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早已显露征兆的全球性危机，如今显然已经到来：美国科技行业充斥着巨大的金融泡沫;围绕市场和原材料控制权的国际争夺日益激烈;旧有世界秩序的各类制度正在被拆解;环境破坏大幅加剧;生产活动和贸易也面临严重冲击。这些看似不同的现象，实际上都是同一场危机的表现，即当前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危机。帝国主义试图重新确立其全球霸权，为此再次转向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它正把不受约束的权力集中到少数几家军事化的科技企业手中。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对未来感到不安与恐惧。
当前的危机不仅表现为金融危机，还直接波及生产领域;它影响的不只是需求，也影响供给。例如，化肥短缺和价格上涨威胁着全球粮食生产，能源短缺也已经阻碍了生产和流通的各个环节。由于新自由主义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金融手段来应对系统性危机，正在浮现的金融危机便进一步放大了国际经济中已经积累的各种压力。如果第三世界国家在这种形势下被迫寻求金融救助，救助条件很可能极为苛刻，以至于其主权遭受的损失将无法掩饰。
所有这些现象都直接冲击着印度，并暴露出印度经济原有的脆弱性。印度的统治阶级非但没有抵制印度经济受制于帝国主义的局面及其带来的负担，反而进一步向帝国主义靠拢，并把这些负担转嫁给印度人民。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考察印度统治阶级在国际资本流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以及数字领域所采取的立场。
虚构的图景
近年来，印度的统治阶级宣称——或许他们自己也逐渐相信——印度在世界舞台上大展身手的时代已经到来。印度是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不久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跻身全球强国之列。印度最富有的几位大亨进入了全球亿万富豪前二十名，成为跨国精英阶层的一员。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宣称，到2047年，即印度摆脱殖民统治一百周年之际，印度将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发出这类宣言的也不只有印度统治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称赞印度的宏观经济稳定;国际智库和评论人士则认为，印度成为超级大国只是时间问题。
一些著名国际关系分析家赞赏印度不拘阵营、同时与彼此对立的集团建立联系，以谋求自身利益;甚至有人把印度与中国并列，视为可能威胁西方列强持续主导地位的新兴力量。印度那位作风强硬的外交部长，因对西方记者的尖锐反驳而受到称赞。作为金砖国家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印度大量进口俄罗斯石油;据说，它还在寻找以其他方式取代美元进行国际支付的途径。
然而，这些关于印度经济实力和政治独立性的看法，反映的是一些缺乏阶级分析和历史视角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
随着全球危机加深，这幅构想出来的图景开始瓦解。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上台后，这一过程大大加快。其政策旨在以强制手段重新确立美国对全球战略秩序、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源的控制。特朗普先是对印度发出言语威胁、加以辱骂，随后又施加高额惩罚性关税;面对这一切，印度当局连他的任何一项说法都不敢反驳，更不用说采取报复措施了。他们只是低调地表达了达成协议的希望。2026年2月，两国终于宣布达成一项贸易“框架”协议。然而，协议中印度单方面作出的让步范围如此之广，只能被视为一次屈服;事实上，这一框架还为进一步让步铺平了道路。
在对外关系领域，印度统治者基本放弃了中立的姿态，甚至连维护主权的姿态也不再维持。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竟须得到美国的许可。最引人注目的是，莫迪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的前夕访问了以色列，并宣称：“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印度统治者拒绝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以及对伊朗领导人的暗杀，却选择谴责伊朗针对美国在该地区盟友所采取的正当反击。尽管美国总统一再有意羞辱他们，他们仍坚持这一立场。
如今，印度正处于严重经济危机的边缘。它目前的脆弱性并非仅仅源于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或某些具体的政策选择;更关键的是，这些脆弱性根植于印度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印度统治阶级的性质。这也意味着，印度要走出当前危机，将经历一条曲折而艰难的道路。
需求的深层不足、通过其他手段进行积累
1947年殖民统治结束时，印度并未经历革命性的断裂;相反，旧有的结构在若干方面延续了下来。印度的大资产阶级形成于英国统治之下，因而呈现出狭隘的商业资本特征，而非充分发展的工业资本特征。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它既未清除农业中的寄生势力、以扩大国内市场，也未发展起独立自主的技术能力。
农业领域没有发生革命性变革，或者说这类变革遭到了压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首先，农业中旧有和新出现的寄生势力继续攫取大量剩余，既妨碍了对农业本身的投资，也压缩了农村对工业品的市场需求;第二，印度劳动力无法像当时的中国那样，通过集体、自愿的动员，为农业建设集体生产设施;再者，包括种姓制度在内的保守社会环境束缚了思想、固化了等级秩序，并阻碍了具有社会变革活力的力量出现;最后，在农业产出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工业增长一旦加快，往往就会引发通货膨胀。后来，“绿色革命”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最后一个问题。
因此，印度经济深层的需求不足，根源在于制度结构。印度的大资本家阶级找到了无需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也能积累财富的途径：他们把目光集中在规模相对有限的富裕阶层市场上，并不断从发达国家的供应商那里引进技术，以满足这一市场的需求。
印度大资本宁愿迁就占据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也不愿与它们展开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竞争。由于与印度国家机器关系密切，大资本得以攫取各种国家补贴，甚至直接获得无偿赠与的公共资产，从而弥补了这种做法使其放弃的部分利润。反过来，国际资本并不把印度大资产阶级视为强劲的竞争对手;在某种意义上，它把后者看作自己进入印度市场的助力：印度大资本深谙如何周旋于当地的政治经济环境，并加以操控。
与此同时，印度的大资产阶级仍希望通过其他途径实现更快速的增长。为此，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它开始寻求外国资本：起初主要是借入外债;1991年以后，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也成为其引入外资的方式。
近年来，人们经常比较当代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与成就。如今却几乎无人提及两国早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就已出现的分化。1949年的中国甚至比印度更贫穷，工业也更加落后。然而，正如世界银行1981年的报告所指出的，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已远远超过印度：预期寿命、营养水平、公共卫生、识字率、投资率、农业产量——尽管中国的可耕地资源少得多——以及工业产出。尤其是在资本品生产方面的表现，体现了中国自主的技术能力。社会主义中国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还保持了较低的不平等程度、实现了充分就业，并使人民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译者注：这一句译者不是很认同。显然改革开放后中国不平等程度并不低，人民参与政治程度也很有限。但是Monthly Review的立场一直以来比较亲华)就本文的讨论而言，需要指出的是，这整个过程的前提是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剥夺中国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财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2003—2008年的繁荣及其后果
