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在“樱花与刀”的十字路口
2025年10月4日，随着极右翼政客高市早苗当选日本自民党新任总裁，并即将出任日本新首相，一股裹挟着历史修正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与军事扩张主义的刺骨寒流，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自东瀛列岛席卷而来。这位在12年内11次参拜靖国神社、公然将侵华战争歪曲为“自卫战争”、叫嚣“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政客的上台，绝非一次寻常的政权更迭，而是一个深刻的、危险的政治信号。它标志着日本的统治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在面对其内外不可克服的深刻危机时，正试图从军国主义的坟墓中，唤起法西斯主义的亡灵，作为其维持统治、转嫁矛盾的最后赌注。
日本国内外的舆论场，为此充满了“完了”的哀叹与戏谑。然而，简单的道德谴责或情绪化的反应，无法触及问题的本质。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科学理论，去解剖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刻阶级根源与历史逻辑。
本文的使命，就是要系统性地论证：高市早苗的上台，及其所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态势，并非个人狂妄或偶然的政治“右转”，而是日本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陷入长期停滞、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并在全球霸权体系中地位日益衰落的“末路”阶段，所必然采取的一种垂死挣扎。我们将从其否认历史的意识形态根源入手，进而剖析其军事扩张与干涉台海的内在经济动因，揭示其煽动民族主义以转移阶级矛盾的统治伎俩，并最终阐明，这条通往战争的毁灭之路，不仅将给亚洲和世界带来灾难，也必将加速日本帝国主义自身的最终覆灭。
第一章：靖国神社的招魂术——历史修正主义作为军国主义复活的意识形态序曲
1.1 对侵略史的系统性否定：为法西斯战犯“平反”
任何一个反动政治势力的抬头，都必然以一场历史的“平反”与“重塑”为先导。高市早苗及其代表的日本极右翼，其全部政治议程的起点，便是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系统性的、无耻的否定与美化。
从坚持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将其称为“个人自由”；到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基本历史事实；再到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全面侵略，歪曲为一场“自卫战争”。
这一系列言行，绝非个别政客的“失言”，而是一整套精心构建的历史修正主义话语体系。其核心目的，就是要为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脱罪”，为那些双手沾满亚洲人民鲜血的法西斯战犯“恢复名誉”，从而为今天重新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扫清道义上和心理上的障碍。
1.2 精神的“脱亚入欧”与现实的“军国回归”
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其根源在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深刻矛盾：即精神上“脱亚入欧”的帝国主义优越感，与现实中无法彻底清算其侵略历史、并与亚洲邻国真正和解的政治困境。
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成功跻身帝国主义列强行列的国家，其统治阶级内部始终存在着一种对其他亚洲民族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蔑视。他们从未真正地、发自内心地为那场战争忏悔，而仅仅是将其视为一场“不幸的”、最终“战败”的冒险。
因此，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会立刻撕下“和平主义”的伪装，试图重新唤起“大东亚共荣圈”的帝国旧梦。高市早苗，正是这种潜藏在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灵魂深处的、最黑暗、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幽灵的当代化身。
1.3 意识形态的“备战”：为新一代“皇军”铸魂
否定历史，不仅是为了“脱罪”，更是为了“铸魂”。一个国家如果要重新走向战争，就必须首先在精神上，为其新一代的士兵和民众，提供一种能够让他们心安理得地去杀戮与被杀戮的“正义性”叙事。
通过将过去的侵略美化为“自卫”，将战犯供奉为“英灵”，日本右翼正在试图重新构建一种扭曲的、以极端民族主义和皇国史观为核心的国民精神。他们要让今天的日本青年相信，昨天的那场战争是“光荣”的，那么明天的另一场战争，也同样可以是“神圣”的。
这是一种最阴险、也最彻底的意识形态“备战”，其锋芒所向，令人不寒而栗。
第二章：从“和平宪法”到“国防军”——日本垄断资本的军事扩张冲动
2.1 “失去的三十年”：资本主义停滞的经济根源
高市早苗所鼓吹的穷兵黩武路线，其最深刻的驱动力，源于日本资本主义长达三十年的结构性停滞。自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以来，日本经济便陷入了低增长、低通胀、人口老龄化、产业竞争力相对下降的“失去的三十年”。
列宁早已深刻揭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其腐朽、停滞、垂死的阶段。当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内部的资本积累与市场扩张，达到饱和与极限时，它就必然会寻求通过更具侵略性的、非经济的手段——即军事与政治的扩张——来为其过剩的、无法在国内找到有利可图出路的资本，开辟新的空间。
修改“和平宪法”，将防卫预算提升至GDP的3.5%乃至“无上限”，发展“敌基地打击能力”，正是日本垄断资本在走投无路之下，试图通过重新军备化，来刺激经济、并为未来的军事冒险做准备的必然选择。
