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仲夏，酷热难耐。儿子他们忙，不在家，孙女缠着姑姑要去海边，左想右想，没有合适的地方。幸有网友发的乡村游图片，非常诱人，总算有了去处。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十点刚过，妻抱着孙女，女儿开车，慕名向草庙进发了。
穿过高楼林立、花花绿绿、熙熙攘攘的闹市，就到了县城边，过三桥来到伊河东岸，向着西南驶去。一路上虽是乡村，也是房舍光鲜，水泥路面少见凡尘。到一个三岔路口，导航指向右边五道沟，路标提示路窄慢行。路窄也就罢了，更吓人的是单行道的右面是悬崖，左面是峭壁，时而头顶悬块巨石，把沿路的好风景也给耽搁了。
半小时后，车到了二三十里外的草庙。这是一个山间小溪，附近没有村落住户。右岸是水泥铺成的单行车道，紧贴峭壁停着一二十辆轿车。左岸是一片平地，绿树成荫。聪明的村民在这平地的前面筑了一条小坝，关上闸门拦住溪水，在小坝上面就形成了一个一二百平米的水潭，深大约四、五十公分。溪水漫过小坝，在下面又形成了一个几十公分高的小瀑布和一个更浅一点的小水潭。小坝上的水刚好淹没脚面，不疾不徐，汨汨流过，给人以山涧清溪那种特有的享受。
过了小坝就上到平地，平地离水面有两三个台阶，大约三五百平米的样子，错落有致地摆放着一些石桌石凳，供游客小憩进食(长时间占用是要收费的)。稍靠后有两间山民用铁皮搭的简易房，为客人提供食品、玩具、凉鞋什么的，也提供简单的饭食，还出租烧烤用的烤箱。
游客们有的坐在石凳上休息，有的在树下散步，有的站在小溪边，一面紧张地、不转睛地注视着水里面的孩子，一面享受着山涧微风带来的一缕清凉。还有一些人或吃着自带的午餐，或架起烤箱，品味着烧烤美味……
时间不长，公路上已停满了车辆，有几辆车小心翼翼地过了小坝，停在平地上。这时，地上水里已是“人满为患”，都是几个大人小心地护佑着一个小孩。大一点的孩子们身套救生圈，在大水潭里游来游去。由于人多水少，原本清澈的溪水已稍微有些浑浊。小一点的孩子则在浅水区用水枪在打水仗，再小一点的，由大人牵着小手在小坝上惊喜、笨拙地戏水，拍水、踩水贱起的水花打湿了人们的衣服，发出一阵阵愉悦的笑声。
妻和女儿带着孙女，一会在浅水潭，一会在小坝上尽情地嬉闹，孙女更是拿了一个比她还要高的水枪，笨拙地、无目标地胡乱扫射，溅的她们及附近人们满脸满身的水花……
看着眼前的一幕幕，脑海里唤醒的是一个个尘封已久的片段。
1960年代初，国家修建陆浑水库，奶奶也在这时去世，使爸爸失去了唯一的根，领了八百元拆迁款，便把老家捐给了国家。此后，爸妈因是双职工(国家公职人员)不能置办私产，我们就像那时所有的市民家庭一样四海为家——工作到哪里，家就搬到哪里，租房居住(租金很便宜的)。我的童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漂泊中度过的，十几年时间，记得的搬家就有八次(我也是上了九年学，换了六个地方)。每次搬家都留下一段不一样的记忆，但都有着像似的童年乐趣。这些大都集中在1970年前后。
片段一
焦涧川，是伊河的一条支流，水源丰富，但是沙土结构，不利于农作物生长。人民公社的时候，利用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在丘岭地区修梯田(社员们叫水平梯田)，河川地区则是平整土地、改滩造田。王元大队是我外婆家，在焦涧川上游，大队组织社员们拢起田埂，把河滩修成一方方的稻田，转运坡上的好土铺在里面。每块稻田上下都留有两个小口。这样，上游的水依次流过亮晶晶、绿油油的稻田，使每块稻田都有活水流动。
越是天热，十来岁的孩子们就三五成群地到这里玩耍。他们先在河滩洗过澡，就上树摘些青涩的柿子，埋在河边的稀泥里，过几天扒出来洗洗，就可以吃到脆生生、甜丝丝的”漤柿”了。然后，就每人攥两个石头，成一行行走在田埂上，看到稻田里的长虫(水蛇)叼着青蛙，就一顿猛砸，吓的长虫丢下青蛙，仓惶逃走(这在私有小农经济下，叫“拾滩地”。有壮劳力的人家，各自在荒滩上艰难耕作，开出一些零碎瘠薄的滩地，但安全是没有保证的。在自然灾害面前，他们就像离开大树的落叶一样脆弱和无助。籍贯大章乡、曾任县作协主席的龚坚在文章中记载，其祖父是一个财主，拥有不少的河滩地。有一年发大水，田地被沙石覆盖，无力恢复，家道从此败落。
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体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梁文垛回忆，1975年，伊河遭遇了有记载以来最严重的水灾，旧县公社旧县大队第十三生产队的几十亩农田被淤泥沙石覆盖有一米多厚，良田尽毁。公社组织青壮劳力，组成突击队，硬是挖走沙石，运来黄土，再造了农田。堆积的沙石形成了四、五米高的一个沙丘，如今已被辟为一个文化广场)。
河滩上有些不知从啥时候起，就用石头圈起来的水井，直径约两三米，上面架起两个辘轳，叫双辘轳井。人们用传统的方法，两个人分别摇一个辘轳，同时往上提水浇地。1960年代开始使用铁制机械水车，又叫机井，套上一头牛围着机井转圈车水，提高了提水灌溉能力。
