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昨天，写了一篇短文，批评新锐国际明星辛芷蕾，在威尼斯电影节发表获奖感言时，只字不提加沙和巴勒斯坦。
我认为，这非常冷血。
有人认为，这是道德绑架。
不!这不是道德绑架。
的确，在那样的场合声援加沙和巴勒斯坦，是一种道德行为，要求她这样做，也是一种道德要求。
在一般情况下，道德只能用来责己，不能用来律人。
但问题在于，辛芷蕾不是一般人，她是国际影星，是有巨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她的一言一行都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形象。
明星由于自己的影响力，可以享受很多普通人不能享受的特权，相应地，他(她)们也应该承担许多普通人不必承担的义务，也就是说，做为普通人，我们可以要求明星表现出更高的道德水平，可以向他(她)们提出道德要求。
这是非常公平的，也是一种国际惯例，根本不存在所谓道德绑架问题。
辛芷蕾的发言，充斥着一种“我终于了不起了”的沾沾自喜，并以“女孩们”的人生榜样自居，完全不提加沙正在发生的大屠杀，这传递了一种什么样的暗示呢?
其一，种族灭绝与我何干?加沙沦为地狱与我何干?只要个人成功就一切OK;
其二，这也是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所论述的大屠杀的“共谋”，因为这相当于在暗示：发生在加沙的一切都不重要，不值得一提。
可以想见，如果整个国际舆论界、文化界都是这样一种态度，最高兴的当然是内塔尼亚胡，他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继续屠杀了。
02
那么，是不是辛芷蕾完全不了解情况呢?
绝无可能。
——在电影节开幕之前，就有数百名国际电影制片人和艺术家敦促威尼斯电影节组织者“明确谴责以色列政府和军队正在进行的加沙种族灭绝和对整个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他们还要求拒绝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明星、名人参加电影节，比如《但丁之手》的主演盖尔·加朵和杰拉德·巴特勒。
——突尼斯女导演本·哈尼亚执导的聚焦6岁加沙女孩欣德·拉贾布死于以色列军队枪击的影片《欣德·拉贾布之声》，获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该片在主竞赛单元首映时，热烈的掌声长达23分钟50秒，是欧洲三大电影节从未有过的，成了一条引起众多关注的国际新闻;
——在电影节进行期间，有包括电影节嘉宾在内的数千名群众，参加了一场大型游行，谴责以色列并呼吁结束种族灭绝，电影节场地外，变成了一片巴勒斯坦国旗的海洋。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在声明中表示：“威尼斯电影节不能成为一个与现实脱节的活动，而应该成为一个谴责以色列正在实施的种族灭绝、西方政府共谋的空间，并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具体支持。”
……
所有这一切，难道辛芷蕾和她的团队都完全视而不见吗?
03
这里，最重要的因素还在于，中国是发生过南京大屠杀的国家。
近代以来，中国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掠夺和屠杀。
中国不是美国、英国那样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总是压迫其他民族，基本没有被别的国家和民族压迫过。
同情巴勒斯坦人民，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权利，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则接近，或者就应该是一种义务——因为在中国人民100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中，我们得到了世界各地坚持正义的人民和反法西斯战士的同情与支持，比如在晋察冀解放区殉职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南京的德国人拉贝。
1949年，我们赢得了独立和解放，中国人不再受到大屠杀的威胁了，难道我们不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没有忘记世界人民对我们的同情、支持和帮助吗?
更何况，中国当下进行的反对美国霸权、警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不都需要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正义人民的支持吗?
不久前，《南京照相馆》在国内引发观影热潮，很多人还希望影片能够在国际上引起反响。
那么，《南京照相馆》中的几个人，为什么拼死也要把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送出去，送给西方媒体呢?
难道不正是为了获取国际同情吗?
那个时候，我们有多么渴望国际关注，今天，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就有同样甚至加倍的渴望。
为什么我们的同情就那么吝啬呢?
应该明白：
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我们就是今天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在今天的加沙地带，被屠杀、被驱逐的就是1937年12月的我们。
无视他们，就失去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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