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李进同志（五）——北京之路（上）
四
战争，既昂贵又痛苦，几乎是他们每日都要面对的现实。但如果共产党要收复陕甘宁边区的大片土地，并在全国范围内赢得最终胜利，他们别无选择。他们所到之处，都致力于与当地人民建立融洽关系，这是壮大自己力量的唯一途径。她接着说，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解放军成功地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97.5个师，并消灭了120万国民党军队(她在这里指的是全中国的情况)。她赶紧补充道，当她说“消灭”时，并不一定意味着肉体上的消灭。
与投降的国民党士兵接触意味着与他们共事，重点是帮助他们转变思想。解放军战士与战败的敌人面对面时，会主动交谈，建立信任，并鼓励他们“回忆痛苦的过去”。有时，这种深埋于遥远过去的个人痛苦会让他们泪流满面，感到无助。然后，他们会恳求加入解放军。但这样的转变并非易事，几个月来，那些选择投奔共产党的人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自己会被国民党抓捕，并因逃兵而受到惩罚，甚至被处决。她和她的政治指导员意识到这些恐惧，继续与新兵们密切合作，解放他们的家乡和城镇。自然，许多人都不愿意把革命带到他们家人一直居住的地方。作为一种激励，解放军向他们每个人承诺，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将给他们土地，这是他们向以前的主人复仇并最终向国民党复仇的唯一手段。她毫无保留地宣称，这些新兵和共产党人一样清楚：是国民党强征他们入伍的。
从国民党投奔过来的人数众多，但他们并非新兵的唯一来源。其他人来自农村，尽管这种补充是有限的，因为陕甘宁边区人口稀少。
这些新兵首先接受为期一周的政治教育，随后是军事训练。大多数人很快就成为了勇敢的战士。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他们对物质的期望非常朴素。他们想要的，仅仅是一顶缀有红星的军帽，以此来表示他们“属于我们”。解放军军装的其他部分则不那么重要。人们有什么就穿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壮大的共产党军队穿着各种各样的服装。她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显然感到很高兴。
她严肃地继续说道：“关于西北军事历史有很多虚假记载。”其中一些记载竟然他们自己人干的。一个名叫王超甫的人，后来被证明是蒋介石的特务，他在《红旗飘飘》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无耻地吹嘘自己。另一个是严长林，她本人认识他。因为他没有文学才能，所以请一个报社记者代笔写文章。他告诉他的“枪手”的很多内容都是假的。例如，他声称他的部队有一百万之众——这是一个夸大其词的说法。她解释说，在从小河村到田茨弯的行军中，敌人实际上是占据了山顶，但严长林却声称敌人在山脚下，而解放军反倒是在山顶。此外，严长林写道，李进当时在为毛主席做鞋，而实际上李进本人在做的是政治工作!事实上，她是中央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支队的负责人，严长林完全清楚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做群众工作。但当他最终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时，他选择了不报告这些事实。在她看来，除了少数例外，唯一可靠的报道是毛主席的那些。
当他们在春天开始行军时，几乎每天都下雨，但到了夏末，天气异常干燥。田地干涸，这使得他们和当地居民一样，难以获取食物。自然条件本已恶劣，又因敌人的破坏而雪上加霜。敌人所到之处，对所有事物都毫无人性：家畜被杀，庄稼被毁，粮食被抢走并藏起来，不让当地百姓找到。敌人对他们占领的任何地方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以至于“鸡鸣狗吠之声都听不到了”。
1947年8月1日，解放军从小河村出发，以每小时平均三英里(约4.8公里)的轻快速度向西北行军。十天后，他们抵达了绥德。绥德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但现在已经衰落，人口急剧减少。在那里，他们突然遭遇了一支强大的敌军。七个师的兵力迅速从三个方向向他们合围。
他们迅速做出反应，从小河村行军，大约在8月17日抵达佳县，这里是前往黄河以西的白龙庙的必经之路。她愉快地回忆道，在佳县那几个充满焦虑的钟头里，她设法为主席买了一些海棠果。当时主席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敌人依然从三个方向快速追击他们，这是对他们第一野战军的首次钳形攻势：一个钳子从南面的吴堡而来，另一个从西面的榆林而来，第三个则来自榆林西南的横山。主席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重新调整战略。因为没有参加会议，她便在一旁观察着解放军战士，发现他们流露出不安的情绪。这时，一位来自密码科的年轻战士小心翼翼地端着一碗米饭走过来。他话里有话地说，他想在黄河东岸把这碗饭吃了，言语间流露着急于撤退到河对岸山西的念头。李进当即说轻蔑地说道：“你胆子也太小了吧!”
