了青海二二三事件的主要负责人，妥善处理了武汉七二○事件。通过反右斗争在排除了这些障碍之后，才将文革不断推向前进的。

从中可以看到，反右是坚定的，必须遏制、打掉这些右的行为，否则的话，文革就有可能出现夭折，但是在具体处理上又是灵活的。除去个别事件外，在反右斗争中，都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多种方式，将斗争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既采取严厉措施，又注重批评、教育，着重做好思想工作，以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使他们能够转变过来，跟上文革的发展步伐。

3、为使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进行的纠“左”斗争。

文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右和“左”两种倾向。右是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左”也会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文革就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前文我们研究了为使文革进行下去开展的反右斗争，现在我们来研究纠“左”斗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现实斗争中出现了“左”的行为。这种“左”的行为既表现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指导上，也表现在群众团体的行为上。因而为了使文革能够顺利进行，就要纠正“左”的错误。这是文革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纠“左”斗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1)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纠正在文革指导上的错误行为。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批评在夺权斗争中的“左”的行为，纠正“左”的错误，是从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严厉批评开始的。为了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我们还是要先从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谈起。

① 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的时候，将重新设立的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1]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成为在常委领导下直接负责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在“五一六通知”下发特别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2]毛泽东当时还曾说过：“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3]以古喻今，对中央文革小组予以了支持和称赞。

一九六七年初，上海爆发一月革命。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是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后发出，又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的。这是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三个党政军最高机构并列在一起发出文件，[4]进一步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和声望。

由于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当时工作的重点，因而直接负责文化大革命指导工作的中央文革小组就在中央机构中处于特殊地位。这既是由于文革发展的需要，也是毛泽东鼎力支持的结果。当然，毛泽东是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才这样做的。他竭力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排除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中的阻力，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增强中央文革小组的影响力。这不仅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负有指导文革发展的职责和使命，也是由于小组成员能够积极、主动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文革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作所为又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缘故。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对周恩来一个提议的否决以及听取张春桥等汇报大闹怀仁堂事件后的要求上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二月二日，周恩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提议：

“(一)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明(三)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二)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谢)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四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此件不用，退周。”

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事件发生的当天夜里，毛泽东听取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汇报后，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5]

从周恩来的提议中可以看到，周恩来计划将中央碰头会分成两个会议：钓鱼台会议和怀仁堂(国务院会议室)会议。钓鱼台会议主要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讨论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怀仁堂(国务院会议室)会议由四位中央常委和四位副总理、叶剑英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或指定的人员出席，讨论党政业务问题。两个会议的主题明显不同，一个是讨论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一个是党政业务工作。

虽然这两个会议都是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也能够参加这两个会议，但是一旦分别召开以后，实际上就把原来的合署办公变为各负其责，将文革工作与党政业务分开进行处理了。这样无形中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钓鱼台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怀仁堂会议(国务院会议室)处理党政业务工作。经过这样分工以后，虽然各有侧重点，讨论起来更为专注，但是却将文革与中央日常工作割裂开来，不能在同一个会议上有效协调文革与中央日常工作的关系，容易造成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导致整体部署分散，不利于文革的发展。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除去陈伯达、康生是常委外，其他成员在党内地位较低，影响力较小，而怀仁堂会议(国务院会议室)的与会人员在党内资格老，份量重，影响大。这样分别召开会议以后，无疑会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与中央日常事务决策变得更为困难，也难以将文革与中央日常事务协调起来部署工作，不能不影响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否决了周恩来的这个提议。

毛泽东否决周恩来的这个提议，就是要求中央碰头会集中而不是分别开会议事。因为分别开会议事会削弱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和影响力。这还可以从二月十六日毛泽东要张春桥同周恩来的谈话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他让张春桥告诉周恩来，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中央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重大问题，要先提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而后再作出决定。这无疑又一次肯定了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虽然这是毛泽东在听取大闹怀仁堂汇报以后才说出来的，但是从前文毛泽东否定周恩来的提议以及在此前后关于文革小组地位的表态来看，这是一以贯之的，并非是情急之下才作出的决定。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是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才作出这个决定的。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指导各地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它的职责就是将各地文革发展的动态收集起来，及时报告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央碰头会，同时把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和处理意见及时传达到群众中，指导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中央文革小组就是这样担负着上传下达的工作。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尽管毛泽东竭力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维护他们的声誉，提高他们的影响力，中央文革小组也在中央机构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决策权方面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只有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才具有文革发展的决策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了大政方针以后，在这个方针指导下行使执行权的。他们的言行必须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大政方针的范围内才有效力，才能对文革的发展予以指导。他们可以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只有在被采纳以后才能付诸于实施。这就是当时的程序。

一旦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逾越了这个程序，即没有经过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就作出决定并付之于行动，发生了越权行为，就会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严厉批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发生的。

②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

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严厉批评是由陶铸问题引发的。陶铸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从中南局第一书记任上调入中央，又于同年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陶铸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和中央宣传部部长，但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他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并且还多次在会议上与其他成员发生了激烈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并最终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表现了出来。在这次会议上，江青等人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当时陶铸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四位的常委，鉴于陶铸在党内高层的地位，解决陶铸问题必须在报经毛泽东等中央常委批准以后才能实行。但是，江青等人却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对陶铸的问题定了性。这显然是违背组织程序的。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召开会议，批评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指责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6]

这里的问题是，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究竟是因为他们违背组织程序给陶铸的问题定了性，还是因为他们对陶铸问题的定性(即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来就是错误的?据王力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对于江青等人说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没有意见，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是因为他们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对陶铸的问题定了性。后来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也是这样。[7]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他们的批评主要是组织程序上的，而不是对陶铸问题的定性上的。

毛泽东虽然对于他们作出了这样的批评，但是陈伯达、江青还是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将陶铸的问题捅到了社会上。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代表团。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中央文革，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陈伯达等人还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这次接见是下午五时，到晚上九时造反派就见诸于行动了：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大叫“打倒陶铸!”同时，四处散发《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8]

一月七日，陈伯达、江青等人在新华社发表讲话。陈伯达说：“从陶铸接管中央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搞了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人物，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凑在一起，有好几次。……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半年了，看我们全国的群众，觉悟的很快，进步很快，你们也一样，你们不肯受蒙蔽，揭露了这么一种阴谋，能够识别他，识别这种(江青插话：“恶劣的”)极端恶劣的手法，揭发这种阴谋，揭发这种极端恶劣的手法，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一月十日，陈伯达和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造反派。陈伯达说：“现在有一小撮搞阴谋诡计的人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人已经被揭露了，例如大街上贴的‘打倒陶铸!’陶铸在刘、邓路线推行时是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和毛主席想挽救他。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有人揭发过这件事，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想让他过来，挽救他。但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没有过来，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并且继续推广了。他和王任重所领导的中南局出现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镇压群众的事件。在武汉逮捕了相当大量的革命群众，这是其他地方还未出现过的。我们想帮助他，但帮不过来。他的世界观、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9]

陈伯达、江青发表的这几次讲话，将陶铸调到中央以后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言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他们在讲话中不仅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还进一步说明了打倒陶铸的原因。这些原因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这里的问题是，像陶铸这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不管犯了什么错误，都是要报经毛泽东和中央同意以后才能采取行动的，而不能由他们自己擅自决定。可是，他们却在造成既成事实以后才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的。这就是他们的错误所在。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陶铸在上调中央后，虽然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毛泽东和中央对于陶铸仍然是寄于希望的。这在陶铸能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名列第四位常委上反映了出来。遗憾的是，陶铸却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仍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是因为这样才最后被淘汰出局的。如果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江青等人是在没有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在党内高层会议上说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么这次也是在没有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不仅如此，中央文革小组在对文革的指导上，对文革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于是，二月六日、十日、十二日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陈伯达、江青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二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毛泽东说：你们这一摊子(指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毛年谱编者注)要接受批评，你们毫无政治斗争经验，也没有工人、农民斗争经验，更没有军队斗争经验，只是在文艺方面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对陶铸的问题，没有经过我、林彪和总理同意，你们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是事后报告的。伯达对我有事也不商量，骄傲起来了。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早晚会被打倒。我从来都说要团结更多的人嘛，你眼高于项，把见面笑不笑、拉不拉手，都当成政治问题来判断。你们这摊子有错误。所有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国都叫中华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国务院了。今天上海要登报成立人民公社，要压下来，不要搞。上海人民公社是你们通知搞的。以后登报的各省的重要消息，要给我看看。你们代替了书记处。常务工作，由总理主持。我也是常委嘛，每周开一次会，我来主持。[10]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是严厉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存在的局限性，又说明了他们所犯的具体错误。他们存在的局限性就是没有工人、农民、军队以及政治斗争经验。所犯的具体错误则是表现在三个方面：采取了先斩后奏的方式，没有报经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等中央常委同意就向外宣布了打倒陶铸的问题。这是违犯纪律的行为;运动中打倒的干部太多，一切干部都打倒，打倒一切，这样发展下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早晚也会被打倒;没有报经中央批准，中央文革小组就对上海成立人民公社的问题表了态。

从中可以看到，陶铸的问题和上海成立人民公社的问题，是中央文革小组没有报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常委批准就擅自决定的。这是违犯程序的越权行为。因而毛泽东在对此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提出以后各省登报的重要消息都要送给他看看，还要由他来主持召开会议。这是为了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生所采取的补救措施。而对干部冲击过大、过多，出现打倒一切的风气，甚至把见面笑不笑、拉不拉手都作为政治问题来看待，则是明显的“左”的行为。虽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既没有对此作出防范，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将这些问题予以解决，则是难辞其咎的。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对他们发出了如果这种状况发展下去，他们早晚也要被打倒的警告。毛泽东作出的这些批评虽然是对陈伯达讲出来的，实际上也是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的。不过由于陈伯达是小组组长以及他自身存在问题的缘故，毛泽东才对他进行点名批评的。

二月六日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以后，毛泽东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较大层面上对陈伯达、江青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二月十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出席。毛泽东讲话，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一事，并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提出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范围要扩大，提名增加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11]

毛泽东在批评陈伯达的时候还说：“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在批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同时，毛泽东还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毛泽东还说：“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12]毛泽东在谈到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时，还说：“要是你们中央文革没有人敢批评他们，那我就自己找人来批评。”[13]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这是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来第一次。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陈伯达、江青的批评是严厉的，因为陈伯达、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这是严重违犯组织程序和纪律的。从毛泽东说陈伯达过去在他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以及江青眼中只有一个人来看，这是把新、旧错误联系在一起进行批评了，反映出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所犯错误批评的严厉程度。

我们也注意到，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像以前中央书记处那样对他进行封锁的问题。不管陶铸犯了什么错误，对于他这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必须要首先报经毛泽东和中央批准以后才能采取行动，而不能由中央文革小组随意行事。这不仅是组织程序问题，也是纪律问题。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这样。鉴于此，毛泽东才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的。

由于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形势更为复杂、混乱，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于文革形势发展的整体管控，毛泽东在谈话中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提出要扩大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范围，并提名增加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参加会议。从参加人员上来看，既有老资格的中央领导干部，也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毛泽东是在同时吸收双方人员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当然，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刚刚挨了批评，处于全面夺权阶段形势稳定的需要，在参加的人员上还是老资格的中央领导干部多了一些。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谢富治除外)后来在怀仁堂会议上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攻击，又被取消了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资格。

毛泽东虽然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毕竟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其成员所犯的错误又是局部性的，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也需要这样一个机构来负责，因而毛泽东还是希望小组成员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汲取教训，改正错误，继续做好文革的指导工作，而不是处分他们，更不是要打倒他们。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在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要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威信，将对他们的批评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不准扩大。对此，王力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王力说：“主席还讲：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说是不准讲，当然办不到。叶剑英就同老帅们讲了。李富春就同副总理们讲了。这样就点起火来了。”[14]

由于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得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又获得了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资格，就借机在会议上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猛烈进攻，大闹怀仁堂，于是才又不得不发起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以后，要王力通知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来京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15]张春桥、姚文元到京后，毛泽东又与他们以及王力、戚本禹谈话，进一步指出了中央文革小组所犯的错误，继续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

毛泽东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目无政治局，目无常委。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

谈到上海一月夺权后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事，毛泽东说：人民公社这样大事，你们不拿出来，不讨论，别的大事，也不讨论。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压着没有发表(指没有让《人民日报》转载1967年2月7日《解放日报》、《文汇报》登载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毛年谱编者注)，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号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巴黎公社如果胜利，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公社。苏联名为苏维埃，后来内容也变了。实质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党委，暂时抓不起来，过些时候，群众会需要。不管怎么样，总要有一个核心组织，光是红卫兵、工会、造反司令部不行。学校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工厂叫革命委员会。上海公社还是改过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16]

