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3日，毛主席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
接上文 彭德怀的信带来了什么？彭德怀挨批是个人恩怨吗？庐山会议之二
东方直心老师的《毛泽东大传》记述了讲话全文：
【“吃了3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3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笔者注)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作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7、8、9三个月，平均每天有3000人参观，10天3万人，3个月30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穷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3个地方3个月当中，有3个30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要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3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10年还不会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30%。总之，30%加40%为70%，三亿五千万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杖，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3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平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3、4月或5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
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笔者注)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不过15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笔者注)，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一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笔者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6级会议、5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1年2年，3年5年，8年10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次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4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4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4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有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
毛泽东扭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
“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
说罢，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对众人说：
“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想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70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讲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时常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18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20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1/3，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4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4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5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1956年就有办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
接着，毛泽东就讲了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这个典故，而后说：
“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10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动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 8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炼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作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12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礴，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它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
毛泽东以手指着谭震林说：
“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他是唱戏的，不然为什么叫谭老板?长处是有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
他又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说：
“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3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20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子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
刘少奇插话说：
“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
毛泽东接着说：
“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来援助。后来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话在以前也讲过吧?”
刘少奇插话说：
“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
毛泽东说：
“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
刘少奇插话：
“依靠自己本国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
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第六部分“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中，曾经明确地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和农民一起去建设它”。熟读马列经典著作的毛泽东，不但熟悉这些著名论断，而且还正在努力的践行着这一理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刘少奇在后两次插话中的断语，显然是错误的，毛泽东此时也顾不上理会他，只说了句“依靠农民”，便照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
“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3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1927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1/10，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毫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笔者注)，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柯庆施曾在1957年12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15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泽东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笔者注)?钢铁你要搞 600万吨，我要搞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补贴40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毛主席的讲话，重点是批评有些人对大跃进的动摇性，虽然不是右派，但是离右派只有30公里。
毛主席还特别指出“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的人虽然口头上承认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好的(就是叠甲)，但实际上是否定。
毛主席的讲话，是一个转折。
《黄克诚自述》记载：
【7月23日的讲话宣告了会议的性质已经改变，会议将扩大延长。
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彭德怀会后还曾向主席说，他的信是供主席参考，不应印发。但事已至此，彭的解释还能有什么用?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
毛主席的这个讲话，被李锐、周小舟等人认为是“翻云覆雨”、“一百八十度转变”。李锐的《庐山会议收录》记载了他们的谈话：
【我(李锐——井冈山观心注)又说，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小舟也认为这个讲话，是“一百八十度转变”，使人转不过弯来。】
为什么180度大转弯呢?答案就在《毛泽东年谱》记载的7月20日的晚上以及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里。
7月20日晚上，毛主席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劝告他们不要怕批评，柯庆施对毛主席说了一句话。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记载：
【同日晚上，在庐山住处召集各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林铁、张德生、陶铸、王任重、欧阳钦开会。毛泽东讲了不要怕别人批评的问题。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表示不赞成。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
柯庆施
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毛主席的，毛主席早就知道，他也没有当回事，照样批示给参会人员，而且还一再强调“左派”不要怕批评，多听取批评意见。
但是，柯庆施说的“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绝不是捕风捉影，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两条路线正在形成。两条路线的形成如果不能解决，就意味着党要面临分裂。毛主席是决不允许党内分裂的，必须要在马列主义的原则下通过斗争达到新的团结。7月23日的讲话毛主席特意提到“本来18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记载：
【会议形势的变化，不在会场上，而在会外的活动。……田家英跟我谈到他们的估计：“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李井泉等挂帅，他们组织人攻击《议定记录》，攻击彭德怀的信，也攻周惠。他们知道彭德怀同毛泽东之间有历史上的宿怨，说这封信的矛头就是针对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个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不那么得心应手”，这些话都是指着毛主席说的。说犯了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还有传言，彭德怀在拉队伍；说书记处成员，一半对一半（有一半拉过去了）等等。彭德怀在西北小组说的，华北座谈会“操了我四十天娘”，以及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的话，都传出来了。同时，在小组会对彭德怀的信有看法而不表态的人，有的到毛泽东处谈了自己的意见；或者反映现在会议一个劲在泄气，指标越低越好，大跃进再搞不起来了。】
“现在会议一个劲在泄气，指标越低越好，大跃进再搞不起来了”、“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使得毛主席不得不“出来讲话”，不得不180度大转弯——实际上并不是转弯，毛主席一直的态度是——大跃进是正确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而以彭德怀为首的“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泄气的方向。
可以说，彭德怀的信根本不是让毛主席出来讲话的原因，那只是表面的现象，真正让毛主席出来讲话的是因为彭德怀的信带来的事实上的两条路线尖锐分歧、带来的“泄气”——“大跃进再搞不起来了”——这是毛主席绝对不能允许的。
那些将庐山会议转折的原因归结为毛主席与彭德怀的个人恩怨、归结为这封信是对着毛主席来的等揣测，完全是恶意主观臆测，目的就是要贬低毛主席，将路线斗争庸俗化为个人恩怨。
毛主席23日的讲话，原因就是两个：一个是两条路线正在形成，这会造成党内分裂;一个是“泄气”，这会造成“大跃进再搞不起来了”。如果不能理解这两点，就不可能理解庐山会议，就会陷入到所谓的个人恩怨的唯心主义泥潭中。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主席从来没有因为个人恩怨对任何人进行过打击报复——毛主席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目的。相反，很多人因为工作中的问题多次在毛主席生前身后对其进行歪曲、打击报复、恶毒攻击——什么独断专行，什么晚年斯大林，什么“翻云覆雨”，什么一手遮天，什么看线装书、什么出尔反尔、什么晚年错误等等，不惜否定毛主席。