近年来，过去被认为制约印度经济增长的那些因素，似乎已不再构成障碍。过去三十五年里，印度没有发生全面的国际收支危机;“绿色革命”全面推行后，也没有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然而，印度克服这些制约的方式又产生了新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今正在显现。
1991年以后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起初并未带来更快的增长。然而，2003年至2008年间，印度经济确实经历了高速增长，其直接推动力是大规模金融资本流入。这些资金流入发生在美国2001年后实施金融刺激、其影响随之向全球扩散的背景下。到2007—2008年度，私人资本流入总额已升至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其他重要的增长来源包括：帝国主义国家将信息技术工作外包所带动的服务出口;与全球经济刺激间接相关的商品出口;国家通过公私合营和征地等方式向私人企业部门提供的巨额利益;公营银行为私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的大量贷款，其中许多项目带有投机性质，相关贷款后来不得不被核销;股市飙升带来的财富效应;以及与上述因素相伴的建筑业繁荣。要维持这种高涨的投资热潮，持续而充裕的外国资本流入至关重要。鉴于这种增长的来源和性质，它的基础并不稳固，很容易受到印度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无法控制的外部事态冲击。
尽管这轮繁荣存在负面因素，它仍曾在短期内扩大工厂和建筑业的就业，尤其是后者;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增长，农民的贸易条件得到改善，营养摄入状况也有一定好转。软件行业每年稳定新增约一百万个薪酬优厚的岗位，带动了对汽车等中产阶级耐用消费品，以及航空旅行等服务的需求。所有这些因素又在一段时期内推动了投资率上升。
印度大企业将由此实现的增长率视为一项突破，认为印度经济已经进入快速增长的“新常态”。与此同时，更容易获得的国际融资也支持了印度大资本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投资，促使人们宣称印度的跨国公司已经“崭露头角”;但与此同时，这些企业对海外商业借款的依赖也在加深。
对经济将无止境地保持两位数增长的预期，使企业部门对大片土地产生了强烈需求：有些土地蕴藏矿产资源，有些可用于建设工厂或基础设施，还有些则纯粹是为了投机而购入。企业大举征地，激起了农民反抗土地被夺走的浪潮;包括部落社群在内，全国近三百个地方出现了此类抗争。印度政府虽然被迫在立法上对这些抗争作出一些暂时让步，却同时加紧在印度中部开展准军事行动，以镇压它所认定的动乱根源——“左翼极端主义”。
2008年，印度经济对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那些金融资产几乎没有直接敞口。尽管如此，由于当时印度经济已深度融入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仍通过贸易、金融和信心这三个渠道，对印度造成了猛烈冲击。随后，帝国主义国家敦促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协调实施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使经济迅速恢复增长。但一旦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价格回升、眼前的危机得到缓解，它们便转而施压，要求第三世界国家收缩刺激政策，以压低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初级商品和生产性资产的价格。
大企业支持莫迪，意图重振经济增长
随着国大党领导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奉行财政紧缩政策，印度私人企业的投资率自2011年后开始下降，此后始终未能完全恢复。印度大企业宣扬，只要大力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就能重振经济增长;它们也因此转而敌视当时的政府，指责其陷入“政策瘫痪”。
到2013年，印度的大企业集团转而支持莫迪和印度人民党，寄望通过一系列措施重振经济增长：放松管制、推进私有化、批准征地、将财政资源从社会福利转向企业部门，以及更有系统地压制劳工。由此，大企业实际上拥抱了“教派主义的法西斯式”意识形态及以其为核心的组织，将它们视为一种能够克服民众反抗的统治方式。
2014年上台后，莫迪着手实施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措施，旨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并推动印度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其中一些措施，尤其是直接针对农民和工人的措施，遭到了抵制;少数措施最终不得不撤回。
莫迪政府还加快了财富向大资产阶级集中的进程。在企业税率降低、债务减少以及工资增长率仅为较低的个位数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过去五年企业利润大幅上升。印度政府发布的《经济调查》称：“就财务表现而言，企业部门的境况从未如此之好。”然而，私人企业部门自2011年以来固定投资增长放缓的局面仍在持续。企业没有将利润用于投资，而是持有现金，或将其作为股息分配给股东。原因在于需求不足：在此期间，产能利用率始终没有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正加紧尝试通过其他手段积累财富，其中包括剥夺农民的土地。为此，政府大幅修改环境法律，并无视森林地区以部落社群农民为主的居民的反抗，强行批准采矿项目。在这一过程中，财富进一步集中于一端，赤贫则进一步积聚于另一端，需求不足的问题因而愈发严重。
日益加剧的失衡
官方GDP数据仍显示印度保持着一定的增长率，但这些数据受到多位经济学家的质疑，其中包括莫迪政府的一名前首席经济顾问。即便接受官方数据，经济产出、就业和分配的性质仍存在更严峻的问题。最近一项研究指出，印度收入最高的1%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和财富份额，如今都达到了该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其收入份额在全球也位居前列。自2000年以来，收入最高的10%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上升了18个百分点。风险投资公司Blume把这收入最高的10%称为“消费阶层”：他们在耐用消费品上的支出是平均水平的13倍。正如Blume所指出的，这一阶层的消费支出或许在增长，但其人数并没有增加。
正规部门的生产结构越来越向满足这一阶层的需求倾斜。在一个拥有汽车的家庭不到十分之一的国家，汽车业如今却成了规模最大的制造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也反映在商品销售的变化上：两轮机动车和低端智能手机的销量下降了——尽管印度仍有2.2亿人使用功能手机——而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和iPhone等高端智能手机的销量却在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十年间，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制品等工资消费品的工业产量实际上有所萎缩。
上层阶级消费的商品和服务通常需要投入更多资本，也更依赖进口。因此，当生产结构越来越向上层阶级的消费需求倾斜时，经济增长所创造的稳定、体面的工作岗位就会减少。由于增长具有这样的特征，印度并未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三十多年里，制造业占印度GDP的比重一直停滞在15%至17%之间，在莫迪执政期间实际上还下降了。更关键的是，就业结构日益失衡：绝大多数劳动者仍集中在农业，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中规模小、生产率低的经营单位;与之并存的，是规模有限、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
