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三）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第二部分

接上文：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的斗争：（三）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上）第一部分

毋庸讳言，文革确实对党员领导干部队伍造成了严重冲击。这个时候不仅要正视这个问题，而且还要在坚持文革的前提下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这些领导人的发言看，他们不是在肯定文革的基础上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是对文革本身提出了质疑，还对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的发言集中在文革要不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矛头指向党员领导干部，在他们中间抓走资派。这涉及到文革的依靠力量、方式以及矛头所向。他们不仅以抨击中央文革小组的方式来反对文革，还指出这是党史斗争中最残酷的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逼供信。这实际上就对文革及其执行的路线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之处。

3)高潮过后的余波。

二月十六日下午怀仁堂会议结束后，陈毅意犹未尽，当天晚上就对留学生代表发表了长篇讲话。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既然如此，那么陈毅讲话和谭震林信件的具体内容如何呢?

我们先看陈毅对留学生代表的讲话。

二月十六日会议结束四小时以后，陈毅在中南海西楼接见了归国留学生代表。陈毅询问了留学生在国外学习生活情况以后，话锋一转，就当前斗争形势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你们要干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正规一些，好一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

“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我讲这些话，有些人不爱听，可这是真理。……”

“我当初被绑起来，差一点要杀头的。说我是改组派，整得我们低三下四，只能向人家低头，不敢抬头，走路都是靠着边边走，稍有不满，就立即拉出去枪毙!后来这个同志向我认了错，在前线作战时牺牲了，我现在想起来，觉得他还是好同志。今天讲给你们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避免你们犯错误。”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陈毅愤怒地说道：“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刘少奇的一百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

“朱总司令是军阀，贺龙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我们党抹黑嘛!人家会骂共产党连80岁的老人都不容，过河拆桥!……”

“现在胡说八道的东西太多!我看到一张红卫兵小报，大标题是：打倒大特务杨尚昆之弟杨尚奎。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四川人，一个是江西老俵，怎么是兄弟呢?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胡说八道是要整死人的，是要出人命的呀!……”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是干净的，承蒙宽大，加上我们五个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十一个干净的，我不愿当这个干净的!”陈毅愤怒地猛一击桌子站起身，激动地走到椅子后面，用双手撑着椅背，大声说：“把我揪出来示众好了!我不愿当这个干净!”

陈毅顿了顿，指指脑袋又接着说：

“现在你们这里发热，包括我们这些老家伙中很多人头脑发热，说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己以为了不起，好象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什么举足轻重，我们是举足撞头哟!武官带头在使馆造大使的反;大使下飞机，就按着戴高帽子游街，外国报纸上照片都登出来了，叫这位大使还怎么回去工作?!”

外交部一个旁听的造反派立刻抗议：“陈总，对这个问题，我和你有分歧!”

“你算了吧!”陈毅不屑置辩地挥挥手，“你根本没我了解情况!”

陈毅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索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

“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还要看，我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是四川人，我还会做担担面嘛!没有什么可怕的!”

“倒是你们还年轻，要学会受委屈，要学会用脑子想问题，你们现在就那样凶，动不动就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如果掌权，那还得了!要出人命的呀!”

“不是要向毛主席学习吗?毛主席就是最能受住委屈，毛主席挨王明路线整的时候，鬼都不上门!老实说，毛主席没有十年忍耐，就没有今天的毛主席!……”

陈毅的讲话直到凌晨四点钟才结束，这个长篇讲话用了整整七个小时。这是陈毅担任副总理以来，不休息，不中断，连续讲话时间最长的一次。[56]

从中我们看到，陈毅在怀仁堂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发言之后，又对留学生代表发表了七个小时的长篇讲话。这个长篇讲话一气呵成，直抒胸意，话语通俗，酣畅淋漓，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一股脑地倾泻出来，表达了对当前斗争形势的态度，是他在怀仁堂会议发言的详解版。

他在讲话中列举了文革中出现的一些怪象，对于老干部遭到的重大冲击表示强烈不满，严厉批评、痛斥了一些造反派的行为，以亲身经历告诫年轻人要谨慎行事，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不要把事做过头。为了证明自己手中掌握着真理，他说对这个问题是经过认真思索过的，还用当年毛泽东遭受“左”倾机会主义者打击时的心态来为自己的话进行背书。他说文革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凸显文革的消极影响，淡化文革的积极作用，把他对于文革的真实态度又一次表露了出来。

当然，话又说回来，陈毅在讲话中批评的激进行为不仅是存在的，还在相当程度上发生过，但是不能由此认为陈毅的讲话就没有问题，像他那样质疑和否定文革。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文革期间出现的激进行为，分清这些激进行为到底是主流还是支流。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些激进行为的出现充其量也不过是支流，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主流，不能因为这些支流的出现，就对文革产生怀疑乃至于否定的态度。从陈毅的讲话不难看出，他是如何看待文革主流和支流关系的。

至于陈毅说要交班也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还煞有介事地说不要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从形式上看，这些话都是冠冕堂皇的，但实质上则是针对文革期间的造反派说的。他不仅没有认识到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也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手段。同时，更没有认识到只有搞好文化大革命，在造反派中培养出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才能使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努力不致于付诸于东流。这是令人遗憾的。至于他表示即使罢官也要进行斗争，不过是表明他将斗争进行下去的决心而已。这是与他们在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相一致的。

陈毅在这次讲话中将他对于文革的意见更详尽、系统地讲了出来，进一步表明了他对于文革的看法。虽然他是对这些留学生代表来讲的，但是从他那愤怒的话语中还是将他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表露了出来。如果说在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是在党内表明态度的话，那么这次对留学生代表的讲话则是公开显露他的不满情绪了。

下面我们看谭震林致林彪的信件。

这个信件的全文我们尚未发现，下文只是这个信件的摘要。

谭震林在怀仁堂会议上怒气冲冲地发言后，觉得意犹未尽，心中的火气还没有发完，当天又提笔在手，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继续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攻击，将他愤懑的情绪倾泄出来。第二天，即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谭震林将信发给了林彪。信中说：

“本来，我在今天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把原该说的话全部说完了。可我仍觉得有必要再写这封信。如算斗争，这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的电话中(按：指陈伯达打电话追查“渔轮停港事件”)，第二次是在会上。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根本不听毛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57]

“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58]

信中在谈到老干部遭受的冲击时，说：

“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得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群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谭震林在信的末尾写道：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胸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拚下去。”[59]

谭震林向林彪写信告中央文革小组的状是不难理解的。这是因为林彪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出来的党内第二号领导人，是和他一起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老干部，这封信又涉及到毛泽东支持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特别是江青，因而为了表达自己愤懑的情绪，这封直接抨击中央文革小组的信就不便于直接写给毛泽东，而是写给了林彪，希望能够获得林彪的支持和帮助。

谭震林在信中说这是他第三次反击，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为此，他在信中还列出了证据：一是中央文革小组根本不听毛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二是江青要造毛主席的反，真比武则天还凶。由此进一步断言：中央文革小组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从根本上来说，谭震林的这些话不仅是牵强附会、不符合事实真相，而且还刻意扭曲、具有强烈的情绪性。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重大问题是要经过常委批准后才能行事的。尽管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小组也犯过一些错误，有时还是未经常委批准就做出了决定(比如在打倒陶然的问题上)，但是这些错误总的来说是次要的，并不占主导地位。文革开始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的混乱局面有着复杂的原因，比如群众组织的分裂、两派群众斗争的激化乃至于武斗、对于领导干部的激进行为以及领导干部在背后的操纵，是不能由中央文革小组负全部责任的。因而将这些错误统统归结到中央文革小组头上是不公正的。如果非要这么做的话，只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江青确实说过要造毛主席反的话。事实情况是这样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当时江青提出批斗贺龙，毛泽东说此事现在不议，这个时候江青说：“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当时谭震林参加了会议，正因为干部受到冲击窝着一肚子气，见到这种情况，便说道：“你岂有此理!毛主席是我们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里，你有什么权利胡闹?你是什么东西!”毛泽东果断宣布散会，然后离席而去。[60]

本来，这是一次中央会议不同意见的争论。江青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是毛泽东的夫人，才说出了这样的话。谭震林见状以保护毛泽东的尊严为名，不仅粗暴打断江青的话，还对江青进行人身攻击。这就不仅使我们发问，谭震林既然尊重毛泽东，可为什么不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呢?这个时候他就认为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是错误的，还多次说过跟不上毛泽东就不跟了的话。[61]既然这样，为什么又对毛泽东的名誉如此看重，还要为此挺身而出不惜与江青在会议上发生直接冲突呢?这只能说明谭震林在这个时候发脾气，并非是像他说的那样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尊严和名誉，不过是借此机会表达不满、出一口恶气罢了。这才是他发脾气的原因所在。

现在谭震林又在信中提到了这件事，还把江青与武则天进行对比，说她比武则天还凶。这样做是为了说明他反对江青是对的。谭震林是打着维护毛泽东名誉的旗号来反击江青的，而他的言行又是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相反的，江青等人即使有错误，也是在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前提下所犯的错误。这是他们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后来毛泽东对于他们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

从谭震林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作阶级分析来看，显然是指文革不应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提向领导干部，在他们中间揪走资派。其实，走资派就隐藏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不在他们中间行动，还要到哪里去抓走资派呢?即便对领导干部队伍冲及过大，出现了错误，纠正就是了，不能因为出现错误就对此持否定态度。因而中央文革小组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支持造反派在领导干部中间抓走资派，又怎么就是不作阶级分析了呢?至于谭震林说，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就更让人感到“莫须有”了。别的暂且不说，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像过去党史上错误路线的代表者、执行者那样随意杀人吧?过去又有多少好同志在肃反的时候被错杀?这又怎么是党史上没有见过的毒辣手段呢?显然这是在说气话、泄私愤了。

当然，不必讳言，在全面夺权初期领导干部受到严重冲击，甚至出现了武斗，中央文革小组作为具体负责文革的中央机构，当然是有责任的。但是如前文所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许多问题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难以左右的，因而不能由中央文革小组对此负全部责任。运动出现了错误，纠正就是了，不能因为运动出现了错误，就否定运动本身。从这里可以看到，谭震林脱离当时的具体背景，没有认识到运动初期对领导干部队伍出现较大的冲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将这个时期出现的问题几乎全部归结到中央文革小组头上，还说中央文革小组有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谭震林在信中说周恩来被他们整得够呛就没有事实依据，当然工作中的分歧是有的，但是这种分歧与被整得够呛毕竟是两回事啊!同时他还对周恩来表示了不满，对周恩来没有对他们予以支持有意见，埋怨周恩来总是劝他们忍耐、等候，还反问道要等到何时呢?从信中谭震林既不自杀、也不叛国的表示来看，他是要坚决斗争到底的。

从中我们看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以后，陈毅、谭震林都是觉得在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意犹未尽的情况下，才在留学生会议上发表讲话和给林彪写信的。讲话和信件是与他们在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相一致的，因而这是他们在怀仁堂会议发言的继续，从中进一步反映出他们对待文革的基本态度。

4)逮捕财政部支左副部长，打压造反派。

二月逆流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周恩来在接见造反派代表时，下令逮捕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当时不论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还是中央国家机关以及地方党政机关，支持造反派夺权的领导干部并不多，不少领导干部不仅不支持造反派，反而躲在背后，动员一部分群众来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方向，从而使文革面临的形势愈加复杂、多变。这个时候突然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予以逮捕，不论是对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还是正在进行文革的造反派都造成了很大震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凌晨，周恩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当场下令逮捕拒不执行命令、操纵造反派叫党委“靠边站”、抢夺财政部业务权的杜向光(时任财政部副部长)。说：我在几次座谈会上都说过财政大权不能夺，财政部是代表中央执行财权的。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我申明，凡是没有经过中央承认的夺权都不算数，要一个一个地审查。财政部、商业部的党组要恢复，党组还要行使职权，还是由先念、吴波(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姚依林(时任商业部部长)负责，其他取消党组的部委必须恢复，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他还说：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是犯罪。

二月十八日凌晨，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提出：夺权发生了偏差，我们要纠正。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政府的财经、公安、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不能超过这个界限。财政大权不仅不能夺，全部监督也不行。又说：对有错误的干部，不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能无休止的斗争。在谈到军队问题时指出：军委紧急指示(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起到了动员作用，也起了副作用，最近冲击军事机关很厉害。[62]

关于这件事，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后来回忆道：“周总理这两次接见，更有当场逮捕一个副部长，周总理这样的处置与态度，直接的后果是财政部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垮掉，财政部的夺权及造反派组织头头和杜向光等人被指控与批判。这些情况都被迅速反映到中央文革。江青看到汇报材料，对我们说：这事牵涉到周总理，你们不要乱说话，我去向主席汇报。”[63]

从中我们看到，周恩来是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的时候，下令逮捕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的。这是因为他在周恩来反复说明中央的财经、公安、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的情况下，仍然支持财贸口造反派的夺权行动。

采取这种措施，从维护党中央对于全国和运动的领导权，防止“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遏止造反派的激进行为上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从当时斗争的形势上来看，一月革命引发的全面夺权方兴未艾，正在蓬勃发展，中央机关的造反行动又对全国具有引领作用，当时即便存在一些问题，一般来说也是要采取说服、教育、做思想工作的方式，而不宜采取抓捕这种强制手段的(比如学生冲击国防部也是采取说服的方式让他们退出的);在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对于夺权行动采取消极、抵制和抗衡态度的情况下，杜向光作为中央部委的领导干部站出来支持正在进行的夺权行动，更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碰头会上相当一部分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干部对文革提出质疑、抵制的情况下，杜向光却因为支持造反派的行动遭到逮捕，这无疑会在客观上对他们起到策应的作用。这样就给中央机关、北京乃至各地支持造反行动的领导干部敲响警钟，对正在进行的夺权行动会造成消极影响。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逮捕杜向光以后，财政部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垮掉了。这些情况即时反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由于周恩来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而逮捕杜向光的命令又是他下达的，因而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对此非常慎重，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要向毛泽东汇报以后再作出反应。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毛泽东对这件事作出指示的文献资料，但是由于这件事是在二月逆流期间发生的，又与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一样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因而就不能不使毛泽东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进行考虑，从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思考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予以解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不论是中央军委碰头会、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还是陈毅对留学生代表的讲话和谭震林致林彪的信件，都表现出中央高层领导人对于文革的强烈不满情绪。这是他们对待文革立场和态度的反映。当然，客观说来，当时文革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激愤的发言也并非空穴来风，但是从他们发言的激烈程度以及从中透射出来的对于文革的立场和态度上，流露出对于文革的否定倾向。虽然他们在发言中没有明确否定文革，也没有直接将矛头指向毛泽东，但是却将矛头提向了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这表明在中央高层领导中存在着抵制文革的反对力量。周恩来下令逮捕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客观上又对他们起到了策应作用。这是一种严重的动向。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以后文革的发展及其走向。

③ 毛泽东发起强力反击。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先前发生的大闹京西宾馆还是后来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形式上是将矛头对准了中央文革小组，实质上却是反映出中央领导层的高级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和抗衡态度。这是一种严重的动态，毛泽东对此又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1)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向毛泽东汇报怀仁堂会议情况。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得知在怀仁堂会议上争论起来以后，让汪东兴去怀仁堂参加会议，了解情况。当汪东兴到达时，会议已接近尾声。散会后，周恩来向汪东兴介绍了会议情况。

汪东兴回去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64]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就知道了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因而才派汪东兴参加会议了解情况的。虽然汪东兴到达怀仁堂的时候会议即将结束，他还是在会后通过周恩来的介绍了解了会议概况，回去后报告了毛泽东。这说明在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汇报前，毛泽东就已经了解了会议的基本情况。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是非常重视的。至于毛泽东是如何知道会议发生激烈争论的，尚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披露。

会议结束后，张春桥意识到，怀仁堂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虽然矛头是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却是反映了这些中央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于是他和王力、姚文元商量后决定要将会议情况向毛泽东汇报。由于会议上作出激烈发言的都是中央领导人，发言时七嘴八舌，有人还在不时地插话，当时会场气氛很紧张，他们又是在仓促间作的记录，这样难免会出现错讹。为了保证记录的准确性，能够将会场的真实信息报告给毛泽东，张春桥邀王力、姚文元和他一起“将情况对一对”，剔除了一些模糊不清的话语，将“当时认为不对的话，都对上了”。[65]

这样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出一份怀仁堂会议记录，主要集中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的发言。他们还将这件事报告了江青，江青听后也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当晚十时他们一起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听取汇报后，毛泽东又看了他们整理的这份会议记录，并在记录上作出批示：“退陈伯达同志。”[66]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听取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于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口头汇报，还看了他们整理的会议记录。这进一步表明毛泽东对于这件事是非常重视的。由于先前汪东兴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到达会场，会议情况又是散会后由周恩来向他介绍的，因而他向毛泽东只是汇报了会议的概况，难以讲得很详细。这次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的汇报以及他们整理的会议记录，全面、真实地反映了会议情况，使毛泽东对于这件事有了更为深入、真切的认识。这无疑会引发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

当时，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向毛泽东汇报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由于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因而由他向毛泽东汇报。当时参与汇报的王力后来回忆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67]

从王力的回忆看，毛泽东是在听到陈毅发言的时候才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其实，谭震林在发言中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实际上就是要否定文革了。两相比较，谭震林的发言还要严重。他们两个人的发言对于会议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后来决定他们两人请假检讨，其来有自。

周恩来对《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前没有送他看有意见，既是在社论内容上，也表现在程序上。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篇社论的鲜明特点是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表前确实没有送周恩来审阅过。社论发表后，周恩来也曾经就这种提法向毛泽东当面表达过疑问，陈述过不同意见，是在毛泽东解释了这种提法的形成以后，才保留了自己的意见，接受了这种提法的。[68]这也就难怪毛泽东在汇报中听说周恩来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有送他看有意见时，说出了党章上没有规定党报党刊要常委审查的话了。

从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党报党刊要常委审查来看，他对于周恩来的发问是不满意的。因为此前他曾经向周恩来当面解释过为什么要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红旗》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文革路线指导下，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符合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还在引导文革潮流的滚滚向前。周恩来原来就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存在不同意见，因而这个时候他对社论的发问，又一次彰显了他对这种提法的疑问。从程序上来说，这篇社论的发表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起草后，由组长陈伯达签发的。一篇符合文革大政方针的社论，不一定非要送中央常委审查以后才能发表，周恩来却对此进行了发问。在中央文革小组受到来自党内高层不少领导人攻击的情况下，这种发问不仅客观上对他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还直接影响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公信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69]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来表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70]这是要以文革为中心来部署全面工作的需要。

鉴于谭震林、陈毅等人对领导干部受到严重冲击表示强烈不满，还对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猛烈攻击，这时张春桥想起文革初期由一线负责人搞的司局长以上干部都要烧而被中央文革小组否决的一个文件，于是对毛泽东说：“主席还记得吗?我们送过一个东西给主席的，我们不赞成把所有干部放到火里烧的，那就是在谭震林这些人都参加的会上搞的，是他们要把干部都打倒的。”原来这个文件，是文革刚开始时搞的，主张司局长以上干部都要烧。这是李富春主持的、陶铸抓的、副总理和各口负责人都参加的会议的纪要。周恩来阅后批示：“我看这个文件很好，请文革小组同志阅后送主席。”而后，文件送中央文革小组。

当时关锋在中央文革小组值班，他看后在文件上批道：“我看这个文件不好。”王力说，他也是不赞成对干部都火烧的。因为提出对干部都要火烧以后，连二七机车厂里的班组长都烧了。于是，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五个人联名对文件提了几点意见，主要是不同意把所有干部都要放到火里烧。当时这个由五人署名的文件，连原件一起送江青，江青送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后退文革小组。毛泽东对陈伯达和王力说，这个文件压下不发了，但没有文字批示。张春桥提到这件事后，毛泽东叫他马上再把这个文件送来。

从中可以看到，即便在文革初期，在干部冲及的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也是不同意把领导干部统统放到火中烧的，而谭震林等一线负责人却是对此持激进态度，最后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提议下，才将他们的这个文件压下来了。可是，他们不对当时自己的作为进行反省与自我批评，反而不顾客观情况将责任全部推到中央文革小组头上。这样就将他们文过饰非的心迹暴露了出来。

听了张春桥的汇报以后，鉴于当前的形势，为了将文革进行下去，毛泽东最后说：“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铁路和煤炭。”[71]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面对怀仁堂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毛泽东从汪东兴的汇报中初步了解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发生的基本情况，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的汇报使他对于与会人员的发言情况有了一个全面、详细的认识。不仅如此，为了准确把握会议发言人的思想动态，理清会议发展的基本脉络，他还看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会议记录。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怀仁堂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不仅是重视的，还要对这个事件进行深入的思考，判断会议反映出来的实质问题及其影响。

2)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严厉批评。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对于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毛泽东不仅听取了汪东兴的简要汇报，还于当天晚上听取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的详细汇报，并看了他们三人整理的会议记录。这样毛泽东就对会议发生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如果把这次会议与二月十一日怀仁堂会议和一月十九日、二十日的中央军委碰头会议联系起来看，就不能不说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并不是偶然的。这三次会议是党政军中最高级别的会议，都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且会议的气氛是激烈的，对文革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这表明中央领导层对文革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不过是这些分歧和矛盾的具体表现而已。特别是在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的前两天，也就是二月十四日，毛泽东还亲自找这几位中央领导干部谈话，讲中央文革小组是正确的。[72]不仅向他们打了招呼，还希望他们能够顾全大局，处理好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但是他们却置毛泽东的话于不顾，我行我素，随意行事，仍然发生了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这样的严重事件。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深思。

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毛泽东支持下，以中央文革路线为指导展开行动的。文革小组的成员以秀才居多，与这些抨击他们的中央领导干部相比，自身并没有显赫的地位、深厚的资历和功劳，本来在中央内部就处于弱势地位。由于他们支持造反派在领导干部队伍内部抓走资派，于是遭到干部队伍的敌视与反击。这样在接二连三地遭受攻击以后，继续实施文革的领导工作就会遇到不少困难，势必会影响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才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来扭转这种不利局面的。

二月十九日晨，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代表林彪)等出席。毛泽东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十六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进行了严厉批评。[73]

毛泽东批评的大意是：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吆!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又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74]

毛泽东在讲到中央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时，还说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由于这次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出现这样的状况他自己也觉得是有责任的，因而劝毛泽东不要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得好。这样，缓和了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75]陈毅的工作由周恩来亲自做，亲自谈话。李先念和谢富治去做谭震林的工作，叶剑英、李先念和谢富治去做徐向前的工作。会议一直开到拂晓才散会。[76]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二月十九日凌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措词严厉的讲话。用康生的话来说“他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77]可见，毛泽东对这件事气愤之大、语气之重了。毛泽东是针对京西宾馆、怀仁堂会议上抨击中央文革小组和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才发表这番讲话的。他不仅大力肯定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表达了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全力支持，还用重上井冈山来表示将文革进行下去的坚定信心。这样以毛泽东发表讲话和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人停职检查为标志，支持了中央文革小组，打击了党内高层抵制、抗衡文革的力量，扭转了双方之间的力量对比态势，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就在毛泽东二月十九日发表讲话的这一天，林彪将谭震林二月十七日给他的信报送毛泽东。该信的内容我们前文介绍过，此处从略。林彪在附信中写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当天阅后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78]

从中可以看到，林彪是在二月十九日将谭震林的信报送毛泽东的。从时间上推断，应该是在叶群代表林彪出席毛泽东二月十九日晨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林彪才将谭震林的信于当日报送毛泽东。由此可以判断，这封信对于毛泽东二月十九日晨的讲话并没有产生影响，只不过是加深毛泽东对谭震林问题的认识罢了。因而毛泽东只是对谭震林的信批示已阅，让周恩来阅后退还林彪，并没有表示其它意见。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听取了两次汇报并看了会议记录，又经过两天的思考以后，才于二月十九日晨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措词严厉的讲话的。批评尽管严厉，语气虽然激烈，并非无的放矢，更非心血来潮，而是在事实依据的基础上，经过慎重思考以后才做出的决定。那么，毛泽东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发起强力的反击呢?下面我们来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3)毛泽东发起强力反击的原因分析。

从中我们看到，党内高层三次会议举行以后，毛泽东于二月十九日晨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表了措词严厉的讲话，对他们发起了强力反击，这是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如此发怒，还说出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和林彪就退出北京到井冈山去打游击这样近乎最后通牒式的话呢?

这是因为毛泽东从会议动态中敏锐地意识到，这三次会议反映出在中央领导层存在着强大的反对文革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仅仅只是像先前那样消极的抵制、抗衡文革，而且业已走上前台展开了凌厉的攻势，从言行上开始积极地反对、否定文革了。尽管从斗争策略上考虑，当时还没有人直接明确地否定文革，也没有人敢于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毛泽东，但是他们却用“清君侧”的方式，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流露出否定文革的趋向。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发起了强力反击。具体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分析如下：

发起强力反击的原因之一，党内高层三次会议出现了否定文革的趋向。这是毛泽东发起强力反击的主要原因。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党内高层三次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虽然是针对具体问题展开的，形式上也没有出现直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论调，实质上则是要不要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会议的分歧和矛盾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79]

在要不要党的领导方面，就是依靠群众还是在各级党委(工作组)领导下来进行文革。谭震林说的“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80]实际上就是主张要在各级党委(工作组)领导下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实践已经证明，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在各级党委(工作组)领导下来进行运动，就会使文革流于形式，“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81]因而在要不要党的领导方面存在的分歧，具体表现在是依靠群众还是在各级党委(工作组)领导下来进行文革上。这直接关系到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取得实质性成效。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分歧实质上就是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方面存在分歧的反映。

是不是把老干部都打倒，当然不是。从谭震林在发言中说的“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李先念说的“老干部统统打倒了”，余秋里说的“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等发言中可以看到，他们认为文革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都打倒。其实，文革就是要在领导干部队伍中间抓走资派，因而对干部队伍冲击过大，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即便如此，横竖不杀，到运动后期甄别、平反就是了，不能以此为由来反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况且，当时毛泽东已经发现这些问题并采取措施要予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抓住干部被冲击的问题不放，就不能不说暴露出他们否定文革的意向了。

军队要不要保持稳定，当然要保持稳定。正是因为这样，军队文革才采取了审慎的方式，从范围和夺权上做出了严格规定。因而不能以保持军队稳定为由反对进行军队文革，否定军队文革的必要性。至于军队文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发现以后及时纠正就是了。中央文革小组主张依据中央决定要进行军队文革，几位老帅则以军队稳定为由反对这样做。一月十九日、二十日中央军委碰头会和二月十一日怀仁堂会议发生的争论，固然有一些具体原因，实际上则是要不要进行军队文革以及如何进行军队文革上发生的争论。

从三个方面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中可以看到，如果在各级党委(工作组)领导下进行文革，就会像以前那样难以取得根本性成效，使文革走了过场。文革当然不是要把老干部都打倒，而只是把其中的走资派揪出来。由于没有经验以及其它复杂的原因，出现冲及面过大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不能由此说文革是要把老干部统统都打倒。如果硬要这么讲的话，实际上就是以此为由来反对文革了。进行军队文革，不仅出自于“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等中央文件的规定，也是保持军队性质不变、履行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必然要求。军队文革是一次“刮骨疗毒”的过程，会对军队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这就要采取必要措施处理好军队文革与稳定的关系问题。况且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着手在军队文革、夺权的范围上作出规定了。[82]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强调军队稳定就蕴含着否定军队文革的意味。因而会议围绕这三个方面发生的争论，其实就是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

不仅如此，这些领导干部的激烈发言进一步显露出他们否定文革的意向。谭震林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即是说文化大革命不仅像以前党史上的错误一样，而且是党史上最严重的错误。这样就把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党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联系在了一起，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就这样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谭震林后来在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时也说道：文化大革命中的那套作法，不但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完全背离了毛泽东本人一贯倡导和坚持的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理论联系实践、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那怎么能“跟”呢?[83]这是谭震林等人对待文革态度的又一次印证。

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不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来解决文革中的错误，而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了。虽然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直接说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但是从他们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已经表现出否定文革的趋向。因而这些会议虽然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展开争论的，但是核心问题却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发起强力反击的原因之二，党内高层三次会议对于文革批评的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力量之强前所未有，表现出对于文革浓厚的否定情绪。

不论是一月十九日、二十日的中央军委碰头会，还是一月十一日、十六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即中央碰头会)，都是当时党政军中最高级别的会议。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如果对于文革有意见，指出文革的错误，提出改正错误的措施，都是可以的，也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但是在这三次会议上，不论是徐向前、叶剑英拍茶几、敲桌子，还是谭震林、陈毅、李先念、聂荣臻、余秋里等人唇枪舌剑般的发言，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凌厉的攻势。他们攻势之迅猛、声势之浩大、语气之严厉、气氛之紧张，都是过去所没有过的。这些言行不论从内容还是情绪、态度上显然不是正常讨论和评议文革中的问题，而是以维护党的领导和军队稳定为由，通过揭露文革中的严重问题，对于文革的正义性发出质疑。从形式上看，他们是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则是反映出他们对于文革的强烈不满，表现出浓厚的否定情绪。只有从是否站在文革的立场上，也就是坚持还是否定文革的背景下来研究这个问题，才有可能透过眼前的迷雾发现分歧和矛盾的本质所在。

发起强力反击的原因之三，中央文革小组在遭到猛烈抨击后，在具体领导文革方面陷于困境。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错误，当然是可以批评的。如果在中央会议上对于中央文革小组人员提意见，不管如何尖锐，只要抱着善意的态度，都是可以的。况且，这个时候毛泽东也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让他们召开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84]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不论是京西宾馆会议还是两次怀仁堂会议，他们不是一般的提出批评意见，而是对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猛烈抨击。即便中央文革小组存在错误，从党内民主程序上来说，也是不宜采用这种方式来对他们进行攻击的。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自成立以来是坚决执行党中央文革路线的。但是在这三次会议上却遭到了这些中央领导干部的猛烈攻击。由于这些中央领导干部掌握着中央不同部门的领导权，他们的行动又会对其他领导干部产生示范和带动作用，致使这些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有可能联合起来对抗文革。同时，与这些中央领导干部比起来，好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一些秀才，资历浅，级别低，功劳小，本来在与这些中央领导干部的斗争中就处于劣势。这样在经过他们的猛烈攻击以后，就使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面临严重困难。因而这个时候就需要毛泽东出来表明态度，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文革继续发展的需要。

发起强力反击的原因之四，从文革溯及延安整风，在历史类比中表现出对于文革的否定倾向。

陈毅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以文革期间受到冲及与延安整风时期挨整进行类比，说延安整风时期拥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却在后来的斗争实践中证明是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而他们这些挨整的人则是拥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这样陈毅就从正在进行的文革溯及到了已经有历史定论的延安整风，不仅为自己当年挨整鸣不平，还对延安整风提出了质疑。他想通过类比来说明践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与延安整风时期所谓拥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等人一样，也会搞修正主义，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他说的“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这番话，[85]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采取迂回的方式，通过攻击文革坚定支持者来达到架空乃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当然，由于林彪在党内、军内的资历与地位，当时还没有人将矛头直接指向他，不过是采取隐晦的方式对他批评罢了。这样资历浅、地位低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不论是中央军委碰头会还是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作出激烈发言的中央领导干部对文革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流露出否定的倾向。他们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其声势之浩大、言辞之激烈、气氛之紧张、矛盾之尖锐在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样支持文革的林彪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发泄的“靶子”了。这表明中央领导层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并且已经发展到比较激烈的程度。这些分歧和矛盾的核心是，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对文革期间出现的错误进行批评不仅是可以的，也是欢迎的，但是这种批评必须在坚持文革的前提下来进行，而不是以批评为由来否定文革。这些中央领导人的批评显然超出了这个范畴，表现出了对于文革的否定倾向。三次高层会议表明，这些中央领导干部已经向执行中央文革路线的林彪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起了猛烈抨击，在中央内部已经出现了政治力量对比上的某种失衡。这个时候如果毛泽东再不出来发表讲话，采取果断措施，而任其发展下去的话，文化大革命就有可能半途而废、走向夭折。这对于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毛泽东来说是决不能容忍的。因而毛泽东才在二月十九日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 (少奇) 邓 (小平)上台。[86]这才是毛泽东对他们发起强力反击的缘由所在。

④ 反对二月逆流进行的斗争。

根据二月十九日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停职检查，召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同时，这个事件传到了党外，社会上也掀起了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这样党内外力量的共同作用，才将这股反对文革的风潮打了下去。

1)中央政治局召开七次生活会。

根据二月十九日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由周恩来出面主持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批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以及其他在这三次会议上激烈发言的中央领导干部。[87]为此，就要先开预备会议，为生活会的召开做好准备。

二月二十三日，由中央文革小组牵头在周恩来主持下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召开生活会。会议确定了参加生活会的人员名单：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肖华、杨成武、叶群、谷牧、汪东兴，被重点批评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也参加会议，名单由周恩来报毛泽东和林彪批准。会议议定，开会时间由周恩来决定和通知。[88]

为了开好这次生活会，周恩来连续约几位受到批评的中央领导干部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他们准备检讨错误，接受批评。[89]同时，还要印发一些会议材料。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一个是《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一个是前文所说文革初期中央一线负责人主张所有干部都要烧而被中央文革小组否决的那个文件，毛泽东把反对者署名改为“文革小组六同志”。[90]是否还印发了其它材料，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披露。

由于新参加生活会的一些人不了解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周恩来又让王力整理了一个会议记录。由于这个记录已经不同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向毛泽东报告时那一份他们“对”出来的记录，[91]因而王力将记录整理好以后，就向张春桥、姚文元征求意见。这个时候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回到上海，他们阅后给王力写信说，看了王力执笔的这份记录稿，觉得大致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修改补充，并嘱王力把这个记录稿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过目后再发。[92]为了将事实弄准确，这个记录稿经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修改后，还让王力在会上念了一遍，核对一下，看是不是有出入?当时只有陈毅提出有两句话他没说，就是关于赫鲁晓夫的那个问题，明显地批评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说，不要改了。因为陈毅确实是说过这句话。[93]

核对以后，王力就安排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工作人员王广宇来具体承印这个文件。王力要王广宇把文件原稿重抄一遍，拿抄写的稿子去排印，而把原稿退还给他保存。他强调说，到记者站找一个党员排字工人，排字、校对完，印十五份后，马上拆版。要排字工人严格保密，印好后按他给开的名单，由王广宇登记发放。晚上十点以后，王广宇去记者站印刷厂，找到一位从中联部调来的五十多岁的党员老工人，向他交代这份绝密文件要他亲自排。在排字车间只有他们两人在场的情况下，这位老工人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排完，给王广宇校对后，印制十五份，当场拆了版。王广宇将排印好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十五份带回后，向王力汇报。随后，按王力开列的名单将文件发送了下去。这份文件王广宇是办事组中唯一的见证人，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方面的内容，其他工作人员无一人知道。从王力对这件事的布置来看，他是把这份记录稿当成绝密文件来处理的。按他的布置这份记录稿不会轻易扩散到社会上，更不可能到红卫兵手里。[94]

从这份文件的重新整理、印发来看，不仅是慎重的，而且还作了严密的布置和防范。这主要还是为了防止文件的内容扩散到社会上去，从而给政治局生活会和这些受到批评的领导干部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以及他们思想的转变造成不利影响。从这里来看，虽然要召开生活会，但是在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是顾及到他们的威信，并对他们进行了保护、以促进他们态度转变的。

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七次生活会，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了批评。[95]这几位中央领导干部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是元帅，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也是有着深厚资历的老干部，因而被人称为“三老四帅”。尽管这次中央政治局生活会议的详细文献资料目前尚未公开，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业已公开的信息中窥见这次生活会的一些情况。

在生活会上，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和谢富治对作出激进发言的中央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批评，这些受到批评的中央领导干部也在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周恩来在主持生活会的同时，也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对当时情况作出了分析和说明。

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对于谭震林等作出激进发言的中央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批评，说怀仁堂会议和京西宾馆会议是“二流合一”。[96]康生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一次政变的预演，一次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说：“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陈伯达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97]他在会上还提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继续，并且同社会上的反革命复辟有联系。江青还批评周恩来那天主持会议，发生路线问题，没有坚持原则。[98]

由于三次高层会议上这些中央领导干部纷纷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攻击，因而康生就在生活会上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

陈毅既是国务院副总理，又是军委副主席，参加两个部门的会议，沟通双方之间的信息，康生说他是国务院和军委之间的联络员;李富春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协助周恩来处理日常工作，其他副总理常到他那里议事，对文革发一些牢骚，康生说他是俱乐部主任;余秋里、谷牧支持这些中央领导干部的意见，又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康生称他们为俱乐部的两个小伙计。[99]

李富春在生活会上作了检讨。他说，这件事应该怪他，他是总理指定国务院副总理小组的组长，主席批陈伯达、江青的指示是他向副总理转达的，许多议论是在他家里说的。

周恩来在主持政治局生活会的同时，也检讨了自己对路线问题不敏锐、迟钝的问题。他说：“第一、在敌我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从来是明确的，是坚持原则的;第二、在组织纪律问题上，我从来也是坚持原则的，总是要遵守纪律。”周恩来还主动承担了责任，为被批评的领导干部进行解脱，同时也说明对有的同志因为一时冲动而脱离轨道的言行，他是没有也不能支持的。

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最后总结时，周恩来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这个人，对待党内路线问题，我是不那么尖锐的，但是对一个敌我问题，一个违反党的组织原则问题，我这个人是从不含糊的。”[100]

在生活会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和帮助下，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在会议上作了检讨。[101]三月二十一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会议，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就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而召开的七次中央政治局生活批评会的情况。[102]这次汇报会的会议记录尚未公布，但是我们从中央政治局后来没有再召开生活会以及对于他们的处理来看，对于生活会取得的成效还是予以肯定的。至于他们所作的检讨是否发自肺腑，对于文革的态度究竟如何，不只是看他们说了什么，还要看他们做了什么。这就只能寄望于他们以后的表现了。

由此我们看到，从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周恩来主持下共召开了七次生活会，对作出激进发言的中央领导干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帮助，在他们认识错误、作了检讨以后，报经毛泽东批准就适时结束了生活会。虽然他们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那么他们究竟是违心地进行检查，还是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有了一个正确、深刻的认识呢?

