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工商业中的经济革命也极大地影响到农业。工商业危机也波及农村。数十万农村家庭成员间或者完全在各种工商企业中劳动，劳动的范围也日益扩大。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小农场主及其家属在自己的农场中没有太多的活可做，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农场主发现在自己的农场中将其大部分农产品立即转化为工业成品是有利可图的事情。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以节省运输原料的高昂费用，例如，将马铃薯和粮食加工成酒精，将甜菜加工成糖，将谷物加工成面粉或啤酒等等；此外，他们还可以使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之间发生某种转换，能够更好地充分利用现成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比城市或工业区的劳动力更便宜更顺从。同样，建筑和租金也便宜得多，捐税也较低，因为农村的地主可以说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他们从自己中间选出大量代理人，掌握着行政权和警察力量。这便是农村工厂年年增加的原因。农业和工业建立起了越来越密切的相互关系，主要对大规模农业有利。
德国大地产的资本主义发展部分地导致了与英国和美国相同的状况。在农村已看不到几十年前仍然存在的那种田园般宁静安逸的状况了。现代文明逐渐渗入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军国主义产生了与其本意相反的革命影响。常备军的大量增加尤其加重了农村的负担。常备军中的大部分人员都是从农村人口中招募的。而当这些农民的儿子、雇工或临时工在对他们来说道德水准不高的城市和兵营气氛中生活了两三年之后回到农村时，他们希望他们所学到的许多新的观点和文化需求在将来仍然能够得到满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首先要求得到较高的工资；以往的知足者常乐的思想在城市中陷入危机。或者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干脆离开农村，尽管人们在军事当局支持下作出种种努力使他们重新回到农村也无济于事。交通工具的发展和改善也有助于提高农村的需求。通过与城市的往来，乡下人认识了一个崭新的充满诱惑力的世界，他受到各种观念的影响，认识了迄今为止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文化需求。这使他对自己的境遇感到不满。国家、地区和乡镇对农民和农业工人征税越来越高，使他们更具有反叛意识。
此外，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因素。
欧洲农业，尤其是德国农业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之前，各民族都以本国农业的农产品（如英国）或邻国的农产品（德国和法国）为生，从这个时候起，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由于交通工具的发展和大大改善（航海、北美铁路的修建），欧洲开始从北美进口食品，使这里的粮价下跌，致使中欧和西欧的主要粮食品种的种植开始变得不合算，除非改变整个生产环境，才能结束这种状况。此外，国际粮食生产范围扩大了。除了竭力增加粮食出口的俄国和罗马尼亚之外，阿根廷、澳大利亚、印度的粮食，偶尔还有加拿大的粮食也进入市场。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不利因素。小农和农业工人开始向外流动，他们受前面所提到的原因的诱惑，或者移居大洋彼岸，或者成群结队地迁往城市或工业区，造成农村劳动力的缺乏。陈腐的家长式状态（尤其是在德国东部）、恶劣的待遇以及农业工人和雇工极不自由的地位加剧了农业人口外流。
在1840年至1905年进行人口调查期间人口流失达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下列数字中得到说明：普鲁士省的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波美拉尼亚、波森、西里西亚、萨克森和汉诺威流失4049200人，在同一时期，巴伐利亚、符滕堡、巴登和阿尔萨斯—洛林流失2026500人，而在同一时期流入柏林的人数为100万人左右，流入汉堡402000人，流入萨克森王国326200人，流入莱茵兰343000人，流入威斯特伐利亚246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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