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班里的同学突然请假了，听说是“抑郁发作”;隔壁班总是笑着的女孩，被确诊了双相;又或者你自己在某个晚自习，一直盯着卷子发呆，觉得好像一切都毫无意义。
这些词——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焦虑症等等十年前我们几乎没听过，现在却像感冒一样频繁出现在身边，好似“瘟疫”。
其实，大家的想法并不假，数据则印证了这种感觉：
青少年抑郁检出率达24.6%——每4个人里就可能有1个得了抑郁症。
非自杀性自伤在部分中学检出率高达10%-20%，一个班可能有五个人就有非自杀性自伤现象。
精神疾病类相关就诊人次年增长超30%。
北京心理援助热线年接听量从疫情前不足2万通激增至超6万通。
所以，这并非你的错觉。精神疾病确实在“流行”。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非得是现在？为什么非得是我们这一代人？
首先，精神疾病的频发，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问题，而是时代的倒影。
新中国成立初期，机关干部、工人、校内学生中流行一种病叫“神经衰弱”。为什么这种病十分流行呢？因为刚刚翻身得解放的人民，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国家建设，加班加点、废寝忘食。毛主席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
那个时代的病，是“太积极”累出来的、是为了大家共同的未来，奋斗出来的。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病，是什么？
学业压力、人际焦虑、未来不确定性极大——你把手指放在任何一个学生的脉搏上，都能感受到那种被推着走、停不下来、不知道为了谁的疲惫感、窒息感。好像自己不是自己。
如果说父辈的神经衰弱是“建设热情”的副产品，那我们今天的焦虑和抑郁，就是“竞争异化”的必然结果。社会竞争压力不断加剧是其主要原因。
马克思曾说：人是“自由自觉”的动物。这就让我有些疑惑了，因为我每天都在刷题、考试、排名，过着早六晚十一的生活，我不觉得“自由”。我学习是为了求知，还是为了完成父母的期待、老师的期盼?我自觉吗?。难不成——我不是人类?!
当然，我是人类。我想说的是：当学习不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分数;当同学之间的关系不再纯粹，而是充满了比较和竞争——我们就已经被“异化”了。
异化让我们觉得：我们不是在为自己活，我们只是在完成别人交给你的任务。
承认这个事实，就是改变的开始。因为意识到“我被异化了”的那一刻，你就从被动的承受者变成了主动的认识者。
这时，我们已经意识到：问题出在环境，可是生活还得继续。改变环境，就现在来看，需要点滴做起，但非一朝一夕之功。那么，我们怎么办呢？笔者在这里提出一些小建议供大家讨论：
讲出来，发泄出来。同自己的朋友，老师，亲人聊一聊，或者可以来一个促膝长谈。但是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扛，难受不说还解决不了问题。
划边界。允许一个不够好的自己存在，允许自己失落一段时间。分数并非全部，排名也不能定义你是谁。
找同盟。可能你最好的朋友或者同学也和你一样，身处这种“瘟疫”之中。
打一个电话。如果你觉得身边没有人能理解你，还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听你说——全国心理援助热线：010-82951332。不一定非要到“病”的程度，只要你觉得自己“不对劲”觉得“不舒坦”，就可以打。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精神健康并非哪个人或者民族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我们要发声，而且必须发声！鲁迅曾在《狂人日记》中希望大家“救救孩子”，我们这代人必须自救，因为这是我们这代人的焦虑，需要我们这代人去面对。
“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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