一些所谓的共产党员，连天下一字号大右派都不如。这些所谓的的共产党员，才是完完全全是出于个人恩怨。
天下第一号大右派章伯钧被划成右派后，其女章诒和在她多年后写的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里记载了她与其父章伯钧关于这些人被划为右派的问题的谈话，书中记载：
【父亲用一句话回答了我：“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
历史已经证明，所谓的毛主席的错误实际上都是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否定毛主席的人都是小丑。历史会继续证明，毛主席比有些人早看绝不仅仅是50年——实际上是完全对立、相互根本否定的两条路线。
毛主席7月23日的讲话引起了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的极度不满。
李锐的《庐山会议》记载：
【(7月23日)晚饭后，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访不该，又到小舟和周惠的住处去了。这当然是由于思想不通，满肚子意见要发泄，去找他们谈谈，平息一下情绪。小舟同我一样，比较激动。他怀疑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和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我们都同意这种看法。周惠也感到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谈到斯特朗的谈话，她曾当面称赞毛泽东超过马恩列斯，而毛泽东没有答话。感觉多年来的顺境，毛泽东确实骄傲起来了。我认为毛泽东确是喜欢高指标的(这是我这一年多来的接触和个别谈话中，深深感觉到的)，只喜欢柯庆施那样一些吹牛说大话、奉承迎合的人(柯是个手拿大棒，随时准备整人的人)。当然，谭老板放炮不准，但勇于负责，还是很喜欢的。黄克诚这样比较偏于稳重、多看困难的人，就很不喜欢。我又说，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小舟也认为这个讲话，是“一百八十度转变”，使人转不过弯来。他特别激动，想三人一起到毛泽东处辩论一顿，争吵一顿也好。我认为从讲话来看，正在气头上，去也没法谈。于是小舟要去找黄克诚谈。这时，我倒有个心眼，觉得这样去谈，不就变成“小组织活动”了吗？会授人以柄。周惠也不想去。但拗不过小舟。他拨通电话，黄克诚不同意我们去。由于小舟的坚持，黄克诚只好说：“你们要来就来吧。”于是就发生了非常不幸的“二十三夜事件”。
当然，黄克诚也是思想不通，心情极为沉重的。开完会回来后，他和彭德怀都吃不下饭，也都没说话。小舟将斯大林晚年的话讲了。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意谓毛泽东受了蒙蔽。我说了一句很愤激的话：他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劝我们不要激动，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自己有错误，多想想，可以作检讨。黄克诚最后劝慰我们，有意见还是当面去见主席谈谈。周惠很少说话。这样，我们才平静下来。小舟又谈了些湖南当前抗旱等一些工作问题。这时已经近10点钟了。将起身走时，彭德怀到黄克诚的房间来了。他们住在一栋平房的两头。小舟见彭德怀进来，即说：“老总呀，我们在右派只有30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我见房内无多余的椅子，都站起来了，就催小舟：太晚了，该回去了。我们三人即走了出来。由于住处方向不同，我单独一人走了。回头看见小舟正在路边碰见罗瑞卿，向罗瑞卿打招呼。】
此处周小舟“怀疑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需要说明一下，在党的会议上，党员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彭德怀、周小舟等人的发言要经过讨论吗?不会的。那为什么偏偏要毛主席的意见表达就要经过常委会讨论呢?
如果是决议，那必须要经过讨论。但是作为表达自己意见的发言，都是畅所欲言，用不到先经过常委会讨论，除非是事先有约定。自由表达意见的发言与决议是完全两码事，决议决不允许一言堂，必须要充分讨论、各自发表意见然后经过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最后形成决议。
在《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刘少奇年谱》、《邓小平年谱》中，任何人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发言都没有事先经过常委会讨论。以《彭德怀年谱》为例，随意找一个彭德怀主持军委会的例子：
【1月3日 主持第一三七次军委会议。讨论装甲兵的编制方案时说：我国装甲部队的编制，不能完全按照苏军的编制。我们既要考虑装甲兵本身的特性，还应当照顾到我军的战略方针，我军的战役、战术的要求，我国的地形条件以及我国自己生产坦克的能力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否则，到了战时就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彭德怀主持的军委会议，讲话并没有提前与军委会常委讨论。
再以《邓小平年谱》为例：
【1980年8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邓小平的这篇讲话。】
从邓年谱记载，很明确，邓讲话前并没有与常委会讨论，讨论是在讲话13天以后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的。
《黄克诚自述》也讲到了7月23日夜里发生的事：
【当晚，周小舟打电话来说：他们想和我谈谈。我觉得这时应谨慎一些，不同意他们来，但小舟很坚持，我也就让步了，来就来吧。三人中，小舟最激动，李锐已意识到在这个时间来我处不好，可是未能阻住小舟。谁想得到，这次谈话竟成了“反党集团”活动的罪证呢?
小舟、周惠、李锐到来后，表现非常激动，说：我们都快成了右派了。我劝他们说：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又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我说：我认为不会。又说：有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小舟才平静下来，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
他们正准备走时，彭德怀拿一份军事电报走过来，小舟又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30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李锐催着小舟走，说太晚了。实际上，他大概是觉得，这些人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好。周惠一向比较谨慎，没说什么话，他们就走了。
他们出门时，正巧碰见罗瑞卿，罗持反“右”的观点，自然就注意了这件事。后来，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我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彭德怀全传》记载：
【彭德怀回到自己的住处，参谋送来一份西藏军区要求增派运输车辆的电报，请示如何处理。彭德怀拿过电报看了看，认为这件事必须同总参谋长黄克诚商量才能解决，便向176号另一头黄克诚的住室走去。在门口，他听见黄克诚用严肃的口吻高声说：“你们不要激动嘛，事情总会弄明白的……主席是不会错的!”
