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组通报关于肖某董某莹事件调查处置及问责情况。通报摘要：
董某莹的北京科技大学成绩单系伪造；董某莹学位论文抄袭剽窃，其姑姑安排教师提供便利；19名相关人员被追责问责，中日友好医院等5家机构被责令整改。被问责人包括：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主持行政工作）崔某、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校长张某；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主任梁某阳、大外科护理单元副护士长兼胸外科护士长石某慧、护理部副主任、手术麻醉科护理单元护士长兼手术室护理单元护士长张某、脊柱外科主任移某；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务处处长马某；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仉某国、胸外科主治医师邴某、董某莹导师邱某兴、骨科吴某、骨科吴某宏、重复发表论文的通讯作者吴某科；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邢某增；北京科技大学班某娟、李某宽、马某渊、时任教务处副处长宁某钧。
处理的人不少。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
看过《西游记》的读者朋友们可能会发现，但凡有背景的妖怪都没啥事，只有那些没有背景的妖怪才会被打死。
笔者近期正在看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革命造反年代》（作者李逊），摘录一段如下：
【他（徐景贤）觉得，“参加革命追求的是民主、平等，怎么现在等级越来越森严，封建余毒越来越厉害。”市委在文革中的作为，更让徐景贤不满：市委自恃一贯革命，一贯正确，对于革命的群众运动抱着严重的抵触情绪。凡是北京红卫兵或是上海的群众对市委提出比较尖锐的意见，或是贴出批评、炮轰的大字报，市委就要派专人外调，追查别人有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企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或是右派。他们把保市委的人封为左派，调动工人、农民和一些劳动模范站出来保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市委又把我们这些机关工作人员推到第一线，而领导人自己却躲在幕后策划指挥，把我们作为挡箭牌和灭火器。
市委领导人还把一批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抛出来，把一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作为反动资本家抛出来，到后来实在混不过去，就把一些部、局级和大专院校的党员干部作为修正主义分子抛出来，而自己却想蒙混过关。
我认为市委执行的是一条打击群众、压制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主席提倡的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道而驰。】
另一份史料这样记载：
【在中央对聂元梓大字报予以重视和肯定的鼓动下，一些学校学生开始积极批判学校党委，批判政治运动的官办形式。不过当然党委的人也不会傻到心安理得地接受学生们的批评。
他们使用了一种被称为“抛”的战术，抛出无数个“小三家村”“小燕山夜话”、“小吴晗”，说白了也就是寻找替罪羊，意思就是说不是党委把问题搞坏了，学校里的那些老师们才是罪魁祸首，党委现在打倒这些人“以谢天下”。也就是让学生们把对校党委的不满发泄到老师头上去。
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一语道破天机：“我们已抛出一个‘三家村’，再抛出几个人就主动了，省委就没问题了”。
在中央一级，被LXX、DXX“抛”出的就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文化界的主要领导。仅在中南地区，被负责中南工作的陶铸、王任重以中央的名义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这个插曲却意味深长，它表现了这么几点：首先，党政官僚系统已经强大到可以驾轻就熟地转移社会矛盾，比如像这样把学生平日里积聚的对于学校行政系统的不满发泄到老师的身上。】
1967年4月27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目前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主流，跟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进行大联合，进行斗批改；另一种不可忽视的与主流同时存在的，冲击主流的，这里有保守势力，甚至有右派势力，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也活跃起来，要干扰这个方向，要把斗争......转到其它次要上去，次要的人，次要的事，这并不是主流。出现了这种情况也并不是坏事，它可以考验锻炼我们，也可以暴露已经出来的阶级敌人。
不要怕它，但我们不希望上他的当，不要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不要受干扰，牵涉，继续搞主要方向，就是继续搞大批判、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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