井水深有三米， 水面离地面约一米左右(丰水期，井水几乎要漫到井沿)，过路的人如果渴极了，就攀着机械、沿着井壁下到井里，捧起一捧清凉的井水，喝到嘴里甘冽爽口。有的孩子们结伴趁着中午溜出来，下到井里洗澡。运气好了可以捉到一尺多长的大鲤鱼，还有拳头大的螃蟹。
自1958年大跃进始，在焦涧川的上游先后修建了青沟、洪涧河两个水库。1963年，为扩大水浇地面积，人民公社组织、沿线生产大队出工，作为水库配套工程，在靠坡一线挖土修渠，引水灌溉。那时，农村还不通电，他们就利用跌头(落差)，制作水车，用水力磨面、弹花、榨油。我舅舅是个好木匠，当年三十来岁，领着队下(生产队)的小伙子专业造车。沿地形走势错落有致地建起的水车群组，在水力的驱使下转动起来，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远远看去，很是壮观。
修渠虽苦，但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勤劳淳朴的社员们还是很高兴的，有人添了孩子，就起名“同渠”，以示庆贺(可惜几十年后水断渠干，再添的孩子就叫“旱渠”了)。
水渠穿村而过，三伏天，人们趁着桐树、榆树等各种树木的浓阴，搬个凳子，坐在房前屋后哗哗流淌的水里或渠边，或干脆坐在水里、水边的石头上，脚踩在水里，或是吃饭，或是洗衣，或闲坐乘凉。不远处，稍深一点的平缓处，会有不知谁家养的小鸭，悠闲地游弋着，偶尔将头扎进水里，不知是逮鱼还是嬉戏，让人顿生恍如江南水乡的幻觉。
最开心的要属孩子们了，他们稍大点的还穿个裤头，小一点的干脆光着身子，在水里尽情地踩踏拍打，或者拾起一块鹅卵石，往水中一扔，水花四处飞起，溅的人们一身一脸，招来的是一片片善意的骂声和笑声。
水里自然少不了鱼，有时水库关闸，把鱼凉在干渠里，人们就可以“拾鱼”了。一次，一个社员收工回就在浅水处”拾”了一条大鲶鱼，大家都去看新鲜。听说，当时鲶鱼把他撞翻了好几个筋斗。
片段二
饭坡赵庄大窑沟(韭菜沟，当时属黄庄公社)，在外方山的分水岭上，是一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小山村，单独一个生产队。由于村小孩子少，就在几个村子中间合办了一个学校，只有一——三年级，孩子们中午自己做饭吃，晚上放学回家住。四、五年级以上的孩子就到大一点的村子上学。星期天，他们会逮些蝎子，或挖些中草药，让大人们带到公社或县城的药材收购门市，卖些钱，给他们捎回些学习用品。
山里的孩子不但会做饭，《国际歌》也唱的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就是我这住在表叔家、沟外来的人，也唱不赢他们。他们也确实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有一年，生产队的羊摔死了，没人独吞，也不私分，而是全队人晚上聚在一起，炒羊肉吃。我刚好赶上了，他们也不排斥，就趁着享受了一下“共产主义”生活，味道美极了。
沿韭菜沟长满了各种树木，罩下大片大片的阴凉，有的大树就像一把巨大的伞，遮住火辣辣的太阳，罩着树下的人，山风微吹，身心俱爽，知了的叫声也不显得那么聒噪刺耳，反而有点清脆悦耳的感觉。各种果树也是次第结果，使人们总有新鲜的果子吃，山梨、杏子，应有尽有。表叔的家门口就有一棵好大的核桃树，结果的季节，孬孩子们趁大人不注意，用石头冲下几个，拿到小溪边，褪去青皮砸开来吃嫩核桃，有时还没灌满油。大人碰见了也只是笑着骂一声了事。
沟的上方有一股山泉顺沟而下，叮咚流淌，蹲下来捧一口喝到嘴里，甜丝丝的。夏天的正午，孩子们就偷偷地溜出去，在渠沟里翻石头捉螃蟹。掀开一个石头，下面总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螃蟹，举着蟹钳，惊恐地四处逃散。泉水在山涧的一些自然洼地里聚成了一个个小潭，清可见底，潭底或是整块的石头，或是一些鹅卵石。小鱼在水潭里自由自在地游游停停。人们的到来把它们警散，很快就又聚拢在一起，依旧是整齐有序地停停游游。孩子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野着、疯着、高兴着、长大着，大人们嘴里虽然吆喝着，也并没有什么不放心，睁眼闭眼地由着他们。
片段三
毛庄算是我的第二故乡了。据父亲的描述，老家寺庄也是一个美丽的水乡，村前有竹园，村后有柏林，村中间有荷花池。先民们在上游的汪庄把伊河水往高处引了三四百米，渠水就绕到村边流过，水渠的下面是东西走向的骡马大道，东面通洛阳，西面通山里。大道下面是三四百米宽的、全村人赖以生存的水地和水浇地。
寺庄又是一个远近闻名的集镇，三里长街把村子分成南北两半(父亲说街道也很宽阔，1947年过解放军时，是四路纵队并进)，集日里，街道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一年一度的四月十八古刹大会(哪一年小麦熟的早，会期会前移到“小满”，不误农时)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可惜，在我出生前，因修陆浑水库，全村大部分人迁出，少部分后靠上坡，村庄就失去了往日的美丽和热闹。我也就无缘享受故乡以往的美好。我的童年时光基本上是在毛庄度过的，同样可惜的是，陆浑水库蓄水后，为安全起见，毛庄大队也整体搬迁靠坡，老村已经不再，使我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无凭可吊。
