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庆按：文幼章先生是“奇人”，本文作者张彦（1922—2018）先生也是“奇人”，此文可以算是“奇人写奇人”。张彦是《人民日报》的首任驻美记者。他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曾亲赴湖南芷江报道日本投降仪式，并参与重庆谈判、开国大典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新闻报道。1955年随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1955年出版了《亚非会议日记》。他出版了《驻美记者见闻》《记者无悔》《美国随想》等多种著作。本文来自《风云激荡的一生——张彦自传》，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175-220页。本站注：原文较长，分上下两次刊载，此为上。
文幼章，如果你只知其名，准以为是一位出身中国某书香门第的文人学者。如果你只闻其声，定把他当作一个四川老乡，而且峨眉山地区的口音还那么重。但是，如果见到他本人，你一定会大吃一惊，怎么竟是一个大鼻子、蓝眼睛的高个子洋人！然而，这个洋人，却和中国人特别亲，好像兄弟一般；说起中国的事来。了如指掌，有时比一般中国人懂得更多。
人称“奇人文幼章”，绝非耸人听闻。
他一生九十五个春秋，都充满着传奇的色彩。他是万里以外的加拿大人，却出生在中国四川省的嘉定(今乐山市)。他原名JAMES GARETH ENDICOTT(詹姆斯，加瑞思，恩迪科特),却取了个十分典雅的中国名字“文幼章”，并以此闻名一世。他出身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牧师家庭，并曾受加拿大统一教会委派来中国任传教士二十多年。然而，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残酷现实，却使他自然而然地将传播基督教义与实现社会公正结合了起来。并且进一步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给人类带来幸福。
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政治顾问，为他们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出谋划策，也开诚布公地提过尖锐的批评意见。在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触中，他开始认识、崇敬并进而支持共产党争取中国独立和解放的主张和行动。为“反内战！要和平！”他不顾一切，和中国大学生手挽手地一起游行示威，并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见到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确凿证据后，他拍案而起，愤怒地向全世界公开控诉这一滔天罪行。但是，他一回到和美国合伙参战的加拿大，却因此而被攻击为“头号国民公敌”。为了防止人类再度陷入战争的灾难，他几十年如一日为保卫世界和平奔走于五洲四海，尽管某些人无休止地攻击他是被利用的所谓的“红色工具”。
文幼章一生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不管社会压力有多大，无论诬蔑攻击有多荒唐，从来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为坚持正义和真理而奋斗不已。
1984年张彦到文幼章家中进行采访
峨眉山下的童年
在峨眉山脚下，嘉定城里的白塔街212号是个绿树成荫的小巧庭院。早在清王朝的末年，这里曾经是一个加拿大卫理公会牧师的住宅。这个牧师，高高的个子，戴一副深度眼镜。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红色的络腮胡子。所以，尽管他给自己取了个端庄的大名叫“文焕章”，然而当地的老百姓还是习惯于喊他“红大胡子”。他也满不在乎，为人随和，喜欢和中国人打成一片，和教友们称兄道弟。他只要在市场上一走，往往就能吸引许多人到街道上那小教堂去听他布道，他还会用中文大声朗诵祈祷文和高唱圣歌。
文焕章夫妇在这里一住十多年，添丁加口有了五个儿女。其中，老三就是文幼章，出生于1898年12月24日。他的童年，是和当地中国娃娃们，其中包括他们家佣人的孩子，一起无拘无束地度过的。他和他们结成一伙，干一些孩子们“违科犯禁”的事。例如，上街时偏要去买一些大人说“吃了要生病”的糖果吃。要不就偷偷爬到工厂窗口上去看那令人神往的机器，还让一个小鬼“站岗放哨”，好及时报警喊一声：“红大胡子来了！”这一段经历，使他养成了日后与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们和睦相处的卓越能力。
文幼章曾经这样愉快地回忆过他的童年：
“我们的老厨师老杨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要教训我时，他决不犹豫。有时甚至毫不留情地打我的耳光，给我讲什么才是得当的行为举止。他像是我的一位叔叔，使我感到我们家里有了一个中国成员。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我从来没有过任何种族偏见。我从很早的儿童时代起便懂得要把人当人对待，尽管有的人很好，而有的人并不那么好。当我后来以传教士身份返回中国时，这一点在我的心理上有很大的影响。我和中国人的关系是融洽的、推心置腹的。”
归来的传教士
