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读王海洲老师的著作《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其中第七章以国庆阅兵为例，专门分析了检阅军队的政治意义。现摘录部分分享。
◆1.政治仪式的观众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一是内在于仪式之中的非功能性的参与者，他们在仪式中不承担直接的仪式操演行为，如同仪式的现场见证者，我称之为“直接视觉受众”;二是仪式之外非在场的观察者，接受的是以文字、声音、图像或影像等载体的仪式信息，无论是读、听还是看，都没有真正的“身临其境”，因此我称之为“间接视觉受众”。
2. 国庆阅兵作为一种盛大而重要的政治仪式，其“排兵布阵”经过精心设计，潜藏着诸多复杂而有效的权力安排方式，通过士兵的肉体之躯和武器的“钢铁之躯”得到协同呈现，将复合的国家意志和民族情感有力地表达出来。简而言之，阅兵仪式是一种通过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实现合法性构建的政治活动，它汇集了重要事件所处的特殊时空所含有的庞大能量，将国家、社会和个人以及历史、现在和未来整合为一个政治意义上的统一体，通过富有渗透性和感染力的“仪式化”行为，构筑了日常生活的时空结构和实践方式，并用政治权力的河水浇灌社会土壤，催发出具有普适性的合法性之花。
3.国庆阅兵作为一种盛大庄严的政治仪式，通过仪式性操演实现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将国家信念、民族情感和社会文化汇聚成一种极具影响力的宏大政治秩序，并在变动着的复杂传播过程中，为政治合法性的多重构建提供了广泛而高效的认同。
4.按照介质的不同，政治传播主要在三种不同的维度中进行：一是仪式内部的人际传播，二是仪式本身作为媒介的组织传播，三是以各类媒体为主的大众传播。 大众媒体是国庆阅兵的主要传播者，它们以各自的传播方式将政治信息向公众发布。
5.合法性资源主要来自于传统、法律和民意三个方面，在现代中国政治社会中，国庆阅兵所能够提供的主体合法性资源是民意。公共舆论担当着合法性民意资源的生产、供给和消费功能。……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任何“新闻媒介都无法超脱政治”，哪怕在后现代媒介传播所型构出的“虚拟政治”中，其“深层核心”仍“与权力相关”。因此，政治权力主体能够通过调整媒介景观的操控方式，在新时空环境中维系并提高媒介景观“吸收”象征着认同感的视觉资源的能力。
6.“在每个国家，最大的建筑物——最著名的大厦和公共建筑物——都是什么人统治和为什么统治的一个有力象征。”坐落在中国首都中轴线上的天安门广场数百年来一直是国家核心权力的象征，但是其“空间形态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实践”，从“述说”帝王权力演变为“述说”人民权力。建国后，每逢国家的重大节日，对天安门广场的装扮成为展示“国家面貌”的基本活动。从建筑格局来看，天安门广场保持着中国传统中央集权的建筑风格和政治特征。天安门居高临下、面南背北，显示出“单向度”的“全景敞视”作用，无论是“下面”的建筑还是人群，都作为被审视者一清二楚地展现在领袖面前;而被审视者限于距离遥远，对“上面”的注视和观察模糊不清，关于政治领袖的想象替代了视觉感受，抽象的政治尊崇替代了实在的领袖形貌。这种由政治空间赋予的传统权威和政治领袖赋予的克里斯玛权威所构成的复合性政治权威，正是中国传统中央集权政治的基本权威模式。
天安门广场建筑平面图
7.在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广场成为人民感受国家主人身份和接受国家政治教育的最佳仪式性场所。北侧的天安门城楼、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而成)，以及南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如同四组不同的政治信息发射器，共同形成一个巨大而封闭的“微波炉”，身处其中的所有人员被迅速“加热”。“热”意味着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和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都卓有成效，分别体现出“权力精英”施展权威的能力得到了相应的肯定，以及作为权力源泉的人民在交付合法性资源时热烈而积极的态度。时间与空间一方面通过自身的特殊设置直接进行权力生产和再生产，另一方面也通过对存在于其中的人和物的安置及行动发挥作用。“人”一直都是政治权力的第一目标，“属人”的“个人资源和集体资源”构成了“权力基础”。国庆阅兵中人员构成极为复杂，但占据主体地位的是领袖和士兵，他们是被关注的焦点，也是仪式中真正的主角。权力关系的存在以及施展方式既存在于领袖和士兵的关系中，也存在于受阅士兵之间的关系中。“阅兵”是一个缺失了主语的动宾短语，它虽然凸显出被动方“兵”的位置，但主动方“检阅者”因缺位反而更加醒目。“谁来阅兵”的疑问成为“阅兵”这一话语结构的前意识，以一种“以无制有”的方式获得了近似于“先验性”的神圣地位。于是，在阅兵仪式中，最高政治领袖才是真正的一号主角，他先于军队行动，控制着阅兵仪式的制动器。