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懒惰与勤奋、聪明与愚笨之间的区别何在呢？”这是我们的反对者的主要问题，而已有的答案使他们深感困惑。这些机灵的和聪明透顶的人没有想到，在我们的官吏等级制度中并没有“懒惰”和“勤奋”、“聪明”和“愚笨”之分，工作年限决定薪水的高低，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除非某个较高的职位要求具备特殊的专业知识，工作年限也决定晋升与否。教师和教授（后者尤其是最天真的喜欢提出问题的人）任职时的薪水不是由他们学问的高低来决定，而是由这个职位来决定。同在许多情况下一样，在我们的军事等级制度、官吏等级制度和学者等级制度中，晋升的机会不属于那些最精明强干的人，而是属于那些出身高贵、有亲戚关系和朋友关系、受妇女青睐的人，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甚至财富的多少也不能以勤奋和才智来衡量，这一点在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度中得到有利的证明。参加一级选举的是柏林的店主、面包店老板和屠户，他们有时连第三格和第四格都分不清，而柏林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帝国和普鲁士邦的高级官员则参加二级选举和三级选举。懒惰与勤奋、聪明与愚笨之间没有区别，因为我们所理解的这些词的意义已经消失了。例如社会所说的“懒汉”指的是那些失业后到处流浪最终真的变成流浪汉的人、那些在成长中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堕落的人。而谁要是把那些无所事事大吃大喝消磨时光的有钱人称作懒汉的话，那便是一种冒犯行为，因为这些人是“令人尊敬”的人。
新社会的情况如何呢？所有人都在相同的生活条件下发展自己，每个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技能选择工作，因此，成就的差异很小。激励每个人胜过他人的社会环境同样有助于消除这种差别。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在一个领域内的成就不如别人，那么，他可以选择其他适合于他的能力和力量的领域。在一个企业中与很多人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有时一个人表现得不能胜任并且不适宜做某种工作，而当他调到其他岗位时，却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任何具备正常资质的人一旦找到适合于他的位置都能够完全胜任一种或另一种工作。一个人有什么权利要求自己与众不同呢？如果一个人受到老天的亏待，心有余而力不足，别人能做到的事他却做不到，那么，社会不能为老天的错误而惩罚他。反之，如果一个人天生具备超过他人的能力，那么，社会也不应当为了这个不属于他个人的功缋而奖赏他。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将进一步考虑到使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生活条件和受教育条件，使每个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资质和爱好增长自己的知识，培养自己的能力，这样一来也就保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不仅知识和能力高于资产阶级社会，而且知识和能力将更加丰富多样，其分布将更加均匀。
歌德在莱茵河之旅中研究科隆大教堂时从建筑档案中发现，古代的建筑师一律按照时间付给工人工钱，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希望工人们认真出色地完成任务。这在资产阶级社会往往被看作反常的现象。资产阶级社会实行计件工资制，通过这种制度迫使工人互相竞争，过度地劳动，以便使企业主更易于支付较低的工资或降低工资。在物质劳动上如此，在精神劳动上也是如此。人是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的产物。歌德如果不是生在18世纪而是生在4世纪，那么，在同样有利的发展条件下，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使圣奥古斯丁相形见绌的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而不会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和自然科学家。如果歌德不是诞生在一个富有的法兰克福贵族家庭，而是诞生在一个贫穷的法兰克福鞋匠家庭，那么，他几乎不可能成为魏玛大公的大臣，而极有可能仍做鞋匠，以令人尊敬的鞋匠师傅的身份死去。歌德自己也承认与生俱来的有利的物质地位和社会地位对他的发展大有裨益。在《威廉·迈斯特》一书中他便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拿破仑一世晚10年出生，那么，他就永远做不了法国皇帝。如果没有1870—1871年的战争，甘必大也就永远不会那样飞黄腾达。如果让一个由聪明父母所生的天资很好的孩子置身于野蛮人中间，那么，他也将变成野蛮人，是社会造就了人。思想不是来源于个人头脑高度灵感的产物，而是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以及“时代精神”在他头脑中的产物。亚里士多德不可能具有达尔文的思想，而达尔文的思想方法必然与亚里士多德的不同。每个人的思想都必须符合时代精神、即他所处的环境及其现象的要求。