1925年11月17日由太平洋彼岸驶来的“澳大利亚女皇号”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上海的外滩。这艘豪华航轮，载来了从加拿大重新返回中国的文幼章。在此之前，他回加拿大上过中学、大学，又认真学习过教会的宗教课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曾经入伍到欧洲打过仗。现在，他已经是一个英俊、成熟的青年传教士了，和他同来的是他美丽贤惠的妻子玛丽，奥斯汀(中文姓名文月华)。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新婚夫妇，正是为了实现他们在海外传播上帝旨意的理想，不远万里前来这个亚洲古国。
他们的教区在中国西部的四川。因此。他们还得乘小火轮溯长江而上，经过险滩恶浪，直奔重庆。重庆这个四川的商业中心，因为中国被迫与外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当时已成为开放口岸。不仅各国的轮船和商行纷纷在这里出现，还有外国领事馆和炮舰为他们撑腰和耀武扬威。传教士也把重庆作为传教中心，六七个不同的教派在这里办起了礼拜堂、医院、学校、商务代办处和圣经会等等。由加拿大卫理公会出资，仿多伦多市政大厅塔楼修建的教堂，成了当时重庆城里最高的建筑。
通常，青年传教士都得先到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学习一年中文，然后再派往边远地区星罗棋布的传教点去。文幼章夫妇却没有继续西行，而在重庆郊外停留下来了。原因是玛丽当时已有身孕，经不起乘人力车或滑竿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再颠簸十来天，何况还有那么一大堆令人咋舌的行李。于是，应多伦多大学老校友的邀请，他们住进了郊区鸭儿凼(弹子石)的一幢高大的砖瓦楼房，并在那里的家庭教师指导下开始了他们的中文学习。
这时候的文幼章，并没有完全忘记他孩提时代所学的中文，因此他的起点就与众不同。他立志要成为教会里的一个中国语言专家，并且为此狠下了点苦功夫，一开始就抱着中文的通俗小说不放。难怪，到了五十年代，郭沫若称赞他是“能把中文讲得与中国人毫无二致的仅有的几个外国人之一”。
文幼章不仅专心学习中文，而且十分重视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周围的民情。当时，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军阀实行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以至于在上海南京路上出现了震撼世界的“五卅惨案”。工人运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排外情绪日益强烈，传教工作难以进行，是可想而知的。传教士出门，经常被顽童骂“洋鬼子”，扔石头，吐口水。每遇见这种情况，文幼章的反应并不是生气，而是深思。
不同于许多外国传教士，有过中国生活经验的文幼章似乎很容易理解这种排外情绪。在他看来。这是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的表现，而且这种敌对情绪的相当部分是完全正当的。因为，他知道，一场工业革命正在中国出现，工厂里的工作条件既原始又残酷。而很多这种工厂就是外国人开的。长江上的外国轮船容量大、速度快，一艘可以顶一百条中国木船，使成千上万的中国船工沦于失业，生活无着。加以很多外国人歧视中国人，就更增加了敌对情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外国人之所以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根子就在西方列强通过武力强加在中国头上种种的不平等条约和不合理的治外法权。
面对这种变幻莫测的环境，文幼章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从在排外声中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身上，感染到了勇气和活力，增强了自己传播耶稣基督渴求至善精神的信心。他主张传教士应与中国人一道工作，受到许多青年传教士的赞同。但是，他的直言不讳却惹怒了那些资历较深的教士们。在一次教会的年会上，围绕着如何对待正在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中国的传教士希望外国的同行能够放弃特权，以显示教会有别于西方为维护其军事和商业利益而推行的强权政策。没想到。这个主张却遭到了大部分传教士的反对。这时，仅仅作为观察员参加大会的文幼章，实在按捺不住了，站起来作了一个单刀直入的发言。他主张，应该调整教会的政策，以适应中国的国民情绪。在结束讲话时。他甚至毫无畏惧地以挑衅的口气宣称：“我在圣经里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话：‘你们要走遍世界，用枪弹把福音射进每个人的心灵！’”他的一席讲话。震惊了所有的与会者，会场里刹时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寂静。
加拿大华西布道团在重庆鸭儿凼办的精益中学
革命、炮舰、动荡▲
自1925年至1933年，是文幼章作为一名传教士旅居中国的第一个阶段，也是他思想陷入激烈斗争的一个阶段。生活在孕育着大革命、大动荡的中国，他对于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同情，与日俱增。但是，这与他传教布道的职业，却形成日益尖锐的矛盾。因为，这个职业是要靠外国欺压中国的武装来保护的。每星期在讲坛上向教徒们重谈那过时的老调时，都会引起他良心上的自我谴责，刺激他去重新考虑他的政治、社会和神学观点。
