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义钦/倪蕊琴
近几年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一再向文艺界提出要塑造所谓“当代英雄”的任务。1970年召开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以及1971年召开的第五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主要报告都批判了“非英雄化”①的理论，强调要写“正面人物”、写“英雄”。苏修一些主要报刊和文艺杂志更是大造声势，竭力鼓吹创作“现代人”、“新的苏维埃人”、“共产党员”等“当代英雄”的作品。在这阵喧嚣声中，描写“当代英雄”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外来人》、《炼钢工人》等毒草，便纷纷破土而出了。
「①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后，为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反对“粉饰和美化现实”为借口，叫嚷文学要“非英雄化”，即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以及已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官僚、政客等“普通人”加以描写，抹杀阶级斗争，否认社会的全面复辟。当年对无产阶级专政怀刻骨仇恨的“普通人”篡夺了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摇身一变成为“当代英雄”了。他们反对“非英雄化”理论，目的就是为了树立“当代英雄”，维护新贵族集团的反动统治。」
这些“当代英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不外是受过教育、有技术、有文化、善于争权夺利、生活腐化、道德败坏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用勃列日涅夫的话说，就是“善于熟练地解决发展经济和文化的问题，并且能掌握现代化管理方法的人”。说穿了，就是企业管理部门中掌握权力的特权阶层，就是垄断知识和技术的精神贵族，就是新资产阶级分子。至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就如何柯切托夫在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中所供认的那样，“如今看车床或扶木犁是叫不响啦。你讲出自己的这类身份，只会惹人笑话。”这就是说，今天的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失去了国家的主人的地位，也失去了文学中的主人公的地位。
苏修文艺把新资产阶级分子当作“当代英雄”来歌颂，这首先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
苏修统治集团上台以后，苏联原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已经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占有并支配着生产资料。你看，被官方捧为“最优秀的文艺作品之一”的李巴托夫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把他所主管的诺尔木材流放管理处，称为“普隆恰托夫王国”。普隆恰托夫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工地时，要机器、效益、机车、六层楼房的原木楞场都听从自己调度，“使这一切围着自己转”。企业中的一切，包括工作人员都成了他这个贪婪的资产者的私有财产。在《要热爱人》中，编导者格拉西莫夫写到资产阶级出身时说：“他是当地的主人之一——是一个托拉斯的首脑。而这个托拉斯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一切——经济和建筑。”在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小说《白轮船》里，护林所巡查员阿洛斯古尔，公开盗窃树木，而后卖给附近集体农庄主席、商店经理等。这就表明，阿洛斯古尔对森林拥有实际上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因此，在今天苏联社会里，自大托拉斯经理，小到三个人组成的护林所的巡查员，以及他们的后台，霸占了原来属于苏联全体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并且利用这些生产资料，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
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苏修叛徒集团已经把苏联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蜕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因而他们的全民企业中，一小撮特权阶层同广大工人的关系完全是雇佣和被雇佣、统治被统治的关系。苏修文艺为了与“新经济体制”相呼应，强调文学必须宣传用“法制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和加强劳动纪律”，亦即鼓吹“当代英雄”用法西斯纪律加紧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压榨的“棍棒”哲学。
看一看苏修作家伊·德沃列茨基的剧本《外来人》吧!伊特文艺界头目马尔科夫吹捧作者在该剧中有“有意识地、引人注目的显示自己的立场，在提出重大社会问题方面充满激情”，使人们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苏修党员、齐赫文某企业工程师。他为了所谓“事业”的需要，背着党处分的危险，擅自调到列什尼科夫的二十六号铸造车间去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到任之后，切什可夫首先要求“摧毁”涅烈什的“相互间像一家人的宽容态度”，鼓吹强化“纪律”，引起了工人和干部的不满和反抗。但是，切什可夫采取了高压手段来进行镇压。他公然宣称：“我们是领导者，我们自己的双手什么也不做，我们是用讲话、用脑筋来工作的”，“要是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来教你们的话，那我已经不是一个领导者了，我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了”。说得明白一点，这就是说：“我‘切什可夫’存在的意义”就是管工人、管企业。他为了履行这个“职务”，命令工长们监视工人，“盯住他们，扼住他们的喉咙”;对那些敢于违反“纪律”的人，要“扣掉一半奖金”，“用卢布打他们”。
鲍卡列夫的《炼钢工人》是与《外来人》同出一辙的另一出“杰作”。苏修文学评论界夸奖它的主人公维克多·拉古京是“今天社会所需要的英雄人物”。他由于“忠于”职守，敢于揭发生产中“纪律松弛和不负责任的现象”而被提拔为生产班长。编剧者通过拉古京同工人群众的矛盾冲突，竭力宣扬工人必须信守所谓自古以来就有的观念：“职业上的诚实”，也就是说，工人必须遵守“纪律”，对资本家俯首帖耳，卖命干活，不得有任何的不满与反抗。他甚至粗暴地叫嚷：“首先应当教会人们诚实!在一切方面!如果需要，甚至用暴力!”至于《白轮船》中的那个护林所巡查员阿洛斯古尔，更是整天挥动鞭子，训斥工人，稍不如意，就把工人一脚踢开，解雇完事。作者在小说中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莫蒙老人为了去接被抛弃的外孙，让阿洛斯古尔一人留下管原木，结果被阿洛斯古尔打得头破血流。阿洛斯古尔声言要解雇他。莫蒙老人迫于生活，不得不向阿洛斯古尔苦苦哀求。这个“土霸王”得意地喊着：“爬来了，跪在我的脚下了。唉，可惜我没有更大的权力，否则比他好得多的人我也能使他们绝对服从。比他好得多的人我也能叫他们在地上爬。……从前不是有过这样的时代吗：人头纷纷落地，没有人敢吭一声。相反，人们更敬爱你，歌颂得更多。这才对啊!”
