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写了一份信。这封信被倍倍尔第一次发布在1911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一生》）第二卷里，可以说，这封信被倍倍尔雪藏了36年。恩格斯在信中对哥达纲领进行了批判，并且谈到了国家问题，他写道：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外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必须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在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工团’，相当于发文中‘公社’。”（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
应当指出，这封信是谈党纲的，这个党纲马克思在离这封信仅仅几个星期以后的一封信（马克思的信写于1875年5月5日）里也作了批判。“我们”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二人都住在伦敦。“我们建议”就是向德国动人党的领袖建议。
如果向现在这种为了机会主义者的方便而伪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首领们建议这样来修改党纲，那他们该会怎样狂吠，骂这是“无政府主义”啊。
让他们狂吠吧。资产阶级会因此称赞他们的。
在审查我们的党纲时，绝对必须考虑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意见，以便更接近真理，以便清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而恢复马克思主义，以便更正确地指导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
“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恩格斯说。公社已经不成其为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如果公社得到巩固，那么公社的国家痕迹就会自行“消亡”，它就用不着“废除”国家机构，因为国家机构将逐渐无事可做而随着失去作用。
“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名词挖苦我们”，——恩格斯的这句话首先是指巴枯宁和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攻击说的。恩格斯认为他攻击得对，因为“人民国家”象“自由的人民国家”一样，是无稽之谈，都是离开社会主义的。恩格斯竭力地纠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这个斗争在原则上正确，清除它在“国家”问题上的种种机会主义偏见。
【在自由尚未到来时，就只有使用国家机器、暴力机关、进行阶级统治，而不是用之保障什么自由！】
真可惜！恩格斯的信竟然被搁置了三十六年！
【也就是倍倍尔并不认同恩格斯的观点，或者完全忽视了恩格斯关于国家的重要论断，忽视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指导，只是把这封信作为给自己镀金的证据，收在自传里。】
倍倍尔在1875年9月21日写回信给恩格斯，信中谈到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对的纲领草案的判断，并说他责备了李卜克内西的让步态度。然而，事实上倍倍尔在《我们的目的》中说“国家应当由基于阶级统治的国家变成人民国家”。顽固的重复关于国家问题的机会主义议论。【并且使这种机会主义论调延续了三十多年，对后面的领袖人物，如考茨基不得不说造成了重大影响。】
确实如此。即使在这封信公开发表后，考茨基实际上还是顽固地重犯恩格斯警告过的那些错误。
注：哥达纲领 是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这个纲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纲领，它根本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否认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要求把国家资助工人生产合作社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并要求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两派在机会主义纲领基础上的合并，并对哥达纲领做了毁灭性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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