陈毅当时的心态就颇具有代表性。三月十八日凌晨，政治局生活会结束那天，陈毅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汽车里，他指着窗外一掠而过的新华门，心情激愤地对身边秘书说：

“40年前，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今天又挨斗，‘三·一八’是最黑暗的日子!”[103]

从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悲情从陈毅心中油然而生，他的情绪仍然是不满的。他把中央政治局生活会的严厉批评与四十年前他反对北洋军阀遭到的镇压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联系在一起，通过类比以表达自己遭受批评后的愤懑心情。由此可以看到，即便生活会结束了，陈毅仍然没有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缘由，反而觉得在生活会上遭受批评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他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受到批评的中央领导干部中间具有代表性，他们不同程度地与陈毅存在着心理上的共鸣。这是令人遗憾的。尽管如此，在经过与会人员的批评和帮助以后，他们毕竟已经在生活会上作了检讨，表示要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因而结束政治局生活会也就成为适时的选择了。

2)社会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

几乎在党内召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的同时，社会上也掀起了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斗争以造反派为先锋，向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发起了猛烈攻击，保守派则与此相反，仍然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对于他们予以支持和保护。由于此时的造反派力量比较强大，又获得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因而在斗争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二月二十四日晚，戚本禹把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井冈山负责人谭厚兰找到一边说：“你回去以后，派些人把人民大会堂周围农大红旗贴出的‘谭震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这些大标语覆盖上。”三月四日下午，戚本禹、谢富治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人座谈，戚本禹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听说谭震林镇压革命派很厉害，那里资本主义复辟严重，你们红代会应该表态呀!”

三月七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校内开始贴出批判谭震林的大标语，师大井冈山发表关于炮轰谭震林的声明，率先发动了北京红卫兵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三月八日，北京城内到处贴满了“炮轰谭震林!”“谭震林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等大标语。当天，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等十几个组织冲击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高呼“打倒谭震林，解放全农口”等口号，并批斗了农业部代部长江一真。三月十日，谢富治、戚本禹前往农展馆，参观了大寨展览，并接见了师大井冈山的二百多人，师大井冈山汇报了几天来批谭的战斗经过。谢富治、戚本禹表示要把情况如实汇报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据师大井冈山总部负责人说，谢富治在听取他们汇报临走时说了句“造反有理!”

几天之内，北京各个造反派组织纷纷表态，“炮轰谭震林，粉碎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因为与师大井冈山等组织存在种种矛盾，新北大公社在此问题上比其他组织慢一拍，但到三月十一日，新北大公社也开始炮轰谭震林。新北大公社三月十三日发表声明说：“新北大公社郑重声明，决心把谭震林揪出来，斗倒，斗垮……新北大公社号召全体社员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积极行动起来，与兄弟单位革命造反派并肩战斗，把谭震林打倒，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三月十三日，红代会发出通告，号召全市红卫兵组织“猛轰谭震林，解放全农口”。三月十四日，红代会组织北京高校数十万人走向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声讨谭震林“镇压农林口文化大革命、实行反攻倒算的滔天罪行”。下午一时许，各路游行队伍汇集天安门广场，游行至下午二时结束。

过去周恩来对批谭震林一直持保留意见，这次因为谭震林不听招呼在怀仁堂会议上随意行事，也改变了对谭震林的态度。三月十四日，周恩来的联络员董枫在财贸联络委员会讲话说，谭震林的问题同志们认为要搞就搞，由大家决定。三月十六日，在北京农业大学召开了有178个单位参加的声讨谭震林大会，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清华井冈山和农林口许多单位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三月十七日，红代会批谭联络站、全国农展馆等造反派召开了有134个单位参加的“彻底揭发批判‘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誓师大会”。三月二十日，造反派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104]

三月二十七日，造反派又在北京召开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105]

这个时候在二月逆流期间作出激进发言的其他中央领导干部也在受到造反派的批判。

三月二十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审查电影《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下令剪掉了陈毅的镜头。[106]三月二十四日，北京正式宣布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四月一日，外事口决定成立“批判陈毅联络站”。四月五日，国家计委、公交、基建口各部委、首都大专院校等八十多个组织联合成立“斗薄(一波)批余(秋里)批谷(牧)联委会”。四月六日，首都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正式成立。在这些联合组织的带动下，批谭、批陈、批余、批谷的活动，在北京以及全国范围内的一些大城市迅速开展起来。[107]

在造反派批判这些中央领导干部的时候，保守派群众也组织起来，为在二月逆流问题上受到批判、冲击的领导干部进行呐喊，支持他们的行动。一些群众组织对“反击‘二月逆流’”表示异议，提出“谭震林是一贯紧跟毛主席的”，“谭震林打不倒”，“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把矛头指向余秋里、李先念同志就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迎头痛击这股反革命逆流，揪出这股逆流的幕后人”等口号。他们还召开联席会议，指出，反击“二月逆流”是“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打革命造反派，扰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要“坚决反对这股从‘左’边来的反革命复辟逆流”。[108]再比如，二月逆流问题传达以后，上海的干部、工人和居民中，凡讨论这个问题，总有为数不少的人痛苦流涕。有的提出质问：陈毅怎么可能反党?也有人说：如果陈毅真的反党，那就太可惜了。[109]

我们看到，社会上围绕二月逆流进行的斗争，仍然像以前那样在群众中间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虽然两派都打着革命的旗号，但是他们在二月逆流的问题上是对立的。造反派批判二月逆流，保守派则是支持二月逆流。两派对立并不是这个时候才产生的，原先他们在文革重点、目标和方式上就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次围绕批判二月逆流进行的斗争，不过是他们原先分歧和矛盾的又一次激化而已。

由此我们看到，在毛泽东对二月逆流发起强力反击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生活会，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了批评，他们在生活会上也作了检讨。几乎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党内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不仅是社会上反对二月逆流斗争的后盾，同时又引导着社会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社会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不仅是党内反对二月逆流斗争的社会基础，又有力地配合着党内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党内外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是在互相影响和作用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既然这样，那么对二月逆流中的领导干部又是如何进行定性和处理的呢?下面我们继续来研究这个问题。

⑤ 对二月逆流处理的策略选择。

党内召开了批评二月逆流的生活会，社会上也进行了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那么对于二月逆流中犯错误的领导干部究竟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处理呢?

1)打倒，还是“治病救人”?

对二月逆流的定性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敌我矛盾，一是人民内部矛盾方式。前者是对抗性的，后者是非对抗性的。矛盾的定性如何，直接决定着对于这些领导干部的处理方式。敌我矛盾要采取打倒的方式，人民内部矛盾则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式。那么，从矛盾属性上说，二月逆流究竟属于哪一种矛盾呢?对这些涉事领导干部的处理，究竟是采取打倒还是“治病救人”的方式呢?

从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来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来看，并非是要把他们打倒，而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希望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不然的话，根本用不着这样做，直接把他们打倒就是了。不仅如此，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还专门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等人对于生活会的汇报。这表明毛泽东不仅对于这件事是重视的，也是非常关心的。从后来没有再召开生活会来看，尽管毛泽东对于这些在二月逆流期间作出激进发言的领导干部极不满意，但还是认可了他们在生活会上的检讨，寄希望于他们以后能够端正态度、站到中央的文革路线一边。否则的话，生活会怎么就会嘎然而止了呢?

当然，这也是与他们在生活会上的态度分不开的。这些中央领导干部毕竟还是在会上做了检查，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表示以后要改正错误，执行党的文革路线。不管他们对错误的认识程度如何，毕竟没有硬顶着拒不认错，表现出对抗的态度。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在会议期间的激进发言还是公开讲的，并没有背地里搞什么活动。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110]这对于他们问题的定性和处理无疑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这些中央领导干部在党内高层会议上不仅将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还表现出否定文革的趋向。这实际上就是公开起来反对文革了。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是我们看到，尽管生活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这些领导干部发起了凌厉的攻势，社会上也喊出了打倒他们的口号，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甚至还遭到了批斗，但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最终还是对他们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求人”的态度，把他们的问题作为党内错误来处理，而没有把他们打倒。

2)处理二月逆流的基本方针。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为了使二月逆流期间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能够汲取教训，转变态度，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对他们采取了“治病救人”而不是打倒的方式，具体说来就是一批、二保的方针。这个方针在毛泽东关于天津小站公社材料的批示和压下《红旗》杂志《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社论稿，以及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上表现了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二号，登载了题为《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公社支持了谁?》的材料。材料说：“一月二十六日，北京政法公社燎原长征队在天津小站公社坨子地大队，支持以四清运动下台干部为背景的‘燎原红色战斗队’抢走大队的大印，从此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实行反攻倒算。”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把这期《快报》送毛泽东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革命群众要记者给主席反映情况。现在把材料送上，请顺便一阅。”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阅后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111]

我们注意到，不论是《快报》登载的材料还是毛泽东的批示，都是在二月十九日晨毛泽东召开会议对二月逆流作出强力反击以后发生的。这个批示中的“下”包括天津小站公社坨子地大队的材料，“上”则包括二月逆流了。“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说明当时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了。毛泽东作出这样的批示，显然是在提醒人们对此要保持高度警觉的态度。

毛泽东作出这个批示以后，王力、关锋为《红旗》杂志起草了一篇《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社论稿，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不同意发表，要江青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江青在传达时还说：“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主席给扣了，没同意。”[112]

以上文献资料就是毛泽东对二月逆流中犯错误的领导干部采取一批、二保方针的集中反映。在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要对他们采取保护的态度。这在谭震林以及其他领导干部的处理上也表现了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谭震林虽然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受到严厉批评，他还是让秘书帮助准备汇报材料，要向毛泽东反映自己的意见，同时信誓旦旦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了毛主席那里，非把‘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的问题，都抖落出来不可。”一九六七年三月份他几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接见。鉴于谭震林此时的情绪、态度和认识水平，毛泽东没有单独接见谭震林，却在生活会后同意谭震林参加了社会活动。四月底，谭震林到首都机场接见外宾，公开露面。五月一日，谭震林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上天安门城楼，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113]

不仅如此，社会上特别是农口的造反派要打倒谭震林时，毛泽东说，还是要保他。江青就让戚本禹去给群众做工作。戚本禹在一次大会上对这些群众说，谭震林跟毛主席走合作化道路，反对包产到户。他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少奇、邓小平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谭震林虽然痛恨中央文革小组，在怀仁堂会议和给林彪的信件中对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猛烈抨击，但是当他听说了戚本禹讲的这几句话以后倒是挺满意，内心五味杂陈地说道：“这小子总算讲了几句人话。”[114]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戚本禹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 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后，刘少奇给中央写信说他没有说过“我们也可以给美国人做红色买办”的话。这个时候谭震林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事他可以证明。当时刘少奇和他都是新四军的领导人，刘少奇是政委。刘少奇给他们说的就是，我们将来也可以做美国人的红色买办嘛。谭震林的这个材料，字写得很大，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就见过这个材料。毛泽东看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以后说，谭老板还是革命的!你们老批他干什么!他是爱国主义的。他可以参加文革小组了。[115]

生活会后，谭震林虽然在个别时候挨过批斗，但是他全家仍然住在中南海庆云堂二院。即便一九六八年四月初谭震林的亲属离开了中南海，中南海的家里就剩下了他自己一个人，还有警卫战士把他当作首长来对待，专门照顾他的生活，按照上级规定的伙食标准，不时给他做个“香酥鸭”，直到一九六九年九月进行战备疏散前与儿女见面的时候，看到他红光满面的样子连儿女都感到惊讶。[116]这就是谭震林遭受批判以后的待遇。

陈毅由于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白天出席外事活动，晚上参加生活会，一直到后半夜。[117]陈毅这个时候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希望能与毛泽东见上一面，当面说明情况，消除误会。毛泽东虽然没有单独见陈毅，但是在给他的回信中说：“原来犯错误的改也难。”“见面有期，稍安勿躁。”[118]

徐向前虽然在生活会上遭到严厉批评，但是生活会后就出席中央和军队的相关活动了。三月二十四日，肖华过关后,中央确定由肖华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119]九月十六日，徐向前向毛泽东和中央递交了辞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报告，十月十二日，毛泽东表示，不同意免除徐向前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职务。[120]

即便在生活会期间，叶剑英仍然主持召开了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军委常委会议，出席重要活动。四月十四日，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发言，谈了在处理青海问题、成都问题和万县问题中的错误以及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尊重不够和态度不冷静、不慎重。[121]

毛泽东、周恩来对李先念还是要保的。由于财经学院的学生反对李先念，当时确定先由李先念做个检讨，然后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再出面到学生中间去为他做工作。李先念写了一份执行资反路线与二月逆流认错的检讨，让秘书送给戚本禹帮他修改过关。戚本禹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发现信封上的糨糊都还没干呢![122]

以上若干文献资料表明，对这些领导干部在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是对他们采取保护态度的。这些领导干部在生活会上的检查中表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反省，为了进一步促进他们态度和认识的转变，四月三十日夜，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到住地开了一个团结会。当夜，周恩来拟定了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都庆祝活动名单，经毛泽东批准，这些二月逆流期间犯错误的领导干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同首都人民一起欢度节日。[123]

从中我们看到，虽然生活会上对二月逆流期间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批评，社会上也对他们喊出了打倒的口号，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还是非常慎重的。既没有打倒他们，也没有让这件事轻描淡写地滑过去，而是采取了一批、二保的方针，把这个事件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给他们思想、态度、认识的转变留下了时间和余地。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他们还是抱有希望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一批、二保方针的执行是一以贯之的，不仅这个时候得以贯彻执行，即便是以后也没有发生变化。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期，林彪、江青等将二月逆流又提了出来，在分组会上对参加会议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进行了严厉批评。林彪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闭幕会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对此作了分析和说明。他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会后，康生提出要编二月逆流的材料，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已经收集了资料。毛泽东不同意，这件事最后作罢。[124]

九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对因二月逆流而受到批判的中央领导干部，也一再表示自己的态度。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他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时，特地把下放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去参加，他在谈话中说：“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125]

由此我们看到，即便是后来，中央对于这些领导干部仍然是执行一批、二保的方针，寄希望于他们能够转变态度，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的。其实，当时将这股抗衡、抵制文革的气焰打下去以后，在他们也为此作出检查、承认错误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形势的变化，从党内团结出发，毛泽东逐渐对此采取了淡化的态度。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在谈话中间，叶剑英进来。毛泽东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126]

从中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虽然指出这些领导干部在二月逆流期间的行为是有缺点、错误的，但是侧重点还是要解脱他们的责任。这是因为在王力、关锋、戚本禹、陈伯达被隔离审查、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以后，当时处于文革后期斗、批、改的收尾阶段，要建立新的秩序，对干部进行甄别平反、恢复工作，毛泽东讲出这样的话不仅是便于他们摆脱历史包袱、能够安心工作，也是为了使他们能够真正从内心深处接受、肯定、支持文革，团结起来共同巩固文革发展的成果。这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党内斗争的策略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二月逆流的处理不仅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是执行一批、二保方针的。这是从大局出发，坚持正确党内斗争的慎重选择。正是基于这一方针，当这些领导干部在生活会上作了检查以后，虽然还不时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实际上他们已经被保护过关了。正是因为这样，在中共九大上除去谭震林以外，他们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叶剑英、李先念还留在了中央政治局，四位元帅仍然留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十大上，除去陈毅病逝外，其他包括谭震林在内的领导干部仍然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叶剑英不仅留在了中央政治局，还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三位元帅仍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是对一批、二保方针的有力验证。

3)对周恩来在二月逆流期间态度的分析。

两次怀仁堂会议是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这两次会议都偏离了会议主题，围绕文革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二次怀仁堂会议尤甚。对于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周恩来除去对个别问题(比如陈毅否定延安整风)予以纠正外，既没有制止和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和支持，基本上保持了沉默的态度。两次会议前后，周恩来在制止中央(国家)机关造反派行动的时候，还下令逮捕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严厉批评了造反派的行为。这反映出他在思想的某些方面出现了动摇。

正是因为这样，当二月十九日晨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二月逆流作出强力反击时，周恩来首先在会议上作了口头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会议，应负责任。[127]他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在对二月逆流期间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进行批评的同时，也进一步作了检讨，说自己虽然在路线斗争中不敏锐，但是在对敌斗争和党内组织纪律上是坚持原则的。[128]这个自我批评和剖析是发自肺腑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周恩来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并非盲从，而是有着思想根基的。这不仅是由于长期革命斗争岁月对毛泽东革命领袖地位、权威和思想的认同，也是来自于他对毛泽东文革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理解和认识。尽管这种理解和认识与毛泽东相比还有差距，但是这毕竟奠定了他坚持组织原则的思想基础，不过有时会发生动摇罢了。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组织纪律观念和思想基础，因而周恩来在大闹京西宾馆事件发生以后，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出现，就向这些中央领导干部发出了预警。

据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回忆：一九六七年二月初，周恩来亲自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是：运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只能因势利导，发气无济于事。要十分注意你们的言行，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节外生枝，被人抓住把柄，造成被动。要他们“戒慎戒惧”，遇事三思……周恩来叮嘱周家鼎亲自送给几位老同志看，一定交给本人，不能转手，阅后由本人签字带回。周家鼎拿着信先后到过陈毅、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人那里。这封信签名回来，周恩来看过后，就被销毁了。[129]

可惜的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些领导干部对于周恩来的预警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拍案而起，又发生了大闹怀仁堂的严重事件。后来他们虽然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五一国际劳动节又与毛泽东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出席了焰火晚会，《人民日报》也对此作了报道，但是周恩来还是对于他们以后的言行不放心，担心他们仍然像以前那样犯错误，于是就又一次向他们发出了警告。

五月五日，周恩来约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等几位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谈话。[130]同日，周恩来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李富春，提醒他们：“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为言之不预。”周恩来这封信的语气是严厉的，[131]态度是真诚的，考虑是周全的，用心也是良苦的。这是周恩来坚持组织纪律原则的又一表现。

从怀仁堂会议前后周恩来两次致信这些中央领导干部来看，他是为了防止这些领导干部出现抗衡、抵制文革的行为才这样做的。周恩来做出这样的努力、向他们发出两次警告表明，周恩来从组织原则上是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的。不仅如此，还表现在他对毛泽东确立的对这些领导干部一批、二保方针的执行上。周恩来在对这些领导干部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是对他们采取保护态度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周恩来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起草的讲话提纲中，把“二月逆流”写为“二月的乱子”。认为：此事“错在对群众的关系上”，“主观上是拥护主席”，“想搞好，但立场有时没有站对，思想方法旧，所以连犯错误，我们应该给予帮助”。“几位同志的自我批评，也算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希望你们既能沉得住气，一知错就改，又能勇于负责”。[132]

五月四日，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各单位群众组织代表，不同意造反派成立“批李先念联络站”。谈到对二月逆流的看法时说：那是认识和观点不同，没什么原则问题，倾向性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先念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嘛!看人不仅看一时，还要看他的整个历史。中央对干部是有数的。[133]

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在党内外一些讲话中也提到二月逆流，认为这件事是“错在对群众的关系上”，同时又说：对这几位老同志我保得“最多”、“最早”，所以，在批判二月逆流时“也联系到我”。(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各部军管人员和群众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34]

八月十九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斗谭震林的万人大会，周恩来会前规定了不准挂打倒的大标语，不准喊打倒的口号，要求主持批斗的人必须遵守，不得违反。但是当谭震林被架上主席台以后，就挂上了“打倒谭震林”的大字条幅，组织喊起了“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周恩来见此情景，当即退出会场，以示抗议。[135]再比如，当造反派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包围办公大楼要揪斗陈毅时，周恩来严正警告造反派：“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会场，我一定出席，并站大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136]

以上几则文献资料侧重于保，而生活会则是侧重于批，一批、二保就是中央当时处理二月逆流领导干部所犯错误的基本方针。周恩来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并不讳言自己的错误，就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来处理二月逆流问题的。由于周恩来不仅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是从思想上理解、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虽然个别时候有些动摇)，因而尽管周恩来在二月逆流期间有错误，毛泽东还是特别嘱咐相关人员在批判二月逆流的过程中要对周恩来予以保护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军以上干部会议期间，江青提议在会议上印发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文件，提了几次，毛泽东都不同意，他最后明白地说，因为牵涉到总理，所以不发。江青要王力在四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讲讲怀仁堂会议的情况，江青说，本来主席已经同意在这个会上发怀仁堂会议文件，后来考虑国务院那个文件涉及总理，才决定不发，让王力在会议上讲讲这个问题。王力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上了会议简报，江青把简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对王力说，你放了炮，要注意不要伤害总理。[137]

虽然周恩来在怀仁堂会议上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有送他看有意见，毛泽东也说过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审查的话，还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138]但是，毛泽东对周恩来还是采取保护态度的。这是因为周恩来不仅从组织上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还从思想上认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不过是在这个方面有时出现动摇而已。即便思想上有时出现一些疑问，一旦毛泽东表明态度以后，周恩来就会紧跟毛泽东的步伐，坚决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虽然周恩来在怀仁堂会议上对于这些领导干部的激进发言没有当场予以反对、批评，但是他在二月逆流发生前后的两次信件表明，他对二月逆流中领导干部的言行是持反对态度的。在毛泽东发出强力反击后，他不仅主持了生活会，还作了自我批评，执行中央一批、二保的方针，批评、帮助这些领导干部承认错误，做出检讨。这反映出他组织上是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的。其实，这并非盲从，而是以思想上认同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的。尽管由于复杂的原因，这种思想上的认同有时会出现动摇，但是毕竟处于次要地位，是偶而发生的现象。这在周恩来两次怀仁堂会议上的沉默态度以及没有发出有力回击上反映出来。这说明周恩来在组织上是坚定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的，思想上也是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的，不过是有时会出现动摇而已。

二月逆流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发生的一次严重事件。尽管如此，对这个事件中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也是采取了“治病救人”的方式而没有将他们打倒。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将他们的问题定性为党内矛盾，寄希望于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重新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周恩来在组织原则上是坚决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在思想上也是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的，不过是在认识的某些方面有时会出现动摇而已。

⑥ 从历史角度来评析二月逆流。

以上我们从二月逆流出现的背景、基本概况、发起的强力反击以及处理的策略选择上进行了研究，现在我们再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来对二月逆流性质的判断、产生的原因、两面性、反击后的党内态势及其在文革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作出进一步分析。

1)逆流，还是正流?

二月逆流到底是逆流，还是正流呢?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会有不同的回答和判断。

二月逆流出现以后，由于当时中央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对文革是予以肯定的，因而这种逆文革历史发展潮流而动的行为就被定性为逆流了。正是因为这样才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他们也是在生活会所作的检查中承认错误，表示要改正错误的。文革被否定以后，由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被后来的中央认定为错误，这样文革就成为逆历史发展潮流而动的逆流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逆文革潮流而动的行为就被予以肯定，视为正流了。一般来说，党史著作中没有用“二月正流”而是用了“二月抗争”这样相对中性的术语来对这种行为进行定性，或许是尽管著者及其支持者与这些领导干部在否定文革的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但是毕竟这些领导干部在三次高层会议上的言行也是党内民主生活所不容的缘故吧。

由此看来，站在文革的立场上，在文革蓬勃发展的洪流面前，由于这些领导干部是抗衡、抵制乃至于反对文革的，是逆文革发展潮流的，因而是文革发展中的一股逆流，于是就被定性为二月逆流。站在反对文革的立场上，会认为文革是逆历史发展潮流的，既然这样，那么这种反对文革的行为就是正流了，对他们逆流的定性就是这样被否定的。因而对这些领导干部的言行是逆流还是正流的判断，归根结底还是是否站在文革的立场上，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文革所决定的。

既然如此，那么要想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判断，就必须站在文革立场上，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立足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要求，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才有可能揭示出这个问题的真相。从这里可以看到，离开双方的文革立场，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难以对这个问题作出准确判断的。

2)二月逆流发生的深入分析。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固然是由于认识上的分歧造成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下，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139]因而两条路线的斗争具有鲜明的阶级斗争色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从本质上说，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由此我们认为，二月逆流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不过是其集中表现而已。

我们注意到，二月逆流是在党内三次高层会议上发生的。当时双方围绕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产生了严重分歧。这是两条文革路线的斗争在全面夺权阶段的进一步反映。中央文革小组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而二月逆流中的领导干部虽然没有直接反对这条文革路线，但是从其言行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是对这条文革路线采取抗衡、抵制、反对的态度。二月逆流就是在党内两条文革路线对立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这种斗争的结果直接关系到文革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当然，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这个时候才产生的，而是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存在于党内，文革开始后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虽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通过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从组织上纠正了错误路线，但是这条路线并没有消失而是改头换面仍然存在于各级领导干部队伍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又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召开了高层民主生活会——中央工作会议，向这些领导干部“交底”，希望他们能够转变态度，投身到文革的洪流中。但是，事与愿违，文革是在他们抗衡、抵制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二月逆流并没有发生在全面夺权阶段前，而是发生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主要还是因为全面夺权的矛头指向了领导干部，要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致使领导干部队伍遭到了巨大冲击，对干部群体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挑战。这才是他们挺身而出予以反对出现激烈言行的内在动因。当然，他们是打着维护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实现社会稳定的旗号来行事的。

二月逆流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具有必然性的。从横的方面来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从纵的方面来说，这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走向激化的结果。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二月逆流的发生。只有从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宏观视野中，又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发展历程中，才有可能对于二月逆流出现的原因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这种事件发生在党内高层，反映了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党中央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与斗争。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双方斗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文革的发展及其走向。

3)二月逆流的两面性分析。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二月逆流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一是对文革表现出抗衡、抵制的非正义性，一是批评、纠正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左”的错误的正义性。这种两面性并非是均衡的，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占据主导地位，而批评、纠正“左”的错误的正义性处于次要地位。

二月逆流是要抗衡、抵制、反对文革的。这在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上表现了出来。文革的发生并非来自于毛泽东的主观意愿，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文革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要以文革的形式来进行，是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才能够发动群众来进行文革，文革只有在群众参与下才有可能取得成效;否则的话，像以前那样进行运动，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140]只有依靠群众进行文革乃至于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开展夺权斗争，才有可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因而从文革在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地位和要求上来说，抗衡、抵制、反对文革都是错误的，非正义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说二月逆流又具有正义性呢?这是因为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斗争过程中确实出现了激进行为，发生了武斗，造成了局部混乱，犯了“左”的错误。因而这些领导干部在激烈发言中的一些话还是有着事实依据的。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错误是在文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文革也只有在纠正这些错误以后才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不能以这些错误的出现为由来否定文革。尽管如此，鉴于他们发言中的这些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即便言辞激烈，从纠正“左”的错误的角度上来说，还是有着现实意义的。从这方面看来，他们的言行又具有正义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二月逆流具有两面性，既具有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也具有批评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左”的错误的正义性。这两重性又是不平衡的，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占据主导地位，批评文革中的错误的正义性处于次要地位。虽然他们在激烈发言中的一些话有着事实依据，但是从他们发言的主旨来看，不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以他们所说的事实为依据来抗衡、抵制乃至于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因而他们谈到的一些问题尽管属实，也不过是要为他们否定文革提供证据罢了。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们不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来解决问题，而是对于文革狺狺不休、横加指责、群起而攻之呢?他们对于文革的真实态度也就从这里流露出来了。

由此看来，二月逆流既具有两面性，又具有不平衡性。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认识到二月逆流表现出的两面性，又要看到两者之间的不平衡性。既不能因为它具有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而无视它批评文革中的错误的正义性，对这些错误熟视无睹，而不去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犯“左”倾错误;也不能因为要肯定它的正义性，而漠视、否定它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对于他们激烈发言背后的真实意图默然置之、无动于衷，犯右倾错误。同时，还要认识到它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占据主导地位，批评文革错误的正义性处于次要地位，由此才有可能对二月逆流的性质作出正确地界定与判断;否则的话，一旦将两者的位置互换，认为批评文革错误的正义性占据主导地位，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处于次要地位，就会对二月逆流的性质作出错误的界定、判断，犯右倾错误。

只有对二月逆流的两面性及其地位作出正确地分析和判断，才能对于二月逆流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

4)二月逆流后的党内发展态势。

二月逆流是党政军高层领导干部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一次猛烈攻击，这次攻击在毛泽东的强力反击下被打退了，那么，此后党内发展的态势又如何呢?