近来，劳动力实际上正在重新流向低生产率部门，其中甚至包括农业，这一点尤为反常。这与标准发展理论所描述的过程恰恰相反：按照该理论，就业不足的农民会不断被现代制造业吸纳，直到剩余劳动力耗尽。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在“根深蒂固的二元结构”下，印度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急剧下滑，并将这种现象称为“结构性倒退”。生产率增长的骤降，反映出人们为维持生计而进行的艰难挣扎：失业劳动者，尤其是女性，纷纷涌入农业等能够暂时容身的部门，希望为家庭收入添上几卢比。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的投资低迷源于经济治理失当，这一看法有一定道理。例如，2016年印度政府一夜之间宣布占流通现金86%的纸币作废，声称此举是为了打击“黑钱”，即通过黑市交易获得的资金;2017年又转向实行商品及服务税。这两项措施都给非正规部门造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这些措施无疑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不足以完全解释经济为何长期停滞。与其把2003—2008年的高速增长想象成一种新常态，不如将其视为一个异常时期：当时，金融资本推动的世界经济繁荣与印度国内强大的投机力量相互叠加。如此看来，当前的低迷意味着印度经济重新显露出其深层现实：需求不足，以及持续存在的二元结构。
国际金融的支配机制
新自由主义时代那些看似克服了增长制约的做法，又带来了新的矛盾。印度应对国际收支问题，依靠的并非扭转或缩小贸易逆差，而是吸引各种形式的资本流入。如今，这似乎已形成一套支配印度经济、能够自我延续的国际金融机制。下面分步骤说明这一机制如何运作。
(1)印度长期存在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赤字。经过三十五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国内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向外国投资开放，以及实行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在此期间，卢比兑美元汇率从不足20卢比兑1美元贬至如今的95卢比兑1美元)——如图1所示，印度商品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实际上比改革之初翻了一番。
图1为印度贸易逆差和无形项目顺差表。虚线为无形项目净顺差，实线为贸易逆差，纵轴为占GDP百分比。
因此，尽管印度的商品贸易逆差扩大了，经常账户赤字却相对较小。经常账户的统计范围更广，除了商品贸易，还包括服务贸易及其他收入。原因在于，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加上印度拥有大量会说英语的技术人员，使发达国家得以将常规的软件工作外包给印度企业;后来，其他日常办公室业务也被纳入外包范围。软件和信息技术支持服务的出口额在21世纪头十年迅速增长，目前已达到约2460亿美元。得益于无形项目的顺差，过去二十年间，印度经常账户赤字平均维持在GDP的2%以下。
(2)然而，要弥补经常账户赤字，印度需要外国资本流入。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外资确实不断流入印度，形式既包括债务，也包括外国投资。如图2所示，过去二十年间，除2020—2021年度外，印度每年都出现经常账户赤字。不过，除了五个年度，资本账户的顺差都超过了经常账户赤字，超出的部分被积累为外汇储备。仅凭这一点，印度在整个时期内就没有遭遇国际收支危机。
图 2是印度的经常账户、资本账户与外汇储备：点线＝经常账户、灰色虚线＝资本账户、黑色实线＝外汇储备
按照一种常见理论，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因此可以利用较富裕国家的储蓄来为本国投资提供资金。然而，实际情况是：一旦经常账户赤字超过某个不高的水平——印度当局认为上限应为GDP的2.5%至3%——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就会敲响警钟，外国投资者也会开始撤回投资。
因此，印度当局竭力将经常账户赤字控制在远低于这一危险水平的范围内。必要时，它们会通过提高利率和/或限制政府支出，压低国内需求。印度现任首席经济顾问最近认为，在世界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印度可持续承受的经常账户赤字已不再是GDP的2.5%至3%，而是“远低于”这一水平。
一旦实施了这种紧缩措施，外国投资者相信自己的投资是安全的，资本便会大量流入，其规模远远超过弥补经常账户赤字所需的金额——印度越不需要外资流入，流入的外资反而越多。大量美元(或其他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涌入印度外汇市场，会推高卢比汇率，从而削弱印度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因此，印度储备银行不得不买入这些流入的外币;这些外币于是成为外汇储备的一部分。
因此，这套机制的第三个环节，就是不断积累外汇储备，而且越多越好。自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第三世界国家一直试图囤积巨额外汇储备，以防范下一场危机。如今，印度持有的外币资产已增至2000年水平的十四倍。印度当局经常将这些储备称为至关重要的宏观经济缓冲，认为它们能够“在全球不确定性面前确保经济的韧性和对外部门的稳定”。
但这是一种错觉。与中国、日本或台湾地区等经常账户保持顺差的经济体不同，印度长期存在经常账户赤字。因此，印度的外汇储备完全依靠资本流入积累起来;这些流入同时意味着对外国投资者承担了额外的负债或权益义务，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可能在短时间内撤出。
印度储备银行(RBI)出于维持外汇储备安全性和流动性的需要，不得不将储备投向美国国债等安全但回报较低的海外资产。相比之下，外国投资者在印度获得的平均回报——无论是投资股票和债券的外国证券投资，还是投资企业的外国直接投资——都要高出数倍。因此，超过弥补经常账户赤字所需的资本流入，给印度造成了净资源流失。尼尔马尔·钱德拉(Nirmal Chandra)发现，以占印度GDP的比重衡量，如今这种资源流失的规模，与英国在殖民统治后期从印度榨取的贡赋相当。
(3)尽管存在上述现实，印度统治者仍不遗余力地争取各种形式的外国投资，包括纯粹的金融资本流入，并向外国资本开放越来越多的部门。例如，近年来，印度当局允许外国投资者购买印度政府债券，还竭力推动这些债券被纳入美国投资银行编制的主要国际政府债券指数。为了吸引并留住流入的资本，印度必须将利率维持在明显高于国际水平的位置，而这又压低了国内需求。
此外，印度当局放松了对以各种名目流入的外国投资的审查。大规模的跨境资金流进流出，部分反映了国际投机资本的活动。截至2026年3月，印度累计获得的证券投资净流入达2330亿美元，但这类资金本质上具有波动性：2008年至2022年间，印度经历了五次资本流入突然中断并逆转的情况，目前正处于第六次。印度储备银行设想的极端不利情景中，一年的证券投资资金流出额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相比之下，外国直接投资(FDI)通常被描绘为长期投资：它与制造业中的实体资产相联系，也有助于获得技术诀窍。然而，现实远非如此。印度当局扩大了FDI的定义，把私募股权投资等可能迅速流动的资金也纳入其中。因此，近年来流入印度的FDI中，“真正的”外国直接投资只占42%。
如果资本流入给印度带来如此高昂的代价，为什么历届印度政府仍不断争取更多资本流入?为什么它们不尝试加以管制，甚至完全阻止这类资金流入?从最根本的层面看，这是因为印度统治阶级将自身利益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根本不考虑与之对抗。此外，外国资本流入使企业部门能够获得廉价资本，让它们得以进口技术、资本品和中间产品，也为印度统治阶级到海外投资提供了外汇，其中包括将资金转移至避税天堂。印度的亿万富豪还将其一部分藏在海外的非法资金伪装成外国投资，重新引入印度，以操纵印度股市、谋取自身利益。因此，资本流入越发不受限制，印度统治阶级便越能从中获益。
(4)印度储备银行声称，印度的外汇储备足以应对任何突发情况：它能够支付十个多月的进口费用，规模也相当于未偿外债的90%以上。但现实是这些储备实际上不能轻易动用。只要外汇储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外国投资者就会感到警惕;如果他们因此撤出资金，储备便会进一步减少。因此，印度当局竭尽全力防止外汇储备下降，并尽可能让它继续增长。
(5)去年，面对外国资本外流，印度当局放宽了对外资进入金融部门的限制，从一些全球最大的金融公司引入了110亿美元资金，并放弃了此前的要求：外国投资者的母国也必须给予印度银行和金融机构对等的市场准入权。如今，在伊朗战争爆发后，印度当局又推出一系列吸引资本的新措施。印度官方《经济调查》称，随着资本流入放缓，“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争取外国直接投资，让〔印度〕对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
经济政策受制于人
上文勾勒的这套机制，使外国资本获得了对印度经济的巨大影响力。摩根大通新兴市场业务负责人坦言，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印度政府债券，为印度带来了“一种我们过去所没有的额外财政约束”。外国债券持有人能够迫使印度维持较低的财政赤字，因为“现在有一群人……确实能够对糟糕的财政政策作出反应，对吧?”