这时，以孙中山为旗帜的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和共产党携手合作对付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了支援五卅反帝运动，在沿海地区，工人实行大罢工，商人关门罢市，学生集会游行示威，要求撤走外国在华陆、海军，废除领事裁判权……在重庆，英国水兵荷枪实弹登陆，打伤一些在外国商行前示威的中国人。于是，佣人罢工，纠察队员四处设岗，不许给外国人运送食品。英国领事命令所有的英国妇女和儿童登上一艘英国轮船。当时作为大英帝国公民的加拿大人也不例外，并且要立即开赴宜昌。1926年9月，发生了英国炮舰轰击万县的非常事件，形势日益紧张，连英国教士是否要撤离也提上了日程并成了当时的争论焦点。
对于文幼章，万县惨案是一堂深刻的政治课，说明了传教活动与西方炮舰政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仅仅因为你是一个英国公民，你就给卷进炮轰万县这样的事件里来了。文幼章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要求正确对待中国人的强烈反应，却被斥为“过分亲华”。他辩论说。“是外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使得事态难以友好地解决。这种情况大约要等到中国有朝一日以千百万大军为后盾的时候才会结束。”
教会对万县惨案的态度，给文幼章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恶劣印象，并且在思想上产生了一种根本的怀疑：既然基督教会是有组织的、受资助的，那么,教会倡导的传教活动是否要永远赞同本国的利益呢？他勉强地服从了撤退到沿海地区的命令，但心怀他自己的打算。正如他在给父亲的信中所说，他将从此致力于“把传教活动和政府的行为完全分离开来”。
1927年的春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政变”,沉重地打击了革命力量，反革命势力在其他地方也重新抬头。这时，文幼章正和家人在上海法租界里过着难民生活。他虽然目睹了中国革命危急存亡关头中一个悲剧性的高潮，却并不真正理解。对此，他后来非常懊悔地在信中告诉友人：
“就在我眼皮底下发生的中国革命，我并不能理解。既不明白它发生的原因，也不知道如何适当评价它的历史意义。而我居然还曾经极为认真地研究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呢！”
当老师，打开新局面
1928年，形势趋于稳定。英国领事决定让青年传教士单身返回内地，家属则暂时送回国去。于是，文幼章从此开始了他在重庆的布道和教书生涯。
文幼章经常在各地农村作巡回传教，同行有一名中国实习教士、一名厨师和一名挑夫，一去就是个把月。他们访问学校，拜会当地的神职人员，同任何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交谈。通过这种布道活动，他开始熟悉中国的农村和大多数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大大锻炼了他用流利的中国话来吸引听众，提高了处理意外难题的机智和能力。
一次，他乘船渡过长江，正要上岸，碰到一群大喊大叫排外口号的学生，不准他的船靠岸。文幼章从那个架势一眼看出，无非是一些动稚的学生而已。他一声不吭地跳上了旁边的一只船，踏上岸去。他觉得周围看热闹的船工们倒挺和善，就操起一口地道的四川话问道：“他们在发啥子疯哟？”这些人一听哄堂大笑起来，一个船工朝学生喊道：“人家问你们在发啥子疯？”文幼章接着又脱口而出地念了一句《三字经》:“养不教，父之过”。这下子，把大家逗得都笑了起来。一个抬滑竿的对他说：“老师，你的中国话咋个讲得这么好哟！我把你抬到街上去，只收你一半钱。”文幼章谢绝了他的好意，高高兴兴地和大家分了手。
文幼章走到哪里，人们对他都很友好。可是。他发现，这些年来，由于革命浪潮和社会动乱。在农村里传教已经越来越困难了。教会只有靠开办学校和幼儿园，来博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这时，文幼章进一步悟出了一个难以用圣经来解释的道理：福音本来声称是为减轻穷人的苦难，可是在四川农村的变化中，穷人越来越多，日子越来越苦。一个由军人和城市官僚混合组成的地主阶级，凭仗武力，滥施淫威。一年征收六年的田赋，强迫农民缴纳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收成。对这样的农民，上帝能解决他们什么问题呢！
面对这令人不安的现实，文幼章在讲道时常常心情激动。由于他讲了些被教会斥为“自由主义”的话，他不得不辞去专职牧师的职务。教会给他安排了一个临时性工作，让他去顶替一个休假的同事给中国学生上英语课。没想到这一意外的变动，却给他提供了开创新途径的机会，使他一步步深入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生活。
很快，文幼章成了“英语直接教学法”的热心推广者。他和他夫人文月华一起编写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简易读物，受到广泛的欢迎。由于得到四川军阀刘湘的欣赏，文幼章应聘在重庆大学英文系讲课。并由该校采用和出版直接教学法课本，从而使这种新型教学方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
