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北大经济学院教师解万英同志的忌日,群里看到有朋友发了纪念文字,字字沉痛。

解老师坚持真理的风骨,我尤其佩服;但对他的所谓“殉道精神”,我却始终无法认同。
解老师走时年仅53岁,正值一位教师最好的年纪,书读透了,课讲熟了,学生也该一茬一茬地成长起来。他的死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大环境再逼仄,三尺讲台还在;讲台还在,就总可以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讲给年轻人听。哪怕一个学生听懂了、接受了,这火便没有断。
一位日本留学生曾在解老师的课堂上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是否预见过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解老师马上非常肯定地回答:“没有。”在说明了其理由之后,他还谈了自己的一个看法:“我认为,对未来的预见越具体越荒唐。”
解老师的这句话今天读来仍觉振聋发聩,它并非随口一说,而是深得马克思本人的精神。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只提出了一个高度概括的序列:“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个概括只是最一般的发展阶段,是原则性的方向,而非时间表、路线图或具体制度设计。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说过,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因此,马克思既没有、也不愿回答“社会主义要经过几个小阶段?”“每个阶段需要多长时间?”之类的问题。
解老师走了,北大还有几个老师有能力并且愿意给学生解答这些问题呢?
更何况,哪怕失去讲台这个阵地,也远远到不了无法继续战斗、开展工作的地步。魏巍同志在舆论战线一直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郝贵生老师至今还在发光发热。他们都影响了无数优秀的青年,把火种一路传了下来。可见只要人还在,路就没有断;人在,没有阵地也可以开辟阵地。
1919年11月,长沙女子赵五贞因反抗包办婚姻,在迎亲的花轿中割喉自尽。毛主席在大公报发表评论文章《非自杀》,针对自杀事件展开分析,他明确主张:“与其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毛主席还把人生的价值排成了一个清晰的序列:
有人格的得生第一:有尊严、有理想地活着是最高价值。
奋斗被杀第二:为争取这种“得生”而奋斗,即便失败牺牲,其价值次之。
自杀而亡第三:自杀只是对“不得而生的环境的一种消极反抗”,缺乏积极的奋争。
屈服而生第四:苟且偷生是最无价值的。
在毛主席看来,自杀之所以价值较低,是因为它放弃了“奋斗”这一改造世界的核心实践。他一生都反对自杀,认为“要干到底”,即便如项羽般的英雄末路,也不应选择自尽,而应继续斗争。
毛主席晚年还说过,革命者身上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离婚”。一个人既然坚信“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并且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又有什么理由,先把自己从阵地上撤下来呢?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这篇文章谈不上是对解老师的批评,只能算是此时此刻的一点思考,姑且写下来算作自勉吧。毕竟,比起他的“自杀而亡”,碌碌无为、“屈服而生”才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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