中央碰头会是全面夺权阶段党中央处理日常事务工作的最高机构。自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起，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处理党政业务工作。[141]二月逆流被打退后，这些领导干部的职务虽然没有变化，仍然参加中央的一些活动，但是却取消了他们参加中央碰头会的资格。与此同时，中央碰头会也更名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仍然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吸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领导人参加。[142]但是在参加人员上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月逆流中被批评的这些领导干部被排除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之外。由于这些领导干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因而后来在党史中只是笼统地说，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没有对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作出真实、详细、深刻的分析。

从中我们看到，虽然二月逆流中的领导干部作了检查，但是鉴于他们在文革中的态度，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是不宜于让他们还留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不仅如此，这个时候将中央碰头会更名为中央文革碰头会，还进一步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声望。虽然前一时期毛泽东曾对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进行了严厉批评，让他们召开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但是他们与毛泽东在文革发展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不过是在策略、方法上存在着分歧。毛泽东与二月逆流中的领导干部之间的分歧，不仅表现在策略、方法上，更重要的是在文革发展的方向上。因为这些领导干部抗衡、抵制乃至于否定正在进行的文革。这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虽然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但是当二月逆流中的领导干部对中央文革小组发动攻击的时候，为什么要对二月逆流强力反击，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了。

这样看来，对二月逆流发起强力反击之后党内高层出现这样的态势：抗衡、抵制、反对文革的势力遭到了严重打击而边缘化，执行中央文革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党内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提升。反击二月逆流前，反对文革的力量在高层集聚起来，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猛烈攻击，一时在党内高层处于优势地位;对二月逆流展开反击后，践行文革的力量在党内高层又由防御转入反攻，重新处于优势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毛泽东强力支持下才发生这种变化的。排除了文革发展的高层障碍以后，当然是有利于文革的进一步发展的。

5)二月逆流及其斗争在文革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二月逆流是文革发展中的严重事件。从文革发展的历程来看，二月逆流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又对文革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从以前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文革是在排除党内高层的阻挠以后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围绕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斗争，制定、撤销了《二月提纲》，解决了彭、罗、陆、杨问题，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得以全面发动;围绕派出还是撤销工作组的斗争，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通过了“十六条”，文化大革命得以纳入既定轨道;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召开具有党内民主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将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处理了陶铸等人的问题，扭转了文革的方向，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143]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又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发生了猛烈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二月逆流。在毛泽东的强力反击下，以召开民主生活会的方式检查了这些领导干部的言行，将这股逆流压了下去。此后，在全面夺权阶段党内高层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为完成夺权任务和建立革委会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从中可以看到，二月逆流如同先前发生的事件一样，实际上是抗衡、抵制、反对文革的。这些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时期，涉及的领导人不同，具体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但是如果透过表象对它们在文革发展中的实际作用进行剖析以后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这种联系具体表现在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各级党组织，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派还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上表现出来，实际上就是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从中不难看出，文革是在毛泽东领导下，排除了党内高层的重重阻力以后，才得以发动并取得进展的。

从前文分析中我们看到，二月逆流形式上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则是反映出这些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抗衡、抵制、反对态度。这个事件的发生表明，党内高层仍然存在着反对文革的强大力量。当时无论从力量对比还是资历、权威、影响力上来说，中央文革小组都是难以与他们进行抗衡的，这就要依靠毛泽东的鼎力支持。二月逆流也是在毛泽东的强力反击下才被打压下去的。林彪这个时候也站在文革阵营一边支持文化大革命。即便如此，虽然将这股逆流压了下去，取得了反击二月逆流的胜利，却又不能不使人对于文革发展及其成果的巩固产生隐忧。因为这种态势的转变是在毛泽东强力支持、林彪助力的情况下才取得的。这些领导干部虽然在检查中表示要改正错误，但是他们究竟是真正转变了态度，还是在高压态势下的策略选择，也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验证。这样当林彪背离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九一三事件中机毁人亡，特别是毛泽东去世后，党内高层围绕文革形成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就难以避免怀仁堂事变那样的事件发生了。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叶剑英就是怀仁堂事变的主要策动者之一，李先念在其中扮演着联络员的角色，二月逆流期间饱受攻击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以及在一月革命中崛起的工人造反派代表王洪文，成为怀仁堂事变的主要打击对象。

由此我们看到，从文革发展的历程来看，二月逆流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以前两条路线斗争在全面夺权阶段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在毛泽东的强力反击下打退了这股逆流，使得文革完成了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任务，但是仍然存在着严重隐患。这种隐患就是二月逆流是在毛泽东的强力反击下而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打退的，因而党内高层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的文革力量以后能否控制局势，就成为文革成果是否得到巩固的关键。这样一旦毛泽东不在了，林彪也背离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就很难阻止怀仁堂事变这样事件的发生了。

(3)二月镇反及反对二月镇反的斗争。

二月镇反，顾名思义，就是一九六七年二月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行动。这是军队支左以后发生的严重事件。狭义地说，是指一九六七年二月发生的镇压反革命行动;广义地说，是指一九六七年二月及随后发生的镇压反革命行动。本文所说的二月镇反，就是指军队这一时期在支左过程中发生的镇压反革命行动。

① 二月镇反的发生。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军队介入文革，进行支左，为此还颁布了军委“八条命令”，赋予军队必要的权力，支持造反派进行的夺权斗争。但是，事与愿违，军队却在支左中普遍支错了对象，造成两派政治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致使两派之间及其与军队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紧张的局面，对文革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军队在支左中普遍地支持了保守派，这样就引起了造反派的反弹。造反派认为自己响应党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符合文革的发展潮流，是正义的行动，不仅没有得到军队的支持，反而却遭到打压，因而造成造反派与军队之间矛盾的激化，引发造反派对军队的反击。军队支左负责人认为他们是奉命支左的，又有军委“八条命令”这样的上方宝剑，认定他们支持的保守派是左派，与他们作对的是造反派，因而对于不服从他们命令和要求的造反派就采取了强制措施，直至使用暴力行动。二月镇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二月镇反是军队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从文革发展的要求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军队介入文革进行支左是具有必然性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军队在支左中支错了对象，还采取了二月镇反的行动。虽然导致军队支错对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由于对两派属性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判断导致了错误的行动，错误的行动就在二月镇反中以极端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因而二月镇反行动的出现，究其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来说还是由于判断的错误造成的。

导致支左部队负责人判断上失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认识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立场所致。对有些部队负责人来说是认识问题，对有些部队负责人来说则是立场问题，当然有时还是认识和立场搅合在一起的。一般来说，由于认识问题造成的错误判断，一旦发现错误就容易得到改正;由于立场问题造成的错误判断，要其改正错误则要困难得多。因而从其改正错误的速度及其彻底性上，就可以反映出他们所犯错误究竟是由于认识还是立场造成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从当时的形势看，造反派将矛头指向了领导干部，在夺权行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自然会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保守派由于其派别属性，反对批斗领导干部，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军队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的要求。这样在军队介入文革后，就容易站在保守派一边，打压造反派。这是军队在两派斗争中支错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作了不少防范，还是发生了二月镇反中的严重流血事件。从对这些事件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本来这样的流血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却仍然发生了。制造这些流血事件的军队负责人从立场上站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以极端手段来抗衡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声誉。这是打着支左的名义，却对左派进行严厉打压的严重事件。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二月镇反的矛头所向。

总之，二月镇反是在军队支左过程中支错对象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导致支错对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二月镇反毕竟是对文革造成严重影响的重大事件，因而不仅要对其予以高度的警觉与注意，还要采取必要、有力的措施来予以解决。

② 二月镇反中的典型事件之一——青海二二三事件。

二月镇反中许多造反派遭到打压，其中影响最为恶劣的就是青海发生的二二三事件。那么，这个事件的具体情况如何呢?当时中央又是如何处理这个事件的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二二三事件呢?

1)二二三事件的概况。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青海省的造反派在斗争中形成了八一八和红卫兵总部两大派。一月中下旬，八一八先后夺取了《青海日报》和青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权。一月二十四日，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通知召开党委会议，研究交权问题。一月二十九日，八一八的四十个组织联合起来组成青海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西宁召开了夺权大会，宣布夺了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党政大权，一月三十日，《青海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并发表了夺权大会给毛泽东的致敬电和告全省人民书，又相继发表了第一号、第二号通告和《告全省农民书》等。

中央决定军队支左后，青海省军区支持八一八夺权，并上报兰州军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但是却引起了红卫兵总部的不满，他们冲进了省军区机关揪斗了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此后，刘贤权又召集军区常委会，撤销原来的决定，决定把支持八一八改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1]

尽管作出了这样的调整，但是青海省军区和驻军内部却在支左的认识上并不一致：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副司令员张江霖虽然由支持八一八转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但是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和总后青藏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则仍然表态支持红卫兵总部，并成立了青海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联合指挥部和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联合指挥部。二月十四日，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联合指挥部发表公告，决定自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起，对《青海日报》实行军事管制。八一八调动人马日夜守卫在《青海日报》社印刷厂院内，双方发生了严重对峙。

由于省军区在支左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又进一步激化、引发了省军区内部的夺权斗争。二月十五日以后，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被夺权，并遭到批斗、毒打、隔离和武装看押，这样省军区领导权就落到了副司令员赵永夫手里。赵永夫本来是支持红卫兵总部的，在他掌握了省军区领导权以后，更加大了对于八一八的打击力度。二月二十三日，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联合指挥部宣传车开到报社印刷厂大院门口的马路上，广播“通令”，宣布“青海省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予以“立即取缔”，并要求守卫在报社印刷厂内的八一八人员当天中午十二时全部退出印刷厂。八一八抗拒不退，并通过自己的广播，进行反击。下午二时许，部队进入报社大院。八一八派进行阻击，进入报社大院的部队开枪射击，酿成了重大流血事件。这次事件造成169人死亡，178人受伤。

二二三事件后，八一八派遭到严厉镇压，据刘贤权说：

“对革命群众和干部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软禁3504人。采用各种刑法(罚)对革命群众实行逼、供、信，不仅本人遭到逮捕、毒打、捆绑、抄家，而且株连了自己的亲属和小孩。同时，大搞‘请罪’，人人过关，人人写检查，有的集体跪倒‘请罪’，长达四、五个小时，继‘二二三’事件后，24日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革命师生，打死打伤12人，再一次制造了流血事件。”[2]

这就是青海二二三事件的基本情况。从中我们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青海造反派分裂为八一八和红卫兵总部两大派。省军区在如何进行支左上也存在着不同意见，刘贤权等人支持八一八，赵永夫等人则是支持红卫兵总部。虽然刘贤权等人后来从大局出发，由支持八一八改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但是赵永夫等人的态度却没有发生变化。这表明省军区内部在支左上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在一些人的支持下夺了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的权，军区内部支持红卫兵总部、反对八一八的一方控制了领导权。在他们掌握了省军区领导权以后，采取暴力手段，迅速展开了对于八一八的清剿行动。二二三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2)中央严肃处理二二三事件。

二二三事件发生后，中央层面对于这个事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鲜明地体现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和中央文革小组对于这个事件的不同态度上。

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听了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的电话报告后，对他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在西宁的街头，很快出现了大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叶”被误作“林”)[3]后来叶剑英还安排赵永夫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介绍了他们的经验。[4]从中可以看到，二二三事件发生的当天，赵永夫就用电话报告了叶剑英，还得到了叶剑英的支持、称赞，随后叶剑英又安排赵永夫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将镇压造反派的经验作了介绍，在更大范围内肯定了二二三事件。这里有一个疑问，赵永夫是在叶剑英批准以后才镇压造反派的，还是他自作主张镇压造反派以后才向叶剑英进行报告的，尚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披露。

二二三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小组迅速获悉了这个消息。由于这个事件涉及到军队支左问题，在弄清事实真相之前，中央文革小组保持了沉默，没有对此表示态度。这说明中央文革小组对这个问题的表态是非常慎重的。随后不久，这个事件的详细情况就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既有来自基层群众的告状信件，也有从青海逃回北京的红卫兵，还有被打死的北京红卫兵的学生家长，都到中央文革来控诉、上访。中央文革小组的《简报》刊登了红卫兵来信，控诉赵永夫武装镇压左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重新审查青海事件。三月十一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5]毛泽东批准调查以后，中央先后召开了四次调查会来查证这一事件。

第一次是三月十三日晚上，由关锋、戚本禹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这些红卫兵当时就在《青海日报》社，他们详细叙述了现场经过。第二次是三月二十一日晚，参加的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肖华等，调查对象仍是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这次调查会主要是围绕学生有没有枪，有没有开枪进行的。两次调查的结果是学生根本没有枪，更谈不上向部队开枪了。调查结果由关锋、戚本禹向周恩来、江青作了详细汇报。

第三次调查是三月二十三日晚，周恩来亲自主持调查会，江青也参加了。调查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通过调查，周恩来当场起草了由他署名的给毛泽东的报告交给与会负责人传阅，上面说：“看来开枪是有问题的，详细情况容后再报。”调查会结束之后，周恩来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文革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毛泽东、林彪汇报。结合会议调查，周恩来又反复核对了由赵永夫组织人去搜查八一八的枪支情况，他们从占领《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红卫兵处连一支枪也没有搜查出来。周恩来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干嘛还要向他们开枪呢!”

经过这三次调查，可以确定，工人、学生手无寸铁，根本没有枪，谁先开枪的问题一目了然。工人、学生连枪都没有，怎么开枪!周恩来说，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赵永夫搜查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来。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他事后又谎报军情，还假造了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接着康生谈了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大家听了都感到匪夷所思。这时叶群就说：“林总和我们林办从来没接到赵永夫的电话，也根本没回过电话。总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讲清楚。”周恩来答应了，说他将在下午向主席作汇报。

第四次调查是三月二十四日夜里从十一点半一直到二十五日凌晨，江青、叶群都来参加了，叶剑英、杨成武也来了，主持人仍是周恩来。调查对象除了前三次参加的人员之外，还有从青海过来的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针对前三次调查中的情况，周恩来向赵永夫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当面向他进行调查核实。赵永夫开始的时候还在左右搪塞，闪烁其词，企图为自己和他人进行遮掩，但在周恩来的追问之下，很快就结结巴巴，满头大汗，前言不搭后语，漏洞百出了。

当周恩来问到赵永夫说这件事请示了林副主席，林副主席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的时候。叶群站起来了，她说，那话绝不是林副主席说的。林彪打电话给叶帅，质问过叶帅，叶帅自己也承认，赵永夫是给他打过电话的。当时叶剑英也在现场，坐在那里一声不响。最后周恩来当场宣布：把赵永夫抓起来。解放军战士上去撕掉他的领章、帽徽，把他押了下去。[6]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徐向前、聂荣臻也同叶剑英一起参加了这次调查会，至于他们的发言目前尚未公布。[7]

在进行反复调查核实、弄清事实情况以后，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不仅为二二三事件定了性，还对这个事件作出了严肃的处理。“决定”首先公布了对这个事件的调查结果，指出了青海问题的实质：

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簒夺了军权;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作出如下处理：

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在兰州军区协助下全权负责处理青海事件;独立师、独立团、八○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三十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派制造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革命群众要同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赵永夫隔离审查，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此件除青海外，只在军事系统内传达。青海可在有关部门内部张贴，不许登报和广播。[8]

我们注意到，“决定”简要叙述了调查的结果，对二二三事件定了性，虽然对于主要肇事者予以了严肃处理，但是却没有追究涉事的干部、战士和群众的责任。对于死伤的人员要予以抚恤、治疗，用整风方法来解决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希望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搞好青海的文化大革命。二二三事件由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组建以他为首的青海省军管委员会，使青海文革进入发展的正确轨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青海发生大规模镇压造反派群众的流血事件以后，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对此并没有贸然表态，而是在具体了解情况以后，才向毛泽东呈送了请求重新调查二二三事件的报告。对二二三事件的调查，是在毛泽东批准以后才进行的。他们在四次调查中，先向现场人员了解基本情况，然后调查学生手中究竟有没有枪、是不是先开枪，再向北京、各地驻青海的红卫兵及其组织代表了解、核实情况，最后又以联席会议的方式，由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及其代表、青海省党政领导干部和包括赵永夫在内的军队领导干部共同参加，以对质的方式来核实、查证问题，最后才作出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并非像有人说的那样先入为主，而是在经过反复调查以后才形成的。

由此看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是在反复调查以后，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又立足于当时斗争的具体形势，经过反复研究以后，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的。同时，还限定了“决定”的传达、张贴、传播的范围。这反映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这个事件不仅是极为重视的，在处理上也是非常慎重的，在传播的范围上又是作出了严格限制的。这个“决定”扫除了青海文革的障碍，扭转了青海文革的方向，推动了青海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3)对二二三事件的评析。

二二三事件是军队在支左背景下发生的严重事件。这个事件的发生，形式上是支左部队与造反派之间矛盾的激化，实质上则是支左部队负责人赵永夫、张晓川及其所保护的领导干部王昭等人破坏文革行为的反映。否则的话，在造反派手中无枪仅是不服从支左命令的情况下，是不会采取如此极端手段来镇压造反派的。

从考察中我们发现，造成二二三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青海驻军在支左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严重分歧既表现在支持哪一派群众组织上，也反映在对哪些省级领导干部提供保护上。不仅如此，又引发了省军区内部的严重斗争，导致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被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夺取了领导权。在赵永夫掌握了省军区领导权以后，就以不服从命令为由，对八一八派红卫兵大开杀戒，酿成了二二三事件。

从二二三事件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赵永夫等人的错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支错对象。八一八是造反派，但是赵永夫等人不仅不支持他们，反而打压八一八，并对他们痛下杀手。二是没有处理好与八一八之间的分歧与矛盾。面对与八一八存在的分歧与矛盾，赵永夫等人既没有对他们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没有采取冷处理的方式，而是态度生硬、简单粗暴，直接以不服从军令为由，对他们采取了武力行动。三是八一八手中并没有枪支，只不过是拒绝服从军令撤出报社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赵永夫等人竟然命令部队向徒手群众开枪，造成了严重后果。四是时机不对。八一八当时既没有对时局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威胁，也没有主动袭击支左部队，又不是处于万分危急不得已的时候，不及时采取行动就会造成严重后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赵永夫等人却命令部队枪击八一八，酿成了严重流血事件。五是后果严重。这个事件造成了三百多人伤亡，不论在军队支左还是文革发展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就是赵永夫等人在二二三事件中所犯的严重错误。

二二三事件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不问青红皂白，不对遇到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不对面临的形势进行深入分析，就向不服从军令的群众擅自开枪，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这不仅败坏了军队的声誉，也败坏了文革的声誉，给正在进行的文革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正是因为这个事件的出现，才使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暴露了出来，引起中央的警觉，及时采取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拔掉钉子，扫除障碍，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当时的态势来看，青海二二三事件的出现虽然具有偶然性，但是从文革发展中几股力量的斗争上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却又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在通常情况下会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和缓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因为文革对领导干部队伍造成了巨大冲击，触动了当权派的利益。这样就会使军内和党政系统内部的一些当权派联合起来打压造反派。青海发生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不过是其中的极端表现而已。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二二三事件还得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支持与称赞。[9]虽然在同年四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为此作了检讨，[10]但还是反映出当时在打压造反派的问题上，叶剑英与赵永夫等人是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的。从这里不难看出，二二三事件与二月逆流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而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把二二三事件放在文革发展中几股政治力量的能动作用中来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对于这个事件有一个更为深入、详细的认识。

二二三事件是军队支左期间发生的惨烈事件。虽然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留下的教训则是沉痛的。这个事件极大地败坏了军队声誉，严重恶化了军民关系，其中的肇事者后来受到严肃处理也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正是由于这样，在对他们处理结果的报道、传播上才采取了若干限制措施。[11]放到文革发展洪流的大背景下，这个事件不过是其中的一股逆流而已。中央很快采取措施打退了这股逆流并对青海省实行军管，就将青海文革纳入了既定发展的轨道。

③ 二月镇反中的典型事件之二——四川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在二月镇反中又发生了四川严厉打压造反派的事件。既然这样，那么这个事件的基本情况如何呢?中央又是如何来处理这个事件的呢?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1)四川打压造反派事件的概况。

军队进行支左以后，随着军委“八条命令”的下发执行，成都军区支持了保守派产业军，而没有支持造反派。[12]其实，成都军区不仅没有支持造反派，还进一步打压造反派。这样就使得成都军区与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在市公安局查抄黑材料的问题上引发了双方之间的严重冲突。

一月二十九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到成都市公安局查抄黑材料。由于双方发生了争执，导致矛盾激化，造反派扣押了公安局负责人，抢走档案和枪支。次日，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协助公安部门，以反革命罪逮捕街道工业分团头头等十三人，将其游街示众后关进监狱。此后，造反兵团开始把斗争矛头指向成都军区。

二月十一日，成都军区逮捕军内造反派五十余人。当天，造反兵团和八二六在成都市举行“声援成都军区造反派”的示威游行，并冲及成都军区，企图揪斗成都军区领导人，开始围困成都军区，封锁军区南营门和东营门。十二日，造反派继续调集人员冲击成都军区，抓走军区司令部一个副参谋长，并开始在军营外搭棚住下，准备长期围困和封锁成都军区。十七日下午，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解大联总)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砸烂韦杰、甘渭汉为首的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誓师大会”(韦杰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甘渭汉时任成都军区第四政委)，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号召更多的人去冲及和围攻成都军区。[13]

成都军区迅速将成都、万县支左中遇到的问题上报了中央军委，请求指示。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地区几个造反组织的公开信。二月十九日，叶剑英又批复成都军区关于处理万县造反派组织的电报。[14]公开信和电报是支持成都军区采取措施对造反派进行打压的。我们下面主要介绍公开信的内容及其散发情况。

十八日凌晨，成都军区广播了叶剑英十七日批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兵团同志们的信》(后称“二一七信件”)，信中肯定了军区派出部队捕捉抢劫成都市公安局的几名首犯，对严重违犯中央军委命令的少数军内人员采取措施是完全正确的，要求造反兵团和八二六不要围堵、冲击军区，不要干涉军人行动自由;劝告参加冲及和围困军区的人尽快撤离军区。同时警告造反组织头头，如果不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继续煽动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区，冲击军区机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他们全部负责。下午，成都军区派出直升机在成都地区、其后又在全川散发了这封信。中央军委的公开信广播后，围困军区的造反派开始撤离。下午，八二六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针锋相对，血战到底。

二月十九日，四川省各地公安部门开始收容审查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采取专政措施，打压造反派。至二十二日，仅成都地区公安机关就收容337人。二月二十一日，成都造反兵团和八二六数万人在人民南路搞大规模的集会请罪活动。二月二十八日，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颁布了《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至三月四日，公安机关在成都地区拘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五千余人。三月二日，四川省公安厅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向四川省各市、专、州、县发出《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右派组织的意见》。三月五日，成都市公安局发布《紧急通告》指出：造反兵团和八二六等少数造反派头头，“打着造反派旗号，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罪恶活动”，要坚决予以取缔。此后，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一千一百多个。在镇反中，四川全省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八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三万三千余人。

从一月二十八日到四月五日，据不完全统计，经叶剑英批准，在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取缔了114个非法的或反动的组织。[15]

我们看到，成都军区在支左中是犯了严重错误的。这种错误表现在他们支持了保守派产业军，没有支持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八二六等造反派。不仅如此，还进一步采取措施打压造反派。这样就使得他们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走向激化。当然，不可否认，造反派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可能会出现激进的行为，但是即便如此，只要部队站稳立场，采取政治攻势，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着力化解双方矛盾，这些问题也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比如外地学生冲中南海、军校学员冲击国防部的事件就是这样解决的。[16]遗憾的是，当时四川驻军在支左的时候却没有能够这样做。他们不仅支错对象，还对造反派采取了打压行动。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成都军区采取这样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还获得了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的支持。这表明从逻辑上来说，他们的行动是与北京发生的二月逆流存在着密切联系的。

2)中央对于四川事件的处理。

成都军区在支左方面出现的问题通过不同途径反映到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因而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就采取措施来解决四川事件中的问题。

由于成都军区对造反派采取措施得到了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的支持，同时叶剑英也没有及时与中央文革小组沟通就批准了成都军区的行动，因而对于这个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他是负有领导责任的。这样在中央处理四川事件的时候，叶剑英就要为此承担责任，作出检讨。四月十四日，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发言，谈了对处理青海问题、成都问题和万县问题中的错误，还谈了“对中央文革的态度问题”，“主要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有时尊重不够。在研究讨论问题时，在某些问题上虚心接受中央文革小组同志的意见不够，有时态度不冷静，不慎重。”[17]四月十九日，叶剑英还为此给毛泽东报告，检查自己对中央文革小组态度不尊重、不冷静等问题。[18]

我们看到，叶剑英不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性发言，还向毛泽东提交了书面检查，承认自己在青海、四川问题上犯了错误。这个时候面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虽然叶剑英发出了“欲要整人，何患无辞”的牢骚话，[19]但是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出这样的检讨和表态对于事件的解决无疑是有利的。同时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帮助下，成都军区也在解决支左中出现的严重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发生在支左部队和两派群众之间，这个时候又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在不断发生变化，出现了新的情况，因而无形中就增加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尽管这样，成都军区还是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下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四月二十日，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的人员情况的报告。二十三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了。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20]

从中可以看到，成都军区在采取措施纠正以前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对此是肯定的、欣慰的。他不仅提议将这个报告印发给正在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还提醒军队注意另一种动向，要有思想准备，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就要采取正确态度予以妥善处理。同时，对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要进行正面教育，化解矛盾，增加共识，使运动在双方努力下走上正轨。

四川在原先支左错误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宜宾以及其它地区的军队、地方干部与两派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并导致了严重冲突。中共中央在综合调研了四川发生的这些问题以后，五月七日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成都军区在支持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纠正。五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死难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进行抚恤。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另案处理。

要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群众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21]

从中可以看到，中央明确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种错误不仅表现在支持保守派，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八二六打成反革命组织，还表现在支持宜宾军分区和宜宾地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派，镇压革命组织和群众，又表现在支持万县军分区制造了流血事件。虽然成都军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们一旦认识错误以后，迅速予以改正。这是值得肯定的。“决定”要求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要妥善处理善后问题，革命组织之间要加强团结，通过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实现秩序的稳定。

从以上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不论是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性发言、向毛泽东提交的检查报告，还是毛泽东对于成都军区纠正错误报告的肯定性批示，以及中央作出的《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都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采取措施纠正成都军区支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和人员进行平反，排出阻力，扫除障碍，支持造反派进行的夺权行动，将四川文革纳入既定发展的轨道。

3)对四川打压造反派事件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二月镇反期间四川出现了打压造反派的严重事件，不仅发生在成都地区，也在万县、宜宾等地出现了。这种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军队支错对象，即在军队介入文革后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却支持了保守派造成的。不仅如此，军队还采取了激进的手段来打压造反派。这又造成了造反派的反弹，致使双方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大批造反派群众由此遭到逮捕，酿成了严重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支左部队的行动获得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的大力支持。不论是叶剑英以中央军委名义批发的二一七信件，还是他批复的成都军区关于处理万县造反派组织的电报，就是明证。这样就使得成都军区行动起来更显得师出有名、理直气壮。由此反映出地方支左部队与北京二月逆流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他们在对待文革及其造反派方面是心照不宣地站在一起的。

成都军区采取的行动以及造反派遭到打压的情况，通过不同渠道迅速反映到中央，引起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警觉，并着手处理四川问题。叶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在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检讨性发言，并向毛泽东提交了书面检查报告的。不管其内心认识如何，作出这样的检查对于解决四川问题无疑是有利的。成都军区也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帮助下，开始解决支左中的错误，他们的纠错报告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与此同时，中央还召开由两派群众和支左部队共同参加的会议，处理四川文革中的问题。经过反复调研以后，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被打成反革命的组织、群众和干部予以平反，希望大家团结起来通过革命的大联合来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样在中央主导下，为造反派恢复了名誉，纠正了支左部队的错误，扭转了四川文革的发展方向，为四川文革走上正轨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见，四川发生打压造反派的事件，是由于在运动中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同时造反派(即有军内的，也有地方的)的行动触动了军、地当权派的利益，而在维护当权派利益方面军、地双方又有着一致性，再加上认识以及没有经验等因素的作用，才导致军队支错对象，对造反派予以打压的。这样就与中央的愿望背道而驰，致使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逆向变化，对于全面夺权乃至于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都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种错误虽然在中央的主导下基本上得以纠正，但是其产生的危害仍然是深远的。

④ 二月镇反中的典型事件之三——内蒙古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内蒙古军区在支左中支错对象，打压造反派，成为二月镇反期间的典型事件之一。这个事件与其它事件的不同在于，当中央指出内蒙古军区支左犯了严重错误以后，一些干部、战士拒不接受中央决定，反而进京上访，在会议上鼓噪闹事，打伤军区领导干部，最后是在中央采取强力措施以后，才将这个事件平息下去的。

1)内蒙古两派的斗争和中央纠正军区支左错误。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内蒙古在斗争中形成了呼三司和和工农兵、无产者等若干个全区性组织。从两派的派别属性来看，呼三司属于造反派，工农兵、无产者则是属于保守派。双方又各有不少群众组织组成，彼此之间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内蒙古日报》的夺权上暴发出来，并进一步酿成了两派以及军队与造反派之间的激烈斗争。

一月十一日，《内蒙古日报》社内部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夺了报社的大权。一月十八日，东方红的对立派组织红卫军总部(无产者派的)又进行了一次夺权。呼三司支持东方红的夺权，无产者则支持红卫军总部的夺权。这样围绕《内蒙古日报》社的夺权，呼三司与无产者、工农兵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内蒙古军区在两派斗争中支持无产者派的红卫军总部，反对呼三司派的东方红。这样内蒙古军区就鲜明地站在了保守派一边，而没有支持造反派，引发了呼三司的不满。一月二十九日，呼三司数千人包围了内蒙古军区南大门并在那里静坐示威。军区则在南大门修筑临时工事，在楼项上架起了机枪，枪口直对南大门外。

二月五日正午，内蒙古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手拿话筒向军区喊话时，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向韩桐瞄准射击，打穿肺动脉，经抢救无效死亡。枪击事件迅速上报中央。周恩来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特急电报，要求内蒙古军区立即停止冲突，不要扩大事态;同时要求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内蒙古军区、呼三司和红卫军总部四方面，各派三至五名代表来京，商谈解决内蒙古问题。

二月十日，周恩来与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内蒙古四方代表，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打死韩桐的经过，当即命令内务部调查事件原委。内务部部长曾山立即带领技术人员飞赴呼和浩特。经过详细调查，查清了柳青开枪打死韩桐的全部过程。后来柳青被判处死缓，又改判无期徒刑。[22]

由于内蒙古军区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严重错误，同时两派之间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以及军区与造反派的矛盾也在不断走向激化，因而为了解决内蒙古的问题，周恩来等人从二月十日至四月十三日先后六次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和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听取意见，进行协商，查证事实，弄清真相。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

“决定”说：二月五日以来，内蒙古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呼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逮捕了大批革命群众，支持了内蒙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及其操纵的保守组织。王逸伦、王铎(二人均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要负主要责任。王逸伦隔离反省，王铎停职检查，交群众批判。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吴涛(原副政委)任军区政委;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刘贤权到任前，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代理。[23]

从中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是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这表明中央对于内蒙古事件不仅是高度重视的，在处理上也是非常慎重的。“决定”指出，内蒙古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才处理了内蒙古自治党委若干负责人，还改组了内蒙古军区领导班子，调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原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吴涛任军区政委，以他们两人为首成立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样就纠正了内蒙古军区支左中的错误，支持了造反派，打击了保守势力，拨正了内蒙古文化革命的方向。

2)围绕中央“决定”展开的激烈斗争。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发布后，对内蒙古两派斗争以及军队所犯错误的属性作出了界定，支持了造反派，压制了保守派，纠正了军队支错中的错误。这样就引起了保守派和一些支左部队干部、战士的不满，于是他们开始采取行动抗衡中央“决定”，甚至要求中央重新调查，企图改变这个“决定”作出的判断。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中央“决定”发布后，被宣布为保守派的工农兵、无产者等组织的大批群众不服，纷纷上街游行，要求中央重新调查内蒙古的情况。五月十一日，两派群众数千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机关发生大规模武斗。由于“决定”认为内蒙古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因而参加支左的干部、战士也表示不理解，许多人参加了支持工农兵、无产者的游行示威活动。到内蒙古代理军区司令员的滕海清也遭到了多数军区干部、战士的反对和围攻。内蒙古军区的干部、战士两千五百多人还前往北京告状。

到北京的内蒙古军区干部、战士一面上访告状，一面在北京寻求支持自己的力量。北京的造反派因为中央已明确表态，所以都不支持他们。后来内蒙古军区的军人找到了一些被中央宣布为反动组织联动成员的北京老红卫兵，得到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五月中旬，一批北京老红卫兵来到了呼市。他们在进行了一些调查了解后，发表了支持内蒙古军区和工农兵、无产者的看法。一份署名为首都红卫兵最爱党、最爱毛主席、最不怕死战斗队发表的《关于内蒙呼市形势的十点看法》的传单曾在呼市流传，传单中断言：“中央八条”(即《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是不得人心的，是三司中一小撮人勾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谎报军情，欺上压下造成的，是有原则错误的。传单中说：“一切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以及一些不愿和工农兵相结合的学生是为八条欢呼的，是仗有八条而无所不为的，广大工农兵都不同意八条。”传单号召“坚决造八条的反”。

到北京告状的内蒙古军区的军人受到中央多次接见，每次接见都出现“顶牛”的现象。周恩来等人三番五次地宣传中央的政策，这些人则顽固地要求中央收回八条。会场上常常出现哄闹、混乱的局面。这种状况在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内蒙古军区问题的通报》中反映出来：