一座水库，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两大遗憾，但造福了无数人，给后人留下了一座宝库，也值了。在这片土地上，仍然留有我许多美好的记忆，童年的情景常常在梦里出现，与水有关的自然也不在少数。
在1960年代，毛庄的名称还有些模糊，大部分人都念做“麻庄”，只有少数“文化人”念“毛庄”，1970年代以后，“毛庄”的称呼才逐渐确定下来。我有时想，这应该和“毛主席”不无关系。
毛庄坐落在陆浑水库下游、伊河与焦涧川的交汇处，水源丰富，水位很高，怕涝不怕旱。在河滩的溅水洼，一铁锨就可以挖出水来。村里有好几眼水井。
那时的孩子不娇贵，早早的就帮大人干活。俗语说“男娃子不吃十年闲饭”，我九岁就到井上用铁桶挑水(那时，农村还大都使用木桶，铁桶是我们校办工厂十三、四岁的学生制作的，一时成为稀贵的东西)，来到井台上，自己用铁链套上水桶(这是个技术活)，用辘轳绞上两桶水，用钩担勾起挑上肩。桶底离地面也就三几公分，刚开始也是前磕后碰的，渐渐地也就掌握住了平衡，一担水可以轻轻松松地挑回家。再后来，自己动手打了眼压水井，在家里就能吃上甘冽的地下水。
井台上刚打出的“井拔凉水”，谁碰见了都可以扳着水桶喝个够，那个爽快劲呀，简直没法说。那时没有冷饮啥的，谁有两毛钱买一包糖精，就像宝贝似的，拿出几粒(比现在的白砂糖粒还要小)放到水桶里，喝着凉甜凉甜的。然后大家就拿着形状不一的容器——醋瓶、白酒瓶、葡萄糖输液瓶、军用水壶……各自灌的满满的，提着上学，整个下午就不愁干渴了。
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各行各业都奉行”先生产，后生活;先工作，后生活”的人生信念。国家虽然还不富裕，但都在努力描绘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蓝图。同时，也没有忽视、更没有放弃对全民尤其是对“祖国的花朵”的文化教育。
民国时期，从1920年代开始，民主人士陶行知、黄炎培、梁漱溟等苦苦奔走呼吁而始终得不到重视、发展不起来的乡村教育，到如今的社会主义阶段终于迎来了全盛时期。基础教育遍地开花，适龄儿童入学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六。
那时的学校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由于缺乏资金，农村学校实行公办民助的形式。公办教师由国家统一分配派遣，他们的工资(三十元左右)由国家财政支付。但公立教师人员奇缺，已不能适应迅速普及的农村教育，就在回乡下乡知识青年中选拔品学兼优者在实践中磨炼。他们都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同龄人，很快就成为农村教育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待遇是每月三百个全勤工分加五至八元的生活补贴。
教育经费县财政拿出一部分，不足的大队解决一部分，学校自筹一部分。大队的办法是匀出一些好的耕地，交由师生自种自销。那时，每星期二和星期五的下午都是劳动课，大家参加各种形式的劳动。我们每年都要到河滩地插秧种稻子，收入用于学校开支。
学校也办起了校办工厂，是又一个进项。有个组专门制作铁桶，成为历史上木桶换铁桶的换代产品。汪群栓说：那时我们要定期到田湖公社机械厂裁料，就是用大工具把整块的铁皮裁成水桶的各种尺寸，然后回去自己手工制作水桶。中午补助两毛钱，可以喝碗羊汤，改善一下生活。
1973年冬天，田湖公社建渔场，我们学校联系到了这笔副业。假期里，学校以班为单位，组织高年级——也就是四五年级的学生挖鱼塘。以红小兵为表率，各班展开劳动竞赛(红小兵做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或叫“革命接班人”，从1967年到1978年，只存在了十一个年头，像一颗美丽的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十一年里，他们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接受崭新的、优秀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劳动。他们爱憎分明、言行一致、公而忘私、奋不顾身，立志“做暴风雨中的劲松，不做温室里的弱苗”，长大要当工农兵。他们以学为主，经风雨，见世面，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工厂矿山、田间地头、大江大河、练兵场上，就是在迎接友好国宾的重大场合，到处都有他们虽然稚嫩，但仍不失阳光灿烂、果敢自信的飒爽英姿。可惜，随着文哥的结束、指导思想的改变而不幸集体夭折。感谢摄影和网络技术为历史留下了这些千年不遇、精彩珍贵的画面)。