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人们会发现，不同的人会同时产生同一种思想，在两处相隔很远的地方会同时进行同一种发明或发现。由此也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什么一种思想50年前公开时无人问津，而50年后再次提出时却震撼了整个世界。1415年，西吉斯蒙德皇帝竟敢对胡斯食言，在康斯坦茨将他烧死；而到了1512年，更加狂热的查理五世在沃姆斯议会中却不得不对路德网开一面。思想是社会共同作用和社会生活的产物。对社会来说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对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构成社会的不同阶级来说则具有特殊性。因为每个阶级都有其特殊的利益，它还拥有其特殊的思想和观点，从而导致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充满了人类已知的各个历史时期，并在近代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达到高峰，因此，一个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不仅取决于他生活在哪个时代，而且还取决于他在某个特定时代中生活在哪个社会阶层。
没有现代社会也就没有现代思想。我们似乎都明白这一点。此外，在新的社会中，每个人发展自己所使用的手段也是社会财产。社会对此没有专门酬报的义务，因为是社会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它是社会自己的产品。
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能力问题我们谈了很多。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劳动不应有贵贱之分，例如，今天的机械工人就往往自以为优于做筑路等工作的短工。社会只让人们完成对社会有益的劳动，因此每种劳动对社会来说都具有同等价值。如果令人不快和厌恶的劳动不能通过机械方法或化学方法来完成，或者不能通过某种转化过程变成令人愉快的劳动（从我们在技术和化学领域所取得的进步来看，做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而且又不能通过自愿的方式找到所需要的劳力，那么，每个人在轮到自己时都有义务完成一定量的劳动。那时错误的羞愧感和对有益劳动的荒唐的轻视都不复存在。只有我们这种寄生虫国家才会存在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家中，无所事事被看作令人羡慕的好运，而工人所从事的劳动越费力、越辛苦、越令人不快、对社会来说越必不可少，就越受人轻视。今天，越令人不快的劳动收入越低。原因是我们有许多文化水平很低的劳动力，生产过程的不断革新使他们遭到解雇，成为后备军，这些劳动力为了生活只好非常廉价地出卖自己，从事那些最低贱的劳动，使这些劳动使用机械反倒“不合算”。例如敲石子便是一种人人皆知的收入最低、最令人不快的劳动。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用机械敲石子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情，但是，我们有这么多廉价的劳动力，使用机械太不“合算”了。我们今天的发展状况已经能够借助机械和技术设施清扫街道、清理下水道、运送垃圾、从事地下工程劳动等等，使这些劳动给工人们带来的不快不复存在。严格地讲，抽空下水道的污水、使人们免受有损健康的瘴气之害的工人是社会极其有用的一员，而那些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讲授被歪曲的历史的教授或者用超自然的和超越感观直觉的学说蛊惑人心的神学家则是极其有害的人物。
我们今天身居高位的学者阶层中大部分表现为一帮受雇于人、领取佣金、专门用科学的权威为领导阶级的统治辩护和辩解的人，他们给人们造成这种统治是正确的和必不可少的印象，并保持已有的先入之见。其实，这帮人中大部分人都为了资产阶级以及受资产阶级庇护的人的利益大搞伪科学，毒害人的思想，从事敌视文明的工作和精神上的雇佣劳动。将来的社会状态将使这种分子无法生存，将使人类获得解放。
另一方面，真正的科学又往往与非常令人不快和令人厌恶的工作有关。例如，医生解剖正在腐烂的尸体或者给化脓的肢体做手术；化学家研究排泄物。这些工作往往比短工或非熟练工人所从事的最令人厌恶的工作还要令人厌恶。没有人想到应该承认这一点。它们的区别在于一种工作的完成需要广泛的研究，而另一种工作却是不需要多少研究人人都能做的工作。这就是对两种工作的评价根本不同的原因。但是在一个人人都享有最好的受教育机会的社会，现存的受过教育者和没有受过教育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因此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就消失了，技术的发展将使所有手工劳动都能够用机械或技术方法来完成。人们只需看一看我们的铜版雕刻、木刻等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便可以清楚这一点。正如最令人不快的工作常常是最有用的工作一样，我们关于令人愉快和令人不快的工作的概念以及资产阶级世界的许多其他概念也是仅仅与表面现象有关的肤浅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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