从中看到，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从三个方面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一是中央文革小组在代替了中央书记处以后，仍然搞独立王国，独断专行，目无纪律，没有把重大问题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二是运动中发生了严重的“左”的错误，出现了要将干部统统打倒的风气，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口号。如果将干部统统打倒，将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权，由于没有经验，是难以稳定形势的;三是以上海成立人民公社为例，再一次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对重大事件进行讨论，也没有报经中央批准就擅自作出了决定。夺权后成立新的权力机构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新成立的权力机构不必叫人民公社，因为这涉及到改国号、外国承认以及冲击中央等一系列问题，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央文革小组仍然提出了严厉批评。这既是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就重大问题进行认真、慎重地讨论，也没有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就擅自作出决定并付诸于实行，也是因为面对运动期间出现的严重的“左”的错误，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予以解决，也没有及时发现上报中央。当然，客观地说，运动期间出现的这些严重的“左”的错误，有不少是群众在夺权斗争中自发产生的，并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所能够控制的。但是作为负责文革的中央机构，应该及时发现问题并向中央报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不仅没有对群众在夺权斗争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评、纠正，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论从对文革的正确指导还是对这些错误的抵制与反对上，中央文革小组都是难辞其咎的。从这里来说，他们是对此负有重要责任的。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就是对他们敲响了警钟，提醒他们要高度重视业已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从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二月六日、十日、十二日的三次批评中我们看到，他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是严厉的，还说了一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话。这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在实际行动中不仅没有做好上达下传的工作，而且还在没有报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擅自做出了决定，出现了严重的越权行为。这在打倒陶铸和上海人民公社的问题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我们还注意到，面对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行为，中央文革小组既没有及时发现、上报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也没有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予以解决。同时，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错误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他们的指导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是严重的失职行为，成为毛泽东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的又一背景。

③ 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生活会进行内部整风。

陈伯达、江青分别在中央文革小组担任组长和副组长，这次犯了严重错误，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在毛泽东责令下，中央文革小组召开批评陈伯达、江青的生活会，进行内部整风。张春桥、姚文元也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这次生活会。由于这次生活会的资料尚未公布，我们只能从当事人的若干回忆中来窥探生活会的基本情况。

我们先看当时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生活会的王力的回忆。

王力说：“十四日下午，开会批评陈伯达。在这之前，陈伯达很紧张，想自杀。他先是单独对我说的。我说你怎么要自杀呢?主席批评你是好事，他说过，我批评一个人，就是说这个人还有希望，没希望的人就不批评了。陈伯达说，我查了书，马克思的女婿，法国的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他说：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我劝他不要自杀，要请求总理帮助。陈伯达说他再找总理、康生、关锋三个人谈谈。我说，你这样的心情，检讨写不下来，不如给主席先挂个号，写几句，备个案。他说几句也没法写，要我替他写，他抄。陈伯达说：打倒陶铸会上发言的事，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说，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那是江青搞的。陈伯达又说：我服了安眠药没醒，乱讲一通。我说，这不对，你讲得很有条理。他说，我自己没有法了，不讲不行了。我说：你要向总理谈清楚。陈伯达打电话，要到总理那里去谈，总理说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总理同他谈话后，他才不自杀了。这是十四日文革小组开会前谈的。陈伯达也同康生和关锋分别谈了。开会前，我和关锋去请康生到会，康生拍着桌子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当时我没说话，认为他们要吵就吵吧!关锋劝告说：康老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发脾气，要忍住，这样你到会上骂江青同志，怎么得了?康生才憋住气了。

十四日下午这个会，是在钓鱼台十六楼召开的，从三时开到七时，江青不到会，说病了。会上光批评陈伯达一个人，一句没批评江青。这次是文革小组内部会，也没有请总理。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会开得马马虎虎的，因为康生、关锋和我都知道陈伯达被逼得要自杀了，谁还去批评?这是第一次，说以后还要再开。在会上张春桥、姚文元为江青开脱，说主席二月十日讲的话，是说陈伯达问题的性质同江青的性质不一样，陈伯达是路线问题，江青眼高手低，是作风上的问题。后来有人把陈伯达要自杀的事告诉江青了，江青指着陈伯达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怪事多呢!文革小组也不是铁板一块。”[17]

从王力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陈伯达在毛泽东批评以后压力是很大的，甚至想到了自杀。为了给个人的自杀正名，陈伯达还查阅资料引经据典地说，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以此来证明共产主义者是可以自杀的。其实，拉法格自杀后，列宁虽然参加了他的葬礼，但是并不认可拉法格自杀的作法。列宁认为共产党员应该把身体当作公家的财产，这种以自杀结束生命的作法就是毁坏公家的财产，是与列宁的信念相抵触的。列宁不过是从大局考虑才参加了拉法格的葬礼并对他进行纪念的。这怎么能说共产主义者是可以自杀的呢?

王力不仅用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是对他寄于希望来安慰他，劝他不要自杀，还为他出主意要他寻求周恩来的帮助，向毛泽东写检讨承认错误，争取改过自新的机会。陈伯达说他事先对打倒陶铸发言的事不知道，把责任推给了江青，这倒引起了王力的共鸣。当陈伯达以吃了安眠药为由来推卸责任时，当场遭到了王力的否定。无奈之下，陈伯达只好说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讲话的。后来，在周恩来做了陈伯达的思想工作后，他才不自杀了。生活会前，陈伯达还与康生、关锋交流过看法，寻求他们的批评与帮助。

从王力的回忆看，他和陈伯达将打倒陶铸的责任推到了江青身上，康生也认为是江青搞的，要为陈伯达鸣不平。在开会的时候，江青竟然以生病为由没有到会，周恩来也没有参加会议。会上，张春桥、姚文元对陈伯达与江青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会后，江青又对陈伯达的自杀冷嘲热讽。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生活会也是在敷衍塞责，应付差事。那么，这是不是历史的真相呢?

无独有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后来对于生活会也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戚本禹说：“江青对陈伯达在挨了主席批评后哭着要自杀很反感，她批评陈伯达‘没出息’。但她也怕陈伯达真的自杀。因为那时陈伯达翻出了马克思女婿拉法格的一句话，说‘共产主义者在某些情况下的自杀也是英雄行为’(我未查对，大意是如此)。所以江青就专门跑去安慰了他。”

“按照主席的指示，文革小组专门开了一个会，陈伯达、江青都在会上做了检讨。会上大家对陈伯达、江青也进行了批评。我出狱后，从归还我的部分书籍里，意外发现了一张康生写给我的便条，使我回想起来当年开会时的一些情景。康生在会上运用了一句典故来批评陈伯达，说你到处自称是‘小小老百姓’，其实是哗众取宠。由于我在会上没有听清楚康生用的典故，散会后，我问了康生。康生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话：‘谦，美德也，过谦则近于诈;默，懿行也，过默则进于奸。’并注明了(见‘一夕话’)。从这张纸条上所留下的内容来看，也可以看到当时开会对陈伯达他们的批评是很严肃的。”[18]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虽然江青对于陈伯达的自杀很反感，甚至为此看不起陈伯达，说他没出息，但是从大局出发，为了防止陈伯达寻短见，还是去看了陈伯达，劝慰他要正确对待批评，认识错误。从中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生活会对陈伯达、江青进行的批评是很严肃的。陈伯达、江青不仅在会上作了检讨，与会人员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康生还引经据典地批评了陈伯达的工作作风。江青不仅参加了生活会，还在会上作了检讨。至于周恩来是不是参加了这次生活会，戚本禹倒没有提到。

从他们两人的回忆来看，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了生活会，这是没有疑义的。王力说，会前康生迁怒于江青，生活会开得马马虎虎，江青没有参加会议，生活会上张春桥、姚文元将矛头对准了陈伯达，会后江青得知陈伯达要自杀的消息后对陈伯达威胁恫吓，冷嘲热讽。戚本禹则说生活会开得很严肃，江青不仅参加了生活会，还和陈伯达一起作了检讨，与会人员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他保存的康生书写的引经据典的字条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生活会的情况。尽管江青对于陈伯达要自杀很反感，甚至还说了一些尖刻的话，但是江青还是去劝慰了陈伯达，防止他走极端。

我们认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生活会是在毛泽东责令下召开的，这次生活会应该是有记录的。这既是中央文革小组会务工作的要求，也是向毛泽东报告生活会召开情况的需要。由于这次生活会的档案尚未公布，因而我们还搞不清楚生活会的实际情况，只能从王力、戚本禹这些与会者回忆的片断中来透析生活会的场景。

从当时党内高层的工作程序以及王、戚二人在文革后的不同表现来分析，在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进行严厉批评并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会议批评他们二人的情况下，江青是不大可能缺席生活会的。在生活会上，陈伯达、江青是要作检讨和自我批评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是不能不对他们进行批评的。否则的话，他们是无法向毛泽东和中央进行汇报、交待的。因为从程序上来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仅要执行毛泽东要他们批评陈伯达、江青的指示，还要将召开生活会的情况及时报告给毛泽东。从这里来说，戚本禹的回忆似乎更切近生活会的真实场景，王力的回忆则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且与党内高层的运行程序又出现了不合。当然，真实的情况还是有待于生活会档案文献的进一步公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责令下，陈伯达一度精神紧张，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在众人的批评、帮助和开导下，陈伯达的情绪才恢复了正常。这反映出陈伯达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一面。这种性格和心态对陈伯达以后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了生活会，不仅陈伯达、江青检讨了错误，与会人员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小组生活会是按照党内程序进行的，洋溢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浓厚氛围，气氛是严肃的、民主的。

④ 批评引发出另一个事件。

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提名增加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成为怀仁堂事件发生的引线。毛泽东后来也说，他们大闹怀仁堂是“借我批评文革小组的东风”。[19]这是为什么呢?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虽然对于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要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会议进行内部整风，但是从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威信出发，还特别指出他们的问题只能在这里说，不要扩大。但是与会的李富春、叶剑英还是把这件事传了出去。[20]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李先念、聂荣臻、余秋里等人听说后，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21]于是，他们就趁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的机会，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猛烈进攻。这就是大闹怀仁堂。

与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于二月十六日晚十时向毛泽东作了口头汇报。听取汇报后，毛泽东又看了他们整理的会议记录。二月十九日凌晨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在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会议决定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七次生活会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帮助。[22]

这里有一个疑问，既然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进行了严厉批评，那么，为什么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在会议上对中央文革小组发表措词激烈的言论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呢?

从形式上看，毛泽东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似乎是因为他们攻击了中央文革小组，但是进一步分析以后可以发现并非是这样。虽然毛泽东说过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只能在这里讲，不要扩大，但是既然小组成员犯了错误，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对他们提出质问和批评，即便言词激烈，态度、方式欠妥，也是不至于招致毛泽东那样严厉批评的。之所以如此，主要的还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批评，而是因为这种批评涉及到对于文革的整体性评价，呈现出否定文革的趋向。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他们在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集中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23]这三个问题，触及到文革的本质问题，关系到文革要不要进行下去以及如何才能取得成效的问题。

在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上，实际就是文革是依靠各级党委还是依靠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方式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党内走资派就潜伏在党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如果文革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就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那么就会出现由党内走资派来领导文革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怎么会将打击的矛头对准自己呢?为了保护自己，势必会转移运动的方向。这样文革也就难以取得成效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24]

文革是不是要把老干部全部打倒?当然不是!毛泽东早在二月六日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时，就严厉批评了这种打倒一切的现象。[25]因为这种行为已经背离了文革的目的，严重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如果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只是反对夺权过程中对干部冲击过大，对打倒一切老干部的错误行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倒也没有什么。因为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与文革的发展要求相一致的。在这方面毛泽东与他们是存在共识的。遗憾的是，他们并非这样，而是以此为由对文化大革命表现出强烈的质疑和反对。

试想，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党内走资派就隐藏在干部队伍中。在干部队伍中寻找走资派，势必会造成对干部队伍的较大冲击。冲击面过大，出现错误了，纠正过来就是了，又何必如此猛烈地抨击中央文革小组呢?不然的话，又如何清除潜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呢?如果不把混迹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清理出来，又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即便进行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又能取得什么成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因而从他们发言的激烈程度以及质问是不是要把老干部全部打倒来看，业已透射出否定文革的趋向。

文革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当然是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但是不能以此为由，反对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党、军出现修正主义危害就大了。[26]要知道，军内走资派是党内走资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整军内走资派就是整党内走资派的重要一环。至于军队文革出现了错误，就要及时予以纠正，而不能以此为由否定军队进行文革。当然，军队文革是在承担战备和为文革保驾护航任务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要审慎、有序的进行，但是不能以此为由否定军队进行文革的必要性。

由此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在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的攻击，形式上是在批评军队文革中出现的错误，实际上则是要不要进行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之处。从这里来说，他们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的攻击，不过是他们抗衡、反对军队文革的具体表现而已。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论是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还是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都是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又予以了帮助与宽容的。这表现在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严格限制了对中央文革小组批评的范围，当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在怀仁堂会议上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猛烈攻击的时候，毛泽东又果断出手，打退了他们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进攻，保护了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虽然提议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但是当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在怀仁堂会议上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发起攻击的时候，毛泽东却又对于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可是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起草了《红旗》杂志社论——《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一文送交毛泽东批准时，毛泽东不仅压下了这篇文章，还要江青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也不同意中央文革小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27]四月三十日夜，毛泽东还在住地邀他们开了一个团结会，同意他们在“五一节”上了天安门。[28]

