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用这种历史的目光重新审视保安与外卖员的冲突时，便能看清悲剧的脉络：表面上看，这是职责冲突与小人物权力的滥用。但深层原因，却是资本与强权玩弄的矛盾转移。他们巧妙地隐身幕后，将系统性的压迫转化为基层劳动者之间的直接对抗。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资产阶级最擅长的，就是让基层劳动者把朋友当敌人，把敌人当朋友。
一、悲剧隔膜：从现实冲突到历史回音
近期，基层劳动者因工作发生冲突的事件频频刺痛公众的神经。从杭州西溪世纪中心女骑手因误踩绿化带被拔走钥匙、被逼下跪求情，到青岛小区门口保安与外卖员因门禁问题发生争执最终演变成持刀相向的惨剧;从湖北仙桃一名43岁的外卖员在凌晨送餐时，因保安被吵醒后卡门不放，最终在冲突中被保安用棍棒活活打死，到北京某物业公司的两名保洁员因卸货口角大打出手，短短11秒的肢体冲突竟导致一方突发脑梗不幸离世。
这些画面不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基层劳动者相互伤害的缩影。笔者不愿使用媒体常挂在嘴边的“底层互害”这一带有贬义的词汇，因为这种表述缺乏对劳动者最起码的尊重。然而，这些现象确实折射出普通劳动者之间普遍存在的隔膜。这种隔膜，并非当代社会的特产，而是千百年来始终分化着基层百姓的历史沉疴。
图为杭州西溪世纪中心女骑手
因误踩绿化带被拔走钥匙、被逼下跪求情
这种历史的沉疴，正如鲁迅先生在作品中深刻描绘的那样，让基层百姓在生活的重压下彼此消耗，无法团结起来形成反抗压迫的力量。在《祝福》中，同为基层劳动妇女的柳妈对祥林嫂毫无同情，反而用阴司轮回的恐怖传说步步紧逼，成为了将祥林嫂推向精神崩溃深渊的帮凶;在《药》中，革命者夏瑜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流血牺牲，但他那滚烫的鲜血，却被基层群众华老栓买去当成了治疗肺痨的“人血馒头”，看客们更是将英勇就义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在《阿Q正传》中，阿Q在赵太爷面前受尽屈辱不敢反抗，转过头却去欺负比他更弱势的小D、调戏毫无还手之力的老尼姑，甚至在吴妈面前做出出格的举动以寻找可怜的自尊。
而在《示众》与《孔乙己》中，鲁迅更是刻画了一群令人不寒而栗的看客群体，他们在一次次“哄笑”中完成了对同类的精神凌迟。鲁迅先生极其敏锐地揭示了这种互害的根源：在长期的上层压迫下，基层群众遭受了深重的精神奴役，导致他们丧失了反抗强者的勇气与能力，只能将满腔的不满与戾气转嫁给更弱者。
正如鲁迅所言：“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面对强者，他们是任人宰割、沉默顺从的羊;而一旦面对比自己更弱小、更无助的同类，他们便立刻露出凶兽的獠牙，通过踩踏同类来宣泄自身的痛苦，获取一丝可悲的心理补偿。
当我们用这种历史的目光重新审视保安与外卖员的冲突时，便能看清悲剧的脉络。表面上看，这是职责冲突与小人物权力的滥用——保安手中那点微不足道的“门禁权”，成了他向同类耀武扬威的资本;外卖员为了不被平台扣款，只能将怒火倾泻在保安身上。但深层原因，却是资本与强权玩弄的矛盾转移。他们巧妙地隐身幕后，将系统性的压迫转化为基层劳动者之间的直接对抗。
二、 现象背后：谁在掩盖真正的罪恶？
面对这些冲突，社会上涌现出诸多看似“理中客”实则可耻的论调。有人轻飘飘地抛出“基层群众素质低”的结论，这与“穷生奸计富长良心”一样既可笑又无耻。说这种话的人纯粹是抛开事实不谈，无视了基层劳动者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不过是见了穷人就狂吠、见了富人就摇尾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也有人打着和事佬的旗号，声称“冲突双方都不容易，退一步海阔天空”，这种看似调和矛盾的论调，实则是在混淆是非，为背后真正作恶的力量掩盖罪恶。还有人秉持“不守规矩，活该”的逻辑，只强调一味遵守规则，却从不考量这规则是否合理、由谁制定、代表了谁的利益。这种人没有基本的善恶是非观念，只会趋炎附势地站在强权者身边耍威风，对普通群众毫无同理心。
更有甚者，受剥削阶级蛊惑，沉醉在“努力就能做人上人”的美梦中，甚至发出“不努力读书就只能与这些下等人为伍”的恶毒感叹。这种人可怜就可怜在既瞧不起自己，也看不起自己的阶级兄弟，是渴望给老爷们做奴才而不得的可怜虫。
此外，还有一种更为隐蔽的论调，即“受害者有罪论”。例如，当外卖员被保安殴打时，总有人跳出来指责外卖员“态度不好”“先骂人的”;当保洁员被打死时，又有人挑剔她们“说话难听”。这种论调的本质，是要求受害者在遭受压迫时必须保持“完美”，否则就不配得到同情。它用道德的尺子去丈量生存的绝境，用个人的修养去掩盖制度的残忍。
这种论调的炮制者，要么是既得利益者的帮凶，要么是被洗脑而不自知的糊涂虫。他们不敢直视资本吃人的血盆大口，却拿着放大镜在基层劳动者的伤口上撒盐。我们必须严厉批判这种论调，因为它不仅在为作恶者开脱，更是在从精神上瓦解基层劳动者反抗压迫的正当性。
三、 剖析本质：阶级视角下的劳动者互害