教授英语还给文幼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副产品：使他因而结识了教育界人士，接触到许多中国官员，广泛地结交了不少很有思想的教外朋友。他们不仅一起讨论英语学习，还议论中国基督教运动的目的，自然也少不了涉及当时中国的政治。当他应邀在教外人士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时。他讲的内容往往远远超出了学英语和基督教的范围。
在这一段时期里，文幼章还曾应邀在国民党的“反省院”给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布道和教英语。这件事，对他思想的刺激和震动极大。在给教会的1932年度报告中，他写道：“这座监狱里关押了大约130个男犯人，各行各业的都有：大学教授、中学生、中国文人和普通苦力，都已经判处死刑。每当我站在他们面前讲述耶稣的生平时，我有一种极其沉重而阴郁的心情。一般说来，对于这些为了某种事业而面临死亡的赤诚的灵魂，基督教所能做的事，实在太少了。”
回到家来。文幼章跟家里人讲起这些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人时，总不免流露出一种难以理解的矛盾心情。一次，六岁的儿子文少章突然问他：
“共产党打算帮助穷人吗？”“是呀！”父亲给予很肯定的回答。
“基督教不也是打算帮助穷人吗？”
“当然啦！”
“那为什么共产党坐牢，而你们不坐牢呢？”
对于这个天真无邪的问题，父亲无辞以对，只是沉默和深思。
认识了资本主义
1933年夏天，文幼章夫妇带着四个孩子第一次回国休假。那时候。正值经济大萧条席卷整个西方世界，加拿大四分之一的劳动者失业，靠领取救济品过日子。但是，文幼章却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怪事：人们都认为：“萧条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生产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右翼政客竟说：“我们的小麦堆积如山，因为我们不能把大部分小麦在外国卖掉，我们也就没有钱来购买国内剩下的小部分。”文幼章实在纳闷，要是人没有发疯的话，怎么会说出这种荒谬透顶的话来！
文幼章1936年全家照。前排左起：文忠志、文老三、文梅华、文少章。
所以，这一次回国休假，实际上是给文幼章上了一堂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课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应该说，促使他思想向左急转的是加拿大，而不是中国，尽管当时中国的情况要糟糕一百倍。这时。在加拿大成立了一些新的组织，从政治和宗教上进行反抗，激发了像文幼章这种人的觉醒。其中，由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平民合作联盟”，就发表宣言要求推翻“不公正和不人道的”资本主义制度，以便建立一个在经济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民主自治的新社会制度。
当时，在基督教内部也爆发了一场激进运动。这个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影响。尼布尔在他1932年所写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里说：现代西方生活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它的文明全然依赖于私有制的生活方式。可悲的是，作为精神力量代表的宗教却在煞费苦心地粉饰这种不合理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且把它看成神圣不可侵犯。这样一来，在比较广泛的社会关系上，宗教变成了制造思想混乱的危险根源。文幼章曾如饥似渴地读过他的著作。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和影响。在加拿大也有个相应的组织，叫“基督社会制度研究会”。这些人坚信，基督教是一种有历史意义的信仰，它具有解决西方世界危机的革命性力量。他们还认为，宗教的正确途径就是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这一切，毫无疑问，在文幼章未来的生活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这次回国休假的一年间，文幼章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是到各地演讲。他的足迹几乎布满全国，他作为一个鼓舞人心的演说家的名声也已传遍遐迩。他坦率地告诉听众，他在中国为上帝之国工作时，当他了解到列强如何用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以及日本如何攫取东北地区的情况，他的幻想开始破灭了。他还直接了当地说：“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帝国，无论是像英国这样的老帝国，还是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梦寐以求的帝国，或是像日本正在缔造的帝国，都不过是一帮掠夺成性的人，妄图通过征服和剥削外国来发财致富，不惜使别国人民颠沛流离、生计无着。”
在文幼章心目中，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唯一有光明前途的国家”。他告诉他的听众：
