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
在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嵩县逐渐形成了两股势力，一股文哥势力，一股地方反文哥势力(党内地方封建势力，虽然也喊拥护文哥，但所作所为实际上反对、干扰了文哥。为叙述方便，称为反文哥势力)。反文哥势力人虽不多，但能量极大，他们打着文哥的旗号反文哥，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给文哥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嵩县的文哥势力经历了五起五落，在这五起五落中，在嵩县很有影响的党政主管闫振东，王安定，姬庆厚先后罹难。有人说，他们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认为，他们是封建势力的殉葬品，更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殉道者。他们按毛主席说的“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认真踏实地为党、为人民工作而遭此劫难。而圆滑世故、私利为先的人反而游刃有余，甚至助纣为虐，使人禁不住为社会一叹，更不禁为文哥一叹。
现将他们三人的《传记》摘要录于下面，并把五起五落简单叙述于后，以存照备查。
鉴于能力和眼光的有限，史料的搜集和选用或许有失偏颇，《传记》摘要就丢弃了很多温馨可敬的细节，解读也是自己的一孔之见，可能不尽人意。前面七部分也有这个问题，有错误不当之处，敬请批评和完善。
先看看民国时期的嵩县：
民国时期的教育，全县一年毕业学生：四年制小学生两千多人，六年制小学生三几百人，初中生生六七十人。1959年才有高中毕业生，一年不到一百人。文哥前，每年考上大学的也就三五个、七八个，也都是杳如黄鹤，一去不回。
民国时期的文化：大致也就是些官家不管不问，百姓自娱自乐，自生自灭的戏班。戏文自然都是传统的，由于识字人太少，大都口传心授。剧目除了少数的《三哭殿》、《铡赵王》、就是些《周老汉送女》、《丫头送饭》、《二堂认夫》、《双妻记》等一些东西。大家冬闲时大家聚在一起排练，春闲自娱自乐。
民国时期的卫生：县城基督教使用西医针剂治疗梅毒，一针需小麦四十斤。老百姓普遍靠中医续命，但由于文化教育的限制，中医也很少。就说一个数字就可知：全县一年有死婴在三千靠上。
民国时期的工农业和百姓生活：手工业有铁匠炉、木匠铺、皮匠作坊搓麻绳。农业一亩地平均收粮食四斗(约一百二十斤)。我外爷爷是小地主，有二十亩地一头牛，还雇一长工，一家五口一年四季很少吃白面馒头。这样的人家有百分之十。
我爷爷是下中农，有二亩半水浇地，五分坡地，一家三口一年基本不吃馒头，能喝糊(稠)一点的饭就很满意了，由于缺盐，喝甜(淡一点)饭的多。这样的人家有百分之二十。
还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家，生活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最悲催的是被生活所迫的“四木人”——挑担的“木下人”，放筏的“木上人”，拉纤的“木前人”，推车的“木后人”，他们不但生活艰难，而且做事危险，一旦有事，全家就生活无着。
如果这些他们还可以忍受的话，兵祸匪患就让他们叫天不应，喊地无门了。
就像现在人们喜欢吹黄埔军校一样，嵩县的人也特别喜欢吹镇嵩军。殊不知镇嵩军的前世后身给嵩县人造成了多大的苦难。
看看杜甫的《三吏三别》就可以了解战祸兵祸对老百姓的摧残。但镇嵩军还不止如此，他们留下的残兵游勇救弱扶困的血性，而是“怯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在嵩县甚至豫西，更是凶残成性，私杀不断。以至于到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提起往事时说道：人丢(死)了也不找。言语中听不出是伤感还是超然。
解放初期的1950年代，有的小孩问大人“土匪啥样”时，大人会说：问你三伯去，他就是土匪。或者：你四舅就是土匪。“三伯”、“四舅”听后也只是憨厚地笑笑不语。
田湖六屯有个瘸子王X，明里是国民党保长。六屯村有个叫圪豆的刀客，抢劫时没给王X纳贡，一天，圪豆在地里干活，被王X带人打死。圪豆的族人当晚就把他的媳妇儿子卖到外地。
我外爷到一李姓家玩耍，走时，恶狗狂吠不停，外爷说，再叫弄死你!李家人说，你弄弄试试!老张气不愤，就回家召集族人兄弟，连夜到李家，用刀斧砍死三人，把一比较文弱的读书人留了下来。
闫庄杨建设的外爷杀了人，官府派人缉拿，走到半路，他外爷操起农人做活的锄头吓跑了官差，逃往他乡
德亭大王沟一朱姓人家，有两个寡妇住着两间草房，靠纺花织布为生，女婿韩XX是刀客头(土匪)，像政府派捐一样，派人给二位丈母娘下条子：二位朱家三十块。丈母娘迈着小脚、拄着拐杖来到女婿家，抡起拐杖就打，韩吩咐手下免了她的捐。后来，韩XX又被其他土匪杀害。
最可恨的是政治土匪，他们一方面给共产党捣乱，屠杀共产党的地方干部，一方面或投靠日寇，或打着抗日的旗号祸害百姓。