刚开始，只是把土翻到一边，不怎么吃力。随着工程的进展，土坑越挖越深，土圪檩越垒越高，同学们仍然干劲十足、你来我往，用箩筐挑着土沿斜坡往上运，大冬天穿着单衣也是汗流浃背。
中午，伙房送来了几簸萝杠子馍，就着猪肉炖白菜粉条汤，足吃。大家吃的那叫一个痛快!吃完了接着干。几天下来，几个方方正正的鱼塘就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将近半个世纪了，权属虽然改变，但仍然给人们创造着财富，每年还要举办垂钓赛事，供人们休闲娱乐。这年我十一岁，上四年级，得了一个劳动奖状。
那时，毛庄大队农闲时的工作主要是平整土地和上堰修渠。上堰就是加固伊河河堤，保护耕地，一般在夏季。社员们上堰时，孩子们就在他们身边游来游去。有一回，我游着游着就被水流往下游冲去，幸好冲到大人打桩的地方，三章叔坐在木架上，用脚勾着把我拦了下来，才拣了一条小命。
虽有危险，可孩子们耍性大，转脸就忘。过几天照样去大河里洗澡，不过加了些小心，伙伴们相互间也关心照应。有时，还游过对岸，赤身躺在沙滩上，用沙粒埋着身子睡觉，只露一张脸在外面。偶尔还去偷摘人家的豌豆角吃。
修渠说的是二道渠，离大河约三四百米，中间都是水浇地和水地，种小麦和稻谷，浇地用的就是二道渠的水。社员们每年都要对二道渠疏通修整，保证水路畅通，不误浇地。当年，水库放水关水，都会提前往下游通知，一来防止事故，二来让下游的社员逮鱼捞虾，改善一下生活。
一到水库关闸，好多人都赶来逮鱼，他们撸起袖子，挽起裤腿，或者干脆穿个大裤头。先是把二道渠从上下两头堵住，中间再分成几段，然后跳进几十公分深的水里，弯腰在水里看似杂乱但自有章法地前堵后截、左摸右抓，渠水被搅得特混，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浑水摸鱼;有的人会带一个没有底的荆条筐，看到哪里有鱼，就猛一下套下去，一套一个准;小孩子们则薅些水草，用水草像小网一样拦着水渠，几个人一起往前推，推到头，总能“网住”一些小鱼、小虾……渠里到处是人，水里到处是鱼，人要抓鱼鱼要逃，弄的泥水四溅，溅的人身上脸上都是泥水。结了，人们用柳条串着大大小小的鱼，有鲶鱼、鲤鱼、鲫鱼、白条鱼、黄格压，带着满身的泥巴，嘻嘻哈哈地满载而归。
片段四
1973年，适逢国家第三个工业化建设浪潮。第一个是从1953年开始的、因赫鲁晓夫有求于毛泽东而援建的156项大型基础工业;第二个是1964年开始的军事工业——三年自然灾害后，经过”两年恢复，一年扫尾”，原定上民生工业，因美苏军事讹诈，军委上报，经毛主席批准，改建军事工业;1973年，毛主席三个世界的划分扭转了国际形势，朋友遍天下，决定重启民生工业。前两次是重点集中，第三次是遍地开花。
由于发展迅速，短短的二十余年时间，这些科技成果还来不及普及，神州大地上就出现了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参差并存的奇观：国防是卫星导弹，城市是飞机火车，农村则是汽车牛(马)车人力车，甚至还有肩挑背扛。但仍然建起了八万水库、十万国企(可惜，开放后，红红火火的十万国企要么破产，要么私有，要么被国际财团并购，剩余不多的也从“国营”变身“国有”而改变了企业的性质)。
值此千载难逢、风云际会之时，姬庆厚第二次主政嵩州，借鉴灵宝县的成功经验——精兵简政，领导班子革命化，密切联系群众。一方面裁撤冗员，排除各种干扰因素。一方面在全县基层选拔克己奉公、认真负责、年轻有为、业务精湛、可以独当一面的各种人才，组成新的、精干的县革命委员会(1947年称民主政府，1949年为人民政府，1956年为人民委员会，1968年称革命委员会，1984年后仍改称县人民政府)，用姬庆厚的话说就是“咱不要一般人(即没有特长、自甘平庸的人)”，实行党政合一，与县委合署办公，两套班子只有七十六人。他们坚持国家“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方针，依靠和带领全县三十多万群众，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艰苦奋斗，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开始了嵩州工农业生产大干快上的历史最高峰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在1978年后的二三十年时间，基本全部败落荒芜——详见《党史》、《县志》)。
第二年，随父母的工作调动(父亲任县计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这是几十年后，父亲已经去世，他的同事闲谈中告诉我的，父亲生前从未提及。母亲到制药厂上班。那个年代工农兵的地位很高，工人的工资待遇也相应较高，人们特别是有知识、有能力的青年人不喜欢坐机关，都喜欢到工厂去，到生产一线学技术)，我也来到县城上学。
那天，老师带着我们在河滩上体育课，一个同学跑的满头大汗，来告诉我：我爸妈让我回去，我们要搬家，搬到县城去。
这次搬家比以前”阔气”多了。妈妈曾说，第一次搬家，是舅舅拉了一辆架子车，车上只有一个板箱和几个包袱。第二次搬家我已依稀记得，是两辆架子车，我坐在前面的行李车上，后面一辆装的是杂物。这次是一辆小嘎斯汽车，虽没装满，已经相当“风光”了。