尽管敌军距离他们只有五里路，但他们显然对解放军的位置感到困惑。主席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命令他们的队伍，也就是主力部队，加速前往白龙庙。他们照做了，最终停在了宽阔的黄河边，他们的目的地是河对岸。由于春天的大量降雨，浑浊而湍急的河水水位上涨且仍在继续上涨。他们如何过河呢?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拆除了岸边的一座庙宇，并利用其构件建造了一座桥。他们单排快速通过。当最后一个人到达对岸后，他们拆除了桥梁，以阻止敌人追赶过来。随着他们的队伍第一次在黄河东岸重新集结，他们开始了解放战争的一个新阶段。
五
这次迂回行军中最具转折性的一段，李进说是发生在1947年8月第三周初的沙家店战役。这场胜利结束了战争第一年的防御战略，开启了反攻，并将在第二年年底为他们带来辉煌的胜利。多年后拍摄的电影《沙家浜》，重新演绎了他们如何运用高超的游击战术，战胜了实力更雄厚但组织涣散的敌人。
8月18日，行军的势头加快了，他们经过杨家园子，前往梁家岔。第二天黄昏时分，他们到达了目的地。梁家岔是一个小村庄，几乎容纳不下他们当时几百人的部队。它位于沙家店以北约七英里处，敌我双方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在那里。毛主席在梁家岔通过无线电指挥了沙家店战役。
当时气氛紧张而疲惫，所有人都知道，战役的结果将决定他们是否会被迫再次向西撤退。由于敌人的其他部队正在攻击西面的榆林，毛主席不愿将所有兵力都投入沙家店。他计划通过一次“佯攻”解决这个困境。这个计策奏效了!他们有限的兵力不仅歼灭了敌人的主力——胡宗南的第126师，还摧毁了该师的指挥部，消灭了国民党第126旅的大部分有生力量，并俘虏了大约六千名由一名旅长指挥的敌军。
现在他们再次东进，来到朱官寨，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以四季豆为生，但他们的精神仍然很高昂。在那里，主席撰写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提出了打赢战争的基本步骤。这个方针规定，解放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是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也就是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一段蜿蜒的行军之后，他们在10月18日到达了谭家坪。主席和她拜访了一家造纸厂。他们与群众的关系非常好。和别处的村民一样，他们也通过用“他”来称呼主席，从不直呼其名的方式来保护他。三天后，他们继续前往南河底，然后到了神泉堡。当指导大队留在那里时，主席去了别处，李进很快也与他会合了。他们一起穿过小巷和街道。群众们出来迎接他们，喜极而泣。有些人说，见到毛主席之后，他们就能坦然面对死亡。
11月1日，他们驻扎在卢家坪附近。在那里，接连不断的胜利让他们感觉到历史的潮流正在转向他们这边。受到这种变化的鼓舞，李进暂时离开了主力部队，去执行一项个人任务。她既紧张又兴奋地渡过黄河东岸，前往古城双塔。在那里，她被带到她女儿李讷藏身的那户人家。李讷在延安撤离后不久就被留给了邓颖超。当时，邓颖超因后方委员会的工作已去了别处，把李讷留给了其他人照看。自李进上次见到女儿，已经过去了近八个月，孩子有了显著的变化。母女团聚后，她们准备尽快离开双塔，但在出发前，她们爬上了城墙。从城墙顶上，李进最后看了一眼远在西方的延安，心中突然涌起一阵怀旧之情：她在那座临时首都度过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生。命运现在将她们带向了另一个方向。
当李进和李讷重新回到部队时，毛主席的注意力已完全投入到争取军事上的优势。他所有的时间都用于政策制定和发表宣言。在神泉堡的十二天左右时间里，他撰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日期为1947年10月10日)，有时因其发布日期而被称作“双十宣言”。他还撰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1947年10月10日)，这再次申明了解放军的基本精神。这两份文件塑造了后续政治工作的特点。
《双十宣言》号召全体人民打倒蒋介石，统一国家。她推荐我们阅读这两篇文章，它们收录在《毛主席选集》第四卷中。她所在的支队，作为中央委员会下属的三个支队之一，利用这个机会开展了“诉苦运动”(一种有组织的，将痛苦的过去与美好的现在和更光明的未来进行对比的方式)，并进行了所谓的“三查运动”(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情况的常规检查，这些原则最初是由毛主席在1928年于井冈山向红军阐明的)。作为她所在支队的政治教员，她的职责是管理“诉苦”活动。当她以自己的过去苦难作为榜样时，内心因最近的经历而激起的情感一定流露了出来。她说，所有听她诉苦的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11月11日，他们拔营，十天之内便抵达吴龙堡。群众们含泪欢迎他们。不过，他们并未久留。22日，他们到达杨家沟，在那里停留的时间比预期长得多——整整四个月，并继续制定争取群众支持和结束战争的战略。
