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庆按：文幼章先生是“奇人”，本文作者张彦（1922—2018）先生也是“奇人”，此文可以算是“奇人写奇人”。张彦是《人民日报》的首任驻美记者。他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曾亲赴湖南芷江报道日本投降仪式，并参与重庆谈判、开国大典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新闻报道。1955年随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1955年出版了《亚非会议日记》。他出版了《驻美记者见闻》《记者无悔》《美国随想》等多种著作。本文来自《风云激荡的一生——张彦自传》，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175-220页。本站注：原文较长，分上下两次刊载，此为下。
续前
“十一号住宅的耗子”
文幼章在华西协和大学任英语教授时，住在华西坝十一号。没有多久，那栋大洋房就成了国民党特务注意的目标。由于这位洋教授的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这里进出的客人也大不一样了。经常都有这么八九个大学生，有男的也有女的，名义上是来补习英文，实际上是借这个庇护所举行政治集会，阅读并讨论一些秘密材料。文幼章不仅不加干预，还用花生和茶水招待，有时也参加讨论。久而久之，这些学生风趣地自喻为“十一号住宅的耗子”。这些学生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分析问题的尖锐透彻，都给文幼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这些人当时就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成都的负责人，后来也都是中国革命中的骨干分子。
国民党特务早就想向文幼章这个眼中钉下手了，但苦于未能抓住他公开支持共产党的把柄。一次，四川大学的校长兼国民党书记邀请文幼章去作演讲，题目是“工党在英国获胜的意义”。但是，显然事先早有安排。在提向时，三青团死硬分子不断塞进有关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且是挑衅性的。
“如果中国发生内战，你认为后方会有暴动吗？”一个人问。
“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国盖世太保当然比一个外国人更清楚。”文幼章的这个答案，引起了几百学生的哄堂大笑，随之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们中国人认为，马克思是外国人，他的学说对中国并没有好处。”另一个人大胆地站起来发言。“我们不要洋教条。你认为如何？”
“据我所知，”文幼章对答道，“谁也没有说想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大家谈的是一个中国人教导的三民主义。至于说不使用洋货，如果你们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那么你们大学就不该点电灯，不该坐飞机旅行，你们肯定也不该用美国坦克去打共产党。你们应该坐鸡公车(手推的独轮车)才对。”
在那一段时期。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严峻发展，文幼章遇到的这种短兵交锋，频率也随之提高。但是。对他而言，这只不过是又一次发挥他机智幽默的机会。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的谈判虽然还未正式宣告破裂，战场上的炮火声已经响起来了。“反内战，要和平”的学生运动，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对昆明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杀害四名手无寸铁的青年，把反战怒吼推向高潮。成都的学生们也坐不住了，国民党当局则千方百计阻止任何学校出现支援行动。于是，这个组织集会的任务只能由临时组织起来的同情和支持昆明学生联盟来担当了。这些学生们认识到，他们的任务不仅是支援昆明，还应该争取城市人民来支持成立联合政府。他们的计划是星期日先在校园里开大会，然后举行示威游行到市中心的少城公园。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在国民党政府的强大压力之下，许多预定来讲话的人不能来了，特别是那位准备在公园集会高潮时发表主要演说的人不能到会了。
这时候，几个学生代表来到了文幼章身边，希望他能挺身而出。因为，他们得到可靠情报，蒋介石的便衣警察要杀死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的任何人。他们认为，文幼章是外国人，又是传教士，还担任过蒋介石的顾向，不会遭毒手，而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集会。
据文幼章若干年后的回忆，他当时脉搏的跳动加快了，立即感到面临着一场尖锐的道义危机。不去，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吧，意味着要同当局对抗，甚至还可能遭到牺牲。他于是找他的中国教友沈体兰和吴耀宗商量，吴已经是校内大会预定的发言者之一。他们都认为他应该去，但最好事先给政府打个招呼，告诉他们你要去参加大会。果然，文幼章当天就给跟他学英语的四川省省长张群送去了一封信说明他的意图。