对国际资本流动的这种依附，使印度无法自主决定自己的政策。以国际油价上涨时如何应对为例：从理论上说，印度政府可以提高对企业部门和富人的直接税，以支付增加的费用，而不必进一步加重劳动人民的负担。要知道，印度统治者曾在2019年大幅削减企业部门的直接税，让企业获得了一笔巨额利益;但企业并没有因此扩大生产能力。正如印度首席经济顾问文卡特拉马南·阿南塔·纳格斯瓦兰最近指出的，收入最高的五百家企业的利润以每年31%的速度增长，投资却没有增加;企业所有者反而将这些收入据为己有，甚至转移到国外。然而，外国投资者和印度企业部门都不接受通过提高其税负来应对油价上涨这一选项。
第二种选择是增加政府借款，也就是扩大财政赤字。然而，外国投资者同样强烈反对这一做法。因此，尽管投资明显低迷，过去三年里，印度中央政府仍持续降低财政赤字和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上一财政年度，由于税收收入未达到预定目标，当局大幅削减了原本列入预算的支出，以守住财政赤字目标。本年度预算还计划进一步降低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重。这种对新自由主义信条的坚守，赢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认可。
为什么外国投资者反对政府增加借款?首先，他们担心政府增加支出可能刺激通货膨胀，进而导致卢比贬值。这样一来，他们在印度获得的卢比利润汇回本国时，就只能兑换成更少的美元。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还从中看到了获利机会：当政府无法通过增加借款筹集资金时，就会更加依赖私营企业来推动增长，并因此向后者提供特殊优惠。资金紧张的政府还会尝试通过私有化和资产“货币化”等措施增加收入，使私人投资者获得巨额利益。
由于外国投资者既不允许提高直接税，也不允许政府增加借款，印度政府便转而结合采取另外两种办法：一是削减面向社会民生的公共支出;二是提高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即使只是暂时采取这些措施，也会降低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并进一步压低需求和经济活动。
我们上文所描述的整套国际金融支配机制，其隐蔽之处在于：它看起来仿佛自发运转，而且似乎是在为印度自身谋利益。如今，它不仅被印度统治阶级视为“常识”，也被学术界、媒体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更广泛的人群所接受。讨论被局限于如何在现有框架内继续运作;至于是否可能存在这一机制的替代方案，甚至被排除在讨论之外。然而事实上，国际资本必须与印度统治阶级合作，持续进行监控、干预和施压，才能维持这套国际金融机制的运作。
危机之下，控制进一步收紧
在当前危机中，上述机制对印度的束缚正在加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面临压力。
首先，印度的商品出口自2022年以来基本停滞。如今，印度在其最大的出口市场面临多重挑战，而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分裂加剧。与此同时，全球动荡推高了印度多种进口商品的价格，包括石油、天然气、尿素和关键矿产。
其次，印度的无形项目顺差受到威胁。印度最大的五家软件服务出口企业以美元计算的收入，已连续十个季度保持不足3%的年增长率，与此前二十年两位数的增长相比“黯然失色”。真正的冲击可能尚未到来：随着原有客户转而使用人工智能(AI)完成印度企业承接的常规软件工作——无论这些工作原先是远程完成，还是由派驻客户现场的人员完成——印度软件行业恐怕难以继续充当源源不断的收入来源。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过去三年，资本净流入从890亿美元降至170亿美元，再降至20亿美元，近乎枯竭。外国证券投资者已从印度股市和债市撤出160亿美元;甚至外国直接投资者也在迅速将资金转出印度。结果，与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资金流出，目前已超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总流入。用两位专家的话说，这令人想起“殖民时期的模式”。
接下来，我们考察危机对不同阶级的影响：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统治阶级。早在伊朗战争爆发之前，印度广大劳动人民的处境就已不断恶化;伊朗战争的影响，以及更广泛的全球危机，将使许多人陷入难以维持生计的境地。
农民阶级：简单再生产受到威胁
印度的农业结构从未经历彻底的土地再分配，也未清除农业中的寄生势力。与此同时，由于其他行业缺乏就业机会，大量小农只能守着自己的少量土地。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土地被不断分割成无数更小的地块，单靠耕种它们已无法满足农民的基本生计需求。打工所得的工资也不足以维持生活。因此，小农只能靠从事多种工作勉强谋生——种地、受雇劳动和小规模自营——并往返于乡村的家与城市贫民区之间。
为克服严重的粮食短缺，印度统治者在20世纪60年代转向“绿色革命”。这确实使一些农业商品化地区的特定作物产量迅速增长，其剩余产量也充实了全国的公共粮仓。随着作为工资消费品的粮食供应不断增加，“制约经济增长的农业瓶颈”似乎终于被突破了。但这一突破的方式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农业生产越来越依赖化肥、能源和水等投入品，使农民需要更多现金来支付生产费用。起初，国家援助、能让农民获得一定收益的粮食收购价格、面向农业的低息银行信贷，以及较高的种植回报，使农民较容易承担这些费用。
然而，1991年进入新自由主义时代后，银行对农业的信贷逐步减少，食用油市场向进口产品开放，公共部门的农业推广服务遭到大幅削减，政府也逐渐停止在许多农作物价格暴跌时进行干预。公共投资占农业总投资及占GDP的比重均有所下降。企业部门进入了多种农产品的贸易领域;在种子和农用化学品领域，西方跨国公司取代公共部门企业，如今控制着70%的商业种子供应和相当大比例的农用化学品市场。
即使农业收益减少甚至直接下降，农民欠商人和其他非正规放贷者的债务仍在增加。在农业商品化地区，债务困境已导致超过30万名绝望的农民自杀。许多主要农作物的市场价格低于官方规定的最低支持价格。上一财政年度，农业增加值的名义增长率五十年来首次低于实际增长率，这意味着农业增加值的价格出现了实际下降。
为维持生计，陷入困境的农民被迫采取各种短期措施，但这些做法最终会降低地下水位、使农药用量不断增加，并耗损土壤。政府放开了磷肥(P)和钾肥(K)的价格，却因担心农民抗议而限制尿素(氮肥，N)的价格。结果，氮、磷、钾的施用比例严重偏离农学上的合理标准，土壤肥力不断下降;即使只是为了维持原有产量，农民也不得不施用更多化肥。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大规模的公共农业推广服务：检测土壤，并根据各地农民的具体需要提供建议，包括补充微量元素和施用有机肥。这样的计划能够提高施肥效果，使每生产一吨农产品所需的化肥用量随时间逐步下降。公共收购计划也可以扩展到其他作物，引导各地区按照当地条件调整种植结构，从而减轻土壤和环境承受的压力。
这种以科学为依据的计划，与新自由主义政策背道而驰。后者依赖市场，使印度的公共农业推广体系陷入混乱。政府用于农业推广服务的支出，仅相当于农业增加值的0.2%;平均每一千名耕作者才配有一名农业推广人员。相比之下，私营农业投入品经销商的数量是推广人员的两倍。他们积极推销产品，在实践中反而成了农民最常接触到的“农业推广服务”。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指导下，历届政府拆除了原有的公共部门尿素生产能力，使印度越来越依赖进口化肥。印度本国生产尿素所需的原料天然气，也依赖进口。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尿素价格大幅上涨，印度目前签订的进口合同价格已达到战前的两倍。