从12月25日至28日，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特别重要的扩大会议，因为毛主席在会上朗读了他撰写的文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李进对这篇文章记忆犹新，因为是主席口述，她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的。但她迅速补充道，所有的文字都出自主席本人。
她说，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反响迅速。从12月28日开始，所有四个解放区的野战军都发起了一场新型的军队整顿运动，堪比1942年在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这场以“诉苦”和“三查”为开端的运动，是随后立即进行的土地改革的序曲。在杨家沟停留的四个月里，主席还创作了其他几篇文章，这些文章也收录在《毛主席选集》第四卷中。
李进现在拿起了桌上的一张地图，这是一张涵盖华北地区的形势图，展示了截至1947年7月战争的进程以及敌人部队被消灭的阶段。随着1948年春季的战略转变，共产党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党和军队联合再次开展了12月开始的整顿运动。
反攻在多个战线展开，但他们的主力部队被部署用于对抗蒋介石仍牢牢控制的地区。在北方，共产党解放的边区(在抗日战争期间)被合并成新的行政单位，名为“晋察冀”(结合了山西、察哈尔和河北的部分地区)和“晋冀鲁豫”(结合了山西、河北、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这些政治上的重新整合，构成了建立华北人民政府的第一步。
1948年大进军的势头，以及李进此刻的回忆，都带着一种“终局将近”的紧迫感。3月21日，他们从阳家沟出发，前往徐柏沟，当天便抵达赤城县店。3月23日，他们穿过川口，渡过黄河，抵达山西省的寨子山。仅仅三天后，他们又途经双塔，抵达蔡家崖。到了4月，他们来到岢岚县，占有了敌军遗留下来的一些吉普车。换上新装备后，他们继续向前，经神池，再向东北跨过长城，又折返，再次翻越，到达代县，不久又到了繁峙。
1948年晚春，积雪覆盖的五台山巍然耸立在他们眼前，壮丽非凡。北面不远处便是内蒙古。4月11日，他们集结起来，准备翻越五台山。那时空气湿冷，他们沿着狭窄的小道，手牵着手，艰难地攀登。刚落的积雪极深，每走一步都要抬起脚，并微微后仰身体(她当时还特意示范了一下这种行进姿势)。随着高度上升，气压下降，许多同志感到头晕目眩，连主席也觉得不适。翻越五台山的那一段路，海拔接近一万英尺。主席和她最终被吉普车送到最近的一座山峰顶上。在那里，他们下车，调整呼吸，片刻间俯瞰壮丽无比的全景。
当天，他们又抵达五台山寺庙。这座庙宇规模宏大，屋顶覆盖着琉璃瓦——甚至比她后来见过的北京庙宇还要华丽。她补充说，语气里带着一丝锋芒：再宏伟的庙宇也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那里的住持活佛，其实是一个名叫杨灵杰的大地主。
4月13日，战事稍稍平静，他们抵达河北省城南庄。突然，密集的炸弹如雨点般落下。后来，他们发现，队伍里藏着一个叛徒，正在通过无线电秘密指挥轰炸。在空袭下，他们继续行军了五天，一路遭遇不幸。第五天，他们到达了秦岭山脉的华山。炸弹依然疯狂地在他们头顶降落并爆炸，甚至在没有人或部队移动的区域也是如此。空袭平息后，他们在山脚下安顿下来。主席再次从人群中抽身，撰写了另外两篇文章。
李进回忆说，此时华山峭壁上高高的积雪开始融化，瀑布倾泻而下，蔚为壮观。然而，这些山峰显得如此险峻，他们无法想象如何攀登并最终翻越它们。当部队排成纵队准备攀登时，主席起草了《新解放区工作的策略问题》(1948 年4月8日)。在这份重要文件中，他制定了解放全国各城市的九项程序规则，这些城市在那年春天开始逐步被解放。
1948年4月18日，一直在外执行其他任务的周恩来抵达西柏坡，这是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北方向几英里的一个小村庄。毛主席直到5月27日才到达那里与他会合，随后他们在西柏坡停留了长达十个月。之后，主席前往了他们的最终目的地——东北方向不到两百英里处的古都北京。在西柏坡期间，毛主席依然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关于土地改革、党的纪律和军事战略等方面的文章。
即便如此，毛主席依然像以前一样积极地指挥着战争。在西柏坡的指挥部，他同时为三场重大战役制定了战术和战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她再次强调，毛主席不仅指挥我军，也指挥敌军。她拿出了一叠小笔记，总结了这些战役的数据：辽沈战役歼灭敌军三十三个师，共计47.2万人;淮海战役歼灭敌军二十二个军团，共计55万人;平津战役则俘虏了敌军第三十九军团，共计52万人。在最后一场战役结束后(1949年1月)，国民党总司令傅作义投奔了共产党。
在1948年，由刘伯承指挥、邓XX担任政治委员的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采用了从敌军战线中迂回穿插的战略。当他们的部队穿越大别山，在前往武汉的途中抵达南京东侧时，敌军几乎被彻底击溃：“国民党几乎无法招架我们。”