“我将回中国去。告诉那里的青年：你们要注意，帝国主义者已经包围了你们！他们要剥削和压迫你们！向左转吧，青年人，向左转！瞧俄国人是怎么干的！……”
当地的报纸纷纷对他的演说加以报道，并评论说：“是对当今经济情况的冷嘲热讽，言语惊人”。对他这个演说抱敌视态度的，竟然包括他自己所敬爱的岳母，她甚至把印有女婿讲话的报纸扔进了垃圾箱。
文幼章的言论，在教会里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以致是否还应派他重返中国都成了向题。由于得到了他作为“国外传教会总干事”的父亲文焕章的大力支持，他才实现了返回中国的愿望。于是，他又一次携家带口从温哥华登上开往东方的“俄国女皇号”轮船，开始了他的第二期传教工作。
《精益周报》的政治旋风
自1934年第二次回中国，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重返加拿大，文幼章虽然身份依然还是传教士，客观形势却引导他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在这个时期里，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围剿共产党，日本军国主义者趁机明目张胆地步步强占中国领土，以致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于是，国难当头。中国出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和国共第二次合作，从而进入全民抗战的新阶段。各个领域的生活，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这时候，文幼章感到传教工作在中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必须另辟新的途径。于是。他在重庆鸭儿凼的精益中学(今十一中)找到了一个英语教员的职位，并且以此为中心来开展他的传教工作。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名为“国际家庭”的一所学校。吸收一些外国和中国孩子来学习。他出版《精益英文周报》，以提高教学水平和促进学生学习，他还获得了一个似乎在中国进行传教工作无与伦比的好机会——被聘为中国当时的领袖蒋介石夫妇的顾问。
出人意料之外，一个不起眼的、靠手工石印出版的《精益英文周报》,居然卷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政治旋风”。这个刊物，本来只是通过刊登诗歌、故事、寓言以及国际时事来帮助读者学习英语，颇受欢迎。发行五千份之多。随着读者兴趣的增长，周报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涉及的面更广了，还常常转载一些西方报刊上的政治漫画。有些人对周报提出了质疑，说它的内容太激进了。文幼章反驳说，他办这刊物不仅是要让学生学英文，还要帮助他们了解基督精神的社会是个什么模样。在这个社会中，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求，而不是满足个人的私利。他力图让学生懂得，像种族偏见、所谓“白人肩负的重任”以及“为了垄断弱国的经济”而进行战争的观念是何等的荒谬。
《精益英文周报》一直出版到1939年，文幼章这时已经以“教育家”远近闻名了。中国人赞扬他懂得中国心理、西方人中则有不少人对他关于世界和基督教的解释持反对态度。一家英国公司的经理休思告诉文幼章。反映在《周报》上的政治观点已经成了英国俱乐部里争论的热门话题，善意地劝他改变一下作风。文幼章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在他看来，“这个刊物是为学生们办的，现在他们已经到了应该对世界事物有个清醒判断的年龄了。”他的这种办刊态度，日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它不仅激怒了他的英国同胞，甚至引起德国和意大利驻重庆领事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指控，要求把文幼章驱逐出境，或者至少要勒令《周报》停刊，理由是：“因为该报攻击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幸运的是，当时的英国领事并不同意这样的指控。文幼章对这些批评的反驳，赢得了中国人的热烈赞赏和赠款支持，从而使这个刊物得以生存下去。
与蒋介石的合作共事
1939年3月的一个清晨，一辆人拉的黄包车在鹅卵石的路面上剧烈地颠簸着，文幼章坐在里面，急匆匆地赶往重庆市最西北角的蒋委员长夫妇的官邸。作为当时这位中国领袖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的新顾问，他这时是应邀在八点钟去与他们初次见面。
“要我翻译吗？”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蒋夫人宋美龄问。“不必了，我晓得。”文幼章的一口四川话，立刻使这场严肃的会见变得无拘无束起来。
这位委员长，向他特聘的洋顾向详细地说明了对他的种种期望，还特别交待：“如果您了解到有什么贪赃枉法和徇私舞弊的事。务必要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要的不是阿谀奉承，我们想让中国强大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他委任文幼章为中央军的教官，任务是要在招兵大会上或者军营里去发表演说，以鼓舞士气。说完以后，他就握手告别先走了，留下蒋夫人陪客人度过了这个上午。
