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及其耕作状况对我们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人们的生存首先取决于土地及其产物。土地不能随意增加，因此如何耕作和利用土地对每个人来说越发重要。德国人口每年增加870000人，如果要使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保持在人们负担得起的水平上，就必须大量进口面包和肉类食物。
但是这样一来，农业人口和工业人口利益的尖锐对立便显露出来。非农业人口希望得到便宜的食品，因为这关系到从事工商业者的生存和发展。食品涨价必然导致供给状况的恶化，除非同时相应地提高必须购买农业产品的那部分人口的工资和收入。而提高工资又往往会造成工业产品价格上涨，这样一来从世界市场的状况看则会带来出口工业品滞销的后果。如果农产品涨价而工资没有提高，那么这将意味着其他需求必须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遭受损失的也是工业和商业。
对农民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农民和从事工业的人一样也希望从自己的经营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但是从哪种产品中获利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从外国进口谷物使他们不能从种植谷物中得到相当的利润，那么他们可以在土地上种植其他使他们获得更多利益的产品。他们可以不种植用来做面包的小麦和黑麦，而是种植用来生产砂糖的甜菜和用来酿酒的土豆和谷物。他们可以将大片最肥沃的土地不是用于种植蔬菜水果，而是用于种植烟草。还有一些人将几千公顷的土地改作养马场，因为用于军事和战争目的的马匹很值钱。另一方面，广阔的可以用于耕作的林区被留作供达官显贵们享乐的猎场，在这些林区本来可以砍伐几百或几千公顷的林木，使这些土地变为耕地，而且树木的减少也不会对这些地区的湿度带来不利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还有数千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可以用作耕地。但是，将这些土地变为耕地不仅违背了部分官僚统治集团的物质利益和林业官员们的物质利益，而且还违背了不愿意放弃狩猎场和狩猎享乐的大地主的狩猎利益。当然，这种砍伐树木只有真正有利可图时才是可行的。另一方面，为了充分利用土地，还有大片地区可以用于造林，尤其是山地和大片荒地。
近来，人们对森林在保持土地湿润方面的巨大作用产生怀疑，这种怀疑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帕尔乌斯和列曼博士所著《饥饿的俄国》一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森林对土地的湿润和土壤的肥沃具有很大影响。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确信，俄国土壤最肥沃的省份毫无节制地和无计划地毁林是造成歉收的主要原因，它在近几十年给这些从前多产的地区造成损失。除了其他很多事实之外，他们还发现在这些年里，斯塔夫罗波尔专区有5条小河和6个湖泊干涸了，在布祖鲁克专区有4条小河和4个湖泊干涸了，在萨马拉专区有6条小河干涸了，在布古鲁斯兰专区有两条小河干涸了。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和新乌津斯克专区有4条河流甚至筑堤蓄水也未能保持下来。许多过去有河水从附近流过的村庄现在不再有河流，而且井水的水位也降到地下40米至60米。结果土地坚硬龟裂。砍伐森林造成泉水枯竭，降雨减少。
资本主义对土地的剥削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状态。例如，一部分农民长年从甜菜种植和与此相关的砂糖生产中获取可观的利润。征税制度有利于砂糖出口，而且对甜菜和糖的消费征税所得的很大一部分又用作出口奖励。
糖厂老板出口1公担糖所得到的补偿比他们为此交纳的甜菜税要高得多，这种奖金使他们能够牺牲国内纳税者的利益，把大量的糖运到国外廉价销售，不断扩大甜菜种植面积。糖厂从这种征税制度中每年获利3100多万马克。从前用来种植谷物等作物的数十万公顷土地（1907—1908年为450030公顷）被用来种植甜菜，一个又一个工厂建立起来，其后果是发生经济危机。甜菜种植的高收入也对土地价格产生有利影响，使土地价格上涨。结果小块土地被收买，其所有者受到较高价格的诱惑，出卖了这些土地。这些土地被用于工业投机，谷物和马铃薯的种植仅限于贫瘠的土地，这样一来对国外进口食品的需求量就增加了。这种不良状况产生于制糖奖励政策，并逐渐具有了国际特征，它终将迫使政府和议会取消奖金，以便重新恢复基本正常的状态。
根据现状，小农甚至许多中农尽管竭尽辛劳，勤俭持家，仍然达不到一个文明国家的公民所应有的社会地位。为了使构成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主要基础的这些阶层能维持生存，国家和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鳞半爪。农产品进口税对这部分农民来说弊大于利。绝大部分农民的生产都不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他们必须通过工业劳动或其他辅助劳动挣钱购买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很多小农的子女在工业部门和交通部门谋生，他们为自己的子女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和收入，因此他们更为关注的是我们的工业和交通状况，而不是农业。收成不好时，被迫购买农产品的农民的数量便增加了。农民无可出卖或者仅有少量农产品可以出卖，有些人有时甚至被迫购买很多农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征收农产品进口税、禁止进口和采取限制农产品进口措施对农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至少有80%的农户处于这种境地。
在私有制时代，农民如何耕作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他可以种植自己认为最有利可图的作物，而不必顾及社会的需求和利益，也就是说，可以自由放任。
工业也是如此。人们出版淫秽的图片和伤风败俗的书籍，建造给食品掺假的工场。这些行为和其他许多行为都对社会有害，它们败坏道德，使腐化更为严重。但是它们能够赢利而且比出版正派图片和科学书籍、出售不掺假的食品更容易赢利。唯利是图的工业家只需躲避警察的视线，在经营卑鄙行当的同时，他可以确信，他从中赚到的钱会使他赢得社会的钦佩和尊敬。
我们时代的拜金特征最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交易所及其活动中。地产和工业产品、交通工具、天气情况和政治气候、匮乏和丰盈、普遍贫困和天灾人祸、公债、发明创造、有影响人士的健康状况或病况和死亡以及常常为金钱目的而制造的战争和战争叫嚣，所有这一切和其他许多事情都成了投机的对象，都被用来进行剥削和互相诈骗。资本巨头们对整个社会的状况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利用雄厚的资金和特殊关系积累了巨额资财。大臣和政府成为他们手中的玩偶，必须通过这些交易所巨头们的幕后操纵才能登台表演。不是国家权力控制交易所，而是交易所控制国家权力。大臣不得不违心地为他很想拔除的“毒树”施肥，为它注入新的生命活力。
由于弊端的扩大，人们不得不面对这些事实，对此需要迅速采取彻底的补救措施。但是社会对这些弊端就像某些不会登山的动物站在山前一样束手无策；像拉磨的马一样总是不知所措无可奈何地转圈子，一副可怜和愚蠢的样子。想有所作为的人尚势单力薄；应该有所作为的人尚缺乏认识；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人却不想有所作为；他们相信权力，像蓬巴杜夫人那样抱着侥幸的想法：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是，如果洪水在他们有生之年到来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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