在五月十六日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接见的大会上，他们无理取闹，不听总理讲话，多次高呼对抗中央决定的反动口号。还当场打伤了一位拥护中央决定的内蒙同志。在五月二十日的大会上，他们反抗中央决定的活动愈演愈烈。他们在大会上拍桌子、跺脚、起哄、抢夺扩音器，大喊大叫，冲上主席台，将内蒙军区政治委员吴涛同志毒打致伤(这是五月二十四日发生的事件——引者注)，还殴打了军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和会场服务人员，甚至公然在会场上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反对中央的五条反动要求。[24]

鉴于内蒙古军区到京上访的干部、战士不仅无视中央作出的“决定”，甚至还起哄、闹事，拒不接受中央的劝解，要以实际行动对抗乃至推翻中央的这个“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采取果断、严厉的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军委将准备向全军转发的内蒙古军区的命令报送毛泽东。这个命令在毛泽东五月二十二日批准后，于五月二十三日转发全军。命令指出：一、内蒙古全体来京人员必须于五月二十四日前全部离京返回;二、内蒙古军区机关和部队一律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许串连，不许随便参加游行和集会;三、对少数对抗中央指示的人，视其情节轻重给予适当处分;四、军区指战员绝对不参加武斗，要坚决反对打、砸、抢、抄、抓;五、支持左派群众组织，教育和团结保守组织群众。[25]

这个命令转发全军以后，中央仍然在做内蒙古这些上访人员的工作，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对他们进行耐心疏导、劝解，希望他们遵规守纪，服从中央“决定”，执行军委命令，尽快离京返蒙，做好“三支两军”工作。但是出人意外的是，在接见会场上竟然出现了打伤内蒙古军区政委吴涛的严重事件。这表明他们放弃职责，目无军纪，以派别利益为重，藐视中央权威，严重破坏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做思想工作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才能遏制住这种行为，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五月二十四日在政协礼堂的接见大会上出现了打伤内蒙古军区政委吴涛的事件。二十五日，周恩来下令逮捕打人凶手，并到毛泽东处报告内蒙古问题。二十六日，周恩来约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粟裕等商谈解决内蒙古问题。当天作出中央军委五条决定。决定内容如下：

根据内蒙古军区在京人员这几天的行动，采取如下决定：

1、对黄厚、王良太实行隔离反省，对刘昌、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停止与各方一切联络。

2、对24日捣乱会场，殴打吴涛，宣读五条反动要求的少数头子实行清查逮捕。

3、对现在六个招待所的788人宣布禁止外出，让他们自己检举来京闹事的为首人员和后台指挥人员，这些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暂不回蒙。

4、准备调一师兵力移驻呼市，将不守纪律的警卫营、通讯营一部分人员、高炮营、测绘大队等调离呼市，分驻北京军区指定地区。

5、宣布内蒙古军区为省级军区，划归北京军区编制，滕海清、吴涛、刘彬立即随北京军区调进部队回呼市指挥。

由此可以看到，这个决定是坚决果断的，也是极其严厉的，表明中央不仅要采取有力措施来纠正内蒙古军区支左中出现的严重错误，而且对寻衅闹事、对抗中央“决定”的人也要采取强制手段了。中央在通报中把内蒙古军区军人们在北京的行为定为“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是违反党纪、军纪和国法的犯罪行为。”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内蒙古军区问题的通报，并将中央军委五月二十六日的决定印发到全军团以上党委。

滕海清、吴涛立即随北京军区××军××师(原文如此——引者注)开进呼和浩特，以稳定局势。当时，被定为保守派的红卫军等组织在五月十日制造了冲击内蒙古党委办公室大楼的事件后，一直占据着内蒙古自治区工会大楼。××师进驻呼市后，派兵包围了这座位于呼市中山路上的高大建筑。五月三十日，军队占领了工会大楼，红卫军等组织被强行解散。[26]

这样以收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室大楼、解散红卫军等组织为标志，支持了造反派，纠正了内蒙古军区支左中的错误，打击了破坏文革的保守势力，扭转了内蒙古文革的发展方向。

从中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四月十三日作出《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以后，不论是保守派还是内蒙古军区支左部队中的一些干部、战士，都对中央的这个“决定”表示不满。他们不仅采取游行示威的方式进行抗议，还组织人员到北京上访，企图推翻这个“决定”。这些上访人员得不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却与被打击的老红兵联合行动，向社会表达他们的诉求，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仍然召开会议，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他们进行劝解、疏导，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可是，他们却乘机在接见会上起哄闹事，甚至打伤军区领导干部和军委办公厅工作人员，致使中央通过协商来解决内蒙古问题的努力化为泡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来处理内蒙古问题的。

3)对内蒙古打压造反派事件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内蒙古军区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以后，不论保守派还是支左部队的不少干部、战士都是对此表示不满的。他们不仅采取游行示威的方式进行抗议，还组织一些干部、战士到北京上访。即使在中央召开的接见会上，上访的干部、战士还肆意闹事、打伤拥护中央“决定”的领导干部，其意图就是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改变看法，最终推翻中央的这个“决定”。

从考察中可以发现，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是正确的，对于两派群众组织和军队支左所犯错误的定性也是符合实际的，并没有出现偏差。但是，保守派和军区支左人员却无事生非，以实际行动来挑战中央“决定”。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中央权威的行为。这里尤为让人警觉的是内蒙古军区支左人员的态度。他们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严重错误，不仅不反思悔改，反而认为中央作出的“决定”不公，进而在中央召开的接见会上，既不进行沟通，又无视中央疏导，起哄闹事，打伤军队领导干部，要求中央收回这个“决定”。这表明这些支左人员目无党纪、军纪，深陷派性之中，以小团体利益为重，采取实际行动来要挟中央了。

内蒙古军区在支左中支持了保守派，打压了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仅没有支持文革反而严重阻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与中央确立的支左方针背道而驰的，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右倾错误。因而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中央就必须采取措施来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这就要求他们在两派斗争中站稳立场，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但是却遭到了这些人的抗衡与反击。他们不仅拒不承认错误，还吵闹不休甚至在接见会上大打出手，致使中央进行的反右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

军队本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文化大革命得以进行的坚强后盾，可是在支左部队中却出现了这种行为，就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高度警觉。虽然这种行为只是出现在部分支左部队中，但却是其性质发生变化的前兆。这表明他们在服从党中央领导和支持派性之间发生了动摇，显示出脱离中央领导的迹象，从而使得中央不得不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将这种现象遏制在萌芽状态，防止其孳生蔓延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危害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总的来说，内蒙古军区支左部队的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二是在党中央作出“决定”以后，拒不承认错误，还采取实际行动来对抗中央，拒绝改正错误。因而内蒙古军区支左部队在与其它多数支左部队同样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同时，还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就是不仅拒绝接受党中央对他们所犯错误的判定，还采取实际行动来迫使中央改变这种定性。这反映出他们派性思维作怪，试图挑战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而破坏文革发展的大局。这是一种严重的动向，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高度警觉。因而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处理内蒙古的问题就成为中央必然的选择了。

⑤ 二月镇反中的典型事件之四——湖北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湖北打压造反派也是二月镇反期间的典型事件之一。由于我们下文还要研究武汉七二○事件，因而就把武汉军区在二月镇反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放到下文七二○事件中一并进行研究，此处就从略了。

⑥ 二月镇反中其它若干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前文我们介绍了二月镇反期间的三个典型事件——青海二二三事件、四川打压造反派的事件、内蒙古打压造反派的事件。由于湖北打压造反派的事件以后还要介绍，此处从略。下面我们介绍二月镇反期间其它若干打压造反派的事件，并作出简要分析。

1)南京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军委“八条命令”发出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把坦克开进了南京城。许世友要求军区党委常委认真学习这个命令，深刻领会，坚决执行，特别强调军以下不搞“四大”。许世友说，没有叫你搞“四大”，你偏搞“四大”，把你抓起来，那有什么可说的!南京军区把政治部领导的“三团两队”(即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下放到各野战军，由部队代管搞正面教育。责令《人民前线报》停刊。拆散步兵学校，疏散人员，连同有造反倾向的军区机关干部，一律派往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去参加“三支两军”。对闹得凶、跳得高的造反组织和造反派，采取了硬性措施。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的所属部队共有22人被逮捕、8人被开除、475人被看管或隔离反省。南京市有10个群众造反组织被取缔，有330多个造反派头头被关押。所有被看管、被隔离、被关押的人都要写检讨，交代问题，向毛主席请罪。[27]

从中可以看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以军委“八条命令”为依据，对造反派采取了打压行动。虽然他说的军以下部队不搞“四大”是正确的，但是为了打压军内造反派，许世友不仅把文体人员下放，停办军区报刊，拆散步兵学校，将这些单位的造反派下放到基层去，还采取强硬措施取缔造反派组织，关押、隔离、逮捕造反派，以期实现局势的稳定。即便一些造反派存在激进行为，但是采取这样的手段无疑会压制造反派，制约文革进一步发展的。

2)湖南省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在湖南长沙，传达了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后，湖南省军区立即行动，于二月五日开始抓捕湘江风雷的大小头目，两三天内长沙抓捕约千人。二月七日，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湘江风雷头头的大会。湘江风雷组织庞大，号称百万之众，被抓捕的各级头目上万人。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星火燎原是在全军有很大影响的一个造反派组织。他们分头前往全国各大军区去串连，支持造反。他们号称曾经在一周内横扫了几个大军区，他们的旗帜一度飘扬在几个大军区的办公楼顶上。星火燎原组织中有几个人参加了长沙湘江风雷的活动。中央军委二月九日发出通知说：“最近在湖南长沙，解放军艺术学院三人参加了反动组织‘湘江风雷’，进行反革命活动，还有部分学生，特别是艺院‘星火燎原’在湖南、沈阳、福州等军区造谣、抄家，任意抓人，带头冲击军事领导机关，进行残酷武斗，抗拒毛主席批准的八条命令。为了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以护军纪，保卫文化大革命，军委决定：艺术学院所有人员，限五天之内返回本校进行整风，违者以军纪处分。”[28]

从中我们看到，湖南省军区在报经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以后，对湘江风雷采取了打压行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造反组织星火燎原到各地串连，有人还参加了了湘江风雷的行动。军委要求军队造反派停止串连，回校进行整风。本来，湘江风雷是湖南一个声势浩大的造反派组织，但是中央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在没有认真调查的情况下，就批准了湖南省军区的报告，解散了湘江风雷，抓捕了其中的骨干分子。这个事件后来在毛泽东主导下，为湘江风雷平了反，释放了被捕成员，中央还为此承担了主要责任，省军区也在自我批评后被改组。[29]尽管如此，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湖南省军区在二月镇反中的激进态度。

3)广州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军委“八条命令”公布后，广州军区集中打压冲击过军区的一些造反派组织，这些组织包括八一兵团、老红军、千钧棒、大中红旗等，大部分为工人组织。军区在宣读了军委“八条命令”后，在广州逮捕各组织头头450人，在广州以外地区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238人。在广交会开幕前的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的一周内，又逮捕了造反派头头508人。这样，广州军区前后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1196人。但广州军区打压的造反派组织多为工人组织，对学生造反派组织头头没有抓，对逮捕的造反派头头多数很快便释放了，而且对宣布一些要勒令解散的组织也进行了平反，所以周恩来在接见广州各派代表时说：“广东的处理是很谨慎的”，广州军区的错误“还不那么严重”。[30]

从中可以看到，在“军委八条命令”下发后，广州军区二月镇反的对象主要是工人造反派组织，逮捕的也是工人造反派头头，对于学生造反派则没有抓，也没有对他们成立的造反派组织采取行动。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广州军区在发现错误以后，能够及时采取措施纠正错误，不仅将他们逮捕的造反派头头很快释放了，还为被解散的一些造反派组织进行了平反。这表明广州军区虽然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从错误的程度上来说不仅比其它军区小，还将所犯错误予以了及时纠正。这是应该肯定的。正是因为这样，周恩来在接见广州各派代表时，才说出了广东对问题的处理是谨慎的，广州军区的错误还不那么严重的话。

4)沈阳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吉林省驻军(包括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对省内比较激进的造反派长春公社施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军事压力。驻军公开表态支持二总部，而不承认长春公社。二月二十六日，驻吉部队参加了对二二三事件的控诉大会，并出动飞机撒放批评长春公社的传单，会后又派部队参加了对公安联总负责人的游斗。三月四日，驻军对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出兵实行纪律制裁，抓了他们的头头。在驻军强大的压力下，长春公社等组织被迫打着白旗请罪，组织被压垮了。在组织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八一五整风时，驻军又提出了“三个彻底”，即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改组，最终使这三大组织瓦解。[31]

从中可以看到，沈阳军区的吉林驻军在二月镇反中对于长春公社、公安联总、红色造反团、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八一五等造反派组织进行了打压行动，最终整垮了这些造反派组织。这表明他们在支左中没有对吉林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及其斗争状况进行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而是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名义，相当然地作出了判断，认为谁对现有秩序造成了冲击就要打压谁。这样就支错了对象，对正在进行夺权的造反派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个时候固然存在一些造反派及其组织的激进行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他们中的激进行为，开导、教育造反派，使他们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就成为支左行动中面对的首要任务。遗憾的是，吉林驻军在这方面显然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而是简单地对造反派打压了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认识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立场使然。

5)福州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福州军区在军委“八条命令”发布后，对多次冲击军区的造反派进行了严厉打压。二月十一日，福州二十万军民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一次新反扑誓师大会”，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在大会上批判了造反派冲及军区的行为，他在讲话中说：“福建省、福州市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然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三月九日，红九二总部负责人王泉金、福建省教工赤卫军头头蔡兆基、吴丘陵等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开逮捕。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林乃清宣读解散公告，勒令解散红九二、革委会师院分部、教工赤卫军师院分部等组织。三月二十二日，福建中医学院召开“声讨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当场逮捕张志耀等八人，拘留了林要火、吴梅英等十四人。据福建省军管会统计，“全省各地军队、人武部和军管部门出面逮捕和拘留两千多人，取缔和解散了八十多个大小组织。对军内四大单位和军区机关中少数人违反军委‘八条命令’问题的处理，逮捕八人，拘留六十五人，解散了几个组织。”[32]

从中我们看到，福州军区在军委“八条命令”下发后，召开大会，大造声势，逮捕、拘留了大批造反派头头，取缔、解散了许多造反派组织，还对军内造反派采取了强制措施。在高压之下，福建造反派遭到了严重打击，也进一步激化了造反派与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福州军区显然在支左中支错对象，打压造反派，犯了严重错误。这样就制约了福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南京军区、湖南省军区、广州军区、沈阳军区、福州军区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严重错误。我们把这些军区在支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与前文青海省军区制造的二二三事件、成都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内蒙古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和武汉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大军区、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虽然它们所犯错误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从性质上来说都是支错对象，打压了造反派，支持了保守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⑦ 中央处理二月镇反的方针政策。

各地出现二月镇反的行动后，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上报到中央，中央对于各地在支左过程中出现的这些行动，又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呢?

1)中央对于二月镇反的定性。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当时由于复杂的原因，军队支左在开始的时候普遍支持了保守派，而没有支持造反派，因而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认为军队在支左中普遍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二月镇反不过是军队支左中的具体行动，就是这样被定性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

中央作出这样的判断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对于二月镇反进行调查研究后的慎重决定。“三支两军”的核心是支左。当时军队介入文革，就是要支持左派进行的夺权行动。既然进行支左，就要在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中，首先弄清楚究竟谁是左派。这就不能仅看这些打着造反旗号的群众组织自己宣扬了什么，而是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通过缜密的分析将造反派和保守派区分开来，对他们所在群众组织的性质作出准确判断。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将两派区分开来，对他们所在的群众组织作出准确判断呢?

这还是要从他们对待领导干部的态度入手。由于走资派就潜藏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因而就要从这些群众组织对待领导干部是造反还是保护的不同态度中来做出决定。一般来说，对领导干部进行造反的，是造反派;保护领导干部的，是保守派。当然，这个时候还要将真造反与打着造反旗号却保护领导干部的假造反，以及不问青红皂白认为凡是领导干部都要造反的极“左”派区分开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进行分门别类，弄清楚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从而确定支左对象，进行支左行动;否则的话，就会支错对象，犯方向、路线错误。

军队之所以在支左中发生了二月镇反的行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就是因为在两派斗争中没有支持左派，反而支持了保守派造成的。本来，支左就应该支持造反派，但是军队却在支左中不仅支错对象，站在保守派一边，还帮助保守派打压造反派。这样军队就与保守派心照不宣地和被批斗的领导干部站在了一起，成为他们的保护人。而走资派就潜藏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实际上也就成为这些潜藏在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的保护人了。这是与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背道而驰的。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才指出多数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由此我们看到，对支左部队作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论断，并不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主观臆断，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这种事实依据表现在军队在支左中支错对象，不仅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支持了保守派，还帮助保守派打压造反派。这是把他们定性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根本原因。

2)中央处理二月镇反的基本方针。

军队支左特别是在二月镇反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中央处理这些错误的基本方针是，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在内部整风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得支左部队负责人能够转变态度，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

军队支左特别是二月镇反所犯错误被定性为方向、路线错误以后，如何确定处理的基本方针，不仅是对这些军队领导干部的处理问题，也是关系到文革如何继续发展的重大问题。由于没有经验以及其它复杂的原因，军队在支左初期犯了不少错误，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党的政策历来是，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即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如果在中央的指导、启发和帮助下，及时进行自我批评，发现错误，纠正错误，也不过是认识问题，转变过来就是了;否则的话，知错不改，固执己见，就只能是立场问题了。[33]

除去制造了流血事件以及特别严重的事件以外，在二月镇反期间所犯的错误，都是作为党内错误来处理的。虽然这些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对他们所犯错误的定性，直接关系到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处理方式。这个时候毛泽东把他们犯错误以后能否及时转变过来，作为判断他们是由于认识还是立场问题所犯错误的主要标准，就不仅践行了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也给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认识、改正错误提供了机会，还有利于促进犯错误的干部及时转变态度，积极支持左派的夺权行动，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保驾护航。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为了贯彻这一基本方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先后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毛泽东为支左部队负责人做说服、教育工作，并为他们承担责任;毛泽东亲自纠正若干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转发支左部队的经验和检查，为下一步纠“左”指明方向;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支左部队负责人做出严肃处理的同时，还开办各级训练班，将支左干部特别是犯了错误的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通过这些措施使得许多支左部队负责人逐渐提高了觉悟，转变了态度，纠正了错误，加深了认识，将支左工作纳入文革发展的轨道。

由此我们看到，在对二月镇反所犯错误定性为方向、路线错误以后，除去制造了流血事件的军队负责人以外，处理的基本方针是通过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进行的。为了促进他们态度的转变，又进一步将他们所犯错误的原因分为认识问题和立场问题。这是为了能够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践行党的民主作风，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才采取的有效措施和手段。

3)中央严肃处理二月镇反中的流血事件。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中央对于二月镇反中的流血事件是作出了严肃处理的。青海二二三事件是二月镇反中影响最为恶劣的流血事件，造成这个事件的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被隔离审查，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青海省委书记王昭被隔离反省。[34]对于枪杀内蒙古师范学院学生韩桐的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判处了重刑。[35]为什么中央对于二月镇反中的流血事件作出了严肃处理呢?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许多支左部队负责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究其原因不是认识问题就是立场问题。即便立场问题，如果没有导致事态恶化、造成严重后果，一般来说也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但是，如果不问青红皂白，擅自开枪，造成了严重流血事件，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这样不仅与文革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而且是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采取实际行动，公开镇压造反派，由支左变成了文革发展的反动，破坏文化大革命，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缘故。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对二月镇反中的流血事件作出严肃处理了。单纯是支错对象，还不致于如此。后来受到这样的处置，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在支左中盲目行动，滥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用血腥方式镇压造反派，造成了严重流血事件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以镇压造反派的方式来反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要害在这里。

当然，话又说回来，军队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是为文革发展保驾护航的。如果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在说服、教育无效且已严重影响到文革发展大局的情况下，不是不可以动用武力的。但是，即便这种情况下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对谁动用武力，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动用武力，动用武力只能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是针对造反派，在他们手中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开枪射击，就是镇压造反派了;即便是针对保守派，在他们手中没有武器的情况下，也是不能随意开枪射击的。不论是对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对于流血事件负责人的处理，就要以此为准绳，分析这些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针对谁，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动用武力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于流血事件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与评判。

我们知道，军队支左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36]对二月镇反中流血事件的严肃处理，是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为文革发展提供有力保证。这就要弄清楚流血事件出现的背景，正确、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些事件，严格管控支左部队，将其纳入文革发展的轨道。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将二月镇反定性为方向、路线错误，处理的基本方针是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进行内部整风、批评和自我批评，使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从思想上转变过来，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对于造成严重流血事件的领导干部进行严肃处理，不仅是为了分清是非，追究责任，拨乱反正，回归正道，也是文革发展的进一步要求。

⑧ 对二月镇反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二月镇反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在支左过程中发生的严重事件。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性，能够在支左期间展开有效行动，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令”，赋予军队必要的职权，支持左派进行的夺权行动，为文革发展保驾护航。遗憾的是，许多部队介入文革以后，却支错对象，严厉打压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文革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打压造反派阻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造反派当时是文革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推动着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深入发展。二月镇反开始以后，许多支左部队负责人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将矛头指向了造反派。各地造反派纷纷遭到逮捕、关押，组织被解散，致使文革的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这种情况出现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时采取措施，通过说服、教育、批发文件等多种形式，诱导、帮助支左部队负责人认识错误、纠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当时除了对极少数造成严重流血事件的支左部队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以外，其他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是作为认识问题来解决的。这表明中央对于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不仅在态度转变上是非常关心的，在处理上也是十分慎重的。

本来，军队介入文革是要进行支左的，但是却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愿望相背离，随意行动，支错对象，严厉打压了造反派。由于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又是在中央命令下进行支左行动的，因而一旦支错对象，会对文革中政治力量(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干部队伍的分化)的格局造成严重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对两派力量的不 同作用上，不仅改变双方政治力量的对比，还会导致造反派与军队的关系急剧走向恶化，斗争形势呈现出紧张、多变的状态，两派之间、军队与两派之间、干部与两派之间、军队与干部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斗争。这样短时间内就在夺权和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致使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更为曲折，成为这个阶段文革时间不得不延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话又说回来，尽管绝大多数支左部队依据军委“八条命令”的授权，在支左初期抓捕了许多造反派，解散了不少造反派组织，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从军队介入文革以后维护局势稳定、防止事态恶化和保护工农业生产发展的角度上来说，当时军队介入文革不仅是必要的、及时的，也是文革得以进行的有力保障。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批评军队这个时候所犯错误的时候，也对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军队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了肯定。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同徐向前等几位老帅谈话。谈到一九六七年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时，毛泽东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37]因而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仅要认识到军队介入文革后表现出来的两面性，还要认识到究竟是哪一面占据主导地位，哪一面处于次要地位，以及两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从而进一步界定其性质并对其发展的趋向作出评判。

既然绝大多数支左部队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么这些支左部队的行动就与文革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了。这种逆文革发展方向的错误，阻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则是属于右的错误，因而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就要纠正这些错误，开展反右行动。只有这样才能纠正支左部队所犯错误，使他们改变支持对象，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从这里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纠正支左部队所犯错误，就是在全面夺权阶段为使文革顺利发展所采取的反右行动。

不难看出，二月镇反对于文革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如果单从二月镇反来看，军队介入文革是负面的。但是把二月镇反放到军队“三支两军”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军队介入文革的两面性就凸显了出来。其实，二月镇反不过是军队介入文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消极的那一面而已。即便这样，有一些违背文革发展要求的极“左”派和保守派分子也在二月镇反中被清除了。只有这样才能对于军队介入文革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为了稳定支左部队领导干部的情绪，使犯错误的干部能够及时认识错误、纠正错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除去对于制造严重流血事件的军队负责人以外，对于犯错误的绝大多数支左部队负责人则是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作为党内错误来处理的。这样就便于他们及时转变态度，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二月镇反期间发生的错误是在没有发生重大波动的情况下予以纠正的。这对于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4)七二○事件及反对七二○事件的斗争。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继北京发生二月逆流和各地出现二月镇反之后，武汉又发生了七二○事件。这个事件的鲜明特点在于，支左部队及相关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竟然采取激烈手段来对抗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这在文革发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那么，这个事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其基本概况如何?对文革发展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呢?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从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武汉的斗争形势说起。

①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的武汉文革形势。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武汉的文革形势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过了复杂演变才逐渐形成的。因而要研究七二○事件，就要对事件发生前的斗争状况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

1)武汉两派的形成及其斗争。

文革开始以后，工作组时期，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兼省长张体学按照中央一线常委的部署，在陶铸、王任重指导下，将矛头指向学生、知识分子，要排除“干扰”、“抓游鱼”，在群众中间抓阶级敌人，对准了造反派。不仅如此，他们还组织、扶植保守派红卫兵来对付造反派红卫兵，形成了尖锐、复杂的斗争，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大串连开始后，北京红卫兵南下到了武汉，与武汉当地的红卫兵一起进行斗争。当时张体学曾声泪俱下地带头“控诉赵桂林”(中国人民大学来汉串连学生)，要大抓“南下一小撮”。北京南下红卫兵就在湖北省委门前进行绝食斗争，武汉当地一些造反派红卫兵也参加了这次绝食斗争，在大马路上坐了几天几夜。

文革进行过程中，造反派红卫兵遭到了院校文革机构和保守派红卫兵的打压，这些打压或公开或暗地得到了湖北省委及其下属机构的支持。比如，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省教育厅决定给大专院校师生每人发一套《毛泽东选集》，武汉测绘学院院文革竟然不给本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毛选，结果引发他们的抗议，并在会场上发生了冲突。省委组织文革前的老模、学毛著积极分子到大专院校做报告，说炮轰省委的人是反党、反革命;还调动大学生中的保守派到造反派比较强的学校搞“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动员官办红卫兵围攻造反派红卫兵，说造反派红卫兵是受北京南下串连学生操纵的，是一小撮反革命;不仅如此，还进一步限制造反派红卫兵参加一九六六年的国庆活动，后来是在他们的抗议下才不得不让他们进入会场的。[1]

这些行为引起了造反派红卫兵的愤怒，也使他们认识到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必要性。于是在外地来汉学生的联络下，武汉高校的造反派联合起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二司)。当时湖北省委还派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进行了授旗活动。[2]

本来，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原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发起人，因而司令部总指挥的位置就留给了华工，但是华工却没有派人参加司令部，这样就只好由武汉测绘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负责人杨道远以副总指挥的身份代理总指挥职务。出人意料的是，后来红司(新华工)成立后又到处拉人，特别是拉中学生参加红司(新华工)，让人感到颇为蹊跷，从而埋下了后来钢新两派分裂的隐患。[3]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高校造反派成立二司的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

其实，二司成立以前，十月十五日，武汉造反派和北京南下造反派就在省委礼堂共同组织召开了第一个批判湖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二司成立以后就迅速展开行动。十月下旬，湖北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二司要求参加三级干部会，遭到湖北省委的拒绝，于是他们就强行进入会场散发材料，进行宣传活动，致使三级会议被迫中断。十一月十一日，二司在武昌体育场冒雨召开向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

文革开始后，由于《湖北日报》作为省委的喉舌不断批判造反行动，十一月十六日，二司、红卫兵武汉第三司令部、哈军工、西军电、北航红旗等外地来汉串连学生及其他造反者占领报社大楼，发表通告，要求改组《湖北日报》编辑部。武汉市各造反组织闻讯后到《湖北日报》社声援，一时间各造反派的红旗插满整个报社大楼。几乎就在占领报社大楼的同时，二司又夺取了武汉有线广播台，要求他们从现在起只转播中央台的节目，一律不准播放地方新闻。这样造反派就在相当程度上掌控了舆论领域的主动权。

十一月十七日，湖北省委一些人组织保守派工人和学生围攻占领报社的造反派，致使造反派受伤。这被称为红旗大楼事件。十一月十八日凌晨，张体学、赵修、张华到报社向造反派表示，省委对这次事件负责，肯定造反派的行动是革命行为。

红旗大楼事件以后，保守派队伍逐渐瓦解，造反派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工总(即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称作钢工总)、工造总司(即红色造反派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九一三(即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等造反派组织迅速建立，形成了强大的力量。[4]

为了将湖北文革进一步引向深入，就要批判造成湖北文革曲折、反复的冤头债主，十二月中旬，由二司、红卫兵武汉第三司令部、新湖大(湖北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即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新华工、外地来汉串连革命同学及其它造反组织共同组成专揪王任重代表团奔波于武汉、北京、广州等地，经过激烈的斗争，终将王任重揪回武汉进行批斗。

这个时候社会上的保守派也在党内走资派的支持下寻找机会与造反派进行斗争。十二月二十五日，联工联合会和大专院校红卫兵(即三字兵)纠集其它保字号组织，以一色织布厂工人林焕运因病猝死为借口，组织抬尸游行，说林焕运“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殴打致死”。不仅把死人的大相片放在毛主席像上面，还把国旗下半旗，公然高喊“革命有罪，造反无理”的口号，别有用心地把行动日期定在毛主席诞辰前一日。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工人总部、九一三战斗兵团、工造总司等十多个造反组织针锋相对，隆重召开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镇压反革命大会。会后，近20万造反派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5]

从中可以看到，虽然造反派在两派斗争中逐渐占据优势，保守派中的一些人也在反戈一击，站到造反派的行列，但是双方之间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一九六七年元旦后，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一月一日、二日、四日，武汉数十万造反派学生、工人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斗争王任重，并给他戴高帽子，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省委书记赵修等陪斗。数千观点偏保守的武汉革命职工联合会工人包围省委，要求收回中南局书记李一清的表态(批评该组织的一些言行);其主要头头赴穗揪李一清，未果。

一月三日至五日，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会部分基层组织工人数千，停工北上告状，围堵车站、机场，到省委造反。造反派红卫兵斥之为“保皇派”、“资反路线的新反扑”，并与造反的工人、干部组织一起，批判保省委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与职工联合会。五日，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人总部或工总)组织在武汉三镇抓职工联合会成员，多达三千余人。[6]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在两派斗争态势及文革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湖北省委内部的革命干部也加入到造反的行列中。

一月十一日，省委副秘书长刘真致信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批评张体学在对待职工联合会、省报和王任重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的错误。其前，省农村工作部主任任爱生写大字报揭发王任重、张体学的问题。[7]

刘真和任爱生的信件、大字报将王任重、张体学的问题鲜明地揭发了出来，说明省委内部的革命领导干部支持造反行动，加入到了造反的行列中。这对于正在进行的夺权行动无疑会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许多党政机关瘫痪，生产遭到冲击，业已对文革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况下，为了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工总、二司、九一三、工造、红工兵、红教工等二十几个革命造反组织及外地来汉师生五十多万人，以“抓革命，促生产”为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武重革命造反派首先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统一战线”，其他厂矿企业革命职工也纷纷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班子，造反派走上了生产第一线，为经济和社会的平稳发展贡献力量。[8]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武汉文革是在冲破重重阻挠以后发展起来的。文革在进行过程中，造反派不仅被潜藏在省委和各级领导机关内部的走资派进行打压，还遭到了社会上保守势力的阻击。在这种情况下，武汉造反派秉承毛泽东的文革指示，在外地特别是北京南下红卫兵的帮助下，在斗争中走上了联合的道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就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高校红卫兵联合组织。

斗争不仅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也在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中反映出来。不过这个时候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占据主导地位，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还处于次要地位而已。湖北省委虽然形式上在两派斗争中保持中立态度，有时候还承认、支持造反派的行动，实际上则是站在保守派一边的。因为不论在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取向上，他们都是与保守派有着密切联系的，是保守派的后台与支柱。在这种情况下，夺权就成为文革发展的选择了。

2)武汉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分裂。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武汉造反派也投入到夺权斗争中。遗憾的是，他们不是像中央要求的那样通过大联合夺权，而是由部分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排斥另一部分造反派组织进行夺权。不仅如此，有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还热衷于谋求本组织在联合夺权司令部中的地位。这样势必会造成造反派内部的纷争，进而导致造反派在夺权行动中走向分裂。

其实，这个时候造反派虽然仍然遭到保守派的攻击，但是在两派斗争中已经处于优势地位。遗憾的是，祸起萧墙，在夺权斗争中造反派内部却出现了分歧和矛盾。一月十八日，新华工红色造反团配合公安厅造反派夺权。二司等驻厅造反派指责是假夺权，进行抵制和反对。一月十九日，武汉地区学生、工人造反组织联合发布“告全省人民书”，提出“一切权力归造反派”的口号。深夜，职工联合会千余成员冲击位于武昌红楼的工人总部等造反组织。造反派面对已处于溃散的保守派群众组织，提出“联合会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的口号。一月上中旬，造反派连续批斗省市领导干部，各级党政组织相继瘫痪，学校、工厂、机关已出现夺权先例。[9]

一月二十五日，华中师范学院三司内部造反，二司学生配合砸华师的三司总部。三司与二司的矛盾公开。一月二十六日，武汉局势紧张，职工联合会下属组织在汉阳猪鬃厂围攻造反派，挑起武斗，造反派出动几十辆汽车救助。[10]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一方面是两派之间的斗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是造反派之间在夺权上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在两派斗争中，由职工联合会、三字兵等群众组织形成的保守派日趋式微，造反派的队伍却发展壮大且已占据主导地位。在保守派组织相继瓦解的情况下，一月二十八日，武汉市人民武装部策划成立红武兵组织，该组织以各单位基干民兵和复员军人为主，思想倾向与瓦解中的联工联合会基本一致。[11]