这表明毛泽东对于当时党内高层出现的“左”、右两种错误行为，是以党内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处理的。不论“左”还是右，只要脱离了文革发展的道路，影响了文革发展的大局，毛泽东都要进行严厉批评并采取相应措施的。在批评中开导、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⑤ 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也在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威信。随后，在中央文革小组受到攻击的时候，又对中央文革小组提供了保护。这种对中央文革小组既进行严厉批评又维护其威信，并提供保护的作法，成为毛泽东对待中央文革小组的鲜明特点。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严厉批评，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以及在其他若干重大问题上未向中央请示就擅自作出了决定。同时，面对社会上出现的对干部冲及过大、打倒一切的风气，也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这表明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重大问题上独断专行，存在着严重的越权行为;同时，对于文革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并提出适宜的建议，采取措施予以制止，以防止事态的恶性发展，反而对这些业已出现的问题熟视无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就严重影响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是严重的失职行为。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尽管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是为了维护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的威信，毛泽东将批评严格限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范围内。但是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的消息还是传播了出去，成为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大闹怀仁堂的引线。[29]大闹怀仁堂的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又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反过来又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声誉。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表现出批评和维护的双重态度。

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的严厉批评，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犯了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的错误，已经严重影响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对于中央文革小组采取保护的态度，不仅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曾经为文革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也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还要在此后的文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央文革小组是执行中央文革路线的，他们所犯的错误不过是局部错误。这些错误本来是可以纠正的。但是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却紧紧抓住这些错误不放，还将文革中出现的一系列错误，统统扣到中央文革小组头上，大闹怀仁堂。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是以攻击中央文革小组为名，实则发泄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对中央文革小组采取批评和保护的双重态度了。

从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既进行严厉批评，又进行必要保护中可以看到，不论是进行严厉批评还是提供保护，都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的决定。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严厉批评，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作为违犯了党内组织程序，影响到文革的正常发展;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保护，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中央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机构，担负着指导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重任，即便犯有错误，提出批评意见要他们改正就是了，是不宜用这种激烈的方式来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这种攻击从形式上看是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则表现出否定文革的意向。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央文革小组提供保护就具有保障文革发展的重要意义。

陈伯达、江青等人所犯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的错误。正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等人犯了严重错误，因而毛泽东才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批评的目的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不能因为他们犯了错误，就抹煞他们的成绩，对他们发起猛烈攻击，进而对文革产生质疑和反对。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等人提出严厉的批评，就是要纠正他们所犯的“左”的错误，同时还要排除来自右的方面的攻击，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声誉。从这里来说，不论批评还是保护中央文革小组，其目的都是为了文革顺利发展所采取的具体行动。

(2)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问题上的错误。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处理两派斗争及其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上出现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表现出浓厚的“左”的倾向，严重干扰、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毛泽东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批评、纠正造反派发生的严重错误，引导他们妥善处理好两派以及本派内部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将文革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由于进入夺权阶段以后，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文革业已全面发动起来了，因而适时停止革命师生的大串连，转入本单位的夺权斗争，进一步搞好“斗、批、改”，就成为文革发展的要求。这样我们的研究就要从停止造反派的大串连说起。

① 停止造反派大串连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发展要求。

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进行的革命师生大串连，是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背景下，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支持下，为将文革星火传播到全国各地兴起的红色旋风。这个时候的大串连推动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为全面夺权阶段的到来播下了火种。文革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工人、农民登上文革舞台，投入到夺权斗争中。文革由全面发动进入到夺权阶段，这个时候停止大串连，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斗争，就成为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发展的迫切要求。

其实，早在一九六六年冬季到来前夕，由于气候转冷以及年底运输紧张等原因，中共中央、国务院就联合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暂停大串连，以待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进行串连。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草案)》，批示：“退总理照办。”通知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且更好地实现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需要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资运输。”[1]

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十二月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稿，批示：“退总理照办。”这个补充通知对十一月十六日通知作了四条补充规定，要求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到北京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和正在全国各地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必须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返回原地，从二十一日起吃饭、乘车不再实行免费。[2]

从中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的这两个通知是经过毛泽东批准后发出的。通知说明了暂停串连的原因，对暂停串连的时间作出了明确规定，特别指出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后吃饭、乘车不再免费。这是为暂停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串连所采取的果断措施。即便如此，不能免费乘车、吃饭了，还是有许多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在全国各地进行流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先后发出通知，要求外出人员一律停止串连，返回原单位进行文革运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步行串连队在返回的时候，原则上应当步行。目前，为了使远离本地五百公里以外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迅速回到本地本校闹革命，参加斗、批、改，实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在十五天内也可以免费领取直达票乘坐火车和轮船。不靠铁路线的，应当步行到邻近的铁路线上乘坐火车;步行串连的革命师生，在串连和回程期间的伙食费、市内交通费，一般应当自理。粮食定量可适当增加。宣传费、医药费只在必要时可给予少量补贴;来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凡是吃饭尚未交费的，自二月八日起一律交费，不再免费。[3]

二月八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发出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外出串连的同志，大部队已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去进行斗、批、改，但是，仍有一些同志，目前还逗留在北京和其它地方。为此，军委决定一切外出串连的同志，一律于二月二十日前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得再在外地逗留。革命群众组织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也一律撤销。各单位的接待站，从二月二十一日起一律停止接待。凡过期不归者，不予报销差旅费。凡违犯上述规定者，一律按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给以纪律处分。[4]

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同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上指示：“照办。”通知指出：目前各地各单位正集中力量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同时在外串连的学生、群众刚刚返回，本地本单位斗、批、改的任务很繁重，因此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今年春暖后大串连的计划，望向学生和群众妥为解释。周恩来在送审这个通知时附信说：“为争取早一点发表，特以传阅件送上，请予审批。”同日，毛泽东批示后，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通知。[5]

从中我们看到，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暂停串连，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发扬长征精神在进行步行串连。鉴于这种情况，一九六七年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才又发出通知，取消了一九六七年春暖后大串连的计划，不论乘车还是步行，全国一律停止串连，外出人员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三月十九日的通知，就是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对于停止大串连的原因进行了说明。这就是结束串连，返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认真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不仅要求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是这样，即便是到处地串连的职工以及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知识青年，也是要求他们迅速返回本地，参加本单位的运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凡是目前已经回到原调出地区的职工，应该迅速返回内地和边疆。调出和调入地区的有关单位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当积极动员和帮助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原调出地区和单位，对于从内地和边疆自动回来的职工，一律不得安排工作。如已安排工作的，仍应积极动员和帮助他们返回内地和边疆，任何单位不许留用。[6]

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通知指出：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所有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7]

从中我们看到，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论是处出串连的革命师生、红卫兵还是离开原地的职工和知识青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都是要求他们结束串连，返回本地，到原单位参加运动。这是因为在文革全面发动起来以后，通过串连为文革宣传造势的任务业已完成了。这个时候从文革有序发展的目的出发，就要求他们回到原地参加本单位的夺权斗争，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认真搞好斗、批、改。否则的话，如果他们仍然留在外地不归，不仅会对外地也会对本地、本单位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乃至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不利影响。这样也就难以将文革纳入有序发展的轨道，防止混乱、失控局面的出现。因而这个时候要求在外地的革命师生、红卫兵、职工和知识青年返回本地、本单位参加运动，就成为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发展要求。

② 北京造反派学生在夺权中走向分裂。

本来，造反派是与保守派相对立的群众组织，在揪斗党内走资派方面，造反派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内部却出现了严重分歧，进而发生了分裂，甚至酿成大规模武斗。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又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因而北京造反派的分裂不仅在各地造反派中具有代表性，还对各地造反派内部关系的发展具有警示作用。因而我们的研究就先从北京造反派的分裂做起。

1)北京造反派学生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走向分裂。

我们这里说的造反派学生是指高等院校造反派和中学造反派，他们又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虽然他们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遭到学校领导和工作组的压制与打击，保守派学生也与他们进行对峙，在学校中他们并不占优势，但是在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件传出并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后，造反派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逐渐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在斗争中处于主导地位。

虽然造反派学生在斗争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却在斗争中走向了分裂。造反派不仅在高校和中学形成了两大派，即便是在每个学校内部也出现了相互对立的两派组织。一般情况下，学校内部的这两派造反派组织旗鼓相当，不分上下，难以联合起来。在高校、中学形成的两大派组织在夺权和时势的发展上矛盾重重，彼此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高校造反派内部两大派组织与中学造反派内部两大派组织之间彼此又具有密切的联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给首都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不少困难。

从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学生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走向分裂的。此前形成的一司、二司和三司，总的来看不过是保守派与造反派结成的不同组织。虽然有些造反派也参加了一司、二司，但是一般来说一司、二司保守色彩浓厚，属于保守派联合组织，三司造反精神鲜明，属于造反派联合组织。三个司令部的成立，是保守派和造反派而并非造反派之间对峙的反映。造反派学生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斗争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才走向对立、发生分裂的。这对首都乃至全国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北京高校造反派分裂成天派和地派。

北京高校造反派以北大、清华、北航、地院、师大五所大学为代表，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是这五所大学的风云人物，被称为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本来，地院的红卫兵领袖是朱成昭，他也是首都三司的主要负责人。后来由于朱成昭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运动的潮流中被淘汰，王大宾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地院红卫兵的领袖了。这些造反派红卫兵是在与学校党委(工作组)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又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发展壮大的，他们在与保守派红卫兵的斗争中逐渐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推动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红卫兵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最终走向了分裂，形成了天派和地派。

其一，在《北京日报》和教育部夺权问题上，天派和地派的分裂已经初见端倪。

天派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为代表，地派以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为代表。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在《北京日报》和教育部的夺权上开始表现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在《北京日报》的夺权问题上，北航红旗与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产生了尖锐对立。在教育部的夺权问题上，北大红旗兵团与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严重对抗，并发生了武斗。一月三十日，在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等组织与石景山区的造反派一起到石景山区造反，要接管分局时，与早就参与公检法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发生冲突，石景山公安分局出动了一千多名警察，抓了一百多名矿院东方红和清华井冈山的造反派。此后，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中的分裂倾向愈来愈明显。[8]

从中我们看到，在《北京日报》和教育部夺权的问题上，北航红旗、北大红旗兵团和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之间已经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彼此之间还出现了武斗的迹象。在石景山区造反的问题上，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等组织、石景山区的造反派和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不仅如此，造反派红卫兵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还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北京三司连续发出的几份通知中表现了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月二十一日，三司发出总字第一号通告称：“自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以来，背弃了我司令部的宣言，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坚定的革命左派聂元梓同志，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井冈山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本司令部决定将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开除出我司令部。”一月二十三日，三司发出第二号通告称：“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在六月五日写了一篇《周恩来你要干什么》的大字报。1月17日又去捣毁周总理即将去参观的红旗大队的展览会等等。……决定开除北外六一六红卫兵。”一月二十三日，三司发出总字第三号通告称：“我司令部所属‘文艺部’的成立是非法的，干了许多坏事……现开除刘利吉、艾国成、陈志国出司令部。”一月二十四日，三司发出第四号通告称：“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兵团负责人刘富元、顾家桂……于(1966年)10月下旬公然抢了三司的大印，长期不予归还，最近又炮打周总理、康生同志等。我们相信政法兵团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因此责成政法兵团开除刘富元、顾家桂，彻底整顿革命组织。”[9]

从三司发出的这几份通告中可以看到，北京造反派内部已经出现了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在当时不过是处于隐性状态，尚未以激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事态的发展来看，这些分歧和矛盾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随时会在一定条件下被激化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北外六一六、政法兵团还将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负责人周恩来、康生，这显然是一种极“左”的倾向，因而三司才对他们的言行予以批评、谴责。这是北京红卫兵在运动中出现“左”倾错误的重要表现。

其二，以民族宫事件和北大四一一事件为标志，北京高校造反派在分化中形成了天派和地派。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北京高校造反派之间已经出现了分歧和矛盾，为了使高校造反派在新的条件下能够消除分歧，化解矛盾，争取、分化保守派，以便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于是召开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各造反组织联合召开大会，通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宣告：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成立。[10]

红代会成立后，就是要致力于红卫兵的联合工作。不仅要使造反派红卫兵联合起来，也要争取、团结保守派红卫兵，以便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三月八日，红代会发出重要通知，宣布：“从红代会成立之日起，一司、二司、三司都已经光荣地完成其历史使命，不再存在了。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再以三个司令部的名义进行活动，三个司令部的一切公章一律宣布无效。”[11]

从中可以看到，成立红代会就是要使不同派别的红卫兵能够在这种组织形式下，通过协商、讨论，进行批评、自我批评，化解分歧和矛盾，以便团结起来进行夺权斗争。但是，事与愿违，造反派之间又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甚至酿成了武斗。这在民族文化宫事件和北大校园四一一事件上表现了出来。