显然，蒋夫人的谈话和风度给文幼章留下了很深很好的印象。她告诉他，在她“新生活运动”的工作人员中，也有共产党员、基督徒和其他党派人士。她认为，基督徒应该在这些人当中起发酵剂的作用。她要求文幼章协助解决这些工作班子中出现的难题，这是他的主要职责。他需要经常去视察生产部门、训练班和宣传机构，把见到的和想到的都如实地向她随时反映。她还希望他在某些特殊的庆祝场合上发表讲话。谈谈中国取得的民主进步，并向欧洲和美洲广播。
1939年春夏，日本开始对四川进行恐怖的大轰炸，文幼章立即投入了新生活运动的救济工作。在日机第一次轰炸嘉定和泸州时，他领导一支由英美集资聘请的医生护士组成的救护队，到处抢救。更严重的是5月对重庆的多次狂轰滥炸，伤亡的人数上万，惨绝人寰，令人发指。这时，文幼章经常出现在救火场上，或者应声前往救护那些挤压在残垣断壁中痛苦呼叫和呻吟的人们。他愤怒地咒骂日本天皇，真想抓住天皇的脖子揪到这儿来，让他亲眼看看他所造成的这场人类的灾难。他认为，对这场灾难，西方国家也难逃罪责。因为。在坠毁的日本轰炸机上发现，发动机是美国造的，机关枪是英国生产的。
新生活运动也在农村开展工作，主要是组织战时服务俱乐部，其任务是鼓励生产，照顾军人家属，监督县长发给他们应有的粮食津贴，不得从中克扣。使文幼章感到吃惊的是，县长们把组织服务和杜绝贪污最得力的新生活运动干事都叫做“共产党”。后来，他发现，有十来个这样的干事突然无影无踪了。他和其他几个人联合起来，就此事向蒋夫人做出反映，并提出了抗议。为此：蒋委员长和夫人特意请了一些高级干事和顾问来吃饭，并解释说，这些“失踪”的人都是共产党的要人，他们是根据共产党的命令转移到别处去了。甚至，还亲自向他们做出保证，请他们不必再为这些人担心。
当时，文幼章对这位委员长确实十分信赖，竟把谎言当成了真话。据他回忆，直到战争结束以后，他才从曾经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过的一位新生活运动副总干事那里得知真情。他让文幼章看到确凿的证据：五年前委员长发出的逮捕那些失踪的“共产党”干事的手令。这些人被抓进了戴笠特务部门的禁闭室里，经严刑拷打之后被杀害了。在对文幼章透露此事以后，仅仅几个月，这位副总千事本人在由成都飞往上海途中突然死去。他究竟是不是自然死亡，在文幼章心中，这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
在为新生活运动工作的过程中，文幼章越来越清楚地看清国民党的两面派真实面目。甚至，后来，连国民党的“解决共党问题措施”的决议文本也送入了他的信箱了。看了这个文件。他终于明白，一个在抗日战争中消灭共产党的阴谋计划，都是在中央政府假装不知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时候，他恍然大悟，他所尊敬的委员长和夫人，曾经对他说过的所谓关心民主和国家团结以便一致抗日的主张，竟统统都是骗局。他本人在新生活运动中充当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中间人的事实，也成了骗局。
在感到失望之余，他本想去找蒋介石夫妇当面对他们提出质疑。但考虑再三，还是先通过书信向蒋夫人表达了他的疑问。夫人没有给他答复，而是邀请他来跟委员长直接谈。一反以往那种轻松的谈话气氛，这一次委员长对这位洋顾问也不那么客气了。文幼章以开诚布公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蒋介石越听越不是滋味，以致于板着面孔、大动肝火。弄得在一旁的蒋夫人也涨红了脸，神情极度不安，赶快转移话题，才算把紧张气氛缓冲了一下。
在文幼章看来，如果蒋夫人领导的新生活运动就这样按国民党制订的路线方针去做。那么他作为一个顾问所能起的作用也就结束了。虽然蒋夫人一再表示挽留，他终于告别了重庆，回到成都，以华西协和大学英语教授和成都传教士语言训练学校校长的身分，度过了他第二次到中国的最后一年。
在加拿大高唱《游击队之歌》
自1941年秋至1944夏，文幼章是在处于战争时期的加拿大度过的。名义上，他这次回国是为了休假，实际上却成了他不断发表演说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他做过五百多次公开演讲，有时一天竟达四、五次之多。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听众包括三教九流，还多次发表广播演说。讲话的内容涉及甚广，但主题总离不开如何通过传教在全世界建立起兄弟友谊、抗战中的中国、当前的战争以及建立持久和平的可能性等等。他演讲时，总是以发自内心的感情，通过扣人心弦的事实，激起听众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强烈憎恨，对奋起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民的敬仰，对受苦受难者的无限同情。
在文幼章的演说中，最精彩的自然是他对中国抗战状况的描绘，许多都是他自己亲历目睹的。他认为，华北地区英勇的游击队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他把《游击队之歌》比作现代中国的《马赛曲》，而且当场津津有味地唱起这首歌来，先用中文唱，然后又用英文唱，可把听众乐坏了。他告诉听众说：“在敦克尔克一战中，我们看到了人类在面临巨大灾难时那些使人类灵魂变得无比崇高的优秀品质。而中国人民所经历的，不是一个、而是一系列的敦克尔克。每次，他们都不仅表明了他们能掌握自己命运，并且把它与一个自由、公正的未来紧密结合起来。”他大声疾呼：“中国人民需要我们帮助，需要我们的药品，需要我们的‘巨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如有可能，最好连加拿大飞行员一起去！”
