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向来重视把方法搞对头，尤其重视解决领导干部的方法问题。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毛泽东指出：领导者、组织者“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只是瞎说一顿”。
毛泽东所说的方法，一个重要方面是重视数据、掌握数据、运用数据的方法。
重视数据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其根本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和“具体实际”都是有数据支撑的“实事”和“具体实际”，离开一定数据的“实事”和“具体实际”是不存在的。
在延安，毛泽东认为经过整风学习中国共产党已有很大进步，进步的标志就是“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注意计算数字，实事求是，联系群众。”
将注意计算数字同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并提，可见毛泽东对数据的高度重视。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讲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时其中一条是“胸中有‘数’”。
毛泽东指出，“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要“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
重视数据也是毛泽东对经济工作的要求。
在赣南，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进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在延安，毛泽东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这是强调消费数不能大于生产数，财政支出数不能大于财政收入数，违背了，日子是过不下去的。
针对陕甘宁边区当时存在的经济困难和“鱼大水小”的矛盾，面对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情况，毛泽东认为有一个必然到自由的过程，难以在事情开头时就心中有数。他说：“对于新出现的问题，谁人心中有数呢？我也心中无数。”但是，要重视数据，经过摸索，从“心中无数，慢慢就会有数。”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同样重视算账，认为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指出：“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掌握数据
重视数据要求领导者必须掌握数据。掌握数据，心中有数，才有把握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怎样才能掌握数据、心中有数？毛泽东的方法是调查研究。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作系统的社会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这次调查，毛泽东掌握了湖南农会会员达200万的数据，由此认识到“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农民组织起来才显示出力量。当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调查中，毛泽东掌握了“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的情况，认识到“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当时中国的落后不仅表现在经济技术上，也表现在文化上，“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毛泽东掌握的这些数据，对他一直重视通过教育农民、组织农民、依靠农民夺取革命胜利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泽东通过掌握数据证明了农民的重要，指出：“中国五个人里面，有四个是农民，如果把四万万五千万人分成五份，每一份是九千万，那末就有四个九千万是农村人口，只有一个九千万是城市人口。”“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
毛泽东通过掌握数据，证明了陕甘宁边区人民负担过重和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必要，指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一九四0年的九万担，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万担，一九四二年的十六万担”，“陕甘宁边区虽然是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破坏的后方环境，但是地广人稀，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供给这样多的粮食，是不容易的。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一九四一年还买了五百万元公债，也是不小的负担”。
新中国的建设中，毛泽东的许多重大决策也是在掌握数据的基础上作出的。要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就要把钢铁搞上去。旧中国受帝国主义欺侮，在生产力方面就是没有工业化，钢太少，“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对1956年钢产量只有400万吨的情况，毛泽东很着急，认为美国“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中国6亿人口只能搞400万吨钢，很不像样子。“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如果“你搞了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对此，毛泽东强调只争朝夕、急起直追。
运用数据
重视数据、掌握数据是为了运用数据作出决策、解决问题、做好工作。运用数据，就要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在掌握绝对数的基础上运用好相对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敌强我弱，毛泽东运用相对数去处理打仗与做群众工作的关系。毛泽东认为红军要将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做群众工作上，提出“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懂得这样的百分比、运用这样的百分比，才能懂得红军不同于任何别的军队的本质之所在，才能懂得红军为什么能在以弱抗强的过程中由弱变强，才能懂得只有红军这样的军队能够做到无敌于天下。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财政困难，毛泽东运用相对数去处理帮助农民发展生产与从农民取得税收的关系。毛泽东要求党政干部要懂得和运用这样的相对数：“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换一个角度，毛泽东又提出“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
在军事上，毛泽东十分重视运用主要的百分比处理战略和战术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石。毛泽东重视运用主要的百分比指导解决这个问题，指出：“土地改革的总的打击面，根据中国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实际情况，一般地不能超过农村户数百分之八左右，人数百分之十左右。而在老的和半老的解放区内，此项数目还要减少。离开实际情况，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是危险的。”
原载来源：《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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