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劝告妇女说，结婚是她们的使命，是她们的幸福所在，有一大批男人也不加思索地随声附和，殊不知这些劝告者和附和者的所作所为恰恰与此相反。这真是何等尖刻的讽刺！哲学家叔本华对妇女、对妇女地位的看法没有超出凡夫俗子的眼界。他说：“妇女干不了什么大事。妇女的特性不是有所作为，而是受苦受难。她们用分娩的苦痛、对子女的操心和对丈夫的服从去偿还一生的债务。生命力和感情的最强有力的表现同她们无缘。妇女的生活应该比男人的生活平静和无事。妇女的职业就是照料和教育子女，因为她们本身就像孩子，一生永远是大孩子，介于子女和真正的人——丈夫之间……少女应当受料理家务和顺从丈夫的教育……女人是最不折不扣的、最不可救药的俗物。”
隆布罗索和费雷罗在他们的著作《犯罪和卖淫的妇女》中有与叔本华同样的思想。据我所知，这是一本最厚的（有590页）学术著作，从题目上看，也是一本最缺乏说服力的书。统计资料大部分空洞贫乏，但根据这些资料得出的结论却很大胆。两位作者往往满足于举出一打实例就得出最坚决果断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最有价值的资料是从一位叫做托尔诺夫斯卡雅的女博士那里转引来的。他们根本不注意社会关系和文化发展的影响，而只是从片面的生理学和心理学角度评判。他们不对大量的关于各种民族的人类学报告进行实质性的深入研究，却把这些资料统统编入论据之中。两位作者同叔本华一样，认为妇女是个大孩子，说谎能手，无判断能力，爱情摇摆不定，干不出什么英雄业绩。他们还用大量的生理差异和特征来证明妇女不如男人。“妇女的爱情从根本上看，无非是母性的第二属性；妇女对男人的依恋不是出于性的冲动，而是出于从适应环境中获得的顺心本能和舍身的本能。”至于“这些本能”是怎样获得的，是怎样从适应环境中获得的，作者们却不去研究；他们如果研究一下几千年来妇女的社会地位就好了，因为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把她们造成了什么样的人。虽然作者描绘了妇女在各个不同民族和各个不同文化阶层处于被奴役和从属的地位，但他们是达尔文主义者，带着眼罩，仅仅从生理学方面寻找原因，而不是从对妇女的生理和心理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去查找原因。
作者还提及妇女的虚荣心。他们认为，在文化较低时期的一些民族中，男性是有虚荣心的性别，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天在一些地区还可以看到，比如在新赫布里底群岛、马达加斯加岛、在奥利诺科诸民族那里、在玻利尼西亚的阿尔西波尔海诸岛以及非洲和南海各民族的居住地等。相反，在文化较高时期，女性是有虚荣心的性别。这是为什么？原因何在？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在文化较低时期的一些民族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母权制，或者母权制还没有完全消失。在这些民族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妇女，妇女没有必要为讨好男人修饰打扮，男人却要讨好妇女，为此修饰打扮，于是有了虚荣心。在文化较高时期的一些民族那里，尤其在所有文明民族那里，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是妇女讨好男人，而不是男人讨好妇女，尽管妇女主动向男人求婚是罕见的事。所谓的礼节体面不允许妇女这么做。但事实上，妇女以她们的言行举止、衣着打扮、奢侈饰品以及在社交中卖弄风骚的办法去追求男人。女人比男人多，而从社会上看又有必要把婚姻当作谋生的手段，或者当作满足性欲和获得社会地位的手段，这一切迫使妇女有上述举动。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时而男人有这种特性，时而女人有这种特性，人们通常认为与社会经济原因无关，实际上纯粹是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造成的。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社会中不再是一性从属他性，而是两性完全自由平等，那么虚荣和盲目追求时髦的愚蠢行为就会消失，那些似乎是生而有之、我们今天认为根除不了的许多陋习怪癖就会绝迹。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叔本华，这位哲学家在评论妇女的时侯，像大多数人类学家和医学家一样片面，仅仅把妇女看作是性生物，根本看不见妇女同时又是社会生物。叔本华一生没有结婚，所以他没有为妇女偿还他规定妇女一生都要偿还的债务作出过丝毫贡献。这里我们要谈谈奖章的另一面，但这另一面也不是好看漂亮的一面。