如今，面对伊朗战争期间出现的外汇危机，莫迪呼吁印度农民将化肥用量减半。这可能是在为提高尿素价格做铺垫。事实上，据估计，当前粮食产量中超过一半归功于化肥的施用;如此大幅削减化肥用量，只会导致产量下降。近期柴油价格上涨，也压缩了农业利润空间：印度三分之二的灌溉用水来自地下水，近三分之一的农用抽水机以柴油为动力。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同样需要柴油驱动。
农民如今连维持基本生产和生活，即“简单再生产”，都已面临困难;高额债务和大量农民自杀事件就是这一困境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将造成严重后果。(这一过程已经开始：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5月，农村家庭的支出增加，收入却下降，结果是储蓄和投资双双减少。)
农民还面临另外两项迫在眉睫的威胁。首先，2026年2月签署的美印贸易协议“框架”，已迈出向美国尚未具体列明的“广泛”农产品开放印度市场的第一步。无论最终协议的具体条款如何，特朗普政府都已明确表示，打算强行打开印度农业市场，让美国农产品进入。印度农业部门有2.8亿农民和农业劳动者。如果美国进口农产品挤占印度本土农产品的市场，他们的生计可能遭受严重冲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获得补贴的美国玉米进入墨西哥，曾给墨西哥农民带来沉重打击。
其次，气候变化将带来一系列新的威胁，包括异常高温、降雨失常——印度净播种面积中超过一半依赖降雨灌溉——洪水和干旱、土壤含水量变化、病虫害与杂草难以预测的增加，以及森林生态系统受损。已有证据表明，高温胁迫正在影响主要产区的小麦产量。印度农业以小农场为主：有些主要生产自家所需的粮食，有些面向市场，但利润微薄且不稳定。因此，很大一部分农户背负债务。他们无力单凭自己采取适应这些新情况所需的措施，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并获得大规模公共投资的支持，其中包括农业研究和推广服务。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公共就业工程也能为他们提供一定的生计保障。然而，作为整体财政紧缩政策的一部分，政府大幅削减了农业公共支出，也削减了用于创造农村就业的支出。
这些事态的发展，还可能使农业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再次凸显，表现为粮食短缺和食品价格上涨。
印度工人面临工资挤压
印度工人的处境与农民的处境密不可分：许多工人也兼有农民身份，仍与乡村保持着紧密联系。日益加深的农业危机迫使许多人外出寻找有工资收入的工作。然而，对大量工人来说，工资不足以支付维持家庭生活和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费用，因此工人家庭仍在多方面依赖乡村。由此，农业问题同样是工人切身关心的核心问题。
印度超过一半的劳动者属于自营就业，其中许多人的生计并不稳定;另有五分之一是临时雇工。因此，领取固定工资的劳动者不足总数的四分之一。即使在这部分劳动者中，拥有任何形式劳动合同或享有哪怕一项社会保障待遇的人也不到一半。绝大多数印度工厂工人的工资，低于印度中央政府根据基本生活需要为其最低职级工作人员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即便宽松地按每天工作八小时计算，印度一线工厂工人的平均时薪也不足1美元。
过去十年间，从工厂工人、农业雇工到建筑工人，各类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不是停滞，就是直接下降。砖窑工人等原本工资就处于极低水平的劳动者，收入还进一步减少。工资下降也并非仅发生在非正规部门：一项由行业资助的研究发现，企业部门各领域的实际工资均有所下降。新兴职业的劳动者同样未能逃过工资挤压：截至2022年的短短三年间，食品配送平台劳动者的人数成倍增加，实际工资却下降了四分之一。
过去十年间，印度劳动者中自营就业者的比例实际上升至56%以上。由于缺乏合适的工作，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尤其是女性，开始从事自营就业，或被迫以这种方式谋生。这反映的是大范围的生计困境，而非官方所说的“创业活动增长，以及劳动者更偏好灵活的工作安排”。自2017年以来，自营劳动者的日均实际收入大幅下降;女性自营劳动者的降幅甚至高达三分之一。
实际工资下降，压低了对劳动者日常消费品的需求。消费类非耐用品——主要是肥皂、洗涤剂、牙膏、茶叶、食品、药品和纸张等日用品——的产量增长已连续数年放缓;在最近两年里，产量更降至低于两年前的水平(见图3)。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制品等使用期限稍长的劳动者消费品，产量下降得更为明显，已经低于十年前的水平。
图三：消费类非耐用品年增长率
即使是目前这样低迷的消费水平，也有一部分靠家庭借债来维持。疫情之后，家庭向银行借入的消费贷款急剧增加;到2024年3月，这类借款相当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四分之一。小额信贷机构也以高利率大肆开展带有掠夺性的放贷业务，占正规部门小额贷款的五分之四。四分之三的借款人还会求助于非正规放贷者：从他们那里取得无需抵押的贷款较为容易，但利率更高。新冠疫情后，这类放贷者的业务覆盖范围大幅扩大。
尽管实际工资已经停滞或下降，印度统治者仍竭力进一步压低工资，以提高印度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为此，多年来，他们通过维持低工资水平、拖延发放工资，削弱印度的农村就业保障计划;最近又减少了参与该计划的劳动者人数和可获得的工作天数。最后，在2025年12月，他们给予这一计划决定性的一击：将其改造成一项完全由政府酌情实施、资金不足，而且可以逐步缩减的计划。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以新的劳动法典取代原有劳动法律，实际上削弱了工作保障，也使组建工会和举行罢工更加困难。(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正规部门中合同工的比例本已大幅上升。)新规定允许工作日长达十二小时，却不因此触发更高的加班工资标准;它还取消了确定最低工资的依据，将最低工资的制定交由中央政府酌情决定。印度财政部在伊朗战争爆发后提出的建议，反映了当局的思路：放宽对工作时长的限制、降低加班工资标准，“将进一步增强印度作为投资目的地本已很强的吸引力”。然而，压低工资本身也会压低总需求，从而抑制以印度国内市场为目标的投资。
考虑到工厂工资本已处于低水平，实际工资若进一步下降，激起反抗并不令人意外。印度现有的工会组织未能进行有效抵抗，但最近接连爆发的工人不满，表明了工人的情绪。这波自发罢工始于2026年2月，最先出现在印度东部巴劳尼炼油厂的建筑工人中，随后蔓延至帕尼帕特炼油厂的3万名建筑工人，以及印度西部苏拉特参与建设安赛乐米塔尔工厂的数千名工人。工人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把消息从一个工地传到另一个工地。数千名外来务工人员停工，提出的要求包括缩短每天十二小时的工作时间、提高工资、改善工作安全与劳动条件，以及改善居住条件。到了4月，德里附近的马内萨尔和诺伊达两大工业区也发生了大规模工人抗争，印度北部其他工业中心同样受到影响。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抗争都是自发发生的，并无既有领导组织带领。