我们先看民族文化宫事件。这个事件是由于民族文化宫内部东方红和二七兵团在夺权上的分歧引发的。民族文化宫内部两派在夺权上的斗争，将北京高校许多造反派卷入进来，形成了两派之间的大规模冲突。这场北京当时规模最大的武斗，双方几千人上场，数百人受伤，进一步加速了造反派的分裂。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民族文化宫参加民委统战系统红色联络站的东方红夺了民族文化宫的权，对立面二七兵团对自己被排斥在外，一直耿耿于怀。四月四日，二七兵团联合新北大公社红一团、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红卫队、红卫军(简称人大“三红”)、中央民族学院抗大等十九个单位成立了批展联委会(即批判原来在民族文化宫展出的“民族工作展览”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于四月五日在民族文化宫召开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大会遭到民族宫东方红的强烈抵制，大会横幅被剪掉，麦克风被抢走。

四月八日，民族宫东方红联合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中央民族学院东方红等数百人将二七兵团和新北大公社红一团、民院抗大等强行驱出民族宫。接着，双方都向民族宫调人增援。支持民族宫东方红的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石北京公社、北外红旗造反团、教育部延安公社、学部红卫兵联队、农机红旗、人大新人大公社等来了约三千人，支持民族宫二七兵团的民族抗大、北石大庆公社等也来了一千多人。双方混战一场，数百人受轻伤，十余人受重伤。地院东方红和师大井冈山这一边人多势众，武斗中占据优势。

据四月十一日的地院《东方红》报称：“4月8号，我东方红战士与民族文化宫东方红、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统战部红色联络站、学部红卫兵联队，以及政法公社、农机东方红、林院东方红、工大东方红、邮电东方红等单位的亲密战友在民族文化宫共同战斗，狠狠地痛击了一小撮保皇派的猖狂挑衅，争取和教育了一部分受蒙蔽的革命群众组织，取得了辉煌胜利。”[12]

从中我们看到，民族文化宫事件是由于其内部两个派别——东方红和二七兵团在夺权上的矛盾引起的。东方红未和二七兵团联合就夺取了民族文化宫的大权，引发了二七兵团的不满。于是二七兵团就联合外部造反派在民族文化宫内以召开会议的方式来进行示威，遭到了业已夺权的东方红的抵制和冲击。不仅如此，民族文化宫东方红又联合外部造反派将二七兵团及其支持者赶出民族文化宫。双方为此调兵遣将，混战一场，造成了严重后果。

民族宫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小组及首都红代会迅速作出反应。

当天下午，红代会核心组组长聂元梓和副组长蒯大富报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同意，签发了两项命令：

一、红代会所属单位之间发生矛盾，绝对不准武斗，目前双方离开民族宫、民委，不得接触(包括所有矛盾双方，而本机关除外)。

二、双方掌握的材料不准转移，不准销毁，暂时保留在材料持有者手中。有矛盾由红代会主持协商解决。[13]

这两项命令就是要求双方脱离接触，不准武斗，双方各自保留证据，在红代会主持下，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应该说，这个命令还是公正的。但是，由于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也是武斗事件的参与者，这两项命令是在没有征求大家意见的情况下以红代会的名义发出的，因而尽管这两项命令是在经过戚本禹同意后下发的，却仍然遭到了地院东方红的抵制。不过，从策略考虑，他们避开了戚本禹，而是将矛头指向了聂元梓、蒯大富。地院东方红在命令发出后当即发表严正声明：

一、红代会委员聂元梓、蒯大富发表的两项命令根本没有经过全体常委的讨论，更没有经过全体委员的讨论，丝毫没有是非观点，没有两条路线斗争观念。此命令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完全非法的。

二、我公社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完全不承认此命令，也根本不执行这项命令。

三、此命令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聂元梓、蒯大富两人负责。

至四月八日深夜，武斗尚未平息，事态继续扩大，民族宫警卫排的解放军战士向武斗双方宣读“军委八条命令”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条款，学生们则回以“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凌晨两点半，中央文革小组派戚本禹的秘书为代表，和吴德、聂元梓到民族宫召集双方开会，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要求双方“马上撤出民族宫、民委”。四月九日上午，双方陆续撤出民族宫。民族宫事件将北京高校两大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公开化了，并且开创了以武斗解决问题的恶劣先例。[14]

从中我们看到，北京高校造反派以民族文化宫事件为标志，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以武斗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个事件不仅将北京高校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公开化了，而且还开创了北京高校造反派之间武斗的先河。围绕民族文化宫内两派的斗争，北京造反派学生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激化，加速了造反派的分裂。不过，民族文化宫事件发生后，在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下，从外部造反派能够撤出民族文化宫来看，中央文革小组对于斗争中的造反派还是具有号召力的。

我们再来看发生在北大校园的四一一事件。这个事件是民族文化宫事件的延续。起因是，地院东方红等学校的造反派以新北大公社藏有民族文化宫展览会的材料为由，到北大质问并要求交出所藏材料而引发的又一个事件。

四一一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四月十一日下午，地院东方红、北京邮电学校东方红、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等派出六辆广播车，开进北大校园。地院东方红批评民院抗大在民族宫事件中从展览会抢走部分材料，后转给了新北大公社，他们要求新北大公社交出这些材料，并要求同新北大公社就此事进行辩论。双方在北大校园内发生冲突。当天夜里，地院东方红、北邮东方红等又派出数千人涌进北大校园，双方发生大规模武斗。夜里一点，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闻讯后，打电话传达三点指示，要求双方停止武斗，脱离接触，但未能凑效。十二日凌晨，地质东方红、北邮东方红数千人在北大校园里斗争了北大两名学生，后又将两人抓到地质学院。下午，双方再次发生武斗。

四月十二日晚，北京大学校文革主持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在大会上说：“(今天)早上地院一小撮人及一些受蒙蔽的人，在我校肆意破坏以后，在我们学校开了一个控诉会，斗争了我们的同学，用了比对黑帮、对敌人更加残忍、更加凶恶的手段对待我们的同学，大家可以从这些事实中进一步看看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尖锐性。”

人大三红、民院红卫兵总部和抗大公社、矿院东方红反到底兵团、北京医学院八一八、北京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归国留学生延安兵团和追穷寇第四野战军、中央统战部11·4红旗战斗队、中央民委工农兵革命造反大军、高校出版社鲁迅战斗队和前进战斗队、中央民族歌舞团32111造反战斗组、民族宫二七兵团等单位，以及天津、郑州、洛阳等地来京一些群众组织在大会上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大学的革命行动”。

同时，另外一些造反派组织也发表了支持地院东方红的声明，如林院东方红在四月十二日发表的严正声明中说：“我东方红公社坚决支持地质东方红等兄弟院校的革命造反派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是风雨同舟的革命战友，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新北大公社总部一小撮混蛋在4月11号晚公开分裂红代会，挑起大规模武斗，打伤许多我东方红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邮电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公社等革命组织的战士，并砸坏许多广播车，新北大公社总部一小撮坏蛋罪责难逃，绝没有好下场。”地院东方红还和工大东方红、北邮东方红、北石北京公社、新人大公社、农大东方红等十五个组织联合发表了“告革命造反派战友的公开信”，题为《愤怒控诉新北大公社一小撮所策化的法西斯暴行——记四·一一在北京大学发生的大规模武斗》。

四月十四日，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关于目前局势的严正声明》，批判新北大公社，公开将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公诸于世。严正声明中说：“最近在新北大校园里出现了一股反对谢富治同志、影射中央文革、攻击兄弟组织的歪风。”

新北大公社寸步不让，当天就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总部的名义发出针锋相对的严正声明，说以红代会名义发出的声明“是以没有得到红代会核心组组长、我校驻红代会代表聂元梓同志最后同意之下做出的，因此我们郑重声明，这个所谓‘严正声明’对我校完全没有约束力。”新北大公社称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的声明“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造谣惑众”，并为此向对方提出“最强烈抗议”。

值得注意的是，新北大公社的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谢富治同志如果有缺点错误，是完全可以讨论批评的，这并不等于反对谢富治同志，更不等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别想在这个问题上捞一根稻草。”这表明，新北大公社与谢富治的矛盾在这时已经产生，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新北大公社还多次向谢富治发难。[15]

从中可以看到，四一一事件是由地院东方红等造反派到达北大校园要求新北大公社交出藏匿的材料引发的。这是双方在民族文化宫事件上分歧和矛盾的继续。地院东方红到达北大校园进行质问，新北大公社则发起了反击，进而造成了大规模武斗。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他们停止武斗的电话指示并没有凑效，武斗仍在进行。他们互相攻击，唇枪舌剑，在激烈斗争中将许多北京高校造反派也卷入进来了。这些造反派或者支持地院东方红，或者支持新北大公社，逐渐形成了互相对峙的两个阵营。

为了打压对方的气焰，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造反派将新北大公社攻击谢富治、影射中央文革小组的事也揭发出来了。新北大公社则是将对谢富治的正常批评与反对谢富治区别开来，说他们对谢富治的批评并不是反对谢富治，也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从原则上说，新北大公社的辩驳并非没有道理，在文革阵营内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本来就是文革的应有之义。这里的问题是，谢富治坚定站在文革阵营一边，是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中央领导干部，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对谢富治有不同意见当然可以提出，但是从谢富治对于文革的立场和态度上来说，还是要注意提出意见的场合和方式。新北大公社显然不是这样，而是既不分场合也不讲究方式就将他们对谢富治的意见抛了出来。即便撇开他们对于谢富治的成见不论，从方式上来说也是不可取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地院东方红提出这个问题虽然是为了在论辩中能够占据上风，但是他们对新北大公社进行的批评却并非杞人忧天，而是有着现实依据的。不过，他们闯到北大校园寻找材料的作法，会进一步激化造反派内部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矛盾，致使造反派的团结会变得更加困难。对此，他们又是讳莫如深而缄口不言的。批评对方的错误，掩饰己方的不当行为，进一步反映出派性意识在作怪。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四月八日民族文化宫事件和北大校园四一一事件发生前后，北京高校造反派内部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派性斗争，分裂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从四月初起，北京高校各造反派红卫兵的矛盾逐渐表面化、尖锐化，期间并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武斗。四月三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与井冈山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发生武斗。四月四日，北石院内大庆公社与北京公社、胜利公社发生武斗。四月十日，北石大庆公社与北京公社又在石油部大打出手。四月十一日，北京铁道学院红旗与革联，因争用礼堂引起武斗。四月十二日，中央财经学院内发生了文革以来第一次武斗，该院八八战斗队一分为二，一方开会，另一方去冲，造成武斗，打伤十余人，有一人脑震荡。四月十三日，北京第二医学院发生武斗，据统计被打伤较重的有二十九人。同日，北京化织学院红旗等组织与燎原井冈山、东方红等发生武斗。四月十九日，北外红旗大队与红旗造反团发生武斗。

此后，北京高校的两大派斗争愈来愈激烈，双方的分野也逐渐明确。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地院《东方红》报上有一篇文章写道：“4月上旬民族宫事件的爆发，终于使得原来各个局部性的摩擦，汇集转化为全面性的冲突。对这场冲突到底采取什么态度，支持谁?反对谁?这在当时北京各个群众组织，不约而同地以出人意料的速度纷纷表态，各自选择自己的队列。”

事实也正是如此，北京高校的各种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大多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在民族宫事件和北大校园四一一武斗中，倾向新北大公社的主要有：人大三红、外语学院红旗大队、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民族学院抗大公社、政法学院政法兵团、化工学院按十六条革命造反队、邮电学院古田造反团、工商专科学校卫东彪兵团、八一八革命造反团、林业学院鲁迅公社、中央美术工艺学院东方红、北医八一八、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中央美术学院红旗兵团、语言学院红旗、中国医科大学向阳、从头越战斗队等组织。

倾向地质东方红的主要有新人大公社、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邮电学院东方红、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工商专科学校革联、林业学院东方红、矿院北京东方红、工大东方红、语言学院东方红、农机东方红、农大东方红、北京农业劳动大学东方红、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红卫兵总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东方红、中国科技大学东方红、北京工业学院东方红、财金八八战斗队、经济学院红旗公社、北京钢铁学院革造、轻工七二九兵团、机械学院红旗、北医长征红卫兵、燎原公社等。

在倾向地质东方红的阵营中，可以明显看到有许多是原三司的骨干组织。双方阵营以后还不断有些变动，但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派。[16]

其实，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这三个天派的造反派组织代表也并非一开始就紧紧抱团的，而是后来在斗争中协调了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凝聚起来的。这样就形成了以这三个组织为代表的天派。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最初清华井冈山与北航红旗并不支持新北大公社。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发表的关于北大、地质武斗的联合声明中，没有一句支持新北大公社的话，只说：“我们坚决拥护谢富治同志、傅崇碧同志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按中央文革指示办事。对目前新北大公社和地院东方红等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应从革命大局出发，在红代会的主持下解决。”在北大发生武斗时，清华、北航都派人去凑热闹，并发生了人员在北大被打、被扣，宣传车被砸的情况。四月十四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代会代表时，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的代表都向中央文革小组告了新北大公社的状。但在后来的许多重大活动和事件中，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都是站在了和新北大公社一致的立场上。

