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发生了一件小事,却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一家烤鱼店里,有位女顾客被异物卡住了喉咙,呼吸艰难,情况危急。先是同行的女友人上前施救,接着是另一位男友人接力,随后店里的女服务员也加入了抢救。海姆立克急救法,那种从背后环抱、向上冲击腹部的动作,他们一遍遍地做,却都没能成功。时间一秒秒过去,每一秒都在把一个人往窒息的方向推。

就在这时候一个光着上身的男人从后厨冲了出来。他是这家店的厨师,刚刚还在灶火前忙碌,因为身上有烫伤,恰好没穿上衣。他什么也没说,上前接过那个濒临窒息的顾客,用标准有力的动作反复冲击她的腹部。这一次异物终于排了出来,人得救了;中途还套上了外衣。
事情到这里本来应该有个温暖的结尾,厨师被感谢,餐馆恢复平静,这件事被人偶尔提起,当作一桩好人好事。然而事件的走向却陡然偏转,这段监控视频被传上网后,一股声音开始质疑这位厨师的动机:“为什么要光着身子救人?”“难道不能先穿上衣服吗?”“这对女性是一种冒犯吧?”这些声音起初也许只是零星的,但不知为何,它们被汇集、放大、推到了热度的顶峰,让一场义举变成了一桩说不清的“争议”。

如果人们愿意看一眼完整的监控,就会知道在此之前,已经有三人尝试过施救。在那种争分夺秒的时刻,任何一个犹豫,都可能是生与死的距离。如果人们愿意听一听厨师的解释,就会知道他是因为后厨烫伤才没穿上衣,而且跑出来时伤口 裸 露,想必摩擦之下并不好受。但这些声音很难被听见,或者说,有人不太希望它们被听见。整个讨论被巧妙地引导到了另一个方向:救命与礼节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需要慎重权衡的微妙关系。这个议题一旦建立起来,那种救人时可以不假思索、奋不顾身的勇气,就已经被割开了一道口子。
该国流传着一句古话叫“嫂溺叔援手”,在礼教最为森严的年代里,古人仍懂得当嫂子落水时,小叔子伸手去救是天经地义的,是不能用那些僵硬的规矩去苛责的。然而时代似乎绕了一个弯,在某些古人都已跨越的议题上,今人反而重新陷入了纠缠,这背后恐怕不只是几个网民的情绪宣泄那么简单。
稍微看一看此国这些年的舆论变化,便能察觉到一种精密的运作。每当基层的民众之间,迸发出那种跨越身份、跨越地域、跨越一切社会标签的朴素互助情感时,总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巧妙”地切入,用一种看似“进步”、看似“敏感”的视角,把这种互助拆解成冒犯、压迫和冒犯。一个厨师不顾伤痛去救人,这本来是一种扎根于底层劳动者的直率与善心,是那种“我懂你的危险,我先救你”的无需多言的体谅。但在那套经过精心编排的话语里,这件事迅速被填塞进了某种互相对立的标签框架中。善心一旦被放上这样的解剖台,下次再想跳出来,就需要跨过一道陡然升高的心理门槛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该国某些群体并不那么乐见基层民众之间能够自我组织、自我扶助。一个在紧急关头彼此信任、能够迅速跨越一切顾虑去援手的群体是不可小觑的。它意味着一种独立于各种商业逻辑和 统 治 管理之外的、自发的社会联结。这种联结多了,坚固了,很多事情就不那么好办了。因此一种更为 阴 暗 的算计便显露了出来:最好的办法是让民众之间互相审视、彼此警觉,用无数细碎的“边界”和“规范”把人和人隔开。让每一个可能的施救者,在伸出手之前都要先环顾四周,想清楚自己的动作是否“合规”、会不会被截图、会不会被挂到网上声讨。
这套方法的核心便是“分而治之”这古老公理的新运用。就是不断制造和放大一些次要的分歧,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那些更根本、更具普遍性的问题上挪开。把劳动者之间因职业环境导致的窘迫(比如厨师在高温后厨赤膊),转换成另一种关乎身份冒犯的指控。把一个阶层内部天然容易产生的惺惺相惜,扭曲成不同标签群体间的零和博弈。当人们忙着在这些精心设置的议题上互相消耗时,那些本应被共同审视的、关于多数人如何更体面、更安心地生活的大问题,反而被悄悄遮蔽了。
那些将此事推波助澜的群体,在这样一套运作里扮演了微妙的角色。她们以为自己是在守护某种细致的尊严,但实际上她们只是承揽了某种被需要的功能——用极端的敏感和撕裂,把水搅浑。她们所喊出的那些词句,与工厂里、田埂上、灶台边那些女性所真正关切的生存与合作,已经隔了遥远的距离。那个在厨师出手前率先施救的女服务员,她所理解的安全,恐怕与那些辩论者的安全,指向的不是同一个世界。
最终这股争议要收割的,便是那些犹豫和退缩。当一个社会开始一本正经地讨论“赤膊救人是否不雅”的时候,它其实是在往每一个潜在施救者的心里,悄悄安放一道闸门。这道闸门平时看不见,但在下一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它或许就会让一个人多迟疑几秒,多盘算几分。而一条人命,往往就悬在这几秒和几分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推动议题发酵的手,的确已经在为未来的冷漠,做一些非常有效的铺垫了。她们今天所杀死的,正是明天某个陌生人可能等来的、那一双毫无顾虑伸来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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