第二天早晨，从成都各个大学来了上千名学生，集会在华西协和大学校园里，气氛热烈而又沉重。为昆明死难四烈士默哀后，几个人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最后，由昆明西南联大的校友领头游行，人人臂上都带着黑纱，举着旗帜，高呼口号。游行队伍越走越壮大，到达目的少城公园时，已经是一支浩浩荡荡五千人的大军，文幼章始终走在队伍的前列。当他进入公园时，讲台四周已经站满了三十个头戴钢盔、身穿军服的警察，虎视眈眈，如临大敌。在他登上讲台时。他们见是一个洋人，为之一楞，但没有任何动作。这时，会场上却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因为从他身上人们看到了世界人民对中国学生争取民主与和平的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文幼章刚刚开始讲话，一个穿军装的人突然把一颗手榴弹扔上了主席台。文幼章料他也不敢去拉引线，依然镇定自若继续演讲下去，而且讲得更加激昂慷慨了。当他讲到向昆明四烈士致敬的时候，他愤慨地说：他们四人“是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下受了八年苦之后被处死的，罪名是争取和平、民主和统一！”他长达一小时的热情洋溢的讲话。把整个群众大会推向高潮。
多少年以后，文幼章在回忆往事时，才越来越意识到，少城公园那一段终生难忘的特殊经历，实际上标志着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而在这之前，是那一群“十一号住宅的耗子”，引导他超越了鸿沟，从知识分子空想的改良观点转到献身革命的观点。
文幼章在中国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激烈演说，立即在教会和加拿大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应。蒋介石政府随即照会加拿大联合教会，要文幼章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否则他将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境，并不得重新来华。但是，这个恐吓最后并没有成为现实，原因为何，绞尽了中加两方面诸多人士的脑汁仍不得其解。不过，有一点是明显的：驱逐文幼章很可能引起更大规模、难以收拾的学生游行示威。
文幼章意识到，他现在必须认真考虑他自己何去何从了。如果他继续开展活动，传播他深信不疑的“我们时代的福音”,就势必会给教会带来麻烦和危险。于是，他终于在1946年5月正式向加拿大联合教会提出辞去牧师的职务。理由是：首先是由于我对宗教信条、宗教礼仪，特别是对于“圣职任命”等在自身的经验、理解和解释上都有了变化。而且也由于这样的事实：我感到受到了召唤去积极参加改善人们状况的社会政治斗争，这一生活领域被认为是不适合牧师积极参加的，除非他们恰好是站在“正确的”一边。
在离开成都的时候。文幼章在给妻子文月华的信中写道：“交上辞职申请后，我感到心满意足。我生平第一次感到了自由。虽然为时颇晚，但我还可以尽力而为。”他这时四十八岁。
“来历不明的共党报刊”
文幼章回国的计划。被一个意外的因素改变了。在1946年5月去上海的途中，他突然收到周恩来来信，邀他路过南京时前往中共办事处一晤。这时候，由于美国的军援，中国局部地区的争端正在演变成为一场全面的内战。而美国政府依然装成一幅和事佬的模样，到处散布骗人的鬼话，实际上却在不遗余力地替国民党运送军队、修复机场和训练人员使用美制飞机和坦克。因此，如何将这种真实情况介绍给全世界，特别是如何让北美人民起来制止运送武器弹药，就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周恩来问文幼章：“你愿意推迟返回加拿大的时间，帮助我们做一些宜传工作吗？”
周恩来的一席话，文幼章不加思索就已理解。周恩来的请求，也是他在良心上就不能拒绝的。于是，他立刻写信给他擅长文字工作的妻子文月华。赶快来上海与他合伙创办一本英文刊物。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一本叫《上海时事通讯》(SHANGHAI NEWSLETTER)问世了。创刊号上宣布：将以美国杰出的总统杰斐逊所解释的民主为信条，决心“为和平、进步和统一的中国而奋斗”。刊物的中心内容是告诉读者：当今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外国政府都不应该干预中国的斗争，而是要让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刊物的文字流畅有力，封面版式也引人入胜。
为了避免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也为了防止文幼章被驱逐出境，这本刊物上没有印真实的地址和主编姓名。它每周出版一次，由上海一个大白俄集团的成员承印，通过文幼章在联合国机构工作的外国老朋友寄出，可以避免当局的检查和扣压。发行的对象包括：在中国和各英语国家的政治家、教会领袖、新闻界人士、外交官、工会组织、大学教授以及一切友好人士。这个名单越来越长，为它写稿的知名作家也越来越多，其中就有刚从延安访问毛泽东归来的名记者安那·路易斯·斯特朗。
