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前8个月，中国贸易顺差累计达8055.1亿美元。8月单月顺差1190.9亿美元，较上月扩大约6%，对美出口逆势增长34.4%。继2025年录得创纪录的1.2万亿美元顺差后，2026年全年顺差大概率再度突破万亿美元大关。
著名经济学家仲大军的“观点”一针见血：“中国把大量产品拿去给外国人享受，自己节衣缩食过紧巴日子。顺差的实质是财富外流。”这不是简单的“唱衰”，而是对一种深层结构性失衡的精准概括。中国在向世界输出商品的同时，也在向世界输出自己的财富。要理解这个悖论，必须穿透“顺差=赚钱”的直觉，进入国际收支的深层结构。一、顺差去哪了?——三重“财富漏出”的解剖货物贸易顺差从来不是财富的净增加。它只是一张“毛收入”的账面数字，在它变成可支配财富之前，还要经历三重扣除。第一重漏出：服务贸易逆差。2026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1120亿美元，其中旅行服务逆差是最大项。中国游客的海外消费、知识产权使用费、运输保险等服务支出，构成对货物顺差的系统性抵扣。第二重漏出：投资收益逆差。这是最隐蔽也最致命的漏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之一，对外净资产规模庞大，但投资收益却常年为负。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的研究揭示了核心原因：中国对外投资收益平均为3.13%，利用外资成本却高达5.99%，负利差达2.86个百分点。翻译成大白话：中国用低成本借来的外资，被外资以高回报拿走了利润;中国以高成本投出去的资产，只换回了低回报。 中国作为债权人，反而向债务人支付了利息。2026年上半年，中国初次收入逆差达451亿美元，主要来自投资收益逆差。这笔钱从哪里来?从中国的货物顺差中扣除。中国每赚100美元货物顺差，就有相当一部分被外资以利润汇出的方式拿走。第三重漏出：外资利润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外资在华利润仅有约35%选择留在中国再投资，其余大部分以利润汇出形式流出。这意味着，外资企业在华经营产生的利润，每三块钱就有两块钱离开了中国。三重漏出叠加，结果就是：中国辛辛苦苦赚来的贸易顺差，在变成国民财富之前，已经被大量“截流”了。顺差不是财富，顺差只是财富的起点。二、外汇循环的真相：顺差如何变成“纸上财富”一个尖锐的追问是：既然顺差这么多，为什么外汇储备没有同步暴涨?为什么普通人感觉不到“国家更有钱了”?答案在于外汇循环的另一个真相：顺差形成的外汇收入，绝大部分并没有“沉淀”为可自由支配的国家财富，而是以“被动持有”的方式锁在了美元资产中。中国的外汇储备以美元计价的美债和其他低收益美元资产为主。2026年，随着美元利率高企、美债价格承压，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元资产实际购买力在缩水。中国用实实在在的商品换来了一堆不断贬值的纸面资产，而这些资产的收益率——如前所述——远低于外资在中国攫取的利润回报率。这不是“赚钱”，这是“借钱给美国人消费，同时向美国人支付利息”。 仲大军所说的“财富外流”，指向的正是这一层：中国以贸易顺差的形式输出商品，以资本输出的形式回流美元，形成了一种“货物净流出、资产净锁定”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中国是最大的生产者，却是最小的受益者。三、内需为什么起不来?——顺差逻辑与消费逻辑的结构性冲突如果说顺差本身不是问题，那么真正的问题在于：当顺差成为一种“惯性依赖”，内需就永远起不来。2026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1.3%，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房地产成交量较2020年高点回落约65%。内需疲弱的根源，深植于“出口导向+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之中。在这个模式中，资源(资金、土地、劳动力)被系统性地配置到出口部门和高投资领域。出口退税政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25年出口退税总额突破2.1万亿元，相当于税收收入总额的12.1%。这笔巨额的财政补贴，本质上是用全体纳税人的钱，补贴海外消费者。当财政资源被大量配置到出口补贴、基建投资和产能扩张上时，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直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领域获得的资源就相对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GDP增长，消费信心持续走低——这不是“消费观念问题”，这是分配结构问题。更深层的矛盾在于：顺差逻辑追求的是“生产最大化”，消费逻辑追求的是“福利最大化”。 两者并不自动兼容。当政策体系长期偏向生产端时，消费端就会受到系统性挤压。仲大军所说的“顺差越大，越难掩饰进口与消费的疲软”，正是这个逻辑的精准概括。四、政策的“双重面孔”：出口退税调整的启示2026年4月起，中国取消光伏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市场测算这将使2026年节省财政资金约624亿元，2027年进一步扩大至约1196亿元。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政策转向。它意味着中国正在从“用财政补贴换出口规模”转向“用财政资源换内需空间” 。同一笔钱，如果用于出口退税，效果是降低海外消费者的购买成本;如果用于社会保障或消费补贴，效果是提升本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但这场转向的速度和力度，远不足以扭转“外热内冷”的结构性失衡。2026年上半年，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增速都在1%左右徘徊。与此同时，出口部门依然享受着来自汇率、信贷和产业政策的多重隐性支持。五、结语：从“顺差最大化”到“国民福利最大化”805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是中国制造能力的证明，也是中国财富分配失衡的证明。它证明了中国能生产世界需要的一切，也证明了中国尚未建立起让这些财富真正惠及本国人民的循环机制。仲大军的追问之所以值得深思，是因为他触及了一个根本性的战略问题：中国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如果答案是“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那么“顺差最大化”就应当被“国民福利最大化”所取代。这意味着三个根本性的转向：第一，从“补贴出口”转向“补贴消费”，用财政资源直接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二，从“被动持有美元资产”转向“主动配置全球资源”，将外汇储备转化为对关键技术和战略资源的实际控制力;第三，从“生产型财政”转向“福利型财政”，将更多财政资源投向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让内需增长有坚实的收入基础。《管子·牧民》有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但“仓廪实”的标准，不是仓库里堆了多少商品，而是百姓的饭碗里有没有肉。8050亿美元的顺差，如果换不来中国百姓碗里的一块肉，那它就只是一串漂亮的统计数字，而非真正的国家财富。贸易平衡不是终点，国民福利才是。 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步，不是继续追求顺差的增长，而是让顺差回归它的本来面目——为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服务的工具，而非目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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