这样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以后逐渐形成了以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为首的天派和以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为首的地派两大派互相抗衡的格局。[17]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北京高校造反派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矛盾和冲突不断，逐渐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四月八日民族文化宫和北大校园四一一事件为标志，将许多北京高校造反派卷入进来，逐渐形成了天派和地派这两大派，最终造成了高校造反派的分裂。

其三，天派、地派角逐下的各校内部的两派斗争。

在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逐渐形成两大派的同时，各个高校内部的造反派红卫兵也相继发生了分裂，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组织。

四月十四日，清华井冈山中一部分人分裂出来，成立了与蒯大富的团派对立的四一四派。从此，清华园内开始了无休止的派性斗争，从文斗到武斗，从小打到大打，一直打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宣传队进清华。

北大校园中始终存在着反对聂元梓、反对北大校文革的力量，起初是所谓井、红、飘、O、团五大组织，后来五大组织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联合组织为与新北大公社相对抗的井冈山兵团。

北京高校中绝大多数学校都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组织，有些学校是在两大对立的组织之外还存在一些小组织，但这些小组织基本上也是分别倾向或依附于两大组织的。有少数学校情况比较特殊，如北航、体院、矿院、农大、地院、师大、北邮等，虽然也有反对派的存在，但力量对比悬殊，在多数时间里基本上是一派的天下。[18]

从中我们看到，在高校造反派形成天派和地派两大对立组织的大背景下，除少数学校一派独大外，绝对多数学校的造反派内部都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组织。即便在这些学校中存在一些小组织也是依附于这两大组织的。高校造反派的分裂与各校内部造反派的分裂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却具有密切的联系。各校内部造反派的分裂是高校造反派分裂形成天派和地派的基础和条件，天派和地派的形成又进一步激发了各校内部两派之间的斗争，在相互作用中使高校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局面。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高校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的分歧和矛盾不断激化，以四月八日民族文化宫事件和北大校园四一一事件为标志，高校造反派在斗争中不断分化组合形成了天派和地派。与这两大派同时存在的还有造反派在各校内部形成的两派斗争。这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3)北京中学造反派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

中学造反派和高校造反派虽然处在不同的学段上，所在学校也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但是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联系和影响的。这是因为他们都处在造反的位置上与党内走资派进行斗争，有时候还需要互相支持和援助的缘故。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随着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分裂成天派和地派，中学造反派红卫兵也分裂为四三派和四四派。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以后，高校造反派已逐渐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主角，中学的老红卫兵与造反派之间的斗争虽然也很激烈，但多是局限在校内，对社会上影响不大。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江青、谢富治接见中学造反派时说：中学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同联动作斗争。三月以后，中学都开始军训，在军训团的领导下，大力强调联合，并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组织。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和四日，中央文革小组两次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谈军训问题。

四月三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接见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江青在讲话中批评了军训解放军在北京中学解散造反派组织的做法，她说：卫戍区有很多做法不妥当，我们没有让他们支持联动，卫戍区的同志要虚心听取小将的意见，要把左派组织恢复起来，壮大起来，大联合哪能不以左派为核心呢?康生在讲话中对北京卫戍区负责军训工作的副司令员李钟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李钟奇3月27日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在这个讲话中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谈两条路线斗争，不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反动路线的斗争，完全是联动观点。”“这个讲话是联动的代表作，现在联动又活动起来了，为什么他们老不解散?就是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他们。”傅崇碧、李钟奇不同意康生的话，当场起身辩解，被江青、陈伯达制止。

中央文革小组及谢富治等的这次讲话使中学一度受挫的造反派大受鼓舞，于是批评军训团和卫戍区的大字报很快就上了街，有的还直接点名批判李钟奇。[19]

从中我们看到，由于联动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文革和中央文革小组，且在中学生中影响很大，因而江青提出中学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同联动进行斗争。转入军训以后，军训团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组织，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这在江青、康生的讲话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这反映出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与北京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还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康生、江青讲话以后，中学造反派纷纷上街游行、示威，将矛头指向了卫戍区及其军训负责人。这样又引发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隐忧，于是他们就出面发表讲话来纠正业已出现的反军苗头。

四月四日，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中学造反派，他们讲话的主旨是说解放军应该坚决支持造反派，但也批评了给军训团和卫戍区贴大字报的做法，王力说：“军队同志的缺点、错误，一定要采取适当方法，不要公开提。关于军训要总结经验，即使军队的同志支持错了也要给他们提供情况，让他们改，改了就行了。‘揪出李钟奇’这个口号不好，要改掉，要爱护卫戍区，卫戍区是保卫毛主席的，不能把他们搞臭。”他们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要搞班级大联合。这次讲话又给中学里支持军训团的那部分红卫兵以鼓舞，他们坚持认为支持军训团没错，搞班级大联合没错。[20]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在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是文革发展的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反复强调造反派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卫戍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行动的。

北京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在军训过程中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组织。如果这些造反派组织在军训团反复要求下，屡教不改，派性作怪，任意行事，破坏大局，解散这些组织就势在必然，无可厚非。当然，从程序上来说，还是应该与中央文革小组沟通一下为好。从江青、康生批评北京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来看，似乎并非是这样。看来北京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是在没有耐心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组织的。

这样就导致了中学造反派的不满，于是才贴出大字报，提出了一些过激的口号，致使军训遇到很大困难，引发了反军风潮。正是因为这样，王力、关锋、戚本禹才在讲话中对中学造反派提出了批评，要他们注意方式、方法，要他们妥善处理好与军队的矛盾。

从中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既批评了北京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又批评了造反派的反军行动，这两者看似矛盾实际上则是统一的。批评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是因为他们打压了中学造反派;批评中学造反派，是因为他们采取了反军的行动。在这方面，双方都是存在错误的。只有在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才能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斗争。

中学造反派与军训团存在矛盾，在如何处理他们与军训团的问题上，中学造反派内部由于意见分歧分裂成两派。这说明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派性而非大局出发来行事的。正是由于这样，他们才在实际行动中处于维护本派的利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进行了曲解，只引用对自己一方有利的话语，避开对自己一方的批评，为派别行动进行背书。这样也就难以真正领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精神，在文革的行动上走入迷途。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北京中学造反派中互相对立的两派各取所需，互相指责，并由此形成公开对峙的四三派和四四派两大派。四三派是中学中造反最坚决的一批组织，他们对军训以来一些学校的军训团解散造反派组织的做法不满，认为军训团右倾，后来发展到公开炮打李钟奇。四三派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组织有北大附中井冈山、清华附中井冈山、一○一中毛泽东主义公社、六中红旗、二十八中八一八红卫兵、电校井冈山等。江青在四月三日的讲话中提出：“中学的左派组织不能解散”，使这一派学生大受鼓舞，一些已经解散的组织又重新树起旗帜，拉起山头。有些学校的四三派(如电校井冈山、一○一中毛泽东主义公社等)还公开声明退出了军训。

四四派在中学造反派中占多数，他们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要搞好军训、搞好大联合的讲话是对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四四派一般出身较好，同军训团的关系比较融洽，不同意四三派对联动成员和老红卫兵的过分的批判和斗争，因此，有些四四派组织也被四三派骂为联动或联动的帮凶。四四派中比较有影响的组织有二十五中东风、新六中红旗、清华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电校红旗公社等。

从两派的组织构成来看，一个明显特点是：在四三派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所谓社会关系复杂的人数较多一些。在文革前的运动使过去的剥削阶级成员及其家庭饱受折磨，很多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文革初起时，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压制，他们希望通过造反改变自己的境遇的要求一般都比较强烈，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行为也较为激烈。《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一文则反映了四三派学生中最极端的一小部分人的思想状况。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称四三派是“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由此断言“四三思潮也就代表了一种与历史发展紧紧相扣的生气勃勃的新思潮。它与反动的抵制再分配的联动思潮水火不相容，并以最激进最彻底的姿态投入战斗，它是最令特权人物感到恐惧的势力。”

总的来说，四三派和四四派都是文革初期北京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它们都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号令，是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中学中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依靠力量。[21]

我们遗憾地看到，虽然四三派、四四派都是中学造反派，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却由于意见分歧发生了严重分裂。北京中学红代会并没有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两派在中学红代会中的力量对比也是不平衡的。两派不仅在红代会内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还波及到了整个中学乃至于高校。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在新成立的北京中学红代会中，四四派占有明显的优势，主要负责人和多数成员属于四四派。四月下旬，中学红代会作出决定，不承认六中红旗等四三派的十一个组织，吸收与这些组织对立的四四派组织加入了中学红代会。已经加入了中学红代会的四三派组织，为了与四四派相抗衡，组织了四三串连会，在北京市各中学造反派中进行串连，发动一个又一个的宣传攻势，组织各种活动，与被四四派掌握了实权的中学红代会对着干。

中学四三派虽然人数少，但能量很大，主要原因是得到了北京各大学造反派组织的支持。四月十九日，由谢富治指示成立，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等八个高校造反派组织参加的中学运动调查组发表了《关于目前首都中学运动的声明》，提出“目前联动和保守势力配合社会上的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把矛头指向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挑拨革命造反派与解放军的关系，把反对解放军、反对军训的帽子扣到革命造反派头上，整革命造反派的材料”，提出前段中学大联合中存在右的错误，必须迅速纠正，表示坚决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小将”。从措词用语上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是支持四三派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在对待北京中学两大派的态度始终是比较明确的。他对四三派情有独钟，多次强调中学搞大联合要“以‘四三派’为主”。五月九日，清华井冈山与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八百余人骑自行车进城游行，高呼“打倒联动!”“坚决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彻底批判反动血统论!”以此表示对中学四三派的支持。[22]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到，中学造反派红卫兵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两派成员的出身有所不同，四三派成为造反派中的激进派，四四派成为造反派中的保守派。中央文革小组不论是批评北京卫戍区及其派出的军训团还是批评反军的造反派，都是从大联合出发采取的反右纠“左”的行动。但是，这两派组织却是从派性出发，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各取所需，为自己的派性行动寻找依据。这样就曲解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本意，致使文革的方针政策难以得到真正落实，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就无法妥善、有效地加以解决，严重影响到北京中学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4)对北京造反派学生走向分裂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北京造反派学生在夺权中走向了分裂。高校造反派以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为代表分裂成天派和地派，中学造反派则是在斗争中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与此同时，各个学校内部的造反派也分裂成两大派以及不同的派别组织。本来，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但是在他们中间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最终走向了分裂。这是令人痛惜的。

造成分裂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认识的因素，又有立场的变化，乃至利益上的纠葛，从与走资派进行斗争转移到为了小团体乃至个人利益而奋斗。这是因为他们昧于当前文革发展的大势，难以从文革发展的大局上来思考问题，在实际行动中则是从小团体的利益出发意气用事的缘故。他们没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要求为指导，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而是由于认识的不同和利益上的冲突产生了一系列的分歧和矛盾，最终导致了造反派的分裂。

客观地说，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问题是，在出现这些分歧和矛盾以后，应该如何对待并采取妥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便将其尽早消灭在萌芽状态。造反派应该首先认识到，他们与保守派不同，在批斗党内走资派的目标上双方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在这一目标一致的情况下才产生的。这是他们能够化解分歧和矛盾的基础。为此，就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妥善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而不能固执己见，意气用事，更不能大打出手。

由此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北京出现造反派的严重分裂，是他们在政治上不成熟的反映。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他们没有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而是将目光锁定在派别斗争上。这样他们就从参加文革的正义斗争演变成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呈现出“左”或“左”而实右的倾向，造成了造反派之间的内卷化，酿成了造反派的分裂。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中央文革小组对于造反派之间产生的分歧和矛盾乃至于分裂，是采取了不少措施来进行解决的。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在造反派中间有着号召力，但是在派系纷争面前，这些造反派却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采取了淡然的态度。不论是高校造反派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指示的消极执行，还是中学造反派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的各取所需，除了认识上的因素以外，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是从派性而非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来展开行动的。从这里来说，北京造反派是按照其自身愿望而不是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来行事的。这表明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仍然残存着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这对他们的行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他们盲目冒进，甚至大打出手，走上了分裂的道路。

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北京造反派又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能够及时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指导，但是却仍然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北京造反派的分裂削弱了自身的实力，也暴露了自身存在的严重不足。由于北京造反派在大串联时期在各地建立了联络站并与各地造反派取得了密切联系，同时各地造反派也建立了驻京联络站且与北京造反派又能够进行直接沟通，因而北京造反派的分裂会对各地造反派产生重要影响。他们之间出现的分裂不仅对于北京文革，也对全国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③ 各地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各地造反派如同北京造反派学生一样，在夺权中走向了严重分裂。这种分裂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1)各地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的概况。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各地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分裂。最先建立革委会的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山西、北京五个省市自治区，虽然也出现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的分裂，但是总的来说在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力量对比中，造反派具有比较强大的力量，因而在夺权上并没有遇到很大困难，省级革委会在这六个省市比较顺利地建立起来了。其它省市自治区则并非是这样。由于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内部的分裂和复杂的原因，再加上其它方面的影响，建立省级革委会却是遇到了重重困难。既然这样，那么各地造反派分裂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现在我们对其中一些省市自治区造反派的分裂状况进行简要介绍，同时还附带对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情况予以说明。