这个红武兵是官方组织的保守派群众组织，由于以基干民兵和复员军人为主，战斗力颇强，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是后来百万雄师的前身核心组织。这个时候造反派虽然在斗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却已经出现了分裂的迹象。那么，造反派又是如何走向分裂的呢?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开始，由工人总部首先发起，有工总、二司、工造、红工兵、红教工、新华工、新湖大、北航红旗、西军电临委、南下造反大队、九一三等十四个组织(后来又增添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军、三司等组织)在武昌红楼开会，决定成立毛泽东思想湖北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筹委会，工总为筹委会临时负责人，工造为办公室主任，还决定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小组及省、市委夺权小组。一月二十三日，参加筹委会的各造反组织一致决定联合成立毛泽东思想湖北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通过了总司令部《宣言》，之后三个小组(“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省、市委夺权小组和办公室)分别开会，研究下一步工作。

可是，就在这一天的深夜，一部分组织又在新湖大召集了有关夺权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没有通知工总、二司、红工兵、红教工等组织参加。在同一时间分别召开两次夺权会议，显示出造反派内部在夺权上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出现了走向分裂的严重隐患。一月二十四日上午，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会，决定下午专门讨论联合夺权问题。下午会议一开始，工造代表殷德才抢先发言说：我们对工人总部有看法，工人总部当领导，我们不同意，如果工人总部当领导，我们就不参加大联合。会议成了批工总的会，争吵不休。

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各组织代表开会，选出筹委会常委七人：工总、工造、九一三、红工兵、二司、新华工、新湖大各一人。预设常委九人，在剩下的两个名额的分配上发生分歧，各方互不相让，争吵激烈。就在召开武昌红楼会议的同时，有人在汉口召集一些组织另成立总司令部，殷德才在武昌红楼会议的会场上散发汉口会议成立的总司令部的公告。这种分裂行为受到其它组织的批评。最后，殷德才认了错，收回了散发的公告。[12]

从中可以看到，武汉造反派在商讨联合夺权的问题上是存在严重分歧和矛盾的。这种分歧和矛盾不仅表现在两个夺权会议的召开上，也表现在夺权机构领导成员的名额分配以及对其它造反派组织的排斥上。这在一月二十六日会议上又表现了出来。

一月二十六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召开会议，商讨夺权事宜，通过《夺权公告》和《向毛主席致敬电》等。为了争夺主要领导权，工造殷德才提出：办公室应该是总司令部最高权力机构，本机构人员相当于常委，还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二司我们信不过”等等。二司代表庞道铭、周孔信也不示弱，攻击工造是卖烧饼、油条的，不是产业工人，不能当主要领导。这时工造负责人吴焱金发火了，说道：“我们不能与二司联合，有二司就没有我们，有我们就没有二司，我们是水火不相容的。”在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后，工造代表又提出：“二司不能当常委，如果二司当常委，我们就不参加这个联合。”三司代表发言支持工造，说二司排斥小组织，对二司攻击道：二司人马多，队伍长，车子多，喇叭响……搞大国沙文主义。新华工代表王富山发言支持了攻击工总、二司的发言。

新出现的一些不知名的小组织也趁机打着“大小组织、一律平等”的旗号争联合指挥部的席位，把矛头指向工总、二司，说什么工总、二司组织不纯、头头修了、不可靠……。有个叫吴春泉的人，他原是职工联合会头头(组织部长)，此时成为某工人组织的代表，攻击工总、二司等造反派组织，说：“我们就是反对工总、二司参加联合!”还进一步威胁道：“二司参加我们就退出。”会议召集人、工总的朱鸿霞由于要急于夺权，就劝说二司代表，要二司顾全大局，暂时不参加常委(后来工总组织就此事作了检讨)。二司代表声明保留权利，退出了会场。

二司代表庞道铭、周孔信回到二司以后将上述情况作了汇报，人们听了以后感到非常气愤。二司负责人杨道远觉得这些组织在文革运动中是游行队伍没有兵，大批判会上没有声，争权夺权打先锋，认为这些人是来抢桃子的，是在破坏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于是当即决定召开二司司令部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决不能让这伙人夺了权，于是派人包围省委，趁他们召开夺权大会之际抢先夺了省委、省政府的大印，并以二司的名义发出告示：我们不是夺权，我们是保护“权”不让别人夺走。为稳妥起见，他们并没有将省委、省政府的大印放在二司司令部，而是将大印单独存放在省军区的一个保险柜里。由二司、省委机要员和省军区共同贴上封条，并规定任何一方不能单独启封。[13]

就在二司采取行动的同时，一月二十六日夜晚，汉口的造反派总司令部派人进驻市委，当日深夜至一月二十七日凌晨抢走了武汉市委的大印，夺了市委大权，还开了夺权大会，发表了“夺权宣言”、“第一号通令”、“告全市人民书”等。在这些文件上签字的组织是：毛泽东思想武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农民红色造反司令部、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第二十三个单位。

这样排斥二司、工总等造反派组织进行的夺权行动，必然会造成反弹。工总、二司认为，在武汉他们就意味着造反派的大多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每次行动，工总、二司都是主力。要夺权了却不要他们参加，让他们靠边站，这怎么能称得上造反派大联合呢!这样的夺权不能承认!是日，工总、二司、九一三、红工兵、红教工五个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一二六夺权无效。工总、二司还向《湖北日报》、湖北广播电台发出《通令》：不许刊登、不许广播《夺权公告》等消息，不承认一二六夺权。[14]

这样以一二六夺权为标志，武汉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不仅如此，外地来汉造反派也卷入其中，致使他们之间的矛盾更趋复杂、多变、尖锐化。首都南下造反大队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攻击工总，说：工人总部头头修了，工总队伍严重不纯，号召工总战斗队员起来造头头的反，并喊出“砸烂工人总部”的口号。他们到处张贴海报，要在武昌体育场开大会辩论“工总头头修了”的问题。“工总、二司大方向错了”、“二司头头修了”、“工人总部组织严重不纯”、“九一三领导班子是投敌分子的集合体”、“砸烂工人总部”的标语、口号充塞着各个场所。这样在武汉三镇迅速掀起了一股反对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等造反派的潮流。

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文革展览上又表现了出来。造反派在武汉展览馆成立联合指挥部，举办“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展览。尚未开展，二司由吴恒春、陈经义、胡卫平等带领二司武展总部驻守，一月二十七日他们赶走了其它组织的人员，排挤了其它组织。开展后，三司、华工等被排挤出去的组织夜晚去砸了武展，使得矛盾进一步加剧。

鉴于双方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为了捍卫自己的主张，反击对方的攻击与指责，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后字二四八部队红野、红卫军、红工兵、红教工、中学红教工、《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北航红旗、西军电(临)、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汉联络站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声明于二月八日刊登在《长江日报》上，后称“二八声明”。[15]

声明指出，以工造某些人为首，拚凑了一个大杂烩，结成为托派大联合，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策划了一个形“左”实右的假夺权，不将矛头对准湖北省委内部的走资派，而是与他们坐在一起，搞全民整风，公开挑起分裂和混战，攻击二司、工总、九一三等造反派组织，是一次反革命事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因而我们对托洛茨基派必须全线反击、迎头拚杀。声明要求“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我们要继续大造反、特造反、一反到底!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子弹上膛，刺刀上枪，朝着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黑省委冲啊!”[16]

这样“二八声明”就将武汉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鲜明地展现了出来。武汉造反派围绕一二六夺权产生的分歧与矛盾，随着“二八声明”的发表进一步公开化了。武汉造反派以对待“二八声明”的态度为界线，分裂为两大派：拥护声明的说它是大香花，被称为香花派;反对者称之为大毒草，被成为毒草派。后来香花派演变为钢派，毒草派演变为新派，“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新”(即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实际上构成了武汉造反派的主体。可是，就在造反派内部出现分裂，两派斗争趋于激化的时候，张体学却无视造反派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反而给各专县领导干部打电话，要他们承认夺权，致使造反派内部的斗争进一步激化、复杂化。此前武汉造反派从少数派冲杀出来，在斗争中一直是主动的、进攻的;但到了“二八声明”之后，就处于被动挨打，疲于应付，失去了主动进攻的机会和条件了。[17]

从中我们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武汉造反派在夺权行动中出现了严重分裂。造成分裂的原因，从形式上来看是由于一二六夺权引发的分歧和矛盾，“二八声明”又使这种分歧和矛盾进一步加剧，实质上则是进入夺权阶段后一些造反派从小团体利益出发，目光狭隘，私心膨胀，意气用事，本位主义严重，排斥其它造反派组织，缺乏大局观念造成的。这是小资产阶级情绪和派别观念在造反派队伍中的反映。造反派中的一方排斥异己，擅自行动，对其它造反派组织吹毛求疵，进行无端攻击，没有进行大联合夺权;另一方则反戈一击，公开指责，将内部分歧说成是两个阶级斗争的反映，还要进行反托派斗争，说夺权无效，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公开化。在这种情况下，张体学让各地专县承认夺权，又进一步激化了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这样就造成了造反派内部的分裂，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3)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以一二六夺权和“二八声明”的公开发表为标志，造反派在夺权中走向了分裂。在造反派出现分裂的情况下，张体学要求省地县承认一二六夺权，这样也就卷入了造反派内部的斗争中。

一月二十一日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军队介入文革，实行“三支两军”。这个时候由于军队在自身文革和支左中遭到严重冲击，因而在履行职能上遇到不少困难。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又下发了“八条命令”。这样军队就以“八条命令”为依据，果断采取行动，比较深入地介入到文革运动中。

不难看出，武汉文革出现了严峻的形势。造反派在一二六夺权中走向分裂，张体学主持的湖北省委又对夺权持肯定态度。这个时候武汉军区介入文革，对于夺权持何态度，不仅意味着夺权能否取得成功，也关系到当地形势的稳定以及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军队的表态及其采取的相关措施对于局势稳定和斗争形势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具有决定性的。那么，武汉军区对此又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犯了哪些错误呢?

犯错误的表现之一，武汉军区发表否定“二八声明”的“二一八声明”，发出了打压香花派的动员令。

“二八声明”发表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副政委叶明就商议批判群众组织发布的“二八声明”。二月十一日，武汉部队起草的批判“二八声明”的“严正声明”稿，已经在军区内部讨论，并透露给各个组织，在全市流传。部分军事院校发表声明，说军区声明是毒草。造反派个别成员冲击军区支左办公室。[18]面对军内造反派的反对，二月十三日，军区保卫科赶走军区大院造反派，停止军区机关文化革命，宣布王任重在军区保护下在总医院休养。徐向前在京召集陈再道、钟汉华、李迎希(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广才(武汉军区副政委)开会，说军区七条不是黑七条，指示稳定军队内部;要陈再道、钟汉华赶快行动起来抓人。

得知军区将发表声明，二司负责人杨道远(当时也称勤务员)对军区联络员表示，军区有权发表声明，但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军区负责。同时，二司司令部向全体战士发出“关于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命令。[19]

从中我们看到，武汉军区对“二八声明”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个声明在发布前就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引起了二司的不满。二司负责人杨道远还专门告诫军区联络员表态要慎重，却没有引起军区的重视。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武汉军区特别是其领导层中在是否支持造反派的问题上是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在省委领导干部队伍中也是这样。这在军区党委要求机关造反派交出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副政委张广才揭发陈再道的录音和省军区独立师负责人揭发信中表现了出来。

二月十六日，武汉军区党委命令机关造反派交出李迎希、张广才揭发陈再道的录音。后抄走该录音。

8201部队(省军区独立师)政委蔡炳臣与师长牛怀龙以8201部队党委名义致信中央军委(送在京开会的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据说武汉地区局势紧张，有一个地下黑省委(指支持造反派的省委领导干部)，控制部分造反组织;军区情况复杂，唐(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唐金龙)、吕(政治部副主任吕炳安)身死，李迎希副司令员等有接管两级军区的计划;张体学幕后指挥搞假夺权，造反派组织互相打砸抢。据说军区将29师(8199部队)调市内，却未与独立师通气。“社会上流传‘血染武汉’的谣言，说有兵变的危险”。“这些迹象表明，可能有一个大的阴谋。”

牛怀龙、蔡炳臣在陈、钟进京开会时，在部队内部散布：“李、张想夺军权”，“两级军区都有问题，不能信任，时刻有兵变的可能”。“武汉市有民兵武器××万多支，落到了不可靠的人手里”。“武汉军区调了部队，他们岗哨谨严，雷达学校砸烂，高级步校领导失灵，军内造反派已到连队串连，情况复杂，可能发生兵变”。“在两级军区瘫痪的情况下，我们师的担子很重，不能按常规走路，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反革命暴乱和兵变”。[20]

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的揭发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向军委和在北京的陈再道、钟汉华反映了当时武汉发生的情况，说有一个黑省委在操纵部分造反派，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副政委张广才有一个夺权计划，还煞有介事地利用民间传言说有兵变的危险，同时还设法在部队内部散布这些流言。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李迎希、张广才在支左上是与陈再道、钟汉华存在不同意见的。在武汉军区领导层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牛怀龙、蔡炳臣是站在陈再道、钟汉华一边，与他们一起来反对造反派以及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的。这样就与支持造反派的省委和军队领导干部处于对立状态。后来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对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发生了七二○事件，其来有自。

尽管当时存在一些不同意见，但是经过一番准备、讨论以后，并报经全军文革小组同意，[21]二月十八日，武汉军区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即“二一八声明”)。

声明指出：《长江日报》二月八日发表的“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与《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的大方向 背道而驰的。这个声明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进行策划的，是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我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地彻底地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扑，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声明针对《长江日报》二月九日社论说的在解放军支援下《长江日报》已经顺利回到了读者手中的话，特别指出：二月九日我们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护秩序，防止武斗，绝不是支持《长江日报》发表的那篇声明。至于后字二四八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在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的组织，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22]

武汉军区的声明通过直升飞机和武装部队在街道、工厂、学校散发和张贴，迅速传遍了武汉三镇。[23]

这样以“二一八声明”的发布为标志，武汉军区就把他们反对“二八声明”的态度鲜明地亮了出来。这表明武汉军区与张体学主持的湖北省委同样承认、支持一二六夺权，势必会与反对一二六夺权的工总、二司、九一三等造反派组织处于对立状态，导致他们的激烈反对，使斗争形势进一步尖锐化、复杂化。

犯错误的表现之二，抓捕工总各级负责人，发布“三二一通告”，解散工总及其下属组织，要求二司整风，迈出了打压香花派的实质性步伐。

既然武汉军区在“二一八声明”中表明了态度，那么在声明发表以后，就迅速展开行动，先处理军内造反派，再解决地方反对一二六夺权的造反派。

二月十九日，武汉军区发布公告，批评部分造反派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和领导干部，是反革命逆流。

二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两位副司令员带队，武装解散汉口高级步校和后勤学校(后字248)、通讯兵学院(总字423)、军区卫生学校(武字202)、空军护士学校等单位的造反组织，派出武装工作组进行整风。对武汉地区军事院校、文艺团体等10个单位4300余造反派，逮捕拘留190余人，行政看管56人，批斗700余人，监督检查的200多人。对军队造反派的处理措施，引起地方造反派的同情与反对。[24]

三月初，武汉军区派部队接管红旗大楼，驱赶全市性造反司令部、总部，令其回学校、回工厂，打散造反组织;同时，派兵进驻造反派集中的地点，抢占造反派的阵地，赶走造反队伍。三月三日凌晨，三百多名全副武装的军人进驻红旗大楼。驻红旗大楼的造反派集中在零楼，三百多个造反派，举着战旗喊着口号从正门撤出。[25]不仅如此，武汉军区还清除了造反派在井冈山大楼、中南旅社、民众乐园、红楼的活动据点。[26]

在武汉军区向反对一二六夺权的造反派进行打压的时候，以工总、二司、九一三等为代表的造反派并不屈服，高唱《红军想念毛主席》。二月二十二日，他们联合其它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夺权和资产阶级反夺权的生死决战》一文。二月二十五日，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等革命造反派组织举行数十万人游行，“高呼我们想念毛主席!”军区视这一行动为反革命逆流，部队派人向游行队伍散发“粉碎反革命逆流”的传单。[27]

与此同时，武汉军区出动七十余辆军车，载乘三千多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游行，向香花派示威，高呼“二八声明大毒草”等口号。同时，天空有飞机配合散发传单。武汉军区还出动宣传车，在武汉三镇高喊：“解散二司”、“解散工人总部”、“把杨道远揪出来游街示众”等口号。以三司为首的毒草派也不断召开批判“二八声明”的大会、小会，举行游行，高呼“坚决拥护《严正声明》和《公告》、“彻底批判二八声明”等口号，表达自己的诉求，配合部队的行动。

鉴于部队不断派出宣传车、解放军小分队到造反派聚集的地方发传单、贴传单、找造反派辩论“二八声明”等情况，二司司令部认为把战士推到第一线，是有人企图造成战士与造反派的对立，以便激化矛盾，扩大事态，因而命令所属红卫兵对解放军战士的行动，不围观，不辩论，一旦发生矛盾，高喊“向解放军致敬”，“向解放军学习”的口号，立即撤离。

为了进一步明确方向，统一认识，加强团结，继续战斗，二司于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召开了第一届红代会。会议要求要牢牢把握大方向，始终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明确了斗争方向和任务，确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他们还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了两套班子，一旦第一套班子被抓，第二套班子立刻顶上来，使二司不致于“群龙无首”。

二月二十七日，二司驻京联络站传回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阎长贵的谈话，要他们好好学习《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用社论对照“二八声明”，有错误就改正，不要坚持错误，还指出反托派是错误的。当晚二司司令部召集各总部开会，传达了阎长贵的意见。[28]

二司成立整风办公室，开始内部整风。阎长贵还说，严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根据阎长贵的批评，武汉工人总部部分头头前往军区请罪，承认“二八声明”的错误。[29]

这个时候军区在与香花派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主动地位，双方在舆论上的争论更趋于激化。

三月三日，武汉军区发表《致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公开信》，警告一小撮人，不要与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为敌，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绝不会有好下场。[30]

三月四日，《湖北日报》发表社论《坚决粉碎“秋后算帐”派的反攻倒算》，批评保守派借批“二八声明”向造反派反攻。[31]

从资料中还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否定造反派中的香花派，支持其中的毒草派，将矛头指向了省委内部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军区支左指挥部也对保守派大专院校红卫兵表示了支持态度，希望他们能够恢复组织活动。这样就进一步显露出军区在支左中的态度。

三月五日，陈再道在家里接见省直某组织负责人，说原省委副秘书长张华等人以极“左”面貌出现，要注意;“二八声明”肯定错了。不要认为解放军内有个别坏人就对解放军产生怀疑。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办公室发表对大专院校红卫兵(即三字兵)的五点看法，认为其在历史上有伟大功勋，二司是群众组织，原多数派(即保守派)红卫兵可以恢复组织活动。

三月七日，陈再道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说，必须彻底批判“二八声明”，把幕后策划者和炮制者揪出来。要认真贯彻“三结合”的方针。陈再道在军区接见三新、三司代表，表示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组织。[32]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武汉军区对于发表“二八声明”的造反派组织中的香花派要采取强制措施了。由于香花派中工总、二司最为出名，因而军区主要负责人就将打击的矛头对准了这两个造反派组织。工总是工人造反派组织，二司是高校造反派组织。鉴于广州军区在二月镇反的时候只是对准工人造反派组织，对于学生造反派组织没有采取相应行动。[33]因而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也将打击的重点首先对准了工总，对于二司则是采取谈话、训诫以及要求其整风的方式，以待下一步再作出决定。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三月十三日，陈再道在体育馆做报告，指责工人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干了很多坏事。在此前后，支左办公室向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武汉大学派出军训团，并向武汉一中派出工作组。[34]这样就加强了对于学校的控制，制造舆论，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击工总的信号。

三月十五日，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大会召开，陈再道讲当前右派组织正在土崩瓦解，并对有人蓄意破坏生产的行径进行谴责。陈再道对红武兵负责人讲，对工人总部，在写文章、作报告时，不明显提反革命组织，但群众可以说;有了舆论之后，我们再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把二司打成比工人总部还要坏的组织。牛怀龙、蔡炳臣拿出名单，命令8201部队军管的市公安局动手抓人。

在风声日紧的情况下，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向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为造反派求情。在他们离开武汉前夕，陈再道、钟汉华接见其成员的时候，他们要求军区善待犯错误的工总、二司，陈再道要北京学生放心，军区会支持、善待他们的。[35]

既然这样，那么武汉军区又是如何处理工总、二司的呢?

二月底，二司负责人杨道远因车祸住进医院。当时谣言四起：有人说他逃回了河南，有人说他进山准备打游击，还有人说他知道内情多，是工总要杀人灭口。有人造谣说：高级步校出枪，工总、二司出人，搞武装、打游击。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也说：跑了性质就变了。

尽管当时议论纷纷，武汉军区还是找到了正在住院治疗的杨道远。三月十六日军区以首长找杨道远谈话的名义将他从医院接到军区。杨道远去后，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第一个开言：杨司令啊，好难见呀!(他曾和孔庆德一起去过红楼二司司令部，没有见到杨道远。)陈再道问杨道元：你们为什么反对我们?杨道远说：有人说你们参与“二月兵变”，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所以反对你们;你们如果是忠于毛主席的，应该感到高兴，为有这些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高兴。赵奋(8199部队副师长)跳起来指责说：毛主席相信陈、钟首长，你们怀疑!……陈再道又说：我们不好，军区内有没有好的?杨道元当时知道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和副政委张广才跟他们不一致，觉得陈再道是在套他的话，以便找茬整李、张二人，于是回答道：这个我们没做调查，你们的情况我不清楚。

钟汉华说：你们要夺军权，军权是不能夺的。杨道远说：我们说的夺军权，不是我们个人夺军权，我们的意思是要把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部分军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里。我们不要军权，也掌握不了军权。我在学校是学测绘的，文化大革命搞完了，我还去搞我的测量。

在谈及大专院校红卫兵(属保守派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属造反派红卫兵)的对错时，钟汉华说：大专院校红卫兵守纪律，听话，讲政策;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讲政策，纪律性差，毛泽东思想太少了。杨道远说：评判正确与错误，要有个标准，还要看社会效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按照“十六条”精神成立起来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专院校红卫兵是工作组包办成立的，是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他们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脱离群众，不得人心，队伍由大变小，越来越小;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时人数很少，称少数派，可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主席的部署，得人心，广大革命群众支持，队伍由小到大，如今成了真正的多数。这是什么原因?哪个对，哪个错，这是很清楚的。当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有缺点错误，我们一定按照毛主席指示去对照，去认识，一定加以改正。

陈再道说：你们有个金字招牌。你们要整顿组织，通过整风把队伍整好。又谈了一会儿，陈再道、钟汉华带着大批干部转移到另外会议室开会去了，留下几个军队干部继续同杨道远谈话。这些干部与杨道远谈了一天，形式上还是比较友善的，没有说要抓反革命。中午还让杨道远在军区吃了饭，杨道远交饭钱时，也没有收他的钱。最后他们要求杨道远回去后好好学习，整顿组织，把二司带好。下午晚些时候，又把杨道远送回到医院。[36]

就在武汉军区负责人与杨道远谈话的当天夜里、十七日凌晨，武汉军区出动部队对工总实施大逮捕，工人总部九个负责人(当时称勤务员)全部抓进监牢，[37]拘捕工人总部各级头头485人。同日，又对市工检法实行军管。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成立，在市人武部党委直接领导下，作为全市领导权力机构负责指挥各条战线工作。各区也建立了相应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二司头头列队去军区、支左办公室请求宽恕错误。二司司令部也开始自我整风。[38]

那么，在武汉军区对造反派采取强制措施、工总头头被大批抓捕的情况下，二司又是如何进行整风、应对这种局面的呢?

三月十七日，也就是与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谈话的第二天，杨道远就出院回到了二司司令部。他向二司成员谈了军区领导接见的情况，决定第二天开会传达谈话精神。

三月十八日下午，在华师召开大会。由于当时工总各级负责人被抓捕，二司受到很大压力，因而很多总部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都是分散来参加的，只有武测、水院是打着旗帜整队到会的。有一个军代表听了杨道远的讲话，觉得与他们以前得到的指示不一样，当场就递了条子，警告说：杨道远，你要为你讲的话负责，并说他造军区首长的谣。杨道元在大会上，大声宣读了这张条子，回答道：我讲的话都是真的，每一个字我都负责!二司成员听了他的讲话，沉重的心情减轻了：“二司不是反革命啦”，“整风纠正错误——是人民内部问题啦”。

在强大的压力下，二司整风办公室搞了一次“二司头头对质会”。当时的整风办法是有人想在头头中抓一两个反革命，让他承担责任，从而解救二司。于是就把矛头指向丁家显，说他插手军队，反军乱军，别有用心……。杨道远在对质会上说：我们司令部是有分工的，当时经司令部研究分工要丁家显负责和军事单位的联络，丁家显同军内联络的情况都向司令部汇报过，我们都是知道的，丁家显的行为是代表二司司令部的，不是个人行为，其责任应由二司司令部来负。这个会一开丁家显的问题就算澄清了。[39]

其后一段时间，二司负责人在二司司令部里，学毛著，讲形势，谈心得，找对策，反思、总结过去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而后他们在杨道远带领下，打着“二司头头请罪队”的旗号，后面跟着一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到群众多的地方去检讨、请罪。[40]这些“二八声明”消毒队，在武汉三镇承认错误，主要是在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二八声明”背后没有黑手，声明是在红旗大楼写的，与刘真(省委副秘书长)没有接触;二是说明这个声明的目的还是要造反派团结起来对付走资派。[41]

就在二司进行整风、请罪的时候，武汉军区在抓捕了工总的头头以后，紧接着又解散了工总。

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即“三二一通告”)，指出：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成立以来，在少数反革命分子操纵下，与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勾结，公然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实行反革命复辟，肆意违抗“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特宣布从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一律解散。[42]

武汉军区解散工总以后，为了进一步控制形势的发展，向工厂派出了大批军代表。虽然二司进行了整风、请罪活动，但是仍然没有获得军区的谅解，不仅要限制他们的行动，还要对他们进行“秋后算帐”。

三月二十二日，水院学生邓子政写出大字报为刘少奇鸣不平，并与同班同学辩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搞宗派斗争;引起造反派愤怒，将其拖到校内批斗，并向社会宣传。二司学生纷纷游行到水院，声讨邓子政为刘、邓翻案。军区认为二司的行动是转移批判大方向的反革命潮流。

三月二十四日，武汉军区向各工厂企业派出大批军代表，组织运动和生产。

三月二十八日，原市长刘惠农(市抓办副主任)在有关干部会议上说：你们前一段挨了整，受了委屈，不要紧。现在牛鬼蛇神都跳出来了，要一网打尽。期间，军区支左办公室负责人说：这次运动就是要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你们现在表演够了，该我们表演了。如果你们不老老实实，就杀了你们的头肥田，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是专你们政的时候了![43]

从中可以看到，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在抓捕了工总头头，并进一步解散了工总以后，即便二司的头头在进行整风、请罪、承认错误，南下革命造反大队也为武汉造反派求了情，但是仍然没有获得军区主要负责人的谅解，还是要对他们采取行动。由于谭震林是北京二月逆流中的代表人物，因而当北京批判谭震林的消息传到武汉以后(大概是三月二十日左右)，造反派就把武汉搞逆流的人称作武老谭。[44]这种称呼虽然表达了造反派的愤懑情绪，但是却进一步激化了造反派与军区之间的矛盾，对于他们关系的缓和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犯错误的表现之三，军区在利用毒草派打击香花派的同时，还倾力复活濒于瓦解的保守派组织，希望它们能够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但是，事与愿违，却引发了毒草派的不满，反而致使毒草派和香花派捐弃前嫌，又站在了一起，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当工总、二司等造反派中的香花派被整肃的时候，毒草派仍然在大批“二八声明”，为此还通过游行示威来支持这种行动。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军区派出的军训团、工作组到达学校以后，在支持毒草派批判“二八声明”的名义下，复活业已瓦解的保守势力，给垮台的保守组织重新竖旗，让这些保守派参加毒草派召开的会议，引发了毒草派的警觉和抵制。在这种情况下，毒草派又与香花派站到了一起，重新加入到造反的行列中。比如，在华工，当军训团要保守组织重打乌兰牧奇(华工著名的保守派组织)旗号时，就引起了毒草派的不满。同时，新华工也与二司测绘学院总部进行串连，消除分歧，化解矛盾，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其实，即使在香花派和毒草派围绕“二八声明”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两派中的一些组织也有着某些联系。三月十日下午，新湖大红八月红卫兵在二司最困苦的日子，首先向二司伸出了友谊之手。他们集体前往二司所在的武测、华师等校进行串连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我们想念二司战友”，“坚决支持二司战友起来革命”……给了二司战士很大鼓舞。当晚，武测二司战士一千多人游行到湖大，对他们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三月二十七日，新华工借纪念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四十周年，喊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的口号，游行到二司所在的各个大学武测、武大、水院、湖医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出来欢迎他们。游行队伍喊出口号：“坚决支持二司战友的革命行动!”“向二司战友学习!”“向二司战友致敬!”[45]

这样造反派中的毒草派与香花派终于摒弃了前嫌，在新的形势下又联合在了一起。四月四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二司、三司(革联)等联合在武昌体育场召开“打倒刘邓，批臭黑修养”誓师大会。保守派中学红卫兵、大专院校红卫兵在有人唆使下，依靠三司支持，带着袖章，打着旗帜，列队进入会场。造反派不让保守派参加会议，要他们退出会场，但保守派拒绝退出会场。在这种情况下，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二司及三司中造反出来的部分造反派，就退出了武昌体育场，迁到湖北大学去开会。

这样以四月四日武昌体育场大会为标志，“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又与工总、二司、九一三站在了一起。从此，香花派与毒草派的界限不再存在了，斗争又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展开了。[4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以一二六夺权和“二八声明”的发表为标志，武汉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香花派以工总、二司、九一三为主，毒草派则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工造为代表，两派之间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严重削弱了造反派的整体实力。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兼省长张体学和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是支持毒草派的，在这种情况下香花派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军委“八条命令”下发以后，武汉军区先后发表了“二一八声明”、“三二一通告”。不仅抓了工总的头头，解散了工总，还要求二司进行整风、自查。二司的头头则到各地进行检讨、请罪，在强大压力下执着前行。但是，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当毒草派看到保守组织在武汉军区扶植下死灰复燃的时候，于是又进行造反了。这样以四月四日武昌体育场大会的召开为标志，香花派和毒草派又重新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武汉的文革又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展开了。

由于这个时候斗争从造反派内部转移到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而此前不论省委还是军区主要都是支持造反派中的毒草派的，这样一旦造反派走向联合以后，就会以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来表达诉求。武汉文革的发展也就由此进一步复杂化了。

4)中央文革小组中止调解武汉军区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为了确保军队能够履行必要的职能，担负起“三支两军”的重任，中央军委下发了“八条命令”。虽然军委“八条命令”保证了军队行使权力，但是却又比较普遍地发生了二月镇反事件，对造反派造成了较大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随后，中央军委又下发了“十条命令”，对军队的行动作出了必要限制。这表明中央要纠正军队支左中所犯的错误了。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当时正在北京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看到社论和军委“十条命令”以后非常不满，觉得“十条命令”与以前的“八条命令”相比是南辕北辙，认为这会给他们正在进行的支左工作造成严重困难。这个时候在军区值班的领导人也给陈再道打来电话，说武汉的形势出现了反复，造反派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军区挑战，进行游行示威，杀向社会，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揪出武老谭，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汉军区。

陈再道本来就对《人民日报》社论和军委“十条命令”不满意，这次又听到武汉形势发生的反复以后，就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的发言中放了一炮。他说：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是表示坚决拥护的，想尽心尽力地把工作搞好。但是，从爱护军队的观点出发，为避免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我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进去，以便让各地都有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给工作造成损失。如果这个办法不行，也可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总之，既要把支左工作搞好，又要避免军队犯错误。

他的发言记录整理出来后，秘书拿着整理出来的记录来问他：“要不要登简报?”

他想了想说：“登，提个建议嘛!”