这时，因修陆浑水库，县直各机关单位从老城迁来新城已有七八年，都建有自己的水塔、蓄水池，可以使用自来水了。
新城东西长一千多米，南北宽约五百米，只有一所“五七小学”，一个年级也就三四个班，一班四十几人——说起“五七小学”，就需要说说她的沿革：文革前，县直没有办学校，县直机关及职能部门的子女都散入北街(高小)、南街、上仓小学读书。
1968年后，各行业已步入正常工作，为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全国各地办起了各种“五七学校”——“五七干校”、“五七大学”、“五七中学”、“五七小学”等，以培养”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新城新建的学校自然也就命名“五七小学”了(小学实行五年制，一届学生也就一百多一点。乡村小学倒是遍地开花，孩子们都可以就近入学。1975年恢复秋季招生后，儿童入学率为历史之最，达到百分之九十六。老师也都品学兼优，认真敬业。学校绝不许不学无术、品行不端的人“开后门”进来)。那时，对学生的要求是“德智体美(艺术)劳”全面发展。在学习文化课的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如刀枪剑拳、篮球、乒乓球、田径比赛;也有文艺节目汇演，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文化;每星期二和星期五的下午都是劳动课，各班按学校安排，参加集体劳动。
后来，随着学生的升级，“五七小学”也自然”升级”为“五七中学”(初、高级中学都是两年制)。粉碎“四人帮”后改名“县直中学”，1978年后又改名“实验中学”。“实验”了四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校舍豪华气派，学校名师云集。乡下但凡有点能力的人家，孩子都往这里送。乡下的学校则日渐凋敝，无论老师还是学生也都日渐稀少。倒是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不愿带后富，更不愿子孙在这里浪费日子粘穷气，用大把大把的银子把他们送到更大的城市，更高级的“实验学校”甚至是“贵族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
前些时，孙女要“去学”，晚上就带她到“实验一小”去“体验”，顺便也怀旧一番。
走进两道冷冰冰的铁门，第一感觉像是进了拘留所，四周楼房高耸，当年宽畅明亮的校园已被挤压成一方球场，而比拘留所高墙还高的楼房，隔断了学校与外界的联系，给人以强大的压迫感和孤独感，校园幽暗的灯光又增添了一份神秘。幸有一群在玩“丢手绢”游戏的孩子，还有偶尔飘来的童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提醒人们，这是一所学校，给人带来了一线生机和希望。
最近，听说“实验一小”改名“实验二小”，“实验二小”倒升级为“实验一小”。就有些想不通了，是哪个聪明的官员拍脑袋做的决定，难道现在资本独大了，社会上的一切都要遵循谁有钱、谁个子大就可以做老大?弟弟可以做哥哥，孙子可以当爷爷?历史和顺序都可以颠倒?不尊重历史是不好的，颠倒顺序就有些数典了。希望有关部门考虑一下，是否能恢复原名称(序号)，不要给历史留下遗憾和笑柄。这些都是题外话，哪说哪了，就此打住，言归正传——
我来到“五七小学”已是夏初，已经有点燥热。学校还在建设中，也有一个方形的蓄水池，上面盖着盖子，离地一米的地方接有水龙头，有一小水池，供师生用水。一到下课，孩子们都挤在水池四周，打开水龙头，一面洗，一面你撩我一下，我撩你一下地相互嬉闹。
这些都是乖孩子耍的，孬孩子自然有更好的去处。
历史上，嵩州是很贫穷的。有首民谣说：
嵩州疆域逾三千，
九山半岭半分川。
地瘠民贫不果腹，
两年三熟日两餐。
——民国谣
其实，川地半分也没有，是百分之五的丘岭，百分之零点五的川地，又大都集中在伊河川的崖口以下，河水能浇到的就更少了。历代先民们用他们微薄的力量，也只能断断续续地沿河开些小渠，最多把伊河水引到主河道两岸三四百米的地方。
即使这样，也不像现在，正常年景能收入六七百斤到一千多斤。土改时，政府按粮食产量把土地分为十一个等级。大部分地段亩产有三五斗(一斗四十斤)合一二百斤就不错了，最多也就七八斗合二三百斤;有的丘岭地也就七八十斤，甚至三五升(一升四斤)合一二十斤。
高都川郭村的李宗渠(文哥前曾任法院副院长)，祖上有五亩川地。民国时期，因祖母去世，父亲借了财主五斗小麦，说好第二年还十斗，结果只收了九斗半(一亩地不足八十斤)。财主发了善心，又退了他半斗做种子。城关镇新一村的邓书建回忆，1958年生产队刚成立时，现在的气象局和汽车队都是他们队新开的耕地，亩产也就八十来斤。
由于产量太低，一季下来，不收反赔，丘岭地区的很多薄地(约有十公分土层，下面都是岗子)大都撂荒不种，旱地(土厚一点的地)也是种一季歇一季或种两季歇一季。