彭德怀推开房门，只见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在靠墙的沙发上坐着，一个个愁云满面。黄克诚正跟他们谈话。原来三位“秀才”听了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的讲话，左思右想搞不通。周小舟就建议说：“走，去找黄老谈谈。”
黄克诚接到周小舟等要来谈话的电话，考虑到在当时非常敏感的气候下，“秀才”去找他谈话不太适宜，劝他们暂时不要来，可他们还是坚持来了。既来了，就谈吧。
在对彭德怀问题的看法上，黄克诚和“秀才”们的心是相通的，但他考虑得更多，看得更深远一些。谈话中，黄克诚想尽量多听听他们的意见，自己少说话。但是“秀才”们情绪激昂，一谈起来就没遮没拦，越谈越气愤。特别是周小舟，把一些当时人们认为很犯禁忌的话都甩出来了。如说毛泽东到了“斯大林的晚年”，“个人专断”，听不进不同意见；说袁世凯要称帝时，有人为迎合他，特别办了一种报纸给他看，报上专讲“劝进”的话，袁世凯就最喜欢听这些话，等等。意思是说毛泽东现在也最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
其他两位“秀才”也讲了些过头话，一个说，主席提倡“五不怕”，要人家敢想、敢说，等人家说了真心话又抓住狠批，“这不是钓鱼吗！”
另一个说：“他也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完全理解“秀才”们的心情，他自己也不赞成毛泽东对彭德怀那封信的处理方法。但经验告诉他，在当前情况下，任何放纵自己、感情用事都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所以他始终以一种十分克制的态度，安慰、劝说“秀才”们，给他们“降温”，让他们顾全大局，还建议他们“去找主席当面谈谈”。
李锐说：“主席正在火头上，谈不得。”
彭德怀的突然出现，使在座的几位“秀才”感到意外，黄克诚也觉得有些突然。
大家站起来为彭德怀让座。周小舟愤愤地说：“彭总啊，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看到“秀才”们那样激动，彭德怀反倒平静下来，他安慰大家说：“30公里也不要紧嘛……通过批评、讨论，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
“秀才”们看到彭德怀手上的电报，知道他要和黄克诚商量事情，便立刻告辞。“秀才”们从黄克诚房里出来的时候，正巧被人看到了，这件事就成了后来追查彭、黄“军事俱乐部”的重要根据。】
7月23日晚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周惠的开的小会，在各组会议上被追问，他们一直否认，一直挤牙膏，直到后来被彻底揭穿，成为了庐山会议的第二个转折点。
那么，毛主席所说的有些人“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到底是不是距离右派30公里?前文已经引用了改革开放后周惠对大跃进的态度、李锐对毛主席的态度等资料，在此不妨再重复一次。
张闻天与彭德怀一样，都强调了大跃进的正确、强调了大跃进的成绩，包括周惠、李锐在内都是如此。但这是真心话?还是叠甲?
张闻天与彭德怀去世得早，我们无法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但是《张闻天年谱》记载，张闻天不认为包产到户是两条路线的问题，而是经营管理的问题：
【(1962年)7月9日 写笔记《包产到户问题值得研究》，认为“这是一个经营管理问题，劳动组织问题，不是两条道路的问题”。】
包产到户与农业集体化到底是不是两条道路的问题，相信读者朋友们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改革开放后李锐极力诋毁毛主席、极力否定大跃进;
文革结束后，周惠出任内蒙古党委书记，他是否定大跃进、极力推进包产到户的。权延赤所著的《龙困与微行》中这样记载：
【“哎，华主席，提起大跃进，你还是偏左的啊。”周惠略显沙哑的声音将华国锋从昔日的热烈中唤回。
……华国锋笑出声，连连点头。
对于“大跃进”，两人虽然讲话有区别，却明显都持了否定态度。只是周惠直露尖锐些，华国锋把握分寸紧些】
【(周惠：)大跃进的主要教训是什么?不顾客观事实，强行超越阶段，得到的只能是破坏和倒退】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哎，乔木同志。”周惠招呼，“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是你起草，搞得怎么样了?”
