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革命史话人物传记第一系列
库恩贝拉，苏维埃的外交人民委员，所要考虑的却不只是外交。他每天只睡4，5个小时，晚上因为睡不好常常会说一些梦话。每天早上七点，他就要开门待客了，都是住在匈牙利大旅社的同志们。和桑托·贝拉，瓦加尔·耶诺等人谈论不多久，就要跑到城堡山的外交人民委员会上班了。库恩贝拉白天在城堡山处理各种外交事务，他们还试图向欧洲各处地方改善外交环境：奥地利是唯一一个建立了苏维埃的大使馆的地方，借助这个渠道，他们也在奥地利开展
他的妻子被安排到了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
身为库恩贝拉的妻子，这一身份替她招来不少的麻烦，许多人把她当作上达天听的渠道，问她要苏维埃归还首饰或者免费建造一间屋子。教育人民委员莱伊尼茨·贝拉替她解了围，后来才了解到，有些若干苏维埃官员其实就是这么办事儿的，给予群众一点小恩小惠，为自己谋求一点小利益。
教育人民委员也是文化领导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借由这个切口去看到整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文化政策。而苏维埃的文化人民委员，正是卢卡奇·格奥尔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无论为了使……共产主义意识普逼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逼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
在旧世代的匈牙利，地主资本家垄断了文化教育资源，百万劳动群众被排除在文化教育的大门之外。根据1910年的人口普查，教育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2.5%，6岁以上儿童有1/3不识字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后，就开始把这种资产阶级的教育工具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化。苏维埃首先是查禁了最反动的一批资产阶级的报纸《布达佩斯报》，《8小时新闻》，《建设报》。除此以外，其他报纸仍继续出版。起初，资产阶级的报纸进行沙文主义的宣传，而在危急的时刻，它们就开始散布各种挑拨性的言，以便在劳动者中间制造不满和混乱。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5月13日，即苏维埃政府禁止这些报纸出版的那一天。
推翻一个旧叙事很容易，构建一套新叙事却很难。更何况在思想阵线领域，远不只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争斗，还有各种思想来源不同的知识分子，还要社民党和共产党的争斗，还有思想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残留。
党在当时有两个机关报纸：共产党的《红色报》和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之声报》，3月21日之后，前者日发行量30万份，后者总发行量30万份。当《红色报》在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政权的时，《人民之声报》却在维尔特奈尔的主持之下发表各种瓦解工人，毒害工人的言论。例如，《人民之声报》就散布过这样的论调，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的斗爭，即“兄弟党相互间的斗爭”乃是随俄国革命而产生的一种“最令人悲痛的现象”,而俄国布尔什维克在意识到这一斗等的错误以后，便同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人和解了。同时，社会民主党首领欺骗工人，硬说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是按照列宁的建议实行的。 他们会将前文提到的各种农业问题完全归因于共产党。
除开匈牙利文的报纸之外，还有斯洛伐克语，德语，罗马尼亚语，乌克兰语的报纸在边疆地区创办。来自不同国家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在布达佩斯创办了各自的报纸，比如保加利亚，俄国，意大利，波兰等等。这些报纸确实有效的团结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并吸引着国际无产阶级战士保卫苏维埃政权。
卢卡奇作为文化人民委员不只是“报童”，他对于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构想是更为系统性的。他首先对大中小学进行了教育改革。将幼儿园改为游戏学校，推行社会化抚养;将小学延长至八年义务制，并编写统一的社会主义观点的教科书。《人民教师报》的副刊上开始印刷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史和匈牙利史的观点。
对于中学的改革则是注重于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知识和劳动实践的结合。缩减已经废弃的语言课时并增加作文，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的时长，并新增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共产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文学作品的课程。除开教授一般知识的初中，技术学校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了提供一般知识的中学外，政府还让技术工人学校发挥重要作用。根据计划，他们想设立与普通中学平行的三种类型的技术工人学校:工业、农业和产品调配技术工人学校。八年制小学毕业后才能报考这三种学校。这些学校的重点主要放在实践知识上。
