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世界杯如火如荼的举行,50万人口的佛得角能踢进世界杯,14亿人口的中国选拔出的“足球精英”,即体制内国足,仍然沦为看客,游走在世界杯大门之外。相反,民间自干五、未成年的群众、12岁的一群少年,在无证教练董路的带领下,却在“U12小世界杯”夺得冠军,横扫欧洲强队,之前还有贵州村超,令外国球队胆战心惊,都与国足窝窝囊囊形成了鲜明反差!
SIGISMONDI杯创办于1972年,被誉为“U12小世界杯”的顶级青训赛事,是全球U12年龄段公认含金量最高的国际赛事之一。本届赛事吸引了全球48支顶级青训梯队参赛,其中超过25支来自英超、意甲、德甲、葡超、丹超等五大联赛的职业俱乐部直属青训,包括埃弗顿、佛罗伦萨、布拉加、哥本哈根、勒沃库森等欧洲知名豪门,是这些足球豪门的直属后备部队——中国的自干五少年把他们逐个打败,尽显群众的英雄本色!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看来并不是吹捧和恭维,“未成年群众”,还是一群孩子,他们一出手便横扫世界,那些体制内自诩为“足球精英”的国足,应该感到惭愧。
国足真正的病根是什么?高薪选足球精英、高薪选教练、高薪聘请洋教练和外国运动员、学习外国足球经验,学习西方搞俱乐部、搞市场化……实践证明,是一条“花钱换耻辱”的路线。
体制内国足屡战屡败,民间自干五一出手就所向披靡,横扫欧洲,令洋人刮目相看。区别是什么?为什么群众身上没有国足疾病的影子?国足的病根究竟是什么?必须找准病根才能对症下药。

二
毛主席时代批判苏联搞“三名三高”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或许能为找准“国足病根”带来一丝启示。
“三名三高”指什么?
所谓“三名”,指名作家、名演员、名导演等各类公知和专家,泛指各个领域脱离群众的所谓“精英”。
所谓“三高”,指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指各类“公知、专家、精英”相对优厚的收入与生活条件。
“三名三高”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它脱离了工农群众——《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九评苏修”为此做了集中批判!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属于“九评苏修”系列,是点名批判苏联 “三名三高”、高薪特权阶层的中央级重磅文章。文中专门批判赫鲁晓夫集团推行 “三名三高”,扶持特殊阶层,给予巨额稿酬、高额月薪、特殊别墅疗养待遇;指出 “三名三高” 催生脱离工农群众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是苏联产生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将 “三名三高” 作为苏修假共产主义的核心标志之一。
1964年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论战阶段,三篇权威报刊专题文论系统剖析苏联修正主义“三名三高”问题。
《红旗》刊发《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本》——专门聚焦苏联作协、戏剧、电影界制度,列举作家高额版税、明星特殊津贴、艺术家特权住房等实例,完整定义 “三名三高”。
《人民日报》8月刊发《苏联文艺是怎样蜕化变质的》,以肖洛霍夫等苏联知名作家、影星为例,批判苏修依靠 “三名三高” 收买文艺队伍,推行资产阶级文艺观。
《文艺报》刊发长文《论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土壤》,详细对比斯大林时期文艺分配制度与赫鲁晓夫时期文艺分配制度,阐释“三名三高”催生阶级分化、滋生修正主义的内在逻辑。
毛主席最早看出苏联搞修正主义是条死路,1964年九评苏修、抨击“三名三高”,最终用晚年思想和晚年实践,提早广种疫苗。在相当长时期内,苏联上下无人能懂,最终毛主席全部预警成真,官商文体科,因“三名三高”而走向反面、脱离群众,修正主义路线一败涂地!


三
如今,体制内的国足是“三名三高”吗?
“出门包车,出国包飞机,训练还包场,住宿包酒店,比赛包输,教练包有证。十战十败,九流技术,遭八方嘲讽,难掩七分狼狈,六神无主,五味杂陈,遭四邻蹂躏,虽三餐海参,仍两腿无力,零蛋收场。”
2013至2026年间,国足先后不敌泰国、越南、印尼、卡塔尔、马里、喀麦隆等多国弱旅……
国足屡战屡败、窝窝囊囊、久治不愈,病根是不是因为执行了前苏联“三名三高”修正主义路线?根据公开的数据,相信读者自能做出理性判断。
主力球员高薪:一线主力国足税后年薪普遍1000万—1850万元:郜林恒大时期税后年薪1800万,冯潇霆最高年薪1850万,多名国脚税前年薪突破2000万元;
外籍教练高薪:里皮(2016—2019国足主帅):团队税后年薪2000万欧元,折合1.47亿人民币/年。
外籍球员高薪:特维斯(申花):税后年薪2090万欧元,年度薪资折合1.88亿人民币,年薪一度超越梅西、C罗同期薪资水准。奥斯卡、浩克、拉维奇等外援税后年薪均达1500万—1900万欧元。
高奖金:世预赛40强赛,足协设置阶梯赢球奖,赢关岛100万、马尔代夫200万、菲律宾300万、叙利亚600万,四战全胜合计发放1200万元全队奖金;国脚每期集训单独发放10万元/人集训补助。12强赛阶段:单场取胜全队奖金固定600万元……
《人民日报》曾批判苏修:“三名三高”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改开时代,国足的高薪资、高奖金路线又是一条什么路线?

四
不怕国足变成修正主义,就怕其他重要领域变成修正主义。
先看院士群体。有些院士,例如钱学森,直言自己一生最激动时刻不是被评为院士,而是被认定为劳动人民的一员,与“三名三高”划清界限,把自己归为群众一员,令人肃然起敬。
但是,还有些院士,例如61位院士联名力挺转基因,但是,危机来临时,不管是当年的中美芯片大战,还是后来的中美贸易大战,61位院士群体沦为科技领域的国足,没有一个院士敢于站出来,主动请缨挂帅,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去迎战美国,仍然是民间自干五华为应战美国,以一敌百,体制内精英,那61位院士,就像今天的国足一样,只能躲在一边当看客。
“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千万不能重蹈清朝洋务运动的覆辙。

再看西医领域。新冠疫情时,体制内的西医专家们束手无策,没一个能打,跪迎西方“特效药”瑞德西韦……又是民间群众“赤脚医生”们大显身手,“清肺排毒汤”“苯酚穴位注射疗法”等一大批民间中医方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体制内的西医专家们再一次沦为了医疗领域的国足……
体制内某些人变修?民间保持本色!贵州村超、U12少年足球,都是民间保持本色的体现。

1919年,毛主席创办《湘江评论》,发文《民众的大联合》指出:中国的力量不是来自文绉绉的城市青年,而是来自目不识丁的农民、工人、贩夫走卒。改造中国的方法不是启蒙少数人,而是组织多数人。后来,毛主席更是直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
某些“走资派”脱离群众,搞修正主义的“三名三高”,结果却是幼稚可笑的。
“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而,某些人根本就不在乎真理,即使实践已经检验出真理,检验出谁对谁错,但是,他们就是不敢承认,不敢正视,如此,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重演“扁鹊见蔡桓公”疾忌讳医的悲剧。
实践显示,12岁未成年的少年一旦有了叱咤风云的机会,横扫欧洲青年世界杯夺冠;大陆群众一旦有了叱咤风云的机会,也许,十个台湾也早已解放了。
元龙
2026年6月19日端午节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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