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一只疯狗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跑到我们寨子上，咬死咬伤了一些小牲畜，寨上的父老乡亲们担心疯狗伤人，就给打死了。
打死的疯狗，在家的大爷叔伯们都聚在一起打平伙。我也去了。
酒过三巡，微醺上头，话题慢慢飘远。
其中，一大爷说道：“最近有一个村子，因为迁一个坟，村里的鸡都不叫了。”
然后大家议论纷纷，其中还有人说到解放前一个迁坟的怪事：说是要迁的坟挖开，里头棺材自己跑了好几米，坟里还留着一道窄窄的通道。
还有我们本村的什么龙脉风水之类的。总之，玄乎奇玄。众人听得津津有味，酒意翻涌，神情庄重。
我坐在一旁，听他们谈笑，却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
风水、龙脉、坟动、鸡不叫——这一套话，我从小就听。只是那时候我信，如今我不信，却更理解他们为什么信。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比庄稼的根还要深，比山里的石头还要老。它在无数代人的生活中生长、繁衍，成了他们面对未知世界的唯一语言。
在他们口中，村庄的贫与富，子孙的兴与衰，都有着某种天意安排。若庄稼歉收，是风水被破；若家中不顺，是祖坟未安。可我心里明白，他们说的“风水”，其实是生活的艰难；他们谈的“天命”，其实是命运的无力。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些话并不是荒唐，而是他们面对现实苦难时唯一能找到的解释方式。
我想到，我们这个民族被封建思想禁锢了上千年。那一整套“天命”“阴阳”“祖宗”的逻辑，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封建社会长期的生产关系塑造出来的意识形态。
农民依附土地，土地依附宗族，宗族再依附君权。人一生的命运，从生到死，都被“定”在这张看不见的网里。
所谓的“风水命理”，其实正是这张网的精神绳索。它让人相信，贫穷是命，富贵是德，苦难是祖宗的安排——这样，人就不再问为什么，也不再反抗。
想当年，人们砸庙宇、拆神龛、批天命，不是出于盲目的狂热，而是第一次试图让自己从“命由天定”的梦里醒来。
那几年，人们开始相信自己的双手能改变世界，这是几千年屈从之后的第一次思想觉醒，是无产阶级在精神领域的第一次真正胜利。
但这样的胜利太短暂，尚未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变革的浪潮便汹涌而来。旧的思想没有被彻底清除，新的思想又被掐断在萌芽。
后来，农民再次被抛回孤立的土地上，集体经济瓦解，政治生活消失。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独守空屋。现实的无力感重新笼罩了村庄。没有新的信仰能支撑他们，他们只能回到旧的梦里。于是，“祖坟”“龙脉”“天命”重新活了过来。
这一切，从马列毛的角度来看，并不神秘：意识形态从来不是孤立的文化，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封建迷信的回潮，是旧生产关系在精神上的回音，是阶级觉悟被削弱后的自然产物。毛主席曾经说过：“要破除迷信，首先要解放思想。”思想的解放必须依靠阶级斗争的深入，而当阶级斗争被否定、群众教育被取代、社会被重新分化，旧思想就会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
如今的农村，风水先生重出江湖，庙堂香火再旺，仿佛一切都“回归传统”了。但这不是文化复兴，而是精神倒退。人民被教导去相信“命好的人自然富”“风水顺了家就旺”，而不再思考“社会环境如何”“阶级如何”。
封建的宿命论与资本主义的拜金论，在底层巧妙地结合成了新的枷锁——一个叫“命”，一个叫“运”，都是让你别挣扎。
当我看着那桌上的大爷叔伯们，他们谈笑风生，却在酒意中流露出一种深深的不安。那些“鸡不叫”“坟动了”的传说，其实是他们对现实崩塌的隐喻。他们感受到村庄的空心，感受到年轻人的远去，却只能用“风水坏了”来解释。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别的语言能表达痛苦，也没有别的信仰能支撑生活。
我忽然觉得，那坟里的通道，也许不只是“棺材走过的路”，而是历史留下的伤口。那通道向下通向过去，向上却没有出口。我们这代人，正站在这口坟旁，既看见祖辈的梦，也看见梦破碎后的空洞。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并不是愚昧的个体，而是整个被历史压弯的民族心灵。
人性中本没有愚昧，愚昧是阶级统治的产物。
正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只要阶级社会存在，只要生产关系仍旧以剥削为基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就会不断回潮。
我们并非在与人性战斗，而是在与千年的封建思想统治战斗。
我们要战斗的，不是某个老头讲的风水故事，而是那种让人听天命、麻木顺从的思想体系。那才是真正的敌人。
酒席散了，夜色沉沉，村口的狗叫了一声又停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风吹过田野，听得见远处传来的蛙声和夜风声。天地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呼吸，可我知道，这里的灵魂已经沉睡太久。要唤醒它，不靠风水，不靠命理，而要让人重新相信自己——相信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相信命运不是天定的，而是人造的。
只有那时，鸡才会再叫，坟才会安，村庄才会真正地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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