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这一困扰人类社会的千年痼疾，并非自然现象或个体失败的产物，而是特定历史阶段中社会关系的制度性构造。贫困的根源深植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衍生的剥削机制。要真正消灭贫困，不能依赖于慈善救济或局部改良，而必须通过彻底的生产关系变革，打破资本主义制度的桎梏，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过程不仅是经济的重构，更是人类迈向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贫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避免的产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主义通过“原始积累”剥夺了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制造了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这一过程并非历史偶然，而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必要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而非满足人类需要。这一逻辑导致财富在一极积累，贫困在另一极积累。资本家为保持竞争优势，不断压低工资、延长工时，并通过产业后备军（失业人口）的存在强化对在业工人的剥削。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进一步指出，垄断资本主义通过殖民扩张和全球化将这种剥削体系扩展到世界范围，形成中心-边缘的依附结构，使全球南方国家陷入系统性贫困。因此，贫困不是个体懒惰或能力不足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特征。任何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扶贫措施，如福利国家政策或慈善援助，最多只能缓解贫困表象，无法消除其根源，因为它们未触动产生贫困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消灭贫困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将土地、工厂、银行等主要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终结了人剥削人的经济基础。公有制使得生产目的从利润最大化转向满足社会需要，分配原则从“按资分配”转向“按劳分配”。这一转变具有深远意义：首先，它消除了剥削性收入，使劳动者获得全部劳动成果；其次，它使社会能够有计划地组织生产，避免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的破坏性失业和贫困；最后，它为所有人的自由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实践了这一理论，尽管面临国内外巨大挑战，但苏维埃政权在消除饥饿、普及教育、提供医疗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优越性。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同样验证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阶段虽已消灭剥削性贫困，但仍存在因生产力发展不足和旧式分工带来的生活水平差异。马克思主义指出，最终彻底消灭贫困需要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此时，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这一远景并非乌托邦空想，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科技革命特别是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已经为物质极大丰富创造了技术条件。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技术进步反而导致失业增加和贫富分化加剧。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进步才能真正服务于全人类的解放。
消灭贫困的斗争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展开。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已形成世界性的剥削体系，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外部资本主义环境的挑战。列宁主义强调，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使得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但最终胜利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真正消灭贫困的道路上，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不断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必须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克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必须坚持国际主义，推动全球社会主义运动。
贫困终将被扫进历史博物馆，但不是自发实现，而是通过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当《国际歌》所呼唤的“英特纳雄耐尔”最终实现时，人类将真正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那将是贫困彻底终结的时刻，也是人类真正历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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