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此前撰写了《葛兰西狱中真相与“反《资本论》”争议》一文，对网上出现的攻击葛兰西的言论进行了逐一辨析。随后，人境网刊发了一篇署名痰翁的文章《关于葛兰西的真相是什么?一个马列毛主义者对此的一点看法》，对笔者的文章提出了系统性的反驳。[本站也发表了一篇读者来稿：一个马列毛派对葛兰西问题的意见，可参阅]
人境网文章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关于狱中待遇。文章认为笔者将葛兰西的狱中伙食解释为“病号餐”是“断章取义”，质疑葛兰西在狱中享受特殊待遇。文章暗示葛兰西的弟弟马里奥·葛兰西(Mario Gramsci，1893—1945)是法西斯分子，曾担任国家法西斯党在瓦雷泽的第一个联邦书记，因此葛兰西受到了“特殊照顾”。
第二，关于理论立场。文章认为笔者对葛兰西1917年文章《反〈资本论〉的革命》的辩护“并不能完全消解问题的实质”。文章质疑葛兰西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指责这一说法“就是在质疑规律的客观性”，并追问：如果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被“人的意志”所“冲破”，那么这种解读与唯心史观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第三，关于政治定性。文章将葛兰西与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1886—1944)进行对比，试图通过“谁死得更惨”来判定谁“更革命”。文章还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1964)是“葛兰西的学生”，断言两人都是“修正主义者”。
这些批评的核心手法极为简单：截取只言片语，脱离上下文，歪曲原意，然后贴上“西修”“叛徒”的标签。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武器，逐条剖析这篇文章的理论谬误与事实歪曲。
一、“亲属株连”：一场反马克思主义的血统闹剧
人境网文章反复提及葛兰西的弟弟马里奥是法西斯分子，暗示葛兰西因此受到“特殊照顾”。这种论证手法，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属于典型的“血统论”——而马克思本人正是血统论最坚决的批判者。
首先，葛兰西与马里奥早已政治决裂。国际葛兰西学会(International Gramsci Society)的研究明确记载：“马里奥·葛兰西是其家庭中唯一的法西斯成员”。安东尼奥早在1921年就与他断绝了关系，除了1927年一次短暂的和解外，两人一直保持决裂状态。用决裂亲属的立场来否定本人，是彻头彻尾的“血统株连”。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用家庭出身来判断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恩格斯出身于普鲁士工厂主家庭，他的父亲和弟弟都是资本家——按此逻辑，恩格斯岂不是“资产阶级代理人”?马克思本人出身于犹太拉比家庭，按此逻辑，他是否应该为宗教服务?这种“亲属株连”的论证，恰恰是马克思毕生与之斗争的非科学思维。
最后，马里奥的奔走恰恰反证了迫害的严重性。1926年11月8日，葛兰西在前往议会的途中被墨索里尼的警察逮捕。1928年6月，法西斯特别法庭判处他二十年八个月徒刑。法西斯检察官在决定监禁葛兰西时冷酷地宣称：“我们必须让(葛兰西)这颗头脑停止运作二十年!”马里奥后来的奔走和妹妹泰雷西娜的努力，恰恰证明葛兰西在狱中的处境极其恶劣——家人需要动用一切关系争取基本医疗。这不是“特殊照顾”的证据，而是法西斯残酷迫害的证明。
二、“苦难拜物教”：谁死得更惨谁就更革命?
人境网文章最卑劣的手法之一，是将葛兰西与台尔曼进行机械对比——台尔曼于1944年8月18日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杀害，而葛兰西1937年病逝于狱中。这种对比的潜台词是：台尔曼死在集中营，葛兰西死在病床上——所以葛兰西“不够革命”。
这套逻辑的流氓之处在于：它把“受难程度”当作衡量革命性的标尺，把“死法惨烈度”当作政治忠诚度的试金石。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这是苦难拜物教。
按照这个逻辑，来做两个思想实验。
其一，小说《红岩》中的革命者。江姐在狱中遭受竹签钉指甲的酷刑，而许云峰在狱中还能挖暗道、成岗还能隐瞒身份——是不是许云峰和成岗就“不够革命”?《红岩》中的革命者利用各种条件争取生存、等待时机，按此逻辑，他们岂不都成了“投机分子”?革命者的任务是“改变世界”而非“求死”，是利用一切条件保存力量、继续战斗，而不是比赛谁死得更惨。把“受难”当作政治投名状，这恰恰是反动派最乐于看到的——他们巴不得革命者主动放弃治疗去死。
其二，列宁的西伯利亚流放。1897年5月，列宁被沙皇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叶尼塞省米努辛斯克专区的舒申斯克村。根据其夫人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рупская，1869—1939)的回忆录，列宁每月只有八卢布的流放津贴，却能“租到一间干净的屋子，有饭吃，有人洗补衬衣”。更“过分”的是：“一星期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杀一只羊，天天给他吃，直到吃完为止;羊肉吃完之后，就买牛肉……牛奶和奶饼，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的狗都可以尽量吃。”列宁本人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在这里，每个人都发现我在夏天变胖了，晒黑了，看起来很像西伯利亚人。这就是狩猎和乡村生活的意义!圣彼得堡的一切苦恼立刻都忘却了!”