中等人家(中农)一日三餐能喝上一顿稠一点的玉米糊糊就不错了。父亲说，食盐是稀缺的东西，咸面条很少喝，馍馍(馒头)也很少吃。我外爷爷有二十亩地一头牛，算不上财主，只能算是个小地主，自己操心劳作不过来，就雇了一个长工。这样的条件也打不了多少粮食，母亲和舅舅们小时候一年也见不了几个馍馍，玉米糁、红薯和红薯片是一家人的主粮。隔三差五也能喝上一顿咸面条，但也只是兑点盐，谈不上美味的。母亲说，家里唯一的调料，就是自己采些花椒什么的捣碎，装在一个比玉米芯粗一点的玻璃瓶里，再用玉米芯塞紧瓶口，偶尔会使用一次。青黄不接时，就把刚掰下的玉米放到石碾上压成生玉米糊糊，用瓦盆盛回家熬汤喝。
大多数没有土地的人家则是两只手掌挣生活，有的给财主扛长工、打短工，身体强壮些的，不愿看人脸色，就做起了“四木人”：木上人——放筏，木下人——挑夫，木前人——纤夫，木后人——推独轮车。他们起早贪黑、流血流汗，甚至拿着生命，换来的也不过是一日两餐，糠菜半年粮。
毛主席1934年在瑞金就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应予以极大的注意。1949年以后，县政府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增加粮食收入，在凡是有点条件的地方，利用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大办水利。先是在伊河东岸上游的崖口开凿历史上的第一个石洞，修建乐丰渠，把伊河水上引了一千多米;1958年，毛主席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业发展策略，县政府又组织社员，在西岸开挖跃进渠，极大地增加了水浇地面积，初步提高了粮食的产量。
跃进渠宽约三米，深约两米半，距伊河主河道也有一千多米。沿西岸坡底走向，基本与老洛栾公路并行，一路上遇坡打明洞，遇川打暗洞(翻水洞)，一直通到库区。临河居住的人家，清晨四五点提回渠水，就可以直接饮用，洗漱做饭，在渠边洗衣乘凉也是很自然的事。县城段(今建设路)，渠(路)两边更是柳行成荫，跃进渠在公路的上边，清澈见底，水与路平，探手可掬，浩浩汤汤，缓缓流过。就是三伏天在路上走过，也是凉爽宜人，不觉一丝溽热(多年后，跃进渠那清爽徐缓的渠水还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流连不去)。我们中午去学时，兜里装些小石子，带上自制的弹弓，弹射树梢顶上鸣叫的知了。遇上迟钝木呆些的，三发之内，必定击中。有时一发就可以打下来。
就是这个跃进渠，经过北店街于沟路口，有一个翻水洞，成了孬孩子的乐园。中午，他们匆匆吃完午饭，谎称去学校写作业，急急地来到翻水洞，脱去衣服，只穿一小裤头，在洞的出口处，站在洞口的上面，轮流往下面跳，瞬间沉入水底，又随着水的上翻，被送出水面，游向下游上岸，回来接着跳，不停地循环。这一是为了降温消暑，更为的是感受那入水出水的瞬间，有时也会呛几口水，吃个“辣辣鼻”。这只能加深他们那个时代孩子们特有的的英雄情结，而不会丝毫影响他们的兴致。往往是该上课了才匆急匆忙地提着书包衣服往学校窜，有时甚至会因此迟到，受到一通训斥。
县五七小学接近农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自然是先结合农民了。我到五七小学不久，就赶上与北店街小学合并，师生交叉安排，学习与劳动相结合，“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在农忙时节，农村的学校会放麦假和秋假，让学生回去收庄稼。五七学校的师生则利用劳动课拉沙建校、修桥铺路。同时，还组织学生或学生自己结合，与机关干部、工厂工人一样，利用星期天和假期，下乡参加义务劳动：帮助生产队抗旱，到陶村挖育林带，到青山屯栽树，到库区收麦，到北店街大队农业实验站(田)搞实验……
那时，全国一盘棋，设立各级农业研究机构，培养农业科研人员。广大农村更是积极响应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号召，苦干加巧干，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同时，每个县都有自己的育种基地，每个大队都有实验站、试验田，有农业技术员、林业技术员、棉花技术员，都由品学兼优的知识青年担任。科学种田风行大地，为1980年代后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袁隆平就是这个时期结出的“丰硕成果”。
1976年，嵩县大桥已经通车(此前，从汪庄的沙沟口到老城南门，穿过伊河有一条骡马大道。为方便两岸百姓往来，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会在河上搭建木板桥，第二年三月初三拆桥。拆桥这段时间，河上也有摆渡船，艄公撑船过河时，船会被河水摇摆着冲到下游，到岸边抓紧抛锚固船。回坐的乘客再帮助把船拉回上游，重新摆渡。南来北往，如此重复。就这样，年年仍会有人因趟水过河而被冲走淹死)。麦收时节，我们结束了初中课程，学校就组织我们到库区公社岗上大队，帮助生产队收麦。同学们自带工具，自备干粮，各自骑着自行车通过大桥，看似散乱其实有序地向岗上大队开去，准时到达指定地点。面对看不到边的金色麦浪，我们是又兴奋又发怵，不知道啥时能割完。