没有多久，在外国绅士常去喝酒聚会的“上海俱乐部”里，《上海时事通讯》就成了议论纷纷的热门话题，当然骂它的人不少。美国在上海办的报纸《大美晚报》，更是怒气冲冲，直截了当在报纸上谴责这个周刊是“来历不明的共产党报刊”。文幼章看到这些，不仅不生气，反而暗中得意，因为这正说明刊物发挥了威力。他尤其感到满意的是，他这本刊物在他的祖国加拿大也被人津津有味地读着。它所提供的揭露骗局的材料，已成为美国和加拿大一些民主组织向各自政府施加压力的武器，以终止对中国内战“贷款和武器供应”。
在华北的枪声越来越紧密，中国的内战到1947年初已经全面铺开了。中共的领导人之一董必武，在飞返延安的前夕，曾经诚挚地对文幼章说：“我们敬佩你能够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人民联系起来。”
文幼章夫妇在上海的停留，似乎也到了需要宣告结束的时刻了。甚至他们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朋友，也忠告他们，为了安全，必须尽快离开中国。地下共产党与他们联系的人，与之共同商量的结论，也认为他们不可能在上海长期呆下去，应该回加拿大去。在那里，他们可以做许多事情来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在1947年6月19日的暮色中，文幼章夫妇终于登上驶往太平洋彼岸的轮船“梅格斯将军号”，告别了中国。这一天，恰巧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他们依偎着站在甲板上，遥望上海市的灯光消失在黑夜中，他们在中国二十二年的不平凡经历，一幕幕在眼前重现，他们的心潮起伏与太平洋的汹涌波涛相互呼应，分不清究竟谁比谁更为激动。
引起争议的新闻人物
文幼章一回到加拿大，立刻就成了大有争议的新闻人物。《多伦多星星周刊》头版报导：“蒋介石的前顾问文幼章预言，蒋的政权很快将被打倒。”这与加拿大公众天天听到蒋介石节节胜利的消息正好相反，舆论为之哗然，不知道该听谁的才对。当然，为了推销加拿大剩余物资而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那些人，极力煽起一股反文幼章的恶浪。
对于文幼章来说，冲破逆流去传播真理，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从西海岸到东海岸，无论在大城市还是小村庄，他每到一处，都不放过发表公开演说的机会，热情洋溢地向听众介绍中国革命的意义和目的。起初，他要找一个为他主持会议的人都有困难，因为有人在施加压力，制造种种障碍，巴不得置这个敢讲真话的人于死地。然而，没过多久，赞成“不干涉中国内政”这个口号的人，在加拿大越来越多了。当他演讲到东海岸时，已经出现上百名大学生组织示威，抗议加拿大轮船装载军火运往中国。他们高呼的口号是：“中国不要子弹，要面包！”甚至，多伦多的一些牧师们，也散发请愿书支持这样的抗议行动。文幼章差不多整整演讲了一年，到后期，他的听众一次就成千上万，他还被邀请去给立法机关的议员们演讲。
文幼章深知，光靠演讲是不够的。那时，东西方之间的“冷战”一天比一天激烈，加拿大全国几乎为反共情绪所笼罩。从西方舆论宣传中，人们能得到的只是所谓来自“铁幕”、“竹幕”背后的恐怖信息，苏联和中国的形象遭到了严重歪曲。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传教士，他的良心强烈地呼唤他，必须努力使人们了解真实的情况。于是，从1948年1月起，他独自出版了一本刊物，取名为《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CANADIAN FAR EASTERN NEWSLETTER)，每月一期，少则四页，多则八页或十二页。他自己编写、自已打字、自己印刷和自己寄发。刊物的内容主要是依据来自各个方面的信息，专题介绍中国以及远东其他地区发生的变革。刊物的特色是它的编者能以犀利的笔锋和精辟的分析——作出解释，让读者能一目了然这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意义何在。久而久之，这本看起来不起眼的刊物，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其中包括那些愿意和中国做生意的加拿大商人。一些热情的朋友为他提供了纸张、油印机，还有人志愿代为分发给加拿大和美国的牧师、编辑、政治家、工会和农场组织。这个“通讯”虽然每期只销行几千份，但它的特定读者都是些有头脑的关键人物，被他们认为是了解中国和远东真实情况的一座桥梁。因此它所发挥的作用就难以用数字来表达。
《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成了文幼章坚持战斗的一块重要阵地。几十年如一日，他从未停止过从这块阵地上发出他的最强音，为了捍卫中国和亚洲人民的革命斗争，为了反对侵略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为了坚持一个真理。世界的形势在不断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更新，文幼章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一旦他发现错了，就予以纠正。他对于中国领导人十分尊敬，但是当他有不同意见时，依然直言不讳，因为他自信是真心实意与中国人民友好的。
到1992年年底，文幼章不得不在《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的第四十四年12月的一期上宣布：
