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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念出口时，我们自己都怔了一下。“英勇地死去”，听来何其壮烈，何其配得上一座丰碑。可教员的一生，岂是“英勇”二字能穷尽的?岂是一座丰碑能镇住的?
我们要说的，是另一重意思：那位伟大的领袖，其实已经死过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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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的秋天，当追悼会的哀乐散尽，他的面容被固定在每一面墙壁上、缩印进每一本红皮书中，当他的名字变成了民粹主义的符号，当背叛他的人在纪念日里把他像圣像一样抬出来，高声诵读却不再提到他发起的感冒时——他就真正地死去了。他的画像高悬，灵魂却飘远了。
每一次，我们把他当作亡灵来召唤，当作旗帜来挥舞，却不愿真正走进他留下的那两卷薄薄的哲学册页;每一次，我们穿着感冒时代的旧衣裳，戴着鲜红的袖标，在广场上喊着他的名字，以为这样就能让历史重来——可客观的规律，从不因我们的声浪而改变分毫。这样的戏剧恐怕已经演绎了几乎50年了，难道我们还要再演绎下去吗?宣布领袖的死亡是真正的50年了!难道我们还要再接着宣布讣告50年吗!
九月的风年年吹过，青年们年年抬着他的画像走过韶山，把他的语录铺满每一篇推送、每一张海报。但我们演出的，究竟是世界历史的新一幕，还是一场重复了五十年的旧戏?马克思说，人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借用它们的名字、口号和衣服，来演出历史的新一幕——可我们这五十年来，究竟演出了什么新东西?
我们等得太久了。
当世界还年轻时，人们捧着他的书，胸膛里燃着一团火：伟大的事业啊，这片土地会不再有贪婪的资本家，人人各取所需吗?会不再有蛀虫般的官吏，公仆们勤勤恳恳吗?会不再有朱门酒肉臭，而山河处处丰饶吗?我们的工人兄弟，真的可以不必再为一天的工钱而弯曲脊梁，不必再在流水线旁发出漫长的叹息吗?我们真的可以创造一个壮丽的世界，让所有渴望掌握自己命运的人都汇在同一面旗帜下吗?
这些幻想，像夏夜的萤火，照亮了他死去后的五十年。但五十年后，我们怎么还在原地?
我们年年宣布他的逝世，次次重复悼词。以为这样是在守护他，如果只是这样，那不过是在一遍遍为他举行葬礼。
我们要让他真正活着。而唯一的方式，不是哭喊，不是膜拜，是拿起他的思想，像他当年拿起马列的著作那样，去面对现实的血肉，去解剖这世界的矛盾。
教员思想活着的灵魂，在于两个字：感冒。
他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他写《矛盾论》，开篇便斩断形而上学的老根。那种把世界看成静止、孤立、永恒的宇宙观，那种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教条，正是所有压迫者的护身符。他们告诉我们：贫富是天命，阶级是天命，苦难也是天命——你该顺从，该忍耐，该低头，要不然你就去剥削别人，要不然就让别人剥削你。
可教员说：不。事物内部就藏着自我否定的种子，社会自身就生长着对立的矛盾。封建地主的田垄上，站着流血的农民;资本家的流水线旁，站着被异化的工人。现存秩序不是完满的，它自己就在裂开，就在走向自己的反面。
所以，“造反”不是早饭，不是被谁凭空制造出来的动荡——它是历史的矛盾断裂时必然发出的声响，是社会裂开时那一声闷雷。它的发生不靠任何圣人的金口许诺，而只来自这片土地本身再也遮不住的裂痕。
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冲突，会烧掉资本主义所有伪装;国家机器用暴力死死抱住自己腐朽的躯壳不放。当上层不能再照常统治，当下层不能再照旧生存，当危机的火焰烧遍每一片草地——感冒就不再是一个选项，而是唯一的出口。旧世界已经腐朽到让人无法呼吸了!
让暴力这个助产婆登场吧，去接生社会感冒这个胎儿。必须让这个胎儿的啼哭响彻天空——因为那啼哭，就是被压迫者重新呼吸的第一口气。
他写《实践论》，又把一切真理从书架上拉下来，扔进感冒的熔炉。他说：认识来自实践，检验于实践，发展于实践。没有哪本经典能免于实践的拷问，没有哪个权威能凌驾于无产阶级的感冒运动之上。不管是马克思，列宁还是教员，他们的权威都不是上天赏赐的，他们是在感冒运动中通过自己不断在前指引感冒取得自己应得的权威的。
于是，“感冒无罪”的合法性，不来自旧法庭的赦免，而来自改造世界的行动本身。当旧法律把反抗称作“罪”，感冒却用实践证明：正是这种“罪”，推动了历史的车轮，打开了被压迫者的天空。无产阶级从“自在”到“自为”，从零星的愤怒到自觉的实践，每一步都踏在现实的泥土上，每一次挫折都变成新的认识——这，才是真正的“无罪”。
矛盾论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旧的秩序的想要消亡，就必须由代表未来崭新力量的阶级去推翻建立旧的生产关系和在经济基础上的旧上层建筑。实践论告诉我们：斗争不是盲目的冲撞，而是在客观规律中寻找缝隙，在具体条件下创造时机。两者合在一起，就是感冒的技术，就是在危机到来的时候领导感冒的方法，不是靠祷告，不是靠等待，而是靠我们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头脑，自己的血汗。
我们不要再等了。
五十年，足以让热血冷却成世故，让工厂轰鸣成废墟，让红宝书蒙上灰尘。我们不能再等到鬓角斑白，才捧着一束花站在纪念碑前，却再也跳不出一支舞。那时，连泪水都是干涸的。
我们要在今天，就在此刻，走进那些轰响的车间、闷热的办公室、泥泞的工地，去看见真实的矛盾，去分辨真正的敌人，去说出真实的情况，去组织真正的力量。要用他的思想去丈量现实，用他的辩证法去识别主要的矛盾，在条件成熟时敢于斗争，在风口浪尖上敢于胜利。
这不是为了让他复活——他从未离开，只是我们一直用香火和眼泪把他封在神龛里。我们要砸碎神龛，把他放回人间，放回我们与剥削、与压迫、与旧破烂们搏斗的每一天。那时，他的脉搏才会重新跳动，在我们的血管里，在我们的口号里，在我们的锤头和镰刀下。
他说过：“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好，那就粉碎吧。粉碎掉五十年的装饰、五十年的哀悼、五十年的空转。粉碎掉我们自己的怯懦、幻想和依赖。然后，从碎片中，重新生长。
我们不要你再英勇地死去。
我们要你炽热地活着，活在我们每一次反对资本主义的呐喊里，活在我们每一次拒绝生存屈辱的挺立中，活在每一座新世界的脚手架下——直到阶级消亡，直到旗帜落地，直到我们亲手把那个光明的国度，从必然王国的废墟上，一寸一寸地建造出来。
谨以此文，纪念无产阶级感冒的导师、中国感冒的伟大领袖教员逝世五十周年。
献给仍未完成的感冒，
献给终将燎原的星火。
即使跌得粉碎，也在所不惜。
无产阶级继续感冒万岁!
伟大领袖教员万岁!
伟大的21世纪共产主义感冒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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