在阅兵式和分列式中，领袖和士兵分别以“流动者”的身份，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中以不同方向经过同一空间。在这种时空变动中，两种角色通过交错行动界定了彼此的政治关系。领袖站在阅兵车上居高临下，士兵们挺身仰望，两者身体姿态的差别成为“权力的无声显现”。由首长发出、士兵接受的简单政治信号(挥手致意、呼喊口号和注目礼等)，在一种“多数人观看经过挑选的极少数精英”的“单向度凝视”中，被转换成丰富的政治信息(权威信仰、政治忠诚等)。而在士兵们之间，通过受阅这一行动，在身份和认知上达成了同意和统一。分毫不差的时空限制要求士兵们在静止和行动中都必须彼此观察，并通过在方队前引导的标兵和方队中的排头兵核准自身的位置。这种存在于一个身份统一体中的、单对单的互视和调校，使得具有多种社会和政治身份的个体士兵之间的差异性被一种内生的自发性约束降至最低点。于是，包含着权力和合法性的政治信息在这些个体中不会遭受任何异质媒介的阻滞，信息流的畅通意味着权力和合法性能量实现了无消耗传导，直接结果是提高了权力宣展的力度和合法性构建的效度。
8.自古以来，礼器或祭器是举行仪式的必备之物。在国庆阅兵中，诸如华表、国旗、领导人画像、标语、花车乃至建筑，都发挥着“礼器”的传统作用，隐含着政治权力的重要特征以及合法性的基本秩序。但是，在阅兵仪式中最为重要和引人注目的器物是武器装备，在“支配性的象征符号和工具性的象征符号”两个层面上体现出政治意义。武器装备的“支配性”政治意义由其“技术性”所呈现。武器装备技术的先进性不单意味着国家的科研实力和军事建设取得了巨大发展，同时也宣示出政治建设的重要成就。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德先生”和“赛先生”便是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两条基本路径。科技作为民主的同盟军，既壮大了建设民主社会的力量，也是国家实力的保障和体现。因此，国庆阅兵中武器装备的国产化和先进性两大技术要求，暗合了建设民主而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要求。武器装备的技术性的政治意义还与大威力武器的战略意义相联系。1984年国庆阅兵中首次出现了战略导弹部队，当天邓小平发表的讲话中有35%的篇幅涉及了对外关系、香港回归和两岸统一等问题。1999年国庆阅兵首次出现核导弹方队，但当天江泽民的讲话中对外关系和国家统一等问题所占的篇幅降至20%，和平与发展成为关键词。2009年核潜艇首次亮相海上大阅兵，胡锦涛检阅海军后的讲话主题是“和谐海洋”。在同年举行的国庆阅兵中装备方队以“东风31甲”核导弹压轴，胡锦涛则在当天的讲话中以与1999年江泽民讲话相同的篇幅重申中国“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这些威力渐强的核装备展示在阅兵中，犹如举行一场“科学仪式”(scientificritual)，它们能够被“交换为权力或知识的象征资本”。国家领导人相关“说明”的变动，则在某种程度上与“核威慑”的政治战略直接相关，表明核武器的发展迫使世界进入一个“和平与理智的时期”。如此，军事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政治文明的发展达成了一种动态均衡，国家作为最高形式的政治权力载体小心翼翼但目标明确地选择了共同和平发展的道路。武器装备“工具性”的政治意义主要体现在敌我关系的判断和表达上，毛泽东和施密特几乎在同一时代都将区分敌我当作革命和政治的首要问题。阅兵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分辨“朋友”和“敌人”，如果说军事演习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在阅兵中则被浓厚的庆典气氛所掩盖。武器装备的展示而不是运用，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让“他者”自行选择阵营，这种军事策略显示出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思路，以及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和立场。政治仪式中的时间、空间、人员和器物等元素是其内部的主要景观，它们作为不同的轴线构成了一个坐标体系。政治仪式在不同象限中的读数，能够反映出其进行权力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合法性构建能力的大小。这意味着不同阶段举行的国庆阅兵在时间、空间、人员和器物的安排和设置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导致其权力流水线在生产能力上的高低不等，最终也使得合法性商品的设计方案、生产效率和销售策略都有所不同。