看，这些“当代英雄”、混世魔王是何等地耀武扬威、杀气腾腾!可是，就是这样一些社会渣滓却得到自称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伙人的百般赞赏。这是为什么?苏修评论界说：“不仅是生产，而且是整个社会”都不能脱离这些人所要求的“纪律”而存在，否则，“事业就要完蛋”。这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他们需要凭借“当代英雄”的法西斯纪律，来强化对工人阶级的法西斯统治，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反革命“事业”。
苏修一伙还拼命宣扬“奴才”哲学，强调要把被统治者的埋头生产、逆来顺受作为“优秀品质”来表现。苏修作家罗佐夫的剧本《处境》中的维克多，就是这种“奴才”哲学的艺术图解。维克多被苏修评论为“具有丰富精神世界的青年工人”。什么是他的“丰富精神世界”呢?这就是他“事业心”，整天埋头生产，富于革新精神;又“软弱”、“善良”。整个人物就“像块蜡，人家想把他捏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作者还通过维克多之口，鼓吹“如果没有弱者，那干吗还要有强者”的奇谈怪论。苏修的另一部被评为“充满时代气息”的柯列斯尼可夫的中篇小说《挑选的权利》，其中一个人物杰姆金，原来是个有反抗精神的青年工人。他对严重的等级制度十分不满，责问为什么“把所有好的”、“丰盛”的食物都给了工程师，并且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工人阶级!我们实现了革命。”这时，某些人就来做他的“思想工作”，扬言只要安分守己，好好劳动，就可以“跟你的级”。随后又拉他去干有额外收入的一种试验。杰姆金就在卢布的刺激下，为所谓“光辉前途”所迷惑，最后终于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这类奴性十足的顺民，既能为统治者卖命干活，又对反动统治逆来顺受，因而得到了苏修统治集团的一致好评。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变化，产品分配的形式也起了变化。西方多种版本的一篇评论说：现在苏联的社会财富，正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重新分配”。今天的苏联，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结果，只能导致国内阶级更加向两极分化：一小撮特权阶层把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放进了自己的腰包，过着和西方资产阶级一样骄奢淫逸、花天酒地的寄生生活;广大劳动人民终年辛劳，得不到温饱，日益陷入贫困的深渊。短篇小说《当小城改变的时候》，描写苏联青年托斯杰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公然叫嚣“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有充分的优越性”，一心想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个老板，去过那种极端奢侈腐化的生活。其实，这既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社会中某些人的社会理想，同时又从另一个侧面美化了苏修的现实。须知今日的苏联，早已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了。只不过是这种资本主义较之西方还要糟糕，这才是青年向往西方的真正之由。倘若不信，只要翻一翻另一篇短篇小说《扎伊达金和他的孩子们》，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了。这部小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传统建筑工人扎伊达金的小儿子、建筑托拉斯经理费奥多尔，利用职权，通过“开后门”的途径，为他的上司建造了俨若宫殿的别墅，为自己建造了一座豪华的私人大别墅。说它“大”，是因为空着肚子的人简直没法跑遍。费多尔的一家和他的上司，个个“营养极好”、“肥胖”健康，整天价寻欢作乐。而扎格达伊金的大儿子、建筑工人萨维利，终年远出，却住在条件低劣、种种臭味“经久不散”的“旧房子”里。透过《扎格达伊金和他的孩子们》，人们看到了苏修社会里贫富悬殊的现实。
篇末，想提一提苏修新资产阶级分子是怎样为老资本家编造“红色”家谱的。在1972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奖的长篇小说《可怕的法庭》里，作者阿历克赛·尤科夫则别有用心地塑造了西伯利亚西部地区一个大资本家沙洛夫的形象，赋予他“爱国”的美德，给他戴上了“革命者”的桂冠。请看他的“革命历史”的片断：1905年革命时，沙洛夫由于“坚决”反对沙皇政府，因此受到“迫害”，被列入黑名单。后来，他又冒着生命危险，救出被沙皇宪兵围捕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列宁的特派员凯特罗夫，并且同他建立了真挚的友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洛夫决心“爱国”，做了许多“支前工作”。十月革命后，沙洛夫积极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毅然同投奔白匪军的次子一刀两断。不仅如此，他还从心底里拥护苏维埃政府，实现他的开发西伯利亚的宿愿。在这里，资本家戴着镣铐地剥削、压榨劳动人民的反动本性完全被一笔勾销了，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复辟行动也丝毫不见踪影了，剩下的是什么呢?只有“革命”二字。经编者为了表彰这个资本家的“革命功绩”，甚至还煞费苦心地编造列宁接见沙洛夫的场面，胡诌什么列宁称赞沙洛夫为“诚实的资本家”。
为什么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对老资本家的亡灵吹捧不已，闹得不亦乐乎?鲁迅说得十分明白：“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他们为被赶下台的老资本家引幡招魂、梳装打扮，戳穿了，都是为他们自己——苏修的“当代英雄”们树碑立传，让他们的“事业”永世长存，永远骑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脖子上，横行霸道，作威作福。
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苏修“当代英雄”们越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就越是进一步暴露了它的丑恶面目，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投入积极的反抗斗争，从而给苏修自己准备着垮台的条件。苏修“当代英雄”们的寿命不会很长了。胜利是属于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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