要厘清基层劳动者互害现象为何如此普遍，我们必须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度剖析。这绝非因为基层群众素质低，而是由深层的经济基础与阶级结构决定的。
首先，这是资本玩弄的“矛盾转移与恶者隐身”的帽子戏法。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基层劳动者不过是雇佣奴隶，分处不同职业角色的劳动者只是不同资本集团的末端执行者而已。当两个末端执行者代替各自背后的资本产生了直接冲突时，真正的冲突双方皆隐身幕后，一点腥味没沾就拿走了大把利润。
在保安与外卖员的案例中，平台资本通过算法将配送时间压缩到极致，物业公司通过罚款将管理成本转嫁给保安。当外卖员因超时被扣钱时，他看到的不是平台的剥削，而是挡在面前的保安；当保安因放行被罚款时，他怨恨的不是物业的压榨，而是闯关的外卖员。资本主义发展到如今，资本作恶变得越来越隐蔽，这种隐蔽的恶在金融市场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如何扩大雇佣，而是如何在不稳定的价值实现条件下，避免为失败承担成本。一句“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就将资本吃人的本质替换成了个人愿赌服输的所谓公平。资本通过设定信用评分、收入水平等临界阈值，将劳动力划分为“可利用的”与“不可利用的”。对于跌破“斩杀线”的个体，资本彻底放弃对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维持，将其排除在生产和消费体系之外，坠入再生产断裂的深渊。这种矛盾转移的把戏，正是资本维持统治的惯用伎俩。
其次，这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保安和外卖员等职业，不过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不同分工。
外卖员作为无产者，被掌握着生产资料(平台订单与算法)的资本家逼迫着用越来越快的速度完成配送，一旦超时便面临巨额罚款，这逼得他们不得不逆行飙车、硬闯门禁;保安作为被物业公司雇佣的无产者，被掌控其收入的管理者逼迫着执行拦截规定，否则就会面临罚款或失业。两个无产者与各自雇主的矛盾，被巧妙地转换成了无产者之间的矛盾。
因为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单个无产阶级劳动者就不可能拥有与资本对抗的地位与力量，基层劳动者互害便成了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必然现象。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早已指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但在私有制下，他们被分割在不同的岗位上，彼此孤立，这正是资本家得以维持统治的基础。
再次，千百年来私有观念根深蒂固，加剧了人与人的异化。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私有制统治了人类社会数千年。即便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遗留的腐朽思想依然时刻向外散发着的毒气。
列宁曾深刻指出：“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个体间的私有观念也助长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争当人上人的精英主义、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等在全社会蔓延。
这造成了一种人人信奉个人利益至上的生存法则，加上市场经济下“效率挂帅”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强化了个体心中的私有观念。在这种理念指导下，人与人之间团结互助的关系彻底异化成了无底线的竞争与对抗。当“成功”被定义为“比别人更有钱、更有权”时，身边的同事、同行就不再是朋友和同志，而是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职场上的尔虞我诈，更体现在基层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倾轧。
最后，资产阶级统治者为了维持长久统治，对无产阶级采取了极其隐蔽高效的分化策略。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高度赞扬了农民团结起来的力量，而资产阶级恰恰最害怕这种团结。于是，他们通过树典型、搞分化、转移矛盾等手段，从内部瓦解劳动者的团结。在“树典型”方面，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精心打造了一套“努力就能成功”的神话。他们大肆宣传极少数“草根逆袭”的阶层跃升故事，将这些个例包装成普世的样板，炮制出无数“励志鸡汤”。