人人都知道，许多妇女是因为不能结婚而没有结婚。风俗禁止妇女求婚；她们必须任人选择，而自己却不能去选择人。如果连一个求婚者也没有，她们便落到那些不能履行自己的生活使命，没有物质生活保障，贫困交加还常常因此受人嘲笑的不幸者大军的行列。但是两性人数比例失调是怎样产生的呢？许多人立即回答说：“就是因为女孩生得太多。”显然，这个答案是错误的，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另外一些人则根据大多数文明国家女人比男人多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不管是好是坏，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实行多妻制。然而多妻制不仅违反我们的风俗，而且对妇女是一种侮辱。当然这不妨碍轻视妇女的叔本华主张：“总的说来，实行多妻制对女性是件大好事。”
许多男人认为自己不能体面地养活一个妻子和几个子女，所以不结婚。养活两个妻子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到，其中有些人有两个或更多的妻子，即一个正妻和一个或几个小妾。这些有钱的特权人物可以为所欲为。
在东方，几千年来都按照法律和习俗实行多妻制，然而有一个以上的妻子的男人仍然很少。人们在谈论土耳其人的后宫生活的伤风败俗的影响，却忽略了只有很少的男人即只有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才能有这种后宫生活，大部分男人都是一妻婚姻。在阿尔及尔市，19世纪60年代末，总共有18282件婚姻，其中一妻者17319件，二妻者888件，二妻以上者75件。在土耳其帝国的首府君士坦丁堡，情况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在东方的农村居民中，一妻婚姻更明显。像我们这里一样，在东方各国，限于物质条件，大部分男人只能娶一个妻子。但是，即使所有男人都具备物质条件，多妻制仍然不能实行，因为妇女人数不够。在正常情况下，两性的人数几乎相等，所以到处都实行一妻制婚姻。
我们引用毕歇尔在《统计总文库》中发表的一篇论文列举的数字来作证明。
上述数字可以使许多人惊讶，除了欧洲是1000个男子对1024个妇女外，世界各地的男女比例正好相反。假设世界其他地区也作过人口调查，但对女性人口数字往往有所遗漏，比如在有穆斯林居民的各国，女性的统计人数往往比实际人数少。不过我们可以肯定，除欧洲的个别国家外，女性人口大大超过男性人口的地方几乎没有。
此外，柏林的帝国统计局在1900年进行过一次人口数目调查，根据这次调查对欧洲及欧洲以外的一些国家的人口情况得出了最新结论。这一结论表明，人口总数已达8.38亿之多。该统计报告提出：“有些国家的人口数字尚未掌握，尚未包括在这个总数内，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意大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哥斯达黎加、阿根廷、德兰士瓦、奧伦治自由邦、塞浦路斯、福摩萨和佩斯卡多雷斯。如果考虑到这一情况，那么世界人口总数就会增加到8.82亿，男女人数平均比例是1000：991……这一比例表明：从上述世界人口情况看，男女人数几乎完全相等，男人似乎只是稍微多一些。”
在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欧洲，情况有所不同。除了欧洲东南部的国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以外，几乎在欧洲各国，都是女性人口大大超过男性人口。在一些大国中，匈牙利和意大利这方面的情况最有利：男女居民的比例是1009：1010；其次是比利时，男女居民的比例是1000：1013。相反，情况最不利的是葡萄牙和挪威，男女比例分别是1000：1093和1000：1082。稍差的是英国和爱尔兰，男女比例是1000：1063。法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这方面的情况适中，男女的比例分别是1000：1033、1000：1032、1000：1035、1000：1029。
最近20年来，德国的女性多于男性的情况稍有扭转，如：
比例比较接近的主要原因是移居国外的人数锐减，而移居国外的绝大部分是男性。这可以从北美的两性状况中明显看出：由于大批男性居民移居美国，就像德国妇女过多一样，美国妇女则过少，1900年美国男女比例是1000：953。德国移居海外者1881年是220902人；1901年减少到22073人；到1908年则是19883人。
大批男性居民移居海外首先引起男女两性人口比例的悬殊。40年代初，意大利还是个男性过多的国家，但由于大批男人移居他国，又成了女性过多的国家。
另外，在农业、手工业、工业和交通业中，男人所遭遇的不测也比女人多。此外，在国外而不在国内的男人如——商人、海员和水兵等也大大多于女人。
统计表明的另外一种现象十分重要：妇女的平均年龄高于男人，所以老龄妇女多于老龄男人。根据1900年的人口调查，两性的年龄状况如下：
这张表显示了，21岁以下的男孩比21岁以下的女孩多。
男孩居多首先由于男孩的出生率高。各国的男孩出生率都比女孩高，例如在德意志帝国的比例是：
但是男性比女性死得早；就是在童年，男孩也比女孩死得多所以统计表明，从21岁起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