一九六七年一月，吉林省长春市红卫兵总部(简称二总部)等六十二个单位的群众组织联合召开夺权大会。随后，长春市二总部与省委机关的造反派夺取了吉林省委的大权，接管了省人委、长春市委、市人委的大权。但是，夺权后不久，造反派就出现了分裂的局面。吉林省著名的造反派组织吉院兵团、工大造大和光机八一五等于二月宣布退出二总部，另行组织了长春公社。到二月下旬，长春市形成两大派四个组织(红革会与二总部为一派，也称为红二派;长春公社与东方红公社为一派，称为公社派)，两派矛盾日益尖锐，后来形成长期武斗的局面。[23]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广东省参加夺权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广东省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夺取了广东省委的大权。由于在夺权上意见不一致，夺权后不久就出现了分裂：省革联的人说夺权好得很;包括北京三司驻穗联络站在内的反对派则把这次夺权说成是假夺权。二月十九日，广东五万多反对省革联的造反派召开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扬言要把省革联夺去的权重新夺回来。二月二十二日，广东四十多个群众组织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省联总筹委会)。至此，广东出现互相对立的、跨行业的两大派群众。[24]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陕西省西安地区大中院校文化革命统一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夺权问题。确定由陕西师大、陕西工业大学、西安石油学院、西安外国语学校的造反组织和红造司等夺西北局的权;西安交大、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造反组织和西安地区炮打司令部战斗队等夺省委的权;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的造反组织夺西安市公安局的权。之后又吸收工联、农总会等造反组织参加，成立了各级接管小组。陕西省的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了分裂，以西安交大为首的东派，和以西军电、西工大为首的西派两大派之间的矛盾又重新激化，夺权后未能成立临时权力机构。[25]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和安徽省合肥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为首，联合安徽省塈合肥市二十六个群众组织，在北京三司和安徽省军区的指挥下，夺取了安徽省委、省人委、合肥市委、市人委的大权，宣布成立了安徽省革命造反派夺权联合总指挥部(后改名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一二六夺权后，由于对夺权的意见分歧，合肥地区造反派组织分裂成为互相对立的两大派，一派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一派认为好个屁，后来人们将这两大派分别称为好派(G派)和屁派(P派)。两派矛盾愈演愈烈，以致酿成武斗。[26]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江苏省南京地区造反派联络总站开会决定成立江苏南京地区革命造反联合会筹委会(简称筹委会)，负责各造反派组织的统一行动。一月二十四日，南京地区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三百余人在中苏友好馆电影馆开会，省红总为首的一派与以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为代表的一派未能就夺权方案达成共识。一月二十五日，省红总等造反组织决定抢在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一派前进行夺权。省红总等二十五个造反派组织及三个外地造反派驻宁联络站负责人开会决定成立夺权指挥部。一月二十六日清晨，夺权指挥部决定调动一万多人，冲入江苏省、南京市机关，宣布夺权了江苏省、南京市的党政大权。由于夺权是在十分仓促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江苏省的范围内并没有联合起大多数造反派。参加夺权并掌握大权的以省红总为代表的造反派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没有参加一二六夺权的南京八二七和南工东方红等造反派组织立即发表紧急声明，不承认夺权行动，认为一二六夺权是抢权，好个屁。南京地区的造反派由此分裂成为好派和屁派。[27]

一九六七年一月，由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一百多个组织联合组成的大联委(全称为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内部矛盾冲突不断，一月二十二日，以云南大学炮兵团为主的六十二个组织从大联委中分裂出来，另成立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简称新云南)。在不断分化组合中形成云南省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以新云南为主，成立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简称炮派;一派以大联委为主，成立八二三战斗兵团，简称八派。当夺权风暴刮到云南时，两大派便各自为政，争相夺权。

一月二十六日，昆明新云南所属造反派组织兵分两路，一部分到省人委宣布夺了省人委及其所属厅局的权，一部分到省委和昆明市委机关宣布夺了省、市委的权。当晚八时，昆明大联委又召开十万人的大夺权誓师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到省委机关，再次宣布夺了省委的权。在夺权活动中，双方发生对峙局面，最后省委的印章被大联委派抢走。夺权之后，两大派发生了激烈的大辩论。[28]

一九六七年初，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在夺权过程中与浙江大学红暴发生矛盾。这个时候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翁森鹤为首的一批人组织成立了浙江省红色暴动委员会(简称红暴)，与省联总相对立。此后两派发生了一系列武斗事件。[29]

一九六七年一月，宁夏银川地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等二十二个群众组织，组成了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一月二十七日宣布夺取了宁夏自治区区委、人委、银川党委、人委的党政大权。此后，参加一二七夺权的造反派组织发生了分化。三月十日，银川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简称筹备处)成立。三月十八日，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成立。宁夏开始形成两大派群众对峙的局面。[30]

一九六七年初，青海省的造反组织形成了以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简称八一八)为一方和以红卫兵总部为另一方的两大派。在夺权运动中，两派斗争相当激烈。一月四日，红卫兵总部等组织封闭了实际上掌握在八一八一派手里的《青海日报》，改为无地方稿的《新闻电讯》版。八一八派于一月十二日又正式接管了《青海日报》，并将《新闻电讯》版改为《特刊》。一月十五日，八一八派的《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发表告读者书，宣告新生的《青海日报》正式出版。一月二十三日，八一八派又相继夺了青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权。一月二十九日，八一八派的四十个组织联合起来组成青海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在西宁召开了夺权大会，宣布夺了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党政大权。[31]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辽宁省辽宁大学八三一群众组织与一部分观点相同的工人造反组织成立了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月三十一日，由二十四个群众造反组织发起成立的辽宁省革命造反夺权指挥部于凌晨三时宣布接管辽宁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权力。辽宁省的夺权并不成功，各群众组织之间矛盾重重，互不相让。二月十六日，辽宁省塈沈阳市二十多万群众，代表全省七十四个群众组织在沈阳市人民广场举行集会，宣告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成立。五月十日，一些观点相同的群众组织在沈阳南站站前广场召开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辽革站)成立誓师大会。至此，辽宁省形成了八三一、辽联、辽革站三大派鼎足而立的局面。[32]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甘肃省造反派联合组成的兰州市红色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红联)夺了甘肃省委、省人委的权。夺权后，各群众组织之间争权夺利，矛盾逐渐激化。五月初，红联产生了分裂，原红联内的工联、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杀出红联，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33]

内蒙古自治区在一月革命中的夺权活动，是围绕着《内蒙古日报》展开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内蒙古日报》社内部的群众组织东方红战斗队(简称东方红)突然查封并接管了报社，夺了报社党、政、财、文各项大权，停止了《内蒙古日报》的出版，代之以《东方红电讯》。

当时内蒙古已成立了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简称工农兵)、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无产者)、呼和浩特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呼三司)等全区性组织。工农兵、无产者与呼三司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工农兵、无产者指责后者为大杂烩，而造反精神更强的呼三司则将前两者视为保守派。

一月十八日，东方红的对立派组织红卫军总部(无产者派的)在《内蒙古日报》社进行了又一次夺权。一月二十三日，无产者出版了黑体字作报头的《内蒙古日报》(新一号)。东方红串连呼三司酝酿再次反夺权。这期间，报社发生多次武斗事件。[34]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前，成都地区的造反派就分裂成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和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简称八二六)两大派。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红成和八二六两大派发生大规模武斗，数十人被打伤。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被造反派夺权并占据。一月十九日，部分造反派封了四川省委印章，并宣布夺权。

一月二十四日，由以重庆大学八一五为首的四十多个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会夺取了重庆市委、市人委和市级党政机构的一切权力。同日，重庆市造反派在外地来渝串连造反派的支持下，砸了所谓重庆市的保皇四军——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赤卫军、毛泽东思想文艺军。二月八日，四十六个造反组织联合发表《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宣称：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成立，负责行使重庆市的党、政、财、文大权。由于造反派在权力分配中意见分歧，后逐渐分化为拥护革联会的八一五派和反对革联会的反到底派。[35]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湖南省各派群众组织开始夺权。《湖南日报》社内部群众组织宣布夺取报社内部领导权。湖南大学一部分群众组织抬走人民委员会存有印鉴的保险柜，声称夺了省人委的权。一月十五日和二十日，湖南两大派群众组织长沙市高等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和湘江风雷分别召开批判中共湖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湖南也出现了两派斗争的局面。[36]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之间发生分裂并非个例，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以上资料还远不是全部，不过是其中的一些典型性事件而已。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这无疑削弱了造反派的实力，同时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也会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其实，不仅造反派发生了分裂，而且群众组织此前也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这两派在在全面夺权阶段也发生了严重的对峙与斗争。比如，四川产业军和红成、川大八二六，武汉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河南十大总部和二七公社等等。虽然造成群众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论是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还是造反派内部的进一步分裂，都是严重削弱了群众的力量，致使他们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遇到了很大困难。文革的时间也由此不得不进一步延长。

2)各地造反派走向分裂的原因。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各地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严重分裂并非是局部现象，而在相当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造反派在夺权中出现分裂是由于他们之间产生分歧和矛盾引发的。一般来说，在夺权过程中造反派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是一种正常现象，这并不意外。这里关键的问题并非是造反派之间是否产生了分歧和矛盾，而是在出现分歧和矛盾以后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予以解决，也就是说，是将这些分歧和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还是任其发展导致造反派走向分裂。

本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曾经反复告诫造反派，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造反派之间在夺权过程中仍然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不断加剧并最终导致了造反派的分裂。这种分裂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比较普遍地存在于造反派队伍中。这是为什么呢?

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主要的不是表现在要不要夺权，而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夺权上。因为要不要夺权是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是表现在这个方面，而是表现在如何进行夺权上，即是不是在大联合中进行夺权，以及夺权后本派乃至个人在革命委员会地位的分歧和矛盾上。在这方面，造反派中不同派别之间的本位主义、小集团利益及其狭隘的眼光在斗争中暴露了出来。

造反派之所以被称为造反派，是因为他们在揪斗党内走资派上有着共同的诉求，在这个立场上是一致的。这是造反派的鲜明特点，也是他们与保守派的根本区别。既然他们有着与党内走资派进行斗争的一致立场，但是在夺权过程中却又发生了严重分裂，从根本上来说，则是由于他们在争夺夺权行动的主导权。究其原因，或者是认识问题，或者利益问题，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具体表现在是在大联合中进行夺权，还是由本派进行夺权，以及夺权后本派及其头头在革命委员会中所处的地位上。是在大联合中进行夺权，还是由本派进行夺权，在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中处于主要地位;夺权后本派及其头头在革命委员会中的位置，在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中处于次要地位。这是因为谁在夺权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那么在革命委员会中则会拥有与其在夺权中所起作用相匹配的地位。如果在夺权中没有发挥主导性作用，那么就难以为本派及其头头在革命委员会中理直气壮地争取所希望的地位。一句话，在夺权中所起的作用，决定着在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份额。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后者决定前者。因而在夺权过程中，无论造反派中的哪一派都想在夺权中起到主导性作用，以期能够在未来革命委员会的组建中获得更大的优势。造反派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走向分裂的。

其实，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主要的还是由于他们在夺权过程中不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而是从小团体利益、狭隘的视野出发造成的。革命造反派在斗争中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立足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克服小资产阶级情绪，消除派性观念，既要在大联合中夺权，又要在革命委员会的组建上通过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组建上出现分歧和矛盾以后，应该看到这是造反派内部的矛盾，他们彼此之间在立场上还是一致的。为此，就要践行民主集中制的精神，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民主协商中达成一致意见，以期消除分歧，化解矛盾，实现造反派之间的团结，而不能以此为由随意给对方进行定性、扣帽子，策划重新夺权，造成造反派的分裂，进而酿成武斗，严重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

总之，造反派之间发生分裂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认识上的因素，又有利益上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他们没有真正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没有以文革发展的大局为重，而是从小团体的利益出发，派性作怪造成的。造成分裂的后果，造反派成员虽然应该承担重要责任，但是其头头无疑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他们存在的这些弱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3)对各地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的评析。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各地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并非个别行为，而是普遍现象。他们之所以走向分裂，说到底是因为他们在夺权中出现分歧和矛盾以后，没有处理好这些分歧和矛盾造成的。既然这样，那么造反派的分裂对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不仅败坏了造反派的声誉，还严重削弱了造反派的实力。造反派是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向党内走资派进行造反的。这本是正义的行动，但是造反派却在夺权斗争中为了小集团和个人的利益走向了分裂，甚至大打出手，进行武斗。这样就严重淡化了他们行动的正义性，使人们对他们的行为产生质疑，严重削弱了造反派在社会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还面临着潜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和其他人及其支持下的保守派的重重阻力。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只有在联合斗争中才能显示出力量，完成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布置的夺权和组建革命委员会的任务。遗憾的是，他们却走向了分裂。这样也就严重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难以在斗争中一致行动，冲破党内走资派及其支持的保守派的重重阻力，及时将文革推向前进。