9.政治仪式通过具体的操演完成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操演”一词既包括军事意义上的“操练”，又包括庆典和戏剧的意义上的“表演”。这一概念点出了阅兵仪式的两大行动范畴，“操练”彰显出身体层面上的“控制”或“规训”;“表演”隐含着情感层面上的“流露”或“表达”。同时，“操演”作为一种行动，在实践层面上具有构建某种“范式”或“模式”的倾向，主要以“仪式化”的形式展露出来。如果说操演是权力宣展的方式和过程，那么不同维度中的对象选择就意味着使用了不同的宣展策略。身体维度对应着技术性策略，阅兵仪式内在的知识领域被一种工具理性占据着，其目的是建立一套处理身体的技术规则。情感维度对应着规范性策略，阅兵仪式中激起的情感被导向和转为特殊的政治价值和观念，这种规范体系的核心旨趣是忠诚和信仰。实践维度对应着范式性策略，阅兵仪式被视作一种政治行为的固定模式，以“仪式化”的方式将其内涵和特性“传染”给各种政治活动。在阅兵仪式中，士兵的身体并不如社会生活中民众的身体那般复杂，纯粹的“军事骨骼”决定了其身份的“单调”，这使得阅兵仪式中身体技术的应用简捷而高效。控制身体的技术机制和规格主要是一系列“标准”，对身体在各个部分(组成整体)和各个环节(组成过程)上的表现作了硬性要求。如步兵行进时间要“分秒不差”，行进步伐要“分毫不差”，通过”1分钟116步，每步75厘米”的限制实现了时间的准确性和空间的稳定性，使得阅兵显现出一种“有序感”。与此同时，观众对士兵们精细而严苛的身体控制的赞叹，被转化为对秩序的普遍认同，这也体现出了军队在身体意义上的“齐整性”被转化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和控制。“操练”是身体技术的施展程式，动作的分解和统合犹如以不同方式进行的数学运算，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身体控制的有效性。“苦练”加“巧练”是操演的基本规则，“有力”和“准确”则是操练的实际目标。“苦练”意味着在艰苦的环境中调整身体的极限，促使士兵们在操练中将自己的“体力”(已经附着了精神层面的付出)最大限度地“让渡”出来，汇集而成的力量既展现出领袖对军队控制的能力，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军队的实际力量的基本象征。“巧练”意味着身体控制技术的不断提高和改进，体现出士兵们让渡自身力量的“积极性”或“主观能动性”，与“苦练”指向权力总量不同，它指向的是权力的效度即合法性。在仪式的操演过程中，参与者的情感投入程度验证了主导者的思想控制能力。忠诚和信仰这两种重要价值观的培养、塑造和维护，使得促成情感流露或表达成为一种规范性策略，它将主导者和参与者联系在一起，也为抽象的和易波动的情感建立了一种稳定的理念基础。
11.仪式操演作为一种“表演”主要有两种理解途径。一是庆典(尤其是宗教仪式)意义上的实践分析。传统人类学认为，仪式和教义(信仰)构成了宗教现象的两大基础。教义是一种信仰系统，仪式是一种行动系统，两者共同表达了象征性的社会秩序。“参与仪式的人们还能通过强化信仰，去合理化他们的行为以及支持他们的虔诚。”二是戏剧意义上的理论分析，戏剧分析则对研究者提出全身心投入仪式之中以达到“深描”的要求。将这种情感上的融通引入仪式的操演过程中去，意味着仪式的主导者和参与者必须建立起能够共享的统一性。在其中，忠诚和信仰不再是单向度的规则，而是双方共同努力维系的崇高规范。唯有朝向这一规范，主导者的权威资源才会得到参与者的持续供给，参与者的言行才会显得坚定而不容置疑，双方在相互支撑中获得存在的意义。
宗教性的教义——仪式系统所运用的情感策略，在国庆阅兵中表现为规范系统和行动系统之间的适应性和融洽度。中国共产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作为一种“全面被接受的系统”，具有教义性的意义。这一思想体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为规范中集中体现为十大“政治纪律”的第一条：“不准发表反对和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指示精神的言论。”在阅兵仪式中，对此政治纪律的遵守程度，皆由士兵们通过行动(包括话语结构)所表达出的认同感进行测度。士兵们在所有行动环节中都绝对服从于各类“指令”，如首长通过口号问答“获取”士兵们的忠诚和信仰，或者士兵们听从标兵的口号指令以注目礼的方式向首长供给忠诚和信仰。最后，这种“忠于革命忠于党”和“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队条令，在保持革命传统的历史背景、“党绝对领导军队”的党军关系背景以及“国庆”的特殊时间背景中，被转化为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高度认同。戏剧——仪式系统所运用的情感策略强调的并不是确凿性，而是一种来自于各方的主动性。教义——仪式系统中的情感力图在“正确的”环节中得到“充分”的表达;而戏剧——仪式系统中的情感则力图在“可能的”环节中得到“自由地”表达。
12.阅兵仪式的“仪式化”主要有积极性和消极性两种表现形式。积极性的“仪式化”意味着阅兵仪式所构建的政治范式得到了有益的应用，在“学习”和“模仿”中，国庆阅兵和其他时空中举行的较小规模的阅兵仪式之间既形成了一种现象层面上的对应性，也在政治意识上实现了共通和统一。例如程序移植和口号重复令学习者和模仿者感受到国庆阅兵营造出的宏大政治氛围，有关中国共产党、国家和民族的政治认识被挪移搬用，并得到巩固升华。总而言之，在积极性的仪式化中，不同地域层次或权力层次的阅兵仪式都是通过对国庆阅兵的形态模仿达到范式移植的目的。消极性的仪式化是对国庆阅兵之权力结构和合法性认同的误解和滥用，这些实践活动只是模仿了形式却曲解了范式。这些阅兵仪式通过搬用赤裸裸的“独白”式的专制统治模式，无视阅兵中受阅者的主动性和检阅双方的一致性，强化了对立和冲突。受阅者被粗暴地当作训导对象，阅兵仪式的程序和口号反而成为领导和受阅者之间的鸿沟，每一次言行的重复都加剧了分裂。在消极性的阅兵仪式的仪式化中，领导的权力得到了加强，受阅者的“位格”被降低，合法性的民意基础迅速虚弱，隐匿着的危险性经过不断积聚，或许会以政治动员的形式宣泄出来。产生较大影响的案例是1997年安徽省亳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兴民为庆祝个人升迁举行的大阅兵，以及2005年河南新密市斥巨资举行的阅兵活动，凸显出“阅兵者一种权势的炫耀、一种夸大的和符号化的‘消费’”，遭到了民众反对、法律惩罚和行政处分。国庆阅兵作为一种政治仪式，其“仪式化”意味着由阅兵仪式所携带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国家和民族的“高阶”政治意识被普遍地学习和模仿。