于是，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便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

七二○事件发生后，在对陈再道进行批判时，说他在这次会上的发言是“公开扬言，妄图改组中央文革”，其来有自。[47]

从陈再道的发言中不难看出，他是带着情绪讲出这番话的。他的意思是说要各地支左部队派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否则的话，也要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这样做是为了搞好支左工作，避免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从形式上来看，这些话都是冠冕堂皇的，无可厚非，实际上则流露出他鲜明的意向。

其实，军队在支左过程中，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斗争形势也不相同，要在支左过程中能够真正支持左派，少犯错误，关键还是由支左部队负责人根据中央关于文革的精神，认真领会毛泽东的指示，在实际行动中鉴别出真假左派，自己做出决定，以便将支左行动落到实处。同时，又要对支左工作及时进行反思、总结，一旦发现错误，就要立即予以纠正。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陈再道在发言中却是主张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或接受指示，回避自己和支左部队负责人的错误及其责任问题。这种避重就轻、转移视线的作法，不能不使人对于他的发言产生疑问。

诚然，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固然存在没有经验以及造反派真假难辨这些客观因素，也是与军队领导主观上的失误分不开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两相比较，军队领导自身所犯错误处于主要地位，其它原因处于次要地位。但是陈再道却置自身所犯错误于不顾，在发言中打着拥护毛主席决策的旗号，以军队支左少犯错误为由，提出各地派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或接受指示的要求，还煞有介事地说，让他们怎么干就怎么干。试想，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具体负责文革事务的中央机关，机构设置精干，成员要求颇严。不仅由积极支持文革的人组成，而且其成员干练机敏，政策水平很高。如果不顾实际情况，一下子集中各地那么多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又如何能够从政治上保证这些人尽心于文革的发展呢?这样势必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由于立场、观点的差异，往往会争论不休，导致许多问题议而不决，难以有效地指导各地工作，对文革发展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因而我们认为，陈再道这样做，如果不是消极怠工的话，就是有意识地借机向着中央文革小组发起反击了。要是再联系到他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全军文革小组，那么他这样做的意向就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七二○事件后说他妄图改组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是没有缘由、空穴来风的。

尽管陈再道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但是中央文革小组还是愿意帮助武汉军区解决他们与造反派之间分歧和矛盾的。这在一次中央汇报会上表现了出来。

要说明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江青批评成都、武汉军区支左过程中的错误说起。由于成都、武汉军区支左以后，打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造成了四川、湖北形势的紧张，因而江青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在接见造反派时批评了成都、武汉军区。江青的讲话迅速被印成了传单，陈再道的秘书看到后，神情紧张地走进他的房间，说：“首长，这是我找来的一份传单，上面有江青四月十六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的讲话，讲话中谈到了我们武汉问题，您抽时间看一看吧!”

陈再道接过传单，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了起来。江青的这个讲话内容很多，下面这段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思索良久：“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根据已经发生的种种迹象，陈再道相信这个讲话是真的。随后，他拿着传单来到了政委钟汉华的房间，同他商量应该怎么处理好这个问题。陈再道认为，当时武汉的情况，与成都的情况有所不同，问题也没有成都那么严重。但是，江青为什么把武汉和成都相提并论呢?可能是只听了一面之词，不了解武汉的真实情况。他们觉得应该把武汉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做个汇报，以便处理好这些问题。钟汉华同意这样做。于是他们决定请示周恩来，向中央汇报一下武汉的情况。周恩来很快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告诉他们要做好汇报的准备工作。

四月十九日，陈再道、钟汉华接到通知，到钓鱼台汇报武汉的情况。

这次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出席了这次汇报会。陈再道、钟汉华详细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在他们汇报的过程中，江青不断地插话、提问、解释。她还问道：“武汉有五万人绝食，有没有这回事?”陈再道、钟汉华回答道：“没有这回事。”

江青听说没有这回事，以略带歉意的口气说：“我听了一面之词，有的话讲的不对了。”她稍稍停顿了一下，半是解释半是提醒地继续说：“武汉的国民党渣滓最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留在武汉，散在各个工厂里，情况是复杂的……”

听完了陈再道、钟汉华对武汉情况的汇报，在坐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最后，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尽快地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江青当即表示同意，并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安排在二十一日接见。江青还明确表示，这次接见她不参加，理由是她的身份不同，如果她参加接见，会抬高武汉造反派的身价。

当时，陈再道、钟汉华看江青考虑的那么周到、慎重，说的又那么郑重其事，心里自然是非常高兴的。觉得这样处理问题，是有利于武汉问题解决的。[48]

从中我们看到，江青在批评了武汉军区以后，陈再道、钟汉华迅速提出向中央汇报湖北文革情况。汇报会是由周恩来主持，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下进行的。汇报过程中，江青不断地插话、提问、了解情况，在弄清了事情真相以后，不仅为她对造反派的讲话向陈再道、钟汉华当面表示了歉意，还同意周恩来的提议由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一次武汉造反派。为此，她还主动提出不参加这次接见，为的是压一压造反派的气焰，为武汉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由此可以看到，在解决武汉的问题上，江青的态度是诚恳的。在发现自己讲错了话以后，她还主动进行了自我批评，并积极采取措施来纠正这些问题。本来，这个势头是好的，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江青在汇报会上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在中央文革小组尚未接见造反派的情况下就在武汉传开了。这引起了江青的强烈不满，并为此向武汉军区提出了质问。

第二天下午，江青派人送来了一份当天的《文革快报》。这份《文革快报》上所刊登的内容，是由中央文革小组驻武汉记者采写的。它以“情况反映”为文章题目，反映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十九日会议的有关指示，询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上面还有江青在这份“情况反映”上作出的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

陈再道和钟汉华看了江青的批示，一时也搞不清楚会议内容是如何在武汉扩散的。最后他们决定，钟汉华给军区在家的领导人打个电话，把这件事的情况搞清楚。

当天晚上，钟汉华和军区在家的领导同志通了电话，查清了这件事的情况，迅速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书面报告。报告说，他们在参加了十九日的汇报会后，钟汉华还向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会议精神，目的是为了及时指导军区的支左工作。但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钟汉华在传达时作了规定，只传达到军区党委常委这一级，绝对不准再往下传。驻武汉记者所反映的情况，是负责支左工作的一位同志，在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向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风时获悉的。他们并没有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去压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意思。当然，这件事没有处理妥善，他们有一定的责任，接受批评，坚决改正。

二十一日凌晨，大约两点左右，总政的一个干部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来到了京西宾馆，没收了十九日的会议记录。中央文革小组还让这个干部转告陈再道、钟汉华，不准再提十九日的汇报之事，原约定二十一日的接见也被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

四月二十四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了。这时候，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接到了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的通知，陈再道、钟汉华却是例外。对此，他们心里是不服气的，怀着怨愤的情绪返回了武汉。[49]

从中我们看到，本来在十九日中央汇报会上已经对处理武汉问题有了初步方案，但是武汉军区却在中央文革小组二十一日没有接见武汉造反派的情况下，当天就向军区党委传达了会议内容。即便钟汉华强调只在军区党委内部进行传达，还是扩散到了社会上，从而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动。正是因为这样，才引发了江青的强烈不满，收回了十九日会议记录，取消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二十一日接见武汉造反派的安排，说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

其实，武汉军区的问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尚未接见造反派的情况下，就在军区常委内部将会议内容作了传达，不仅是程序上的，更重要的还是将会议内容泄漏到了社会上。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只是说出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强烈反应，却对他们传达的会议内容闪烁其词，予以回避。那么，他们在会议上传达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四月十九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武汉军区领导听取汇报。

武汉盛传，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军区汇报情况，认为：保守派红卫兵不应解散，中央军委十条指示前解散的工总不应恢复，武汉阶级斗争复杂，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军区传出“中央电话指示”：江青表示武汉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枪的刘邓路线，并向陈再道道歉，“听信了假情况，闯了大祸”;工总不能翻案，中等学校红卫兵不能解散;武汉军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决定二十一日由戚本禹接见武汉造反组织代表，将劝告停止把斗争矛头指向军区。[50]

从中可以看到，这里有真实的情况，比如二十一日戚本禹接见武汉造反派组织，劝告造反派停止把斗争矛头指向军区，江青向陈再道道歉等。但是说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被解散的工总不能恢复，闯了大祸等这些话，在当时斗争形势下，江青是不可能讲出这番话的。即便从斗争策略出发，也不过是暂时对此保持沉默、没有表态而已。但是，武汉军区在传达过程中却将自己的认识混杂在江青的话中，借此为武汉军区采取的行动提供合理性。这样就歪曲了江青的观点。这还可以从七二○事件后陈再道的检查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陈再道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口头检查中说：“钟汉华在北京，用江青同志的名义向家中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的四点指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什么工总不翻案，保守势力大方向是对的啊。这个极端错误的东西，害了下面，欺骗了广大群众、干部，江青同志批评我的‘借势压人’。我们只向中央作了一般检查。回来，作为我来说应该提出这个错误，这是造谣，对这个东西应进一步消毒，我没有做，那你为什么不做啊?因为他说的也是我的思想，反动的思想，合乎自己的反动思想，因此，回来也是这样做，工总不翻案，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三字兵大方向是对的。那时，百万雄师还不多，因为自己是这个反动思想，就不可能进一步去处理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自己忘记了，自己没有注意，就是合乎自己的思想，这样反动的东西合乎自己。回来后，言论、行动还是那些东西，这是我们的，但用江青同志的名义，这个就不同了，这是个大罪过，欺骗人哪!盗用江青同志名义，蒙蔽人，下面当真的，还有什么怀疑的。所以，这个恶果是很大的，这个罪责我也逃不了，不管是政治委员，也不应该顾及，要好好把这个东西收回，公开辟谣。没有这样做。”

陈再道在口头检查中还说：“对中央文革不尊重。老实说，不是不尊重，就是有抵触情绪，某些地方就是有不满。这是心里话，现在不要再藏着。”[51]

这是陈再道在七二○事件后检查中的话。虽然在措词上采取了检查时的用语，但是反映的情况还是真实的。就是对中央文革小组存在抵触情绪，表现出不满，而且在传达江青指示时走了样，加进了自己的私货，企图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旗号为军区的行动背书，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件事会引发江青的强烈不满，对陈再道、钟汉华提出质问，收回十九日会议记录，不准再提十九日的汇报之事，取消二十一日接见，表示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乃至于陈再道、钟汉华难以像其它大军区负责人那样参加“五一节”了。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中央汇报会上通过与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沟通，不仅澄清了误会，还表示要帮助武汉军区做造反派的工作，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问题。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未经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同意，武汉军区就擅自将十九日汇报会的内容传达了下去，进而扩散到社会上。不管他们这样做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没有接见武汉造反派的情况下，就给他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被动。

这还只是程序上的，更为严重的问题表现在内容上。他们在传达十九日会议的时候，断章取义，随意发挥，加进了自己的观点，歪曲了江青的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江青才向他们提出了“以势压人”的质问，收回记录，取消接见，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这是对他们的抗议。虽然武汉军区向中央文革小组写出了书面报告，但是不论在程序还是内容上都没有做出深刻、有说服力的自查。这样也就难以消除中央文革小组与武汉军区之间的隔阂，致使双方联合起来解决武汉问题的机会失之于交臂。这里固然有偶然的因素，但是从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拒不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来看，又是具有必然性的。武汉的形势仍然在沿着自身发展的逻辑不断走向恶化。

5)武汉文革在多方博弈中走向恶化。

进入五月份以后，武汉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各自又在分化中进行着新的组合，斗争形势进一步走向激化。这个时候的两派斗争由文斗转向武斗，表现出严重的暴力倾向。保守派处于主动进攻态势，造反派则处于防守态势。领导干部队伍也在发生着变化，一批革命领导干部又站出来了，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武汉军区虽然对于支左的政策、策略作出了一些调整，但是仍然认为他们支左的方向是正确的，既没有释放工总主要负责人，又拒不承认解散工总是错误的，也没有为工总恢复名誉。军区在两派斗争中继续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这个时候百万雄师成为保守派的主要代表，军区对百万雄师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支持是通过8201部队(即武汉独立师)进行的。这是武汉文革形势走向恶化的主要原因。

其一，造反派在分化组合中成立新的联合组织。

武汉两派群众在斗争形势走向激化的情况下又发生了新的分化与组合。我们先看这个时候造反派发生的变化。

在工总各级负责人被抓捕，组织被解散，二司负责人也被勒令整风的情况下，随着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发表，以及军委“十条命令”的下达，武汉造反派迅速行动起来展开了反击。四月上旬二司结束整风，中旬召开了第二届红代会，选出了司令部新的领导班子，通过了红代会决议。此后二司被称为钢二司。于是，二司又重占了红旗大楼、井冈山大楼，在不少地方重新开设了广播站。工总虽然被解散了，但是其成员自发组织起来，以钢八司的名义行动(工总重新树旗后钢八司就自然消亡了)。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思想工人总部联络站成立。四月二十四日，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中学红联)成立。

五月五日，武汉市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成立。二司的杨道远、新华工的聂年生和新湖大的张维荣等组成指挥部的领导班子。中学红联派出代表董学精参加大中学校联合指挥部的工作。

虽然大中学校造反派成立了联合指挥部，但是在许多问题上认识却并不一致，一个行动、一个口号的确定，都要讨论、研究，有时争论还相当激烈。比如在为工总翻案的问题上，杨道远、毛泽东思想红艺兵的余洁清(湖北戏校学生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中学红联代表董学精是坚决主张为工总翻案的，但是有人却不同意这样做，认为工总头头是“牛”(指牛鬼蛇神)字号的，战斗队员是“闯”(指革命闯将)字号的，提出的口号是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这种争论严重影响了造反派内部的团结和共同行动。

五月八日，武汉市工矿企业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成立，工总联络站、工造总司、九一三、长办联司、二机床厂八一七兵团等十几个组织参加。五月中旬，外地来汉串连的革命造反派成立钢工总五湖四海兵团。

为了进一步将武汉造反派组织起来，增强造反派的凝聚力，以便在统一行动中显示出力量，五月十六日，由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与工矿企业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共同组建了武汉市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总指挥部，张维荣为总指挥，杨道远和吴焱金为副总指挥。[52]这个总指挥部是大联合中形成的，因而又简称大联指。五月二十三日，武汉中学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与造反派一起行动。六月二十二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成立。大联指是这个总指挥部的前身。总指挥部设在湖北大学，包括了钢新两派所有组织。总指挥为新湖大的张维荣。[53]

从中我们看到，在新形势下，武汉造反派认识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因而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工人以及其它行业的造反派就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的综合组织。这对于造反派的协调行动，表达诉求，无疑是有益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组织虽然成立了，但是在内部却存在着一些分歧与矛盾，同时在组织的严密、体制的建立、人员的安排及其动员程度上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是一个松散性的左翼联合组织。这也就预示着以后造反派在协调行动、表达自身诉求上会面临不少困难。

其二，保守派在分化组合中成立百万雄师。

我们再来看这个时候保守派发生的变化。

保守派过去是指联工联合会、三字兵以及其它具有官办色彩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在斗争中分化、组合，逐渐失去作用，有的甚至已经崩溃了，但是新的保守派组织却又产生了。这些保守派组织虽然是由群众成立的，但是在它们的背后却闪现着党政和军区支左领导干部的身影，从而使得这些保守派组织具有别动队的性质。在新的斗争形势下，这些保守派组织及其背后的人也意识到分散的保守派组织的力量是软弱的，只有联合起来行动才能显示出力量。于是，一个力量强大的保守派联合组织百万雄师就在这些人的整合下产生了。那么，这个百万雄师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月二十八日，武汉市委组织部长辛甫，通过武汉市人武部，按系统成立了以基干民兵为骨干的组织——红武兵。其实，红武兵在二月中旬曾经一度基本垮台，后来武汉市武装部是在三月二十八日接到相关指示后，才又扶植红武兵重新复活的。

五月十六日，百万雄师联络总站成立。这个联络站以红武兵为骨干，纠合了乌兰牧骑、野战军、造反大军、红城公社等保守派组织，开了成立大会，并发表了成立公告。它的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全扫光”，“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围剿钢二司，踏平九一三”等等。为了支持武汉军区发表的“二一八声明”，汉阳轧钢厂百万雄师组织的名称就叫“二一八造反军”，表示他们是为维护“二一八声明”进行战斗的。[54]

这个组织的全称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总站，以红武兵领头，有五十多个保守派组织参加，号称其全部成员超过一百二十万。成立大会后举行盛大游行。在汉口利济路，红武兵拿出事先准备的洋镐把，对路边嘲笑他们的市民(包括儿童)进行殴打。市委组织部长辛甫、市委公交政治部主任林立组织百万雄师参谋顾问组。8201部队派出由三团王参谋长带队的调查组进驻总站。[55]

从中我们看到，武汉的保守派联合起来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这个武汉当时最大的保守派联合组织，是以基干民兵和复员军人组成的红武兵为核心，整合了武汉主要的保守派组织，同时又有党政军相关领导干部的支持、帮助，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后勤保障有力，其战斗力还是颇强的。一旦付之于行动，就会造成很大的破坏性，给武汉文革的发展造成很大困难。

这样我们看到，在新的形势下，武汉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各自都进一步联合起来了。此后，两派之间的斗争就是以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展开的。从两派各自联合组织的形成及其势力来看，不论是在人员的组成、组织的严密、后勤的保障以及地方和军队的支持力度上来说，百万雄师都是占有相当优势的。这也就预示着武汉文革形势的发展会呈现出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其三，革命领导干部在干部队伍中脱颖而出，站在了造反派的行列。

我们再来看领导干部队伍的变化。

这个时候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领导干部队伍也在进行着分化。有一批革命领导干部从他们中间挺身而出，站在了造反派的行列，揭露党内走资派对于造反群众的打击、镇压行动，却遭到了保守派、一些党政干部及军区支左干部的攻击。

五月三日，长江水利委员会造委殴打造反干部。武汉中学红卫兵特别行动委员会抄任爱生、刘真的家，扣押任爱生。[56]

任爱生时任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主任，是省委最早起来支持革命造反派，批评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军队支左以后，他多次批评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提出要为工总翻案。在被扣押后，他设法给造反派捎信，希望能够解救他。钢二司获悉后，派人包围了关押任爱生的楼房，楼上保守派围着任爱生，楼下造反派围着保守派，双方僵持不下。最后，任爱生毅然从楼上跳下摔伤，被造反派接走，送到医院治疗。[57]

五月六日，湖北省副省长孟夫唐写出大字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并致信陈伯达和中央文革。[58]大字报公开支持工人的造反行动。

五月十八日，高等院校革命干部联络站成立，毛远耀(武汉测绘学院党委第一书记)任第一号勤务员。其间，武汉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成立，武汉市副市长薛朴若任第一号勤务员;省革干联成立，孟夫唐任一号勤务员。[59]这里的勤务员实际上就是革命造反干部组织的负责人。

五月二十九日，二司华师总部召开陈一新(原省政法委书记)问题辩论会，调查组汇报省委运动初期抛出陈一新的目的。陈一新发言，揭发王任重、张体学。[60]

从中看到，在斗争中，孟夫唐(湖北省副省长)、刘真(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张华(湖北省委秘书长)、薛扑若(武汉市副市长)、杨春亭(宜昌地委书记)、李明(湖北水利厅厅长)等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公开亮相，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批评武汉军区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的错误。

由于他们从领导干部队伍中分化出来，支持造反派的行动，这样就不仅与保守派，也与打压造反派的党政干部及支左部队负责人产生了矛盾，遭到了他们的诋毁与攻击。他们说这些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是“工总、二司的黑后台”、“二八声明”的炮制者，甚至还说这些干部搞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武汉的谭氏人物就是他们。[61]

这样我们看到，在斗争中省委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发生了分化。有一批革命领导干部站了出来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不仅揭发省委主要领导干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事实，而且还批评军区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对于造反派和文革形势的发展当然是有利的，但是这样以来他们就不仅与保守派，也与一些地方和支左部队中的领导干部处于对立状态了。这样就形成了造反派与革命干部为一方，保守派和地方党政机构、支左部队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为另一方的斗争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通过分化组合形成了两大派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和百万雄师联络总站。革命干部从党政干部群体中站了出来，参加到造反派的行列中，积极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干部队伍中仍然有一部分人还在支持保守派。这样革命干部就与造反派站在一起，而另一些反对造反派的干部(包括走资派)则支持保守派。这样在干部、群众中间形成了造反和保守这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武汉军区介入文革以后，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支持造反派，而是和保守派站在了一起，抓捕了工总负责人，并进一步解散了工总。这样支左部队就与造反派及支持造反派的革命干部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从而使得武汉文革的形势进一步走向尖锐、复杂化。

其四，中央文革小组为解决造反派和军区的矛盾提出指导性意见。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对于造反派和军区之间的矛盾，中央文革小组并未置之不理。虽然四月份中央文革小组在调解武汉造反派与军区矛盾的时候，由于军区负责人擅自公布会议内容而使中央文革小组处于被动状态，导致中央文革小组调解双方之间矛盾的努力遇到挫折，但是面对他们之间的矛盾，中央文革小组仍然在继续进行着相关工作。

其实，面对武汉出现的严峻形势，中央文革小组在如何处理武汉的问题上一度也没有统一认识。小组内部在这个问题的表述上意见并不一致。

我们先看林杰和戚本禹秘书的表态。

五月八日，杨成武回忆：五月初，《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戚本禹的秘书先后说：“武汉的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这是一场更加尖锐、复杂的斗争”，“需要把全国的老造反派统一组织起来”。“武汉的谭震林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中央5月16日要发文件点军内的问题，这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借东风，要激化矛盾，口号要明确，一定要打倒陈再道，要为工人总部翻案。”[62]

从林杰和戚本禹秘书的表态中可以看到，他们不仅提出了“军内一小撮”的问题，还指出武汉的谭震林到底指的是谁，又进一步说中央五月十六日将要下发的文件就是对造反派的支持。因而他们要求造反派统一组织起来，借其东风，加紧行动，一定要打倒陈再道，为工人总部翻案。这是在鼓动造反派的斗争。

这些话究竟是他们个人的意见，还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呢? 我们注意到，他们的话虽然在为工总翻案问题上反映了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共同心声，但是，他们提出“军内一小撮”，指出了武老谭的代表人物，还说要打倒陈再道，并进一步将矛头指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则是与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方针相背离的。在没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中央碰头会和毛泽东批准前，他们擅自讲出这样的话，不仅是违犯纪律的，也会导致武汉文革形势的激化并进一步走向动荡。因为他们的表态是与以后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不一致的。后来，林杰等人起草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八一社论并最终导致其垮台，其来有自。从这里我们判断，他们讲的这些话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自己对于形势的认识，而并非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中央的看法。

虽然林杰和戚本禹秘书作出了这样的表态，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根据中央的文革方针和毛泽东的指示以及形势的发展，在武汉问题的处理上还是比较慎重的。这表现在不仅对军区工作作出了客观评价，还对造反派进行说服、教育，希望他们采取适宜的斗争形式和策略。

五月十五日，王力、戚本禹接见湖北造反派群众代表，提到：“军区在支工、支农、支左中是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错误，这主要是在支左上。现在他们正在改正这些缺点错误，我们和你们都需要再看一看，有缺点错误都要改正，不要越陷越深，改正了就好了。有意见可以说，方式要适当。(指军区)希望你们回去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湖北的情况制定斗争方案、政策。”

近日，军区经甄别后，释放部分工总被捕人员。[63]

从中可以看到，王力、戚本禹并没有否定武汉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的成绩，而是在肯定军区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了他们在支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对于武汉造反派，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也没有盲目地支持他们，而是启发、开导他们，

要他们对军区提意见的方式要适当，还要给军区改正错误的时间。希望他们回去以后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宜的斗争形式。这个时候军区也释放了部分工总被捕人员。双方之间的矛盾能不能得到根本改观呢?还是要看一看。

不难看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于武汉问题的表态在五月初和五月中旬是不同的。两相比较，王力、戚本禹的表态似更符合后来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这对于武汉问题的解决当然是有益的。同时，不必讳言，中央文革小组对于武汉问题表态上的不同，对于武汉文革的发展还是造成了消极作用的。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

其五，造反派在斗争中互相支持，是否为工总翻案成为造反派与军区斗争的焦点。

由于军队介入文革后，不仅抓捕工总各级负责人，还进一步解散了工总，因而造反派与武汉军区的矛盾迅速激化，将矛头指向了军区支左部队，要求为工总翻案。当时是否为工总翻案成为造反派与军区斗争的焦点。

四月二十六日，钢二司在武昌体育场召开大会，庆祝二司成立半周年。革命造反派工人、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外地来汉革命造反派数万人参加大会。会后举行游行，从武昌出发，跨过长江大桥，进入保守势力控制下的汉阳，一路高唱“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的战歌，高呼“打倒武老谭，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在保守派的漫骂和围攻中通过。

五月一日，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中学红联、工造总司、长办联司、三司革联等十六个造反派组织数十万人，冒雨举行声势浩大的全市大游行。湖北省农村工作部政治部主任任爱生与工人战斗队员一起参加游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任爱生还在武昌桥头贴出了为工人总部翻案而作的诗歌。这次大游行，是武汉造反派重新联合的一次最大行动，是显示自身力量对打压造反派的一次示威!

五月十五日，钢二司司令部发出《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翻案紧急动员令》。动员令再次肯定工人总部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将是否为工总翻案提高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高度、反击二月逆流的高度来认识。[64]

五月十八日，二司《革命造反报》第二十七期发表文章，号召坚决为工人总部翻案。武汉地区十七所高等学校革命干部联络站成立，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为工人总部翻案，打倒武老谭。[65]

在为工总翻案、释放被捕负责人的问题上，造反派在斗争中是讲究策略的。

当时关押了工总各级头头几百人，三新二司对工人总部的情况进行大量调查后，认为工总主要头头朱鸿霞当时目标大，情况复杂，营救难度较大，而汉阳轧钢厂分部负责人夏邦银是坚定的革命闯将，出身好，共产党员，要以营救夏邦银来打开突破口。他们多次到汉阳公安分局要求释放夏邦银，公安局拒绝放人，反说他们是在为反革命翻案。于是造反派就在汉阳公安分局前开始静坐斗争，表示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造反派进行静坐后，为了压制造反派，有人调来了8201部队的宣传车，安上了高音喇叭，对静坐现场进行广播，宣读“三二一通告”。四月二十九日，武汉市汉桥区武装部调来江堤公社、红光公社、永丰公社6000多农民，进城参加游行，冲击静坐的学生，致使数十人受伤。建港中学、钟家村中学等单位的造反派也不断增援静坐队伍。经过二十多天的斗争，汉阳公检法军管小组不得不于五月十四日晚十时释放拘捕了两个月的夏邦银。而后公安、军管当局也逐渐释放了工总的一些头头。[66]

造反派在斗争中注意互相支持，采取联合行动。这在支持新公校的绝食斗争上体现了出来。

五月十日，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在军管组指挥下，出动一百多人到市公安学校支持保守派，用大字报、声援书覆盖新公校造反派刚贴出的大字报。新公校造反派上前劝阻，双方发生矛盾，被打伤二十余人。而后，该校造反派多次去军区支左办公室、市公安局军管小组交涉，提出七点要求，但都没有得到满意答复。于是新公校造反派于五月十三日下午在武汉市公安局前静坐绝食。公安联司的田学勤、钢二司的杨道远、新湖大的张维荣、工造总司的吴焱金和新公校的张兴望一起组成支持新公校绝食斗争火线指挥部，统一组织、领导绝食斗争。

当时因为武汉造反派受到重压，因而大家对新公校的绝食很同情，几乎所有的造反派都参加进来了，各大中学都有造反派队伍来到现场。中学红联不少人还同新公校一起进行绝食。全市的学生、工人、市民、干部、外地来汉串连的人员也参加进来了，有十几万人之众。一个星期过去了，绝食的造反派有的开始绝水，晕倒的学生拒绝输液，生命危在旦夕，情况非常危急。火线指挥部派出张维荣带人多次到军区谈判，一中革司组成敢死队到军区支左办公室进行示威。[67]

各派造反学生前往静坐声援，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发电报声援，首都红代会各学校也发表声明声援。巴中友协(马列)秘书长果索伊女士亲临现象表示支持。[68]

新公校学生的绝食是由于军管组和公安部门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引发的。武汉各地造反派支持新公校造反派进行的绝食行动，对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表现出不满乃至敌视的态度。他们的行动遭到了红武兵的冲击。同时，面对新公校的绝食行动，武汉军区内部在如何处理绝食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表现出出尔反尔的态度。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五月十七日，汉阳红武兵冲击在公安局静坐(绝食)的新公校学生。中学红联组织全市数区大绝食。受造反派影响的小孩满街高喊：“支持新公校，打倒陈再道”，“陈大麻子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扒你的皮，打倒你的后台刘少奇”，“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

五月十九日，新公校绝食问题，军区派杨秀山处理未果。军区政委钟汉华出面谈判，新湖大学生扣留钟。经过八小时谈判，钟汉华被迫答应新公校提出的七点要求，在协议上签字。造反派宣布绝食斗争胜利。军区通过支左办公室表态，认为没有作出任何让步，大力宣传造反派“绑架钟汉华政委”。

五月二十日，陈再道否定钟汉华与造反派签订的协议，指出刘真、孟夫唐要公开点名批判，这是逆流。

五月二十一日，支左指挥部发表“关于当前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问题”，指责造反派揪武汉谭震林是转移斗争大方向。中学生特动分子抄孟夫唐家。钟汉华这个时候也写信告诉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负责人，说对事实真相不了解，否定已签字的协议。[69]

从中可以看到，钟汉华是在不得已的情势下，才答应绝食学生要求、签署协议的。但是他签字的协议随后又被陈再道否决，他自己也由此改变态度以不了解事实真相为由否定了亲手签署的协议。如果再结合军区支左办公室宣布没有让步和钟汉华遭绑架来分析，在如何处理新公校学生绝食的问题上，当时武汉军区内部也是存在分歧的。尽管如此，这种分歧最终还是以武汉军区否定钟汉华与绝食学生签署的协议而得以弥合，但是却进一步激化了造反派与军区的矛盾。

受造反派影响的小孩子喊出的口号，其实也反映了当时造反派的共同心声。在当时情势下，虽然军区在两派斗争中支错对象，对造反派进行打压，但是将矛头直接指向军区，喊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不仅无助于事情的解决，反而还会激化业已存在的严重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和武汉军区之间的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进一步激化了，乃至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因而提出这样的口号不仅与事无补，反而会导致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从斗争策略上来说显然是不适宜的，从战略上来说更是错误的。因为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当时虽然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他们采取的措施既没有像青海省军区赵永夫那样制造了二二三血案，也没有像成都军区那样大规模抓捕造反派。同时，毛泽东认为只要这些军队支左领导干部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都不在打倒之列。这样就破坏了中央的战略部署。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时候陈再道对站到造反派一边的省委领导干部孟夫唐、刘真持批判态度。保守派特动分子还抄了孟夫唐的家。这又一次反映出军区、保守派与革命干部、造反派形成了对立的两个阵营。

其六，百万雄师在部队支持、纵容下开始向造反派发起进攻。

那么，这个时候保守派百万雄师的行动又如何呢?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百万雄师在军区及支左部队相关人员幕后支持下，向造反派发起了攻势。这种攻势开始的时候不是以大规模的方式，而是由红武兵出头对一些单位的造反派展开行动。不仅如此，郊区农民也被动员参加到保守派的行动中，与他们一起来反对造反派。这样就对造反派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五月四日，汉阳农民向新华工递交抗议信。五月六日，清华井冈山中南调查组五人被位于汉阳的武汉冷冻机厂、武汉通风机厂的红武兵殴打。

五月十七日，百万雄师筹建初期，蔡炳臣、牛怀龙就派该师五团参谋长方谋去了解掌握百万雄师的情况。接着，又派调查组进驻百万雄师总站，出发前蔡、牛让师参谋长郝文德对调查组说：“去百万雄师，是帮助筹建，出谋划策……”并规定百万雄师的活动，单线与牛、蔡直接联系。[70]

五月二十日，皮联、肉联、建筑公司等单位红武兵冲击二医院，打伤90余人。[71]

五月二十一日，百万雄师组织游行，声讨港英当局，汽车已备有棍棒。沿途对嘲笑他们的围观市民群众出手殴打。

总字127部队出现“周总理四点指示”谣言传单，说三新二司大方向错了，孟夫唐、张华操纵了反革命逆流。[72]

五月二十二日，铁四院、国棉二厂等单位红武兵，打伤造反派群众30余人，其中一人口吐鲜血，昏迷不醒。

五月二十三日，百万雄师进攻武汉三中红岩，伤数十人。

五月二十四日，百万雄师砸了新华工驻汉阳广播站，砸五一七事件火线指挥部，伤近百人。[73]

五月二十五日，百万雄师区以上头头在六机部安装公司开会，组织全市压制造反派的武斗。各区分站加紧集训武斗队。[74]

五月二十七日，百万雄师打死二十中造反派学生张昌森。晚上八时造反派在洪山宾馆(军区支左办公室)门前开追悼会，这是第一个被百万雄师杀害的造反派学生，悼词的题目是“陈再道杀人”。[75]

五月二十八日，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申耿生、蔡俊善研究订出镇压造反派的计划：1、认清形势，整顿组织，由于武斗不力，指挥不灵，决定抽调各组织一号头头组成权力机构。2、今后任务：1)集中全力扫平障碍，全面血洗造反派;2)镇压造反派之后搞大联合;3)最后进行夺权。时间上，6月1—15日第一阶段，16日—6月底第二阶段，7月1—15日夺权完毕。[76]

五月三十一日，百万雄师在青山汽运六站附近打伤武钢工校二司学生数十人，其中19人重伤。[77]

六月一日，武昌街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公交车与战士摩托相撞，战士被烧伤。百万雄师宣传此事是工人总部谋害解放军战士的反革命政治事件。[78]

六月二日，百万雄师在青山汽运六站附近打伤武钢工校二司学生数十人，其中19人重伤。当晚，百万雄师围攻武汉邮电器材厂，打伤30余人，其中10多人重伤，2人休克;在长办(长江流域水利办公室)挑起武斗，打伤造反派数人;百万雄师冲击工总武东战斗队竖旗大会，打伤22人，重伤16人。[79]

六月上旬前后，根据百万雄师“先扫平汉阳”的计划，汉阳许多家工厂都出现保守派殴打造反派事件，致使许多造反派工人不敢回家，不敢留厂，很多工厂因此停工。

六月三日，武船的百万雄师组织，继五三一、六二事件之后，又挑起六三事件，打伤工总战斗队员和武船联司战士多人，使许多工人不敢回厂回宿舍(三次事件共打伤造反派100多人，重伤5人，绑架3人)。[80]