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严重破坏了政局的稳定。全面夺权阶段，造反派在向党内走资派的夺权上是具有一致性的。本来他们应该在大联合中进行夺权，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却在夺权中走向了分裂，甚至还发生了武斗。这并非是因为立场的不同，而是双方或一方不顾文革发展的大局，从小团体和个人利益出发进行无原则的争斗造成的。由于造反派在全面夺权阶段是文革进行的主导力量，因而不论是学生造反派、知识分子造反派，还是工人造反派、农民造反派、机关造反派，他们在夺权中关系的恶化，甚至大打出手，都会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进而影响到政局的稳定。这是由造反派在全面夺权阶段所起的主导作用决定的。因而我们说造反派之间出现的分裂和武斗，不仅会导致社会矛盾的严重激化，还会影响到政局的稳定，以及文革的顺利进行。

造反派之间出现的斗争与分裂，致使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不得不延长。本来，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预计夺权会在二、三、四这三个月决定胜负，看出眉目来。后来又延长到了五月份，说至少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这个时候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但是却仍然没有看到眉目。毛泽东认为这是由阶级斗争的规律决定的，各个阶级和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人为捏成的大联合还是要分裂，于是就只是促，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来进行因势利导，不再捏了。[37]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因为造反派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没有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产生了分裂乃至发生了武斗造成的。正是因为造反派在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上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才使得原先预计要用三、四个月来完成全面夺权的任务，建立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却用了二十个月，全面夺权阶段所用的时间就是这样才不得不延长的。当然，全面夺权阶段时间延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造反派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出现的严重分歧和矛盾，无疑是导致其时间延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不仅败坏了造反派的声誉，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还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破坏了政局的稳定，延长了全面夺权和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时间。造反派没有联合起来进行夺权，在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上意见不一，反映出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之间存在的本位主义和小集团的狭隘观念。这表明他们的世界观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造，离一个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存在很长的距离。

④ 武斗是两派以及造反派之间斗争的极端形式。

文革发动之际，就已经出现了武斗的形式。虽然“十六条”中明确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后来也多次在谈话中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38]但是这个时候各地仍然断断续续地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武斗。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武斗特别是大规模的武斗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才发生的。这种武斗不仅发生在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也在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中表现了出来。从武斗的规模及其破坏程度上来说，尤以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武斗为重。这对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1)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发生的武斗。

文革开始以后，首先在学校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随后在工厂、机关中也出现了这两派群众组织。随着文革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断激化，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甚至进行了严重的武斗。

两派之间大规模的武斗是在全面夺权阶段发展起来的。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个阶段发生的武斗，主要集中在一九六七年六月至九月之间。[39]在此前后虽然也出现过武斗，不过是在局部或个别地区进行，从规模、范围、激烈程度以及造成的后果上来说，都是难以与这个时期发生的武斗相比拟的。因而我们认为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两派之间的武斗主要集中在一九六七年六月至九月之间。两派武斗使用的工具，一般来说是冷兵器，但在一些场合双方也动用了机关枪、大炮，[40]给当地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破坏。不过，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实施了“三支两军”，才遏制了动荡局势的蔓延，保障了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基本稳定。

我们注意到，虽然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就形成了两派，但是大规模的激烈武斗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才发生的。本来，两派都是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实际斗争中却发生了分裂，还大打出手，进行了严重的武斗。这是令人痛惜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由于双方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也是因为在具体利益上的纠葛，以及党内走资派为了自保，转移视线，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的。

我们今天把两派群众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其实当时斗争中的两派都声称自己是造反派。诡异的是，保守派的行为虽然与造反派背道而驰，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打着造反的旗号，讳言自己保守派的本来面目。这是因为当时造反是正义的行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坚定支持造反行动的。这个时候打着造反的旗号，保守派就能够使自己在行动上居于道义的高地，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便于获得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当然，至于是真造反还是假造反，并不是看他们说了什么，而是取决于他们在文革中的实际行动——是否指向党内走资派。这是检验真假造反派的试金石。

两派本来都是由群众组成的，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发生了严重分裂，甚至还发生了武斗。比如，武汉的保守派百万雄师和造反派“三钢”、“三新”，四川的保守派产业军和造反派红成、川大八二六，河南的造反派二七公社和保守派十大总部，……等等。一般来说，对于两派出现的分裂和武斗，走资派及两派都是有责任的。那么，具体的责任归属又是如何呢?

虽然走资派是两派出现分裂乃至于武斗的重要因素，但是这是外因而非内因。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是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因而我们在分析两派分裂及其武斗的时候，就要把重点放到两派群众特别是其头头而不是走资派身上。两派分裂及其武斗表明，他们大局观念不强，仍然在意气用事，为着小集团乃至个人利益自相残杀，党内走资派如同得利的渔翁笑嘻嘻地站在他们后面准备待价而沽。这是令人悲愤的事实，反映出当时两派群众特别是其头头认识上的局限性。

既然这样，那么究竟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对此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呢?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虽然造反派在两派斗争中确实出现过偏激、唯我独革、狭隘的宗派意识，但是从两派形成及其发生严重武斗的历程，保守派与当权派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保守派在两派武斗中的主导性态势来看，保守派特别是其头头无疑是应该对此负有主要责任的。这不仅因为保守派的行动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也是由于保守派是在走资派支持下向造反派展开行动的。走资派这样做是要以两派冲突来转移人们的视线，以避免造反派将打击的矛头指向自己，达到明哲保身的目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随着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矛盾的不断激化，进而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两派分裂及其武斗的行动，群众之间的自相残杀，保守派为走资派火中取栗，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2)造反派之间发生的武斗。

造反派之间的武斗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才发生的。本来，在批斗党内走资派、进行夺权方面造反派是具有一致性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之间随着分歧和矛盾的激化，不仅走向了分裂。还发生了严重的武斗。

我们知道，造反派是因为出现分歧和矛盾才发生分裂的。造反派走向分裂，一方面说明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不能有效管制、化解彼此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武斗是他们分歧和矛盾走向激化的极端形式，是在他们分歧和矛盾业已非常严重，且又难以调和的情况下才发生的。

武斗，特别是人员的伤亡愈发激起了两派之间的对立与仇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从造反派之间分歧和矛盾的演变来看，造反派走向分裂是其分歧和矛盾发展的低级阶段，造反派之间发生武斗是其分歧和矛盾发展的高级阶段。武斗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推向了高潮。这不仅违犯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要求，还将造反派存在的缺点、弱点暴露了出来，败坏了造反派的声誉，也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不论是学生造反派、知识分子造反派还是工人造反派、农民造反派、机关造反派，他们是推动文革发展的基本依靠力量。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在走向分裂中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这样就不仅使文革的发展呈现出曲折性，延长了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还让人们对于造反派的行为产生质疑，严重削弱了造反派的感召力。

由此看来，武斗实际上是造反派内部的同室操戈，不仅破坏了造反派的形象，还严重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严重影响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进一步发展。造反派作为文革发展的基本依靠力量，在认识、利益发生分歧和矛盾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在方向一致前提下的内部矛盾，本来是应该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来得以化解的。即便一时取得不了一致意见，也要暂时管控分歧和矛盾容待以后解决，而不能任其发展随心所欲地进行武斗，做出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这表明在文革发展的大局与其本派认识、利益之间存在矛盾的时候，他们是从本派利益、任性而非文革大局出发来处理问题的。这是他们的悲剧、局限性所在。

3)派别武斗在文革进程中的影响。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武斗不仅发生在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同样也发生在造反派之间。他们之间的武斗对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进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我们知道，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就是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41]因而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夺权斗争，是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实际斗争中的群众却是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又进一步分裂，彼此之间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武斗。这样就使得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各地群众变得四分五裂，难以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即便夺权以后，在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也面临着重重困难。

本来，人民群众是进行文革的基本力量，但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又分裂成形形色色的派别。围绕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不同派别之间不仅意见不和，矛盾重重，还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一时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这样就使得省一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用了二十个月，而没有像毛泽东预想的那样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建立起来。[42]

群众的分裂和武斗，不仅延长了全面夺权的时间，同时还严重削弱了群众自身的力量。在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以及造反派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分裂以后，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各派群众之间因为大大小小的武斗造成了严重的内耗，以及相互之间的勾心斗角、攻击、谩骂，使得他们难以结成统一的战线，形成一致的意见，以便于集中力量对准党内走资派，将文革进行下去。

群众的分裂和武斗，不仅削弱了群众自身的力量，还给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隐患。武斗是不同群众之间分歧和矛盾的恶性发展，不仅具有严重的破坏性，还使得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走向尖锐化，进一步加剧了彼此之间的对立。武斗中的伤亡会使他们对对方产生仇视心理，拉大、加深他们之间的鸿沟，激发他们的对抗情绪，致使本来就已处于对立状态下的群众更难以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这样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无疑会遇到更大困难。文革的进行就会变得举步为艰，文革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也就由此酿成了。

群众从分裂到武斗，将保守派和造反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推向了极端，使得他们之间的联合变得异常困难。武斗是在不同群众之间分歧和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又将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推向了难以调和的境地。这不仅严重延缓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步伐，严重削弱了群众在文革中的力量，同时也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严重隐患。不论是对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以及文革的发展，都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⑤ 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

文革开始以后，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特别是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仅保守派和造反派仍然存在，而且在工农群众中也出现了两派对立的局面。由于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建立上的分歧和矛盾，造反派又发生了严重分裂。

一般说来，在全面夺权阶段，造反派犯了“左”的错误，毛泽东发现以后就及时采取措施来纠正这些错误。那么，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以后，毛泽东是如何对待两派群众，又是如何纠正这个阶段发生的“左”的错误的呢?

1)毛泽东对待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基本态度。

从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属性上来说，由于造反派的行动符合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保守派的行动则是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背道而驰的，因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要支持造反派的行动，反对保守派的行动。但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支持造反派是以造反派与党中央的文革路线相一致为前提的，如果造反派在行动中出现了“左”的错误则是要对其予以批评、纠正的;同样，反对保守派是因为保守派的行动是与党中央的文革路线背道而驰的，并非是要排斥、打击他们，更不是要把他们消灭掉，而是对他们在文革中的行为予以批评、纠正，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争取过来，跟上文革的发展步伐。

其实，保守派(那时叫保皇派)和造反派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就出现了。这个时候的保守派和造反派主要集中在青年学生、老师和知识分子中间，具体是在对待党委、工作组的态度上表现了出来。当时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作出了派出工作组来领导学校文革的决定，这样围绕如何对待工作组就在学校师生中间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

撤销工作组以后，两派的斗争虽然仍在继续，但是造反派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支持下逐渐居于上风，而保守派由于与中央的文革路线背道而驰，逐渐处于下风。这个时候毛泽东指出要妥善处理保守派的问题，还说要取消保皇派这个名称，当时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底下的学生。[43]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为了进一步团结保守派，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让他们放下包袱，及早转变过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两派并没有使用“保守”、“造反”这样带有政治倾向性的术语，而是用了多数派和少数派这些中性的术语来对他们进行称呼。这是要解脱保守派，促进他们认识的转化，以便把他们争取过来，参加到造反的队伍中。

此后，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其发展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校造反派的力量迅速壮大，保守派发生了严重分化，许多人转入到造反派的行列中。这个时候虽然出现了联动这样的极端保守派组织，一时还闹得乌烟瘴气，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毕竟难成气候，最后在无产阶级专政和造反派的强大攻势下土崩瓦解了。

随着文革进一步发展到工厂、农村和机关、单位，在全面夺权的背景下，造反派之间也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和分裂。这样两派之间的斗争就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内部表现了出来。虽然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但是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在人民群众内部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而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都是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才产生的。

从两派与文革的关系上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当然是支持造反派的。从造反派内部各派与文革的关系上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虽然支持造反派，但是对于他们在斗争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则是进行批评，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的。由于两派以及造反派内部各派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因而这个时候就要从文革的大局出发，将保守派争取过来，解决造反派内部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增进了解，消除隔阂，在大联合中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

2)毛泽东采取措施纠正“左”的错误。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原先设想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夺权、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但是却事与愿违，用了整整二十个月的时间才得以完成这个任务。毛泽东意识到这是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于是就不再促了。当然，也并非袖手旁观，而是严密注视着文革的发展，防止恶性事件的发生，同时还因势利导，创造条件，以便完成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

