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解放，是我目前所探寻到的斗争之路，详见《月下杂思》。这个解放，便是科学而适当地开展各样劳动，搭配着理论的学习和多方位的观察，去开展自己热爱的生活。
而这其中的左倾，便是过度的解放，这方面的错误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便是解放后对己的放纵，这方面，我已经在2021年11月写过（点击阅读），也成功地克服了这种倾向。
另一方面，则是对己的孤立，这是一种更危险的、可能导致脱离群众的倾向。
一个思想解放、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将改造现实世界作为工作之己任、将畅想和构建未来世界作为生活之娱乐的人，在一个极度异化、众人皆为生活所迫地去工作、无人承认和感受对劳动的热爱、充满优绩主义的环境中，必然孤独。
由于信仰的彻底，构建未来世界所使用的底层逻辑，便由共产前阶级社会的“私利第一原则”进入了共产社会所应有的“共利第一原则”，这种对未来的构建将反过来影响对现实的解释，也必然影响到日常的语言、行为。在高度发达的、一切“私”几乎都达到峰值的资本社会末期，便产生了一种“别人无谓他在意，别人自保他冲锋，别人成家他成仁”的“曲高和寡”的现象。但又由于共产主义社会是共利第一的社会，所以他的行为建立在“利他后利己”的前提下，因此在初期，这样的解放者会做为“好人”出现，被快速地接纳，但很快，当接纳者发现这种“好”并不能“私有”，且此人“逻辑不通，难以沟通”时，这种接纳便停止在实际利益方面，而不能进一步深入思想层面。
这使得完成了自我解放的人，与他人的距离，不论亲疏远近，都只能保持在“调研了解”层面，无法进入“发展同志”层面。甚至为了不被拉回“私有的泥潭”，解放者必须主动保持距离。
不论最终是表现为其本人的“自命清高”，还是表现为群众在公共空间的冷暴力，一切条件都将先验的解放者推向了实际上的孤立，哪怕为了保持实际利益最大化，私下里还要示好。
最危险的情绪便在这时候出现了，虽然拥有对远方和弱者的同情，但在一个“和气生财”的近方现实中，解放者极易在这种孤立中产生一种“理性的傲慢”，同时带来这种坏情绪的另一方面：情感的贫瘠。对身边人的同情心逐渐被“深刻的批判”所替代，这种理智上的清晰与情感上的疏离的结合，使解放者不自觉地散发出一种冰冷的正确性。甚而至之，将孤立从一种需要克服改造的现实，美化为一种“殉道者”的孤芳自赏。这不仅不能引起团结，更产生脱离群众的危险。而一旦脱离群众，对现实的批判便不能转化为改造现实的力量，而只是“嘴炮”。这样，就连因“共利第一原则”所带来的接纳，都抵消了。
要摆脱这样的现状，拒绝悲壮的形象，在理论自信的基础上开展观念的宣讲、在道路自信的基础上去进行生活的示范。
最重要的，还要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努力将自己持续地改造成为一个具体共同利益的发现者与组织者。将工作流程的改进、历史问题的解决、劳动技术的进步、组织分配的公平化这些现实从“个人私利”“个人成就”中抽离出来，纳入集体工作的成果中。去塑造一种符合未来共利第一原则的共同体文化。创造性地拥抱琐碎的建设，耐心地将宏伟的未来拆分为当下语境可理解的微小进步，去开展一切群众所认可的可行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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