这是我的最后的一期“通讯”。我现在已经达到94岁高龄，我的精力也衰退了，也是这个通讯该停刊的时候了。此时此刻，我正躺在医院里和肺炎作一场斗净，我已委托我的儿子文忠志为我编写这最后一期。
在我和我“通讯”的好朋友告别的时候，不由得心潮起伏，想起华兹华思的十四行诗《德顿河》，写的是一条反映时代、又使人清新的溪流：(以下仅系意译——张彦)
溪流依然在静悄悄地流过，将永远流下去
外形虽然未变，功能将永不消失……
我们人类，在我们青春年华斗争过
人的身躯总是要消失的，随它去吧！
足够了，假如从我们手中产生的力量将存在下去，
继续行动，为未来的时刻服务
自从《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宣布停刊后，表示惊讶和遗憾的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纽约的一位叫凯罗的牧师在信中写道：
“我怀着悲伤和理解的心情读到你的停刊决定。你一直坚持不懈。意见尖锐但富有建设性，对那些纠缠不休的人则是那样的宽大为怀”。
“你对于正义与和平，对于适当的革命，对于人类的斗争，所表现的那种强烈感，一直是启发我们当中许多人的一股力量。你能使人团结一致相互接受而不只是彼此同意的那种勇气和亲切感，依然继续在培育着无数的人们。”
“你不再策划战争，就没必要害怕和平运动！”
到1948年，世界冷战的阵势已经摆开了。二次大战后取代大英帝国霸权地位的美国，已经大肆吹嘘当今是“美国世纪”，它要从各个方面来控制这个世界。新拼凑而成的“北大西洋公约”,表面上看好像就是针对苏联的威胁。实际上是一个维护殖民统治的白人俱乐部。他们用原子弹进行讹诈。给世界人民带来的不是自由、和平、民主，而是战争。面对这样的形势，世界人民不能不高度警惕又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纷纷组织起来保卫和平。和平运动在北美的加拿大也应运而生，在1949年5月成立的加拿大和平大会上，文幼章当选为主席。
第二年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时，出席的代表已达一千七百多名，大小城镇已举行过数百次集会，有的一次参加者上万。尤其令人吃惊的是，“禁止原子弹”请愿书上竟有二十万人签名！
西方舆论工具攻击它所不喜欢的东西，惯用的手法就是给你帖上“共产主义”的标签，或者至少称你为苏联的“同路人”。对付文幼章，他们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达到使他不能容忍的地步。他回击道：“不能仅仅因为斯大林说了二加二等于四，我就不能说二加二等于四了。不能因为我在亚洲发现的情况使共产党人高兴，我就不能重述这种情况。”对于那些诅咒和谩骂和平运动的人，他的回答更是直截了当和毫不留情：“假如你不是在策划战争，你就没有必要害怕和平运动！假如你在谋划和平，你就没有必要结成军事同盟！”
▲1972年12月周总理在北京接见文幼章。
从此，作为和平运动的一个先驱者。文幼章的足迹遍及欧洲、北美和南美，在每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他的激动人心的讲话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一次，在离巴黎凯旋门不远的普来耶尔厅里，来自七十二个国家的代表济济一堂举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这是文幼章第二次来到法国。第一次，他是作为加拿大军团增援部队来的。那时，他曾亲眼看到1918年夏天的可怕的浴血战斗，加拿大军团的伤亡已达一万五千人。因此，他无限感慨地告诉大会的听众，他心中怀着对这些加拿大同胞的深切怀念。如果和平、民主和兄弟友谊不能成为把不同种族的人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他们的牺牲便失去了意义。但是。他直言不讳地承认。在北美大陆上争取和平和裁军的斗争是十分艰巨的。因为。加拿大的统治集团至少在思想上把那个国家同美国打算发动的任何战争连接在一起了，美国军队在加拿大实际上享有治外法权，正在悄悄地把它开辟为针对苏联的远程原子弹攻击基地。后来。他这个大胆坦率的发言、立即被加拿大的报纸指控为“危险地近于背叛！"
1951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世界和平运动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文幼章更加繁忙地奔走于华沙、柏林、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反对侵略战争，呼吁恢复和平。一直在监视他活动的美国情报机构，虽然攻击他是“一个危险的共产党宜传家”,但又不能不承认他的演讲是“有说服力的”，“他的大量听众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激进分子，而是虔诚的教徒。”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终于出现了对他实行扣押的卑劣手段。一次从欧洲参加和平会议回到蒙特利尔机场，文幼章就被警察无理地带进小屋，被迫脱下衣服，交出所有衣服和财物，并把一切文件扣留。尽管文幼章向司法部长提出强烈抗议，得到的也只是所谓“按照有关海关条例办理”的敷衍回答。虽然像这样的事发生过多次，却丝毫没有降低文幼章为反对战争和保卫和平而奋不顾身的热情。