造反派这个时期所犯的错误，在对待保守派和持不同意见的造反派的态度上表现了出来。本来，对待持不同意见的造反派，由于双方在造反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因而即便在现实斗争中存在不同意见，也要求同存异，团结起来，共同完成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而不应该一有不同意见，就闹分裂，另打旗号，互相攻击，甚至大打出手。在对待保守派的问题上，虽然两派此时在斗争方向上并不一致，但是也要看到保守派与造反派都是群众、阶级兄弟，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形成两派，正如毛泽东所说，要研究具体的人，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44]这不过是由于保守派群众一时认识的不同以及其它原因，致使他们站错立场，成立了与造反派相对立的保守派组织，与造反派对着干造成的。这成为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发展的严重障碍。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群众不仅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也在发生进一步分裂，保守派和造反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在许多层面上发生了。这种状况的出现，出乎毛泽东的预料，这在他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的谈话中表露了出来。他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王力后来也回忆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45]毛泽东还反复谆谆告诫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46]

群众在夺权过程中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又发生分裂的情况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造反派要采取主动的、适宜的措施，做好对立派别的思想工作，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缓和矛盾，化解分歧，减少隔阂，扩大共识，以便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团结起来。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南昌同程世清等人谈话时说：一个工厂、一个公社分两派，不是认识问题，就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过来就是了，大多数人可以变的。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47]但是，遗憾的是，当时不同派别组织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能够得到及时解决，还在不断激化，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

这个时候不同派别之间围绕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发生了尖锐、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表现在以哪一派为主进行夺权上(保守派往往也打着造反的旗号进行夺权)，还表现在革命委员会人员的组成上。当时各派(以一九六七年六、七、八三个月为甚)进行了激烈的、此起彼伏的斗争，甚至大规模的武斗。从造反派一方来说，虽然他们在对付保守派方面具有正义斗争的性质，但是从他们在这个时期的斗争状况来看，不论是对待保守派的态度、斗争策略，还是试图争取、团结以及揭露保守派少数头头与争取保守派群众等方面，都是做得很不够的。(当然，当时即便这样做了也未必会取得预想的结果，但是这样做了以后，毕竟还是为化解双方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提供了机会和条件的。)不仅如此，还以牙还牙地向保守派发起了强势攻击。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从造反派这一方来说，无疑对此是负有严重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制止武斗，化解双方之间的矛盾，就成为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在上海与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时才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48]

针对当时出现的两派斗争及其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毛泽东这一天在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时还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他还说：“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当有人谈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反到底组织提出要以它为核心时，毛泽东说：“什么核心?核心是实践中群众承认的，不是自封的。”[49]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浙江同南萍、陈励耘谈话时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他归纳起来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江西与程世清等谈话时说：“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潮——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

九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湖南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时说：“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反抗。”[50]

十月三日，毛泽东在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说：“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51]

从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一系列讲话、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又进一步发生分裂的情况是不满的，也是忧虑的。因为这种状况对全面夺权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造反派和保守派虽然在斗争的方向上存在重大不同，但是两派在根本利益(阶级利益)上还是一致的。造反派在斗争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集中表现在以谁为主导进行夺权以及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上。因而造反派之间以及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乃至于激烈的斗争，不应是彼此进行殊死搏斗的问题，而是要透过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的烟雾，真切认识到他们根本利益(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以灵活的斗争形式，适宜的策略主张，争取、团结、教育对方，联合起来完成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在这方面，造反派的行动显然与这一要求是存在相当距离的。为此进行的激烈斗争甚至武斗，一般来说，从造反派这一方来说就是“左”的行为。鉴于此，毛泽东才在对于斗争的双方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同时，又采取果断措施实行“三支两军”，对于混乱的地区、单位、机关、厂矿、学校实行军管、军训，办学习班，纠正“左”的行为，防止局势失控。这是文革进行下去的必然要求。

3)纠“左”是使文革沿着正确轨道发展的必然选择。

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和矛盾，进而发展到大规模武斗，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和秩序，还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致使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组建遇到了很大困难。这表明文革的发展出现了脱离既定发展轨道的倾向，这个时候采取措施消除隐患使文革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就成为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立足于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采取措施纠正“左”的错误，就是为了使文革沿着正确轨道发展所做出的选择。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种脱离文革既定发展轨道的倾向，既来自右的方面，也来自“左”的方面。在群众组织不同派别之间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左”的倾向，无疑是两种错误倾向之一。这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中表现了出来。这种错误不是要不要进行造反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造反的问题，如何在斗争中处理好不同派别之间关系的问题，具体在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反映了出来。这些错误从性质上看，一般来说是“左”的错误;特殊情况下，则是形“左”而实右的错误。

这些错误从性质上被定性为“左”的错误，是因为这是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从犯错误的主体及其斗争方向上来说，对他们所犯错误做出“左”的定性，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至于形“左”而实右，指的是极左派以及打着左的旗号的派别所犯的错误，形式上是“左”的错误，实际上则是与右的错误没有什么本质性不同。这是在特殊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并不具有普遍性。

从中看到，造反派在斗争中所犯的“左”的错误，显然已经偏离了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不同派别组织之间的斗争乃至于武斗，不仅给文革的发展，也给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措施来纠正“左”的错误，清除文革发展的障碍，就成为文革沿着正确轨道发展的必然选择了。

⑥ 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问题上所犯错误的原因分析。

在全面夺权阶段，与造反派对立的派别，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同属造反派阵营的其它派别的造反派。造反派在与他们的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那么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原因之一，造反派没有认真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大联合和三结合以及其它相关的重要指示。本来，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多次要求通过大联合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还作出关于文革发展的其它重要指示。可是，投入夺权斗争中的许多造反派，却没有能够联合起来进行夺权，而是预谋由本派或联合少数群众组织进行夺权。这样就导致其它群众组织的严重不满，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夺权斗争。在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不论是在革命委员会的筹备，还是革命委员会人员的组成上，一旦出现不同意见，或者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置三结合的大局于不顾，一味地大闹特闹，致使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难以及时建立起来。他们没有在斗争实践中真正弄通毛泽东、党中央指示的真实涵义，或者是虽然明白了，却从本位主义出发，没有在实践中真正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而是自作主张情绪化地展开行动。这样就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难以真正落实下去。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十一月十三日编印的《快报》第五四一四号登载的《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时，对其中“省革筹小组认为，形势不能迅速好转，一个重要原因是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去。”毛泽东阅后批注：“此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地方存在”，就曾经以此来提醒人们注意这种情况。[52]

原因之二，在利益归属上本末倒置，没有处理好文革发展大局与本派利益的关系，将派别利益置于文革发展的大局之上。文革发展过程中，有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在利益问题的处理上，要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文革发展的大局属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而本位利益则是属于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在这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倒置状况。全面夺权阶段，就是要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造反派是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的。这个时候就要处理好本派利益与文革发展大局的关系。当本派利益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现矛盾的时候，本派利益要服从并服务于文革发展的大局，而绝不能将本派利益置于文革发展的大局之上。可是在实际斗争中，不少造反派组织及其头头却是置文革发展的大局于不顾，为本派利益与其它派别打得你死我活，致使派性斗争愈演愈烈，文革发展陷入严重的派性斗争之中，夺权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也就愈发困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从世界观上来说，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心灵深处还残存着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缘故。这样也就暴露出他们的世界观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改造。

原因之三，没有真正认识到不论是与其对立的保守派，还是同处于造反行列的其他造反派，都是基层群众，彼此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虽然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还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从性质上可以划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派。在这两大派内部存在着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他们或对立，或联合，或文攻，或武斗，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着尖锐、激烈、此起彼伏的斗争。即便如此，在解决这些分歧和矛盾的时候，也是应该首先看到这些组织是由群众组成的，除去里面的少数坏人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争取过来、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有着共同根本利益的缘故。当时之所以发生具体的冲突和矛盾，不过是由于他们昧于彼此之间的根本利益，从私利出发被走资派或其他人鼓动起来同室操戈造成的。为此，就要求进行斗争的造反派抛弃派性观念，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化解矛盾，增进共识，使这些组织从对立走向联合，而不是无休止的攻击、谩骂，甚至于武斗，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原因之四，文革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革命，是在探索中进行的，没有经验教训可以借鉴。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论是在夺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上，还是在具体斗争过程中，在哪些环节上可能出现问题，出现问题以后又如何进行解决，不论是一般群众还是其头头，乃至于中央文革小组、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都是在探索中进行的，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定程度乃至局部的混乱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这些错误发生的历史条件，也要通过这些错误来反思造反派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既不能因为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就漠视造反派应付的严重责任，也不能因为出现了这些错误，就无视这些错误存在的历史条件，否定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历史作用，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对于造反派所犯的错误作出客观的评价。这样既不会因为造反派犯了错误就否定造反派的历史作用，也不会因为要肯定造反派的历史作用，就回避造反派所犯的错误，同时又使得造反派能够反省自身，纠正错误，在总结经验教训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原因之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群众运动的规律使然。毛泽东曾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53]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群众运动都是共产党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手段。通过群众运动，焕发出广大人民群众的激情，投入到革命和建设的洪流中，极大地推动了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进行文革，不能不搞群众运动。这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群众运动虽然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但是其自身也是存在局限性的。不论是一般群众还是其头头，在群众运动中都会发生不少问题的。群众运动往往不搞是不搞，一旦搞起来又容易导致扩大化，造成冤假错案。因而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把造反派及其头头所犯的错误放在群众运动的大背景下来看待，他们在运动中所犯的错误不仅与他们自己有关，也是与群众运动这种方式存在密切联系的。

以上我们对于造反派在处理对立群众组织上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分析。从中不难看出，他们所犯的错误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概括起来就是造反派没有认真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重要指示，没有处理好文革发展大局与本派利益的关系，将派别利益置于文革发展的大局之上，没有认识到这些与其对立的群众组织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文革是前无古人的革命，没有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群众运动的规律使然。在这些因素中，既有造反派自身以及认识上的局限性，也存在复杂的历史原因。不过，即便存在一些客观因素，造反派的行为还是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当然，话又说回来，这些教训不仅存在于造反派中，也同样发生于保守派中。由于我们在这里主要分析的是造反派所犯的错误，因而就没有对保守派在这方面的错误作出进一步的剖析。这并非说他们不存在这方面的错误，不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这是我们在这里要予以说明的。

⑦ 对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问题上所犯错误的评析。

造反派在处理对立派别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对立派别包括保守派和与其处于造反行列的其它造反派。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趋于激化，并发生了严重的武斗，许多厂矿、单位、机关、学校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派组织，严重影响了文革的发展，致使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不得不进一步延长。

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基本状况来看，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是先锋，工农群众是主力军，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是其中的重要力量。在这个阶段，不同派别之间发生的对峙、争斗乃至于大规模武斗，都是在这些群众组织之间发生的。本来，按照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要求，他们应该联合起来进行夺权，而后在协商的基础上组建革命委员会。遗憾的是，群众在斗争中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在这两大派内部又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组织。许多组织在斗争中置文革发展的大局于不顾，为了本派别的利益与其它派别进行厮杀，对社会稳定和生产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造反派在全面夺权阶段处理对立派别的问题上是存在严重错误的。这种错误不仅发生在他们与保守派之间，也在他们与造反派的关系上表现出来。是联合还是对立，是争阶级利益还是争派别利益，是进行文斗还是武斗，不仅是造反派在斗争中应该遵守的准则，也是检验他们斗争品质的试金石。他们在全面夺权阶段所犯的错误，具体说来就是在斗争中违犯了这些准则造成的。

造反派在斗争中犯了这样的错误，固然有走资派的挑拨以及其他人鼓动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充其量不过是外因，并非内因。内因就是造反派自身缺乏理论武装、革命自觉性和纪律性，即造反派自身存在的局限性所致。从不同群众组织的形成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武斗来看，在相当程度上说，当时参加斗争的群众对于文革的认识是肤浅的，对不同派别之间进行争斗的判断是狭隘的，对这种争斗给文革发展造成影响的认知也是错误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参加斗争的群众特别是其头头对于文革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入思考。同时文革也不像以前进行的群众运动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而是由群众自发结成组织开展起来的，因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说明不论是从思想上还是斗争的政策、策略上，对参加文革的群众都需要进行启蒙式教育，使他们在斗争中抛弃偏见尽快地成熟起来。

群众之间组成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在夺权、革命委员会的组建上出现了重重的矛盾，相互之间发生了争斗乃至于大规模武斗，严重削弱了群众自身的力量。这样就便于有些人利用群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对他们进行分化、渗透，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方向，从而达到保护自己，使文革走过场的目的。这样以工农群众为主力军的文革在工农群众自身发生分裂难以在斗争中发挥应有作用的情况下，就给文革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总之，造反派在全面夺权阶段所犯的错误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使得群众难以团结起来显示出力量，还进一步激化了彼此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一定范围的混乱，延长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时间，致使这个阶段文革的进程显得更为曲折，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当然，这种教训不仅仅是造反派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保守派的责任更大。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走资派的支持下向造反派发起大规模进攻，意图剿灭造反派，造成的破坏更为严重。不论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是人民群众组成的组织，在根本利益上(即维护自身阶级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他们不是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而是挥戈向内，对着自己的阶级兄弟开刀，在自相残杀中使得不同派别群众的联合更为困难，留下了更为沉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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