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根利用民族志材料尝试给人类史前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大约同时期，关于古代社会的论述大多是建立在历史想象之上的，这就注定了其论述要依靠更多的想象来支撑。从巴霍芬的宗教影响到麦克伦南的内外婚对立，都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同时将自身的论断神圣化，以一种“严以律人，宽以待己”的态度进行学术传播，取得颠覆性的进步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讨论家庭形式的大致分类之前，基本定义为杂乱。但这里恩格斯提醒了我们一点，所谓的杂乱是相对于之后的规范来说的，也就是说，这个杂乱是一种为了方便分析所下的定义并不能代替日常实践的运行逻辑。
家庭形式从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再到对偶制家庭，范围是不断缩小聚拢的，这其实证明了一个相对精细的单位是从混沌的整体分离出来的，而不是说相反。随着人的劳动力在提供维持自身生存之外开始有显著盈余，家庭形式也就开始转向专偶制，母系社会开始逐渐让位于父系，这不是斗争的结果，是私有制发展下，性价比相对合适的选择。这里并不是说，转向父系社会是应该的，只是在私有制的发展下，为了应对风险，这是生存下去的最优解。用书中的话来解释：“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这些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实现的”。今天依旧如此。总之，在性别争夺战中，唯一的赢家不是参战的双方，而是私有制。
私有制的发展催生了权力由母系向父系转移，同时转向了专偶制的婚姻模式，也就是说，婚姻这件事已经越来越以经济为主要考虑了，情与爱似乎是一种衍生物。恩格斯提到只有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婚姻才能自由。结合齐美尔的观点，来分析一下今天的彩礼问题，仿佛也有一定的解释力。现在的部分婚姻，特别是高额彩礼的婚姻更加像是为了索要彩礼的正当性的一个载体，全然失去了彩礼和嫁妆对新的小家庭的支持的原始含义。也就是说，和谁结婚似乎无所谓，重点是得到这部分钱的主导权，个人也就完全被控制了。这里的高额彩礼和当时权力从母系到父系的转移如出一辙，也许性比都挺高，但当时有点不得已的无奈与现在的主动选择还是不一样的。
抽象层面，有些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不纯粹导致的对自身的反对。也就是说，并不是在执行主体本身出了问题，问题出在了变通执行上，更确切地说是没有贯彻到底，但问题就在于现实条件并不允许，问题的出现也就是必然了。不可能不执行，但无法纯粹执行所衍生的问题可能比不执行还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需要继续研究。另外，内容和形式的问题也要考虑，二者的任一转化和消失对另一方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共存亡，反而会有逆向加强的过程或可能。从婚姻形式的转换来看，很多问题就产生于无奈的妥协，特别表现在形式上的和谐对矛盾现实内容的掩盖。
家庭是氏族演化的一种结果而非原因，特别反映在社会关系中两性、贫富的不平等方面，不存在私有的话也就不可能演化出一种规范来保证世袭传递。否则只能主观设定一个神话开头，观念地回应现实问题。
演化发展会牵涉到一个边界的问题，当发展速度变快，有明显产出盈余的时候，不方便就会越发凸显。简言之，日常的平稳运作的界限可能是相当模糊的，只有在被利用，需要被突破时，边界的重要性才会发挥作用。在明晰边界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缝隙，这自然也就是变革发生的核心点和机会。
从氏族到国家发展，期间经历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确立和争夺所有制。氏族是一种小规模的稳定态，内部的是相对混沌的，个体之间区别不大，自然也就比较平等。社会的快速进步和社会大分工同步进行。
最终，氏族让位于国家，国家联合群众击败了从民主制转变为贵族制的氏族公社，但转瞬就异化为对群众的剥削力量，毕竟占有永远比生产的成本要低得多！这里就有点明白修正主义的接受度为什么那么高。在生产生活条件确实产生了改善，被压迫者又缺乏自我解放的主体意识时，现存秩序必然就会作为唯一可行的秩序来推行，无论如何激进，依附于资本家的这个事实就注定了不可能有实质的改变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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