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
https://jacobin.de/artikel/bayern-kunst-musik-unterricht
‘不要再读书了!’每当我把一篇文本带到课堂上，总会有人朝教室里喊出这句话。在我任教的中学里，对许多学生而言，文本学习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来源。最新的PISA测试也证实了这一点：德国学童在文本阅读等方面的表现不佳。
对此，巴伐利亚州教育部现在做出了反应——但却是以一种极其适得其反的方式：面对着德国学生在PISA测试当中表现不佳的事实，它计划事实上取消音乐、美术和手工课。
这些科目的取消是间接的(durch die Hintertür)。从下一学年起，巴伐利亚州将把美术、音乐和手工合并为综合科目，以便为语文和数学课程腾出更多时间。这些科目名义上并没有消失。但在现实中，这意味着：6到10岁的孩子每周的‘综合课程’要么只能用来演奏音乐、要么只能用于画画、要么只能做手工——至于说具体上什么课则要看有哪些老师可供使用。文化部希望以此‘为基本功(Basiskompetenzen)创造更多空间’。因此，面对巴伐利亚学生阅读能力不佳的问题，所采取的对策原则就是：那就多学点呗(Ja, dann lern halt mehr)。
不出所料，这一教育决策引发了抵制。一份拥有超过十万份签名的请愿书要求文化部保留小学的美术、音乐和手工课。然而，这份请愿书提出的论据与教育部的思路别无二致：这些科目之所以值得保留，是因为它们能让孩子们‘之后更好地集中注意力’。此外，它们还能促进重要的‘未来技能’，这对孩子们‘职业发展极其重要’。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人为儿童的福祉着想。关键不在于让学生获得尽可能多的知识。相反，这份请愿书和教育部在原则上都认为，教育只关乎学生的可用性(die Verwertbarkeit)。学校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具备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争论的问题其实只是音乐等科目是否对此有实际贡献。
市场化的学校(Eine Schule des Marktes)
学校归根结底服务于将未来的劳动力变得可用并加以驯化——这并非新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在1970年代的《论再生产》当中就已对此有过描述。但在阿尔都塞的时代，尚存在一个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ein ideologischer Überbau)，用虔诚的言辞掩盖现实：教育要服务于人类总体发展啦，教育是启蒙啦，教育促进人文主义啦...。而在巴伐利亚教育界当前的辩论中，这些幻想已荡然无存。可用性和竞争(Wettbewerbs)这两个范畴构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视界。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时代(Zeiten des kapitalistischen Realismus)，没有人再质疑市场的逻辑。
尤其在学校系统中，人们每天都在经历这一点：谁若亲眼见过巴伐利亚四年级学生如何在升学成绩单面前服从于严苛的成绩排序与自我评估体制，就不会对这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有多少怀疑。教学大纲——特别是语文课——使用的也是一种无可辩驳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语言。根据巴伐利亚教育部的建议，中学的语文课不应该关乎那些陈腐的东西。相反，应该学习的是如何根据广告文本做出购买决策。德国的学校是一所为了市场化的，也为了市场而存在的学校(eine Schule des Marktes und für den Markt)。教育和学校培养的目标，就是让学生为日后的市场竞争做好准备。
弱者不配存在(Kein Raum für Schwäche)
教育部的批评者所持有的是一种更‘进步’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他们也确实将学生视为被利用的对象，但在他们对市场化的想象中，也融入了创造性的资本主义主体的理念。创造力有助于儿童发展，是一项重要的未来技能——在由设计师革命、个人主义和个体企业所塑造的新自由主义年代，这种观点确实成立。而教育部代表的则是一种威权式的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说是威权的，是因为它遵循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实行排斥，并将暴力、痛苦以及危机的后果在个人层面外化(externalisiert)。
巴伐利亚州发起了‘PISA攻势’项目，旨在快速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必须认识到：大约25%的德国中小学生已经存在心理问题。由于无处不在的成绩压力、持续的考试安排以及四年级之后就开始的教育分流，许多孩子彻底崩溃了。
现在，巴伐利亚的‘攻势’又将从下一学年起，剥夺这些孩子一个可以暂时摆脱成绩压力的避难所。他们的课间休息更少了，竞争压力增加了。对于那些已经有‘问题’的孩子——无论是心理还是社会问题——学校将变得更加残酷。他们更可能掉队，然后在4年级后进入特殊学校或职业中学，之后流入廉价劳动力市场。
这一政策建立在这样一种世界观之上，只有可衡量其市场表现的东西才重要。这种世界观包含对弱者的严厉惩罚(eine radikale Bestrafung von Schwäche)，排斥一切不符合市场逻辑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像艺术这样‘无用’的东西就可以被削减。
残酷的‘区位优势’(Standortvorteil Brutalität)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见证这种威权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形成。作为对近年来持续不断的社会危机的反应，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变得越来越普遍，社会整体向右滑移。例如，在pandemic中，公共舆论和政府官员曾严肃讨论过能否放任年老体弱或有基础病的人死于疾病。谈到难民问题时，人们也早已在讨论哪些人具有可利用的价值，而哪些人则应该被遗弃在沙漠或地中海中。
巴伐利亚州教育部目前的政策只是这幅更大的图景当中的一小部分。在德国经济瘫痪、气候崩溃无处不在的情况下，社会正在将人性和团结抛诸脑后。政府不再对艺术等不能提供区位竞争优势的主题保有耐心。相反，全力加强‘德国的竞争力’的口号超出了教育的范畴：在今天牺牲的是青少年的快乐(die Freude)，在明天就是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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