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女神节"变成了购物狂欢，"独立女性"被简化为奢侈品消费符号，社交媒体上"厌男"话题获得百万流量——"女权主义"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概念异化。资本巧妙地将性别平等包装成个人奋斗的神话，而封建残余则在"天价彩礼"的交易中继续物化女性身体。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女权主义者能否成为无产介级运动的朋友？"答案不在于抽象的道德争辩，而在于对压迫结构的阶级分析。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观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这一论断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受压迫的经济根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一步系统阐述了妇女受压迫的起源："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这一分析将妇女问题置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中考察，打破了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将性别压迫孤立看待的局限。
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妇女斗争实践生动诠释了这种理论。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妇女们不仅组织了救护队，还直接参与街垒战斗。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亚历山德拉·柯伦泰等革命女性将妇女解放纳入无产阶级革命议程，推动了婚姻法改革、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建设等实质性解放措施。这些实践表明，当女权运动与工人阶级斗争相结合时，能够产生改变社会结构的强大力量。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局限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资产阶级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正如克拉拉·蔡特金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只关心在自己阶级内部实现男女平等，而对女工们每天工作12小时却视而不见。"这种脱离阶级分析的女权主义，最终只能成为特权女性争取自身利益的工具。
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及其现实启示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著名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从存在主义哲学角度深化了对性别压迫的理解。她尖锐指出："婚姻制度从传统上就一直是男人剥削女人的手段。"波伏娃特别强调经济独立对妇女解放的关键作用："只要女人仍然在经济上依附于男人，平等就只能是空谈。"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形成了深刻共鸣。二战后的法国，波伏娃亲身参与了为女工争取同工同酬的运动。1965年法国已婚妇女获得独立工作权的法律改革，正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成果。波伏娃始终强调："妇女解放必须与整个社会的变革相结合"，这一立场使她的理论超越了个人主义的局限，指向了结构性变革的道路。当代某些自称受波伏娃启发的"女权主义者"却往往只截取她关于性别建构的理论，而忽视其对社会经济结构的批判。他们将性别问题简化为语言符号的斗争，热衷于创造各种"政治正确"的新词汇，却对全球化背景下女工遭受的超时加班、性骚扰等实际问题漠不关心。这种倾向实际上是对波伏娃思想的严重曲解。
对比当下某些极端女权的“性别战争”叙事，历史的镜鉴尤为深刻。2023年广州地铁上某女性叫嚣“男人必须站着”的言论，暴露出脱离阶级分析的性别对立思维 。这种将男性整体视为敌人的极端化倾向，恰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是全面解放”的根本立场。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应当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劳动妇女，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实践证明：当女性在农田、工厂、科研院所与男性并肩作战时，性别差异不再是障碍，而是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
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妇女解放
列宁在《论妇女解放》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取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立即颁布了《婚姻与家庭法》，赋予妇女离婚权、堕胎权，并大力推动妇女就业。到1930年代，苏联妇女在工程师中的比例达到40%，远高于同期西方国家。这种解放不是通过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公有制经济基础和儿童公共抚养制度等实质性变革实现的。
教员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著名论断。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彻底废除了封建婚姻制度，同时期开展的扫盲运动和集体化生产使中国妇女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大庆油田的"铁姑娘"队、大寨的郭凤莲等女性模范，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妇女的巨大能量。这些实践雄辩地证明：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妇女解放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当代"田园女权"的异化与工人阶级女权的重建
当下中国网络空间盛行的所谓"田园女权"，鼓吹"男人赚钱养家，女人貌美如花"，实质上是将封建依附关系与消费主义结合的怪胎。她们要求男性提供物质保障却不谈平等责任，将婚姻关系商品化。某知名博主宣称"不给彩礼就是不爱你"的言论获得数十万点赞，反映出这种扭曲价值观的蔓延。
与此同时，另一种极端女权则将男女对立绝对化，将一切社会问题简化为"男权压迫"。某女权公众号声称"所有男性都是潜在的强奸犯"，这种言论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大的社会分裂。这两种倾向都脱离了具体的阶级语境，将性别问题抽象化。真正的工人阶级女权关注的是富士康女工的超时加班问题，是家政服务员的社会保障缺失，是女性农民工子女的就学困难。广州某电子厂的女工自发组织互助小组，既争取产假权益，又团结男工共同改善工作条件；北京家政工工会推动的劳动合同标准化运动，这些才是工人阶级女权的真实体现。
重建女权主义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同盟
历史经验表明，当女权运动脱离阶级解放事业时，就会陷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泥潭；当工人运动忽视妇女特殊诉求时，就会失去一半的力量。恩格斯预见的"现代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或隐蔽的妇女家庭奴隶制之上"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以新的形式重现——跨国公司的血汗工厂中，年轻女工承受着双重剥削。教员曾指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一判断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在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外卖女骑手、网约车女司机等新职业女性群体的权益保障，应当成为新时代妇女运动的重要议题。列宁在《国际劳动妇女节》中的论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无产阶级妇女不能也不应该忘记，她的解放首先取决于整个阶级的解放。"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必须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朋友，因为只有推翻人剥削人的制度，才能最终实现性别解放。
结语
回望历史，从巴黎公社妇女到苏联女拖拉机手，从中国"铁姑娘"到当代女工组织者，真正的妇女解放总是与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相连。那些将女权主义简化为"女王心态"或仇视男性的思潮，不过是资产阶级分化劳动群众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知道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伟大的社会变革没有妇女的酵素是不可能的。"
历史的火炬已经传递到我们手中。当孟加拉制衣女工高呼"面包与玫瑰"时，当墨西哥边境女工组建工会时，她们正在书写女权主义最光辉的篇章——不是乞求特权，而是摧毁特权制度本身；不是攀登金字塔，而是推倒金字塔的基座。
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真正的朋友，这才是妇女解放的真正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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