2.2 摆脱“战败国”枷锁：谋求“正常国家”地位的政治野心
二战后的“和平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这一条款，连同“美日安保条约”，构成了战后束缚日本的“双重枷锁”。
它一方面限制了日本的军事自主权，使其在政治和军事上，沦为美国的附庸；但另一方面，也客观上阻止了其军国主义的彻底复活。
而高市早苗所代表的极右翼势力，其毕生的政治野心，就是要砸碎这一枷锁。他们所谓的“正常国家化”，其核心就是要修改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更名为“国防军”，获得完整的交战权和海外派兵权。这绝非简单的名义变更，而是一次根本性的、旨在摆脱“战败国”身份、重新成为能够独立发动战争的帝国主义强权的政治蜕变。
2.3 迎合与挑战：对美帝国主义的复杂心态
在这场“正常国家化”的进程中，日本右翼对美国，抱着一种极其复杂和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他们需要迎合美国的“印太战略”，通过在东亚地区扮演更具攻击性的“反华急先锋”角色，来换取美国对其修改宪法、扩充军备的默许和支持。高市早苗鼓吹“美日核共享”，正是这种迎合的体现。
另一方面，他们的内心深处，又始终燃烧着摆脱美国控制的欲望。一个真正“正常”的帝国主义国家，绝不会甘于永远做另一个国家的军事附庸。因此，高市早J早苗的政策，也必然包含着与美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潜在冲动。
这种既要利用美国、又要最终摆脱美国的矛盾心态，使得日本的军事化，成为一颗极不稳定的、随时可能引爆地区冲突的定时炸弹。
第三章：“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以干涉中国内政作为帝国主义突破口
3.1 “生命线”的重现：对台湾的地缘政治与经济觊觎
高市早苗反复叫嚣的“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绝非一句简单的外交辞令，而是其帝国主义野心最赤裸裸的告白。这一论调，是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满蒙是日本生命线”这一侵略理论的当代翻版。
从地缘政治上看，台湾地处日本从马六甲海峡获取石油和资源的“海上生命线”的关键节点。控制或影响台湾，被日本右翼视为其确保能源与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
从经济上看，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将台湾纳入其经济和技术势力范围，是日本垄断资本梦寐以求的目标。
从政治上看，干涉台海，则是日本摆脱“战败国”束缚、向世界展示其“大国担当”（即军事干涉能力）的最佳舞台。
3.2 充当帝国主义的“亚洲宪兵”
通过将自身的安全与“台湾有事”进行捆绑，日本右翼势力试图为其军事干涉中国内政，制造“合法性”借口。
他们积极地拉拢台独分裂势力，鼓动构建所谓“日美台菲澳”的安全网络，其真实目的，是要将自己打造成美帝国主义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代理警长”和“亚洲宪兵”。
这种狐假虎威的策略，极其阴险。它使得台海问题，从中国的内政问题，复杂化为一个可能引发大国直接军事冲突的国际问题。
日本右翼，正企图通过在台海“玩火”，来实现其修改宪法、海外派兵的野心，将整个东亚地区，都绑上其军国主义的战车。
3.3 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根本性挑战
高市早苗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质疑，及其与赖清德等“台独”分子的勾结，是对战后国际秩序和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根本性挑战。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早已明确规定台湾是中国领土。承认“一个中国”，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提。高市早苗的言行，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更是对其自身作为“战败国”所应承担的法律和道义责任的公然背叛。
这雄辩地证明，一个不清算其历史罪行的国家，是永远不可能真正走上和平发展道路的。
第四章：煽动民族主义的伎俩——以“中国威胁”转嫁国内阶级矛盾
4.1 内部矛盾的火山口：阶级固化与社会撕裂
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不仅有其外部的扩张冲动，更有其深刻的内部矛盾根源。在“失去的三十年”里，日本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终身雇佣制的瓦解、派遣工等非正式雇佣的泛滥，使得日本工人阶级的生活日益贫困化和不稳定化。阶级固化现象极其严重，普通民众的上升通道几乎被完全堵死。社会的停滞与绝望感，弥漫在整个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年一代之中。
这种深厚的社会不满，如同一个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口，对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构成了最直接的威胁。
4.2 “中国威胁论”作为“完美的”替罪羊
面对这一威胁，日本统治阶级所能找到的、最有效、也最廉价的“解药”，便是煽动极端的民族主义，将一切国内矛盾的根源，都归咎于一个外部的“敌人”。而日益强大的中国，便成为了这个“完美的”替罪羊。
在高市早苗等右翼政客的话语中，日本经济的衰退，是因为中国的“不公平竞争”；日本民众的失业，是因为中国的“产业掏空”；甚至连奈良公园的鹿瘦了，都是因为中国的“野蛮游客”。
通过这种系统性的、不择手段的污蔑与构陷，他们成功地将日本民众对自身困境的愤怒，从指向国内的垄断资本和腐朽政客，转移到了指向“邪恶的”中国身上。
4.3 饮鸩止渴的统治术：从煽动排外到法西斯化
这种将阶级矛盾偷换为民族矛盾的统治术，是历史上所有法西斯政权上台前的共同伎俩。它通过制造一个外部的“共同敌人”，来强制性地弥合国内的阶级裂痕，将整个民族都捆绑在其战车之上。