文幼章平时为人和蔼可亲，但却容不得半点邪恶。当他听说美国军队正在朝鲜战争中秘密试验绝灭人性的细菌武器时，他暴跳如雷。于是，随即又投入了另一场新的战斗———谴责细菌战争。
究竟谁是“头号国民公敌”？
为了调查是否确有细菌战的事实，文幼章不顾中国东北的严寒，亲自来到冰天雪地的沈阳，并且深入乡村屯子向身受其害的农民寻找证据。他看见了从美国飞机上扔下来的带有传染病毒的昆虫、鸡毛、干枯树叶和田鼠。在医院和实验室里，他翻阅了实地观察的报告和结果。报告说，十天之内那里发现十三个脑炎病例，而在东北过去从未有人得过此病。还有报告说，美国飞机从空中喷洒带病毒的尘土和胶状物。这些地方发现的细菌是引起肉中毒的致命毒素。究竟因此而造成了多少死亡，中国军方没有透露数字，因为他们不想让美国指挥部了解他们搞生物战的效果细节。但是，文幼章在他所写的报告中说，有人告诉他，这种空投毒素的结果，曾经使一个小地区三周内就有44000人受害。
在这次调查中，文幼章还特别请教了正在那里进行实验的几位国际知名的中国科学家，他们让他看了他们所作的实验报告，足以证明美国正在对中国和朝鲜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实验。他们肯定认为，除此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结论。
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以后，文幼章向加拿大外交部长发了电报，报告他的调查结果，并强烈要求他“抗议这种违反联合国协议的可耻行为”。紧接着，他在沈阳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了他在调查中所发现的一切事实。他告诉记者，他也不敢相信有人居然会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来——他知道别人也不相信这一点，但他不能不相信摆在他面前的证据。不过，他未去朝鲜作进一步调查，是因为那样做很可能被人援用法律指控他“叛国”,因为加拿大参加了朝鲜战争。当有记者问到加拿大是否卷入美国的细菌战时，文幼章说，他对具体情况毫无所知，然而考虑到两国间有共同防御协定，以及加拿大的寒冷气候适合于培养抗寒的带菌昆虫，他推测，加拿大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卷进去了。
这个记者招待会被报导出去以后，立即在加拿大引起爆炸性轩然大波。报纸社论和一些知名政治家纷纷指责文幼章是破坏加拿大在朝参战。有的甚至说他“叛国通敌，蛊惑人心”。有一位保守党的国会议员，激动地建议“开除他的国籍，不准他回加拿大！”
对在国内已经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一无所知，文幼章夫妇踏上经莫斯科、布拉格和伦敦回国的旅程。一路走，他们还一路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细菌战的罪行，尽管报纸上的标题已经写的是：“等待着文幼章的是监狱”。令他们十分兴奋的是，国内的和平运动工作并未因此而削弱了斗志，相反，加拿大和平大会的执行委员会已经决定在多伦多体育场举行群众大会，由刚刚归来的文幼章作报告。
对于那次群众大会，许多人都预料将成为一场灾难。大约有一万人涌进会场，不少人怒气冲冲带着鸡蛋、西红沛、鞭炮、标语牌而来，显然是来进行破坏的，就是不想让你把会开成。和平支持者们也早有准备，五百名志愿前来维持秩序的积极分子满布会场各个角落，都是些强悍的工会会员。谁敢轻举妄动，他们的拳头是不会饶人的。因此，除了有过小小的冲突外，会议一直在热烈情绪压倒一切的气氛中顺利进行到最后。▲1952年郭沫若副总理欢迎文幼章到北京。（图缺）
出人意外，年过八旬的文幼章的父亲文焕章也步履蹒跚地登上了主席台。这位早已退休的前联合教会主席，平时已很少露面，尤其是在与他的儿子同时出现的情况下。今天，他却主动来了，而且精神抖擞地发表了十五分钟妙趣横生的即兴讲话，向大家介绍他的这个被报界攻击为“头号国民公敌”的儿子。他以老当益壮的洪亮声音宣告：“我丝毫不觉得介绍自己的儿子有什么不光彩，我认为我比任何人都更有义务把他介绍给社会。”他说：
过去几个月中他受到了中国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这是加拿大人在中国受到的最隆重的礼遇。……然而，当他离开那个热情的国家返归故里时，却成了国民的头号公敌。我不相信加拿大人民的本意是要让他蒙受之拝的奇耻大辱，无论如何也不相信……
设想一下当时他眼睛里的世界：一边是法老，另一边是摩西，二者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一边是对人民的奴役和剥削，另一边则是摩西勇敢的呼声：“让人民主宰自己的命运！”文幼章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支持法老，要么追随摩西，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
文幼章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你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就必须面对当前的现实。假如他只是滔滔不绝读昔日的先知、殉道者和古人，他们决不会把他当作什么“头号公敌”了……但是，麻烦就在这里，他看到所有的先知都是面对当时现实的。你们都知道，圣经中谈到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法老，现实生活中的摩西。……其结果，这就成了我儿子面临麻烦的根源。他说：“如果在摩西时代这是正确的。现在也是正确的；如果在其他地方是这样的，在中国也应如此”。……