毛庄汪鸿谟，是一名声在外的“刀客”。族侄汪四元在他家偷走一支手枪，从此抢抢纠集一群狐友，一次得知汪鸿谟回家居住，用枪封门，点火烧房，杀死汪鸿谟。日本人侵嵩，组织治安队，甘做汉奸。
像国民党的县长高茂斋杀人不眨眼。一次，他一朋友来访，他送客时，咳嗽了一声，卫兵就一枪打死了客人。问卫兵，卫兵说，你说过，咳嗽就是杀人的信号。高茂斋就不了了之。更可恨的是，他看上哪家的大姑娘小媳妇，稍有不从就灭门。有一家婆媳俩在家，收到高茂斋护兵的口信，婆婆就把丈夫、儿子骗出家，让儿媳晚上陪高茂斋……民国时期的兵灾匪祸实在是罄竹难书。
王X、汪四元、高茂斋后来都被人民政府镇压。王安定就是随解放军解放嵩县后，剿匪留下来的。
王安定，河南省济源县人，1943年参军，后入党，1947年随陈谢兵团渡黄河挺进豫西，留嵩县剿匪，几经生死，建立基层政权。
建国后经历了土地改革运动，斗地主，除恶霸，分田地，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1956年嵩县人民委员会成立时，王安定被选为嵩县人民委员会县长。
嵩县地瘠民贫，粮食产量低。为解决群众生活困难，他亲自带领青壮年翻山越岭到南召县运回新品高产红薯苗。大跃进期间修建陆浑水库，他任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亲临施工险地，与民工一样劳动，充分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
文哥初期，作为嵩县的大“当权派“，自然受到红卫兵的冲击。有次，红卫兵(县一中学生)给他送大字报，正赶上家里吃饭，他让全家放下饭碗，郑重地接过大字报，真诚自然，了无怨言。
1968年后，下放到最基层，被社员选为生产队长，他不计名利，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1973年，在姬庆厚领导下，出任栗子坪电站工地工程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负责具体工作。期间，二儿子刚到县革委会小车班上班，有次生病，他请司机李泰娃帮忙借一辆架子车，拉孩子去医院。李泰娃说，他是我小车班的人，你不用管。他走后，李泰娃才用汽车送病人去医院看病。
1975年，洛阳地委根据他的身体情况，决定调他到洛阳市广播电视管理站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闫振东，山东沂水县人，1943年入党，1948年随军南下，分配到洛阳地委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到地委委员、副秘书长、工业部部长。自省道：“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思想一直是坚定的，工作情绪是正常的” ，兢兢业业，廉洁奉公，都得到组织的认可。1962年5月，调任嵩县县委第一书记兼武装部政委，主政嵩县。此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他采取各种办法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
由于工作忙顾不上孩子。一天晚上，孩子玩耍到电影院快结束时，进场看了一会。他知道后就补买了电影票。
四清时，报洛阳地委，处理了县委副书记以下一批贪腐干部，被干部群众誉为“闫青天”。
文革时期，在四清时被处理的干部子弟不断揪斗闫振东。闫振东于病中熬夜写“我的检查”，让儿子买回蜡纸、白纸，借来蜡板和铁笔，替他刻蜡版，帮他印了几十份二十九页长的检查，让孩子一人到县城的大街小巷张贴。闫振东有病住院……
姬庆厚，河南省偃师市李村镇人，1948年参加工作，1950年入党，1952年开始，历任灵宝县区长，县政府秘书，洛阳专署秘书，偃师六中校长、书记，洛阳师范校长、书记，中共洛阳地委宣传部文化科科长。1968年3月18日，嵩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姬庆厚出任主任(即县长)……
一起一落：
1966年，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决定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月16 日，中央发出通知后，县一中学生迅速响应，贴出大字报。但由于无章可循，也仅限于批判“三家村”。这是地一起;7月初，在后方主持工作的县委第二书记杨XX按刘邓指示，派出工作组进驻一中，打着“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的旗号，在老师中抓黑帮，指示青年教师王XX贴出大字报“砸烂黑赌店”，在教室里把教师集中看管，除了上厕所，不准出门。当时已是夏天，二百W的灯泡照着，屋里腥臭难闻。在学生中找右派，学生也是人心惶惶。工作组则在学校搞特殊：如单独占用学校澡堂，随意摘吃学校果园的水果等等。此为第一落。
二起二落：