任务确定后，啥杂念都没有了，虽不熟练但也是学着样子，弯腰努力往前割。不知不觉间，整块的麦浪就匍匐在我们的脚下。由于人多速度快，藏身麦田的野兔也无处遁逃，被我们“当场俘获”，长虫也被同学们”斩杀”。
中午，喝着生产队为我们熬制的米汤，吃着自带的干粮，看着社员们在整理捆扎麦捆，心里就有了那么一点点自豪感和成就感。
顺便说一句，一直到1980年代以前，我们这里还天是蓝的，山是青的，水源丰富，也是可以随便饮用的。
前几天，西关的许记才说了一件小事，说是1979年麦收前，县城东关重起古刹会，十里八乡开始单干的农户，有事没事的陆陆续续都来赶个热闹。那时记才十岁上下，事先与哥哥在东关河滩找了一个临路口的地方，三个石头支个锅，摆上一张小方桌，就是一个露天茶摊。山里人挑的柴火中有黄栌材，放点在锅里，茶的颜色也挺好看的。
临近中午，东关的河滩上，乌泱泱地到处都是摩肩接踵、人头攒动。天上火辣辣的日头晒着，大家都口干舌燥，纷纷到茶摊买水喝，大杯二分，小杯一分，很快就供不应求，喝着也热。哥俩一商量，就一个人看摊，一个人提着水桶到上游，在河床上用手扒开河沙，很快就是一坑清亮的清凉水。快速掂到茶摊，倒进锅里，舀到杯里直接卖，卖了有一千多杯，也没见谁喝了拉肚子中毒的。一天下来，一分二分的生意，竟是卖了十九块多、不足二十块钱。
…………
结尾一
俱往矣!
经过1977年短暂的混乱，1978年开始，国家改变了发展战略，允许并扶持一部分人富了起来。1983年，第一批万元户在县城骑马夸街……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深入，县城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老城五里十三丈、已有几百岁的船型城墙，早已淹没在混凝土建起的高楼大厦的下面。就是1970年代新建的、将近一平方公里的新城，也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静静地退居在偏僻的一隅，不见了往日的热闹和风采。
……
有一阙《沁园春.陆浑湖》写道：
万古伊水，
陆浑岭前，
一坝横关。
环千顷碧波：
源头活水，
三涂雾雨，
曲里温泉;
陆浑春晓，
西岩戴雪，
七峰九皋入画卷。
夕阳下，
羡渔舟垂钓，
心旷驰然。
而今游人如酣，
感万籁俱寂仍流连。
溯一九五九，
公社方兴，
跃进风劲，
斗地战天;
众志成城，
险滩截流，
举目千里皆良田。
回望眼，
看我造天池，
换了人间。
以陆浑水库为龙头，带动的白云山、天池山、木札岭三山一水的旅游支柱产业，招来了八方游客。他们沿着四通八达、蛛网一样的公路，给嵩州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支撑起了嵩州的未来。
……
很快，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女儿假期结束，要赶回洛阳上班，就把兴致未尽的孙女哄上车，走单行出口绕邓岭回县城，匆匆结束了奢侈的郊游。
路上，目送着长龙一样的私家车，载着它们小有成就的主人，成几行向着洛阳、向着郑州、向着北京……向着希望的远方驶去，心里不由得腾起一种祝愿，愿你们的明天会更美好，愿我们的未来到处都是灿烂阳光!
结尾二
很快，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女儿假期结束，要赶回洛阳上班，就把兴致未尽的孙女哄上车，走单行出口绕邓岭回县城，匆匆结束了奢侈的郊游。
静下来后我在想，几十年了，我们都在忙忙碌碌、紧紧张张地工作、生活，人们都在挖空心思地想发大财，想出人头地，挖空心思地想进“围城”，进了“小围城”又想进“大围城”，然后把自己圈进“围城”的一角，过着冷冰冰的“幸福”生活。没钱的背负着沉重的生活压力，有钱的承担着紧张工作压力。实在受不了了，才想起来减压，到大自然中透透空气，放松一下。有的甚至染上一些富贵病、职业病、现代病什么的，孤寂怪癖而不得不找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又像多年前听说过的那个滑稽演员一样，在替他人释放压力的同时，自己的重压得不到释放而……孩子们也因为我们的选择而不得不”蜗居”闹市，想享受一下大自然的风景也成为一种奢望。
而由于几十年私有化的结果，导致大自然环境破坏，水土流失，我们曾经尽情享受的美丽风景和美好记忆，或者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
焦涧川已经干涸。上游水库承包给私人养鱼，为了万儿八千的利润，在丰水期他们不蓄水，怕鸡粪鱼饵被稀释。用水期又不放水，怕鸡粪鱼饵流失。严重时，沿岸有的村庄水井已经见底，深一点的压水井也只能出几分钟的水。人们只好到处拉水吃。村里以往还可以的街道，被私人翻建的新房逼的越来越窄，人老几辈就存在的饭场(公共场地)、空地(可以蓄水的洼地)等也建起了私房，单单对于已经干涸几十年的“旱渠”却情有独钟，舍不得拆毁侵占，天真地企盼着有朝一日潺潺流水还会穿村而过;
分水岭的淙淙山溪已远不如当年，不再清冽甘甜，任人饮用。小鱼螃蟹也不见踪影;