这就是我今晚要对大家讲的话。尽管那些狮子们还在嚎叫，他今晚仍然是一个好孩子。大多数狮子伸出来爪子已被切掉了，但他们还住着铺有地毡的洞穴。不管怎样我依然为他而感到骄傲。我相信，当他回到多伦多时，人们将给予他抛彩带的盛大而隆重的欢迎！
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传教士的讲话，被人称赞为“一个绝妙的、感人至深的文献”，并且为整个大会定下了基调。它深深地打动了加拿大人的集体意识。不管他们是基督教、犹太教，还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1952年3月文幼章在中国东北调查美国进行的细菌战时，于沈阳附近会见中国消毒人员。
文幼章所作的关于中国的报告长达一个多小时。从头到尾生气勃勃。尽管面临着强大的压力和威胁。他仍然毫不留情地谴责在朝鲜的“无法无天的美国军国主义者”，指出这些“战争狂人”正在利用细菌战去杀害人民。他要求与对他人格和忠诚进行攻击的议员当面对质，却遭到拒绝。他笑他们的指责“来如猛狮，去如羊羔”。他嘲笑那些加拿大报纸编辑老爷们对他的情况的报导，是“对我进行缺席审判。随心所欲地加我以各种罪名”。
文幼章的演讲结束以后，全场起立报以经久不息的雷鸣般掌声。连右翼报纸也不能不承认：“文焕章父子使人感到一种真挚的情感和对他们事业的正义性的崇高信念。”和平大会当场的募捐，一夜就超过五千加元。
这场政治风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有的报纸还在不断叫嚣：“如果连文幼章都不算犯叛国罪。那什么还能叫做叛国？”但加拿大政府却始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时，许多人都觉得这是个不解之“谜”。
这个“谜”,直到整整三十年后才被真正揭开，而且是被美国政府公布的档案所揭开。它终于承认在朝鲜战争中确曾有过细菌战，而且加拿大曾经在细菌战的研究和发展中与美国及英国有着“密切联络”。档案还揭露，加拿大早在1948年就已参加了在加勒比无人地带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的试验。
于是，1982年8月12日，曾经决定将文幼章开除出教会并以决议形式谴责文幼章的加拿大联合教会，终于在蒙特利尔举行的29届理事会上。通过决议向文幼章道歉，对他为和平和世界正义事业所作的忠诚而英勇的贡献表示肯定。
历史在他的一边
尽管这一历史事件的平反昭雪在加拿大舆论界掀起过一阵热潮。在文幼章本人身上却并没有引起什么强烈反应。在他看来，事情本来就应该如此，当时如此。现在依然如此。他从不为自己蒙受不白之冤而“苦恼”，因为他认为一生中要为之奋斗的事情那么多，哪还有精力去“苦恼”！？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我们为过去而去斗争，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未来。”
这时候的文幼章虽然已经八十好几，但毫无告老休闲之意，依然斗志昂扬，不减当年，人们都说他是：愉快的战士在继续前进。有关世界和平与裁军的问题，他总是尽一切可能发表自己的见解，与他认为不正确的意见展开辩论，无论是这种意见出现在加拿大，在国外。还是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在他心目中，要保持世界人民共同渴望的和平环境，斗争就永远不会终止。他忠告人们：“不要以为，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轻松地说一声：感谢上帝，我们总算达到目的地了，我们现在可以歇口气了。”文幼章的一生，就是这种战斗不止精神的化身。向他发动攻击的反对派。一个个都已经离开了人世。他却继续在坚持战斗。
多伦多文幼章所在地区的威廉，费普斯牧师说：“文幼章已经成为新一代和平工作者获得精神力量的源泉。每个星期日，除非他到别处去布道，他都来这个教堂。他依然参与辩论，在思想上影响着与他相距两代的和平委员会的积极分子。”
文幼章的一生，已经在中国与加拿大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宏伟的友谊的桥梁。无论是否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他的心没有一天不是和中国人民的心紧紧相连。当中国出现了天灾人祸，他总是忧心忡忡；中国兴旺发达了，他就由衷地感到高兴。
1989年，国际风云突变。西方世界因天安门事件而在中国上空布满的阴云尚未散去。以推倒柏林墙为标志的苏联东欧剧变正走向高潮。文幼章密切注视着局势的急剧发展。回顾自己亲身经历的本世纪的风风雨雨，想得很多很多，沉默了好一段时间。他在想些什么呢？当时，我正在美国讲学，临回国时收到他从多伦多寄来的一个作为临别赠言的录音带，其中有这么几句语重心长的话：