对马内萨尔和诺伊达的工人来说，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伊朗战争爆发后烹饪用燃气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外来务工人员的伙食费用随之增加。但这波抗争也揭示了印度工业部门普遍存在的极低工资水平，包括大型汽车工厂和出口服装厂在内。相关的两个邦政府，十多年来一直把最低工资冻结在相同的名义金额上，致使其实际价值大幅下降。面对工人抗争，它们被迫宣布小幅提高最低工资;与此同时，却又对工人和活动人士展开大范围镇压，指控他们在执行一项由巴基斯坦指使的阴谋。
印度白领劳动者陷入动荡
虽然印度的“中产阶级”没有普遍公认的定义，但相对于总人口而言，印度能够被称为“消费阶层”的群体非常小。如果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消费支出达到15美元为门槛，印度只有1%至2%的人达到国际意义上的“消费阶层”标准;中国的相应比例为25%。即使采用更宽松的定义，印度这个所谓居于“中间”的消费阶层，距离人口收入分布的中位数也很远;事实上，他们属于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人口。
尽管如此，过去二十年里，以这一阶层的消费为基础，印度的汽车、耐用消费品和航空旅行等行业仍取得了显著增长。然而，现在情况正在变化：航空客运量陷入停滞，小型汽车和两轮机动车销量下降，耐用消费品的产量增长也在放缓。用一位彭博社专栏作者的话说：“印度已从全球中产阶级版图上掉了出去。”
消费增长放缓，是因为薪酬较高的工作岗位没有相应增加。随着大学毕业生——这里指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的人——人数增长，毕业生失业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印度主要软件企业过去每年新增约一百万名员工，如今却开始裁员。目前很难判断，裁员在多大程度上源于自动化，又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增长放缓。不过，印度政府的主要政策机构“印度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警告说，到2031年，人工智能可能使信息技术和客户服务领域的三百万个岗位消失。
马塞勒斯投资管理公司(Marcellus Investment Managers)的分析师指出：“白领岗位的增长——过去人们以为工程或商科学位能够保障获得的那类工作——根据Naukri Jobspeak指数，已从2020年前的11%降至如今的仅1%……在印度顶尖理工院校之一的孟买印度理工学院，毕业生过去几乎可以凭借文凭确保获得优厚收入，如今应届毕业生的起薪却低于往届。在印度各所理工学院，21,500名毕业生中仍有8,000人没有找到工作。”多年来，印度主要软件企业的入职薪资按实际购买力计算大幅下降，如今已降至与熟练体力劳动者收入相近的水平。
近年来，许多经济拮据的家庭寄望于子女毕业后找到更好的工作，因此拿出有限的积蓄支付大学学费。自2004年以来，印度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口增加了1亿。然而，只有三分之一的毕业生找到了领取工资的工作，只有十二分之一从事的工作与他们花费高昂代价取得的学历相匹配。因此，对就业机会日益减少的强烈焦虑，是近期学生和青年抗议活动——“蟑螂党”集会——激增的深层原因。过去，软件行业从业者的消费曾带动一系列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因此，这一行业就业增长放缓，乃至可能出现就业人数下降，也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印度大资本家：三个例子
相比之下，印度统治阶级认为自己的利益与美国帝国主义交织在一起。印度最大的三家企业集团——塔塔(Tata)、安巴尼(Ambani)和阿达尼(Adani)集团——便是例证。
印度的家族式大企业集团在殖民统治时期从传统商人和银行家群体中兴起。此后，它们一直维持着复杂的财务结构，使企业“发起人”能够控制众多业务互不相关的企业，却无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与掌握生产过程本身相比，印度大企业阶层更热衷于此类经营活动。
2014年启动的“印度制造”计划曾提出，到2020年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5%。然而，这一比重实际上下降了，去年可能只有约14%。如今，政府已把达到25%的目标推迟到遥远的2047年。印度大资本没有将国家建设成制造业强国，反而逐渐把重心转向基础设施、金融和建筑等领域。正如苏拉吉特·马宗达尔(Surajit Mazumdar)所说：“因此，服务业已明确取代制造业，成为私人企业活动的主要领域。”
(1)规模最大的塔塔集团，业务横跨钢铁、汽车、电力、耐用消费品、零售、航空和电子产品等领域。然而，由于数项考虑不周的新业务遭遇挫折，集团不得不高度依赖旗下软件外包巨头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的利润。
(2)TCS一直满足于通过为客户运行、维护和定制软件应用等较基础的业务获取收入。与印度其他主要信息技术企业一样，它实际上为海外公司提供并管理廉价的技术劳动力。与此同时，它用于自身研发的支出在其丰厚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如今，面对人工智能可能使其整个商业模式过时的前景，TCS已开始大规模裁员。
TCS仍信心十足地声称，今后可以帮助客户企业部署和整合美国科技巨头——如OpenAI、Anthropic和谷歌——的人工智能产品，从中找到新业务。但这种业务有其内在局限：客户部署人工智能，恰恰是为了取代TCS目前承接的那些工作。替代自己的业务，只能带来短期的工作机会。投资者正在抛售TCS股票，其股价在过去十八个月里下跌了一半。
为了另寻发展方向，TCS还计划投资65亿美元，为美国企业建设数据中心。这将耗用其大量现金，使它能够向母公司上缴的利润减少。TCS现金流可能即将枯竭的前景，已令整个塔塔集团受到冲击：董事会内部冲突加剧，集团也被迫大幅削减亏损严重的航空业务支出。
塔塔集团的其他新业务同样需要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例如，集团旗下企业合作为美国主要武器制造商生产零部件;塔塔电子则是苹果公司在印度最大的代工厂，业务规模在两年内扩大了三倍，达到原来的四倍。如今，从人工智能到手机制造，这些领域都高度依赖印度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
(3)安巴尼集团利用旗下“摇钱树”信实石油公司的收益，创办了电信企业Jio。Jio于2016年推出服务后，在短短四年内投入巨额资金，以掠夺性低价争夺用户，从而拿下印度电信市场的一半份额。随后，集团以200亿美元的价格，将Jio三分之一的股份出售给外国企业，其中主要是美国企业。最大的两家投资者是Facebook和谷歌，它们由此获得了董事会席位。对安巴尼家族而言，这是破天荒的一步：此前，他们一直牢牢掌握企业控制权，还曾抨击外国数字企业造成“数据殖民”。这次出售股份表明，信实集团希望与美国建立密切联系;安巴尼本人也曾在2020年2月向特朗普表达这一意愿。2025年2月莫迪访美后，Jio及其主要竞争对手Airtel不再反对埃隆·马斯克旗下的卫星互联网服务Starlink进入印度，转而提出由它们在印度推广Starlink的服务。
与美国科技巨头建立联系，想必也有助于信实集团同美国谈判其他事务。石油炼制业务至今仍占集团收入的一半，因此国际关系的变化对信实集团影响尤为直接：它几乎所有原油都依赖进口，而超过三分之二的产品用于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销往欧洲。除了着力经营与特朗普家族的私人关系，安巴尼家族还严格遵从美国对原油来源的要求：2025年4月停止进口委内瑞拉石油，11月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后者原本占其原油需求的一半。2026年1月9日，就在美国以军事行动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几天后，信实集团向华盛顿申请许可，希望恢复进口此时已处于美国控制之下的委内瑞拉石油。随后，在2026年3月，与美国谈判取得为期三十天的俄罗斯石油进口制裁豁免的，是信实集团自身，而非印度政府。
