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 道德犯罪和性病

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第十二章第五节

这里还必须阐述一下经常出现的另外一种祸害。性享乐过度比性享乐不足更为有害，因为性行为过度会毁坏整个身体。有一些疾病，如阳痿、不孕、脊髓炎、痴呆症、精神衰弱等等都是性行为过度造成的。节制性交如同节制饮食和节制其他人类需求一样，都是十分必须的。但是，要让精力过剩的青年节制性欲特别困难。因此，在上流社会有一大批“未老先衰的青年”。年纪轻和年纪大的浪荡公子特别多，他们由于荒淫无度而显得痴呆，并且需要得到特别的刺激。除了那些同性恋（性变态）者之外，还有许多人迷恋希腊时代的违反自然的性行为。好男色流行之广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一些警察局保存的秘密案卷中，有许许多多这方面的惊人事实。另外在古希腊妇女间流行的违反自然的性行为也死灰复燃。妇女间的同性恋在巴黎的已婚妇女中相当流行。据塔克泽尔说，在巴黎的贵妇人中甚至更甚。在柏林，有四分之一的卖淫妇女是同性恋者，在上流社会妇女也有萨福的门徒。

另一种违反自然地满足性欲的行为是强奸儿童，近10年中，这方面的事实呈骤增趋势。在德国，因道德罪被判处徒刑的人数如下：

其中违犯第174条者，即对儿童有猥亵行为者1902年58人，1907年72人；违犯第176条者，即对14岁以下未成年男女有猥亵行为者1902年4090人，1906年4548人，1907年4397人。在意大利这方面的犯罪人数如下：

奥地利也有同样的事实。胡果·海尔茨说得非常正确：“1880—1890年，道德犯罪案件迅猛增长的事实表明，造成道德堕落的重要原因在于当今社会的经济结构连同单身汉数量的上升和他们只能在国内流动的局限。”

在德国，“自由职业”基本上是上流社会人士，他们在刑事犯罪方面约占5.6%，但在犯强奸儿童罪的方面则约占13%。这些人的犯罪方式十分诡秘，所以这个百分比显然比事实上的犯罪率要低。《巴尔·马尔报》揭露的关于上个世纪80年代英国猥亵儿童的可怕事实表明“自由职业”这一领域的现状。

关于花柳病及其增长的情况请看下表，有关数字来自德意志帝国一些收治过此类性病患者的医院：

如果我们按每年的平均数计算，那么在25年中，淋病患者从7781人增加到22750人；梅毒患者从22583人增加到25559人。人口总数仅仅增加了25%，而患淋病的人数增加182%，患梅毒的人增加了19%！

我们还作了一种统计，这项统计不包括许多年的数字，而仅仅限定在一日之内，即统计一下1900年4月30日这一天，淋病患者、下疳病患者和梅毒患者各有多少找过医生诊治。这项统计是由普鲁士文化部进行的。统计前曾向普鲁士的所有医生发出调查表。其中仅有63.5%的医生作了答复，询问的结果是，1900年4月30日在普鲁士共有41000名性病患者到医院进行治疗，其中11000人是新感染上梅毒的患者。仅仅在柏林，这一天就有11600个性病患者，其中新传染上梅毒者有3000人。在每100000名成年居民中因性病经医生治疗的情况是：

在所有城市中，情况最为严重的是海港城市、有高等学校的城市、有驻军的城市、工业城市以及工、商、兵皆有的城市（如每100000居民中患性病的男人为2152人，患者在柯尼斯堡为男人2152人，妇女为619人；在科隆男人1309人，妇女402人；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男人1505人，妇女399人）。在谈到柏林时，布拉施克说道：“像在柏林这类大城市，每年在20至30岁的每1000名青年中，就有几乎200人，即大约五分之一的人患淋病，大约有24人是新染上梅毒的患者。传染上危险性病的青年男人患病期都在一年以上，有些阶层的人在5年或10年以上，甚至更长。这就是说，一个年轻男人过上5年的独身生活就必定染上一次淋病，过上10年就得染上两次淋病。过上4至5年独身生活，每10个年轻男人中必然有一人染上梅毒；过上8至9年独身生活，每5个人当中必定有一人染上梅毒。换句话说，30岁以上才结婚的男人，每人患过两次淋病；每4个或5个人当中就有一人患过梅毒。这个数字是经过十分精密的计算得出来的，甚至连医生们都认为这个数字没有任何夸大，因为患者对自己的不幸往往对世人闭口不谈，而对医生却作了忏悔。”

军医施维宁博士于1907年起草了一份详细的调查表，就普鲁士军队中的状况进行调查。这次调查证实了1900年4月30日的调查结果。

结果表明，每年都有一批患有花柳病的新兵被分派到各军团地区，其患病率同省辖地区的患病率基本相等，但又不完全一样。在一些军团中，患病率相当高。患者最多的是从勃兰登堡征来的第三军团。从柏林召来的新兵组成的军团中有2%的人患有性病。所以，柏林在第九军团由阿尔托纳（汉堡）代替，在第十二军团由德累斯顿代替，在第十九军团由莱比锡代替。这些新兵在当普通百姓时就已染上性病，施维宁仔细地计算了每个政区患花柳病人的新兵的百分比。每1000名应片入伍者患花柳病的人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