苏联东欧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动摇我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信心。我一如既往深信不疑，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目标。我个人对前途是乐观的，我相信社会主义必胜。……但是，我最不能容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也出现了腐败。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及时的纠正，那共产党就真正要出现危机了。……中国革命，总的来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如果中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继续前迸将受到很大影响。
后来。我又收到过文幼章夫人爱娜寄来的一封信。转来了文幼章所写《对每个中国朋友的一个建议》，从中可以更加看出他对中国的殷切期望。她说：“我找到了他所写的这个短文，我想他是想把它寄往中国的，但是始终没有寄出。所以我现在把它寄给你，也许你能适当加以处理。”这篇短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你们肩负着一个重要的贲任——建设一个很好的社会主义。要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宗教的最好教导，去建成一个民主的、人道的、有道德的和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社会。
1993年8月，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文幼章九十五周岁寿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特别授予他这位中国最忠诚的老朋友以“人民友好使者”荣誉称号，表彰他为促进中加人民友谊所作的十分突出的贡献。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在致文幼章的祝贺信中写道：
您已经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放、钦佩和赞赏。无论从哪方面讲，您对于这个称号都是当之无愧的。这个称号代表着中国给予那些终身从事于促进人民与人民之间友谊的光荣事业而又长期令人信赖的朋友的最高荣誉。
▲1980年文幼章同爱娜在他们多伦多家中。
当中国大使将红色的荣誉证书送到文幼章手中的时候。这位长期卧病医院的老人露出了很久以来没有过的惊喜和微笑。可以看出，这给他内心里带来了多少温暖和安慰。
不幸的是，在距离他九十五岁生日只差二十七天的1993年11月27日，文幼章为他的信念劳累了一辈子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了。他在离开人世的时候，十分平静，没有一点痛苦，像是在长眠。这时候，了解文幼章的人们。只会感到，这个“愉快的战士”，已经进入另一个世界去进行他的战斗了，他依然是他们效法的榜样。对于教会的会众来说，他也是他们的一线希望——一个敢于走另一条通向天国道路的基督教人士，他既具有对基督的强烈信念，又敢于面对新的真理并在实践中检验这些真理。
文幼章走了，但给加拿大、中国以及全世界所有知道他、了解他和景仰他的人留下了无限的思念，直至永远。遵照文幼章的遗愿，1994年4月，他的夫人爱娜、儿子文忠志和女婿苏维廉，带着他的骨灰回到他的第二故乡中国，在他最喜爱的中国乐曲声中将它撒在曾经养育过他的大渡河里。在北京，在成都、在他出生的乐山，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文幼章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尾声
人们常说：“知子莫如父”。其实，又何尝不能说“知父莫如子”呢！在北京举行的文幼章纪念大会上，他的儿子文忠志所作的一篇很有深度的发言，就是一个例证。我愿引用其中的几节，以资读者对文幼章的了解，并作为本文的结束：
文幼章一生工作中，一半是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另一半是参与二次大战后涌现的世界和平运动。所以，他的一生是很容易划分的。然而，要弄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做，却并不那么容易。
1975年，我曾随父亲来中国收集为他写传记所需的材料。老革命乔冠华(当时的外交部长)在回忆1949年解放以前那些革命战争的岁月时，曾经说过：“在那个斗争中，文幼章是我们的战友。”
听到这个评语。我自然为我的父亲感到骄傲。但是，我的脑子里立刻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个加拿大的基督教传教士怎么能赢得无神论者的喜爱、并成为中国革命的合作者呢？或者，换一个角度来提问题：是什么使得文幼章与他的大多数教会同事们拉开了距离呢？