从中我们看到，在百万雄师成立特别是进入五月下旬以后，他们开始对造反派发起了凌厉的攻势。这种攻势以武斗为主，逐渐从小规模向大规模的形式过渡。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纷纷被打伤乃至于被打死，酿成了严重的血案。8201部队(省军区独立师)不仅幕后支持百万雄师的行动，还派人为百万雄师出谋划策。百万雄师的头头也在组织大规模剿灭造反派的行动，先扫清汉阳，再攻占汉口，然后夺取武昌，最后在保守派的大联合中夺权。由于百万雄师以红武兵为核心，又有支左部队的支持，形成了比较严密的组织，还获得了后勤保障，因而在战斗力上要比造反派强得多。在掀起武斗以后，他们往往占着上风，给造反派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严重破坏了武汉文革的发展。

其七，从斗争策略考虑，武汉军区发布了换汤不换药的“六四公告”。

鉴于武汉两派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同时也受到了中央和社会上的强大压力，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虽然没有认识到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已经觉察到在支左中他们处于被动状态。为了进一步争取主动，六月四日，武汉军区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即“六四公告”)，在坚持既定支左方针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支左中所犯的错误。

公告指出，“二八声明”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符合《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精神的。军区支持对“二八声明”的批判，发表“二一八严正声明”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在批判中出现了扩大化，没有及时纠正一些错误口号，这个责任由军区来承担，并表示向这些同志道歉。

在工人总部的处理上，公告认为解散工人总部及其下属某些组织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工人总部所属组织不加分析地一律解散，则是错误的。公告宣布在工人总部不能恢复的前提下，对于宣布脱离工人总部或处理错了的下属组织予以承认、纠正，对于错误批斗的革命群众予以释放，并向他们表示道歉。

公告对站到造反派行列的孟夫堂等革命领导干部不仅没有肯定，还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判，说他们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在煽阴风、点鬼火，制造革命组织间的纠纷，挑动武斗，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81]

我们注意到，当时武汉军区虽然在“六四公告”中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但这是在肯定“二一八声明”和“三二一通告”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说，公告是在肯定支左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来承认错误的，比如说工人总部不能恢复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即便军区释放了工人总部的一些人，也为其下属一些组织恢复了名誉，但是对于两派的态度却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更没有认识到他们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因而公告与以前相比固然有些进步，但是其根本立场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这样自然也就难以解决军区与造反派的矛盾，同时由于军区承认了一些支左中的错误，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百万雄师的不满。这在陈再道的回忆录中就有所反映。

陈再道回忆道：“六月四日，根据当时的形势，武汉军区发表了《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

然而，这个《公告》发表之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造反派们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因而他们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了，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意。”[82]

从中可以看到，两派对军区的这个公告都是不满意的。造反派的不满意不难理解，因为军区在公告中虽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错误，但是与此前态度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这鲜明地表现在对待工总的态度上。军区继续认为抓捕工总负责人、解散工总是正确的，更没有为工总恢复名誉。这样也就没有认识到他们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尽管军区是在肯定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前提下来承认错误的，却也引起了百万雄师的不满。因为百万雄师与造反派是对立的，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尽管军区在公告中作出的妥协与让步是有限度的，百万雄师仍然担心此举会引发两派斗争态势的转变，因而也不赞成军区发表的这个公告。

从造反派和百万雄师对于军区公告的意见来看，造反派的反对占主导地位，百万雄师的不满处于次要地位。因而军区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百万雄师对军区的不满则是形式上的，两者从性质上来说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军区是在承认他们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前提下来承认错误的缘故。这样军区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就无法改变，他们支持百万雄师的态度也不会发生本质性变化。从这里来看，尽管百万雄师对于军区的这个公告表示不满，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也不会反对这个公告。这是他们与造反派在公告问题上的实质性区别。

其八，“六四公告”发布后，百万雄师向造反派发起了更为强烈的暴力行动。

虽然军区发布了“六四公告”，但是两派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走向激化。百万雄师向造反派发起了强力进攻。我们看下面的史料。

就在军区发表公告的同一天，也就是六月四日，百万雄师砸毁了造反派驻武汉市委联络站，新华工、二司学生被赶走。百万雄师总部进驻市委大楼。[83]

六月五日，百万雄师武装围攻国棉二厂、汉阳轧钢厂。保守组织武汉公检法分乘70辆卡车，举行拥护“六四公告”的游行。[84]这一天，百万雄师在国棉二厂“抓办”的带领下，砸了该厂各个造反派组织的办公室，把二一三负责人老赵打成重伤;砖瓦厂百万雄师进攻财校，砸掉钢二司、红八月反逆流联络站，打伤21人。[85]

六月六日，红武兵攻占造反派各组织的汉阳中心联络站，8201部队宣传车呼口号：“要用无产阶级的铁拳头对付流氓阿飞”。[86]百万雄师围攻钢二司、新华工等在汉阳区委的联络站，在场的学生被打得遍体鳞伤;百万雄师杀死肉联厂工人杜世顺。[87]

六月八日，《革命造反报》刊登六月三日二司司令部关于军区“三二一通告”的严正声明，把“三二一通告”比拟成“二月提纲”。百万雄师总站发布“反逆流紧急动员令”。宣称“从即日起，立即展开全面反击，狠狠打击来犯的阶级敌人，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敌人!”[88]

加入百万雄师的中学红卫兵成立司令部，会后举着镐把、警棍游行，有市民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对市民大打出手，在汉口民众乐园、人民四路、人民三路至大兴路一带，被打伤的市民无数。武船百万雄师攻打第二机床厂八一七，绑架14人，打伤30多人，其中重伤10多人。中午，百万雄师殴打湖大支农返校学生，伤120多人，重伤50余人，3人休克。下午，百万雄师围攻参加拥护“六六通令”发表大会的钢二司战士。百万雄师在江汉食品厂附近，围攻九一三乘坐的汽车，伤者不计其数。

六月九日，百万雄师武力围攻居仁门中学二司学生。造反派自发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张贴各个据点。百万雄师围攻民众乐园和工艺大楼。造反派学生被打伤几十人，其中重伤15人。[89]

六月十日，三千农民武力袭击新华农校区。[90]百万雄师和调集过来的农民一起，围攻汉阳造纸厂造反派，造成流血事件和该厂停产。造反派就百万雄师到处进攻的形势，进行对策辩论，有三种不同的主张：文攻武攻(部分中学生的主张)、文攻武卫、文攻武守。造反派开始着手武装自己，修工事准备自卫。武钢、武锅等厂的造反派工人武装游行，声明要自卫。[91]

六月十一日，支左办公室负责人信俊杰与钢二司负责人座谈有关制止武斗问题，要求放下武器。[92]百万雄师在市委大院据点内把工造总司戴鹏打成重伤不予救治，活埋在据点中。

六月十二日，百万雄师进攻硚口文化园，攻击新华工广播站，绑架十五人。晚上，百万雄师围攻硚口汽配厂，打伤200余人，打死6人，其中有八级技工杨正超。[93]

六月十三日，百万雄师武装围攻武汉汽车配件厂。近效农民夜袭华中师范学院。百万雄师和农民路边设伏，袭击华中农学院学生。[94]

百万雄师进攻3506工厂九一三造反派;百万雄师在武汉工学院附近袭击华农钢二司学生，打死王体圣，另重伤17人。

六月十五日，百万雄师攻占水塔。夜十点至次日凌晨，百万雄师在循礼门挑起武斗，伤者无数，死10人。[95]

六月十七日，十三时数千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开始进攻中南旅社，在汉口六渡桥发生大型武斗。次日五时半造反派伤员赴医学院途中于中山公园被拦截，死两军人，伤员被杀。造反派说延至次日晨的武斗致使93人死，300重伤。造反派在武汉电力水利学院体育馆辩论“文攻武卫”口号，认为彻底为工总翻案，必须杀向社会。[96]

六月十七日，百万雄师攻打财贸大楼、人民文化园、中南旅社、铜人像等处，武钢一技校、一冶技校钢二司战士、钢九一三敢死队员等造反派及革命群众大批被打伤。此日，共有数十人伤亡。[97]

六月十八日，百万雄师武装围攻铁道部第四设计院。

六月二十日，武测、华师、体院、二中、建校召开形势辩论会，辩论“文攻武守”。

六月二十二日，百万雄师数千人围攻交警曙光大队造反派。[98]

六月二十三日，百万雄师攻打铁四院，早七时开始进攻，至晚六时攻占造反大楼，造反派全部遭绑架押走。中午，围攻路过武汉关的武汉大学钢二司学生，5名遭到绑架，另外4人跳江。晚七时，百万雄师攻打司门口险峰大楼。

六月二十四日，数千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围攻并血洗工造总司司令部，攻打水运工程学院、汉阳轧钢厂、武昌险峰大楼、铁四院。[99]

百万雄师进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时，使用消防车高压水龙、毒气和火攻方式，攻占造反派据守的大楼，1名工人被打死，楼内造反派全部遭到绑架，25日百万雄师再次绑架水运钢二司学生100余人。百万雄师围攻工造总司司令部，楼内留下14具尸体，拖走死者和伤者3车，钢二司战士八中女学生朱庆芳在工造总司当广播员惨死在长矛下，打死28人。二十三至二十四日连续攻打汉阳轧钢厂，打死6人，打伤数百人，绑架七八百人，武汉大学学生刘朝阳、古立盛死于是役，红旗中学红十月战士吕玉森大腿被铁矛戳穿，潘金洲眼睛被硫酸烧瞎，三中红岩肖敏、陈宗汉、周沛延，新东中赵柏铭受重伤，汉阳轧钢厂陈佐良、杜志远、钟菊轩等被打死。这一天，造反派在武钢成立抗暴指挥部，百万雄师打电话给钢二司青山联络站，威胁要活捉杨道远。钢二司司令部方保林带记者去水运武斗现场，希望记者掌握情况向中央反映。[100]

六月二十五日，二司在学院区举行武装游行，高呼“抗暴无罪，自卫有理”。

鉴于形势极端危急，长办造反派要求发放单位武装部的枪支，长办联司头头想不出办法压服下面，给周恩来发电报，说长办现在的形势危急，已经被四面包围，许多人要求武器启封，请总理指示武器能不能动。当天夜里一点北京回电话：“总理指示，那个东西不能动。”[101]

六月二十五日，百万雄师冲进新湖大，抓走三名学生一名教师。汉口人民文化园、工艺大楼、中南旅社、险峰大楼等处造反派宣传点人员被迫全部撤离。长办、湖大全部人员被迫撤离。[102]

六月二十六日，百万雄师包围新湖大，围攻机械学院、钢铁学院、长办。[103]百万雄师进攻武汉机械学院，绑架二司学生数十人。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向全国发出《武汉告急书》。钢二司在武汉测绘学院召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誓师大会，升国旗，奏国歌，誓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钢二司各总部、钢工总、钢九一三参加，敢死队一万余人发誓：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会后举行武装游行。同日 ，百万雄师血洗长办联司。

六月二十七日，百万雄师在汉口水塔旁打伤宣传中央最新指示的纲二司战士10多人，重伤1人。

六月三十日，百万雄师出动卡车改装的装甲车8辆、卡车30多辆，攻打新湖大校区，撞倒围墙;包围、冲击汉口工艺大楼和民众乐园。8199部队出动干预后，武斗队撤离湖大。徐海亮事件，第296页。百万雄师围攻人民文化园，打伤造反派数十人，重伤7人，抓走50多人。百万雄师围攻新湖大，使用自制坦克撞新湖大围墙，杀死革命群众3人，杀伤数人，不少人被绑架。8199部队出面制止，百万雄师撤离。[104]

以上我们搜集了从“六四公告”发表后到六月三十日之间百万雄师对于造反派进行武斗的材料。这些材料虽然是零散的，却也反映出六月份两派斗争的基本状况。从中我们看到，即使是在“六四公告”发表以后，百万雄师在两派斗争中不仅处于主动地位，又进一步向造反派发起了凌厉的攻势。不难看出，百万雄师对于造反派发起的攻击呈现出浓重的暴力色彩，还发生了流血和人命案。这表明百万雄师与造反派之间的斗争逐渐超越了派性斗争的性质，转变为你死我活的斗争，表现出严重的对抗性。这意味着两派斗争的性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造反派在百万雄师强力进攻面前，纷纷逃离武汉，也有不少造反派仍然坚持在原地进行斗争。

其九，“六四公告”发表后，军区仍然对两派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

既然这样，那么这个时候武汉军区对于两派斗争又是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先看武汉军区是如何对待百万雄师的。

六月四日，也就是军区发布“六四公告”的这一天，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在8201部队作战室召集百万雄师头头开会，蔡俊善、纪登清、杨克定认为军区公告力度还不够，要造反。军区副政委说这个公告不出，将来军区要被动，其实你们想想，公告已经肯定了支左的大方向。焦点是个工总问题，公告除了说工总不能翻案外，还写着它的五条罪状嘛!有这五条它们就翻不了。牛怀龙表态说：“原来咱们打交道还少，有的还不认识，我是坚决支持你们的!”[105]

从中可以看到，“六四公告”发表后，为了消除百万雄师对于军区存在的疑惑、不解情绪，军区副政委仍然在安慰他们，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公告发表的必要性。不仅如此，独立师主要负责人还向百万雄师头头表示是坚决支持他们的，直接表明了他们支持百万雄师的态度。这在下面的资料中又有进一步的反映。

六月六日，红武兵攻占造反派各组织的汉阳中心联络站，8201部队宣传车呼口号：“要用无产阶级的铁拳头对付流氓阿飞。”

六月九日，百万雄师围攻民众乐园和工艺大楼，8201部队的宣传车在旁呼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六月中旬，武汉军区党委决定，将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从人武部交给8201部队掌握。政委蔡炳臣在8201部队党委会议上说：“这是武汉军区党委对我们的信任，虽然有困难，也要接受这个任务。”

六月十五日，蔡炳臣、牛怀龙在三团会议室亲自召见了百万雄师总站、分站头头蔡俊善等20余人。蔡炳臣表示8201部队坚决支持百万雄师。蔡炳臣、牛怀龙还将派驻百万雄师的干部，向百万雄师头头一一介绍，并作了分工，两个团的参谋长方×、王××负责百万雄师总站、江汉分站、二七分站，后勤部副部长张××负责硚口分站，师部管理科长郭××负责武昌分站，某团副教导员杜××负责汉阳分站。分工后，蔡交代“你们和我们是单线联系汇报”。

六月十七日，十三时数千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开始进攻中南旅社，在汉口六渡桥发生大型武斗时，8201部队五团参谋长方×坐镇江汉区委，与百万雄师头目史天玉直接指挥这次行动。蔡炳臣彻夜未眠，连续三次电话给现场的纪树彬，指示“你们要注意，在政治上要争取主动，斗争上要讲策略，要提高警惕，做到不受损失，不失战机。”后表示“我对你们的胜利撤出现场，表示祝贺!并向你们的负伤人员，表示慰问!”

六月十八日上午，蔡炳臣电话通知百万雄师头头到8201部队师部，开会三个小时，商量掩盖六一七大惨案的实情，转嫁罪责。

六月二十八日，8201部队某部以全体战士名义给百万雄师写信，赞扬他们给“孟夫唐之流、二司、三新、黑工总、九一三等一小撮坏蛋以沉重的打击，真是大快人心。”[106]

以上资料进一步反映出武汉军区是支持百万雄师的。不过，从政治态势以及斗争策略考虑，军区没有直接出面，而是通过武汉独立师来进行的。军区将人武部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移交给独立师就是一个证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与百万雄师头头的接触以及表态，蔡炳臣幕后指导百万雄师挑起的六一七武斗，独立师宣传车为百万雄师的武斗进行呐喊助威等等，也是他们支持百万雄师的重要例证。从这里可以看出，武汉军区成为百万雄师而不是造反派的后盾，说他们在支左过程中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

那么，武汉军区又是如何对待造反派的呢?

从武汉军区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在“六四公告”中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及拒绝为工总翻案来看，与此前相比军区在两派斗争中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也就决定着他们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是问题的要害所在。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仍然会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区。我们看下面的史料。

六月八日，《革命造反报》刊登六月三日二司司令部关于军区“三二一通告”的严正声明，把“三二一通告”比拟成“二月提纲”。中学原红卫兵(即保守派红卫兵)成立武汉地区司令部，部队上千人戴其袖章一起游行。

六月九日，武汉军区发布关于制止武斗的“六九通知”。[107]

六月中旬某日，经过支左办公室刘海江联系，钟汉华等人在军区接见钢二司代表一次。钢二司参加接见的有杨道远、鲁性祥、杨运年、王敬清、王修斌、王笑林等人。杨道远见到钟汉华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停止武斗?”钟汉华感到突然，便说道：“是你们武斗，怎么说我们武斗?”杨道远说：“你们组织、训练、操纵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是按照你们的旨意，踏平造反派，终日武斗、横扫。请看看，武斗发生的地点，都是在造反派的地盘上，哪一次不是百万雄师攻打造反派造成的?”

钟汉华拿出武大、华工印发的“新式武器”制造成功的《号外》，说：”武器是不准制造的，私造武器是犯法的。”杨道远说：“我支持制造武器(实际上他并没有参与)，别人手里拿着刀，我们也要学着拿起刀来。我们制造武器，不是为了打别人，而是准备别人打到家门口，甚至打进家里来时，不被强盗打死，进行自卫。我们制造武器，是为了保命的，完全是防御的。”

钟汉华还说：“我们出个什么，你们就批什么，难道我们就没有一条对的吗?难道我们就全是错的了?”他最后说：“二司组织性强，纪律性差，毛泽东思想太少了，你们要好好学习。”

杨道远估计，钟汉华这话的意思是说，二司人马多，队伍齐，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战斗力很强;但是，他指挥不了这支队伍，不听他的话，不按他的框框办，不守他的纪律。

接见不观而散。后来刘海江对杨道远说，那次接见，二司人走了以后，钟汉华抱怨刘海江他们：我说不见不见，你们非要我见。非常地不高兴。[108]

六月十一日，支左办公室负责人信俊杰与钢二司负责人座谈有关制止武斗问题，要求放下武器。

六月十三日，武汉部队发出“关于制止武斗的紧急呼吁”。

六月十四日，陈再道、钟汉华与新华工红色造反团聂年生谈判，钟汉华指责造反派要夺军权。[109]

六月十八日，各个造反派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公开信、通牒等，要求军区支左办公室履行职责，制止武斗，否则将武装反抗。[110]

六月二十日，武测、华师、体院、二中、建校召开形势辩论会，辩论“文攻武守”。

六月二十二日，《革命造反报》改名为《武汉钢二司》。是日，二司司令部在“正处”发表十周年给毛主席的致敬信中说：“近来，这个窃居军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狗急跳墙，竟动用专政工具来大举镇压我们屠杀我们。他们开狱放鬼，责令一群劳改犯毒打我们;他停工训练武斗班子，指令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殴打我们。”[111]

六月二十四日，百万雄师进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使用消防车高压水龙、毒气和火攻方式，攻占造反派据守的大楼。钢二司司令部方保林带记者去水运武斗现场，希望记者掌握情况向中央反映。[112]

六月三十日，百万雄师出动卡车改装的装甲车攻打新湖大校区，包围、冲击汉口工艺大楼和民众乐园。8199部队出动干预后，武斗队撤离湖大。[113]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军区对于正在进行的武斗，是采取了一些制止措施的，比如下发“六九通知”、发出“关于制止武斗的紧急呼吁”、8199部队制止武斗等，但是总的来说军区与造反派之间的关系还是尖锐对立的。面对百万雄师的围追堵截，造反派一方面在进行反击的同时，还向中央、外地发出呼吁，寻求支持，要求军区支左办公室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制止百万雄师的武斗行为，遗憾的是军区却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制止武斗。这反映出军区对于造反派的态度仍然是淡漠的、消极的，与造反派仍然处于对立状态，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造反派自身存在的局限性问题。即便军区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严重错误，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也没有从政策措施和斗争策略上采取积极行动来化解、缓和他们与军区的矛盾，而是采取了一种对立的态度，将矛头指向了军区主要负责人，提出了“坚决揪出武老谭”、“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的口号，[114]从斗争策略上来说显然是不适宜的。这种作法只会激化双方本已存在的矛盾，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从钟汉华接见钢二司负责人来看，二司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积极、主动地化解双方矛盾，以便缩小分歧，增进共识，反而在争吵中弄得不欢而散。

当然，话又说回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并非造反派一方努力就能够实现的，特别是在军区支错对象又对造反派抱有成见的情况下，更是这样。但是造反派主观上没有认识到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化解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却对军区主要负责人提出激进的口号，就不能不说是他们的失策了。因为这毕竟与后来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还是不一致的。

其十，中央文革小组要求武汉军区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

在百万雄师与造反派发生武斗，武汉军区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反而支持百万雄师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又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六月十日左右中央文革小组就给武汉军区去电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了。陈伯达在百万雄师关于武斗的“动员令”上批示：陈再道同志要设法制止重新武斗。陈再道的秘书提出将这个问题提交军区常委讨论，陈再道却说：“你陈伯达呀，在北京还不是没有制止武斗”，不同意研究。[115]

由于武汉军区在制止武斗上没有采取有力措施，百万雄师挑起的武斗仍然在继续进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办公室致电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该电文由杨成武、戚本禹商议，形成文字，周恩来、陈伯达同意。

百万雄师公开宣称中央文革对其的最大关心，私下抱怨中央文革对下面事情不太了解。

洪山礼堂门口有许多军区的人在议论，说怎么我们支左又错了，都猜测和传说那个六二六电报是江青的表态。[116]

尽管这个电报在武汉议论纷纷，百万雄师及其支持者还是企图通过公开曲解电文，乃至于将这个电文说成是江青而不是中央态度的方式，来对电文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武汉军区在收到这个电报后，也并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来解决百万雄师发起的武斗。尽管如此，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发出的这个电报对于他们来说，毕竟还是具有一定威慑力的。这表现在这个电报发出后至七二○事件前，百万雄师尽管又搞了一些暴力活动，毕竟比以前有所减弱了。

中央文革小组六月二十六日给武汉军区的电报不仅要求武汉军区制止武斗，同时鉴于这个时候其它地方也发生了造反派与军区之间的激烈斗争，中央文革小组开导、要求当地造反派缓和与军队支左人员之间的矛盾，为支左部队转变态度、支持造反派创造条件。这在到云南、贵州、四川解决问题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

六月二十九日，王力在昆明两级军区党委会上讲：文化大革命中每一个重要口号都是毛主席提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有没有，毛主席也讲过，从上到下都有这样一种反革命复辟逆流，那时是二、三月。四月二十日江青……根据主席的指示，提出了“拥军爱民”的口号，这在全国形势是一个转折，不再是青海问题、内蒙问题、四川问题……那样的形势了，“拥军爱民”是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口号。红卫兵小将没有看到形势变化，所以还扭住什么“赵永夫”、“谭氏人物”、“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不是一般的口号，是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的口号。拥军是使革命小将懂得如何处理好对待军队的问题，采取什么态度、什么方法对待军队，推动文化大革命前进。[117]

从王力的讲话中可以看到，由于当时军队在支左中普遍性地支错对象，致使造反派冲及军区、造成军地双方矛盾的激化形势，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拥军爱民”的口号。这个口号是为了解决造反派与军队之间的矛盾才提出来的。王力在讲话中提醒造反派要注意到形势的转折变化，在这一口号指导下展开行动。

从中不难看出，口号间接地对造反派和军队都作出了批评。既批评了军队支左中的错误，也批评了造反派冲及军队，其目的还是希望军队和造反派通过自我批评来纠正彼此错误。具体说来，军队要改变支左错误，不要斤斤计较于造反派冲及过部队驻地继续对他们追究责任，还要转过来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也不要因为以前军队支持过保守派，打压过造反派，再去冲及军队驻地，而是要对军队采取拥护、支持态度。这样就便于化解矛盾，加强团结，联合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

从以上分析看到，“六四通告”发表后，在造反派与百万雄师的斗争中，总的来说，百万雄师居于主动进攻态势，造反派处于被动防守态势，严重的武斗事件主要是由百万雄师挑起的。从现有的史料看，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虽然与造反派有过接触，没有直接接见过百万雄师的头头，但是他们是通过武汉独立师负责人与百万雄师联系的。在两派斗争中，他们是站在百万雄师一边的。因而才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是军区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来制止百万雄师武斗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这样，即使有中央文革小组要求武汉军区制止武斗的电报，军区也没有在制止武斗上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其十一，造反派在百万雄师攻击下步步后退，要进京将武汉问题向中央汇报。

在两派斗争中，百万雄师步步进逼，造反派一再退让。他们或者在原地拚死据守，或者逃到外地，或者进京向中央汇报，以不同方式进行着反击，力争在斗争中取得有利态势。武汉三镇的多数地区逐步被百万雄师占据，造反派丧失了许多阵地。

武汉是由武昌、汉阳和汉口三镇组成的大城市。百万雄师已经占据了汉阳，造反派在武昌占据优势，汉口则是双方激烈争夺的地区。造反派在汉口设置的广播台、广播站，是他们的主要阵地。人民文化园(原民众乐园)是造反派最集中的地方，也是造反派的大本营，汉口的抗暴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此地驻守着钢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工造总司、中学红联、新一冶等造反派的队伍，周围则是被南洋大楼、中南旅社、财贸大楼、汉口水塔等造反派的阵地围绕着。[118]双方在这个地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武斗。面对百万雄师进攻，造反派在汉口的阵地正在一块一块地失守。

六月以后，造反派对武汉形势的估计是：汉阳是白区，汉口是游击区，武昌是解放区。汉阳、汉口一些抵挡不住百万雄师的造反派跑出来了，有的跑到外地，有的跑到武昌。七二○事件前武昌挤满了从汉阳、汉口逃出来的造反派。但是武昌的形势也不乐观，只剩下武昌中南路以东大专院校区和武重、武锅、水果湖一带在造反派手中了。

面对百万雄师的进攻，当时造反派中有一些人提出了“战略撤退”的口号。他们说，人都被打死了，还怎么革命?钢二司负责人杨道远反对逃跑，主张坚守。他认为，我们都跑了，造反派没有了阵地，没有了地盘，造反组织不是在武汉就不存在了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怎么搞?因而要全力加强防御，拼死据守。到了六月中下旬，鉴于造反派已无法正常开展活动，钢二司司令部开会研究决定，把钢二司司令部各部的负责人派往汉阳、汉口，秘密开展工作，组织打散了的造反派与百万雄师继续斗争。[119]

面对百万雄师强力进攻所挑起的严重武斗事件，军区支左又是站在百万雄师一边的，在这种斗争形势下，武汉造反派决定向中央汇报，寻求中央对他们的支持。况且中央文革小组六月二十六日来电中也有请武汉军区和各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的要求。于是他们迅速行动起来，联合指挥部立即召开会议，确定汇报内容，准备汇报材料，筹划组织统一的代表团进京汇报。可是在新华工召开的头头会议上，却发生了意见分歧。这种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对待工人总部的态度上：一方认为，武汉地区二月逆流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镇压工总，解散工人总部，拘捕各级头头。解决武汉问题就一定要为工人总部翻案，被抓的头头要放出来，恢复名誉;另一方认为，工人总部头头是“牛”字号的，广大战斗队员是“闯”字号的，主张只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联合汇报团组织不起来。

当时钢二司认为，工人总部是武汉地区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一支主力军，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必须为工人总部翻案，恢复名誉，释放被捕的头头和群众。因而他们便决定组成以杨道远、方保林、丁家显等近二十人的汇报团，单独进京汇报。当时，百万雄师控制着车站、码头，造反派出行很不安全。为了能够顺利赴京，他们将汇报团分成三个组，各持有一份完整的汇报材料，分期离汉到京。杨道远所在的那个组一行五人，在来汉串连造反派的帮助下，先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又与工造的吴焱金、新湖大的张维荣、三司革联的雪湘明等人乘火车赴京汇报。[120]

这样我们看到，在武汉两派斗争中，面对百万雄师的咄咄进攻，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制止武斗，而是站在百万雄师一边，对武斗采取了消极乃至放任态度。造反派在阵地日益萎缩，军区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敷衍塞责，内部又出现分歧难以组成统一汇报团的情况下，以钢二司为代表的一些造反派才决定单独组团进京汇报上访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武汉文革的形势特别是武斗是在百万雄师成立以后才迅速恶化的。在两派斗争中，百万雄师处于强势地位。造反派在百万雄师的武力进攻下阵地失守，队伍失散，纷纷逃往外地，处于被动地位。武汉军区(通过独立师)在两派斗争中没有支持造反派，而是站在百万雄师一边，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他们的行动。在这种形势下，造反派一方面向中央和外地反映武汉斗争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也对百万雄师和军区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斗争。这种状况也反映到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通过电报、谈话、讲话等方式对解决武汉问题提出意见。六月二十六日电报要求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派人进京汇报，就是为此采取的具体行动。这样看来，针对武汉存在的严峻形势，中央是要采取措施来解决军区和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了。

② 毛泽东亲临武汉纠正军区支左错误。

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支错对象，不仅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亲自或支持保守派来打压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两派群众组织也在矛盾激化中走向分裂并发生了严重武斗。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到武汉视察，就近解决军队、两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问题，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不过，他是以游泳的名义到武汉去的。

1)毛泽东从北京乘火车到达武汉。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在武汉出现军队支左错误和两派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毛泽东是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到南方、武汉去的。说是去武汉游泳，其实还是要就地解决武汉军区支左中的错误和两派之间发生的分歧和矛盾。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出行安全，周恩来进行了周密的安排。毛泽东是从北京乘坐专列到达武汉的。

其一，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到南方走走，在武汉游泳。

毛泽东决定到武汉是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提出来的。

七月六日、七日、九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去武汉游泳横渡长江。十日，周恩来电话告武汉军区：武汉群众组织代表不要来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1]

在小范围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后，毛泽东的出巡还是要获得中央的同意、批准，于是他又在七月十三日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正式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以及肖华、杨成武开会。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提出要去湖北、湖南，并对周恩来说：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2]

毛泽东在会议上还说准备在武汉游泳。他讲后，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武汉。

周恩来说：“主席的安危关乎到全国的革命形势……”

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证。”

江青加重了口气：“武斗中，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太危险了。”

肖华等人也表示：武汉几派群众组织斗争激烈，考虑到他(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是否暂不去，或者不去武汉，到别处去看看。游泳可以到十三陵、官厅、密云水库。

毛泽东坚持说：“天下的水要算武汉最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到武汉去游水。”

林彪再次劝说：“主席啊，你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到武汉去游水也是很好的，但大家都关心你的安全问题。”

“没有关系的。”毛泽东自信地说。

“武汉确实比较乱，我们都很担心。”不知谁又说了一句。

“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天塌下来，让成武顶着嘛!三个小时后出发。”并指指杨成武，说：“成武，你跟我去，就这样定了。”并要汪东兴负责，立即准备专列。

会上，毛泽东还让通知郑维山同车前往武汉，在火车上谈河北省的问题。由于汪东兴要随行，就宣布戚本禹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3]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提出了三年完成文革的设想，明年也就是第三年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尽管陈再道在支左过程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毛泽东到武汉是要保陈再道，说服、教育他纠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而不是打倒他。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否定了造反派提出的打倒陈再道的口号。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他是如何处理犯了严重错误的军队支左领导干部的。

这样看来，毛泽东到湖北、湖南乃至于到武汉游泳是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通过后，又在中央会议上得到赞同后才成行的。尽管如此，当大家听说毛泽东要到武汉以后，鉴于当时武汉发生的严重事态，与会人员从毛泽东的安全考虑，纷纷反对他到武汉去。毛泽东是在排除了大家的反对意见以后，毅然要求杨成武随他同去，并立即让汪东兴准备专列，还让郑维山随同前往武汉以便在火车上汇报河北问题的。由于汪东兴要随同毛泽东南下，因而才让戚本禹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以便中央日常事务工作能够得到及时处理。这说明当时的安排还是很周到的。

其二，周恩来采取严密措施保障毛泽东的出行、居住安全。

尽管毛泽东到武汉的行程确定下来了，但是周恩来仍然对此放心不下，为毛泽东出行做出了周密的安排。

在七月十三日下午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说道：“成武去有两个任务：一是给我和主席当联络员;二是保证主席的安全。注意直接和我联系。”当时杨成武担任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还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是保卫毛泽东安全的得力人选。周恩来又指示将飞机和舰艇同时调到武汉，以备情急时毛泽东使用。

会后，周恩来还反复对杨成武和汪东兴讲，武汉东湖很乱，一定要注意毛泽东的安全。[4]

由于毛泽东这次南巡要经过和到达的地区派性斗争激烈，社会治安和秩序也不好，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汪东兴精心制定了警卫方案，要求警卫队长陈长江多带些部队。这次出发的队形分为前驱、主车和尾车，对所属人员进行了编组部署，区分各自的任务，指定各部位的指挥员,规定联络方式和信号，使前后左右有机协调配合，相互策应支援，形成一个完整的战斗整体。陈长江从中队挑选了120余人，大多是有经验的干部，进行了扼要、深入的动员，加强了武器弹药配备，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危险作了充分准备。陈长江带领40余人登上了主车，随毛泽东行动。

其实，七月十日周恩来就给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打了电话，通报了毛泽东这次出巡的情况，说毛泽东打算七月十六日，在他横渡长江一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再次畅游长江，要武汉方面做些准备。周恩来还给铁道部和京汉路沿线的党、政、军负责人打了招呼，要他们深入第一线实施指挥，保证毛泽东的专列安全通过。[5]

为了做好毛泽东的保卫工作，七月十三日晚周恩来又给正在四川、云南、贵州西南三省处理军队支左错误和两派矛盾的谢富治打电话，要他赶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时任公安部部长，武汉驻军又是他曾经指挥过的部队，因而要他到武汉去做毛泽东的保卫工作。当时空军政委余立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以及北航的红卫兵正与谢富治组成中央代表团在西南三省进行调研，处理军队、两派之间的矛盾问题，从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和处理武汉问题出发，他们也同谢富治一起同行。王力感到事发蹊跷，就给关锋打电话询问是怎么回事。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十四日中午他们乘飞机到达武汉。[6]

七月十四日晨二时半，也就是毛泽东动身前夕，周恩来离开北京飞武汉，为毛泽东到达武汉打前站。抵武汉后，先后同武汉军区和武汉空军负责人谈话。[7]随同周恩来到武汉的，还有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李作鹏在王家墩机场设立了一个三军指挥部。由于以前毛泽东到达武汉总是居住在东湖宾馆，因而这次要先把东湖宾馆打扫出来。周恩来去了以后，东湖宾馆的服务人员也分为两派，连卫生都打扫不成。周恩来把两派服务人员召集起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赶快行动，把房子打扫出来。周恩来的话虽不多，却很快说服了两派，把房子打扫出来了。[8]

由于当时武汉局势不稳定，两派斗争激烈，为了预防不测局面的出现，保证毛泽东的居住安全，周恩来让中央警卫团替换8201部队(武汉独立师)来负责东湖客舍梅岭一号、二号的警卫工作，8201 部队担负各大门和其它大院外线的警卫任务。七月十四日下午，周恩还在东湖客舍召集东湖警卫队队长、招待处处长和宾馆两派群众负责人开会，向他们提出三点要求：东湖宾馆两派群众组织要求同存异，要联合。一律不得与外界来往，遵守纪律，保守秘密。东湖招待处从现在起不准增加一个人，如果增加人，需经总理批准。[9]

从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执意要到武汉的情况下，鉴于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及两派斗争的严峻状况，周恩来从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出发，为此进行了缜密的安排。他不仅让杨成武担任他与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还反复叮嘱杨成武、汪东兴必须切实保障毛泽东的安全，提前向武汉军区司令员作了通报，又向毛泽东专列经过的铁路沿线党政军负责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做好保卫工作。他还打电话给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让他和空军政委余立金赶往武汉保卫毛泽东的安全，随后又带着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部长亲自飞赴武汉，提前安排好毛泽东在武汉的住所及警卫工作。为了做到有备无患，周恩来又将飞机和舰艇调往武汉，以备毛泽东急用。汪东兴也根据周恩来的要求为出行制定了缜密的警卫方案。这表明周恩来对于毛泽东这次出巡是非常重视的。为了保卫毛泽东的安全，预防不测事件的发生，周恩来作出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

其三，毛泽东乘火车离京赴汉。

七月十四日晨三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同行。这是毛泽东一年来第一次离开北京。在专列上听取郑维山汇报河北省支左情况后说：河北要在军管前，大县来三四个人，小县来两三个人，开个会，交代政策。有错误就改，没有什么了不得。有错误主要是我负责。谁叫我一月二十一日发个指示，要解放军介入，要支左?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后来，又来了个“六·六通令”。“六·六通令”下来后，有的不听。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的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阵线也分明了。华北、东北、北京、上海比较平静，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比较乱，安徽也比较乱，还有山西。现在黑龙江还在乱。甘肃提出打倒张、冼、杨(杨嘉瑞，时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解放大西北。我看张、冼两个人还好嘛，态度比较正确。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改正了错误，工作就更好了。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

郑维山汇报说：河北的县、地、省的领导干部在斗林铁(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毛年谱编者注)时打倒了一批，以后斗刘子厚(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毛年谱编者注)又打倒了一批，打击面宽了，现在有些干部不敢站出来。毛泽东说：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了，阎达开(原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毛年谱编者注)就好办了嘛!

