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法权最早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论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分配原则时，他这么说：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各个个人劳动小时的总和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他所给予社会的劳动量，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取回来。显然，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持续时间或者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主要观点为：
a社会主义第一阶段，按劳分配原则形式上是平等的(多劳多得)，但由于人们劳动能力、家庭负担、健康状况等天然差异，实际结果是不平等的。这种“以劳动为同一尺度”的平等权利，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形式平等掩盖事实不平等)。
b社会主义“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权利不能超越经济结构和文化发展水平，因此必须保留这种“资产阶级的框框”。
c只有当生产力极大发展、三大差别消失、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时，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那时资产阶级法权才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其基于马克思的论述上指出了：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不会立即消亡，而是作为“半国家”存在，用于镇压剥削阶级残余、组织生产，并逐步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资产阶级法权”不是主观意愿，而是由生产力水平和旧社会痕迹决定的。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经济关系、分配制度和人们的观念中。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打碎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却在维持着资产阶级法权相当程度内的运转和存在。进而，列宁提出了对于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忧：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他们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热情、百倍的毅力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舒适的生活，而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了。而且剥削者后面还有国际资本的支持，因为国际资本在‘自己的’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还能保持一定的实力。”
先锋队(党)内部也可能出现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和科层制残余，因为干部来自旧社会，旧习惯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会渗透。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和平建设”，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但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之下，以直接暴力武装冲突剥夺人的主体范畴的生存状态已经不能继续维系，需要而法权思想本身也是头脑当中的观念性存在，因此需要以文化性的实践理论来完成继续革命下的工作。
葛兰西的文化阵地战正为此提供了持久战框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需在新的市民社会由先锋队中开展“分子式”渗透，改造旧常识，建立无产阶级集体意志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公有化)，中国形成了新型社会结构。虽然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但教育系统、文艺机构、单位制度、基层组织等仍构成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阵地。这些阵地既是巩固政权的基础，也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残余(等级观念、官僚主义、旧文化习惯)容易存留的领域。新中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从“市民社会”“霸权机器”为战场发起点，在官僚系统内部和舆论机器上向外的双重运动性。如三反五反，57年双百之后的反右运动。1958年桥人民日报一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石破天惊：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
所谓意识是人的物质实践的客观反映，其形成从实践中来，又指导人的实践开展。在56年一化三改完成下，却出现了制度上从供给制到薪金制的倒退，诚然是有是什么“现实因素”。但是妥协之下仍要警醒：
要去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攻击供给制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主张用物质刺激和等级观念“调动积极性”。这实质是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上对无产阶级革命传统的进攻。而破除法权思想必须从文化入手：恢复和发扬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干群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在文化上树立共产主义新风尚。因而在社会主义阶段继续进行思想革命，不能让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文艺、道德、教育等领域复活，否则会动摇经济基础。
以至于批鬼戏，批判《乞丐义学家传》，《三家巷》，《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正是葛兰西文化阵地战的深刻体现，当权派在整体上作为控制舆论霸权机器的一方，遭到以《文汇报》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以阵地战方式的冲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正是葛兰西文化阵地战的深刻体现，当权派在整体上作为控制舆论霸权机器的一方，被以《文汇报报》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以阵地战的方式遭到冲击：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在文化战线上，我们必须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展开坚决的斗争。”
文攻武卫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继续革命的重要策略：