8月5日，毛主席回京后，很不满意刘邓的工作，让工作组退出学校，同时，贴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学生们得知工作组是假借毛主席的名义时，非常气愤，就冲出校门找工作组说理。这时带着社教团在前方搞社教的第一书记闫振东已返回嵩县，指示工作组人员躲避一下风头。8.18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嵩县各单位组织各种“战斗队”，当时有几十个小战斗队组织，实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如一中的卫东战斗队。10月份，开始外出串联。是为二起。1967年“二月黑风”时，2月19日，嵩县公检法人员(1950年前后形成的一股势力，可以称为“地方党内封建势力”，或“反文哥势力”。这股势力往上可以追索到1930年代甚至更远，不管打什么旗号，他们的骨子里仍然带着顽固的“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意识，拒绝新鲜血液的加入，更难以接受新的进步思想改造的)在老城东关组织万人大会场，诓骗学生辩论。学生到场后，他们不论分说，捆起学生领袖，押上卡车游行，之后非法拘禁、折磨，导致王XX落下终身病痛。余留记脱困后，组织“血战到底兵团”以示抗争。此为第二落。
三起三落：
7月20日，武汉“百万雄师”冲击毛主席下榻的东湖宾馆，周总理从北京紧急飞往武汉，安排毛主席前往上海。之后，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9月份，以“血战到底兵团”为基础，嵩县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简称“嵩造司”，周总理、江青、刘建勋支持的河南造反组织“二七公社”洛阳分社派人前来祝贺，是为三起;10月，从嵩造司分裂出来一少部分人(主要是地方党内封建势力)，组成嵩县革命职工联合委员会，简称“嵩联委”，他们11月攻打设在老城原人民委员会旧址的嵩造司司令部，此后制造多起混乱，与嵩造司对峙，嵩造司取守势。1968年3月18日，嵩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委会时期，中国进入没有官员的时期。9月“全国河山一片红”后，一直到1979年，省长、部长、市长、县长等通通取消，从上到下，从省、部到市、县，到社、队，无论哪一级，党委是书记，革委是主任，没有官员，大家相互称名、称姓、称同志，或者称书记、主任，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服务员，军队变官兵称指挥员、战斗员，简称指战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姬庆厚到嵩县出任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初，就被联委“十四战斗分队”(联委搜罗的社会上的小部分退伍军人)绑架殴打，包括已是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声誉一样不错的原县委副书记王清节(声誉不好的干部，他们沆瀣一气，是不批不斗的)。5月13日晚，总部在新城汽车站的嵩联委攻打嵩县老城(嵩造司总部设老城原人民委员会)，炸毁邮电楼，一夜枪声不断，闹得人心惶惶，天明后，“联委”却号称“十四号大捷”。造成嵩县革命委员会到洛阳地委躲避一个多月，成为“流亡政府”，嵩北混乱三、四个月，命案血案不断，造司人员四散逃命。是为三落。
有几个人的片段回忆，对这段时期的现象可以略窥一斑：1968年，联委十四战斗队抢了一车粮食，在汽车队扎营做饭，私设公堂，押人打人，职工都回家躲避(汽车队吴XX)。全县最盈利的汽车队，年亏损十三万(现在可能要再加三个0，汽车队黄XX)。打嵩县城时，联委人少，就开着汽车，上面两三个人架着机枪，见个熟人就拉上汽车扛子弹。在公路上到处乱窜，转圈造声势(黄XX、李X、吴XX)。5.14后，造司部分人员到洛阳避难时，洛阳地委责成嵩联委的后台卢庭杰控制的洛阳地区运输公司赤卫队负责吃住费用(宣传部陈XX)。
联委虽然制造恐怖，但各单位基本照常工作。城关供销社门市部照常营业(财政局刘XX)。那时手续很正规，粮食进销余都要平衡，职工有时回家几天，回来后也要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县城中心粮店李X)。
这段时间，闫振东病重住院，他们就冲进县医院，拔掉闫振东正在输液的针头，强行带出，把一小桌面大小、湿漉漉的近百十斤重的栎木板井盖，穿上铁丝，挂在闫振东的脖子上，押上汽车游斗。闫振东脖子被铁丝勒的乌紫，手撑车帮，四肢打颤，面色发白，双眼紧闭，浑身出水。两个押解人员于心不忍，偷偷抬起井盖，减轻他的痛苦。
游斗结束，被群众送回家时，闫振东只淡淡地对家人说了一句：“要不是李医生，今天就回不来了”。话语里面没有怨恨不平，没有委屈伤感，让人感觉到的是不卑不亢，坦荡平和。在受尽折磨，几经生死之后，心里没有一丝龌龊的东西。
闫振东被残酷折磨后，，不久去世。1975年，经过文哥后的反思，再谈起闫振东，耿直的孙XX叹道：我有犯法的地方，我对闫振东是报复行为。我不该趁文化大哥命整闫振东，整的太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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