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社会的形态更替中，暴力革命始终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发生并非源于少数人的主观意志，而是特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积累到临界点的必然结果。因此这种革命不是权谋博弈或情绪宣泄，而是社会结构内部不可调和冲突的外在爆发，是旧制度走向崩溃、新制度孕育诞生的历史环节。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来看，任何一种剥削制度的消亡，都难以通过温和妥协完成，这一结论是被历史实践反复验证的客观规律。诸多试图以和平方式改变剥削本质的尝试，最终都因触及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在剥削阶级构建的社会秩序的暴力镇压下走向失败。剥削制度的存在，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为核心基础，这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乃至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内都有清晰的表现。在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下，生产活动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用形成根本对立。多数劳动者共同参与生产创造的财富，最终被少数占有生产资料的群体无偿攫取，由此产生的阶级分化与利益冲突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持续加剧。这种矛盾不会因为技术革新或政策调整而自动消解，因为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与剥削制度深度绑定，瓦解现有社会秩序就是要瓦解他们长久以来的生存根基。为了巩固统治，统治阶级会强化国家机器的暴力工具职能，他们通过武装力量、法律体系、强制机构等，维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权。当被剥削阶级的诉求局限于局部利益调整时，统治阶级可能通过有限让步缓和矛盾;但当诉求触及生产资料所有权与政权归属时，统治阶级必然放弃伪装，动用全部暴力资源进行镇压。
历史上，诸多试图通过合法斗争、议会路径实现制度变革的运动，都以失败告终。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的巴黎公社尝试，虽一度建立起代表劳动者利益的治理机构，却因未能彻底瓦解旧的暴力机器，未对逃亡的旧统治阶级进行有效遏制，也未能建立一个能够领导起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最终公社被反扑的反革命武装血腥镇压。这场运动的失败并非偶然，它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统治阶级不会自愿放弃既得利益，任何未触及旧制度核心、未掌握绝对暴力主动权的变革尝试，都难以抵御旧势力的反扑。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世纪初的一场成功革命，十月革命，革命力量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旧政权后，面对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进攻，并未妥协退让，而是迅速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的暴力，最终巩固了新政权。这一过程证明，制度变革的完成，不仅需要打破旧的政治结构，更需要以暴力为后盾，抵御旧势力的复辟企图，保卫变革成果。
部分人认为，随着民主制度的完善、福利体系的建立，剥削制度已经实现“自我改良”，暴力革命已无必要。这种看法忽视了制度的本质属性，福利体系的资金来源仍是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其本质是统治阶级为缓和矛盾、维持剥削秩序而做出的策略性让步，并未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核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诸多标榜“高福利”的国家纷纷削减福利开支、降低企业税收、强化对劳动力的控制，本质上就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暴露了所谓“改良”的局限性。同样，当代数字技术推动的生产形态变革，也未消除剥削本质，只是将剥削场景从传统工厂延伸至虚拟空间，平台通过算法控制，最大限度压缩劳动者的合理权益，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却规避了传统雇佣关系中的部分责任，形成了新型的剥削模式。
还有些人将意识形态领域的抗争视为改变制度的核心路径，认为通过文化批判、价值观重塑就能动摇剥削制度的根基。这种视角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始终建立在经济基础与暴力机器之上，脱离了物质力量支撑的文化抗争，只能在局部形成有限影响，难以从根本上撼动制度根基。历史上，诸多批判剥削制度的思想流派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始终未能推动制度变革，直到这种思想与武装斗争、阶级运动相结合，才形成了改变历史的力量。同时，统治阶级也会通过技术手段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将自身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使被剥削阶级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现有秩序。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的抗争不可或缺，但必须与现实的阶级斗争相结合，以打破旧的暴力机器、改变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为前提，才能实现真正的思想解放。
马列毛主义否定和平过渡的可行性，并非是将暴力绝对化和政治正确化，这种对和平过渡的否定是要说明阶级社会中暴力的辩证属性。暴力革命的核心意义，在于打破旧制度的暴力垄断，旧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机器实施的“合法暴力”，本质上是维护剥削的工具，而革命暴力则是被剥削阶级争取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必要手段。历史上，任何成功的制度变革，都不是单纯的暴力对抗，而是暴力手段与经济斗争、政治动员、社会整合等多种形式的有机结合。革命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推翻旧政权，更要彻底摧毁剥削制度的再生条件，在经济层面，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制，消除剥削的物质基础;在政治层面，构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治理体系，打破少数人对权力的裙带关系;在社会层面，消除阶级分化产生的根源性矛盾，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从历史演进的逻辑来看，剥削制度的消亡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但这一过程不会自发实现。当旧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且统治阶级拒绝任何实质性变革时，暴力革命就成为突破制度瓶颈的唯一选择。这种革命不是历史的断裂，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环节，它所要打破的不是社会进步的成果，而是阻碍进步的制度枷锁。当代社会中，剥削制度的表现形式更加隐蔽，矛盾的爆发方式也更为复杂，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的核心矛盾并未解决，阶级对立的本质并未改变。因此，认识暴力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并非倡导盲目使用暴力，而是要认清阶级社会的本质规律，理解制度变革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只有直面矛盾的核心，掌握打破旧秩序的力量，才能为新社会的诞生开辟道路。
历史实践反复证明，任何寄望于统治阶级“良心发现”或制度“自我完善”的幻想，都是对历史规律的误读。剥削制度的存续依赖于对多数人的压迫，其变革必然伴随着激烈的利益冲突与力量博弈。暴力革命作为这种博弈的最高形式，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只能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来检验。在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漫长历程中，暴力革命始终是推动社会形态跃迁的关键力量，它以极端的形式破除旧制度的桎梏，为新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秩序的建立扫清障碍，这一历史作用，在阶级消亡之前，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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