文攻是以文化、舆论、思想批判为主要形式，通过大字报、大辩论、群众批判会等手段，进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观念、分配关系和人与人关系中的残余。武卫是在必要时进行武装自卫，保卫革命群众、革命委员会和新生事物，防止反革命势力对文攻的镇压和反扑。
这一策略不是二元分裂，而是辩证统一：文攻是主要方向(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武卫是辅助手段(保卫阵地战成果)。它服务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上层建筑的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葛兰西的阵地战是主要形式，但承认在必要时需配合运动战/防御;“文攻武卫”同样以文为主、武为辅，武卫服务于保卫文攻成果。这种辩证法避免了单纯文化主义或盲目冒险主义，是对列宁主义在不同国情下的创造性发展。 葛兰西强调的有机知识分子(与特定阶级有机结合、传播其世界观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思想中体现为知识分子改造与工农相结合。毛泽东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再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否则容易成为旧意识形态的载体。这与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高度一致：不是抽象精英，而是服务革命实践的文化战士。
cr期间，工人造反派和学生红卫兵等群众组织，正是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生动展开。他们冲破旧有文化机构，批判“zz派”和旧思想，占领学校、工厂、文艺阵地，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等形式的斗争。这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文化阵地战”：通过群众性组织，打破旧的“同意”结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相互关系和分配观念中的影响，试图实现上层建筑的革命性改造。红卫兵和造反派虽有历史局限，但其作为“有机”力量参与文化斗争的模式，印证了葛兰西阵地战思想的实践价值——不是自上而下的简单灌输，而是群众在阵地上的主动争夺。
conti-revo的靶标与理论贯通ze正是在列宁基础上，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之一，是上层建筑领域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顽固存在。cr明确以“破四旧、立四新”为抓手，改革教育、文艺等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与葛兰西的阵地战形成理论契合：两者都反对机械唯物主义，都强调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都主张持久占领阵地以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
新中国改造后的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契合：通过有机知识分子引导、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参与，在市民社会式阵地中限制法权残余，推进继续革命。这证明，葛兰西理论不是“西方修正主义”，而是可与东方革命经验相互补充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成果。
有人说：葛兰西讲的是夺取政权前的夺权方式，而毛泽东同志说的是建立政权之后的防止腐化，不是同一个问题范畴。这种说法看似合理，其实是犯了如同布哈林般的机械唯物主义错误。
葛兰西的阵地战强调在市民社会中长期争夺文化领导权，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意识形态基础;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则针对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和复辟危险，主张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持久斗争(如文攻武卫、限制法权思想)。二者都根植于列宁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长期性和国家作用的论述，共同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强调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先行性与巩固性——前者是战略准备，后者是战略延续，本质上属于无产阶级领导权争夺与巩固的同一理论范畴。简单以“夺权前 vs 夺权后”对立两者，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它忽略了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仍需在新型“市民社会”阵地中持续斗争的现实，也无视苏东剧变中文化领导权丧失导致的深刻教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二者的辩证统一中汲取防止复辟、巩固政权的智慧，而不是人为制造对立。
毛主席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线。部分自称“马列毛”的宗派主义者，不择手段污蔑葛兰西为“修正主义”“违反马列主义”，断章取义《狱中札记》，随意拼接其对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对西方具体国情的战略分析，以及对某些极左政策的异议，将其打成“西马鼻祖”“开门者”。
这种做法极其恶劣：他们对葛兰西的理论独特性和革命贡献视而不见，却对苏修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巨大破坏(官僚化、停滞、对外大国沙文主义、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等)长期视而不见、避重就轻，甚至为之辩护。这暴露了其双重标准和严重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教条和派系标签，只认特定历史表述，不认活的理论发展;只讲“纯洁性”划线，不讲具体条件下的创新与补充。他们割裂了葛兰西与列宁-ze传统的内在联系(对文化领导权和上层建筑斗争的重视)，浪费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却不敢正视苏修才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最大挫折的首要内部因素。这种不择手段的污蔑，不仅是理论上的不诚实，更是政治上的宗派主义，严重损害左翼团结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誉。
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应坚持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包括葛兰西在内的有益遗产。在新中国社会阵地中，在有机知识分子与工人rebels、RGuard等群众组织结合的实践中，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斗争。这不是“媾和”，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然要求。只有超越宗派标签，团结一切理论力量，社会主义运动才能在文化阵地战中不断巩固政权、推进历史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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