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
四起四落：
1968年6月下旬，嵩县革命委员会从洛阳返回，嵩造司逃往郑州、洛阳和乡下的人员也陆续返回。9月份开始了斗批改，12月，嵩联委总后台、洛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卢XX到嵩县革委会接受批判。在县革委会主持下，嵩县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各造反组织“倒旗”，不许以造反组织头头的名义出现。组建由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两派人员)三结合的新的领导班子。暂时富余人员，不分原有派别，均于1969年1月开始，轮流到西岩山五七干校学习。白天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时事政治。由大家公认的性格平和容忍、处理问题公正的老干部陈国干任常务副校长，嵩县最好的医生随队做医护。也为当地的群众也解决了医疗困难，有的还医好了多年陈疾。
同时，派几组人员到全国各地外调。以澄清文哥中揭出来的老干部的历史问题，落实政策。王长庆一组二人，赴广西、山东、山西、新疆等地，五十天费用一千八百多元。九大前夕返回(此事在史书没有见到，也没人说这时被迫害)。
县革命委员会则开始安排工农业生产。修建梯田，平整土地。丝绸厂、制药厂开始动工，不久后投入生产。此为四起;1971年，第三届嵩县委员会成立时，各种反文哥势力已经合流，他们把持局势，把嵩造司或支持嵩造司的姬庆厚等人排除在外。新任县委书记王恩瑞(军代表)虽然支持姬庆厚等，但被反文哥势力从中作梗，工作不能开展。反文哥为应付中央在整党建党中要求各级党委“吐故纳新”、“吸收新鲜血液”的指示，在各大队招收“不能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青年(如董XX)七十二人，进入各公社机关。
9月，林彪死党、河南军区第二政委王新(9.13 林彪事件后被彻查。改革开放后，于1984年又宣布其不是林彪死党，被平反)到嵩县组织批姬，并把原县革委会主要成员姬庆厚、乔良宏调出嵩县。又成立“审干办公室”(朱辛卯一位老师参与)，审查“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打击、排斥异己。这里没有事例，但看看六年后的1978年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妨“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一下他们制造的政治气候：一方审人，一方被审，没人顾得了工农业生产，导致正常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不但生产停滞，而且事故不断。
当时，有一首民谣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情况：王恩瑞(这个黑锅由王恩瑞替封建势力背了)，到嵩县，不抓刚，不抓线，事故连着一大片，汽车着，汽车翻，盖个大楼底朝天。丝绸厂房子塌两间，砸住两个技术员……是为四落。
五起五落：
鉴于嵩县糟糕的形势，1972年底，洛阳地革委考虑启重新用姬庆厚，但从洛阳到嵩县有一股强大的反文哥势力，姬庆厚尚在犹豫中。在这严峻是形势下，嵩县的文哥派派闫侠东、焦朝阳到洛阳给姬庆厚介绍情况并促请回嵩时 ，像当年的地下党接头一样，谨慎小心。事后，姬庆厚为了干一番事业，不避刀斧，决定回嵩，出任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
1973年3月，姬庆厚二次回嵩时，形势仍然很诡异，杨XX只能仿照国民党时期的进步青年，让张XX望风，趁夜色把“热烈欢迎姬庆厚回嵩工作!”的大字标语贴在百货大楼南墙和西墙上，又怀揣着传单标语，到老城东关城门外散发。环境的恶劣可见一斑。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第五起。
姬庆厚回嵩后，尊重第三届县委，搞五湖四海，没有“吐故”，原县委委员二十七人一个不动。但为了工作，做为“新鲜血液”，又“纳新”增补了十五名常委(像闫侠东因名额限制，并未进入常委，只安排了工作岗位。古往今来，出仕有做官、赚钱之分，做官可以役人，赚钱可以享受，而做事的就很少了。姬庆厚第二次孤身犯险回嵩，就是为了做事。要不，以他的能力和地委常委的身份，到哪里都可以生存下去。明知道嵩县复杂，何必到嵩县住十几平米的平房，领八十几元的工资，喝小米稀饭呢?同样能力很强的闫侠东，组织上曾调他到外县任县委常委，或到地区运输公司任革委会主任，都被他婉拒，以“白衣”之身做了没有“名分”的县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更是拿着三四十元的收入给父母治病，用妻子二三十元的薪水养育四个孩子。同样也是为了“干点事”)，启用“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敢想，敢闯，敢干的同志。
对于老同志，他们有的支持文哥，有的反对文哥。由于他们普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很多是四年小学水平，有的还达不到这个水平。于是，分批结束他们在五七干校的学习，发挥他们多年磨练成的组织能力，职务待遇不变，根据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安排到各工程指挥部参与组织领导工作。1975年，老干部范X在嵩县大桥工地做具体组织工作，期间，主动到县革委会交流思想，不久就被任命为吴村大桥指挥部指挥长(改开后，有极少数狭隘的人说姬庆厚迫害老干部，而大多数老干部则不这样认为。有的干脆直接怼回去：姬主任没有迫害过我!老姬没有迫害过我!