13.在国庆阅兵中，对传统的重复和再现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方面与中国古代的阅兵仪式遥相呼应，以借用国家和民族的久远历史构建一种具有承继性的传统合法性。更重要的则是呼应清末以来的革命传统，例如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回顾的时间起点是1840年，建国大业完成了“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的;到1999年国庆阅兵，与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巨幅画像相对的正是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孙中山的巨幅画像，而江泽民回顾历史的起点亦是1840年所在的“上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再重申革命的起点时间，将其所建立的政权的合法性传统直接与清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相联系，以通过时间上的连续性削弱和跨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历史空间。就此，经过一次次国庆阅兵中的历史回溯，一种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的政治记忆被构建起来，刻写在一代代的阅兵参与者和观众的身体上和心灵中。例如俄罗斯国家杜马在2004年通过法律形式以“莫斯科红场军事阅兵日”取代“十月革命节”，既抹去了“十月革命”所具有的浓厚意识形态意味，又暗示了俄罗斯与前苏联在国家形象上具有传承关系。这一点在2006年莫斯科红场阅兵中得到了显著的体现。在阅兵队伍中，参加1941年阅兵的老兵率先通过红场，而其后莫斯科各区青少年方队打出了巨幅标语，鲜红的标语上写着“爷爷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
13.阅兵仪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合法性的法律基础。目前中国只有作为一种军事法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其中第八章就阅兵权作了一些规定。但是，“国庆阅兵尚未形成一项固定的法律制度，什么时候应当举行国庆阅兵，由谁来决定举行国庆阅兵，缺乏法律规定。”这表明国庆阅兵作为一种国家性的重要政治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能够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合法性的法律基础的组成部分之一。另一方面，阅兵过程中与职权、地位相联系的政治力量也展现出军队法制化的趋势。如从1949至1959年的11次国庆阅兵中，阅兵首长是三军总司令或国防部长，而从1984年开始，皆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主席担任阅兵首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本来设有中央军委，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是一个新的国家机构，由1982年宪法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两者是“两套班子，一套人马”。因此，阅兵首长身份上的转变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党政军关系的法制化层面上所做的努力，也体现出国庆阅兵仪式本身赋予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党政军关系之合法性的“法律化”能力。或而言之，国庆阅兵中符号系统和行动(如上述职权变动)系统的存继和变化，表明作为阅兵仪式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和中央政府，一直“努力提供一种规范以处理党、军队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至少在一个法律架构中为这种关系提供一种宪法层面上的合法性”。