无产阶级专政使得大专学校也获得了变化，首先是恢复了匈牙利大专院校的人员结构，将原先依靠贵族地位而非学术成就的既得利益者赶出校园;停办受资产阶级思想烙印最深的法学院和国家财政支出所支持的神学院。在初步的肃清整顿之后，苏维埃还试图将一线劳动者和专业知识分子的教育模式区分开来。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以莫斯科劳动大学为榜样创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工人大学。工人大学的入学模式是由各级党委苏维埃和工会推荐入学，基本就是从918年10月以前的组织工人中吸纳，他们不仅学习科学知识，还有管理技术和社会科学训练班，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听。
在文化政策方面
苏维埃的未来依靠教育新人，而苏维埃的现在得寻找历史和旧人。整个苏维埃政府的文化政策如同一把“三国志”，总体上是有着三方不同的观点：其一当然是以库恩贝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纯净论，一派是以库菲·西格蒙德为代表的文化自由观点，最后是卢卡奇的文化专政但包容看法。
在之前的时候，我们说到库菲·西格蒙德作为文化人民委员，他指导了社会民主党报纸《人》的出版，在明里暗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革命政策，而在1919年6月份的党代会上，库菲和库恩贝拉还有卢卡奇在文化方面爆发了具体的冲突：
库恩贝拉在党代会上做出了诸多方面的报告，特别是对于党的组织方面，库恩贝拉力图解释，列宁主义的先锋队不是以少数派专政，而是以积极的少数派代表总体上处于“被动地位”的无产阶级实行专政，而在军队和文化方面需要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
尽管昆菲同意在革命中采取冷静的经济与政治胁迫手段，但他却代表其政党对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使用恐怖手段的行为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并未直接点名“文化沙皇”卢卡奇，但其含义不言而喻:
我坚持认为，科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在缺乏自由氛围的情况下也是完全可能的。在为期十周的民主派独裁统治期间，我们目睹了......太多心怀恐惧的劳动者-他们本应为文学和艺术事业做出贡献.....却不敢这样做，因为他们并不清楚独裁统治下那些充满威胁的言辞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绝不容忍任何违背大多数有组织工人利益的政策，即便这种政策是打着一个积极的革命少数派的旗号推行的--该少数派意图建立寡头统治，旨在将动摇者排除在外，且此举是以列宁同志的名义进行的.....亦不接受有组织工人的联合力量采取此类政策。
总之，他恳请共产党人"停止盲目模仿其俄罗斯同志的做法”，并约束他们“通过警察镇压来控制党内异见”的倾向。他对昆关于党名的论点提出了两项异议:首先，“共产主义”这一名称将再次成为对布尔什维克模式及第三国际的盲目效仿;其次，拒绝使用共产国际这一称呼，并且并不认为只有自称为“共产主义者”，才能成为党员。
而库恩贝拉则反驳道：
“无产阶级专政下，只是那种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被称为资产阶级文学的、害人的精神生活衰落了。无产阶级必须建立新的精神生活和新文化。我相信无产阶级的生产力……当然，这不是《今天》这样的文学，它是资产阶级颓废的产物。新的精神将在无产阶级的精神生活领域中出现，无产阶级的阶级精神将从中发扬光大。”
这场争论的背后，是卢卡奇在文化人民委员任内推动的一系列具体政策。他在1919年4月20日发表的《文化的真正占有》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核心理念：“艺术品、剧院、学校等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只是为新文化创造了可能性;真正的占有，是当文化的全部创造成为所有劳动者的内在财富之时。”基于这一理念，卢卡奇推动了扫盲运动、八年制普通学校的建立和工人大学的创办，所有文化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剧院——都向人民开放，并为工人举办音乐会。同时，卢卡奇并非宗派主义者，他积极争取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参与文化领导工作，包括非共产党人，如小说家莫里兹·日格蒙德和诗人鲍比奇·米哈伊，在剧院重组中则依靠巴拉兹·贝拉协助。然而，库菲在6月党代会上的批评表明，即便卢卡奇实际执行的是相对包容的政策，社会民主党人仍然将“文化沙皇”的标签贴在他身上，其矛头所向，是共产党在文化领导权中的主导地位本身。
但是对于文化的纯粹争论是很空虚的，这些制度在即将到来的战争行动面前理应居于次位，又因为政权的短暂，许多政策的效果无法被体现出。在苏维埃建立初期，列宁在同鲁达什·拉斯洛的谈话中就指出，苏维埃政府把自己的精力和注意力都浪费在琐碎事情和次要任务上了。列宁向鲁达什问道:
“你们的专政为什么将剧院和音乐院收归国有?难道这是你们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吗?”
列宁批评了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活动，同时给以忠告，要它把全部注意力和精力集中于国家面临的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这样的问题就是:组织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工作，以抵制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及国内反革命。因此在这个时期，过重在文化，甚至某些政策本身，可能也是不合时宜的。我们当然可以宣称在葛兰西时代，在墨索里尼法西斯的统制，武装斗争的物质条件不充分的状况下，我们是可以把文化阵地战作为主战场;在四一二之后的上海，工人组织被摧毁的情况下，左联以笔为剑，驳斥反动学术，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可也。但是苏维埃共和国掌握了全国的政权，先要去完成阶级镇压和反对反革命的暴力作业和组织净化，
这是矛盾主次方面不清的关系。
列宁是对的，一直是对的，时不我待。苏维埃的诸位没有时间再去拘泥于文化或者什么旁支的问题了，小协约国的侵略要开始了。属于匈牙利的“红白歌会”要到来了。
西马祖师爷之一的卢卡奇理论的实践来源之一，希望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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