高市早苗的上台，标志着日本的统治阶级，正在这条饮鸩止渴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试图用民族主义的狂热，来为日益衰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续命。然而，历史的规律是无情的。
一个无法解决其内部阶级矛盾、只能靠煽动仇外情绪来维持的政权，其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在对外的军事冒险中，走向彻底的自我毁灭。
第五章：历史的必然——帝国主义的垂死挣扎与人民的最终选择
5.1 悬浮国会的制约与经济的命门
尽管高市早苗的上台，预示着极其危险的前景，但我们同样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到其面临的巨大制约因素。
在政治上，自民党联合政府已在国会失去多数席位，高市的任何激进政策，都将面临在野党和党内温和派的巨大阻力。
在经济上，日本对华贸易的深度依赖（年出口额高达6400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量的20%以上），是其无法挣脱的“命门”。丰田、索尼等垄断资本集团，绝不愿看到中日关系的彻底破裂，损害其在中国市场的巨大利润。
这种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高市将最极端的言论转化为实际政策的能力。
5.2 中日人民的觉醒与反抗
更重要的制约力量，来自于中日两国人民的觉醒与反抗。中国人民早已不是1931年的中国人民，对于任何敢于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行径，必将予以迎头痛击。这种坚定的国家意志和强大的综合国力，是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最坚实的保障。
同时，日本国内的人民也并非铁板一块。高市的上台，在日本网络上引发了“完了”的集体哀嚎。这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的普通民众，对于被极右翼政客绑上战车、重蹈历史覆辙的深刻恐惧。和平主义的力量，在日本社会依然有着深厚的根基。
中日两国人民对和平的共同向往和对军国主义的共同反对，是最终能够战胜这股反动逆流的决定性力量。
5.3 帝国主义的最终归宿：战争与革命
列宁曾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其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之时，发动战争，是其内在逻辑的必然延伸。高市早苗的上台，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它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正在滑向战争的深渊。
然而，列宁同样指出，帝国主义也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战争，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但它同时也会以最残酷的方式，去教育人民，唤醒人民。它会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人民、反人类本质，暴露得淋漓尽致。当日本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将日本的人民，重新推入战争的绞肉机时，等待它的，必将是日本人民的再次觉醒与革命。
这，才是历史的最终裁决。
结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综上所述，高市早苗的上台，及其所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汹涌态势，是日本帝国主义在面对其长期的经济停滞、深刻的阶级矛盾和衰落的国际地位时，所进行的一场绝望的、歇斯底里的垂死挣扎。它以历史修正主义为意识形态先导，以修改宪法、扩充军备为核心议程，以干涉中国台海内政为战略突破口，并以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来转移国内阶级矛盾。这一整套组合拳，清晰地勾勒出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正如何一步步地滑向法西斯化与战争的深渊。
面对这一严峻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我们必须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准备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历史修正主义的言论，进行最彻底、最无情的揭露与批判，绝不给其任何模糊和美化的空间。在经济上，我们必须加快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逐步摆脱对日本某些技术和零部件的依赖，为未来的全面斗争，准备好充足的物质基础。在军事上，我们必须以“能战方能止战”的清醒，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确保我们拥有足以粉碎任何来犯之敌的、压倒性的实力。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将日本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与广大的、同样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严格地区分开来。我们要积极地、主动地，与日本国内的一切和平、进步力量相结合，建立最广泛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国际统一战线。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势力，都终将被碾得粉碎。
高市早苗之流的猖獗，不过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等待他们的，必将是历史和人民最公正、也最严厉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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