在一次青年的会议上，深受感动的与会者决议两天不吃午饭，把节约下来的钱用来救济战火中的中国人民。在西部的一个小教堂里讲道之后，一个年迈的老太太取下自己的钻石戒指交给了文幼章，让他卖了将钱捐给中国。
1941年12月，日本飞机偷袭美国珍珠港。中日战争扩大成为太平洋战争，文幼章一家人返华的日期被无限期地推迟了。于是，文幼章自愿投入了加拿大的战时工作，继续到处演说，推行胜利公债。在对入伍士兵的演说中，他常常以中国人救亡图存的英雄事例来鼓舞他们的斗志。
在这历史的大转折中，文幼章的思想和生活也随之演变。对日益扩大的世界大战持什么态度，在加拿大国内的政治组织和教会里，都出现了分裂。在这场斗争中，文幼章一直在清醒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并且终于和他夫人一起决定加入当时比较激进的“平民合作联盟”。文幼章也知道，理论上，在战争中厮杀是与基督教的基本信条格格不入的，可是和平主义又行不通。因为，和平主义者只有依靠别国人民作出的栖牲，依靠别人在德国的坦克和日本机枪之下的死亡，才能保住他们的和平主义称号。他已经清楚地认识，正义的战争，例如中国人民和欧洲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应当受到支持。所以，他在联盟代表大会上的观点是：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为了开辟友好与安全的新时代而进行的人民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
尽管他已经深深卷入加拿大的政治，文幼章依然惦念着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和他未完成的任务。他知道，那儿才是他的用武之地。来自中国的消息，既有使他高兴的，也有使他沮丧的。高兴的是：华西教会和协和大学都迫切要求他回去工作。以充分发挥他的特长。沮丧的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分裂越来越严重，重庆政府也越来越腐化堕落了。他的这种献身中国的愿望，终于在1944年7月得以变成现实，再次登上了远洋邮轮。这时候，他完全没有料到。他即将在中国经历的岁月，竟赶上了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大转折！
与共产党接触以后
这次回到中国，文幼章发现。内部的斗争日益表面化了。蒋介石的对策是更加露骨地耍两面派。一方面，为了转移人家对“一党专政”的攻击，他宣布召开包括两百多名知名人士、代表不同观点的“国民参政会”。与此同时，仍然继续不断打击在前线坚持抗战的共产党部队，而国民党的美式武装队伍却在日军进攻前节节败退，以致激怒了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在这样的复杂形势下，文幼章内心经常处于矛盾斗争之中。最后，他不得不辞去牧师的职务，全力投入教学和支援抗日战争的工作，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卷进了中国的内部政治斗争。表面上，他只是华西协和大学英语和伦理学教授。而实际上，他自愿为抗日的盟军服务，具体工作是为美军战略情报局收集有利于反对日本侵略的情报和帮助培训中国学生担任美军翻译。
初期，在加拿大大使馆的默许下，文幼章被派到美军中去担任同史迪威将军部队取得联系的“联络官”,以准备实现“空降到华北沿海地带”的计划。据说，当时共产党的朱德将军已向史迪威保证：在一个月内，他可以将五十万军队集中在六个不同地点以接受美国机枪、手榴弹和火箭筒。用这样的兵力，他可以把山东沿岸以致远至上海的日军驱逐出去，并能在沿海岸深入内陆一百英里的地区抵抗日军的进攻，坚持两周，以配合美军登陆建立抗日的滩头阵地。文幼章被选中去担任联络，正因为他“会讲中文，能同中国人一起生活，并能像中国人那样生活”,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并非亲共。
正当文幼章准备在1944年10月上半月前往报到时，美军指挥部突然来电让他“暂留原地”。后来，他才知道，由于蒋介石的蛮横坚持，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不得不解除了史迪威的总司令职务。这时候，这位委员长已经不能容忍任何有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威信的行动。什么国家利益他都可以不顾了。这件事，无异迎头一击，使文幼章猛醒，开始擦亮眼睛去真正辨认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包括弄清楚共产党的活动和目的。
文幼章的直接英语教授法早已闻名遐迩，他一口地道的四川话更是引人注目。这都为他广交朋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与他常来往的，就有国民党的显要、当过蒋介石的行政院长的张群，也有与蒋矛盾重重的四川各路军阀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他往往是这些人的基督教友或其子女的“家庭教师”。许多国民党的内部机密，文幼章正是通过这些人获悉的。比如，1944年冬西南吃紧的时候，这些军阀向他透露：蒋介石正在和日本人及其南京傀儡进行秘密谈判，日本人的方案是“你要按兵不动，让我们把这场战争打成日美战争。如果你照办，我们便不攻打重庆，并让你在华西集中兵力准备战后事宜”。他们还告诉他。蒋从前方调来几千名特务，准备杀害民盟成员和任何敢于发起运动反抗他这一投降计划的人们。后来，日军果然东撤，解除了对重庆的压力，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机密的准确性。