按照人境网文章的逻辑，列宁这哪是“流放”?这简直是“西伯利亚度假”!是不是也要质问列宁“背叛革命”?但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列宁从未因流放期间的伙食而背叛革命。他利用流放时间大量阅读、写作、思考，为日后的革命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同样，葛兰西在狱中忍受着“可怕的监狱饮食和几乎不存在的医疗照顾”，在濒死的身体条件下写出了33本笔记本、约2848页的《狱中札记》——这不是“享受”，这是在用生命战斗。
葛兰西和列宁只要转变立场，随时可以换取自由和优渥生活——但他们都没有。恰恰是这种“有条件改善却拒绝妥协”的选择，证明了他们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
三、“反《资本论》”：机械教条主义者的照妖镜
人境网文章最“学术”的指控，是指责葛兰西1917年文章《反〈资本论〉的革命》“质疑规律的客观性”，滑向了“唯心史观”。这是对葛兰西原意最典型的断章取义。
首先，葛兰西批判的“规律”是什么?
葛兰西在1917年12月写道：“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在俄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他接着写道：“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并用毫不含糊的行动和所取得的胜利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
这段话的矛头指向谁?指向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者——那些把《资本论》当作“历史铁律”、认为俄国必须先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才能革命的教条主义者。葛兰西批判的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
其次，葛兰西是否否定了唯物史观?
恰恰相反。他在同一篇文章中紧接着写道：“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否定了《资本论》中的某些结论，但他们并没有抛弃它的富有生命力的内在思想。”他解释道：“这些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并没有用这位大师的著作教条主义式地去编制一种容不得讨论的僵化理论。他们实践着马克思的思想”。他进一步阐述：“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彼此联系着的人……他们对经济事实作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并形成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存在着、运动着，并且终于像一股火山熔岩一样，能够按照人的意志所决定的那样，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开辟道路。”
这段话哪里“背离”了唯物史观?它恰恰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注脚：“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最后，马克思本人如何看待“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写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说的“规律”是趋势，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作用的倾向，而不是超历史的永恒铁律。把“趋势”等同于“铁律”，恰恰是马克思本人批判的机械唯物主义。
人境网文章的作者把“规律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等同于“规律不存在”——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恰恰是辩证法最坚决的敌人。马克思的辩证法强调的是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的统一，而不是二选一。葛兰西的贡献，正在于提醒人们：规律不自动实现，必须通过有组织的实践来“翻译”成历史。
四、“文化霸权”与“阵地战”：对理论创新的无知
文章称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是“从第二国际剽窃来的”，说“阵地战”是“放弃暴力革命”。这些指控暴露了作者对葛兰西理论的无知。
什么是“文化霸权”(Hegemony)?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依靠强制(警察、军队等“政治社会”)，更依靠同意——通过学校、媒体、宗教等“市民社会”机构，将资产阶级价值观灌输为“常识”。因此，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夺取国家机器，还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领导权。有学者指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开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研究先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新与发展”。
葛兰西的过人之处在于将诞生于俄国语境中的“hegemony”概念，转而用于分析西欧议会制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权力的结构。
什么是“阵地战”(War of Position)?这是葛兰西用以区别于俄国革命“运动战”的策略概念。在俄国，资产阶级国家相对薄弱，可以用“运动战”一举夺取;在西方，市民社会像“坚固的堡垒”，需要“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去夺取”。把“阵地战”等同于“放弃暴力革命”，是对葛兰西的严重歪曲。他从未否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他只是指出：在西方条件下，革命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复杂的形式。这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髓。
五、“陶里亚蒂是葛兰西的学生”：师承株连的逻辑破产
文章称陶里亚蒂是葛兰西的学生，两人都是“修正主义者”。这种“师承株连”的逻辑，在理论上不值一驳。
第一，陶里亚蒂与葛兰西是共同创立意共的战友，不是简单的“师生”关系。1911年，两人在都灵大学就读期间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运动。1919年春天，两人与其他人共同创办了《新秩序》周刊。1921年1月，两人共同创建了意大利共产党。
第二，学生走歪了路，不能证明老师也是歪的。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恩格斯甚至指定他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之一。考茨基后来成了妥协主义的代表——按照人境网文章的逻辑，马克思和恩格斯岂不是“修正主义祖师爷”?这种逻辑的荒谬，一目了然。
结语：谁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
人境网文章的作者自称“马列毛主义者”，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机械决定论和教条主义的水平上——而这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毕生批判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写道：“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葛兰西的整个理论工作，正是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的体现。他不是在“修正”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
葛兰西被法西斯关押了十一年，在“可怕的监狱饮食和几乎不存在的医疗照顾”中，写下了两千多页的《狱中札记》。他死于法西斯监狱，年仅四十六岁。
在葛兰西逝世后，根据第三国际的官方定性：“葛兰西与群众紧密相连，善于在群众这所学校中学习，能够洞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是不屈不挠的革命者，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始终忠于共产国际与自己的政党。”
如果这叫“修正主义”，那请问：您定义的“革命者”标准到底是什么?难道非要像台尔曼那样死在集中营里才算合格?
葛兰西用生命证明了一件事：思想是刺穿监狱墙壁的最锋利的武器。而那些试图用谣言和曲解来否定他的人，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被法西斯关押了十一年的囚犯，能让法西斯恐惧到要“让他的头脑停止运作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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