1948年底，迫不得已请求停战。因此，1949年1月21日举行了一次会议，但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署提供给他们的和平协议。鉴于国民党已陷入无力回天的境地，蒋介石于1949年1月名义上辞去总统职务，将这一职位交给了李宗仁，以此默认了自己的无能。然而，真正的权力仍然紧紧地掌握在蒋介石手中。
尽管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领导人意识到敌人正在迅速溃败，但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们仍然继续宣传“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为了激励沿途的群众，他们不断地向他们灌输这样的信息：敌人仍然很强大;他们必须继续和解放军一起战斗，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
1949年3月25日，主席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抵达北京后，他检阅了带领他们取得今日胜利的部队(直到1949年9月27日才正式宣布北京为首都)。1949年3月，主席主持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将党的工作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计划，并制定了全国解放后要实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这些政策将指导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以及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至于李进，她保留了政治指导员的职位，同时还负责领导一个宣传小组，直到他们最终将总部设在西柏坡。在北京新政府组建期间，她升职了，升任书记处书记。她向着地图桌对面的张清华点头，说西柏坡是她与他分道扬镳的地方。
李进重申，当党第一次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和平协议时，他们拒绝签字。但他们没有真正的选择，因为他们已经穷途末路：他们无法回到原来的地方，因为那些地区已被共产党军队占领。158个国民党师(154万正规军)被歼灭。直到局势似乎陷入僵局，即敌方有290万军队而己方有300万军队时，蒋介石才屈尊要求进行和平谈判。
1949年春天的和平谈判中，国民党一方由张治中作为代表。谈判破裂后，他也放弃国民党，加入了他们这一边。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早在几年前，当共产党还在延安时，张治中(自1946年起担任蒋介石的西北行营主任)就曾拜访过他们，并且显然对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着迷不已。当主席准备对陕甘宁边区进行视察时，张治中表示希望陪同。这让他们感到奇怪，但后来他们明白了，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张治中“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把他们的政治资本视为自己的了。”(她补充说，他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和平谈判一直持续到4月20日，那天南京政府拒绝了提出的协议。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进军，毛主席在4月21日号召“独立和领土完整”，并命令解放军向西北和南方进军进行扫荡。大批共产党部队随后渡过长江并向南挺进。23日，他们解放了南京，一个月后又解放了上海。随后，他们向所有其他战线推进，所到之处都“扫荡”了敌军。
“至于最后的决战，”李进利落地说道，“解放军歼灭了190万国民党正规军和98万匪徒;120万国军投奔到我们这边。然后，除了台湾，整个国家都解放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在那个划时代的庆典上，李进身在何处?她没有在主席身边。后来，她解释了原因。
时间已过凌晨三点。尽管李进从傍晚开始几乎不间断地讲述，但她没有表现出任何疲惫的迹象。她现在以一种个人的口吻结束了对解放战争的记录，这比她可能想要表达的，更尖锐地暴露了她在那些年里，在男性领导人之间所处的脆弱地位。
她回忆道，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主席曾发出一份至关重要的电报给负责最高机密文件的秘书。尽管她是主席的妻子(并且在中央书记处工作)，这份电报没有给她看，这是一个明显的疏漏。后来，她将此事告诉了长征老兵李涛。李涛被她的遭遇激怒了，他找到对这一行为负责的领导同志，并对他们说：“你们必须尊重女同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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