最引人注目的是，2026年3月11日，特朗普宣布，信实集团将投资3000亿美元，在美国建设五十年来第一座新的大型炼油厂，专门用于加工美国页岩油。信实集团还将签订一项为期二十年的协议，购买该炼油厂的产品。负责开发这一设施的“美国优先炼油公司”(America First Refining)称，该项目“将抵消美国对印度贸易逆差中的3000亿美元”。印度商业媒体普遍称赞这笔交易，认为它将使美国和印度的利益长期捆绑在一起，并热切希望借此保护印度企业免受美国惩罚性措施的冲击。这种资本从第三世界国家流向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的“逆向流动”，无法仅从商业角度理解，必须从政治经济关系出发加以解释。
阿达尼集团在21世纪头十年初期的扩张，靠的是大量国内银行贷款。莫迪就任总理后，阿达尼的雄心与集团规模都成倍增长。此时，集团转而完全依靠发行境外债券和向外国银行借款;到2022年，这些外部融资已占其借款总额的一半。然而，这也使阿达尼集团容易受到国际压力的影响。首先，2023年，总部位于美国的兴登堡研究公司(Hindenburg Research)发布报告，称整个阿达尼集团是“企业史上最大的骗局”。报告导致其债券价格暴跌，并威胁到集团继续借款的能力。随后，在2024年11月，就在集团似乎已重新赢得外国投资者信任之际，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以阿达尼的公司贿赂印度官员为由，分别提起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这些事件表明，只要美国选择这样做，就能够对阿达尼集团施加极大的外部压力。
在此期间，阿达尼始终有计划地经营与美国及所谓美国“宪兵”以色列的关系。2022年7月，由阿达尼牵头、与以色列加多特集团组成的合资企业，取得了以色列主要港口海法港的租赁经营权;美国第六舰队也会停靠该港。阿达尼与以色列埃尔比特系统公司(Elbit Systems)成立的合资企业，则生产“赫尔墨斯”无人机和其他武器，出口至以色列。这些出口在加沙发生种族灭绝期间持续进行，至今仍未停止。2023年，在阿达尼集团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向阿达尼港口公司提供了5.53亿美元贷款，用于在斯里兰卡建设深水集装箱码头。更广泛地说，作为美国地区战略的一部分，阿达尼集团的国际业务获得了美国的明确支持。由美国推动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原计划连接阿达尼在印度蒙德拉和以色列海法的港口，并可能进一步连接其在希腊的港口。
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后，阿达尼表示，如果针对他的案件被撤销，他将在美国投资100亿美元，并创造1.5万个就业岗位。然而，当时美印贸易协定谈判也正在进行。分析人士猜测，特朗普政府可能会“采取强硬手段，试图利用阿达尼案推进美国的政策目标”。2025年6月，又出现了一项新的违规事项：阿达尼企业公司主动向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申报，称自己在过去十八个月里不知情地购买了原产于伊朗的天然气，违反了美国的单边制裁。在与美国司法部谈判时，阿达尼法律团队的负责人——他也是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再次提出了阿达尼在美国投资100亿美元的承诺。最终，2026年5月，三起案件均以缴纳罚款的方式解决。其中，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开出的罚款最高，达2.75亿美元。
这些企业集团并未着力发展自主技术能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依赖技术进口。例如，信实集团虽然投入超过350亿美元建设电信网络，承载了印度60%的数据流量，但其设备完全依赖外国供应商：4G设备来自三星，5G设备来自爱立信和诺基亚。(相比之下，中国华为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20%以上，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的一半以上。)
人工智能与印度企业部门
人工智能的兴起，使上述趋势更加明显。这里我们暂不讨论当今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究竟有何用途、又可能带来哪些危险;这些问题需要另行探讨。可以确定的是，人工智能正在印度被大规模应用，而其应用方式进一步加深了印度经济的从属地位。
首先需要指出，即使在近年人工智能兴起之前，数字化进程就已经加强了帝国主义对印度的控制。少数几家美国科技巨头掌握着印度使用的桌面和移动操作系统、浏览器软件、电子邮件服务、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即时通信应用、电商平台、支付应用和云服务，也因此能够接触到这些平台上产生的数据。电子商务使亚马逊和沃尔玛得以进入印度零售业，可能挤掉这一行业3500万至4000万从业者中的大量劳动者。印度的数字初创企业也主要由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持有。
人工智能的出现延续了这一过程。首先，正如前文所述，印度大型科技企业没有投入足够资源进行研发，也没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专有技术。相反，过去十年里，规模最大的四家企业通过派息和回购股票，向股东分配了6.2万亿卢比。即使人工智能已使它们的整个商业模式面临威胁，这些企业仍在加快向股东分配资金。
与此同时，印度政府有意识地将本国接入美国科技巨头主导的人工智能体系。2025年2月莫迪访美并与特朗普会晤期间，两位领导人承诺“与美国和印度的私营企业合作，制定一份《美印加快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路线图》”;在印度建设“大规模、源自美国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并提供“利用人工智能应对社会挑战的应用，同时落实保护这些技术所需的保障与管控措施，并减少监管障碍”。
2026年2月举行的印度人工智能峰会，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联系。美国主要科技企业的负责人出席了峰会。峰会期间，印度签署了《Pax Silica宣言》，加入这一由美国主导、旨在为关键矿产、半导体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立所谓“有韧性”的供应链的联盟。这里的实际含义是将中国排除在外。美国大使塞尔吉奥·戈尔宣称：“Pax Silica关乎自由社会能否掌握全球经济的制高点。”
在峰会上，信实集团承诺在未来七年投资1100亿美元建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阿达尼集团则承诺在未来十年投资1000亿美元。目前，谷歌与阿达尼正共同投资150亿美元，在印度沿海的安得拉邦建设一处规模至少为1吉瓦的数据中心园区。信实集团也在同一地区建设一个1吉瓦项目，与其在古吉拉特邦的吉瓦级项目相呼应。塔塔集团则与私募股权投资公司TPG合作，投入20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并计划另外举债筹集这一数额的两倍。美国咨询公司德勤认为，印度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在数据中心用地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数据中心用地价格可低至每平方英尺100至130美元。
