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网络和现实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中国人真能吃苦，十二个钟头的班能上，十四五六个钟头也能上”；
“中国人天生奴性”；“加班文化就是中国特色”。
这些言论乍听之下好像是犀利的批判，带着一点嘲讽甚至是无奈。但仔细一想，它们其实并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核心，反而在客观上把矛头指向了最底层的劳动者，把一切复杂的社会矛盾归结为“民族性格”。这种说法不仅荒谬，而且对劳动人民是一种二次伤害。
所谓“奴性”，并不是中国人的天性，更不是基因里注定的东西，而是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博弈的产物。
劳动人民之所以在超长工时、低工资、无休止的竞争中依然忍受，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受压迫，而是因为生存被资本严密控制。要维持这种状况，资本家和掌握权力的人不可能仅仅依靠经济剥削和行政命令，他们更深层的统治手段，是让工人自己相信这种处境是合理的、是应该的，甚至是值得骄傲的。
因此我们看到，从小到大的教育中不断强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让一代代年轻人以为只要忍辱负重、拼命吃苦，就能换来阶层跃升；媒体里充斥着“拼命三郎”的报道，把过劳甚至猝死都描绘成“燃烧自己”的伟大形象；
企业文化里每天灌输“忠诚、责任、奉献”，让员工觉得为资本卖命是光荣的使命；
消费主义则通过房贷、车贷、教育、医疗等各种支出，把人们套牢在债务和焦虑中，不得不拼命工作才能维持表面的体面。
久而久之，本该是压迫的现实，却被包装成一种道德美德。劳动者自己也逐渐习惯，甚至以此自豪。所谓的“奴性”，恰恰是资本在意识形态上的胜利，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幻象。
然而历史早已证明，中国人绝不是“天生奴性”。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正是这些被讥笑为“奴性”的工农，拿着小米加步枪，面对敌人飞机大炮，爆发出惊人的斗志和创造力。
他们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所向披靡，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反动政权，赢得了属于自己的解放。
如果他们真是天生顺从、逆来顺受，怎么可能完成这样惊心动魄的历史壮举？可见，工农群众的本质并不是奴隶，而是在革命意识形态的引导下，能够成为改写历史的伟大力量。
这就说明一个道理：所谓“奴性”，根本不是民族特质，而是意识形态环境造成的。当工人农民拥有清晰的阶级觉悟时，他们无所畏惧；当他们被资本的观念包围时，他们被迫沉默。劳动人民的沉默，不是因为他们骨子里有奴性，而是因为在现实中缺乏正确思想的指引。
今天的现实中，长工时、996、大小周、无偿加班，早已成为普遍现象。无数年轻人被迫在工厂和办公室里透支健康，甚至不乏因为过劳倒在工位上的新闻。而这些现象并没有引起资本的羞耻，反而被他们包装成“奋斗精神”，被企业写进“价值观”，被媒体歌颂为“拼搏榜样”。
劳动人民本该是被压榨的受害者，却在话语体系中被塑造成“勤劳能吃苦”的自豪典范。久而久之，甚至有一些人也接受了这种逻辑，把过劳当作证明自身价值的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奴性”一词才流行起来。但它并不是劳动人民自身的“天性”，而是资本和意识形态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喜欢动辄以“奴性”来讽刺的人，看似比别人清醒，实际上只是陷入了一种浅薄的优越感。他们并没有真正批判系统的本质，也没有去追问资本如何制定工时、如何攫取剩余价值、如何在思想上殖民劳动者。
他们不去质问谁是压迫者，却转而把嘲讽矛头指向了受害者本身。只要甩下一句“中国人天生奴性”，一切问题都仿佛找到了解释：制度不必批判，资本不必揭露，责任全都归结到工人自己头上。这种所谓的“聪明”，其实是最愚蠢的，因为它最终为资本家开脱，把压迫合理化。
这种姿态，本质上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自恋。它建立在对底层劳动人民的蔑视之上，看似与资本保持距离，实则和资本唱着同一首歌。因为资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工人们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甚至互相指责，而不是去思考如何团结和反抗。而那些动辄把“奴性”挂在嘴边的人，恰恰在无意识中充当了资本的帮凶。
真正需要揭露的，不是工人加班时的沉默，而是背后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真正需要批判的，不是劳动人民的忍耐，而是资本对他们的系统性剥削，以及那种替资本开脱的虚伪言论。
劳动人民从来不是奴隶，他们之所以沉默，只是暂时缺乏改变现状的力量。一旦他们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立场和觉悟，他们就会再次证明，他们并没有奴性，他们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真正主体。历史已经证明过一次，将来也一定会再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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