这种叙事暗示广大劳动者：只要你足够努力，就能成为人上人;反之，如果你身处基层，那只能怪你自己不努力。这种有毒的“成功学”不仅掩盖了阶级固化的真相，更让基层劳动者陷入无尽的自我怀疑与焦虑之中，将对制度的愤怒转化为对自身的苛责，甚至鄙视那些“不够努力”的同类。
在“搞分化”方面，平台资本故意将骑手分为“专送”和“众包”，物业公司故意将保安分为“正式工”和“临时工”，用身份的标签制造内部的等级与对立。更为典型的是，资产阶级极其擅长利用“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来转移阶级矛盾。他们通过煽动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地域歧视，或者宣扬极端的个人主义，让劳动者相信他们生活中的不幸是因为身边的邻居、同事或某个特定群体造成的。
例如，在经济危机时期，资本家往往通过污名化移民或边缘群体，让本土工人将失业的怒火发泄在更弱势的群体身上，而不是指向真正剥削他们的资本家。同时，资本还通过“绩效考核”、“末位淘汰”和“奖金挂帅”等机制，在劳动者内部制造“零和博弈”。这种分化策略，让劳动者陷入了“囚徒困境”，他们为了自保不得不互相防范、互相倾轧，最终在精疲力竭中失去了联合起来反抗资本的力量。
在西方国家，借用移民或外来人口问题转移矛盾
也是资产阶级的惯用手法。
特朗普借口驱逐非法移民就是一个例子
在“转移矛盾”方面，资产阶级也深谙“祸水东引”之道，惯于隐身幕后，操控打工人互害。他们将系统性的压迫转化为基层劳动者之间的直接对抗。例如，在裁员风暴来临时，资本方往往躲在幕后，指使作为打工人的中下层管理者或人力岗员工出面充当“刽子手”，去执行裁员指标、与被裁同事进行残酷对线。这不仅激化了普通员工之间的矛盾，让被裁者将怨恨指向执行命令的同事，待风波过后，资本方还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背锅”的中下层管理者一并清洗。这与前文提到的外卖员与保安的冲突如出一辙，都是将资本之间的矛盾，通过精心设计的制度转嫁给了基层劳动者，让他们在互相伤害中耗尽反抗的力量。
正如毛主席所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资产阶级最擅长的，就是让基层劳动者把朋友当敌人，把敌人当朋友。
四、 走向公有：团结是打破囚笼的唯一出路
既然病根在于私有制，那么打破这一囚禁无数劳动者数千年牢笼的唯一办法，就是团结起来走向公有制。
历史已经证明，公有制具有私有制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以及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劳动者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在那个时代，工厂属于工人，土地属于农民，生产资料归全民或集体所有。因为没有了资本家在中间抽成与压榨，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是“比学赶帮超”的同志式互助。无论是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还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互助合作，都从根本上消除了“保安与外卖员”这种因资本利益冲突而导致的基层互害。
无数劳动者的团结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正因为不团结，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始终在私有制的泥潭里挣扎徘徊。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像一束流星划破了这漆黑寂静的夜空，它为劳动者带来了一片曙光，那曙光闪烁的地方便是所有无产阶级劳动者前进的方向。毛泽东同志曾豪迈地宣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掷地有声的呐喊，至今仍在历史的长河中回荡。
正如《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所倡导的那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如天安门城楼东侧的标语所宣示的那样：“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我们伟大的劳动人民呀，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团结起来!让我们擦亮被蒙蔽的双眼，看清那隐身幕后的真正敌人;让我们挺起被压弯的脊梁，找回那失落已久的阶级情谊。让我们挣脱这私有制的泥潭，用团结的力量砸碎那无形的枷锁，大步迈向公有制的新世界吧！
在那里，没有保安与外卖员的对立，没有柳妈与祥林嫂的绞杀，只有劳动者之间真挚的拥抱与共同的尊严。那才是我们应当奔赴的远方，那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光明未来!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