在数据中心的“价值链”中，存在着鲜明的“种姓式”分工：芯片组、零部件、基础设施硬件、软件以及管理服务，都由美国企业提供并控制。印度企业和印度政府则负责征地、提供各种劳动力、施工、供应电力和水等公共设施服务，以及提供安保。
当然，所有外部成本都将由印度人承担。数据中心以耗电规模衡量，并非没有原因：一座额定规模为1吉瓦、按峰值需求的85%运行的数据中心，耗电量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据预测，到2030年，印度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将增长到目前的五倍。这有望让涉足发电业务的阿达尼集团和塔塔集团获得丰厚利润，却也可能像美国一些地区那样，推高当地电价。关于数据中心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说法只是烟幕：数据中心要求供电绝对不间断，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需求只能依靠火力发电来满足，并配备大量柴油发电设备作为后备。毕马威将这种柴油依赖称为该行业的“肮脏秘密”。印度目前一半的数据中心容量集中在孟买地区;当地已感受到污染加重和电价上涨的影响。此外，数据中心冷却设备需要消耗大量水。谷歌与阿达尼的数据中心园区位于水资源紧张地区，人权和环保活动人士已对该项目匆忙获得监管批准发出警告。
美国科技巨头和国际咨询公司一直敦促印度为数据中心产业提供大规模补贴、放宽监管。印度财政部长予以回应，在最新的中央预算中，专门向通过位于印度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开展业务的外国云服务提供商，给予为期二十年的免税优惠。
整个过程结束后，印度并不拥有由此产生的成果;这些成果归美国科技巨头所有。尽管印度签署了《Pax Silica宣言》，它甚至没有获得使用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的保障。文中举例称，2026年6月，美国单方面将Anthropic最新前沿模型“Fable”的使用权限限制在美国公民范围内，凸显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可以将整个在印度建设数据中心的计划，视为美国企业借助印度企业之手，对印度资源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攫取。
印度企业利益与美印“贸易协议”
简要考察印度几家最大的企业集团之后，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印度政府在经济和战略领域如何对待美国帝国主义。美印“贸易协议”便是一个例子。2025年，美国先对印度商品征收25%的所谓“对等关税”，税率达到此前平均水平的十倍;随后又因印度进口俄罗斯石油，额外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印度当局按照大企业的意愿，没有反驳美方的说法，而是默默进行谈判。印度当局甚至宣称：如果能通过谈判取得比其他对美出口国更低的关税，印度实际上可能从中受益。印度商务部长称之为“一生难遇的机遇”。最终，2026年2月，美国和印度签署了《临时协议框架》。
贸易协定通常被描述为能够增加双方的出口，实现互利。从这个意义上说，2026年2月的这份框架根本算不上什么贸易“协议”：其中没有一项措施旨在增加印度对美国的出口;它唯一明确提出的目标，是增加美国对印度的出口。例如，印度将允许美国所有工业品和“广泛种类”的农产品免税进入印度，而美国仍将对来自印度的所有商品征收18%的关税。
印度急于达成协议的态度，从谈判一开始就显露无遗。谈判刚启动，印度商务部就“敦促印度业界研究，哪些原本从中国及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可以改从美国采购”。事实上，就在美国最高法院即将裁定这些关税是否合法之际，印度政府仍匆忙推进协议。即使法院后来裁定这些关税违法，印度政府也继续进行谈判。
印度在这一“框架”中作出的两项单方面承诺意义重大。第一项，如前文所述，是向美国进口农产品开放印度农业市场：取消非关税壁垒(例如对转基因作物的限制)，并对“广泛种类”的美国农产品降低或取消关税。协议明确准许某些美国农产品进入印度，却没有列明任何保护印度农业的措施，例如哪些作物或产品将免受美国进口产品的竞争。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官员还大力宣扬，这项协议将为美国农民打开市场。
第二项承诺是：“印度计划在未来五年购买价值50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飞机及飞机零部件、贵金属、科技产品和炼焦煤。”作出如此规模的采购承诺，实属罕见。这种规模的进口会使印度目前对美国的580亿美元贸易顺差，转变为巨额贸易逆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于2026年5月访问新德里时确认：“印度已承诺在未来五年购买价值5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重点涉及能源、技术和农业。”印度方面并未反驳这一说法。
如果印度未能达到如此规模的对美进口，也未能将对美贸易顺差转为逆差，就可能面临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惩罚措施：美国重新对印度出口商品加征关税、设置非关税壁垒;采取措施限制印度的软件服务出口;美国信用评级机构下调印度评级;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美国拒绝提供紧急国际收支援助。
印度商务部长表示，5000亿美元的采购额并不难实现，以此表明印度确实会增加从美国的进口。然而，美国方面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任何协议的法律约束，仍可出于多种理由重新实施惩罚措施，例如印度从俄罗斯、伊朗等国进口石油。印度甚至不得不向美国申请有时限的许可，才能进口俄罗斯石油。
因此，双方签署的并非贸易协议，而是一份印度受美国支配的文件。然而，印度企业巨头却一致拥护2026年2月的美印《临时协议框架》。印度大企业已将自身命运与美国帝国主义绑在一起。“协议”带来的负担不会由它们承担，而会落到印度人民身上。同样的原因，也有助于解释印度政府为何在战略上如此深地受制于美国。
关键问题
随着全球危机冲击印度、印度统治阶级将危机的负担转嫁给印度人民，我们需要从历史和阶级关系出发，理解印度当前处境的成因。过去，围绕印度的发展进程及其停滞倾向，曾有过丰富的争论;这些争论以当时的阶级关系为核心，或至少将其纳入分析。印度进入新自由主义阶段后，此类讨论逐渐淡出了视野。
近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全球危机中陷入困境，发展理论重新受到关注。然而，如今它主要表现为对“发展型国家”的政策建议：如何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维持较高的投资率。这未能触及发展真正面临的障碍，因为这些障碍根植于制度结构。印度现有统治阶级和国家权力的性质，阻碍了真正的民族自主发展：它阻碍农业关系发生根本变革、国内市场没有得以形成、工业部门无法创造广泛就业、自主技术能力也未能得到发展、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难以建立互利关系，这也阻碍印度改变自身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随着世界和印度的危机加深，几个关键问题日益凸显：印度现有的生产关系是否需要改变?哪些阶级有意愿推动这种改变?他们又能够如何实现这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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