中等居民男女死亡的百分比如下：
《德意志帝国健康和人口统计关系》，1907年柏林版第29页。1907年男女死亡人数的比例是109.3：10。
上面列出两性年龄状况的统计表表明，在21至50岁的结婚年龄段中女性比男性多出257248人；1890年多出422519人，50至70岁以上甚至多出699279人；1890年多出566400人。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德国，老年妇女的人数逐年增多。
两性人口比例的巨大悬殊逐年变化，女性比男性人数越来越多。此外，从鳏寡者和离婚者的人数也可以看出同样的问题。1890年和1900年的人口调查表明，鳏寡人数如下：
鳏寡者的年龄状况如下：
离婚者的人数如下：
离婚者的年龄状况如下：
这些数字更进一步告诉我们，首先，寡妇和离了婚的妇女虽然是在最适宜结婚的年龄却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再结婚。
1890年离婚的男人是6519人，离婚的女人是17515人；1900年离婚的男人是8590人，离婚的女人是21901人。这些数字证明，离婚对妇女十分不利。
1900年独身者情况如下：
上表表明，在15至40岁独身男性比独身女性多出875888人，这似乎对后者十分有利。但男性在15至21岁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不能结婚，这个年龄段的男女比例是3175453：3064567。同样，21至25岁的男子大部分人没有能力成家立业，哪怕仅仅是指士兵和大学生等，而妇女在这个年龄段都有结婚的能力。此外，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一大批男人根本就不结婚，仅仅40岁以上的独身男性就有567804人，还有一些鳏夫和离了婚的男人；而面对着这些男人的独身女人却有812181人，加上还有200多万寡妇和离了婚的女人；假如人们承认这一事实，就会了解，离婚对女性是十分不利的。于是，一大批妇女在当今状况下，不得不放弃正常满足性欲的要求；相反，男人则在卖淫中寻找并找到了满足性欲的办法。只有通过对现今社会的改造，消除当前几十万男人不能成家立业的重重障碍，妇女的处境才会改观。
以上所述，移居海外使两性人数过分悬殊。另外，服兵役的义务使很多年轻力壮的男人不得不开赴外国。根据帝国国会在1900年公开发表的关于陆军征兵结果的报告，有135168人由于擅自移居国外而受到处罚；有13055人因同样的理由受到追查。这都是45岁以下的男人。在德国，因未经许可移居国外，男性人口损失巨大。尤其是在大战后的几年，即1866年和1871—1874年，移居国外者剧增。
此外，一些意外事故也使男性生命损失惨重。在普鲁士，死于灾祸者在1883—1905年至少有297983人，其中仅1905就有11792名男人和2922名女人死于事故。在1886—1907年，在工业、农业以及国家与行政管理部门参加保险的工厂中死亡人数总计150719人，其中有些人是妇女。在这些厂就业的另外一大部分人，则因意外事故致残或无力养家糊口；在1886—1907年这类人共计40744人。其他一些人则过早死亡，他们给家庭留下的是贫困与灾难。男性人口在航海国中也遭受较大损失。从1882—1907年初，有2848艘航海船只遇难；有4913名船员因此丧命，这些船员，除极少数外，统统是男性，此外还有1275名乘客。
如果社会充分珍视人的生命的价值——实际上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那就能够预防大部分这类意外事故，包括航海事故。无数事故的发生就是由于企业家阶级过于吝啬，不惜牺牲人的生命或人的躯体造成的。还有其他许多事故是由于劳动强度过大，人员过于疲惫所致。人肉便宜；一个工人死了，还有其他工人顶替。
尤其在航海领域，经营管理方面十分不负责任。70年代中期在英国议会揭发出来普里姆索尔一案，使下面的事实众所周知：许多船主利欲熏心，罪恶的谋取暴利，竟为不具备航海能力的船只作高额保险。并昧着良心地让这些船只连同船员在很小的航海事故中毁沉，以便贪到巨额保险金。实际上，这就是人们听说的棺材船，这种船在德国也不是不为人知的。航海官员每年都要就大量的航海事故作出判断，但把事故归罪于船龄太大、装载过量、状态不良、装备不足或者许多这类原因。很大一部分失事船只是根本不可能确定其沉船原因的，而且因为这些船只是在公海上航行失事的，连一个能够详细报告沉船原因的幸存者也没有。在航海领域中犯罪行为特别严重。在岸上也十分缺乏救护遇难船只的保护措施，因为设立这种保护措施全靠私人慈善活动。在遥远的异国海岸，救助遇难船只的情况更加令人绝望。一个以促进人人平等为其最高任务的共同社会，将设法使所有这些不幸的意外事故大大减少。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掠夺性的经济制度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常常把人命当数目计算，只为多赚一个塔勒就不惜毁掉一条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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