14.国庆阅兵中对民意基础的维护和塑造，最为典型和集中地体现在“军民关系”的权威话语和行动展示中。在话语层面上，受阅军队代表的是“人民解放军”，这一称谓是一个具有复合性质的偏正结构，既有“人民的解放军”(of the people)的意思，也有“以解放人民为目标的军队”(for thepeople)的意思。国庆阅兵将这种观念转换为一种政治记忆的重要方式，是通过历次阅兵仪式国家领导人发表的讲话，不断强调“人民军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基本性质，以及“人民”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在行动层面上，政治记忆可以通过空间的稳定性得以传继，以开国大典阅兵仪式地址的选择为例，原本有天安门广场和京郊飞机场两套方案，各有利弊。最后选中天安门广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天安门广场“地处市中心，领袖、军队和群众所处的位置十分紧凑，能给人以水乳交融的感觉”。1959年大规模扩建天安门广场是为了“满足群众大集会的需要……从实际功能和表现民族气魄这一思想内容出发，以满足政治活动需要”。改革开放以后，民意的呈现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测评标准不再是群众运动的规模，而是国家治理的绩效。因此，天安门的民意塑造功能不再以容纳更多的人员为目标，而是体现在如何呈现国家建设的综合成就和实力上，突出地与空间的政治审美情趣联系在一起。在1999年的天安门广场的重大改造中，主要施工项目无一与扩建有关，而是集中在提升广场的综合感觉效果上，如改善照明、更新音响和改造重要景观等。2009年阅兵则贯彻节约原则，参阅人数大幅下降。在阅兵前后皆受到了广泛的支持，据中国社会调查所一项阅兵前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近8成民众认为有必要耗巨资进行大阅兵，同时也有近七成民众对实现节俭阅兵颇具信心。不同时代的阅兵仪式为构建合法性的民意基础，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记忆，它们在形态和意义上的差别正显示出国庆阅兵这种政治仪式与社会变革以及政治发展之间的联动关系。
15.阅兵仪式将有关权力和合法性的政治信息转化为政治记忆，刻写在个人、群体和社会的躯体之上。但是，刻写的内容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如果它们构成了一个历史信息的观念系统，那么可以发现，这一系统是与中国的政治态势相对应的。它一方面固守着不容动摇的核心观念，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的权力地位;另一方面围绕这些核心不断调整着外围的各种保护带，表现为对传统的扬弃和“发明”上的变化、法制化建设中的党政军民关系的变化以及民众政治参与方式的变化等。这些“变”与“不变”使得政治记忆如同一张不断伸缩的、富有弹性的网络，其结构特征和涵括范围既取决于撒网者的实力(权力)和目标(合法性基础)，也取决于捕捞对象的生态(政治认知能力)和规模(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能力)。
总之，国庆阅兵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道非常壮丽的景观，每次在该仪式举行前后都会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国庆阅兵是国庆典礼中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将有关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政治符号集合为一种信息系统，通过具体的仪式操演过程展现在国人和世界面前。在此过程中，政治符号的多义性得到了解释，并被当作规训、控制和教育的主要内容，以之塑造国家的政治文化、民族的政治认同以及国民的政治观念等。在此意义上，国庆阅兵既是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的记录仪和晴雨表，也是政治权力及其合法性的扩音器和定位仪。国庆阅兵作为一种政治仪式，它克服了时间的限制，通过唤起、重复、固化和刻写的整个过程，将历史记忆与当下糅合在一起，从而使一种发生了迁变或重新创造出的传统成为合法性的规则基础。同时，国庆阅兵依靠人与物的各种空间排布，组装成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流水线，通过这一装置所启动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让渡参与者和观众的权力以及他们对权力的忠诚和信仰，并型塑和锻造成合法性的民意基础。最后，国庆阅兵控制着法制精神和风俗习惯两者之间的流量，既呈现出法制化建设的特征和成就，又彰显出世俗化典礼的风格和气氛，由此使得严整的法律和松散的习惯共同服务于合法性的构建。
【摘自王海洲《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第七章《检阅——政治仪式的理论观照与个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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