这样的信息，印证了文幼章根据广泛接触对中国政治所得出的分析。使他触目惊心的是，西方所谓的“自由中国”的核心，实际上是一小撮地主和投机商所构成的有闲阶级。他们得到武力和外国贷款的撑腰，靠压榨广大老百姓来养肥自己，从而使这些老百姓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农民、破产的商人和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现实，使文幼章的灵魂深处感到十分沉重，也促使他从相信传教的力量和个人的转变，逐步转成为相信必须进行社会革命。这时，他对主张社会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兴趣大增。
1945年1月的一天，通过一个西方记者的介绍，文幼章走进了坐落在曾家岩的神秘的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列席周恩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在一间没有什么陈设的大屋里举行，粉刷过的墙壁上挂着孙中山、斯大林、列宁和蒋介石主席的像。在招待会进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周恩来的翻译在译美国《时代一生活》杂志记者的谈话时突然卡壳了。这时，文幼章插了几句嘴，准确无误地译了出来，全场大为高兴，眼光不约而同都落到了他的身上。招待会结束以后，周恩来特意把这位特殊的客人留下进行了一次长谈。从此，开始了这两个卓越人物之间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友谊。
在文幼章的脑子里，那一次的谈话永远不可磨灭。几十年后，他也记得清清楚楚，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说话。在周恩来这样一个一见如故的伟大友人面前、他几乎是合盘托出，把自己的经历、思想、以及他所做的工作，包括向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汇报，都坦率地告诉了这位共产党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周恩来竟希望他能将共产党的主张和活动全面地向战略情报局报告。因为“我们想让美国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没有什么要隐瞒的。”周恩来还随即把自己的秘书和助手龚澎介绍给他。让他与这位精通英文的女干部保持联系，而且明确交待：你可以完全信任她。
果然，文幼章发现，这位女共产党人确实极不寻常。作为中共的对外联络员，龚澎已成为重庆外国记者圈子里最受欢迎和尊敬的人物，争着从她那里获得真实的新闻。甚至，一些外国记者在社会活动中志愿担当龚澎的“保镖”，以防止国民党特务对她的迫害。每次与她的接触。文幼章都感到获益不浅，拨亮了他认清中国时局的眼睛。在以后的岁月里，她一直是他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员，他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与周恩来、龚澎以及在成都的张友渔等这些共产党人接触以后，文幼章感到自己头脑里似乎在经历着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他不得不自觉地接受许多新的思想。甚至，他的口气也变得比以往谦虚了。他曾对人承认：“我逐渐学会了和他们交谈。而不仅是对他们讲话。”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的八年抗战终于胜利结束。这时候，文幼章发现，自己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一份总结报告里，他承认：一年多以前，他还曾对加拿大人民广播说，蒋介石的伟大领导会克服战争的困难而使中国安全地过渡到民主。而现在就他看来，蒋介石在一般人心自中，已不再占有从前一度有过的位置。蒋已堕落到使用他三分之一的军费来进行特务活动，镇压日益壮大的民主力量。整个国民政府过于腐败无能，已经不可救药。而到处都有的共产党人，却对他们的社会发展理论有狂热的信仰，为人诚实正直，并且有自我批评精神。他们从以往的错误中汲取了大量教训，他们的纲领切实可行并符合广大贫困民众的需要。
因此，他对美国战略情报局说：如果美国政府需要中国稳定，需要在中国为西方货物寻找市场，那么中国政府必须是有效率的民主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总之，中国人民不达到这一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当然，文幼章的这些忠告，对于罗斯福总统逝世以后的美国政府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他们的战后对华政策已定，那就是：决不能让蒋介石垮台，决不能让共产党上台。接踵而来，是国民党政权对于群众民主运动实行更加疯狂而残酷的镇压，同时也就迫使文幼章更加深入地卷入了成都日益高涨的学生和教师的反抗运动潮流，他在中国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未完待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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