“有什么事?”胡乔木不无警惕地望一眼周惠，知道这位老弟喜欢出格，最近更没少放炮。
“小平同志的发言很精彩，有句话应该写入纪要里去呀。”
“哪句话?”
“边远山区、贫困地区能不能写上包产到户……”
“不行不行。”胡乔木摇头，“你想得太简单了。”
“哎，小平同志都讲了……”
“在哪里讲?在中央会议上。要是写到文件上，就不光是边远贫困地区了，那就要全国席卷了。”
“只要老百姓愿意，那就席卷嘛，有啥不好?”
胡乔木仍是摇头：“我告诉你，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不能写，这句话上文件，那就决堤了。”
……
新华社负责人曾把整理出来的文件递给了周惠：“喂，你先看看吧。”
周惠抓过文件，朝床铺上一躺，便迫不及待地翻阅，目光匆匆地扫过字里行间。从头到尾看两遍，一股火气按捺不住，将胳膊一抡，文件被扔在地板上。
“你们把最精彩的东西弄没了！”周惠从床上跳起身，他没有找到“包产到户”四个字，失望之情流于词色，“你们摇笔杆子的不写，我们干事的用行动写！”】
【我来内蒙已经跑了十几个旗县，几十个公社。老百姓穷得可怕呀!大队管不了，公社管不了，我也管不了，我看国家也管不了。谁能管?别人谁也管不了，只有农民自己能管了。我就是这个观点：放手让农民去自谋生路!我走一路，讲了一路：包产到户。】
历史不会骗人。
1959年庐山会议，周惠、李锐等人，到底是叠甲还是真心拥护三面红旗，还是由读者朋友们自己去判断。
7月25日，毛主席在开会时提出：现在既要对事，也要对人；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要划清界限，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限。
《毛泽东年谱》记载：
【7月25日下午，在庐山住处召集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开会。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既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限，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限。动摇的人还不是右派，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会后，毛泽东同胡乔木谈话，批评秀才们这次表现不好，点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名字。毛泽东还让胡乔木将《议定记录》修改出第三稿。】
有人说，毛泽东突然说“既要对事，也要对人”，这不就是个人恩怨吗?
毛主席为什么会这样呢?真的是个人恩怨吗?答案就在7月26日毛主席的批示中。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记载：
【(7月26日)对李云仲六月九日关于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来信，写长篇批语，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批语指出：“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到此次庐山会议，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当前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种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些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
毛主席的这篇批示，清清楚楚地写明了为什么要从纠“左”转向反右，为什么“既要对事，也要对人”：
1、很多人认为大跃进“缺点错误是主流”“几乎否定一切”
2、“对于某些同志有些泄气。……泄气必须防止”
3、“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4、“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
5、“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
第1、2点，“泄气必须防止”。
第3点，毛主席强调“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因此必须要将这个苗头尽早消除。
第4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要争取摇摆的中间派，“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这是毛主席7月25日讲话“既要对事，也要对人”“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5点，是7月25日讲话的根本原因——团结——“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
这些与所谓的个人恩怨没有半点关系。
还有一点也需要说明，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记载的周小舟认为毛主席的讲话“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也被否定毛主席的人拿出来说事，好像毛主席真的像“出尔反尔”的“暴君”一样。
通过上述详细的资料可以看到，从纠“左”到反右，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形势变化了，如果路线、策略部调整，那就不是合格的领导人，就是“鲁莽家”，在这样的“鲁莽家”的领导下，非失败不可。
这个道理，毛主席早在16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曾经指导全党：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原来的计划是纠“左”，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从各组讨论彭德怀的信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右倾已经抬头，原来纠“左”的计划已经与实际“情况不符合”，那就必须“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
这根本不是什么阴谋，完全是光明正大的阳谋。
相反，有的人在毛主席生前高喊“毛主席万岁”，在毛主席逝世后立刻换了一副嘴脸否定毛主席，那才是180度转弯，是彻底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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