倒是1978年姬庆厚入狱，地方党内封建势力掌权时，打过孟良崮、打过美国鬼子的老干部吴树屏，土改时的老干部程子文被发配嵩县最南边的原始森林，十年后离休时才返回县城)。
此后五年，加上1969、1970两年共七年时间，姬庆厚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包括反文哥势力)，大刀阔斧地干社会主义。
文化上，他亲自组织、指导编演弘扬社会主义新风的剧目。工业上，建起了十几座厂矿，让嵩县人民见到了什么是现代工业，社队集体企业遍地开花。交通上隧道涵洞、路桥畅通，方便了嵩县人民的出行。农业按姬庆厚“南方干果，北方水果”的思路，根据嵩县的地势，实行“洋槐封顶(保持水土)，果树缠腰(发展经济)，粮棉坐底(以粮为纲)”发展战略。学大寨，修梯田三、四十万亩。并和社员群众一起挽起袖子，改摊造地，改造山河。以上游水库为依托，“长藤结瓜，万亩百塘”，在黄土岭上修建水塘和灌溉水渠。
由于成果显著，1976年底，到北京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在河南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被省委安排发言，介绍农业学大寨的经验，后因形势逆转婉拒发言。也开始了第五落。
不过至今，仍在流传的一首民谣说：姬庆厚，到嵩县，既抓纲，又抓线，工矿企业连成片。水泥厂，制药厂，丝绸厂，萤石矿……五小企业建立全。
这时候，嵩县人口虽然增加了将近一倍，但生产也有发展，人民生活基本温饱，个别困难户、五保户，生产队都有照顾，有的生产队照顾了，大队还要照顾。况且，这时修建的梯田、水利设施和化学肥料的即将应用，粮食的高产指日可待。
医疗卫生已是全面铺开，在建设县医院的同时，从1970年开始，一年改建或新建三所公社卫生院，五年时间，十六个公社都有了卫生院。三百多个生产大队，都有赤脚医生组建的卫生室，每个生产队(三十户一百三十人左右)就有一个卫生员，社员群众小病不用出村就可以治疗。
教育上，四十万人的县，有十万人在学校就读。年毕业五年一贯制小学生一万五千人，初中生一万人，高中生三千多人。除了这些基础教育，专业教育方面，在经过两年回乡锻炼后，推荐工农兵一二百人上到外地大学的同时，县里面也在原县一中开办“五七学校(后期改名’五七大学’)”，每年招收三四百人。都是哪来哪去，社来社去，大部回到家乡。这一切都为嵩县同时期发展的工业、农业、教育、卫生提供了人才保证。
附：嵩县小学教育百年(略)
1982年，编纂史志的指导思想是“文革宜粗不宜细”，后来形成“敏感问题从简”。县志根据当时精神，特意强调：“’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事业破坏最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现将嵩县的百年小学教育略述于后，以做鉴别。内容为县志摘录和经历人访谈：
1909年(宣统元年)，人口约二十多万，小学、学塾共31所，学童764名。
1947年(民国时期)人口约二十多万，小学283所(班)学生按每班30人，约8490人。
1952年，人口二十多万，学校317所，学生按每班30人，约9510人。
1958年(大跃进期间)，人口约三十万，公立、民办小学共953所，学生总计29107人。
1965年(文哥前)，总人口三十多万，公立和耕读小学共1080所，学生46200人。其中六年制高小约20班，不足1000人，为历史最高年份，其余为四年制初级小学。
文哥期间，1966年，毛主席发出的“五七指示”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9年，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小学全部由大队接管，实行民办公助。大队给民办教师每月记300分工，县里面拿出5—8元工资，教学费用由大队拨出耕地，师生勤工俭学自筹，不足部分，由学生的学、杂费每人0—2元冲用。学制五年一贯制。全县三百多个大队，平均每个大队三个小学或教学点，小孩子出家门，一般不到一千米就可以入学。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读书声，有读书声的地方就有《国际歌》响起。1978年沿袭文哥学制，尚有小学912所，学生7.55万人，普及率97.8%。
1982年开始清退“嵩造司”观点的民办教师，裁减教学点。1985年，小学706所，2290班，学生5.92万人，普及率98.68%?!