毛庄的二道渠已经不在，当年全大队人长时间流汗出力整理出来、精心呵护的平整如茵的耕地，如今已似老和尚的百衲衣，被切割成一块一块的，大小不一，且满目疮痍，坑洼不平，只能任由”一部分人”胡乱栽些树木，有的已成为私人领地。人均耕地只有一分多一点，也大部分荒芜。曾经让人羡慕不已的“鱼米之乡”，如今只有光鲜敞亮的房舍和平滑如冰的水泥路。人们却是衣食无着、生存堪忧，只好无奈地外出打工，千里讨生活。打工的行列中，有的人已经五六十岁。
即使还有空闲地块，因种地赔钱，“谷贱伤农”，人们已不愿耕种，大部已经撂荒。偶而会有五六十岁以上、无力远行的老人在田间劳作，也是各行其是，地里的庄稼是：
两丈高，半丈低，
一畦稀疏一块密。
你种玉米我种豆，
杂点青菜应应急。
——过高都川。
整个高都川，资本已经侵入、尚未开发的地方就是这个现象。资本无暇光顾或不屑光顾的地方，还可以看到大块的庄稼地。但孩子们已经很难看到我们小时候曾经的、一望无际的、金黄金黄的麦浪和绿油油的青纱帐。不由人不心生感慨。
陆浑水库过滤后的伊河水依然清凉，但由于”一部分人”疯狂地挖沙卖沙(老祖宗们不会想到，如今一方河沙都要二百多元，一挖机下去就是几百块钱，一铁锨河沙也能卖一毛钱，比挖金子来钱都快。在政府明文严打的口号下，站在路边二十分钟，就可以看到五辆百吨王满载河沙，招摇过市。群众自发设置的道路限宽设施，夜间也被“沙老板”雇人掀走。路基路面不堪重负，沿途到处都是破破烂烂、坑坑洼洼。像这样持由政府开具出“挖沙许可证”的挖沙点，管理最严时，一个县也有十几处之多。
毛主席曾特别强调：“中国的大好河山，包括土地资源，都是属于人民的，不是属于哪个党派、政府的，党和政府只是代理人民去掌管。如果是恣意妄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人民是有权利行使自己的职责的。”在《75宪法》第六条也明文规定：”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如有公、私盖房用沙，都是无偿使用。就是改开初的1981年，一方沙也仅仅卖一元钱，一架子车卖五毛钱)，毛庄的伊河主河道被挖的坑洼不平，暗藏凶险。父母“远游”的“宅孩”们，已经没有了他们父辈和祖辈们曾经的吃苦耐劳、团结互助的品行和果敢无畏、幕天席地的“野性”，整日“宅”在家里，冷漠地扣着手机。河道里已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了;
当年穿城而过、浩浩汤汤、清清凉凉的跃进渠也成了排污的污水渠，因污染环境、有碍观瞻而被盖在了建设路的下面;
东关以前的沙滩，如今河道已经硬化，中间杂草丛生，若隐若现还有几许亮眼的河水，两岸是美伦美奂高楼大厦。
我们的母亲河——伊河，以前丰沛的河水也成为”涓涓细流”(据说上游因私人过度开采挖金，硫酸洗坡，已严重污染，山涧溪流已不见鱼虾)。为了改善两岸十万人的居住环境，吸引更多的人入住县城，在农村人口流失，日渐凋敝、衰败，几近死亡的同时，斥一亿巨资，在十里花园长堤间修建了橡皮坝，聚起了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水域。但由于僧多粥少，并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高速公路路口便成了人们盛夏午夜祛温消暑的理想场所。每到晚上，人们便蜂拥而至，”比邻安家”，席地而卧。有的更是扎下帐篷，彻夜不归。
而这方不怎么大的静水也是“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更不要说洗澡、游泳、嬉戏。法治社会的今天，冷冰冰的”河道危险”警示牌的“温馨提示”随处可见——文章刚写好，就听说14号在二桥处，又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溺亡，在此深表哀悼。对此有人吟道：
县城赞
(其一)
曾经改滩造良田，
而今拦河修景观。
同举移山填海力，
一为生存一休闲。
(其二)
八里长堤似花园，
十万居民住两岸。
亿两白银蓄清流，
切莫亵玩可赏看。
…………
而这一切的一切，如果想要恢复成以往的“青山绿水”，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花费相当大的气力，甚至可以说，在私有的环境下，已成为不可能。
在社会规则的演变中，我们的生存环境也在变化。而这些演变和变化，对我们的生活又会有什么影响和改变呢?
现在的孩子与我们的童年相比，究竟哪一个幸福?
这个结局是我们的初衷、是我们想要的吗?我们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将来会如何?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一方面共享发展成果，一方面重新“清风明月不用金钱买，山涧小溪随时自来游”呢?
这些，只有天知道!
陋县小民
2019年夏
*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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