我认为，当时的西方教会，错过了一个与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人类进步共同前进的时机，因为他们没有能使自己的思维框架与当时中国和殖民地世界正在兴起的新生力量相沟通。与这种失败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传教士文幼章。由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普通一兵，在加拿大联合教会华西分会工作了整整二十二年，与像吴耀宗这样杰出的基督教领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以及和中国革命者们在行动上的团结一致，所有这些经验加在一起使他得出一个结论：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如果正确地去加以理解，他们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虽然它们为各自目标所作的描绘却很不一样。许多基督徒接受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并没有什么困难，他们可以以此来描述上帝的工作方式，正如他们在接受进化论理论时也没有什么困难是一个道理，并不比共产党人差多少。基督徒也相信，一个社会里，人的相互需要与合作终将取代贪婪和无情的竞争，最后必将成为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显示出耶稣的精神和教导。假如教堂过去曾经利用封建社会的外表装饰，假如曾经有过坚持异议的资产阶级基督教，那么,在将来。难道不能有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督救？
当然，还有些别的因素，也许有助于解答乔冠华这一说法所引发出来的问题：为什么文幼章能使自己与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革命结合得那么好？应该说，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开朗果敢性格，有时候甚至不顾后果和缺乏耐心但很敏锐，此外他还具有相当的领导素质。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出生在中国，并且作为成年人回到中国工作时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更重要的是，他从儿童时代起就克服了后来可能成为一种工作障碍的种族优越感。
另一个因素是文幼章这个特定的基督教家庭对他的教养，尤其是他父亲文焕章对他的影响。文焕章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主张继承旧约里的有预见性的传统和开明的神学观点。文幼章还深受社会福音的影响，强调耶稣是个历史上的人物，他具有圣洁的思想，但不是神；他是一个人，不顾当时的世俗习惯，总是在安息日去为人治病，向穷苦人传播福音。在这个意义上，文幼章对中国民族和社会运动所产生的积极响应，正是出自他作为传教士的天职，是与他十分重视的基督教传统一脉相承的自然产物。
最后，他的思想趋于成熟和他与一些中国革命者的亲身接触有很大关系。他逐渐明白，在这世界上，还有另一种传教士——共产主义传教士，他们对于社会公正的关切以及他们的道德观念，都与基督教的很类似。当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严重腐化了，饿死新兵，越来越背离人民。文幼章就越是被他所认识的年轻中国革命者所吸引：他们的正直性格，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对于奋斗目标的忠诚。以及他们在生活上的简单朴素。他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他们。在成都。在重庆，以及在上海都是如此。当他1947年离开中国回加拿大的时候。他们向他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感激：
“你的汗和我们的流在一起。你的血也和我们溶在一起！”
中国驻加使馆人员赠“人民友好使者”证书时与文全家合影。
后记
文幼章是我十分敬重的老友之一。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45年年底在成都浩浩荡荡的“反内战要和平”的学生游行队伍里。当时，我们几个来自西南联大的学生代表，举着悼念在昆明“一二一运动”中死难四烈士的花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和我们一起高呼口号并肩前进的，就有十分引人注目的外国教授文幼章。从此，我和文幼章结成了莫逆之交。以后的几十年里，在成都，在重庆，在上海，以及解放后在北京和国外，我们在宣传领域里长期保持着联系和相互支持。我是他的《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的忠实读者，注视着他在极其复杂的斗争中的一言一行。他自己也坦率承认，他多次犯过错误。但是，人们看到，他走的每一步，都出于他的信仰和当时的认识，没有半点私心。
他执著追求真理的一生。对于我一直是一种鞭策和鼓舞。将他的很不寻常的事迹，就我所知系统地完整地写出来公诸于世，是我多年来的愿望。这篇《奇人文幼章》,本是去年秋天为了准备祝贺他九五大寿而写，没有想到却变成了一篇悼辞。不过。对于这样一个特殊人物而言，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虽死犹生，他永远都活在人们心中。他的高大形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参考了文忠志为他父亲所写的传记《文幼章传出自中国的叛逆者》，它给了我极大帮助，使我从中得到很多启发和资料。这是一本思想境界很高的作品，也是对促进文幼章终身从事的中加人民友谊和世界和平事业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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