1980年代，农村小学依靠的集体(生产队)经济解散，农村小学经费难以为继，包产富裕起来的群众响应集资办学的号召，喊着“再穷不穷教育，再苦不苦学生”的口号，看着农村小学日渐败落。1989年，XX乡XXX村最后一个有十八九个学生的教学点，因年久失修、教室坍塌停办，文革时期培养的老师XXX，因教学态度和教学水平受欢迎，进入县城一知名小学任教，今已退休。
1980年代末，按全国统计的一百万失学儿童，嵩县约四百人。
1990年9月5日，邓小平欣然为“希望工程”题名，并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两次失学儿童捐款。1991年，国家启动了“希望工程”，“希望小学”也应运而生。网传，1996年始，日本人通过政府、统战部商谈，计划在中国大陆兴建希望小学。据说，九皋镇一个村三所小学就有两所是日本人投资所建。
农村开始建起了一座座光鲜靓丽的希望小学。从校舍到教学设备，都按一百人配置。上面验收时，各学校的体育器材室足球，篮球，跳绳，音乐器材室钢琴，手风琴，鼓啥都有，实验室等都配置齐全。一个人几十根跳绳，几十个球。
教师和学生却都往城市(城镇)跑。县城小学人多班大，农村小学学生廖廖。
农村小学五六年级都集中到乡镇，大的村四年级以下一百多名学生，有的五六十名学生，小些的村只有一二年级二十多名学生，还有几十所小学教师比学生都多，学生不足十名，甚至三几名，他们不是自身身体不健全，就是家庭不健全。学校不能正常上课。2020年前后，有的农村小学开始改成农村养老院。
文化宣传方面，依靠具有新思想的老演员，又新招少年学生，从文化程度到演艺技艺，派专职老师指导或外出请名师指教。并拨巨款、调拨物质支援剧团建设。姬庆厚亲自指导编演弘扬社会主义文化的节目，配合样板戏在城乡汇演、巡演。在社会主义文化的熏陶下，工农兵扬眉吐气，豪情满怀。
社会风气达到历史最好时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邻里间互帮互助，就是偶尔有了纷争，一般在大队都可以化解，如果上访，到县里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偶然有小偷，也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全县公检法也就六七十人。但民兵有万人靠上，其中六七千名基干民兵，配发枪支，一年两次打把训练，枪支都由自己保管，子弹管制也并不严格，不用担心出现意外。这样的“第二武装”——民兵，全国有两千多万，他们平时参加生产劳动，战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强后盾。
他们“兼职”维护社会治安而不拿国家一分工资，也可以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张XX工作闯劲大，干劲足。先是带领XX大队，把社队企业干的全县第一，社员群众的收入接近工人的工资，被姬庆厚重视，又让他牵头建公社集体金矿。他带领工人白手起家，三个石头支个锅，住在“干打垒(简易房)”里，生活工作两不误，当年就盈利搞场区基建。1977年，形势逆转，他情绪低落。又在工作中误伤人命，投案后被冷漠对待。他不愿受辱，他要“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在冲锋枪里压满三十发子弹，后经反复的思想斗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他，用一发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公安验枪时，二十九发子弹仍躺在弹匣里面。自杀前，给哥哥交代了母亲的后事，并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口袋里的几十元钱交给母亲，交待子侄要息事宁人。这一切，一方面源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一方面也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明显结果。
人民民主专政和软懦的封建道德、虚伪的资产阶级法治的区别在于：软懦的封建道德无力阻止恶势力的横行，虚伪的资产阶级法治则诱导、放纵恶势力为所欲为。而人民民主专政强大的威慑力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人们一旦遇到一时的不公、“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将要危害社会时，就会把这些“怒”、“恶”扼杀在萌芽状态，从而避免了封建社会循环不止的仇杀和资本主义社会空虚无聊的“游戏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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