专列过郑州时，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晚九时，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10]他这次来武汉，没有对外宣布，社会上并不知道。他们静悄悄地下了车，首先映入毛泽东眼帘的是到处张贴的“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11]

毛泽东住在东湖客舍的梅岭一号，8341 部队住梅岭二号，周恩来、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来人住东湖客舍的百花一、二号，武汉军区领导住南山乙所，毛泽东住地梅岭与南山甲、乙所接近。毛泽东到达的时候，周恩来正与三军领导开会，汪东兴、郑维山走进百花一号，一路走一路开玩笑说，今天就只抓住一个扒车的郑维山……。周恩来得知毛泽东抵汉后，随即宣布散会，赶往毛泽东驻地梅岭一号。[12]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在到武汉的专列上听取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关于河北支左情况汇报的。郑维山在汇报中说，河北对干部打击面宽了，有些干部不敢站出来。毛泽东认为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这说明在对河北干部队伍的总体评价以及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的判断上，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推而广之，这个判断不仅表现在河北干部队伍上，对全国的干部队伍也是适用的。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还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把军队支左中所犯的错误看得有多么严重，而是抱着一种谅解的态度，认为军队支左由于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犯些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及时发现错误，改正错误。他说军队支左是自己批准的，还为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承担了主要责任。这样更便于解脱犯错误的军队支左干部，有利于他们认识错误、纠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从他说的解放军垮不了来看，他是反对群众组织冲击军队的，对犯错误的支左干部也是寄予希望的，相信他们是能够纠正错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看出，他对各地形势的发展了如指掌，军委“八条”、“十条”命令下发后出现了反复。当时华北、东北、北京、上海比较平静，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山西比较乱，黑龙江也在乱，还批评了甘肃“打倒张、冼、杨，解放大西北”的口号。这些混乱乃至于武斗，显然违背了文革“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要求。但是毛泽东并非只是消极地看待这些事，而是认为坏事会变成好事，湖南，江西的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问题暴露出来了，阵线也分明了。这样更有利于问题的进一步解决。

面对工人队伍中出现的激烈的两派斗争，毛泽东认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联合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对两派工人发出的警告。当时工人队伍中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甚至进行了武斗。两派工人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打得热火朝天，对于他们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来说，却没有真切认识到两派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更没有深刻认识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担负的历史责任，因而既没有在维护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来进行文化大革命，也缺乏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自觉性。这种状况不仅在保守派工人中间，也在造反派之间存在着。这是他们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是工人阶级存在的时代局限性。毛泽东的话是在提醒两派工人要认识到派性斗争的危害性，不要为派别、小团体和个人利益而战，而要为本阶级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只要两派工人具有捍卫自身阶级利益的自觉性，他们之间的联合就不存在什么问题。

毛泽东在专列上的谈话虽然是有感而发，实际上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这些话经过提炼、整理以后，就会形成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指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从中看到，不论是对党政干部、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还是两派斗争的群众，毛泽东没有着意批评哪一部分人，而是以谆谆教诲的话语，语重心长的诉说，透彻入理的分析，情真意切的态度，对文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进行了说明，作出了答复，还以领袖的风范主动为犯错误的支左干部承担了大部分责任。这表明毛泽东对于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认为文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

其四，毛泽东离京赴汉的原因分析。

毛泽东是在七月十四日凌晨三时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武汉的。这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以来，即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从外地回京后第一次离开北京。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13]毛泽东这次离京说是到武汉游泳，出来休息一下，似是临时动议的，其实在七月六、七、九日毛泽东处召开的由周恩来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到南方走走，到武汉去游泳。当然，具体行程是在十三日下午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才最后确定下来的。

当然，毛泽东这次出巡并非只是到武汉游泳，而是要就地解决武汉问题。这在周恩来七月十日给武汉军区的电话中就表现了出来。毛泽东提出这次出巡到南方走走，武汉不过是他此行的重要一站而已。这在毛泽东因七二○事件离开武汉后到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的行程中表现了出来。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这次提出要到武汉，还要在这里游泳、横渡长江呢?

这还要从当时的形势说起。进入五月份以后，许多地区在全面夺权中陷入混乱，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而文化大革命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又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大革命，没有经验教训可以遵循，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出现这种状况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军队介入文革以后，虽然在支左中比较普遍地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这些错误正在逐步地得到纠正。从毛泽东这个时候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他对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这次到武汉来，就是要就地解决武汉支左中的错误以及两派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问题。

毛泽东说，是七月十三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以后，才临时起意决定到武汉来游泳的。这不由得使人想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壮举。那天武汉民众为亚非作家会议举行横渡长江比赛，五千游泳健儿跃入江流。两岸及江面上红旗招展，口号震天，《东方红》乐曲的旋律响彻长空。毛泽东欣然下水，迎着五级江风，在众人欢呼中劈波斩浪，横渡长江，历时七十五分钟，游程三十华里。[14]

这是一次世人瞩目的极具象征意义的活动。随后《人民日报》不仅作了公开报道，还配发了照片，“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毛泽东这次到武汉游泳，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来解决武汉问题，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点带面，推动各地类似问题的解决，完成全面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任务。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湖北省处于中国腹地，位居中部地区，省会武汉扼守长江中游，京广线与长江在此交汇，是一个九省通衢的地方。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在这种地缘条件下，解决好湖北特别是武汉的文革运动就会对周边乃至各地文革的发展起到巨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觉得搞好湖北特别是武汉文革对于周边乃至各地正在进行的文革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毛泽东到武汉就地处理军区支左错误以及两派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全面夺权进入七月份以后，比起周边省份来，湖北武汉还不是最严重的地方。毛泽东认为，四川问题很严重，武汉还有所不同，比湖南、江西好像没有那么严重。河南、安徽也比较乱。[15]从这里可以看到，湖北周边省份动枪动炮，打得热火朝天，和这些省份比起来，武汉还算是比较好一些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军区支左以及两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相对来说也就比较容易一些。因而毛泽东希望以武汉为突破口推动周边其它省份问题的解决，由乱达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毛泽东到达武汉处理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到武汉处理军队支左、两派群众的分歧和矛盾问题，从形式上看似是有感而发于七月十三日下午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突然提出来的，实际上则是慎重思考后作出的决定。文革全面发动之际，毛泽东在武汉游泳和群众一起横渡长江激发了全国人民投身文革的斗志;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各地出现严重混乱的情况下，毛泽东再次到武汉游泳和群众一起横渡长江，也是希望通过武汉问题的解决来推动周边省份乃至各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不仅是因为湖北武汉所处的地缘位置，也是由于此地文革的形势没有那么严重，比较容易打开突破口，实现革命大联合的缘故。从毛泽东说的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要到武汉游泳来看，他对于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也是充满信心的。

2)毛泽东召开会议听取工作汇报，确定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七月十五日至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召开会议听取云南、四川等地文革问题的汇报，商谈武汉问题，确定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空军负责人会议，落实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着重做好武汉军区负责人的思想工作，具体解决武汉军区的支左错误及两派分歧和矛盾问题。

我们先看毛泽东是如何确定处理武汉问题方针的。

毛泽东是在七月十四日晚二十一时许到达武昌的。十五日凌晨一时许，毛泽东下榻东湖客舍甲所梅岭一号。周恩来、杨成武、郑维山住东湖宾馆乙所百花一号。

七月十六日，周恩来在梅岭一号会议室召开会议，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余立金、郑维山等参加会议。会议主要研究毛泽东听取汇报、游泳等事项。会后，杨成武与郑维山到长江试游时，被群众认出。[16]虽然杨成武他们在试游时被群众认出，但是杨成武却极力否认，人们还是不信，围拢了一群人。因为，在那时，全国人民经常看到，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活动时，杨成武和肖华都在他的左右。为了不引起武汉人民怀疑毛泽东在武汉，防止发生群众骚动，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所以杨成武他们建议毛泽东暂时不要游泳。[17]因而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下午到长江游泳时，杨成武以不安全为由，建议晚几天再去游泳。[18]

毛泽东接受了大家暂时不要游泳的建议，但七二○事件未发生之前，他还是多次提到游泳的事。[19]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这个时候还是听取了杨成武他们的意见，没有执意去横渡长江的。七月十五日、十六日这两天毛泽东没有出门，是在东湖客舍休息，也没有找武汉军区负责人进行谈话。这反映出毛泽东当时虽然没有如愿在长江中游泳，对于武汉问题的处理他还是乐观的。否则的话，到达武汉以后，他会立即找武汉军区负责人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七二○事件后，毛泽东在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还为此作过自我批评。他说：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结果等到第五天。[20]

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杨成武、郑维山、余立金(时任解放军空军政委)、汪东兴等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四川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

谈到军管问题时，毛泽东说：军管就是难办，谁管谁要犯错误。着重做军队工作，给他们开脱好，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

谈到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时说：发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发得那么快，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总理头上。

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泽东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认识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了，再要打倒，那就是他们(指造反派——毛年谱编者著)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了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们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任湖北省副省长)都不要打倒。武汉军区要起草个稿子，发表个公开声明：一是有功;二是有错嘛。支工支农有功，支左有错嘛。

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解决好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他哪一派，现在都要借我的招牌。

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指当时武汉的“三新二司”、“三司”、“百万雄师”3个群众组织——毛年谱编者注)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龙书金(时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

最后说：这次我到这里来，一路上基本是白天，到处庄稼很好，特别是湖北庄稼很好。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号听说有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下午四点才下决心来。[21]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在谈到军管问题时，对于军队介入文革后发生的问题，毛泽东并没有追究支左部队的责任，而是采取了谅解的态度，表示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为他们开脱好，使得他们能够纠正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虽然说的比较宽泛，却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是要解决武汉军区支左所犯错误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对待武汉问题的态度。

毛泽东在谈话中对于如何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予以了说明。这是他和周恩来临时决定的，当时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不料却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了周恩来的头上。毛泽东这样说，是因为通知发表后，北京出现了一个极“左”派小组织——“五一六兵团”，将二月逆流与周恩来联系起来，企图打倒周恩来。从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看到，他否定了极“左”派的言行，保护了周恩来，反映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立场。[22]

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这次谈话的重点是对于武汉问题的处理，也就是确定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他认为武汉问题没有湖南、江西问题那么严重，是不难解决的。这反映出与湖南、江西问题相比，他对于武汉问题还是持乐观态度的。

毛泽东虽然在谈话中批评了“陈再道不高明，不动脑子”，但是却对造反派提出的“打倒陈再道、刘培善”的口号不以为然，说“不要太看重”。[23]这个时候他仍然对于陈再道在“三支两军”中的工作作出了客观评价，认为陈再道有功有错，功是支工支农，错是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严重错误。这就要做好陈再道思想的转化工作，使他能够认识错误、纠正错误。

至于陈再道能否转变过来，毛泽东在谈话中还以征询的口气问道：“要陈再道检讨，能转得过来吗?他的资格比谢富治老，能说得通吗?他能动脑筋想问题就好，我们给他保驾。”停顿一会儿，又说：“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24]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陈再道在支左中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不管是大小错误，只要陈再道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不能打倒陈再道。

这样我们看到在陈再道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错误的作法：一是不承认陈再道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认为他在支左中没有犯错误，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作法;一是以陈再道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为由，要打倒陈再道，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作法。在这两种错误作法上，陈再道等人和百万雄师容易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造反派则是容易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在谈话中确定的方针，实际上就是要纠正在处理陈再道问题上的两种错误倾向，既反右又纠“左”，做好军区、百万雄师和造反派的工作，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那么，如何处理武汉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呢?

武汉群众组织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对于武汉这两大派群众组织，毛泽东是有不同看法的。他在谈话中说：武汉各派都有报纸，据说有的报纸没人看，广播没人听。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进了屋;有的报纸抢着看，广播了，老太婆、小孩子都搬凳子出来了。[25]这里一广播进了屋的，是指保守派百万雄师;一广播搬凳子出来了的，是指造反派“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两派在文革发展中的不同作用所决定的。因而就要准确认定两派群众组织的性质，以造反派为核心进行联合工作。这是处理两派斗争的首要原则。否则的话，就要犯方向、路线错误。

同时，还要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使得两派群众能够化解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就不能排斥保守派群众，唯我独革，而是要做好他们的工作，使他们真切认识到双方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使得他们转变态度，站到造反派的行列中。这是处理两派斗争的次要原则。工总属于造反派组织，却被武汉军区解散，其头头被逮捕;百万雄师是保守派组织，却得到了武汉军区及其所属部队的支持。在对待两派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要对工人总部进行平反，释放被抓的工人总部的头头。百万雄师也不取消，而是继续保持名称，搞入正规。这里的正规就是作为保守派的百万雄师不要再将矛头指向造反派，不要再反对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员干部队伍，而是要化解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与造反派联合起来将矛头指向党员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毛泽东意识到做好两派工作的复杂性，因而提出不论对哪一派都要打着他的招牌，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以便达成协议，发表声明，实现大联合。

由此可以看到，尽管两派与文革发展的趋向是不同的，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但是毛泽东却没有排斥保守派，而是以党的领袖的胸怀与卓识反复强调，两派都是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而要做好两派工人的团结工作，使保守派转变过来，参加到造反斗争的行列中。

在对待两派群众组织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般来说，排斥、打压保守派，拒绝保守派参加革命，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样，排斥、打压造反派，拒绝造反派进行革命，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当然，在两派的处理上也是有区别的。由于造反派与文革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保守派则是背离了文革发展的方向，因而就要以造反派而不是保守派为核心实现大联合，不能采取机械地、平均主义的方式将两派撮合在一起，否则的话，就要犯折中主义错误。正确的作法是，做好双方的思想工作，既要以左派为中心，又不能将哪一派排斥在外，在此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为军区如何纠正错误出主意。军区起草个稿子，发表公开声明，说明在“三支两军”中的功过是非，转变态度，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军队犯错误快，改正错误也快。这样公开承认支左错误，纠正支左错误，军区就易于摆脱被动地位。这表明毛泽东并不是要打倒哪个军区负责人，而是对他们寄于希望的。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基本上确定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 不管是对待武汉军区还是群众组织，都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即不能因为陈再道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就打倒陈再道，也不能因为不打倒陈再道就否认陈再道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既不能因为百万雄师是保守派，就解散百万雄师，不要其群众参加革命，也不能因为不解散百万雄师就否认百万雄师的错误斗争方向及其行为。既不能因为造反派有一些过激的行为、提出了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就镇压造反派，也不能因为造反派的斗争符合文革的发展方向，就认为造反派提出的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及其过激行为是正确的。

这就要在反右纠“左”的基础上，做好武汉军区负责人的思想工作，要他们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为工总平反，释放被逮捕的工总负责人，支持造反派;百万雄师虽然是保守派，但是其基本群众是好的，百万雄师的名称还可以保留而不是解散，但是要搞入正规，转变斗争方向;在陈再道和百万雄师态度改变的情况下，造反派就不能再打倒陈再道与百万雄师对立了，而是要与他们团结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

毛泽东提出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反映了他处理军区支左错误和两派矛盾、冲突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这一方针是在北京就已经初步形成，离京后又逐步完善的。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但是方针的具体实施还是由周恩来去执行的。

3)周恩来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确立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周恩来到达武汉以后，除了安排毛泽东的住宿及警卫工作外，就是要召开会议，进行调查研究，做武汉军区负责人的思想工作，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落到实处。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却遭到了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抵制。虽然周恩来在会议上阐述了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但是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及其下属支左部队的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存在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围绕如何解决武汉问题，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种意见。这无疑给武汉问题的解决蒙上了沉重的阴影。

其一，会前周恩来向陈再道、钟汉华交“底”。

其实，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前，就已经阅读了武汉问题的材料，通过不同渠道掌握了武汉问题的情况，对武汉军区支左中所犯的错误以及两派斗争状况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召开这次会议，就是以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为指导，通过听取工作汇报，进一步掌握武汉问题的详细情况，把握军区负责人及其所属支左部队领导干部的思想动态，做好他们思想的转化工作，纠正支左错误，将武汉文革纳入发展的正确轨道。

当然，周恩来也清醒地意识到，要贯彻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纠正军队支左错误，就要首先做好军队特别是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的思想工作。因而弄清他们的思想状况，使他们能够认识错误，纠正错误，转变态度，支持造反派，就成为解决武汉问题的关键。周恩来在安排好住处和警卫以后，就把陈再道和钟汉华叫到他的住地百花一号，让他们做好汇报的准备，并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要你们作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

周恩来看他们思想不通，情绪不好，又给他们进一步解释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26]

从中可以看到，为了做好陈再道、钟汉华的思想工作，消除他们的疑虑、不满和抗衡情绪，使他们能够认识错误、转变态度，周恩来一开始就坦率地将解决武汉问题的“底”告诉了他们。但是，对于中央就地处理武汉问题及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陈再道、钟汉华又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

其二，武汉军区在陈再道、钟汉华主导下，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准备为他们支左工作进行辩护的汇报材料。

我们知道，原先中央决定武汉军区和当地群众组织代表一起进京汇报、解决武汉问题的，七月十日周恩来给武汉军区打电话说他们不必来京了，中央要就地解决武汉问题。[27]不论是到京还是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都在着手准备汇报材料。但是，遗憾的是，他们不是根据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指示以及批发到各地的文件，反思自身在支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所犯错误，而是固执己见，统一口径，认为他们在支左中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以此为基调来起草向中央的汇报材料。这在七二○事件后陈再道和钟汉华的检查中反映了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陈再道在口头检查中说：“七月九日(军区)常委会定调子，七月十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里面还有造反派嘛，是个很大的组织。他们抓防汛，复课闹革命，(本来)都是假的，还加以夸张，说这些都对嘛!方向是对的。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28]

陈再道在口头检查中是这么说的，那么钟汉华对这个问题又是如何进行检查的呢?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钟汉华在口头检查中说道：“7 月 9、10 两日召开了总动员会，并且作了总的策划和布置(9 日是常委会，10 日是单位领导的会)。在会议上强行统一认识，统一口径。要求各单位也要统一在陈再道和我的观点上，整理出书面材料，以便和三新二司打官司，使工总不能翻案，肯定六四公告是正确的。这就是鼓着(动)干部战士团结在陈再道和我的领导下与造反派最后决战，也是临战前的动员会，会议也是鼓励‘百万雄师’更猖狂地压造反派。虽然‘百万雄师’没有参加会，但都早已是一家了。”[29]

从陈再道和钟汉华的检查中可以看到，在中央决定解决武汉问题的

时候，他们召开军区常委会和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统一口径，协调行动，整理汇报材料，作了充分准备。他们不是反省、自究支左过程中的错误，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为他们的错误进行辩护，以期获得中央的支持和肯定。这里固然有认识上的因素，但是是否存在立场上的原因呢?不能不让人深思。从这里不难看出，当时他们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还是存在相当大的距离的。

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即使在周恩来召开会议听取武汉军区工作汇报的前夕，陈再道和钟汉华还在商量如何向中央进行汇报，才能为他们支左中的行为进行辩护，以便获得中央对于他们行动的支持与认可。这在七二○事件后军区支左人员的揭发材料中表现了出来。 军区支左办公室后来揭发道：

“向总理汇报以前，钟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继续坚持错误…… 可是当总理讲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义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地讲‘你们调查嘛’!原来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谢副总理、王力来了三天就决定武汉问题是不是太草率了。同志们，不是那样子……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得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比如‘百万雄师’调人，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人家清楚得很。”[30]

虽然军区支左办公室在七二○事件后的揭发材料中用了批判性的话语，但是所反映的当时情况还是基本属实的。中央对于武汉问题的判断不是轻率的、盲目的，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是在调查研究以后，掌握了事实真相以后才做出的，反而武汉支左部队的一些领导干部对此倒是梦里懵懂的。陈再道、钟汉华仍然在利用向中央汇报的机会，为他们支左工作中的行为进行辩护。

其三，会议分歧表现之一，陈再道等人与谢富治、王力的分歧和争论。

既然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在向中央汇报前进行了处心积虑的准备，而且他们仍然在为支左中的行为进行辩护，那么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汇报会上，具体情况又是如何呢?

七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空军负责人会议，听取工作汇报。[31]这次会议是在百花一号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是武汉军区领导和驻军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向周恩来汇报了武汉地区支左情况。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了这个汇报会。随同毛泽东来武汉的一些领导人，会议期间，时来时走，进进出出，没有参加汇报的全过程。[32]

到现在为止，我们尚未找到汇报会议的原始记录，也没有发现这方面详细、系统的材料，因而难以全景还原汇报会议的真实场景。但是，我们可以从事后人们的回忆中来了解当时汇报会议的情况，从而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事实的依据。我们先看陈再道的回忆：

在七月十五日至十八日的四个下午，在周恩来召集的汇报会上，当我们汇报时，谢富治、王力坐在那里，盛气凌人，态度蛮横，若不是周恩来在场，我很有可能当场就和他们干起来。

当我们的汇报不合他们的口味时，便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我们刚讲一条，他们马上就反驳一条，致使汇报难以进行下去。

谢富治说：“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他讲到这里，似乎想起上街看大字报时作过的一番所谓调查研究，便不无挖苦和威胁地接着说：“街上的几岁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百万雄师’坏。‘三钢’、‘三新’揪‘武老谭’，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大方向是对的。你们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转变，你们自己考虑……”

在谢富治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们对他顶得也比较厉害，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各有各的说法，各讲各的道理。

我记得，在他让军区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曾有人声嘶力竭地插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副司令员韩东山，当即进行了反驳：“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讲，要说出个道理来。”

谢富治听了，气得眼睛都瞪圆了，大声喊道：“你反对林副主席!”

我们从他们的反复发言中，已听出了他们解决武汉问题的调门儿。所以，在汇报会的第二个下午，我就和钟汉华商量，既然他们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已经定好了，汇报不汇报都是一个样，便决定着手修改毛泽东来前写好的检讨材料，反正迟早是要用的。[33]

这是陈再道在文革结束后的回忆。他在回忆中用了情绪化的语言，对谢富治的形象作了讥讽式的描述，但是从中不难发现他们之间在会议期间发生的激烈争论。他们之间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是不是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谢富治认为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求他们转变立场，支持造反派，陈再道却认为他们没有犯这样的错误，不同意谢富治的这个判断。双方之间的分歧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谢富治的判断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执行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代表中央讲这番话的，但是却遭到了陈再道的激烈反对。这反映出陈再道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是持强烈抵制态度的。陈再道说的他们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这些话，虽然是气话，却也反映出他们当时对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抗衡心态，同时也折射出中央纠正武汉军区所犯错误的坚强决心。

从陈再道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会议期间他与谢富治、王力之间在武汉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对抗态度。既然谢富治代表中央讲的这番话遭到了陈再道的强烈抵制，那么主持汇报会的周恩来也是在中央方针指导下来解决武汉问题的，从立场、观点上来说，在解决武汉问题上他和谢富治两人是不约而同地站在一起的。我们注意到，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只是讲了他和谢富治、王力之间发生的激烈争论，却把会议期间他和周恩来在解决武汉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采取了淡化乃至回避的态度。这样就为他在会议期间的行为进行了粉饰，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个人讳的目的。那么，会议期间陈再道对于周恩来又是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

其四，会议分歧表现之二，陈再道等人与周恩来的分歧和争论。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会议期间，面对陈再道的抵触情绪，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他：“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却是情绪比较激动，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恩来，甚至扬言让周恩来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其言语直接冲撞周恩来，甚至拍桌子说“周胡子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以至指着周恩来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恩来也(气得)拍桌子对陈再道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34]

关于陈再道与周恩来拍桌子争论的事还可以从下面资料中得到验证。

据陈再道的生活秘书陈秀森后来回忆：大概是在 7 月 16 号的滨江饭店会议上面，陈再道就不满意了，周恩来在军区大礼堂亲自讲过话。陈再道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还拍过桌子。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在中央军委主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省班召开的批判会上，武汉军区机关领导和群众批评陈再道十六日、十八日顶撞周恩来、拍桌子。15 军军长方铭后来也与造反派头头回忆起当时拍桌子和言语的冲突：陈再道说按中央的办怕百万雄师群众不依，周恩来说你不要用百万雄师来压我，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七二〇事件后，15 军政委王新揭发陈再道煽动下面干部在会上给总理提意见，企图压中央改变态度。[35]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是以中央方针来处理武汉问题的，希望陈再道能够认识错误、纠正错误，但是陈再道却不以为然，仍然认为自己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甚至还顶撞周恩来，拍起了桌子，以此来抗衡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会议期间，虽然周恩来对陈再道作了大量工作，但是陈再道却没有及时转变过来，还是存在着严重的抵触情绪。他的这种态度会对武汉军区以及支左部队的其他领导干部产生重要影响，给中央解决武汉问题会造成很大困难。

会议期间陈再道是这样的态度，那么，武汉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的表现又如何呢?

钟汉华代表武汉军区在周恩来召开的会议上作汇报，那么，具体汇报情况如何呢?这在省军区独立师干部七二○事件后的揭发中表现了出来。材料指出：

8201部队(即省军区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在会议结束后回到部队发牢骚，说道：“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还说我们思想不通。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指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引者注)”。“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牛怀龙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组织服从，个人意见保留”。会场吵吵嚷嚷，二人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意思是要他们把矛头指向王力。[36]

从中看到，由于周恩来掌握了武汉问题的基本情况，对于武汉问题有了一个明晰的判断，这个时候就要在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指导下，解决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钟汉华代表军区汇报时，按照此前他和陈再道协商好的口径，仍然在为军区支左中的错误进行辩护。这样就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南辕北辙。因而周恩来依据中央关于文革及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以事实为依据，针对钟汉华汇报中的问题，一针见血地进行提问，弄得他回答不上来，只好去作检讨了。军区后勤和其它单位也是这样被顶回去的。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不仅是这种态度，还是牢骚满腹的，因而引起了周恩来和王力的注意。他们对此非常不满，但是从斗争策略出发，还是避开周恩来，暗示部下将矛头指向王力。

至于牛怀龙、蔡炳臣说的王力讲的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爱护，似是他们对于王力话的曲解。当时造反派斗争的方向是正确的，即便造反派打了解放军战士，属于好人打好人，那是误会。试想，军队在支左中犯了错误，打压造反派，致使造反派反抗，打了解放军战士，虽然打人不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利于支左部队进行反思，进一步认识错误、纠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的。王力的话恐怕就是这样的意思。从这里来看，如果抛开具体的语境，孤立地将这句话抽出来，就会曲解它的原意，做出似是而非的解释。至于百万雄师的优点、缺点，站在不同立场上当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况且优点、缺点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变化的。

从中不难看出，在维护支左错误方面军区及其所属支左单位的态度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他们汇报前在维护支左错误方面统一过口径的缘故。

其五，会议分歧表现之三，武汉军区内部在如何认识支左错误上存在不同意见。面对周恩来的责问，军区及支左部队负责人仍在设法为支左中的错误进行辩护。

尽管武汉军区在向中央汇报前开了通气会，要求军区及其所属单位负责人在汇报上步调一致，但是仍然有军区领导干部并没有按他们要求的那样办，还是向中央如实汇报了军队支左中的真实情况。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王步青的回忆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

王步青是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军区支左办公室负责人，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在陈谢大军中工作。七二○事件中，他站到中央一边，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被结合进省革委会当了省革委会常委、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

王步青曾经同钢二司负责人杨道远谈过七二○时的一些情况。他说：总理来武汉后，首先要武汉部队汇报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汇报时，因意见与军区不一致，牛怀龙(8201部队师长)朝我直瞪眼，阻止我发言，我说你(牛怀龙)瞪什么眼，我讲了你也可以讲嘛!

王步青还说，周总理批评军区犯了错误，陈再道心里不服，在下面埋怨信俊杰(武汉军区某部部长，支左指挥部负责人)没有汇报好，没有把军区整的材料交给周恩来总理，总理不了解情况。信俊杰说，总理不收军区的材料。陈再道说，你塞也要塞给他(周恩来)。

王步青还说，周总理当面批评陈再道支持百万雄师。陈再道辩解说，我们没有支持百万雄师，我没有接见过他们，是百万雄师跟在我们后头喊，支持我们。总理说，百万雄师支持你们，那也是一个样。[37]

从王步青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他向周恩来汇报武汉支左情况时，由于没有按照军区规定的口径进行汇报，与他们的意见不一致，因而遭到了牛怀龙的仇视，甚至要阻止他发言。尽管七月十四日周恩来一到武汉，就将毛泽东说的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的话，向陈再道、钟汉华进行了通报，但是陈再道、钟汉华却没有将毛泽东的这句话向军区党委进行传达。[38]陈再道埋怨信俊杰没有向周恩来作好汇报，也没有将材料交给周恩来。不仅如此，他还对周恩来批评他们支持百万雄师进行了辩解，说他们没有支持百万雄师，他自己就没有接见过他们。陈再道的这种态度，遭到了周恩来的批评。这在陈再道的检查中也有所反应。

陈再道在十一月三十日口头检查中说：“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为什么总是在会议上汇报，没有讲不要这样汇报么，总是他(按：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按：指中央领导)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按：指中央)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工总……在我思想上……，我过去没有说心里话，(实际)认为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已经解散这么久了，现在工人到处参加了组织，有了这个谬论。继续对抗中央，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总理。就是不愿意贯彻。”[39]

类似情况在钟汉华的检查中也有所反应。十二月一日钟汉华在口头检查中说：

“(7月)14 日—18 日，顽抗最高指示，一再向中央反扑。14日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由于我们反动的立场，就听不进去，也不向常委传达。谢副总理和杨代总长都和我们打了招呼，说工总要翻案。我们的反革命决心不变，仍按原方案汇报。为了稳定决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 15、16 两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案办。”[40]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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