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新中国初期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一。它是人类文明历史中一场最伟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为新中国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也是对华夏大同思想的现代实践。
伟大的改革造就了许多以之为题材的文艺作品，长篇小说《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和《金光大道》堪称其中的经典。
《三里湾》，赵树理著，西元1955年出版，讲述山西省三里湾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过程的故事。
《山乡巨变》，周立波著，西元1960年出版，描写湖南省清溪乡由互助合作组整顿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巩固、成功的全过程。
《创业史》，柳青著，第一部西元1960年出版，第二部西元1977年出版，叙述陕西省蛤蟆滩村在巩固互助组、成立合作社及合作社之初的艰难和努力。
《金光大道》，浩然著，第一部西元1972年出版，第二部西元1974年出版，第三、四部在西元1994年出版全四部本时出版，展现河北省芳草地村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至高级农业合作社成立的社会变迁。
从这四部长篇小说来看，前三部都是以互助组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为背景，《金光大道》也有不少的篇幅反映初级合作社的生产和斗争，之所以如此，是有历史原因的。
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四个阶段，其中互助组阶段：土地和牲畜、农具归各家私有，农忙时互助组各家相互提供畜力和劳力的帮助，农业收获完全各归各家;初级合作社阶段：土地和牲畜、农具由合作社统一管理、使用，农业收获按各家投入合作社生产的土地和劳力的价值按一定比例分配;高级合作社阶段：农业收获按各人投入合作社生产的劳力的价值(工分)进行分配;人民公社阶段：在高级合作社的基础上，集体化生产规模和按劳分配原则更加扩大并规范。
由此可见，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对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第一次削弱，对千年传承下来的小农家庭私有生产的习惯意识是一次重大冲击，由此带来的矛盾冲突广泛而深远，其适于进行文学故事的讲述、描写，因而成为作家们首选的创作背景。在这四部小说中，很多重要的(乃至主要的)矛盾冲突，就是因为家庭土地多、生产工具齐备、企图靠雇工剥削发家致富的中农，对合作社集体生产共同富裕的价值观怀疑、抵触、不满而产生的，比如《三里湾》中的“糊涂涂”马多寿，《山乡巨变》中的“菊咬筋”王菊生，《创业史》中的蜕化党员郭振山、富裕中农郭世富，《金光大道》中的“小算盘”秦富，就是这样时常生发矛盾斗争的焦点人物，他们实际上是小农私有生产体制下，能够通过剥削大多数农民脱颖而出成为地主富豪的少数农民的代表，在小说中他们有比较生动的形象。
在正面人物塑造方面，《三里湾》和《山乡巨变》着力不大，《三里湾》中几乎没有形象突出的正面人物，《山乡巨变》中的正面人物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好像只是为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而活动着，思想意识有点儿苍白，形象比较平淡。《创业史》比上述两部好了不少，塑造了梁生宝这样的具备初步的社会主义公者意识的人物，但仍然有点儿懵懂和生涩。《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则是一位真正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人物，他不仅有着公而忘私的道德和扶弱助贫的情怀，并逐步具备了国家大局观和社会主义意识，为人沉稳而又热情，行事坚定而又智慧，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一位符合人类文明追求大德、大道、高尚的文学真实人物。
从文学叙述笔法上来说，《三里湾》平实而叙，不乏有趣，近乎于“说书”;《山乡巨变》清幽雅淡，白描勾勒，好像是“清明上河图”式的风俗画与文人士大夫式冲淡山水画的结合;《创业史》则类似于一幅幅人物外貌与心理的刻画像，表面上看起来有陕西农村的浓厚气息，骨子里却透着隐隐的西式文章味道(电影《柳青》中曾多次表现柳青对托尔斯泰的崇敬，他把自己在托尔斯泰墓地参谒的照片摆在书桌上，看来这是他在《创业史》中以西式文法叙事、写人与发表“哲理”议论的原因所在)，据说柳青给这部小说拟的原名是《稻地风波》，这个名称更符合这部小说的面貌。
《金光大道》恰如一轴恢宏的浓墨重彩的长卷，它从土改结束后芳草地村回复到小农私有生产状态开始，经救助贫困农民的临时互助组，到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常年互助组，再到为发展生产扩大规模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成立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书写了农业合作化的全过程，从县、区、乡干部，到城镇手工业工人和商人，以至村社干部和富农、中农、贫苦农民，各种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斗争都在合作化过程中产生、展开、发展、解决，故事情节紧凑递进、波澜起伏而又舒张有致，人物性格随着情节的推展而鲜明生动地展现出来，环境氛围充盈着浓郁的冀东平原乡村氛围。这部小说，称得上是真正的新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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